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人方正不阿

    当叙述了冯其庸治学的成就与经验，以及诗词书画的成就以后，我们想进一步走进他的感情世界，更多地介绍一下他的为人处世。

    冯其庸为人的方正是出了名的，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谁要是因为工作不上心而出了纰漏，他就会直截了当地批评你，严厉起来令人害怕。尤其是关涉到做学问，他一丝不苟，认真严肃之极。曾跟着他一起办刊、编书、写作的人都有体会，谁要是表现出虚浮、轻率、马虎，准会挨批。有位参与《历代文选》写作的老师回忆往事，说自己当年刚开始谈恋爱，分了心，几篇古文的注释搞得有些草率，出现了不少错误。主编冯其庸马上把他叫来，指出错误所在，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不过，挨过他责备的人大多心悦诚服，因为他摆事实，讲道理，从不以势压人，明显是为了工作和学问，对事不对人。事后想起来，他的批评其实包含着深深的关切与爱护，特别是对年轻学人，他是在告诫他们今后应该如何去做学问和对待工作。

    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冯其庸的方正不阿就更突出了。较起真来，他根本不顾及对方的身份。“文化大革命”前，有个人做总支书记，此人不读书，脑子僵化，写不成文章，也不敢上课堂，只会背后算计人、整人。那时，书记的权力大得很。那年评职称，人事处的同志来跟时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冯其庸商量，是不是这次让这位书记也评上副教授，还说，你们都有名额，富余一个名额就给这位书记吧。冯其庸问，评审条例还起不起作用？来人说当然起作用。他马上回答，既然如此，那你们说那人合格吗？来人解释，只要教研室同意了，我们来安排，没有问题的。他态度鲜明地说，我不同意！评审条例对谁都适用，不能搞特殊。第九章至情至性立身贵真过几天，人事处的同志又来了，因为教研室不签字，他们没有办法往上报，他们跟冯其庸说，你签个字也行嘛。他明白，签个字也是表示同意，心里想，不能因为照顾书记就违反原则，哪怕自己评不上，豁出去也要坚持立场，于是就在表格里先写上“不同意”，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结果那位书记就真的没有评上副教授。

    冯其庸最看不惯的是古人所讥讽的那种处世油滑的“乡愿”，认为做人的根本在于讲真话。三年困难时期，他母亲病得很重，他赶回去看望。从无锡到前洲镇30华里，走水路，晚上上的船，船舱里没有灯，很黑。他听见老乡聊天，说谁谁谁又饿死了，一片叹息声。还说现在比鬼子还凶啊，鬼子还给留点粮食，现在全被干部收走了。他回到家乡，见到情况果然如此。他的堂叔躺在躺椅里，身上披着麻袋，有气无力地说，你还来看我呀，我没几天了，没吃的呀。几天后堂叔真就死了。东边一个邻居是小时候伙伴，其母亲饿得奄奄一息，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断气了。他自己的母亲病得骨瘦如柴，医生判断不出得的什么病，不敢下药。哪知一天母亲嘴里忽然吐出几条大蛔虫，才确知是闹蛔虫。把带回去的“驱蛔灵”给母亲服下，一连几天，腹泻出来的都是蛔虫。这一下，病因也找到了，因为饥荒，吃野菜，吃一切勉强可吃的东西，不洁净，不少人肚子里长了蛔虫，有些人就是被蛔虫穿破肠胃而死的。他的母亲总算还没有被穿破肠胃，蛔虫杀尽后，喝米汤、稀粥，慢慢调养过来。他每天都见到这种凄惨景象，伤心得不得了，心想，苏南是鱼米之乡，这么好的环境怎么会饿死人呢？不正常啊，要赶快向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回到北京后他便写了一篇《回乡见闻》呈递上去，把船里听老乡讲的原话以及亲眼见到的情景都说了，也讲了农村干部的浮夸风，夸大粮食产量，结果按比例上交公粮把老百姓的口粮都刮走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尽管这篇《回乡见闻》结尾处也加上了“相信党一定有办法克服暂时的困难，带领农民恢复生产”之类的话，但是像这样直言社会“阴暗面”的汇报，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个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人民大学党委的表扬，后来还受到北京市委的表扬，不想“文化大革命”一来，却成了他“反对三面红旗”的罪状，挨了不少批斗。

    但冯其庸秉性不改，只要见到看不惯的事情就忍不住要说。中国汉画学会的同志讲过一件事：汉画学会成立之前，冯其庸鉴于不少学会因为争权夺利，闹得不团结，工作也不能正常开展的教训，提出会风一定要正，学会领导必须经选举产生，谁也不能争官。但是大家估计到有一位学者会争，为了避免不愉快发生，就跟冯其庸说，筹备会上若是那位学者争官，您不要讲话，我们来做工作。会上，那位学者果然振振有词地要求做副会长，说：“我在汉画研究界知名度高，许多外国专家都知道我，要是我不当副会长，无法向外国人交代。”冯其庸听了，当即拍案而起，质问道：“为什么要向外国人交代？外国人向我们交代吗？”问得那位学者哑口无言。一个了解冯其庸脾气秉性的人说，老冯是一个脾气耿直的学者，不会官场那一套。遇到歪风邪气，遇到那种把不是当理说的人，他肯定忍不住，会冲到前面去辩论、反驳、批评。要他隐忍，要他视而不见，装好人、和稀泥，他做不到。

    见到不平事，比如好人蒙难，冯其庸不仅敢于仗义执言，而且每每挺身相助。友人杨廷福当年写文章建议建立审判官责任制，认为法官判错了罪，杀错了人，应该负责。这本来是非常合理的，却给他一个罪名：不信任共产党，结果被打成右派。冯其庸与杨廷福相识于“文化大革命”后期，了解了其身世遭际和学问才华后，为之又伤心又惋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杨廷福原单位迟迟不给他“摘帽”，冯其庸愤愤不平，决心帮助其平反。他要来了杨廷福获罪的那篇文章，看能否再次发表。那时学术界提出重建法治的问题，他看了文章，觉得正好与现实的需要和呼声合拍，遂寄给了《人民日报》的熟人，但没有说明作者的情况。隔几天通了电话，问这篇文章能用吗？熟人说正好用得上，结果全文发表。这一下，杨廷福原单位紧张了，原来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这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认定肯定有背景，于是立刻给杨平反，补发了把他打成右派以后克扣的全部工资。杨廷福高兴得不得了，说这都是老冯的功劳啊。还有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遭人诬告，上级组织没有搞清情况，就做出处理。姚迁蒙受冤屈，无处申诉，愤懑自杀。很多人为其抱屈。冯其庸以前同姚迁的接触较多，但只限于学术往来，他十分钦佩姚迁的学问，也比较了解其为人。当闻知姚迁自杀的消息和很多人的反应后，特意到南京做了调查，掌握了全部内情，他深深为这样一位优秀的文物工作者屈死而气愤。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冯牧同志反映了情况，并通过中央纪委向习仲勋同志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习仲勋同志指示中纪委的人员主动找他了解情况。他去谈了所了解到的一切，表示如果所谈情况不符合事实，掺杂了个人因素，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之后他怕此事还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到国务院找到总理秘书反映情况，又找到《红旗》杂志副总编，请他帮助把给胡耀邦同志写的信和有关材料递交上去。多管齐下，中央领导终于派出了专门的调查组到南京，彻底查清楚了事件始末。姚迁冤案得到了平反，消息登在1985年8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冯其庸看到报道后，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冤屈终得昭雪，正义终得伸张，悲伤的是人已去不能复生。他写下四首诗，其中一首云：“八月四日天地春，惊雷忽报黜谗臣。奇冤千古终须白，大狱岂容久沉沦。自有乾坤正气在，何妨肝胆独轮囷。神州豪杰今堪望，欲起冤魂与共论。”由衷地表达了其悲喜交集的心情。这首诗中的“正气”二字让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大书文天祥《正气歌》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几句诗悬挂于墙壁上以自励的往事。从他的为人可以看出，他一贯提倡正气，坚守正气，淬砺正气，自觉地涵养成自己的浩然正气。而正是由于胸中有了正气在，所以他敢于讲真话，敢于面对不正之风拍案而起，敢于做出扶正祛邪的豪侠义举。

    2.师恩难忘

    冯其庸既有侠骨，也有柔肠，为人既方正不阿，又极重感情。读一读他的散文随笔集《秋风集》、《落叶集》、《夜雨集》、《剪烛集》、《墨缘集》、《瓜饭集》，你就知道，他写下了多少想念、纪念亲人、老师、朋友、领导、同事的文章与诗歌。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与这些人交往的情缘与经历，包括许许多多让人难忘的小事与细节，写得饱满生动。好多读者特别喜欢他这类文字。如果与人相接相交，不是重感情，是绝不可能写出如此恻恻动人的文字来的。

    冯其庸重于感情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与老师的关系。冯振心先生是当年无锡国专授业的老师，对他很赏识，他参加学生运动时还曾保护过他。后来冯振心先生去了广西师范学院，分别后二十余年无缘见面。“文化大革命”在江西“五七”干校，他利用春节假期远赴桂林，特别想寻找到冯先生，经过打听，终于找到。那时“文化大革命”乱糟糟的局面还没有结束，在这种特殊的时候，冯振心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学生来看望他，惊愕得说不出话，一时“相对如梦寐”，惊定之后，喜悦之情自是难以形容了。他们畅叙了阔别以后的境况，交流了其他师友的消息，有说不完的话，只恨时间太短促。冯先生强留他在家用饭，就想让他多呆一会儿。这次分别后，他与冯先生就书信往来不断了，直到冯先生去世。后来他为冯先生的诗集作序，那真是情见乎词，十分真挚动人。

    冯其庸与无锡国专的另外两位老师钱仲联和王蘧常先生的交往更是格外感人。这两位先生都是1946年拜识的，此后四五十年他向先生问道问学，从未中断过联系，始终极为恭敬地尽弟子礼。无论社会上有多大的风波，他们一直相互信任着，相互怀念着。“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蒙难，他对两位先生的健康与行止，更是时萦心怀。先生对他也非常关切。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便通信往来，当时两位老师给他的信，他大部分都装裱后保存起来。他可以说是两位恩师真正的知音。“文化大革命”前，钱仲联先生将自己的《陆放翁诗全集注》稿本交给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书未能出版，连书稿也不知下落。他知晓后，赶紧托人去找，终于找到，还给了钱老。1973年，钱老的工资不能全部领到，生活困窘，想托他将此稿廉价出让给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他力劝钱老打消此意，另想办法解决困难。因为他深知此书的学术价值，觉得绝不能草率处理，否则一旦损失将无法弥补。钱老接受了他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后，此书终于得以出版，成为钱老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成为陆游基础性研究的一部力作。对王蘧常先生的书法，尤其是章草，他慧眼识珠，很早就充分认识到其卓荦不群，以为当代独步。他曾写过《读王蘧常先生的书法随想》一文，对王书做出极高评价，使得更多人更深入地了解了王书。他和王运天还曾一起向王师建议：“日本人说：‘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王羲之有《十七帖》，老师何不来一个《十八帖》？”起初王师未应承，经他们三番五次的提及和催促，王师终于答应，完成了《十八帖》。而在把《十八帖》交给他之后不到一个月，王蘧常先生就突然去世了。他在《关于先师王瑗仲先生的绝笔〈十八帖〉》一文中说《十八帖》是王蘧常先生“书法的极致”，是“留给后世的一件重宝”，“从此中国的书法史上，《十七帖》、《十八帖》将永远辉映于世了！”

    在冯其庸与两位恩师的交往中，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当年在无锡国专的时候两位先生都曾经把自己的书法作品赠给他，他一直小心地珍藏着。王先生赠的是两幅对子，一幅是：“天际数点眉妩翠，中流一画墨痕苍。”另一幅是：“不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当时王先生未带印章，写完后无章可盖。过了40年，他特意带到上海，请王先生加盖印章。王先生看到自己40年前的墨迹，不由感慨系之，不仅加盖了印章，还加了长跋。钱先生赠的是一首词：《八声甘州》，1999年，他加以精裱，带到苏州去拜见钱先生。钱先生屈指算算，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当年的墨迹竟还完好如初，叹息良久，也加了跋语。这样记录着师生长达四五十年深情的书法作品，在古今的书法史上恐怕是很难得的吧！

    两位恩师先后去世，冯其庸的悲痛难以言表，他写下许多篇文章、悼诗、挽联寄托哀思，《哭钱仲联师》中的一段话集中地表达了他的心情：我与1946年拜梦苕师为师，到1947年又见到了王瑗仲先生，1948年又正式从瑗仲师学诸子学，从此与两位恩师再也没有间断过往来，现在两位恩师都走了，只有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江山空蔡州”的滋味。大家知道，“江南二仲”是学界的泰斗，平时能见到一位已不容易，我却有幸早在将近60年前就先后拜两位先生为师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恩赐，可惜我资质鲁钝，终有负于两位名师的栽培，真是愧对先生。

    也就是从现在起，我的恩师都不在了，从此再也没有如父如兄的长辈来教导我督责我了。我当永远记住恩师的教训，他们的治学和为人，永远是我的榜样，他们的人虽然走了，但他们的典型却会在我心里永存！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冯其庸已经80岁了，他对老师的感情可谓至老弥笃。

    3.提携后进

    对于年轻人，冯其庸也充满爱心，这种爱心主要表现在他对于有才华的后进生的爱护、帮助与提携上。他特别反感对于人才的压抑，这可能同他年轻时的遭遇有关。当年他初到人民大学，开始才华显露，便受到一些人的嫉妒与打击，有些人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处心积虑地限制他、压抑他，给他制造了许多罪名。所以他认为人的品德中，那种嫉妒心理是非常阴暗和可鄙的，一个高尚的人看到人家的成就应当高兴，应当成人之美，帮助成就其事业。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帮一把就可能做出成就了，而推一把就可能被毁掉了。因此他发自内心地热情地帮助了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人。

    著名小说家二月河就是一例。二月河最早并没有写小说，当时他喜欢读《红楼梦》，尝试着写了一篇论文寄给了冯其庸。他说：“当时并不认识冯其庸先生，为什么寄给他呢？因为《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按姓氏笔画他排第一，前面还带了个米字号，下面注着常务编委，他又是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寄出了稿子，还附了一封信。没有料到七天后就收到了回信，冯先生说我稿子写得很好，已经推荐给了《红楼梦学刊》。”到1982年，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二月河在这次会议上才第一次见到了冯其庸。冯其庸称他写的红学论文“想象丰富，用笔细腻，是小说的笔法。”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正是从这时开始，他转为专攻小说了，第一部写的是《康熙大帝》。这时期他时时与冯其庸通信，介绍自己写作的情况。1984年5月，冯其庸到南阳考察，专门去看了二月河。他白天外出，晚上就读二月河写成的部分稿子，连续三天，读过以后，觉得很动人，就鼓励二月河，说你肯定能成功。之后冯其庸还给他寄过一些清史资料。有位小说家得知二月河写作《康熙大帝》，对他说：“你不要写这么大的题材，你驾驭不了。再说‘大帝’是外来词，不通。”二月河很苦恼，给冯其庸先生写信倾诉。冯先生马上回信鼓励他：“你不要听这些，我说你行，你不写也没用；他说你不行，你写出来了，那他的话也没用。你还是写，第一要紧的是把它完成。”后来二月河又来信问：“玉皇大帝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冯先生回复说：“当然是中国的。你还在为‘大帝’的名称苦恼啊，你不要管它，即使中国以前没有这个词，你要用，也没什么了不起。”于是二月河确定就用“康熙大帝”作为书名。从他开始写作到最终完成，曲曲折折不少。书写成以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出版。黄河文艺出版社想出版，但作者当时还没有名气，他们没有把握。一位责编到北京找到冯其庸，请他分析这部书究竟值不值得出。冯其庸就讲这本书肯定有前途，一是文笔好，二是题材好，因为那时新的历史小说还不多，因此完全可以放心地出。一开始出版社只同意出三卷，冯其庸看二月河第一卷摆出来的架势，不可能三卷就收住，于是又同出版社讲：“你们与其让这部小说虎头蛇尾，不如让二月河展开来写，写得越带劲，读者越愿意买，写到后面不带劲，人家反而不买了。”出版社又被冯其庸说服了，决定出四卷。1986年第一卷印出来后，出版社邀请冯其庸到郑州参加这部小说的座谈会，他马上同意了，还邀请了清史专家周远廉、红学家邓庆佑等一同前往。座谈会上，冯其庸和周远廉等都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冯其庸还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奔流》杂志上发表。河南省广播电台听了冯其庸和周远廉的发言，很受鼓舞，决定广播。《康熙大帝》对全省一广播，就名声大噪了。

    后来二月河又写出了《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两部长篇历史小说，成为闻名全国的小说家。接受媒体采访，谈及往事，他总是念念不忘冯其庸先生对他的帮助与提携，言语间满含着真诚的感激。

    工笔画家谭凤嬛和雕塑家纪峰的成长也都凝结着冯其庸这位“伯乐”的心血。谭凤嬛出生于河北滦平的山区农村，家境极为清寒。她从小喜欢画画，全靠自学，搞过剪纸，也搞过烙画。1992年10月在扬州召开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之前，有人拿来了她的木板烙画《红楼梦》十二金钗，是一堂折屏。冯其庸看了，觉得无论从人物造型、构图布局、线条等等方面来看，都蛮有味道，同意拿到会上展览。结果很受欢迎，扬州西园饭店的红楼宴厅决定把它买下来，作为陈设。这给了谭凤嬛很大鼓励。此后，她就经常把她的烙画给冯其庸先生看。冯先生建议她烙画的材料改用细绢，她接受了建议，烙了一幅大幅的《大观园女奴图》，果然画面细腻多了，耐看多了。1993年11月，冯其庸到马来西亚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带去了这幅烙画的照片。与马来西亚友人聊天时，介绍了这幅画，还把照片给了他们。他们非常欣赏，后来到北京把原作买走了。冯其庸感到谭凤嬛聪明好学，悟性高，就建议她走传统中国工笔画的路子，先学线描，用《八十七神仙卷》作为临摹的范本。谭凤嬛很踏实地照着去做，反复临了多遍，以后又陆续临摹了《簪花仕女图》、《游春图》以及永乐宫壁画、北京法海寺壁画等等。冯其庸还给她介绍了老工笔画家晏少翔先生和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凯先生，得晏老、杨老指点，她进步更快了。她几次绘《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不仅极富神韵，而且画面都不重复。冯其庸先生为题诗一首：“生小小凤觉慧多，自将铁笔绣烟萝。曹衣吴带今重出，十二金钗照洛波。”用意在于鼓励。他不断告诫谭凤嬛：“对艺术只要抱着真诚的态度，师法前贤，师法造化，转益多师，并且认真读书，多历山川，以提高自己的学养和眼界，终身系之，不汲汲于速成，不斤斤于名利，则如登山，终归会登上高峰的。”现在她创作的《红楼梦》人物画，自出新意，堪称一绝。台湾的《工笔画》杂志曾连续刊登了她两幅《红楼梦》人物画，受到极好的评价。日本的一个画刊也发表了她的作品和介绍她的文章。2004年，冯其庸出版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书中就全部采用了谭凤嬛创作的人物画作为插图。

    纪峰也是出生于农村，来自安徽界首，从小就喜欢拿着泥巴不停地捏，不停地塑，走的是中国传统雕塑的路子。1990年，他报考了中央美院雕塑系。主课考完以后他去拜访冯其庸先生。冯先生看他的传统雕塑已经有相当好的基础，就问他：“你如果考取了中央美院雕塑系，就要改学西洋雕塑，你有没有思想准备？你愿不愿意把中国的传统雕塑全抛弃掉？”纪峰说还没有想好。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去看望冯先生，说想好先生问的问题了，不再考中央美院了，确实舍不得丢掉自己学的传统雕塑。冯先生说：“是呀，丢掉太可惜了。你可以走传统的路子，不必走外国雕塑的路子。”纪峰提出要拜冯先生为师，学习传统文化。冯先生见他认真诚恳，就收他做了学生。恰好韩美林工作室需要人帮忙，冯先生就推荐他去，平常在那里工作，周末就跟着冯先生学习绘画和读书。冯先生经常就“如何塑出中国人的气质神韵来？”这个问题和纪峰讨论，渐渐达成共识，认为用西洋的方法来塑中国人，总不免隔了一层。而我们民族传统的雕塑方法，是以中国人自身的气质特征为依据的。要塑好中国人，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刻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征，从而进一步理解你所塑人物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特征，从而去把握他。为此，冯先生除了要求纪峰多读书以外，还带他到各地跑，特别是1993年秋天那一次，去了新疆，从乌鲁木齐到伊宁，再从伊宁翻过天山到库车、喀什、和田等，走了将近一个月，跨越半个新疆。对纪峰来说，真是眼界大开，尤其参观了千佛洞的不少壁画与雕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雕塑的特色与神韵。以后他又专门参观了敦煌、麦积山、龙门、云岗的雕塑，经常被这些不朽的古典雕塑迷得神魂颠倒。他临摹了不少北魏至唐代的佛像，渐渐能得其神韵。冯先生又向他建议：“传统雕塑的技法要学习，但不可一味临摹死的，要注意写生，对着现代人去塑。”纪峰很刻苦，经过长期用功，越塑越好。冯先生遂推荐他给许多名人去塑像。1998年给启功先生塑像，送到启先生处，深得启先生的赞赏。之后冯先生带他到苏州去，给钱仲联先生塑了像，回到北京以后做成送到苏州。钱先生见做得极为逼真，喜欢得不得了，每天睡觉前都要拿块手巾把塑像蒙起来，拍拍说：“我要睡觉了啊，你也睡吧。”冯先生又带他去给季羡林先生塑像，季先生的秘书直嘀咕：这么个小青年能行吗？季先生也怀疑，但是说是冯先生带来的，试试吧。等到纪峰对着季先生塑了半小时，神态就已经出来了。第一次用了20分钟就完了，不再弄，放在那儿，过了一天再去，两次就大功告成了。季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个孩子真不简单，以前来过几位雕塑家，弄半天还看不出个样子。过节时，季先生把纪峰和雕塑大师为他塑的像放在一起，请来客猜猜哪一个塑像是大师塑的，都猜是纪峰所塑的那尊。季先生哈哈大笑，说恰好这个不是大师的。揭底以后，大家还是认为纪峰塑的逼真，有神韵。后来季先生提出请纪峰再给塑一个全身坐姿的，放在了荷花池边。再后来，北京大学要在校园里为季先生立像，季先生仍然提出请纪峰来做。这座像比真人还大，已经立在校园里了。

    谭凤嬛和纪峰现在仍然跟着冯其庸先生在学习，他们懂得，艺术无止境，虽然自己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可是距离艺术的高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绝不容丝毫懈怠，诚如冯先生所叮咛的那样：“‘追求’两个字，当然是永恒的！”而在永恒的追求中，他们还将遇到数不清的坎坷与歧路，产生难以解开的疑团与困惑。冯先生富于人生智慧的指点与教导，对于他们来说，是破除路障的助力，是解疑释惑的钥匙，是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他们将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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