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虽主张维新，但对清王朝还是忠心耿耿的。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之后，他见民国政府也不过如此。官僚腐败，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而民不聊生，这使他内心非常痛苦，而且很矛盾。为了唤醒世人，他决心一死，故于1918年10月17日投身于积水潭，以自杀殉清。临死之前，曾留下《敬告士人》遗书。略谓：“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死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一位《京话日报》的编辑吴宝训闻此讯息，非常感慨，随及也投湖自尽，继之以身殉清；新文化人物陈独秀、陶孟和等人，也非常关注此事，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问题、有没有罪等开展讨论。可见梁济之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是所料不到的事。
其子梁漱溟后来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二字，在梁漱溟看来就是指“固有的风教”。由此可见，梁济之死，不仅为了殉清，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固有文化消失，而去以死来唤醒世人之关注。梁漱溟后来终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之研究，这其中原因之一，可能也是受到梁济思想的一些影响吧。
少年立志救国参加同盟会
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据说，他小时候不但瘦弱，而且还很呆笨，约莫6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晨，他母亲在隔屋喊他，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却大声气愤地回答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这么大还不会穿裤子，引得家里人都笑了。
大约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拿着一串铜钱在院子里玩耍，忽然铜钱不见了，于是到处寻找并与家人吵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他的父亲打扫庭院，发现桃树枝上挂着一串铜钱，知道是漱溟儿丢失挂在这里的，于是将它拣了起来，并不声张，也不责备他，用笔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梁漱溟。上面写道：“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串钱挂在树枝上而忘了，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梁漱溟看完字条后，赶紧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丢失之物，不禁自怀惭意，正如其父所言真是糊涂得很！由于父亲采取启发教育，梁漱溟从小培养了一种自觉的精神。这对他后来善于动脑筋很有帮助。
梁漱溟7岁的时候，其父将他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这所学校不仅教中文，而且还教授英文，其目的是想让学生扩大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料次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学校停顿下来，英文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了。之后，他又转了两个小学，到12岁时，又在家请塾师来教，13岁时又进“江苏小学堂”学习。以上这些便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求学的经历。后来他常说自己小学时代，前后经历过两度私塾、4个小学，指的就是上述这些。
1906年夏，他已14岁，考入了顺天学堂，在此读了五年半的中学。在学习过程中，除了能完成课堂作业外，对时事非常关心。当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都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此外，他还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国风报》等刊物。上述报刊对他了解世界形势及国家大事很有帮助，谈起时局来知识面很宽，不像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踪上所述可见，他从小对政治就有一种特殊兴趣，与一般青少年大不一样。
其次，喜欢用脑深思，因此对人生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凡事要看它对人有没有好处和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那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说，如果于群于己都有极大好处，那便是天下的第一等事，就应该去做。这是他对人生问题的一个评判标准。至于对社会问题，他也有一个看法和主张。他认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可以用种种手段，甚至于可以用暗杀的办法，都是可以的，但反对排满、革命。在他看来，走和平改良的路，不仅收效快，而且对国家破坏性小，国际上也可避免干涉，因此对社会问题他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然而，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形势发展是不合拍的。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也转向革命派。这时，梁漱溟在主张革命的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变了，而且还参与革命党并从事推翻清廷的活动。
自修佛学撰《究元决疑论》
1911年秋，梁于顺天中学毕业。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功，全国人心振奋。梁漱溟受革命形势的鼓舞，虽有机会去读书，但他不愿升学了。于是与甄元熙等人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革命组织——京、津、保支部，从此作为一个革命党人正式参加了组织，并任该支部创办的《民国报》编辑及外勤记者。该报社初设在天津，后移至北京。梁任外勤记者时，长驻北京，因为采访新闻，故常出入民国初年的临时参议院、国会及各党派之间。这时期，他与社会各方面接触较多，因而逐渐知道现实生活并不尽如当初自己的理想，于是对“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等等的认识，皆有“不过如此”之感。尤其是官场中有些下流行径，鄙俗的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使他感到厌倦和憎恶。而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革命行动又不予支持，并明确地告诉他说：“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又说：“吾家累世仕清，仅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从其后也。”在上述的思想及父亲的影响下，梁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了。1913年春，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报》也随之改组，汤漪主其事，这时他便退出了报社。
嗣后，梁的思想由激进转变为消极，在家闭户读佛学。这期间他父亲已辞职在家，家里的经济开支，全靠他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大哥梁焕鼐来维持。至于他读佛家的书，开始的目的是想解决自己头脑中所产生的矛盾，即“苦”与“乐”之事。关于这个问题，他十分欣赏章太炎《俱分进化论》一文中所论述的道理，该文说：“从原始生物以来，其苦乐皆是相联并进的。特如高等动物至于人类，其所有乐愈进，其所有苦亦愈进。”如此往还，问题终不可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他看了许多书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来读佛典才逐渐明了：一切问题原来都是出自人类本身而不在外面，而人们却总向外面去求解决，实在是大错特错。所以他说：“放眼来看，有谁明见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圣哲，尽管他们存心解救生民苦难，而所走的路子全没有脱出这根本错误之外，都是不足取的。”于是，他此时的思想一转而趋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的思想。由于存在这种思想，对当时残忍、黑暗的社会现象日趋不满，故于1911年冬及1912年冬，两度要去自杀，以求解脱自己的苦闷和愤恨。其结果都没有得逞，而被友人挽救护送回家了。（详见“访谈录”。）人虽如此得救，但皈依佛家的心愿，日益坚决。1913年春，在护送他二妹谨铭到西安任教途中，他开始戒晕吃素，想出家当和尚，后念及家父尚在，不忍心决然而去，但从此终身吃素，不食任何鱼、虾、猪肉之类，而每餐食量甚少，修身养性，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其座右铭。
同年夏，其妹辞去教职，故又一起返回北京。回京后因西安寺庙里存有一部大藏经被人携走的事，他去拜访当时在京颇有名望的大律师黄远生。事情是这样的：西安有个佛庙，藏有一部大藏经，康有为到那里时看到了这佛经，便将它带出西安。此事传出后，西安各界人士大为震惊，于是将它追了回来，没被康有为带走。梁在西安听到此事，有些问题闹不清，因此跑去向黄律师请教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黄当时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律师，没有丝毫的架子，非常客气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而且还诚恳地讲解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做才好。黄那种谦和的态度和诚恳待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之后，对黄产生极好印象。第二次，他便拿了一篇文章，即《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及他编辑的书稿，去向他请教，并希望他给予介绍，作一篇序。黄仔细地听了他的讲述，并认真地看了他的《自序》，认为编得很好，于是便欣然依允了。
梁漱溟这篇文章的大意是针对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而写的。他认为姚的书，所选的文章多是那样深奥的古文，注重艺术以耀观览的文字，用一句话来说是讲究形式美，而忽略了实用的价值。因此他在《自序》里说：“一民族之与立，文化也；文化之中心，学术也；学术所藉以存且进者厥为文字。存者叙述故典，综事之类也；进者扬摧新知，布意之类也。今举国以治古文，图耀观览而废综事布意之本务则是斫毁学术，阻逆文化而使吾族不得竞存于世界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编这部《晚周汉魏文钞》，所选的文章多是从下列书中选出来的，如《礼记》、《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盐铁论》、《论衡》、《潜夫论》等书，共十余万言。他在《自序》里说，晚周汉魏之文，可谓学者之文，而唐宋以后的古文，则可谓之文家之父。接着并解释道：“文家之文矜纵横则鸣异说，饰冲穆则守常论，旨义多无可取；学者之文中所主，不若是也。”“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则省学者习文之力以治科学，固此当务也。”故“今兹之选，盖本斯旨”。后来在一些场合，他回忆起这部书时说，我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笔调。他们不要的，刚好是我所要的。踪上所述，可见梁编这部书，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的需要，从现实生活出发，为解决问题而做，其中贯彻一个求实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黄远生看过梁的《自序》后，对其主张表示非常赞赏，后来为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题为《晚周汉魏文钞序》（见于《黄远生遗著》）。黄在这篇序言里，首先分析了中国文体的演变过程，然后指出文艺之中，文学与文章的区别，略谓：文章者，梁所谓综事布意，不以耀观览，在今则文法学修辞学之类属之；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以美文为限。并称：“近世以来学者病国群文质之俱敝，旧者重文词而谬于理解，新者重学说而拙于词章，故改革文体，菲薄古人之风，颇复潜滋暗长，若一二名人之薄韩文而崇子厚，若兹编之欲举晚周汉魏为作文资料，而删唐宋以下，皆此新潮流所鼓吹而出者也。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以为适用文字，惟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钞，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述执而已。”黄对梁的主张甚表赞同，他说：“古文家者，十有七八皆坐此累，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孔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并称赞梁的见解说：“梁君所谓破古文之述执者，诚将质之百世而无疑也。”综上所述，足见黄对梁书之评价是相当高的。不过，后来此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因故未能出版。梁费了很大工夫，结果只得了50元酬金便算完事了。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1915年夏，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在其密谋活动过程中指使党羽组织筹安会进行鼓吹，并刊登了大量伪造的“劝进”文电。当时复辟称帝之声甚嚣尘上。在这个大合唱中，黄远生也被其党羽威逼利诱，写了一篇违心的文章发表在8月14日《亚细亚报》上，宣称：“国体上基础问题”吾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于迫在目前关系国胍之根本所在，举所其自然之迁就所屈，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是文一出，立刻遭到舆论之批评。章士钊当时在日本东京，写了一篇《帝政驳议》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对他进行了驳斥。至于黄远生，他看到各方面批评后，也有所后悔，故写了一篇《忏悔录》发表在11月份的《东方杂志》上，自己检讨说：“吾曹既因资格不完，抵抗力不厚，遂致无一事可为，而综其平生受病之原，不外于理欲交战。此后吾立身行事，当以一语自矢，日无欲则刚是也。”对这件事，黄后悔莫及，但在袁之党羽看来，认为他态度不鲜明，意欲使其非有进一步之表示不可。在此情况下，黄感觉到北京已无法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托故到上海，继而取道日本转往美国避难。但没想到当他抵达旧金山出席一个欢迎会时，竟被两个华人误以为他是袁党之小人，便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上述消息传到北京，梁漱溟听到后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后悔黄在世时，没来得及把佛家的道理讲给他听，心中着实地不安，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来纪念他。在这篇文章里，梁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及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东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缘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颂百世而不绝者，取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呜呼！稀有！稀有！”接着是谈人生苦乐问题。他认为：人间苦乐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因此，他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的人说：“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瞰彼西方，曾不足数，云何摩尼在怀，而行乞于远？”在梁看来，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在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高，永无止境。因此，人生永远陷入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解决方法，只有依靠佛法，破除迷执，没有欲望，做到无我，“自信圆满，无所不足”。
这篇文章从“究元”（究宣元真）与“决疑”（决行止之疑）两个方面阐述了佛家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梁漱溟当时的思想，已析入佛家一路，而专心研究佛学的结果。此文在《东方杂志》1916年6月至7月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同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东方文库》出版单行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及其作用非同凡响。次年，即1917年初，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经范源濂介绍，梁以此文为贽，慕名去拜访了蔡元培。蔡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称已经看过他的文章，认为很好，拟请他到北大来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梁一闻此言，受宠若惊，连忙申辩说，他只不过初步涉及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不敢应承。蔡却不以为然，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呢？”梁答不上来。蔡又劝勉他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大家一起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不要当它是老师来教人，而只当是来合作研究，大家学习好了。”经过蔡元培一番善意的劝勉，梁不便多辞，答应下来了，但因当时他在司法部任秘书职，不能分身，故暂推一位朋友许丹（季上）为他代课。
1917年7月，安徽省督军张勋在北京搞了一场复辟清王朝的丑剧，为时12天便以失败收场。之后，北洋政府内部改组，梁便辞去司法部的工作，南游经苏杭二州而去湖南。原来打算到衡山去出家的，但一路上只见溃兵流窜，横行抢窃，村民被害，呼天号地而无人去救。睹此情景，使他深深感觉到战祸之惨烈，良心上实不忍舍去众生，于是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呼吁社会各界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并自费印了数千册分送给各界人士。胡适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惊讶地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说：“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革命的。”
北大任教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17年10月，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据他在《唯识述义》序言里说：从初到那天起，我就抱定一个宗旨，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那时，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初期，北京大学校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这个运动的中坚人物。他们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礼教，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梁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这显然是把自己置于这个运动的对立面了。但他的努力还是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起初，他在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此书出版后，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蔡元培在其《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文中评论时指出：过去讲佛教是不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的，但从梁漱溟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并“印布所著的《印度哲学概论》，分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编。立在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同佛法以前的印度学派，算是从此开端了”。由此可见，在中国学坛上，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作为一门哲学课来教学与研究，梁在这方面是起了开路先锋作用的，是有贡献的。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受到极大的冲击。那时新文化运动正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前发展，到“五四”前后，梁所讲的印度哲学已远远脱离时代潮流，每周两小时的课程，选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而这时“新潮派”如胡适、陈独秀等人，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传统文化进行严厉的批判。形势逼人，梁漱溟经过一番慎重而严肃的考虑，或者说是思想斗争后，放弃了佛家学术，转而站在儒家立场，为捍卫孔子学说与新潮派展开了斗争。他说：“现在并不是两文化对垒的激战，实实在在是东方文化存亡的问题，现在的世界东方文化不是已经临到绝地了么？形势如此，是不用讳言的。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哪一块不是西方文化的领土？”又说：“东方文化的唯一根据地的中国数十年来为这种大潮流所冲动，一天比一天紧迫，到现在已经撞进门来……直向咽喉处着刀，逼问到东方文化的应存应废……我们真是无处闪避，要赶快谋应付之方。”在上述东西方文化交战的形势下，梁于1919年夏天开始撰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导言里说：“所谓东西文化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是问在这西方文化的世界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呢？如果说不能废绝，那么能不能复兴，像西方文化一样发展到世界上去？”梁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部书里，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三种文化倾向：一是盲目倡导西方文化（指新潮派）；二是反对西方文化（指国故派）；三是希望东西文化调和（指折中派）。接着是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并将西方、中国及印度三方面的哲学进行比较。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最后得出结论说：只有孔家哲学最为精明透辟，“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以上便是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其实质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拥护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又说：“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接着又说：“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踪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向前发展之际，梁无所畏惧地站出来宣扬儒家哲学与新潮派抗衡，从而捍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发展了孔子学说。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贡献的。在纠正“全盘西化”和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
此书在1921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时蒋百里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梁启超说：“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但新潮派领袖人物之一胡适的评价，不以为然，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批判梁的文化哲学是主观唯心论。他说：我们要认清梁先生是一个爱寻求一条“准道路”的人，是一个“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人。懂得这两层，然后可以放胆读他这部书。接着以梁的文化翻身论为例，说梁的出发点是犯了笼统判断错误。梁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能存在；若能仍可存在，当然不能限于一国，而须翻身为世界文化。根据这个前提，梁推算出：“现在是西洋化时代，下去便是中国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认为这种逻辑是十分惊奇的，没有什么根据，而只是梁先生“爱寻求一条准道理”的人格的表现。胡文发表后，1923年梁漱溟在北大作公开讲演，对胡进行反驳。他说：“我真不知道胡先生究竟看了我的书没有？你说他没有看，他却又能东一段西一段征引我的书文。……胡先生，这糊涂人做的书也许有‘愚者千虑一得’之处，何妨虚心理会理会，实在没有工夫看，丢下罢了！若既不想加以理会，又且没有工夫看，却偏要用点工夫拿他马马虎虎胡乱批评一阵，这为何来？岂欲欺蔽一世之人乎！”踪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前后，革新与保守两派在文化思想学术界的争论是激烈的。
后来两派的斗争日趋尖锐，所以到1923年文化界又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争。这次争论，梁本人没有参加，但与他的书之影响分不开。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里，对梁书评论时指出：梁先生的这部书，是他对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文化问题的认真深思，代表儒家颇有见地，在新潮流澎湃时期发表，也是很勇敢有力的一本著作。并称：“在当时全盘西化，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的问题，确是时代的迫切问题，他的答案当然很足以增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由此可见，梁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从事乡村教育“以青年为友”
时至1924年，梁漱溟到北大教书也有7个年头了。在这7年中，他深切体会到在旧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是办不好的。原因何在？在他看来，当时学校存在着“官样职务”的关系，上下等级森严；其次是教师在课堂上只讲些枯燥无味的知识，而不管学生的思想与生活。这样的学校是培养不出实用的人才来的。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改革教育制度一条路可走，于是他写了一篇《办学意见述略》的文章，全面地讲述了他的教育主张。他说，他的办学方针是“以青年为友”。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帮着他走路；二是注意到他的全生活。梁认为当时的一般学校只讲一点知识技能，而没有照顾到一个人的全生活（即生理、心理各方面）。因此，有必要改变这样的教育制度，而着眼于一个人的全生活，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至于说到“自己求友”，那是彼此帮忙，共同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根据这一见解，他在该文里写道：“照我的意见，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学似的，彼此互相取益的私交近友，而不应当只是一种官样职务的关系，凑在一起。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团去扩大他的范围。——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朋友。我们自己走路，同时又引着新进的朋友走路，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故尔，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不独造就学生，还要自己造就自己。”最后他又说：“这样办去，究竟办好办不好不敢知，不过我们决意要试着做，想从这里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
梁上述论教育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山东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如王鸣一等人便约他到山东去办学。因此，1924年夏天，他和一些朋友到山东曹州办学，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办学主张。此行原定计划是想以曹州中学（初级中学）为基地创办高中，收新生100名，为将来办曲阜大学的预科做准备。其次，新生入学后，学费与膳宿费，可以自选择“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对于教师的要求，他说：要能与学生打成一片，“自起居游息，以讫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大家同在一起的”，如果说只凑合几个东西方留学回国的先生便算教，殊嫌无聊。梁的上述计划，虽说是好，但由于当时曹州地方军阀（直系）内部纷争，一派支持冯玉祥国民军，一派支持曹锟、吴佩孚而起了战争。而此事又牵涉到梁的友人，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校停办，梁的这个美好梦想破灭了。
1925年春，梁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住在西郊清华园时，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在家闭门读书并整理其父遗稿。后来将此稿编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公诸于世，并作《思亲记》一文记其成书之经过。同年，因有几位曹州高中学生来到，故又从乡下搬进城，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互勉共学，每天清晨即起，举行朝会，坐而论道，生活倒也十分愉快。他在《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里说：“在北平师生共约10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小房子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在冬天尤为认真，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梁运用“朝会”这种形式来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朝气，同时也锻炼自己，使之能达到儒家对人生乐观向上的追求与理想。这套办法，梁认为很有效果，后来他在办乡村教育过程中，把它列为学则一直坚持着，并有所改进。由他来进行讲话，其内容多是有关治学、养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及当时的情境，我们还可从其《朝会》一书中看到。
1926年春，梁漱溟率其学生在京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美国学者卫中（西琴）。数年前梁在太原曾会晤过他，对其学术思想及教育主张十分钦佩，这次重逢，甚为欢快。后来他们同住在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梁曾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发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一文，阐述他对卫氏学术思想的认识。他说：“据我所知卫先生原是德国人，后改入美国籍，1913年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十几年工夫，其精力皆用在他的教育理想的企图上。他的事业除在山西太原办过六七年的教育外，多是向社会抒发他的学说，其他未做旁的事。”并称：我从不肯随便乱恭维人，但我可以郑重地说，卫先生是他自己书里常说的“大人物”。所谓大人物便是特别富有力量、爱自己有活动的人（即罗素所谓有创造冲动）。他的脾气举止是有些为社会一般平常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有人说他是骗子，又有人说他是疯子。卫先生常说大人物每每是生前为众人所摈弃，而在死后又被推崇，乃至为之立铜像建庙宇的人物。接着他又从心理、教育、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卫氏的学说。
第一，卫氏的心理与一般心理学不一样。他看人类心理只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便是指人类接受外界物质的刺激而达之于内（他称之为“感觉力”）；又自内里精神发出活动以施于外的能力而言（此精神力亦叫做“心”）。他还认为“心理学应当是研究人力量的一种科学，寻出力量活动程度之间种种定律，而使人有他应有的”程度（如高、下、粗、细等）之活动。至于普通所讲的心理学，是不合乎卫氏之见解的。卫氏的心理学特别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即精神的力量。
第二，在教育学方面，他是以其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宣称“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在山西太原所办的学校名称就叫做“大通学校”。他认为，感觉不离心，其活动可以进于顺的细的软的，即粗野暴乱的反面，而举止态度温文尔雅；心不离感觉，其活动不离实际，而清楚明白确切，自能发现真理而有真正学问。卫氏常说，中国此刻办教育最要紧的是求“一个常常与感觉有关系的心，常常不昏的心，常常往实用方面走的心”。讲到这里，梁着重介绍说，这实用二字是应当注意的。卫先生常自名其教育为“实用教育”，但他的实用主张，却与一般论者不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称“有力量的人自己卖力气而对于世界一无所取；没有力量的人常常想要东西而不爱做事”。这些便是卫氏的教育理论及其办学主张。
第三，关于文化问题，卫氏虽是西方人，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感兴趣，相反对中国文化却非常有感情，因此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所见到的，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好，于是感到失望。他新到上海时，看见中国人用的西洋风琴和住的洋楼房，是他顶大的仇人，他真是恨极了，所以在那时发的议论多是叹息、痛恨中国人轻弃固有文明，而盲目模仿粗野的西洋。这是他学初未曾想象到的。在卫氏看来，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自己完全空虚之证明。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得从头做起，把衰败的身体调养好，振作精神，积蓄力量，培养创造活力，即科学头脑，这样才能向科学及工业生产方面去努力。为达此目的，应该赶紧想个办法，挽救这种危局。于是，他提出办教育是个很好的办法。他说：“中国今日一切事没有办法，都是从唯一的原因来的——中国人力量衰败。只有认定养起中国人的活力之一途而急起图之，庶乎一切事业才有希望。”要复兴中国文化，得从教育着手。卫西琴上述的理想与实践，后来对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梁写了《人心与人生自序》一文，于次年1月8日在北平《晨报》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阐述了研究孔子的心得：应该从心理学去下工夫，方能得其真义。他说：“我们应当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基础。……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无头无脑地讲空话。”上述这种见解，显然是受卫氏（西琴）心理学之影响所致。其次，在这篇文章里梁还宣布了他的讲学计划。略谓：他已接受北京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准备在这个寒假里作系统的讲演，题目就是上述“人心与人生”。准备讲20次，讲稿将来编订。该书《序言》先刊布出来，其目的是“使人略知道讲题的来由而已”。
这时，梁的生活很困难，已经到了长年坐食，有债无粮，不好再向下延拖的时候了。因此，梁与邀请单位提出征收听讲费一事，以资贴补。后来对方经过会商，表示同意。（此事，在笔者与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单位在举行学术报告时有征收听讲费的情况，并以此为新闻告诉他。他说这些事不新鲜。过去他在北京作学术讲演时，就实行过了。说此话时，其神情显得很得意似的。）关于这次学术演讲，因故未能坚持下去，大约讲了一个来月便结束了，然而却积累了一部分讲义。后来它经过梁不断扩充整理，到1984年才公开出版，书名为《人心与人生》。
救国必须走“乡村自治”的道路
梁漱溟虽然在京郊闭门读书，但对国家时局还是很关注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正因为如此，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人于1925年邀请他南下广州共商国是。然而，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未有意见，故未能成行。到了1927年，根据他的观察，对多年来困扰他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便是要“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便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他有了定见，因此，同年5月他应李济深等人前年之约到了广州。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及第四军军长。他与梁漱溟过去在北京早已认识，而且交往甚密。所以两人见面时，梁便问道：“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李很持重地回答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梁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李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实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梁听了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李听了以后，感到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后来梁回忆说：“当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国民党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岂能容得别人有异样的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去了。”
梁、李二人这次见面，关于时局的谈话，彼此没有达成共识，但李对梁的学识与为人，还是敬重的，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发表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梁则认为既不合时宜，又无轻就之理，于是坚辞不去上任。这年年底，李济深再次请梁出山，向他请教政治方略。梁到广州后与李进行彻夜长谈。梁很坦率地对李说：“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不是一些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大权仍然是集中在个人手里。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李听后不甚了然，便问如何开这条路。梁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条路就是我所谓的‘乡治’”。紧接着梁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自治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李济深听了讲解后表示同意，便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他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众千余人。是时梁的思想，仍不出英国式的宪政范围，但有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于是他便竭力主张从地方自治入手，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结合起来，搞成一个自治体，即上述的所谓“乡治”是也。但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时他心中还没有什么底细。为了办好“乡治”，这年春天他到南京，参观了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乡下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陶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创造的，校址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原名晓庄。该校初建时一无所有，全校师生不过数十人，在校长陶行知的带领下，用自己的双手在荒地上盖起教室、图书馆、办公室、大礼堂等等，应有尽有，显示出“自立更生”的高贵精神。学校的办学方针是“教学做合一”：事情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其目标是要培养乡村儿童和民众教师。一方面是能够教导儿童，办一所良好的乡村小学校；另一方面是能够辅导民众，将他们自己所办的学校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上述这些办法和精神，对梁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返回广州后，即在省立一中向全校师生作报告，介绍他参观的印象与感想。他说：“晓庄学校有三点很合于我的意思的：（一）有合于教育道理；（二）有合于人生道理；（三）注重农村问题。”接着他分别作了解释，并介绍了晓庄学校的教学与生活情形。他说：“该校在开办时，没有房子住，就在山下立起三五顶帐幕，几个人对着帐幕升起旗子来，就举行开学典礼。后来人渐多才分投到附近农家去住。现在因为校舍不够，还有住在农家的。他的用意在使学生能和农民一般吃苦，并且深知农民问题，所以他们的生活都很平民化，穿短衣服，时常光着脚如同农夫一般。校长常说他们要有三种打破：一是打破课程与生活的分离隔阂；二是打破教师与学生的分离隔阂；三是打破学校与社会的分离隔阂。”上述这些，梁认为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他们得到真学问，改变城市教育的那种师生分作两级，治者与被治者，脱离社会生活的弊病。二是有合理的生活。生活平民化，改变城市教育中那种无能力又不平民化，不能做事又要享受贵族生活的坏习惯。基于这种认识，他想在广东省立一中推行晓庄学校的办学原则和方法，改造学校，并为理想中的“乡治”寻找门径。
上述讲话是1928年11月6日讲的。过了一月，他又作了一次报告，详述他改造“一中”的办法，并拟成立一个教务委员会来作为管理机构，请徐名鸿，张俶知和黄艮庸三位委员来帮他处理日常工作。一切安排妥当，准备于1929年春季开学后实施一切改革办法。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由于李济深因桂系反蒋而被调往南京，时局发生变化，因此梁的愿望与计划，一时难以实现。他看此情形在广州无所作为，于是把学校的事交给黄艮庸负责，自己带领一帮人离开广州，由南到北去各地考察当时正在一些省份掀起的乡村改进运动，准备将来回省推行“乡治”。
1929年2月，梁得到广东政府的资助，偕其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到上海，旋即参观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在昆山安亭乡徐公桥办的乡村改进会的办公处所及一所小学校。他们的改进事业，总的说来，是要农村有组织，农民有自治能力，农村经济改进，农业改进，文化增进，一般生活之改善，等等。梁观看了实际情况，并听了黄、江等人的介绍，感触良多。他说：“我看到提倡职业教育运动的同人，回转眼光视线到农业上、到农村上，而一向的职业教育运动转变成功为一种乡村改进运动或农民运动，是令我非常愉快高兴的。”接着他对改进的一些做法，如人是从外面聘请来的，办公所是外面贴钱修建的，道路是外面贴钱修筑的，教育是外面贴钱来举办的，等等，提出批评意见。他认为：这样做困难虽没有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农村这么大，数十万农村之多，如果每村都靠外力来维持，那么所要的钱和人才从哪里来呢？若说做完一处，再做一处，并希望别人闻风兴起，那只怕中国民族的命运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因此他主张人才与钱的问题，必须以取材于本地为原则。若拿这个标准来评论徐公桥的做法，显然是不能达到普及效果。最后他很坦率地对其他主人说：“诸位是在现状下尽点心，做些应做的事；而我则要以‘中国’这个大问题，在这里讨个究竟解决。”但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问题，梁也说不清楚。他的主张如何实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还是在摸索过程中。
在参观过昆山徐公桥的乡村改进事业后，他往北走，到了河北定县参观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该县翟城村兴办的乡村改进事业。梁等在米阶平、冯梯霞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个模范村。这个村三百几十户人家，家家都有副业，如纺纱、织布等等。因此，生活比较富裕，故有“家给人足”之称。村中设有村政委员会，训导本村之自治。村中所办事，主要有两所学校：一是男校，二是女校。平教会在翟城的工作，一部分是推行平民教育，一部分是办理社会调查，并设有农业及牲畜改良试验之农场，植树造林，挖井抗旱，故农产量为之大增。梁参观后评论说：平民教育之转向农民身上，并扩大充实其内容意义，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中国”这个问题不是从教育上或从一种社会事业上能得到解决的。他认为农村的改造，根本出路在于开发产业；若产业不能开发，则其他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若单从教育上下工夫，那是无济于事的。
之后，梁等又转到山西太原。在此他们又参观了该省在沁源、汾阳、介休、赵城等县兴办的乡村自治情形，并到五台县河边村拜会了正在那里休养的省长阎锡山，与他讨论乡村自治等问题。当时阎锡山有两句名言：“用友不如用民，用民不如民自用。”还有一句叫做“用众治众”。大意是说，村政是最好的民众运动，因为是全民的，所以与工会、农民协会等运动不同。如果照农民协会的办法，在他们看来，是有意分化社会，利用乡间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作对，形成阶级斗争，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由此可见，阎推行乡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政权。
梁漱溟在参观过山西省的村治后，对他们的主张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过对其所采取的措施，认为缺乏自治的精神。如村长一职，多数落入土豪劣绅之手，而这些人常是借着“公事”以达个人目的。他们上可交结官厅，下可欺压百姓，从中取利。于是梁不无感慨地说：“当此无法律无秩序时代，生存竞争激烈，此种人应运而生，实属势所必然。可以推想村长一职，落于此等人手者居多，结果，村制定了！自治完了！只是这某人自治罢了！”除村长问题外，还有村民、制度、钱财、办事、筹款、薪金等问题，他都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不同的意见供对方参考。最后他总结说：“对于山西村政的批评两句话可以尽之。一面是太过不注意；一面是太过用力气。”大意是说：当政者没有看到问题的难处，不顾客观条件，依靠行政或主观上的愿望强力推行乡治，其结果事与愿违。在他看来，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而只是靠上面用力去推动，结果是大推大动，小推小动，不推不动，最后怕是推也推不动了。因此他对阎锡山说：“天下事，还得自然些才行，硬做是做不来的。”
梁漱溟在参观过上述三个地方后，按原计划是要返回广东的。但由于同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因反蒋事发而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此后时局也随之起了变化，因此梁也不能再返回广东了。对这段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到河南办“村治学院”
嗣后，梁便落脚在北平，寄居于清华园内，准备将平日所思考的问题写成《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公诸于世。后来因故未能写成而中道停笔。正在这时，梁接到友人王鸿一来信，称：“阎锡山、赵戴文深感中国必须别求出路，誓愿尽力村治建国运动，函盼北来，共商一切。”王是山东郓城人，早在1921年任山东政治教育专员时就已认识梁漱溟，那年梁到山东讲学，就是他建议山东教育厅邀请去的。这时他在山西做阎锡山的幕僚，梁是时滞留于北平，无甚紧要事，故于当年秋应邀赴太原。
梁到太原后，即往晤阎锡山。阎对当时国内各方军阀存在一触即发的内战形势，表示忧虑，因此请梁到太原来就如何治理山西及在此混乱时局中如何得以自保等问题，向他请教。此行，后来据梁回忆说：“阎初求避免战争，率知其不可得，转而谋改造政局。其改造理想，初意盖有如鸿一所云‘别求出路’者。别求出路，意指中国不当追从于欧美或苏联。……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对上述问题，梁认为“制度”之事，是从事实中逐渐形成的，并非悬想可得，故置而不论。但人们处于旧制度崩溃而新制度未成立之际，民族文化根本崩溃，外来文化杂然并陈之今日，其所大患在于法制屡更而均无效也。在此混乱时局中，他对阎求避免内战之用心，深感敬佩，并希望阎能“不易不移，终其斯志”，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建设民主政治。此外，他还劝阎氏，以沉痛之言，揭穿时局真相。他说：“一切党治民主之名，均无所用之。问题关键不在虚慕民主，而必在国人肯说老实话。”对当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非常反感，主张“党外有党”。按照他的意思，国民党应该承认异党之存在。至于国家之政治制度，他主张地方分权而治，大权集中于中央的政体。他说：“窃意中央之于地方：（一）宜以领导地位自处；（二）以联络中心自处；（三）以监督地位自处。”试以经济建设为例：召集会议，统筹规划，方针自寓于其中，设施之事则委于地方自为之。除上述之体制外，他还主张在中央设元老院或枢密院等机关，让国民党之元老居其中，初无一定职守，但关系甚大，如英王之于英国政治一样。梁上述主张和意思，曾当面向阎锡山陈述过，并在他离开太原时留下一封长信，再次给予表达。其效果如何？梁回忆说：“愚返北平后，从报纸得悉阎与南京电文往复中，曾提出有设枢密院之议，似本于愚之主张而来，但其内容又自不同。愚主张诸巨头分负地方责任，而以诸元老居中央，监临于上。阎电则请蒋与冯、阎等皆解除实际责任，同入枢密院。”可见，阎对梁的献策是有所选择的，并不是言听计从。后来，阎与冯玉祥联合与蒋介石对抗，内战又再次爆发。这使梁漱溟感到痛心和失望，于是他认为阎锡山言行不一，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梁对此愤恨累日，最后写了一封信给阎锡山，辞去顾问之名，并谢却其每月致送之重金。
1929年秋，梁因王鸿一之介得识梁仲华。梁仲华当时奉河南政府委派筹办河南村治学院，遂邀请梁漱溟帮忙，并约他接办《村治月刊》。梁搞的是“乡治”，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搞的是“村治”，其实质都是一回事，因此梁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接办了王鸿一1929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村治月刊》，并受聘为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务长。该院是王鸿一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得到冯的赞助而成立起来的，院址设在河南辉县百泉，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和王怡柯。他们都是河南省村治派的代表人物。该院于同年12月招生，翌年1月开学。梁参与筹办。开学后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之前，他发表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阐述了该院办学的宗旨。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是一村落社会，因此谈到国家建设就要着眼于农村问题之解决，除此必无生路。改造中国政治，也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也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做法，首先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好合作社。他在该文里说：“农村产生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又说：“政治意识之养成，及其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借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途；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文章后部分谈到该院具体方针时，他说：“本院秉承本省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决案以成立，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两部。农村组织训练部盖根据本党政纲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之条，暨总理遗教地方自治之政治组织同时并为一经济组织之旨，以从事农村组织之研究及其实习训练。农村师范部盖本诸教育界所公认乡村教育必当特别致意之旨，以从事乡村教育之研究与训练。至若农业改良之试验研究，自亦属分内应行致力之点，故并附办农业教育及其推广。”综上所述，前部分谈其乡治思想，后部分谈其办学的依据，主要还是根据当时政府的条文及孙中山先生有关地方自治的遗教，然后再结合自己的认识而归纳成文的。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梁在乡村建设问题上的理论及其主张，是一篇代表作，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梁在另一篇《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把戏所骗（自是出于自家的迷惑颠倒，怪不得人家）。殊不知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耍不上来的。”又说：“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段话明显地道出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仍然是坚持他过去的看法，反对一切“西化”，要往“东走”，走自己本国立国之道，即他所谓的“乡村自治”的道路。他的思想过去是着重于文化方面，这时不同了，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1930年4月，胡适在上海《新月》杂志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现状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的朋友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他们几个请胡适先谈个大概，也就是“开场白”、“引言”之类的，谈谈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观点、立场及方法、态度等问题。然后再由他们来分别就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写文章发表，以供社会讨论。胡适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就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正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然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此文在《新月》上发表后，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对胡适的文章给予评论。略谓：本人对胡文中“反对暴力革命”的观点是完全同意的，但对其革命对象为“五大魔”的说法却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提出质问，谓数年来，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另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接着，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疾病、愚昧，皆与贪污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个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而它扼死了我国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之为敌，其将奈何？”以上所论，可以看出梁、胡二人在解决“中国前途”问题、“反对革命而主张改良”这点上，立场是一致的。但在识别革命对象的问题上，观点就不相同了。显然，在这方面，胡适洞察社会的眼光，就不如梁漱溟之深刻了。
同年，在河南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次大规模的内战，直接影响到河南“村治学院”之成效。本来，梁漱溟到位后工作开展是很顺利的，但好景不长，学院开办不到一年，却碰上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相互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战争的结局是蒋军得胜，阎退回山西，冯放弃河南向西北撤退。同年10月，蒋军开进河南省会开封，“村治学院”因与冯系军阀有关系，故遭封闭。梁漱溟返回北平。后来他回忆说：“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到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村治学院”结束后，院长彭禹廷回家乡去了，而副院长梁仲华却到了济南，去向当时的山东省省长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为何要向韩报告呢？原因是韩在此之前，是冯系人物，任河南省长。他对该学院一向积极支持，后因与冯玉祥发生矛盾而投靠蒋介石，蒋任命他为山东省长。因有这层关系，所以梁向他报告，并商量善后办法。韩在听完梁的报告后，当即表示欢迎他们都来山东，继续在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得到韩的指示后，转到了北平与梁漱溟商量，如何在山东继续办学的问题。幸好那时河南“村治学院”的人员还没有全部走散，经过他们组织，大家又一齐转到了山东邹平县重新建校。之后，从1931年初到1937年底，梁漱溟都是在这里从事他理想中的“乡治”工作。这也是他搞乡村工作的第三阶段。
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联泉，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该院开创时，由梁撰写了一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宣传他们摧行“乡治”的主张和办学的宗旨。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选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许多人都在提倡建设，而建设又有许多方面，他们是从事于乡村工作的，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从此以后，似乎名正言顺，一直就没有什么变动，一直沿袭下来，而他本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乡治派”的代表人物了。
其次，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阐述了“乡治”的理论根据。宣称：“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他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乡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就从这点上说，中国的建设问题便应当是‘乡村建设’。”再说摆在眼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人没饭吃，天灾人祸，以至官无可求，军无可投，匪无可为，劳力过剩，年年有增无减。这些问题，也只有走乡村建设的路，振兴农业，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谈到教育问题，他认为西方的学校教育，不仅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而且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他说：“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使之流为高等乞丐。由于上述的一些原因，中国广大的乡村遭到破坏，如若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须得扭转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并强调说，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顿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人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所谓乡村自治其内容主要是包括上述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三个方面。这三者究竟以何者先办，何者后办，可因地制宜，由当地主事者们自行决定。从当时邹平的情况来看，梁是先从教育入手，因此文章的后半部开宗明义，他首先声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设立所有一切办法或秉承省政府命令所示，或由院拟订呈请省政府核准备案”者为依据，从而表明了办学的态度和立场。接着是谈他们制订的方案。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为三部分：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该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其招生对象是大专院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共40名，学习期限为一年。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其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具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招收的人数，每期大约300人左右。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行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该院管理，包括县长的提名、机构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等等。
除上述机构设施外，在教学方式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如课堂面授比较少，一般不采取讲授方式，而是采取个别谈话，或是集体讨论的形式。为了充实教师队伍，特从南京晓庄师范借了几位有经验的教师来负责教学。他们所开设的课程都是从实际出发，如乡建理论、精神陶冶、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名目不少。为了解决教师力量之不足，他们还到各大学约请一些学有所长的教师担任专业课程的指导，采取函授方式进行。这也算是一项改革的内容。综上所述，可见梁多年来主张走出学校，深入农村，结合乡村自治办教育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
1933年7月，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在邹平召开，梁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报告》为题，在会上作经验介绍。首先，他阐述了他们办学的宗旨，略谓：“顾今日中国之乱，系由近百年来遭遇另一种不同文化，陷入于一全新的环境中，所以引发其自身传统文化之一大激变。此时而言求治，非从根本上重新建立其自身所适用之一种组织构造不可，而所谓村治或乡村建设云者，意在新组织构造必于从乡村建其根基，而后使之得以发荣滋长。”接着他介绍了两年来的工作情况及成绩。他说：“本院开办以来，招收曾受过高等教育之学生共40名学员，今已结业，多数留本院及实验区服务。训练部招收学员，学习一年，前后结业的大约有700人，极大多数皆回县服务，由省政府通令其本县，每县划定一区，由学生等试办民众学校（乡农学校），并得担任区长职务，在院内成立乡村服务指导处，派员分赴各县巡回指导。据统计27个县中共有77处，内计高级部60班，普通班87班，总共147班，学生人数5280人。各校经费其自筹部分多寡不等，难以计算，其由县补助部分，全年总数42480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等人在山东邹平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当时地方政府及韩复榘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一些成绩，这对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山东省政府按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届内政会议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在原有的基础上，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为实验区。之后在各实验区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本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梁办此农校所设的课程，其中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精神教育这一科。他说：“精神陶冶，就是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个很远大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荷此任。”为此，他曾将过去办学中每天早晨跟同学们精神讲话的“朝话”恢复，并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据当时的人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朴素，每天起得很早，夏天5时、冬天6时，晚10时左右就寝。他的住处除桌椅外，别无它物。他的书籍也不放在私室，统统存在公用图书馆中。他的饮食很随便，终年素食，尤好吃水果。他为人很认真，做人为学治事是打成一片的。他有十四个字的格言，常写来赠给他人，即“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由此可见，他胸怀之广大，志向之远大。
农村改造运动，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下，形势发展是比较快的，影响也不小，这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第一次出席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人员只有70多人。1934年，他们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出席会议的人员增至150余人，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多。1935年，在无锡他们召开第三次年会时，有169人，据说旁听的人数每次均在100人以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治派的改良运动在农村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在农村工作立意是好的，但对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及农民生活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只能对国民党政府及农村的地主、富农有利。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对乡治派提出严肃的批评，而对梁漱溟的理论及其实践批判的火力更为集中。如孙冶方在其《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一文中所说的：“许多从事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中去做那艰苦工作。在他们主观方面，或者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是足以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然而他们的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其次，干家驹在《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一文中，也针对梁的乡治理论进行批评。他说：“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虽然好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并称：“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了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招牌，但骨子里还不是维持现存制度之巧妙的设计者？”此外，西超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华民族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国内封建残余势力根本铲除，你要讲农村生产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又必须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农民没有解除这两重锁链以前，一切用“软工夫”（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是很难有实效的。踪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及在建设中国农村问题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社会现状。这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是谁非，历史最后做出了结论，乡治派失败了。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1934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梁漱溟应邀出席，并在这次大会上以“孔子学说的重光”为题，发表了演说，宣称自己曾努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要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使之透露其真面目。至于如何研究，他说：“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方面的工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工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下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思想。……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地作一番整理工夫。”并称“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对自己有办法”。这可以从他在《论语》一书中所说的话得到认识。比如，其中有一条谓：“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说自己的生活，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一生。这条梁认为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有办法。因此，他说：“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理当然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又比如《论语》中还有一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日：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式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所谓‘不迁怒、不式过’也，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对自己有办法。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学生的学问如何，必然与老师有关系。因此，由学生可以了解老师的学问之所在。”以上是梁氏对孔子学说研究的心得与体会，他称这门学问既不像哲学，又不是教育学，若要定名，或可叫做“自己学”。接着他说对于这个名称，虽然定得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处，那么孔子的真面目也可以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的。
最后，他对比了中西文化，得出结论说：“西洋人对一切都考查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讲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洋人会造飞机，可他的生命是蠢的，造出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没办法。因此他断言说：“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重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以上所述，是梁多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独特见解，同时也是他宣扬东方文化的主要精神，颇受到时人的关注。
1936年4日，梁漱溟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到日本的神户、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了三周的访问，其间在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并谈及此次来日之观感。他说，他们到日本来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是来参观访问日本的农村，二是来了解日本社会。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而我们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地位。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更加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的必要。
至于说到农村问题，他认为，日本的农村工作是靠救济，在现有社会机构内想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是很有限的，靠缓和的救济，农村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而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救济问题。中国没有主人，谁配来救济呢？日本有国家政府可以借社会机构——教育、经济、自治的机构来救济。中国一样都没有，好在防止农村抬头的力量也没有，所以中国农村比较有前途。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冲突并不比他国剧烈。我们在实际上分不出有几个不同的势力，分裂的表现只是在上而不在下。比如，过去两广与国民党中央都是上面分裂，底下毫无深刻的矛盾势力。说到这里，他饶有风趣地说：“说句不通的话，中国除政治外则没有不统一的事。”根据以上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走得通，那就是走乡村建设的路。具体地说来，就是从“乡农学校”入手，“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把以前的行政区域取消，将“乡公所”与“区公所”改成“乡学”与“村学”，以前由乡、区公所办理的行政事项，概改由“乡学”、“村学”办理。这实际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其组织就成为村学一乡学一县政府一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最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上之无办法刚才已经说过，是缺乏统治力。这统治的权力照理应操在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之手，中国则尚缺少阶级和集团势力，现在要形成此种势力已来不及，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下面来统上面’……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张由下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踪上所述，可看出梁漱溟经营的农村建设，有其远大的目标，要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大道，后来未能实现，有其历史及社会根源，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抗战军兴 为国事奔走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我国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即遭到我守军的奋勇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6日至20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暑期座谈会，邀请全国名流学者共计15名到会共同研究中日局势及御侮图存之计。梁漱溟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旋即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8月，出席了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国防参政会议。该会是国民政府为抗日而设立的咨询性质的机构，即后来“国民参政会”的前身。在这次会议上，梁作了长篇大论的发言。先是讲乡村建设，后是讲抗战民众教育等问题。因发言时间过长，引起在场的傅斯年不满。傅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但会议主席汪精卫仍让梁把话讲完。在这种情况下，梁自己也感到时间的确紧迫，于是终止了自己的发言。会后他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内容是强调发动民众，说明民众是在农村，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民众抗日救亡教育工作。之后，他奉蒋介石之命，与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当时，韩复榘对抗日战争态度暧昧，而梁与韩关系较密。故蒋有此差遣其实是去探查韩复榘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和决心，并劝勉他坚决地站到抗日战争这方面来，听从“中央”的指挥，为抗战效力。此事经过，据梁在《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中回忆说：“8月22日，余陪蒋百里先生晤韩，韩即自谓不求决战但求能战能退，施战施退。对于前途大势，认为中国必撤至平汉路以西，得国际援助反攻过来，始有办法。故以兵力于此时决战，徒供牺牲，不如保全实力，以待反攻机会。又自知所部质量甚差，不堪作战，必致消灭。故蓄意退至南阳汉中等地练兵，以冀不失为参加反攻的一个单位。”上述见解，充分暴露其对抗战已缺乏信心，而且还为将来的逃跑埋下了伏笔。针对韩的这种思想，梁曾多次与之交谈，劝其不可与敌人妥协，建议他发动民众，配合前方军事顶住日军入侵，决不可往后撤退。但韩心事已定，不纳其忠言，尚自将其统辖之部队，不战而退往鲁西巨野一带。后来韩被蒋介石以不服从命令、临阵脱逃等罪行给予枪毙。
自抗战全面开始后，梁漱溟便积极参与国事，奔走于山东与南京之间。在济南曾参加抗敌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常委，因此他对当时前方消息及后方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他观察，抗战初期我方的失败，实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因此他说：“今日最大的问题不在外面而在内部。例如平津的失陷，根本误于政治，而非军事上会如此失败。最为明显：军事不统一是政治问题，还有前方、后方未能配合，政治社会未能打成一片，军民未能合作等，许多自败之因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他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更进一步地团结，以加强抗战政府的力量。再者，当时许多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只顾逃难，把妻儿资产送往国外，这使他对国民政府及抗战前途感到十分悲观。另一方面对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又不甚了解，很想有机会亲自作一番考察。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1月，他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和他做多次长谈，当面请教。那时，国民党与共产党虽已建立起“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关系，但他还希望能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
关于此次会晤，他在《抗战初期告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有记载：“此次晤毛君泽东于延安，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大意是说决定中日问题之前途者总不外三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求中国的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则随战事之扩大与延久而暴露其弱点，增加其困难，方为正比例的前进，又无可疑者。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两年来亦已逐步趋向团结，而相当实现。如是，又何须悲观。”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开导，梁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这次谈话对梁启发很大，原先来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这时已涣然冰释。
然而，在第二次谈话时，彼此却发生了分歧。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之前梁曾将其专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请他提意见，故次日之谈话便从此开始。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等问题，需要扩大与加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毛泽东谈起阶级斗争问题时，梁表示不同看法。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斗争对立鲜明，贵贱悬殊很大，但中国则不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因此阶级对立不强烈。接着，他又提出“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八个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说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这些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便能得到安定和发展。梁如此这般地讲着，毛泽东则耐心细听，有时也插几句话，最后表示叹息地说道：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中国还有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而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也没有说服了谁，争论无结果。后来，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这次访延安与毛进行过两次长谈之后，又到各地进行参观，并访问陕甘宁边区，听代主席张国焘介绍了边区的政府工作。梁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约3个星期的时间，1月25日返回西安。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中日战争已进入到相持阶段。这时，国民政府已迁到重庆，原先的国防参议会早已改名为国民参政会。梁漱溟仍为参政员住在重庆。这时日军已深入我华中地区，但其后方占领区内如山东、河南等地区仍有我游击队与之周旋。据说这些游击队中有不少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员分散在其中，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梁对此感到欣慰，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愿望：想到敌后广大地区去巡视一番，亲自考察一下那里的军民与日军斗争的情况。于是，他把这种想法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说很好，我们已经委派于学忠作为敌后山东游击司令，你可以去找他。谈过之后，蒋委任梁为战地巡视特派员，并给他一万元经费，密电码一本，并说有事时可以与他联系。国民党方面关系打通后，梁又去找了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交谈。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他找到了秦邦宪，说明情况，并请他与延安方面联系，让他们一行人能到共产党统辖下的游击战区去考察，并请给予协助。
此事征得双方同意后，梁于1939年2月2日率其同人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等人由重庆出发，经西安、洛阳入皖北而进入山东，在鲁、豫、苏、皖各游击区巡视，所到之处，皆得到当地游击队的招待与护送。但处在敌人的包围中，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危及生命安全，因此他们的行动是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此行前后8个多月，其行踪，梁记述颇详，兹摘要如下：
2月
2日，我乘飞机由渝到成都，与艮庸等相会。
10日，我乘飞机到西安。从10日到17日皆留西安，与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伍云浦各位先生商洽如何渡河入鲁。
18日，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
27日，晤西安行营主任程颂云（潜），商谈去战地视察事。在此期间内一夕，胡宗南、邓宝珊忽相偕来访。
3月
2日，晚8时偕同人乘火车离西安去洛阳。深夜过潼关，敌人隔黄河岸打炮（所以必在黑夜通过者以此）。
3日，早抵洛阳，住入旅馆。午后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18日，偕同人离洛阳行抵襄城。因于学忠被任苏鲁游击总司令，卫长官主张我随其一路入鲁。此时间于在皖北阜阳，特往就之。
24日，下午6时船抵阜阳，入城则于孝侯（学忠）已先行，留有张旅长招待我等。从24日至29日之前均留阜阳，等候于之参谋长王静轩由陕南率队至此，再同行入鲁。
29日，偕同人随于部五十一军王参谋长及其部队离阜阳往蒙城。
31日，行抵蒙城外“四里吴家”宿营。此时得悉五十一军先头部队在宿州站南穿越铁路时，遭敌军截击，损失甚重。王参谋长部队改计向北；愚亦变计轻装前进，不随大队同行，于是彼此分手。
4月
2日，移往城内县政府之财委会。蒙城已经陷敌，城内民房破坏惨重。4月7日前均留止于此。
7日，派靖波、荫平往涡阳转永城（属豫东）书案店（市镇名），与新四军彭雪枫司令接洽，希望其能引导入鲁。
8日，偕同人离涡阳往永城书案店晤彭司令及副司令吴芝圃，承其招待留止3日。
13日，起行，随新四军滕团长往李士林（地名），彭司令以一白马赠我代步。
21日，由王白楼（萧县境）行40里至王寨，当晚转住郝楼。砀山县长窦雪岩原为邹平乡村工作同人，是日亦赶来相接。原邹平同学许锡琏在萧县工作亦来晤。
27日，下午北行15里至中兴集，住邹平研究部同学王梅村家。丰县县长董玉珏赶来相见，雪岩伴送此为止。
5月
2日，早由朱旅长派队护送赴定陶。
3日，由定陶县队护送至菏泽，往第六中学。
4日，应邀在民众剧院讲演。此行沿途每为人分析抗战形势，做动员工作，先后讲演次数甚多，然开大会对群众作讲演则自此始。
16日，晨离张秋镇往杨桥，住东进支队杨勇团邵。适值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此（闻在某处与敌作战昼夜之久，疲极，来此就睡），曾出相见。
30日，离坦埠往王庄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沿途见有欢迎标语张贴及欢迎的群众迎来，欢迎于学忠总司令及愚两人。于系应省主席沈鸿烈邀往东里店省政府，路经王庄，适与我有一段同路，同时到达，当即会晤纵队指挥员张经武同志及政委郭洪涛同志。于未多停即离去。我留参加群众大会讲话。然后去东里店，从东里店来迎者有省政府人员及第三政治大队同人秦亦文等多人。
31日，午前沈（鸿烈）派其秘书长雷法章先来看我。午后沈、于（学忠）又偕来看我，邀同赴群众欢迎大会。
6月
7日，敌机15架飞来轰炸东里店，伤亡200人。此次敌人大举扫荡，当上空投弹之时早已四面包围，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全省的政治中心于一日之间即遭毁灭。同时，于（学忠）之总司令部（在上高潮）、八路军之指挥部（王庄）亦为其扫荡目标，均不能不各自转移。
8日，沈派人送信来，省府避敌他迁，嘱我亦自行转移，并派步兵约一班人来照料护送。
10日，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沿途与省府机关相遇，各皆狼狈不堪。（此时即将沈前所派给我等之一班人归还给省府。）……休息至夜半起行（与工作团偕行），登摩天岭，往西越过公路时已天明。
13日，留许家峪休息，冯韬同志介绍邵德峰先生来谈，劝我以变姓名暂时隐匿之计。
15日，偕艮庸、健三同志往水牛里访于（学忠），谈战况并商我返川之计。
21日，晨5时起行，西行7里许，忽闻曾家疃方面有敌兵发现，即停止前进，继而传来枪声，遂折回南墙峪，隐于山沟内。
23日，午间得谍报敌人从东南西路而来。下午4时离岱崮到茶叶坪停息，续于昏暗细雨中前进。雨落愈大，昏暗愈甚，出手不辨五指，山路崎岖坎坷而油滑。
24日，黎明，雨不稍停，衣履湿透，饥疲且冷。行抵对经峪一小村，不见一人，而讶其衣被柴粮俱在，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为免遭敌人跟踪，我与艮庸、竹川等五六人寻路下山隐藏于一岩洞内。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两军往返冲夺，或远或近，近者如在头顶。7时后枪声渐停，洞内人众待至黑夜即劝我等赶紧他徙。
7月
5日，嘱靖波、泮清往鲁家庄访鲁迪哲，并往太平集访东进王秉璋参谋长。晚8时泮清回，报告接洽已妥，东进支队允护送我等赴鲁西，作回川之计。
24日，本日原拟休息一天，下午得东进支队司令部消息，昨住之宁家庄今到敌人，似追踪而来者，乃决定西移，俾与六支队或总部接近，晚7时30分出发。
8月
2日，应邀参加六支队座谈会，晚宿上套里。
6日，仍留上套里，续与同人讲佛法。
7日，董政委君毅来通知，梁山司令部已有回电，可以出发。
11日，离二渡白，曹营长派队20名送我等往张坊，约行30余里，8时后到达，当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
14日，留胡家楼。随在我军中有俘获之日军6人，皆加善待而教育之。……晚饭后散步湖滨，值夕阳西下，湖水泛紫红色，与暮山远村天然画图，至不易描摹。不禁使人益叹息于战争之错误与人类之愚蠢。
26日，留陈庄，丁专员来谈。谈及各方与八路军摩擦情形，颇觉可虑。
27日，接豫北朱怀冰电报，促我即起程西返，并表示负责护送渡河到洛阳。
9月
2日，早5时乘驴出发，至汤阴县之博梁山休息。汤阴县政府现驻此。下午1时30分抵盘石头，住九十七军补充团团部。
7日，晨5时出发，午后5时半抵陵川县城，住南关外。城内居民全部迁徙，荒凉满目，盖所谓“空室清野”政策也。
17日，8时30分起身往白坡黄河岸候渡。10时左右糜副师长代交涉之船到，乃登舟渡河，下午4时30分抵大杨树。再步行10里抵洛阳，适在“九一八”第8周年之前夕结束此行。
踪上所述可看出梁等此行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困难更大，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更不巧的是碰上了日军的大扫荡，在敌我交战中来回爬山越岭，有时还要忍饥挨饿。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们不辞劳苦，带去了后方民众对前方战士的关怀与慰问，鼓舞了官兵们的战斗意志，这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此行给梁漱溟带来了一个不好的印象。他发现国共双方在敌后根据地，有的驻军常发生军事摩擦，这使他感到惊讶和苦恼。他回到重庆后，为此事向各方呼吁和平，并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其对八路军的军事活动。
筹建“民盟”创办《光明报》
当时的事态是这样的：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及《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等法令，对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实行种种限制，并在各个战区制造分裂，攻击八路军。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个举动，受到广大人民及爱国人士的反对。梁漱溟是耳闻目睹过上述事件的人，因此他在1940年4月召开的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公开向大会提出问询案，要求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作出答复。他说：“迭闻各战区各地有我军自相火并之事，是以敌人残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残也。灭弱抗战力量，援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逾于此。……对于此事，眼前作何处置，及如何求其根本解决永久消弭之道，拟请派员出席，明示方针，讲求至计，国家幸甚。”
梁上述意见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众及爱国人士的心声，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军事活动，巩固团结，共同抗日。但国民党顽固派却置若罔闻，忽视民众心声，变本加厉，在1941年1月又制造了反共的“皖南事变”，公然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抗日统一战线，其结果是“仇者快，亲者痛”。这件事使梁漱溟深感忧虑。为了团结抗日，他认为有必要联合当时国共两党之外的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组织成一个党派，一起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样就有力量了。于是，他与黄炎培、章伯钧、张君劢等人商议并决定将原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扩大组织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梁与黄炎培、张澜、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人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和国人》等文件，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梁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因黄辞职，改由张澜继任）。有鉴于当时处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下，上述举措不能正式公开活动，故一切活动都在暗中进行。然而“民盟”既已组成，终究要与社会见面，于是该会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纸，在海外建立言论基地，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伺机公开“民盟”的组织。
同年5月，梁受组织之托抵达香港后，受到中共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等组织的热情欢迎。之后在他们及海外爱国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下，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创刊，梁自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10月10日《光明报》以“启事”的形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的主张》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正式向海内外宣布其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外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其任务是“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经过上述有计划的运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正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政党的形式公开出现了。后来国民党无可奈何，形势所逼，不得不承认其存在。梁在香港办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香港沦陷，他才回到内地。
《光明报》作为中国当时政坛上的第三方面势力出现了。它要求民主，希望团结，坚持抗战，因而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虽然只存在了80多天，但梁漱溟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却不少，如《我努力的是什么》（连载50余日）及《调理自己必须亲师益友》等论文，共20余篇。以上说明他在该报存在的日子里，是不辞劳苦、费尽心力地为抗日战争动员民众，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2年初，他回到广西桂林。之后，在这里一边从事于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边主持民盟的工作，配合李济深等人进行抗日反蒋的活动。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期间他的生活比起在重庆和香港时，是较为平静多了。因此，由于朋友们的关怀，介绍他与当地师范学院附中的教员陈树蕖于1944年1月23日结了婚。此事被当时新闻界大加渲染，传为美谈，笑话很多。梁漱溟为了以正视听，曾致函某晚报记者，要求如实报导。略谓：“漱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丧偶，悼亡文中曾申言不再娶，留此爽利之身以应付日渐紧急之大局。……自二十四年迄今首尾十年矣。生性淡泊，不以鳏居为意，此次之事颇似一不设防之城市，忽然被人攻入。缘此间友好曾君作忠（师范大学院长）暨曾夫人罗女士，与漱溟相知二十余年，以彼等结婚漱溟为之证婚，乃采取‘报复’行动，为我媒合。”并称“陈女士今已逾中年，漱则去岁既满五旬，实在谈不到儿女温柔，只期老来彼此作伴而已”。梁此函传出，流言稍止，但人们对这位新郎友，总是很关心和逗趣的，不肯放过。后来许多人为他写传写到此也免不了或多或少地要画上几笔，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政团”二字取消，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意味着性质有所改变。过去发展盟员仅限于政团之间，经过这一改，可以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加入“民盟”了。会议除拟定民盟纲领（草案）外，还选举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等33人为中央委员。梁仍为中央常委会委员，负责国内关系委员会工作。1945年春，民盟中央指示梁在广西筹建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以推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民盟工作。之后，他便在广西贺县召开该总支部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有梁漱溟、欧阳予倩、狄超白、千家驹等人，由梁负其总责。
抗战胜利 为国内和平而奔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之后不久，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修改宪法、和平建国等项措施即将展开。人们以为一个法制民主化的国家将在中国诞生。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梁一方面感到高兴，认为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会于重庆，外患内争从此泯灭，建国大业开始，值得庆贺。但另一方面对于人们所要求的西方式的多党政治感到怀疑。他认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思想上非常苦恼，得不出答案。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到延安，想再次访问延安，向中共领导人求教。不久便得到邀请。
1946年春，他第二次访问延安，会见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人，并在座谈会上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请求批评指正，也就是讨教的意思。他说：当时在重庆，朋友们都在忙于制定宪法，准备迎接国民大会的召开，组织一个多党制的政府。但是，我认为这不适合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习惯，同时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若要问我的主张，我认为社会需要改革，便需要一个有力的政府认定方针，把握路线，贯彻执行，……如果由多党以不同的政策来竞争建造，势必颠扑紊乱，动摇不定。因此，我主张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各党派可以有各自的纲领，但参与政府的人员，不可站在自己党派立场行事。这个党派综合体，它代表国民行使政权，决定一切，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治权，执行决议。一切军队、警察属于国家，作为政府执行治权的工具，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改革的任务。上述主张反应如何呢？他在《延安归来》一文里说：“在座的……各人对此的见解，各有不同，但毛先生则认为感到非常欣慰。他对……建立党派综合体进以组织超党派的政府这一主张，虽未表示完全接受，亦未认为是不必或者不可能的了。”梁这次在延安呆了10天，虽未求得具体答案，但在延安能畅所欲言地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值得高兴而感到欣慰的事。所以他说：“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说出来，向各位求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由此可见，当时他的心情比在重庆时愉快多了，但是另一方面，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想退出政治舞台，去从事文化研究工作，以此来为国家找出路。他说：“20多年来我们总在这种分歧混乱状态中。……今天我们必须从思想上打出这混乱之局，从整个文化出路上来求政治的出路。这就是我要致力的工作。”
为了实现上述理想，4月10日，他曾飞往昆明去找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想在昆明设立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希望龙在经济上给予资助，但未能如愿，又返回重庆。
同年4月初，苏军从东北撤走后，蒋介石便破坏东北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之后，东北战事越打越凶。4月18日，梁从昆明飞回重庆，正赶上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于是民盟内的一些朋友都出来劝他不要走。大家说：“内战不停，你还能搞什么文化研究工作呢？”听了这些话，他又回心转意加入到政治行列里来，为和平而各方奔走。接着他被选为民盟秘书长，住在南京。因为担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不愿离开四川，所以民盟内一切事情概由他做主处理。
这时，国共双方争执焦点在长春问题上，民盟作为第三方居间调解。据梁回忆说：“当时中共实不愿打而愿和，可是蒋介石执意不肯和，而要打。此时我们觉得，老是打下去怎么得了，大家商量是否可把在山洞向马歇尔提出（请中共军退出长春）的方案再行提出。于是，就从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和毛泽东，请他们接受这个方案。电报是5月17日拍发的，19日就接到毛泽东表示同意的复电。我们重提这个方案在时间上是晚了，恰就在19日那天，中共军向后撤了。蒋介石用美国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向中共军发动猛攻……20日，南京得到胜利消息，蒋很高兴，于23日带宋美龄、白崇禧离南京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进入长春。时局发展至此，我们所发的电报就很不合时宜，情形很糟。蒋介石讥讽我们说：你们知道共军站不住脚，才主张共军撤出长春。其实，前方战事情况，不单我们不得而知，就连周恩来也并不知道。周跟前方将领一向不直接通讯，必要时才由延安转告周。所以，我们第三方面当时处境颇为困难。”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蒋介石甚为得意，拒不执行停战和谈的诺言，而又提出所谓“美方决定权”问题，逼中共非让步不可，并限期15天休战，要中国共产党作出答复。这个问题经各方面调解后，中国共产党作出让步，算解决了。但蒋介石得寸进尺，又提出苏北中国共产党军队撤退地方政权问题来逼中国共产党让步，并称“非此不可”。这个问题是个原则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苏北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打败日本军队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政权，蒋介石妄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拿将过去，这是异想天开！当然遭到中国共产党拒绝。这本不属整军范围，蒋却借题发挥，下令向解放区进攻。于是，从7月起，内战升级大打起来。梁漱溟回忆说：“这问题就全局来看，本来很小很小，而竟成为争执之交点，真不合理。蒋介石的心真狠，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无理取闹，别人拿他真没有办法。马歇尔干瞪着眼瞧，无事可做。我们国内第三方面也是干着急，毫无办法。蒋介石本人躲在庐山，避不见人。”之后，代表美国的调停人马歇尔曾先后九上庐山，飞来飞去也没说服了蒋介石。内战仍在继续进行，但在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蒋介石也不得不敷衍一下，坐下来谈谈，但要价却很高，因此出现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或是边谈边打的局面。最后当蒋介石攻下张家口后，他以为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便置政协决议而不顾，单方面发出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令，企图一党包办国民代表大会。对此违反原来“政协”的议案，即应在内战停止、改组政府条件下才能召开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参加，并指出这是非法集议，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独裁宪法，使内战合法化，使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带动下，民盟也表示不怕一切威逼利诱，决不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民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一意孤行，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和谈从此彻底破裂，梁漱溟个人努力也失败了。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民盟，离开南京到重庆主持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从事教育与研究工作。
和谈是失败了，但梁在参与和谈过程中，曾经一度代表民盟去昆明处理“李闻事件”，是有贡献的。那是在1946年的7月11日和15日连续发生的两桩血案。这年7月，国民，党硬要中共让出苏北的地方政权，并称非此不可。遭到拒绝后，蒋便下令进攻解放区，同时在全国各地对民主力量加紧镇压。当时，昆明是民主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要求民主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呼声甚高。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7月11日在昆明刺杀了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李公朴。四天之后，7月15日又刺杀了西南联大闻一多教授（民盟成员）。反动派以为这样可以吓倒人民，其实相反，民主力量更加强大，昆明学界发起的民主运动更加发展壮大。继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后，这次又发起了“七一五”学生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在人民面前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反动狰狞面目。
“李闻惨案”发生后，梁于18日以民盟秘书长名义发表书面谈话，略谓：“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在宣读完书面谈话后，出于对国民党特务政治的愤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大无畏的精神怒喝道：“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的声音代表千千万万民众的呼声，使躲在阴暗角落的特务感到害怕！
其后，梁受民盟总部之委托，偕其副秘书长周新民一同到昆明去调查这次惨案真相。他们到昆明后，国民党为了掩人耳目，搞了一次一二十人出席的“公审”。其中只有“中央社”记者在场，而其他报纸如《大公报》记者均被拒绝于外。开庭时也没有律师，审判只是法官与两个被告人的一问一答，答完便算审理完毕。梁“观审”后，认为疑窦颇多，便致函给国民党派去昆明调查的官员顾祝同，请他们不要急于定案，并要求得到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然而，这样一个最低要求，结果都被拒绝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说。
这桩惨案的调查在国民党的阻挠下已无法进行下去，而所谓的公审是否能继续又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形下，梁等无所作为，只得于8月22日离开昆明乘机返回。此行梁等在昆明呆了16天，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收获，但也显示了民主力量之壮大与发展，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是一次揭露与控诉，同时教育了人民，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之此行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和谈”破裂 下乡教学著《中国文化要义》
梁退出政治舞台后，他决定静下心来重整旧业，在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一面继续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书稿，一面与国人诸生朝夕共讲，同时寻求志同道合之同志，一起来探讨中国文化精义及未来之展望。虽如此，但他对政治终不能忘情，所以有时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政治，谈谈自己的见解，但这也只限于理论上的批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所以，于1947年3月他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再次谈了他的政治主张。中国今日之苦，就在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未成，前后左右不接气。我们今日的任务，首先要做接气的工作，而后致力于文化问题的研究，谋不同文化之沟通。因为中国固有的思想与西洋近代思想之矛盾冲突，使得中国人迷乱分歧，无法产生一优越有力的思想而为制定宪法之本。根据这种情况，他便提出口号“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以此来唤醒民众，挽救时局。在他看来，在广大社会中，到处皆是彼此不信任的空气。政治上党派合作不成，因此酿出莫大灾难，到处是骗局，到处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符。于是他主张，表里如一，坦直慷爽，言必信，行必果，从这里面来建立新文化，达到民族共识，这样中国才有办法。有了信用，大家有了共识，遇事便能合作。为了挽救危局，他提出两个办法来消除彼此的隔阂，而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第一，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第二，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接着他以切身的经验解释道：“我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也自有本末。这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灭。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我有心肝，他们也有心肝。我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我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除掉这远大理想，便没有我。而他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说到眼前一桩一桩事，尤其容易说得通。这样遇着该当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语其合作之所以可能，也不外乎有合于上面两个条件而已。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的，我敬爱这些汉子。”踪上所述，可知他的处世哲学及提出这合作的两个基础条件，是希望同人及各党派人士能够异中求同，共同从危局中来挽救国家。他在文章最后部分强调说：“我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在这篇文章里，要求国内各党派团体消除隔阂，一致合作，其用心良苦。但现实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民党仍不愿“和”，相反继续扩大内战，其结果是违背民意，得不到支持而走向失败的道路。
1948年夏季以后，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同年秋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决战，蒋介石军队败局已定。在此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并于1月21日发表下野文告，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上台后，提出“和谈”来与共产党周旋，企图搞一个“隔江分治”的局面。这时，梁漱溟卜居四川，对国家大事作何感想呢？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国民党虽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大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受几年战火之灾，对此他感到忧虑。然而，就在他“只有呆在书房里默观静思”的时候，重庆《大公报》的记者登门来向他求教了，希望他对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主政再次呼吁国共和谈的形势，发表一些看法和感想。于是他在1月2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内战爆发的起因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然后根据自己参加和平谈判的经验与体会，得出结论说：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方面。但在中国共产党得胜的形势下，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屈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会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香港，有的人看了反对他，甚至骂他，有的人嫌他姑息，责备他是阻挠革命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答复各方朋友，他又发表了《给各方朋友的公开信》、《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共产党》等文，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对当时出现的和谈局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至于上述文章的中心思想，他说：“其内容要点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国民党说，一是对共产党说。对国民党是要他们承认是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就当时政坛来说，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对共产党，他说：“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对国家人民遭受的损害同感内疚。”其次，他希望共产党不要用武力再打了，并称：“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但到那时便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上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以上梁的这些看法和主张对不对？后来他回忆说：“在当时，我当然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而且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我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若从主观愿望上剖析，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想为国家、民族止息干戈兵乱之苦，一方面确实主要是想谴责国民党有罪于国家、民族。但实际呢，说得轻些是各打五十板，更有人说是替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开脱罪责，谋求出路。不过中共方面并没有就我的言论发表过什么评论，国民党方面虽然有李宗仁先生等约请过我商谈国事，但并未接受我的主张。至于我个人的言论错误与否，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稳定而统一的新政权和中国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好局面，这一铁的事实已做出了回答。”梁的这一自我检讨，雄辩地说明了他长期坚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及其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事实已经做出了回答，他错了。然而，在这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他的态度进退如何呢？后来他在问答录里说：“那时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之后，他仍在重庆北碚勉仁国专教书。
1949年，梁著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在四川成都路明书店出版。此书是作者1941年在广西大学专题讲演之纲要，次年在桂林执笔撰写的，后来日军侵桂中途辍笔，直到1946年由南京返北后才又重新写作。全书共14章，约20万字。关于写作是书之目的，他在序言里说：“这本书主要是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又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继这本书后，我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一书。”可见，梁写这部书是为其写下部书做准备。根据他的观察与研究，在这部书里，他共列出14个中国文化特征，并加以阐述，现将其特征录下：
（一）广土众民。
（二）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
（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
（四）中国文化力量之伟大，不在知识，不在政治，不在经济，不在军事。
（五）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
（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以道德代宗教，以孔俗代法律。
（七）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
（八）中国学术不向科学方面发展。
（九）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
（十）道德气氛特重。
（十一）中国不像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不像国家。
（十二）无兵的文化，重文轻武。
（十三）孝的文化。
（十四）中国社会的特产——“隐士”文化。
对上述特征，梁漱溟引用了大量史料及中外各家之学说，分章逐条论述，并与西方文化作比较，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如：中国人重视家庭，不重视集团生活；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中华民族是以“理性”为本位的民族；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途；中国历史是一治一乱的循环，而不见革命；中国是人类文化早熟的国家等等。在梁的著作中，上述这些论点过去大多提出过，而今重新提出来不过是根据新的资料加以充实和系统的发挥而已。所以，他在序言里宣布说：“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乡村建设理论》）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最后结论说：“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思想、看法是始终一贯的，其中虽有细小的订正或补充，但并无前后之矛盾，至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书，由于时局之转变，他也来不及作了。此外他在《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文里说：“我一生总在择我认为当时最要紧、最有意义的事去做。……不参加斗争而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其积极之义在此。”
全国解放 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此之前，9月2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30日会议闭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这一盛会，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这个话传到梁漱溟耳朵里，使他非常感动。同年12月，梁携其家属离开四川北上，此行是当地统战系统按上级指示，请他到北京去的。
1950年1月，梁到达北京。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正在苏联访问，因此未能及时见面。3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访问回国。那天，梁到车站去迎接，被安排在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前列。毛泽东见到他时很高兴，握着他的手说：“梁先生，你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改日再约你长谈……”次日，在公宴席上，梁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他们席旁，见他与众不同，吃的是一份素菜，又不饮酒，于是很风趣地说道：“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说完当场约定第二天晚间请他到中南海颐年堂一聚。主席的一席话使他深受感动和鼓舞。
3月12日，梁应邀乘车进中南海拜会毛主席，当他到颐年堂时，主席已在那里等候迎接他了。这次谈话，在座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林伯渠同志。谈话开始是彼此的一些寒暄，随即转入正题。毛以国事征求梁的意见，梁很坦率地说：如今中国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啊。毛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但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接着征求梁的意见说：梁先生这一次到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梁对此问题没有思想准备，说不同意不好，说同意又违背自己的意愿，因为他已退出政治舞台，而且有言在先，今后数年内“对国事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来处理一切事务的。这是他在1949年致函毛泽东、周恩来信中所说的。那时，新中国即将建立，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来处理国家大事，为此有关方面曾邀请他出来参与此项工作，结果被他婉言谢绝了。不料一年后，这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使他感到很为难。另一个原因是他思想有问题：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大局从此是否能安定下来，他是表示怀疑的，并认为当时国民党势力还据有南方及西南等地与中国共产党抗衡，将来大局还可以用得着他像过去一样出来向各方说话。由于这种思想存在，所以他对毛的邀请婉言谢绝了。他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毛主席自然看得出他的心意，于是没有继续谈此问题，而把话头引到其他方面去说，心中当然有些不愉快。这时坐在一旁的林伯渠同志提醒主席说，该开饭了。主席接着说：开饭，开饭。梁因为不吃荤菜，赶忙推辞说：我要吃素的。意思是不便打扰。毛主席说：今天全是素菜。不多一会儿，饭菜都摆好了，加上江青四人共进此素餐宴。在用餐过程中，大家谈了一些家常话，最后毛向梁提出建议说：梁先生你可以出去看看，你过去熟悉的地方，河南、山东、东北老解放区及其他解放区，解放后有什么变化，比较比较。梁表示感谢说：这很好，我愿意出去看看。
同年4月至9月，梁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率其随员黄艮庸、李徵、孟宪光等人，先后参观了山东、河南及东北等省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增加了见闻，开阔了眼界，深受教育。9月15日，回到北京，23日拜会了毛主席，并向他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及收获。汇报完毕，毛主席对他说：你看了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的解放区的情况，你看是否可再到广东去看看，新旧对比，这样收获将会更大的。然而，梁却另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说：今年出去的时间太长了，想休息一下，抽时间把这次参观各地的见闻和感想尽快写出来，访问广东之事就缓缓吧。毛见他说得也有些道理，一边笑一边摆手说道：那也好，先写写参观后的感想，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说。最后，毛关切地对他说：听说你到北京后一直住在别人家里，生活很不方便，现在我已经让人安排你到颐和园里边去住，那里风景很好。你在家听候消息，他们会来与你联系的。之后不几天，统战部派人到梁家商量移居事务，梁也亲自去看了房子。10月8日，他家正式迁入颐和园石舫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他在此住了两年多，到1953年春才离开，搬进城，住在积水潭边上的小铜井一号院。
同年10月1日国庆节，他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为《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在这篇文章里，他根据近半年来到各地参观的见闻，热情洋溢地歌颂新中国诞生后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非常感动。他说：“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感到衷心的高兴，因为我体认到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可喜的新气象到处可见，具体的事例数说不完。特别是在外省较比在北京多，在农、工、商上较比在政治上多。5个月游历的见闻和感想，最基本的就是我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简直是死人，现在又竟活起来了。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农民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较比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千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这就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现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上述的心得和体会，是他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而得出的认识。所以，他在文章里很有感慨地告诉读者说：“说老实话，对于今天这新的国庆日，假如不是事后（新中国成立后）有新体认，那在我心中将不起什么兴味。”
以上这篇文章是梁漱溟加入新中国建设行列后所作的一篇政治评论，同时也是他发自内心谈思想转变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1951年，全国广大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党和政府号召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要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支持土地革命，要以共同纲领为准则，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过好土改关。同年5月，梁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告，要求参加当时赴西南的土改工作团，后来得到批准，于当月15日离开北京，17日飞抵重庆。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学习，他们这个团20多人被分配到川东的合川县去工作，团长是章乃器，其成员多是上了年岁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名义上是工作队，其实是去参观土改。大家都被安排在城里住，白天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与活动。梁对此安排不甚满意，认为来了，又不能到农村去，没意思。于是他与于学忠、黄艮庸等人提出意见，要求深入到基层去。后来，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贫雇农诉苦会、斗争地主会、分田地等等。此外，可以直接与农民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上述这些活动，对他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收获不小。梁在《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稿》里，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话不同意，对于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不能同意，但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使得这一思想得到转变。他认识到，中国革命是由内部性质决定，加上外部世界形势的补充，在这种国内国外形势下，逼出了武装斗争。肯定了阶级斗争就肯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今天要完成这个远大理想，而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此外，他在另一篇发言稿中还谈到他对土改的认识。他说：土改要办到两件事，“一是土地分配合理，不要土地垄断在不种地的人手中；二是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来恐怕要经过斗争。自卑心理必须去掉”。梁喜欢动脑筋，据他体会，当时土地改革，重点不在分田地，分田地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其用意是在发动阶级的变化，要佃农、小农、雇农挺起身来做人，有自己的人格，消灭和打破过去的阶级关系，入手好像在分土地，其实不是。因为理想的不是成为小农，而是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主要方面。以上的这些认识，说明他通过土改运动的教育，思想有提高，有进步，大大减少了与新社会的矛盾。但是，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想不通的就很坦率地说出来向大家请教。比如他说：“指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指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党，完全不合事实，特别是给外国人和后代人看了误解，因为他们缺乏旧社会的具体印象，却有西洋社会外国历史的概念。”这些反映出他的襟怀坦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思想虽有进步，但与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梁这次参加土改，前后将近4个月，8月30日，回到北京。之后他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登载在10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开头，他检查自己的思想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转变，面貌一新，人们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真是“打破纪录”了。接着他又说：过去对共产党的朋友虽有好感，但思想见解却有很大距离。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的见解多已站不住，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说到这里他举例说，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所谓得修改者亦即在此。又说：“不过点头的自是点头了，还点不下头来的，亦就不能放弃原有意见。”接着，他列举了七个问题来加以检讨，说明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部分问题还一时认识不到的，有保留意见。
（一）旧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
（二）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
（三）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
（四）中国问题是不是要从阶级斗争中求解决。
（五）接受不接受唯物观点。
（六）中国革命要由什么人来领导。
（七）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以上第一个问题，梁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在周秦之际由内部变化分解而解体，秦汉以后的社会便已陷入盘旋而不进，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把秦汉以后两千年间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表示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然顺序（即社会发展史的五个阶段），然却非机械必然的。如我所见，失其顺序的或者不止中国，似乎印度亦是一例。”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第三个问题，他一向认为中国缺乏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现在有所觉悟，中国共产党之成功，恰恰与他的认识相反。因此，他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第四是阶级斗争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了。”对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些分析与回顾，得出结论是：“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第五个是关于唯物论的问题。过去他不承认自己是唯心论者，现在观念改变了。他检讨自己说：“我为主观偏向所蔽，不能把握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即落于被动而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一切失败无不从自己落于被动而来。怎样争取主动呢？那就是要唯物。”第六个问题，他过去不同意以阶级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及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亦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之说了。现在态度改变了，相信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因此承认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称“非此不可”。第七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共产党可佩服之处甚多，而他最佩服的是其群众运动。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像共产党这样好的。并称“过去我亦有依靠群众之意，但比起他们来，那就太肤浅了”。在这篇文章里，梁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清理，收获不小。对他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同月23日，梁第一次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以《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作了发言（见于《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其主要内容：第一点是对政协会议提建议。他期望今后开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开会要向工厂的工人学习，多提合理化建议，不要只是表示拥护、赞成便完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会议越开越有意味，越开越感觉开这个会的需要，积极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就好了。第二点是表示态度。他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两年来，无论是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声明，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是跟共产党走，二是改造自己。
1952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作出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要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谈体会，写收获，并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当时报纸上还开展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邀请学者、专家开座谈会。
在这种新形势的鼓舞下，梁漱溟又于同年5月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该文约有4万字，再次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作了进一步的检查。全文共分十五节，前五节是叙述自己在抗战前后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其中从第六节开始讲述他的错误思想之来由，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过分强调了中国问题的特殊，由此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及阶级斗争，认为中国革命问题不需要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因此主张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事实证明他错了，此路不通。从十三节后，他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见闻与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及毛泽东的著作后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是“立场问题”，即“自己从有产者立场出发”，“阶级出身和环境限制”，“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区别”等等问题。最后他说：“总结一句话，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上经证明，历史作出定论，30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了总贬承认是改良。”
此文写好后，未及时发表，5月5日他送交林伯渠秘书长，请呈毛主席，希望给予指教。8月7日，毛主席约他面谈，告诉他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方才我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很受鼓舞，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并提出想到苏联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请求毛主席批准。毛笑着对梁说：“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你不是想考察了解我国社会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么？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又说：“随你要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安排，给你一切方便。”梁对毛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内心又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含糊了之。后来统战部征求梁在国内的行程计划，准备给予安排，梁表示既然去不了苏联，在国内漫游没多大意思，也就罢了。
1953年后成了“反面教员”
1953年春，梁从颐和园迁回城里住小铜井1号，这是他家自己的房子。这年是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6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发言不慎，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经过情形，据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一文里的记载，略记如下。
8日，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日，开小组会，梁发言大意为：这个总路线全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同日下午继续开常委会，主席、周总理询问各组的讨论情况，要大家发言。梁建议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汇报，无需每个人重复发言，当然个别愿意再发言者仍可自由发言。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散会时，主席和周总理走过梁的座位时，向他致意，希望他明天发言，梁接受了。
10日，继续开会，有东北、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联的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拥护公私合营的政策。发言十分踊跃，距散会时间不远，梁即写一字条，送交主席，说明他可改用书面发言交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前，周总理对梁说，会期将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梁又应承了。
11日，午后继续开会，梁作长篇发言，先是说要总路线实施有效，必须发动群众起来协力行之。又说，国营企业有工会组织，可以发动工人，工商业有工商联的组织，亦可由他们去发动，唯有农民，土改后大率各自为谋，虽有成立互助组者亦不多，似应促成其组织以便动员。说到这里，他便以其在京之见闻宣称：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出去。可见工农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人才、物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
政协常委会到此结束。次日，全体政协委员列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报告。报告完后，毛主席在讲话中不指名地对梁昨天的发言进行了批评。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梁听后，知道毛主席是在批评他，于是当晚写一信向毛主席申辩，希望有机会当面复述原来发言，而后请求指教。
次日星期天，会议休息，晚上怀仁堂有文艺演出，毛主席派车邀梁去谈话，在开演前作了简短的交谈。梁要求毛主席解除误会，而毛主席则表示梁的言论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只是不愿承认而已。当时台上即将开演“抗金兵”，专候主席入座，谈话中止。梁随主席入座，中途退场回家。
14日、15日继续开会。16日，梁在大会上发言，其内容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三是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
次日，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系统发言，批驳梁漱溟反对总路线的言论。在周总理发言中，毛主席也随即插话批评了梁漱溟。至此，梁感到问题严重，认为是“遭到很深误会”，于是请求发言作答。主席同意他的要求，嘱他准备次日发言。
18日，梁做好充分准备，午后到会发言。但当他上台发言不到10分钟就被群众阻止，轰他下台。据他在“日记摘要”中说：“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我只得下台归座。却还好，我顿然清醒了，自知高狂傲慢不成样子。心气平静，敬听几位斥责我的人发言。”在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等人的发言过程中，毛主席也随时插话批评梁漱溟。几天所批评的大致内容为：
（一）不是以刀杀人，却是用笔杆子杀人。
（二）反对总路线，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
（三）关于雅量。在梁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继续当下去。
最后，毛主席指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对分清大是大非，贯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路线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说：“梁漱溟问题并不是对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最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把梁漱溟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去开会讨论处理。之后，梁即向政协请假，在家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但久不见下文，而政协的某些开会的通知和请帖依然照常送到家。在这种情况下，经友人们指点，他便销了假，从1954年元月起，又开始出席政协会议及一些社会活动。此事至此告一段落。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反思34年前的这桩公案，关于我自己的过错问题，则大体如前所述，即阶级立场的不对，与中共理论认识之差异，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等。”
梁这次错误，虽未受到什么处分，但对他的思想的批判却持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1954年春夏之交，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及中国科学院皆组织了小型的批判会。梁在这些会议上均作了检讨。科学院的批判会由学部主任潘梓年主持，院长郭沫若首先发言说：“我过去很尊重他，称他为梁先生，其实我还长他一岁。解放前在上海某次会上，我们二人并排坐，我发言时，梁很不客气地用臂肘使劲戳我，很痛，阻止我发言。现在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①郭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由此可见，当时批判会之气氛。如果说在这年里开的是小型的批判会，那么发展至第二年，即1955年，开的就是大规模的批判会了。这年全国主要报刊杂志，皆对梁的思想理论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到9月10日达到高潮，大多知名学者都投入了大批判的战斗。后来出版社将其论文收集起来，出了两本《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这次大批判，梁没有写文章答辩，而只是在1956年政协大会上讲了自己的认识与感受。他说：“去年各方面对我展开思想批判运动，在报纸杂志上，我还没有作过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他对我说的话是否是由衷之言，要打个问号。他这一问，问得好，现在我就从这里说起。我表示欢迎各方面对我的批判，拥护这一次批判我的运动。郭沫若先生要打问号，那就是说，你内心里真是这样吗？怕不见得！对的，我内心里并不像口里那样简单直接，内心里有矛盾斗争的，说出来的话，只是反复思索后归结下来的几句话，就显得简单直接而已。古人有‘闻过则喜’的话，我在去年看到的各篇批判文章，还不能对每一篇的每一处都心悦诚服。那么，有没有抗拒的心理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因为正面克服它的力量不断增强，所以没有不能克服的了。惟其克服了它，那么就不算言不由衷了吧。”接着他又讲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最后他说：“自从共产党领导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是太大了。……就在这种伟大的感召鼓舞下，我不可能有别的心情，只有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倡导的一切运动——包含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让一切事业进行得更顺遂。以上这些话都是在说明我自己，深知自己不够之处还是很多的。希望政协同人不吝指教！”
梁以上的这些话是出自内心的。正因为他有了认识，提高了觉悟，所以，对以后的事处理起来就顺利多了。比如，1957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京召集少数知名人士座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梁应邀出席并讲了话，表示赞成了意见。他说：“一让两有，一争两丑，汉族与少数民族都要以对方为重。”他的议论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周总理在总结时，特别强调说：“今天，汉族应该多多替少数民族设身处地想一想，不要让他们再受委屈，应该使他们也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条件，只有汉族主动地替少数民族着想，才能够团结好少数民族。我同意梁漱溟先生在这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要‘互以对方为重’。”后来，梁先生在回忆起这桩事时，若有所思地说：“当时，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周总理给他解释，他听不进去，后来成了‘右派’。”接着梁又说：“我犯错误早，问题已经过去，我又没什么‘右派’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因为我同意广西改为自治区，总理说广西人不了解情况，要我回去宣传需要改的理由。”后来梁受周总理委托与陈迩冬、陈北生、载涛同行，先后到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等地与各界接触，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为促进自治区成立而做出贡献。
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漱溟仍然过着极为平静的生活，除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外，多是在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政策文件，有时也写一点回忆录之类的文章。然而，到1965年后他又出事了。事情是这样的。
1965年初，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近年政府工作的成绩与经验，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听取了这一重要的报告。会议后代表与委员们均分组认真学习，讨论了这一报告。在政协分组会上，委员们纷纷发表意见，称赞总理的报告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因此这个报告非常好。并称，15年来成绩之取得，主要是由于抓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梁对大家的发言持有不同意见。在他看来，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决议》中已经说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当前，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他认为现在再来强调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一切问题，怕是过时了。然而他又没有把握说阶级斗争不起作用了，于是他决定自己说自己的话，谈自己心得体会，各抒己见。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作了一次发言，大意是说：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论列的许多事情，在他看来，从头到尾贯穿着两个大道理，第一个是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的道理。所谓必然就是指一切客观规律而言，认识它我们就能争取主动，反之则变为盲动，结果是到处碰钉子、失败，无自由可言。第二是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样便能无往而不胜，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前者重在客观事物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后者重在人类主观的能动性的发挥与表现。前者为科学之事，后者为道德之事，两者缺一不可。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依靠人。最后，他总结说：“在革命进程中，中共从建党、建军而建国，40多年间不断总结经验，掌握了种种客观规律，时时操有主动权，其势如破竹也是当然的。伟大奇迹之出现，我以为以此两大道理解释之，说明之，似乎更切题，更有说服力。个人体会是否得当，请指正。”
梁的这一发言，其见解与众不同，于是引起与会者的批评。有人就质问他说，大家都谈阶级斗争，你却只字不提，而大谈什么两个道理，用心何在？又有人揭发他说，梁漱溟一贯否定阶级斗争，以自己的那套唯心论来曲解周总理的报告，本身就是阶级斗争。梁听了大家的发言，认为是乱扣帽子，不作理睬。然而此事并没有到此停止，后来在政协闭幕会议那天，主席团在大会场内向来参加会的近千名出席者散发了一份批判梁漱溟的书面发言，指责他“否定阶级斗争，曲解周总理报告”，“否定党的阶级路线”等等。梁看了十分气愤，认为大会没有印发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不公平，而且是断章取义，实不足以服人，于是要求大会给他答辩的机会，并写了一封信，亲自交给了周恩来。后来因为时问不够，闭幕在即，不可能在大会上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所以周总理在作大会总结时对这个问题作了特殊处理。他说：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民主的大会。在谈到民主时，他指示说：有一个委员要求辩论，可以在会后安排，充分发扬民主。会后不久，政协负责学习的人告诉梁说，他写给主席团的信，已经转到学习委员会了，以后可以在学习会上进行辩论，希望他做好准备。
这次学习组的辩论会，参加的人数大约有30余人，时间是从1965年5月至10月，每周两三个半天。名曰辩论会，其实是批判会。梁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批判’，而毫无‘辩论’之意。……我听了也就不想再多说，因为说多了也无益。但辩论是我主动要求的，我却不能不说话。因此，我在1965年8月3日作了一篇将近8000字的答辩言，重申我的本意和观点。自此以后，我就是履行每场必到、洗耳恭听的任务了。”所以，这场辩论或者说批判搞了近半年的时间，没有什么结果便停止了。但这不等于说梁就没事了，后来，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更猛烈的雷鸣电闪的批判会还在后头哩！”
“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反对“批孔”
196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十年内乱中，梁漱溟也未能幸免于难。8月24日那天，他们家突然来了许多气势汹汹的红卫兵，说是来“造反”的。梁说既是来造反的，那就请便吧，抄什么都行。几个红卫兵翻箱倒柜，搜遍每个角落，把所有书籍，除马列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外，统统拿到院子里，一边撕，一边烧，其中有许多是他们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字画。梁当时看了很心疼，但也无可奈何。后来，看到红卫兵从屋里抱出两大本洋装书，一本是《辞源》，另一本是《辞海》，梁上前阻止说，这两部书是谁也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从外地学生那里借来的。如果烧了，我就无法还人家了，是否可以留下？红卫兵不理他，把书扔进火海，嘴里说道，有现代化的《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老古董。梁在一旁看着，心里十分难受，暗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下来了，唯对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使我无法物归原主，乃终生遗憾之事。这且不说，他们还揪斗了梁的妻子陈树棻，让她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上前说，她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折磨她，结果自招其祸，红卫兵喝令他也跪下。之后，梁的住宅变成了附近一个学校红卫兵的司令部，梁被赶至南屋，一问日常存放家具的小屋。他每天打扫街道、厕所，有时还会被抓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完毕，又把他关进这间小屋，写交待材料。这样的生活一连被折腾了20多天。
9月7日那天夜里，他突然悟到他的问题必须上书毛主席才能得到解决，于是开始动笔，10日寄出。其内容大意是向毛主席反映被冲击的情况，要求发还他的文稿，以便写作，实现他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的宿愿。信云：“近年来，我正在撰写此书尚未完成。此番抄家，一切文稿全被收去。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发还此书稿，即不可能续写，无异乎宣告我的死刑。……人的生命是与其向上心不可分离的；失去意义的生活，虽生犹死，生不如死。以故家中书籍几乎全数被收或被毁，钱财百分之百被收去；衣物等等被毁被收者百分之九十八；在我举不足惜。唯求发还我的那些书稿，准许其续写成书。”此信发出不久，书稿被退回来了，他感到很高兴。
梁虽然处此恶境，心情仍然平静。从9月21日起开始写《佛儒异同论》，每天写1000多字。在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里，他首先将儒佛两家同与不同之处作了说明，略谓：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归结到人身上来。佛家则反之，他站在远离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这是不同之处。其相同或说相通之处者有二：一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是一样的。二是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是一样的。接着对其上述论点进行分析、论证，其异同之结论可归纳为：儒家是入世之学，肯定人生；佛家为出世之学，否定人生。二者不相同，可是，都是讲求实行修身养性的学问，不是西洋古代所说的“爱智”（philosophy哲学）思想，如果把它当做哲学来看，那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是文写成后，他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等长文。梁的生活条件随着运动的发展，政策的落实，条件也有所改善，行动比较自由了，可以到各个公园散步，上街购物，一边学习，一边写写稿，生活倒也还可以。到1969年五一节，曾被邀请到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观礼，政治待遇有所改善，政协的学习逐渐恢复，从此梁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
到1973年10月，江青等人突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批林批孔”，其实目的是要打倒周恩来总理，这在当初是不为一般人所得而知的。运动开始，全国政协组织学习，梁出席会议。在学习过程中，大家都表态，发言表示“支持”、“拥护”，并狠批“孔老二”，其实多是说些违心的话来敷衍。这样的学习，时间过去1个多月，而梁在会上却一言不发。这个情况自然要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于是就有人向他提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面有感情问题，也有立场问题。”还有人公开指名道姓地说：“如果梁先生也向北大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听了直摇头，回答说：“某教授文章我拜读过，我疑他的文章是否说的是他心里的话。”此言一出，会上气氛骤然紧张，有人就严厉地指责他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反对批林批孔，的态度已经暴露无遗。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做运动的对立面了。”梁听了只是一笑，没做回答。
这种情况相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不发言好像不行了。到12月14日，他才在学习会上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梁的话音一落，会上就有人反驳他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梁回答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说话了，他说：“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梁见此情形，觉得退路没有了，于是答应做准备。
次年2月22日和25日，梁在政协学习会上连续作了5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内容大意是：第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孔子。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孔子，看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后代的文化。他生活在前两千五年和后两千五年的中间，是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影响，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之相比。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由此可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是抹煞不了的。第二，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评价孔子。以上说的是2000年传统文化的正面，现在还必须指出其负面，即消极、失败的一面。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质生产力长期滞后，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特别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除上述消极性外，还有五大病。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二是衰老。历史既久，浸浸一切入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后世所称“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三是不落实。往往远离现实而称理想。四是暧昧而不明爽。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既像如此，又像如彼，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以上为梁用二分法评孔子的消极面，但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
此外，他还谈了对“批林批孔”的认识。他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梁如此这般地说了许多违时的话后，更加激起与会者的气愤，于是政协的批判会越来越大，越开越激烈。当时的情况，他在其《问答录》里回忆说：“从3月而4月，而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4次会，后减为3次。8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期间，本小组而外，各学习小组均对我进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5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14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还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梁的这个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主持者要他作解释，他说：“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这句老话。这是一句受压力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得势人说的话。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是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梁的这个答复，更加震惊了在座的政协委员。在此之前，江青曾在一次动员“批林批孔”的集会上，公开点名批判梁漱溟，并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不几天，政协组织收听录音，紧接着展开大批判，于是，“炮轰梁漱溟”的大字报贴满了政协里的墙壁。梁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于是才有了上述的那一长篇发言。不料这一发言又引来了更大的麻烦，在政协内部又再次掀起了“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这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也拖得更长了，前后大概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结果如何呢？后来实践证明，孔夫子没有被批判倒，梁漱溟也没有被批臭，相反，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倒台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违背历史潮流，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最后必然是要垮台的。
获政治新生著《人心与人生》
1976年，我们国家遭到巨大的不幸，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病逝。在这举国上下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幸好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并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送上人民法庭。经过法庭审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各自得到应有的惩处。至此，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纷纷走出家门上街狂欢游行，庆祝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梁漱溟也不例外，同样以喜悦的心情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然而，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
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其中有一项是讨论制定新宪法。梁对此问题很重视，在会议发言时谈了他的见解，谈了法治的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是迫切。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他的这个发言，又再一次使在座的政协委员感到吃惊，同时又再一次遭到批判，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有的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次批判又持续了3个来月，但斗争的火力与过去历次的批判相比差多了。不久，即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清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梁的政治待遇也随之起了变化。首先是停止了多年来对他的批判，人们也不再把他视为“反面教员”了，而且还给他调整了住房，住上了宽敞、设备现代化的楼房。其次是在1980年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后，他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议。梁的生活可以说从此起了根本变化，心情也格外舒畅了。政治上，他还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尽管自己年迈，但每会必到，而且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意见。新宪法于1982年12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并公布实行，他感到很高兴。就在这年九月初九是他90岁的生日，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他全家到统战部赴宴。全国政协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祝寿酒会，而且还派人到他家送生日大蛋糕。以上事例不仅说明梁漱溟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了，而且还体现出党与群众的关系，在革命的新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梁漱溟对国家面貌改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是赞不绝口的。他在其《问答录》里回答来访者说：“我对近十年来的政局的发展和变革是最感满意的。”至于政局发展、变革的内容，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有集体领导，二是发扬民主，三是健全法制。进而分析时，指出：在中国今后政治舞台上，人治将日趋没落，法治将日益兴旺，因为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个人的意志所不可逆转的。上述的这些话，是他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其中也包含着自己的许多沉痛教训！
梁在政治上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及应有的尊重，心情很愉快。但由于年事已高，不能参加更多的活动了。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政治活动外，多是从事于写作，整理过去的著作。为了尽快将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早日与读者见面，1984年，他自费出版了《人心与人生》一书，初印2500册，不料出版后供不应求，故于次年由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向海外发行。
是书初作于1960年，之后断断续续地在写，直到1975年夏天方告完成。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说，是书着眼点在补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之过失与不足。那部书是1921年出版的。当时对西洋哲学认识不够，亦不全面，对儒家哲学的一些问题，如孔子的“仁”的概念，认识也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下决心另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匡正之。不料在此50多年里，虽以此题目多次为人讲学，但终因奔走国事或从事于其他著述而把它给耽误了。此事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才旧念复萌，决心去继续写作，将它完成以了却当年的宿愿。
在这部书里，他一共写了21章，约18万字。他在绪论中写道：“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之认识自己，同时盖亦有志介绍古代东方学术于今日之知识界。”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明白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及作者的意图是要人们深刻地了解自己。“为了认识自己”，他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角度讲述了各个概念和研究范畴，并介绍了他的认识和体会。他说：“吾书既将从人生（人类生活）以言人心；复将从人心以谈论人生（人生问题）。前者应属心理学之研究；后者则世云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或道德论之类。”又说：“其言人心也，则指示出事实上人心有如此如此者，其从而论人生也，即其事实之如此如此以明夫理想上人生所当勉励实践者亦即在此焉。”踪上所述，可见这部书前半部是讲心理学方面的事（即人心），后半部是讲社会的礼俗、制度、宗教、道德等方面的事（即人生）。从“心”的作用推论出人类文化的三种模式，并预测印度文化将成为人类文化之最后归宿。在他看来“心理学是介居哲学与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纯理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而为一核心或联络中枢者。它是最重要无比的一种学问，凡百学术统在其后”。因此，他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问题是以“人心”为出发点。过去在这方面认识不够，经过多年的学习与思考，他决定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在这部书里他引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许多名言及巴甫洛夫的学说，来论证自己的学说主张，但其结论仍然是过去一贯的主张。他在书中写道：“此人生三大问题之说，愚发之50多年前，为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理论上一根本观念。”这三大问题，就是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个不同：第一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三是人对自己的问题。由于问题之不同，人类生活中所秉持的态度，即应付问题的办法也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满足于外者。第二种态度是两眼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调和我与对方之间，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满足于内者，其代表为中国儒家文化。第三种态度是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以根本不生要求为最上之满足，其代表为印度文化。最近他总结说，由此观之，“又难明白世界文明三大系之出现，恰是分别从人生三大问题而来。现代文明仍属在第一期中，但正处在第一期之末，就要转入第二期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大转变行将到来，那正是把人生第二问题提到人们面前，要人们彼此本着第二态度行事，而其第一态度只用于对大自然了”。可见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之复兴来日不远了。但是第二期文化之后，其发展路向将奔至何方呢？中国儒家文化之后，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必然要进入印度的佛教文化。他说：“任何事物有生即有灭，有成即有毁，地球亦然，太阳系亦然，生活于其间的人类无待言矣。然人类将不是被动地随地球以俱尽者。人类将主动地自行消化去，古印度人所谓‘还灭’是也。此即从道德之真转于宗教之真。道德属世间法，宗教则出世间法也。宗教之真唯一见于古印度早熟的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社会末期，我之测度如此。”综上所述，可见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主观唯心论基础上而自成一家之言。对此他并不讳言，且公开提出“人心”为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因此他要人们认识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去改造人类社会。
他的书出版后，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学术界很快翻译成日文出版，著名学者景嘉在其序言里高度评价了这部书。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诚为梁先生所说，吾书旨在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这句话，是今天全人类最缺少的心情，所以说这本书的真目的，并不是专为中国一国而写的。再细读此书时，就可证实梁先生思想、看法，始终一贯，虽有细小的订正，并无前后的矛盾。此书可以说是梁先生平生著书以及思想的总结。”
梁对此书之完成，感到很满意，自认为是用足心力，花费了多年的心血，确有所得。他说：“完成此事，了却我一大心愿。”此书出版时，他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了。之后的写作多是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文字。有时也应邀到“中国文化讲习班”去作学术演讲，或是在家接待国内外来访的学者，生活并不寂寞，还是很充实的。他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讲，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但我丝毫没有悲凉之感。古人有言，‘活到老，学到老’，我要加上一句‘思考到老’。只要我脑子还能用，那么，我将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最后的一段岁月。”
不料，他96岁那年，即1988年4月13日，他携其子孙到良乡去上祖坟，回来时因风大，气候反常，遂一病不起。后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于同年6月23日上午溘然长逝。临终前，医生问：“梁老，您感觉怎么样？”他断断续续地回答说：“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话音一落，我国这位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历史上“乡建派”的领袖人物，便与世长辞了。
梁漱溟一生努力奋斗。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与“西化”派，大打笔墨官司，进行文化战；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提出一套建设新农村理论，并亲自到乡村实验；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深入敌后我游击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为了和平、民主，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综观他的一生，作为一个信奉佛教的儒家学者，他努力研究和宣扬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创见和发展，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捍卫了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那表里如一、无私无畏、为民众谋求利益的进取精神，更值得后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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