1.开始红学研究之旅

    1970年以前，冯其庸一直在红卫兵监管下“劳动”，时时遭受批斗。到这一年3月，他同人民大学的老师们被发遣到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思想改造，落户在刘家站李下基村。初到这里，他曾赋一诗：三月一日，余自京来江西干校，行前京中严寒，大雪盈尺，四望皆白。车过长江，则见荠麦青青，春在溪头矣。车入江西，更见碧桃含苞，垂柳摇金，已是春满溪山，喜而赋此。

    半世浮名误此身，今朝解羁踏征尘。

    冰天雪地方经过（来时京中方严寒大雪），桃李春风满眼新。

    白发偷闲初上鬓（余年来始见白发数茎），丹心百炼见真醇。

    问君南下意何似？誓作江西社里人。由诗中所写可见其心情比起前一段轻松多了，因为终于能和大多数老师一起参加活动，不再作为“另类”接受监管了。虽然隔一段时间也会开一次批判会，但是和北京那种杀气腾腾的批斗会不一样了。在干校，除了政治学习外，每天干活，垦荒地，种水稻，采茶叶，打石头，无所不做，和农民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这些农活，他差不多样样在行，挑茶叶担，七八十斤，上百斤，可以一下挑到家，因为他能换肩挑而中途不落地；水稻插秧更是行家里手，经常教给别的老师怎么操作。

    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苦，冯其庸不太当一回事，苦恼的是与学术绝缘，书没的读，有书也不敢读，有人把一部《红楼梦》偷偷带到干校，被人发现，竟然遭到批判。在干校一晃就是三年，回想“文化大革命”后这么多年做不成学问，时光就这样虚掷，他郁闷极了。

    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第五章红学研究艰难始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假日曾到庐山、鄱阳湖湖口一带调查陶渊明、黄庭坚、周瑜等人的历史遗迹，曾到铅山调查辛弃疾的遗迹，还曾到桂林、阳朔、泰安、泰山等地调查，使他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为以后的学术调查奠定了基础。所以他常说干校对他来说是另一种学习。

    1972年底回到北京以后，冯其庸开始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继续钻研学术，恰好不久传达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些讲话，开展起“评红”运动。1974年，时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袁水拍亲自登门来找他，商量在文化事业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便建议校订《红楼梦》。袁水拍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于是请他起草报告呈送国务院。获得批准后，从全国各地抽调学者组成了《红楼梦》校订小组，隶属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组长。在这个万马齐喑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冯其庸终于非常智慧地抓住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展学术研究了。从这一刻起，他正式开始了几十年红学研究的历程。

    当时，《红楼梦》问世已经200多年，红学史也已超过200年。在漫长的红学史上，出现过评点派、题咏派、索隐派、考据派、评论派等等形形色色的研究派别，各种形式的研究成果真可以说汗牛充栋。围绕这部小说的各种问题都有所探讨，可是由于资料缺乏，所有问题又都好像笼罩着一层迷雾，许多悬案仍然扑朔迷离。

    冯其庸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从哪里下手来进行研究呢？他认为，作品研究离不开“知人论世”，《红楼梦》是以曹雪芹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开描写的，当然就更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则，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深入下去。于是，他选定曹氏家世作为研究的突破口。

    曹雪芹家世研究实际上早已有人做过，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书对曹雪芹和其祖父曹寅的考证，可以说是这一研究的奠基之作。其后是1931年《故宫周刊》上发表的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对曹雪芹的家世做了进一步的考证，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说。到20世纪50年代初，周汝昌在他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考证了曹姓的20人，并进一步考证了曹雪芹的祖籍为河北丰润。此后，这一“丰润说”广被接受，毛泽东有一次对老家为丰润的吴德开玩笑说：“你是曹雪芹的老乡啊。”可见他也肯定了这一说法。

    但是，从文献看，“丰润说”存在明显漏洞，胡适很早就提出了不同看法。1963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展出了一部《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谱上赫然列着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名字，于是有人据此提出了“辽东”说，对“丰润说”表示了异议。不过由于缺乏详细严密的考证，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丰润说”。

    冯其庸决定从两种说法的矛盾之处入手进行探索，不迷信，不盲从，只信从史实和真理。“丰润说”已经有人详细论说，而那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尚未经过认真考察，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后人伪造的呢？不搞清楚这一点，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便无从判断。于是考辨清楚这部宗谱的真伪，显然就成为解开全部谜团的第一环。

    这部宗谱，冯其庸当年隔着玻璃柜见过，后来曾送到香港和日本展出，之后就“迷失”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它是否还在世上？若有幸还在，茫茫世界，藏身何处？可知要想搜寻到它，谈何容易！然而仿佛是上天要帮助找到这部宗谱的真正的识宝人，一个偶然的机缘，冯其庸得知原藏此谱的曹家，还藏有此谱的另一抄本。经友人介绍，他得以认识了曹家后人曹仪策，并从曹仪策那里借到了这部抄本。

    借到宗谱的冯其庸大喜过望，花了一个月把它誊抄下来。但是又产生问题了：这个抄本和1963年展出过的那个抄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的内容是否一致呢？这样看来，不找到展出过的那个抄本终究是不能让人放心的。冯其庸下定决心，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找到它。这一次的寻找可是大费周章。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终于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把那个本子也找出来了。经过对照，发现两个本子除了所用纸张不同外，谱文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展出过的本子是正本，这个本子则是底本。

    于是，从1975年秋末起，他开始了对这部宗谱的考察。然而如何才能辨明它的真伪呢？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首先必须抓住谱上的人物，如果能够查证出谱上这些人物的史料，以之来与谱文所叙的内容对照，那么这部宗谱的真伪以及它的史料价值自然就可以得到确定的答复了。

    目标确定以后，冯其庸便开始了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的苦苦调查与搜索，犹如大海中寻宝，经常有付出千辛万苦却空手而归的沮丧与懊恼，然而也会有淘尽沙砾、猛然发现珍宝的激动与喜悦，经过整整三年，这一工作才告初步结束。三年的青灯黄卷冷板凳，换来了超出意想的丰硕成果，大大丰富了曹雪芹家世的文献资料，证明了《五庆堂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其中的许多人物都于史有证，班班可考。在此基础上，冯其庸利用每天深夜和凌晨，完成了30余万言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新考》用确凿的史料和严谨细密的剖析，考证了曹雪芹的上世和《曹氏宗谱》的纂修者五庆堂的上世是同宗，他们的始祖为同一个人，即明前期“入辽”的曹俊。曹俊有五个儿子：升、仁、礼、智、信。五庆堂是三房曹礼的后代，而曹雪芹则是曹礼的亲兄弟也就是四房曹智的后代。书中对于“三房”曹礼的后代考证尤其详实，冯其庸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诗文集，共查考出21人。这些文献资料证明了曹雪芹的祖籍确是辽阳，而不是河北丰润。至此纷争了几十年的问题有了确切的结论。此外，他还从清代官方文献《清太宗实录》中发现了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的纪录，这是关于曹雪芹上世的最早最可靠的直接的史料；还从康熙年间所修地方志中发现了两篇《曹玺传》，考证出曹雪芹曾祖及其上世的许多事迹，正是在这个《曹玺传》里明确写着曹锡远、曹振彦“著籍襄平”，襄平也就是辽阳。后来又查到了多种顺治年间的地方志，职官表中都记载着曹雪芹五世祖曹振彦的籍贯是“奉天辽阳”。通过所有这些发现，再结合《五庆堂谱》以及其他人已经做出的研究，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大致可以连成一条线了：曹雪芹的上祖世居辽东，即辽阳。在明朝与后金的早期战争中就已经归附了后金。等到皇太极天聪八年，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已经由佟养性的旧汉军归入到多尔衮的满洲正白旗，并且担任了“旗鼓佐领”——一个统领300人的军官，以后随多尔衮入关，因战功屡屡升职，成为曹家发迹之始。之后，其子曹玺的妻子孙氏当了康熙的奶妈，康熙继位后，曹家就飞黄腾达起来。曹玺担任了苏州、江宁织造，死后曹寅继任这一肥缺，并且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康熙六次南巡，曹寅四次承办接驾大典，曹家达至“烈火烹油”之盛。但是由于接驾耗费的巨额亏空，也埋下了祸根。曹寅之后，曹颙、曹頫相继继任。雍正五年末曹頫被抄家革职，曹家从此败落，六年初，曹家回北京，曹雪芹时年虚岁14岁。雪芹生于荣华，中经巨变，历尽沧桑，对于人情世态体味非常深刻，而又博学通识，才华富赡，胸多波澜，笔无窒碍，于是以自身经历为素材，完成了《石头记》即《红楼梦》这部绝世之作。

    “辽阳说”的确立，其意义不下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设想，如果曹雪芹的祖籍不是在辽阳，那么，其祖上就没有了特殊的发迹机遇，也就没有了后来飞黄腾达的曹家，也就没有了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当然也就没有了这部伟大的奇书《红楼梦》！

    2.第一本红学版本研究专著面世

    差不多就在冯其庸研究曹雪芹家世的同时，他也开始了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

    对《石头记》早期抄本的研究同曹雪芹家世研究一样，是研究《红楼梦》绕不开的前期工作，因为曹雪芹生前曾对《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身后又有别人的补作改写，因此不研究《石头记》的早期抄本，就不能明了《石头记》的真相。

    《石头记》的早期抄本一共12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围绕这些抄本的许多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和困扰着红学家们：这些抄本的底本来自哪里？它们的抄主是谁？抄成于哪一年？这些抄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冯其庸也在苦苦思索着这些问题，寻找着答案。

    他对早期抄本的研究是从“己卯本”《石头记》开始的。己卯，为乾隆二十四年，这是“己卯本”的底本写定的年头，那一年，曹雪芹还活在世上。这个抄本原为董康、陶洙收藏，解放后归北京图书馆，但只存留下来三十八回。1974年12月下旬，历史博物馆发现一册《红楼梦》残抄本，有三回又两个半回，请吴恩裕先生鉴定，吴先生怀疑这个残抄本正是“己卯本”早年散失的一部分。他邀请冯其庸一起研究。他们一致的看法是，要解开疑团，别无他途，只能老老实实查核原“己卯本”，两相对照比较。于是到北图借出原“己卯本”，从纸张、抄写格式、版式、抄写笔迹、避讳字等等方面一一细心比较，特别是避讳字，做了逐字逐句的查核。结果，有了一个堪称为奇迹的发现，不仅证实了这个残抄本确实是“己卯本”早年散失的部分，而且弄清了“己卯本”原来是怡亲王府的原抄本。这个怡亲王是谁？他是康熙的第十三个儿子允祥，与雍正的关系最为亲密，雍正朝时号称为十三爷。雍正八年死了以后，其子弘晓袭封王爵。“己卯本”和残抄本上有允祥的“祥”字和弘晓的“晓”字的避讳，当时只有怡亲王家，才需要避讳这两个字。冯其庸还寻找出一部《怡府书目》的原抄本，书中也同样避讳这两个字。这些情况毫无疑问地证实了“己卯本”是乾隆时怡亲王府的一个原抄本。于是这个“己卯本”就成为十二种《石头记》早期抄本中迄今为止唯一知道抄主是谁的本子。

    更有意思的是随之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即怡亲王府所抄的“己卯本”的底本来自什么地方？让人联想翩翩。我们知道，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的时候，《石头记》尚未流行开来，在己卯之前，也还只有一个“甲戌本”，所以它的底本除了曹雪芹原稿外，外间还无过录本。而根据史料可知，雍正时，曹家曾归怡亲王管，怡亲王对曹家多有关照，所以从老怡亲王允祥起怡府就和曹家关系比较密切，由此推测，第二代怡亲王弘晓直接从曹雪芹或者脂砚斋借出“己卯本”的原稿本来组织人力进行过录，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因为这个本子是多人合抄的，所以必须严格按照原书的行款抄写，才能合成一书，因此无意中这个“己卯本”又保留了曹雪芹原稿的面貌，那么其价值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1975年3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恩裕和冯其庸合写的论文《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立即引起红学界的重视与反响。

    研究了“己卯本”之后，冯其庸紧接着又转向研究“庚辰本”，这是直接同校点《红楼梦》这项工作相关联的。他在刚刚参加《红楼梦》校点小组、接受校点工作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任务。在此之前，一般读者见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用“程乙本”作底本校点的《红楼梦》，然而这部《红楼梦》并没有经过认真的整理。俞平伯先生搞过一个用“戚蓼生本”作底本的《红楼梦》，但“戚本”经过后人修改，同曹雪芹的原稿本出入较大。那么，现在要校点《红楼梦》，该用什么本子作底本呢？这是校点工作最先碰到的问题，是决定校点成败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整理出来的《红楼梦》是否最大限度地接近曹雪芹原稿，是否能最准确地反映曹雪芹思想。当时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争论非常激烈。冯其庸主张用“庚辰本”作底本，“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花一年时间抄写的就是这个本子，对这个本子是很熟悉的。可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本子？有人说你得拿出充分的根据来，拿出文章来。

    就在大家对用什么本子作为底本争执不下的这段日子，一件历史大事发生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十年浩劫这一页翻过去了。《红楼梦》校订小组的很多成员调回原单位，校点工作一度停顿。冯其庸便利用这一段空闲，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庚辰本”。他把这个本子拿来同“己卯本”对照，采用的仍然是老老实实、一句一句对照着读的办法，一点也不敢取巧。连续数月每天工作到深夜，到1977年5月，结果又有了重要发现：“庚辰本”和“己卯本”两个抄本百分之九十六七都一致，连错别字、空白处都一样，多余的词句也照样抄下来，还都保存着“祥”字的避讳。所以说“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绝无问题，“庚辰本”实际保存了“己卯本”的全部款式和文字。

    当冯其庸刚刚发现和揭示出两个本子之间特殊的共同之点时，他的内心真是欣喜无量，因为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发现两个珍贵的早期《石头记》抄本之间的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其意义非凡。刚才提到过，“己卯本”只有三十八回，加上残抄本的三回又两个半回，也只有四十一回多一点，是曹雪芹原作的一半左右，而“庚辰本”却有七十八回，是现存乾隆抄本中最为完整的。发现“庚辰本”是全照“己卯本”抄的，等于说“庚辰本”包含了“己卯本”。因此，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现存的其他抄本都无法和“庚辰本”相比。庚辰是乾隆二十五年，大家知道，曹雪芹逝世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就是说，“庚辰本”抄定的时候离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比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所以可以说，这个“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本子，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本子。而且，这个本子上还保存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大量批语。因而，完全有理由说，“庚辰本”是现存《石头记》乾隆抄本中最好、最珍贵的一种。

    于是，冯其庸根据以上发现，开始每天伏案写作《论庚辰本》，原来准备写一两万字，但随着问题的展开与深入，篇幅不得不扩展，最后写成了十万多字。他动笔于1977年5月20日，到7月23日凌晨写毕。按照老习惯，他没有立即将书稿发出，而是放了一段时间，复读了数遍，确认没有遗憾之后，才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久即得到通知，该出版社决定出单行本。正在这时，他的一位老朋友、香港《大公报》的名记者陈凡来看望他，见到了书稿的复写件，非常欣赏，拿去抢先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连载了62天。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这本书。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本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因而很快就在海内外红学界引起轰动。

    《论庚辰本》发表以后，庚辰本与己卯本之间存在着特殊密切关系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红楼梦研究所的同仁们完全接受了采用“庚辰本”作为底本的意见。几年后，由冯其庸担任主编的新校注本《红楼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亲自写了书评，称赞此书可以作为“定本”。至今，这部校注本已经发行了350万套，成为目前影响最大的《红楼梦》整理本。

    今天，当我们回顾冯其庸在“文化大革命”最后三四年的经历时，你会发现，这段光阴他没有虚度，在《红楼梦》研究上，他孜孜矻矻，钻研不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在曹雪芹家世与《红楼梦》版本研究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受到海内外红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而那几年里，要想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极端困难的，“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猖獗得很，“极左”思潮笼罩着思想文化界。真正严肃的学者们被长期以来的批判、批斗吓怕了，“口将言而嗫嚅”，不敢接触学术问题。而无视文献资料与基本事实，甚而至于任意割裂文献，篡改历史的极端恶劣的学风与文风依然盛行。因此，学术界实则一片荒凉。冯其庸之所以能够在如此恶劣的学术环境下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一是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评论《红楼梦》的运动，并且搞的是基础性研究，让那些极“左”分子很难抓到把柄。二是因为他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服从事实与真理，绝不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绝不搞虚假浮夸与投机取巧。他曾经说，尽管“四人帮”想利用“评红”运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事实并不会完全如其所愿，这叫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而你的那一套虚假不实，根本站不住脚，很快就会雪融霜消，露出真相。但真理性的东西却任何人也掩盖不了，事实永在，真理永存，实践将证明一切！历史将证明一切！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