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高产期

    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未能彻底清算流毒甚深的“左”倾错误。因此，人们普遍还心有余悸，未能挣脱迷信的蛛网。

    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一出，举世皆惊，绝大多数人拥护文章观点，大呼痛快，但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

    冯其庸积极参与了这次大讨论，很快就写出了《打碎枷锁，解放思想》一文在《文艺报》上发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他在去年撰写《论庚辰本》时就已经两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书结尾云：“究竟是谁的意见比较地符合这些版本的客观实际情况，这要由客观实践的检验来加以鉴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序言云：“我坚信科学上的是非真伪，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自信而只能由客观实践来检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上面说过，这本书完成于1977年7月23日，序言写得稍晚些，写于1977年10月28日。也就是说，冯其庸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那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早了差不多10个月。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人们的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从此，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开始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冯其庸的心情变得格外轻松和振奋，从此再不用顾虑有人乱扣帽子，学术环境比起解放以后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好得多，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学术研究了。这时他已经55岁了，他有许许多多学术研究的构想与计划，急欲一一实现，故有一种紧迫感，想尽力将过去耽误的一切弥补回来，在有生之年做出更大的成就。他在1979年7月25日撰写的《逝川集》后记中有一段话吐露了自己的心情：孔老夫子曾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的这点时间观念，还是值得称赞的。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现在似乎还有一种习惯，不大珍惜时间，这种情况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总归是不好。……“文化大革命”中，每当我读到“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的名句时，常常瞿然而惊，奋然而起，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我常常发出痴想，我认为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一辈子消费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来说，应该把这些消耗的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产品，司马迁一辈子的消耗，转化为一部伟大的《史记》，杜甫一辈子的消耗，转化为一部《杜诗》，曹雪芹一辈子的消耗，转化为一部《红楼梦》，他们实在无愧于劳动人民的供养，他们为我们伟大祖国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冯其庸按照设想，开始既有条不紊又分秒必争地去解决一个个学术课题，经常是一段时间内几件工作同时展开，放下这件即拿起那件，时间总感到不够用，尽管已经年近六十，仍然像年轻力壮时一样勤奋刻苦。他写文章有个习惯，通常总要署明作时，翻检一过，你会发现，其多数文章都是写到深夜，例如《陈从周〈园林谈丛〉序》末署：“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夜二时半写毕于京华瓜饭楼”，《〈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末署：“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夜一时写毕于宽堂”，《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末署：“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十时二十分写毕于京华宽堂，一月十日深夜二时改定，一月十六日深夜二时再改定”；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写作，例如《关于曹雪芹的几个问题》：“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旧历戊午中秋后二日凌晨写毕于宽堂”，《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一日凌晨草毕于京华宽堂，四月十九日凌晨改定”，《徐刚〈诗海泛舟〉序》：“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凌晨五时序于宽堂”；节假日别人都休息了，他照常工作，例如《〈红楼梦〉研究必须贯彻实践检验的精神》即作于1979年的元旦之夜，《读屺瞻老人的画》即作于1984年的中秋之夕；到外地开会、讲学或考察，本来已经很紧张了，他仍抓紧点滴时间赶写文章，例如《〈春草集〉序》就是1979年2月10日夜2时作于昆明翠湖宾馆，《〈逝川集〉后记》是1979年7月25日夜2时作于承德避暑山庄，《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一书的序言更有意思，它是1981年7月8日夜起草于北戴河，同年7月30日改定于甘肃敦煌莫高窟旅次，10月21日夜3时再改定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寓所。

    在长途旅行途中，冯其庸脑子也不闲着，好多作品就产生于舟车之中或飞机之上。例如其长篇歌行《黄山歌》就是在南京至宿州的火车上，为破“岑寂”，口占而成的。另一长篇歌行《屺瞻老人歌》是从大同返京途中，因“车中暑不可耐，乃口吟此歌，默而识之”，回来后追记的。他的弟子讲过这样一件事：1982年春，跟从冯先生到外地游学，曾至江苏大丰县考察施耐庵宗祠和施耐庵墓。自扬州启程后就有人相陪，先生兴致很高，一路上与人聊天。当时路况不好，一路颠簸，抵达大丰时暮色已重，人困马乏。随即晚饭，饭毕，稍事休息，县里人便取出笔墨，请先生题字。先生拈笔一挥而就：“沧海横流日，书生意气稠。凭将三寸笔，风雨动神州。”寥寥20个字，仿佛概括尽施耐庵的生平与创作。弟子们都惊讶于其文思之捷，因为好像没有空细细构思。先生后来告诉弟子们，诗其实是在刚才稍事休息时构思好的。这位弟子说，当时我们却是很“珍惜”并且很享受这能略解劳乏的片刻的。

    冯其庸当然不是什么“铁人”，他的心脏早就有了毛病，如此刻苦勤奋时时让他感到疲惫不堪，他是全凭着浓厚的治学兴趣和坚韧的毅力在支撑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用几年时间整理校点了一部《八家评批〈红楼梦〉》，完成以后他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自述当时的辛苦：“校书是一件苦事，我是每天夜里校的，通常我总要校到深夜一二点，有时第二天清早起来复看一下最后的几页，往往会发现因为精力不济或眼花，有些字就漏校了。最困难的是校正错排的正文和把混在繁体字里的简体字‘揪’出来，因为日常看惯了简体字，混在繁体字里的简体字就往往容易混过去，可以说，我每次复检已校过的稿子，总会有新的‘收获’，正是古语说的校书如扫落叶，一时是很难扫尽的，本书我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自己估量，还不能放心，如有可能，我还希望能亲自再校第二遍，把错误尽量地减少。……当时我的身体实际上已经是勉强支持了，心绞痛时发，严重时一天发作三次。这样的情况持续有一个多月，但我的校改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有时常常是嘴里含着速效救心丸工作的。我望着大堆的排印稿，犹如万里长途，望不到尽头，也像是爬一座高山，抬头见不到山顶，觉得十分吃力，真有路长人困之感，但是尽管如此艰难，只要我喘过气来后，我又满怀信心地奋力以赴。”他还曾经作了几首诗附在后记结尾，其中一首云：“年来老眼已渐花。看字飞虻黑影遮。一语校定浮大白，风前落叶忽新加。”

    冯其庸以远超于常人的勤奋，换来了极为丰硕的科研成果。从1979年起，他开始了一生中科研与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尤其令人钦敬的是，从这时起，他担任了许多社会学术职务，1986年还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了副院长。事务性工作花费了他大量时间与精力，做好这些工作本来就已经相当劳累，但是他仍然治学不止，笔耕不辍，白天处理完这些工作，夜晚他就搞研究，节假日也照常写作，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到1996年退休时，他已经是72岁高龄，一般人到这时候都要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反而更加努力和忙碌，所以其科研与创作的这一次的高产期到2009年整整延续了30年。

    2.红学研究成果斐然

    人们称赞一个人的科研与创作成果丰富，常说是“著作等身”，但真做到“等身”的很少。冯其庸撰写的书摞起来，却肯定超过一个人的身高了。下面笔者不避辞费，想开列一个书单，既不包括冯其庸较早出版的《春草集》、《逝川集》、《论庚辰本》以及《历代文选》等等著作，也不包括1979年以后出版的许多种文史方面的学术专著以及散文集、书画集、摄影集等等，只将新时期以来有关《红楼梦》的各种书籍开列出来，就足以见出他是何等的勤奋了，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此也可见一斑。

    《梦边集》（《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之一），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12月出版。

    《脂研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与冯统一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第一册，到1989年12月出齐，共5册。

    《八家评批〈红楼梦〉》（与陈其欣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曹学叙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漱石集》（《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之二），岳麓书社1993年5月出版。

    《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石头记脂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八家评批〈红楼梦〉》（重校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红楼梦概论》（与李广柏合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论红楼梦思想》，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华宝斋2004年10月出版线装本，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同时出版精装本，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精装本。

    《敝帚集》（《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之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

    《解梦集》（《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之四），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与季稚跃合作），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共30册。

    假如将他领衔组织众多学者完成的大型红学著作如新校注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等以及他个人主编的红学论集都放进去，这份书单将会更长。

    冯其庸的这些红学著作，有的属于文献整理，有的是对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有的是版本研究和对于文本的思想与艺术的研究，有的侧重于考证，有的侧重于理论和审美的探析，林林总总，几乎涉及红学所有最基本最重要的领域，其红学著述总字数迄今少说也有几百万字了。可以说，他对《红楼梦》的探索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过，如果把《红楼梦》比成一座蕴藏极其丰富的矿藏的话，那么，他就像掘进不止的采矿工人和劳动不止的冶炼工人，不断发现新材料，并通过独立思考，源源不绝地为社会奉献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去追踪和考察冯其庸全部红学研究的历程，一定会发现其治学的一些重要特点，首先就是他总是格外重视基础性的研究，并且总是从搜集、阅读和分析基本文献资料做起，“竭泽而渔”（指对文献资料穷尽性的搜集）是他的口头禅，“无一字无来历”成为他行文立论的铁律。他对于曹雪芹家世的探索就是明显的例子。前面介绍过他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书中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证了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1980年此书初版时近30万字，之后他继续注意搜罗有关资料，1997年出版了此书的增订本，字数达到56万，资料增加了近一倍。有了这些无可动摇的历史证据，“辽阳说”得到了更为充分有力的证明。某些学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仍然坚持“丰润说”，意欲驳倒他，他很幽默地说：谁也不可能改变历史事实，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不是我说的，康熙23年、60年所编纂的方志的传记里写得清清楚楚，曹家宗谱里也写得清清楚楚，我只是把人们没有看见的或者是看见了却不肯承认的资料公之于世而已，所以要推翻也不是推翻我，而是要推翻这些资料，你得有本领证明是曹雪芹的老祖宗自己搞错了祖籍，拿出有根有据的文章来，那我就相信了。可惜的是，到现在也没看到有谁能够写出推翻那些资料的文章出来。对于《红楼梦》早期抄本的研究，冯其庸同样高度重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有一个经验之谈：版本研究，一定要接触原抄本，手摸眼观，纸张、装订、墨色、笔迹，一一用心揣摩，这样仿佛可以嗅到那个时代的气息，做出的判断也才比较准确。现在很多版本虽然有了影印本，但是毕竟“下真迹一等”，用影印本做研究，所获得的信息就会是有残缺的。他曾利用在美国开会机会借出“甲戌本”原本细细翻阅一个礼拜，曾赴前苏联列宁格勒亲眼察看鉴定“列藏本”，“己卯本”、“庚辰本”更是长时间在手中研读，他自称有眼福。所以其版本研究成果，无不立论有据，每一篇出，都会引起红学界的重视。

    冯其庸还曾投入大量精力亲自做《红楼梦》文献的整理校订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就与人合作花了几年功夫编纂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一书，共5巨册。最近几年，他再次与人合作，对此书所包含的13种早期抄本重新逐字逐句作了排比式的对校，增加了新见到的一种脂评本，并且将各脂本上脂砚斋的评语也汇入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全书共30册，前后耗时十多年。为此，他特别发明了一种排列校法，预先设计了一种带表格的专用稿纸，将13种《石头记》早期抄本逐字逐句列入其中，以庚辰本作为底本，用其他12种汇校，汇校本与底本相同的文字不再重出，只列出异文。脂本上的评语，也按原位置录入。他自称此种校法是他的“杜撰”。正是这一杜撰，使得13种脂本文字的异同可以一目了然，各脂本的血缘关系和近亲关系变得容易辨识，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

    从研究《红楼梦》之始，冯其庸就在思考关于这部伟大小说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的问题，并且撰写了一些论文。但是那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作者家世、版本以及文献整理这样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之上，年过70岁以后他才将研究重心逐渐转到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上来，由于有了扎实的基础性研究，这时再来探析《红楼梦》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就变得游刃有余了。2002年他78岁，发表了《论红楼梦思想》，2004年80岁，发表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论红楼梦思想》历时三年完成，系统地阐述了对《红楼梦》思想特质的见解。冯其庸通过对小说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思潮的考察，结合作者特殊的身世经历，提出了“曹雪芹是超前的思想家”这一论断。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反传统的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小说中所描写的贾宝玉、林黛玉对“仕途经济”的嘲弄，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憎恶，对忠君思想的揶揄，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对，无疑是对当时封建正统的叛逆。曹雪芹笔下的贾、林的爱情也与以往的所有爱情故事都有所不同，不是那种一见倾心式的，而是以共同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作为基础的，他们都渴望摆脱封建礼法束缚，摆脱世间一切俗套，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人生。这种爱情已经是现代爱情的方式，至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还很少，而曹雪芹在200年多年以前就提出了这一爱情原则，实在是了不起。曹雪芹还通过贾宝玉的口，发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种重女轻男的强烈的呼声，这是男女平等的矫枉过正的呼声，对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是一次最强级的地震，却是人类必然要到达的前景。还有贾宝玉在人际关系中所持的平等博爱、真诚无私的态度也反映了曹雪芹的思想。冯其庸在进行了上述深入详细的分析之后，充满激情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的伟大古典名著。在曹雪芹的时代，曹雪芹是属于反传统思潮的、反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想家行列里的重要一员，他是文学上的一个世界巨人。”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从酝酿到完成历时更长，是冯其庸积数十年研究之功而成就的一部集大成式的巨著，是他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全面总结。书中尤其侧重探讨小说艺术，典型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场景的转换，人物语言上的成就，一一论及。在具体写法上该书采用了评点这种灵活自由、包容性大的传统形式，同时又有所创新，全书之前撰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长序作为导读，每回之后有回后批，几百字至几千字不等，另外还有大量的随文眉批和双行小字批，就是说，既有长篇大论、高屋建瓴式的宏观阐发，又有三言两语、烛幽抉隐式的微观剖析，细大不捐，步步深入地引领着读者进入到《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之中。作者的学术观点、艺术见解乃至丰富的学养阅历、不凡的襟怀气度都显示于其中了。此书体大思精，一问世就受到读者喜爱，被称为冯批《红楼》，一年多就印刷了四次。

    “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现在，当我们回顾冯其庸30多年来对红学锲而不舍的研究和他为红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时，这两句唐诗蓦地涌上心来，其卓越的成就正像那耸立着的翠峰千叠，已经成为红学史和文学史上永远的壮丽风景了。

    3.推动红学事业的发展

    任何一个时代的某一个取得辉煌成就的学术领域，都不可能是一两个人造就的，而必然是群体合力作用的结果。高原之上才会有奇伟的山峰耸出。冯其庸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除了自己著书立说，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体红学事业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和李希凡等著名专家领衔组织众多学者完成了好几部大型图书，如前面提到的新校注本《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等，从提出构想，制定体例，到组织实施，参与写作，审读稿件，修改润色，甚至装帧设计，联系出版，事必躬亲，不知花费了多少工夫。

    1979年，他与热心的同道共同创办了《红楼梦学刊》，并担任主编达20多年。这20多年办刊遇到无数困难，特别是办刊经费，几度难以为继，全凭他绞尽脑汁想办法，苦力支撑。同时创办的《红楼梦》学术刊物没有几年就都夭折了，而《红楼梦学刊》却坚持至今，已历三十春秋，出刊百余期，发表文章总字数在二千万以上。像这样的以一本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办得这样长久，在期刊史上是空前的。作为主编的他为办好刊物付出了巨大心血。

    1980年，他参与创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并从1985年起长期担任会长。通过这样一个学术机构，组织召开了许多次大规模的《红楼梦》研讨会。

    《红楼梦学刊》

    上述种种活动，对促进学术交流、培养年轻的红学研究者，加强红学界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冯其庸还积极促进与国外《红楼梦》研究界的学术交流。1980年6月，他飞赴美国参加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并携去朱屺瞻和启功先生为大会所作画、苏局仙先生所题诗以及五庆堂后人曹悦的面塑《红楼梦》人物、王少石的《红楼梦》印谱等等，反响热烈。

    1981年9月至1982年2月，应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系为学生讲授“《红楼梦》研究”，并到耶鲁、哈佛、夏威夷等等大学演讲，所到之处，其演讲均受到听众欢迎。

    1984年12月，国务院、外交部、文化部派冯其庸率专家组赴前苏联列宁格勒鉴定《石头记》的一个早期抄本，任命冯其庸为专家组组长。经鉴定后，冯其庸在鉴定会上代表中方做了鉴定报告，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因而达成了中苏两国联合出书的协议。冯其庸和李侃并代表中方起草了中苏双方合作出版列藏本《石头记》协议书。后由中央指定由驻苏联杨守正大使代表中方与苏联签订了两国联合出书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李一氓同志为成功引进了列藏本《石头记》感到特别兴奋，为此特题诗一首赠冯其庸，诗云：“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村。”李老并嘱冯其庸赶写《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印象》一文，供《古籍简报》刊布。

    1988年6月，冯其庸率领《红楼梦》文化艺术代表团飞赴新加坡，他任团长，参加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在新加坡大学讲演，还率红学家、电视剧《红楼梦》演员与观众见面，解答问题，会场爆满。此次随团还带去了“中国红楼梦艺术展”，冯其庸从选择展品到布置展览花费了大量心血。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有红楼景观的工艺造型、红楼民俗模型、天津泥人张彩塑红楼人物，还有红楼灯品、红楼生活服饰以及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戏剧、曲艺、影视剧照等等。连日参观者人山人海，对展览评价甚高。

    1993年11月，他赴马来西亚大学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在主会场做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主题演讲。

    1995年1月，他赴韩国成均馆大学作学术讲演，谈关于《红楼梦》研究。

    通过上述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冯其庸与各国和地区的红学家如美国的周策纵、唐德刚、赵刚、余英时，英国的霍克斯，加拿大的叶嘉莹，德国的史华兹，俄国的缅希科夫（孟列夫）、李福清，日本的伊藤漱平、松枝茂夫，法国的陈庆浩，澳大利亚的柳存仁，韩国的崔溶彻，以及台湾的潘重规……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书信不断，交流频频，扩大了中国红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冯其庸为普及《红楼梦》文化与知识也呕心沥血。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曹雪芹与红楼梦》，聘请他担任总监制。他同摄制组一起，从辽宁辽阳、沈阳到北京，再到南京、苏州、扬州等等地方，一路拍过去，用了好几个月时间。联系需要拍摄的单位，选择拍摄地点，确定拍摄的具体内容，他都亲力亲为。他这个总监制为确保这部文献片的学术质量付出了很多很多。

    冯其庸在2004年写过两首绝句，其中有这样两句：“一梦红楼五十年，相看白发已盈颠。”若从1954年他第一次认真地通读《红楼梦》算起，到那一年正好经过了半个世纪。到今天则业已超过半个世纪，有五十六年之久了。这样长的时间里，他始终痴心于《红楼梦》研究，孜孜矻矻，勤勉不殆，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巡视近百年来的红学史，完全有理由说，新时期无疑是最辉煌的一个阶段，红学的各个领域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冯其庸则无疑是这一阶段红学界的代表人物，像他这样在曹雪芹家世、版本、脂评、《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上几乎是全方位地做出了卓越建树的学者是极少的，而且他在壮大红学队伍、培养红学骨干、普及红学知识、加强红学交流等方面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一代红学大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