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老去世后，我虽完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主编高增德先生的约稿，但又遇到出版上的困难。该书因出版环境的变化，出到第十辑，便不能继续往下出了。于是，我的这份稿子从1995年8月一直存放在先生的书斋中。
近来，山西人民出版社有编辑来约稿，称他们社愿意出版梁先生的传记，请我将“访谈录”整理出来，作为单行本，一块推出。这倒使我为难了，因为这份“访谈录”只是作为我个人写作时的参考资料，公开发表，恐怕是不够连贯和全面的，而且时间上也不一致，给人以断烂朝报之嫌，故此我认为不可。然而他们却认为，就按原样，怎么记录，就怎么拿出来，不要修饰，并称这样的第一手资料，更有价值。
出版者既有此偏爱，我就不好再推辞了，于是请人照原样，按日期的顺序抄写一份，在个别词句及标点上，我略有疏通，就将此稿交给出版社了。我原来的计划是想利用这份资料写一个大传的，但现在看来客观形势不能等人，在各方催促下，我把这份“访谈录”贡献给学术界，请大家来共同研究和讨论，并请给予批评指正。
“访谈录”后面所附的资料，是我当年阅读梁老的“日记”和“札记”而摘录下来的，也是我认为重要的准备，写传记时要采用的资料。为了完整起见，也请人代抄一份，和盘托出供大家研究。有一点要说明，这份资料，在梁先生“全集”未出版以前，显然是难得的。今天，“全集”虽然已出，其中“日记”、“札记”也公诸于世，但有个别地方与我所记，还是有些不同之处。问题虽没有什么，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原作者的语气和态度是有变化的。为了存真，便于参考，故一并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正。
1996年10月于东厂胡同
1985年7月27日 下午2：30-5：30谈自己的情况
《观察》有记载我的治学小史，我的最近言论集，年谱。还有香港一位姓胡的也搞年谱。又有美国朋友，哀力愁（即艾恺）会写中文，说北京话，来往多年，他写了一大本英文《梁××传》，中文标名《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英文名称），没有翻译。一个孙子拿去看，不在手边。同样地不止一本。旅居在美国的朋友，看到买来送我的。各种有三本之多。送一本给香港《大公报》图书馆费彝民；一本给上海市长汪道涵拿去看了，现在我手边没有。
谈章士钊（行严）事
（因我写的《章士钊传略》已在《晋阳学刊》上刊出，就文章的内容，他谈对章的看法。）
行严夫人吴弱男是清末一位大将吴长庆之孙女。当年吴帅率2万大军驻朝鲜，下有中年营长，此人是袁世凯，二人关系不浅。吴的儿子吴彦复名仕，有两女，留学日本东京，名弱男与亚男。弱男在东京与行严相遇、恋爱、结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行严住东城八条，朱家的房子。朱与章二人早有关系。清末有译学馆，那时朱主持之，此属京师大学堂，另有仕学馆，也属大学堂。那时他与人结交，后来才有住朱家的事。1950年至1952年之间，二人一同出游，逛公园，不说一句话，在中山公园。社稷堂是在朱启钤的手里开辟的。有一天出游到公园，不说话。那时有人力车即“东洋车”，由日本传来的叫“东洋车”，后略之为洋车。两位坐这种车游公园，回家下车。正在下车时，（笑）行严一下被一个女孩子的自行车撞倒了，特别撞在眼睛上，眼珠歪了，受伤，送医院。这件事为毛主席知道，毛主席一面派人慰问，一面指定一辆汽车专给行严先生用。我常去看他。
行严先生到香港是有使命去的。我记得费彝民每年一次或两次来北京，向中央接洽。来京见总理，同时看看北京朋友，他就去看过行严先生。章除正太太，姬妾至少3个，不住一起。吴夫人很多时间没同行严住，自己到上海另外过，因为行严有姬妾的关系。费彝民到北京看到章老，章托付他说，我身边姨太太新过去，你把香港那个帮忙一下，送上飞机来北京，陪伴我。这个话，费彝民当然要办了，要这样办。他向总理辞行回香港，说到这事。总理说，你不要这样办。相反地，要香港支一笔款，弄一所房子，给她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们要派行严到香港。关于要派行严到香港的话，因我常去他那里走动，行严告诉我他要去香港。告诉我他去的使命，经过香港到台湾。提了两个人：一个是黄杰，是军人，湖南人。党中央、总理要我去香港到台湾，黄杰在香港（是学生）；一个在外交方面，魏道明。此二人都是我的后辈，要我去香港，再去台湾，对台湾做工作。这些话都是行严亲自对我讲的。他之所以去香港，是有意义、有使命的，使命在由香港到台湾，不想病故在香港，没有去得成。我记得他死后，香港殷夫人来过北京，住北京饭店。
我经常去看行严先生。他耳聋了，总理送他一个很好的助听器，他又不愿意带，不喜欢带。我每次去看他，就不好谈话，他听不见，他总是对面坐，给我笔纸写，他口答。有王秘书在旁边，我跟王说过，怎么不给行严先生搞个年谱呢？把有关大局的或者有关学术的记一记。王秘书说不好搞，出处进退之间有矛盾，立场前后不一致。他说，章老本人也不愿意搞这些东西，总说你不用搞，没有搞出来。行严先生，头脑聪明极了，在欧洲有好些年，在英国较多，也去过其他国家。他有一小本书，虽内容不多，但很有价值。西方有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章写过小册子，介绍此学说。我看过有关他的书，其中有许多很古怪的事情。找弗洛伊德的人，妇女居多。奇怪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不断地来找弗氏。记载里说这个女人今天来是一个人，明天来身体不变，但精神不是了，两个人格利用一个身体。这是他书里说的事情。
我同行严先生来往，刚才已经说到一些，我还可说一些没说的。我与章的关系，当然我是后辈。可是我在中学里读书时，十几岁，中学也有一个相当不小的阅览室，主要都是国内的报刊，一方面是北京的了，再有是上海的，这两方面的多。当时有《帝国日报》，湖南人办的，说不准是欧阳什么？记不准，常登行严从欧洲寄来的文章。有长篇论文，十几岁中学生，很少人看，但我爱看。我记得讨论中国要行立宪制度、开国会、一院制或两院制等。这种政治性论文（我问在哪里？说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改成顺天府高等学堂，毕业于高等学堂，受学堂教育，只有如此了），我喜欢读，还有《旅欧通讯》长篇连载。这些文章是署名秋桐，但我不知其真姓名。不久，看梁任公在日本出版的《国风报》，梁署名沧江。有杜诗一句：“一卧沧江惊岁晚。”故用沧江为笔名。在这报刊上，我发现一篇文章，题目叫《论译名》。因为过去翻译西洋的书，严复提出翻译外文，好不好？标准有三个字，就是“信、达、雅”。行严先生写给《国风报》的文章，就是讨论“信、达、雅”的问题，作者署名为民质。我一看，断定民质就是秋桐。总起来说，未见过面，书信有来往。他在东京出《甲寅》，登过我的一些不重要的文字，短的，其中通讯式。我爱读他的文章，写信给他，他回信告诉我，写点东西给他。我没有写过成篇像样的东西，收到他十几封信，可惜丢失不存了！只是在书札上有来往。后来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是他代表护国军倒袁之后，军务院实际是……（我提出这段讲过了。）
随便讲罢，讲他的私生活。
他的私生活，原配夫人吴弱男，姬妾有三四个，不住一起，身边有一个。再说这么两点：首先，红卫兵到处抄家，总理照顾章老非常周到，特别把行严先生送到陆军总医院，特辟一个房间，把行严先生保护起来。他与毛主席的关系，重点有这么一件事：早期毛是学生时，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有一个教员，比其他教员年岁较大，其实也不大，不过50岁，这人叫杨昌济。在北大文科哲学系任教授时，跟我同事，我讲印度哲学，怀中先生比我年长很多，我25岁，大概他有50岁样子。他与章都是湖南人，又在英国同学，很熟，湖南乡亲，在外国就很亲切。另外有杨笃生，他们对清廷革命，所以杨笃生就学习研究造炸弹。据传他有毛病，投海死了。这是附带说的。主要是后面的事。行严在上海《民立报》（主持人于右任）写论文署名，就用行严。他提出来要用“逻辑”两个字，代替过去严复用“论理学”、“名学”，用外国音“logic”翻译。讲中国翻译印度佛经，以唐三藏好，常用音译，意义用中文翻都不恰当，用音为好。
底下要说的，他在《民立报》，主持人是于右任，都是国民党，跟孙先生是朋友或是学生？记不清了。大家公认《民立报》代表国民党，是左翼，右翼是梁启超。大家都认为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可是当时有个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就是孙先生的临时大总统要让位袁世凯，不得不让。袁掌握北洋军队，实力很强，而袁本人，他一面跟南方革命派议和，一面又欺负当时清廷。当时，革命派无论湖北黎元洪、南京黄兴、国外回来的孙中山都没有实力，也没勇气用兵北伐，所以，临时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但有个条件，定都南京，袁南下就职。后来南京派了欢迎专使6人如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人去欢迎袁南下就职。这本是很好的策略，叫他离开他的老巢。当时党内一致意见，唯独行严先生单独持异议，说：就国家说，应该定都北京为好。这与党内的意见不合了！这时，孙先生左右和党内的人，都对他不满意，讲了很多理由。我们广西同乡马君武先生，他这个人，性情有点急躁，他要打章行严，认为我们党都一致意见，你一个人独持异议，反对孙总理，打你，并且我要追查你的历史，你不是党员。这确是事实，章不是党员。所以我们的报纸，不应当要你办，我要赶你出去。就这样，行严先生不得不离开《民立报》。
他自己总还要有一个发表言论的刊物，单独办又没有钱，条件不够。这就追溯到过去，在日本东京的时候，孙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要党徒必须忠于孙先生，签名打手印。这个事情，行严先生不干。
后来办了一个《独立周报》，宣称我向来是独立的。马君武说我不是党员。对，我不是党员，但这是拒绝的。他在《独立周报》发刊词里，说了过去的历史，并说自己的事实，有证人给找证明。这证人，谁都承认他正人君子，这就是杨昌济，杨怀中先生，他可证明这事。证明章太炎、张继都是年长我的老大哥，曾强迫我按手印，我不干，在东京小屋加上锁，要我承认，才放出来。这样一个经过，杨昌济先生可以证明。刚才说的是办《周报》的发刊词，附有杨的信在后面。这是他办《周报》头一册的文章和杨出来证明的事实。那么，从北京《帝国日报》、上海《民主报》到《独立周报》，我都爱他的文章，所以一点不拉地都要买来读他的东西。后来我在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教书时，跟杨怀中同事。杨从英国回来，他也在文科。他讲两门课，一个伦理学，另一个是西洋伦理学史。杨本人住家在北京地安门鼓楼东边豆腐池胡同，我去过。毛泽东民国8年（1919）来北京也住在此。大致说到这里。
其次，谈点章与李大钊的关系。因我同行严、李大钊比较熟，我与李常到他家去，李常教他子女章可、章因。后来李大钊被害，停在下斜街长椿寺。我去看过并通电话给吴弱男，另买了一口好棺木装殓。之前，李大钊被捕，我去找章行严。我说难以救出，家属我们可以写字保释出来，死者也不挂念了。章没同意这个话。他说，他同杨宇霆很熟，他找杨可以救出李先生。他没听我话，他与杨说，也没成功。
（谈了3个小时，一口气下来，保姆催停三四次，梁老摆手，精神很好。）
我是很佩服行严的思想、头脑周密、精细，人格又这样有独立性。和我多次通信，他有回信。可是末后，他为了倒袁，时任西南军务院秘书长，来北京，住魏家胡同，要紧的事，与北京政府要一笔款，结束军务院。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过去通信，一见面我失望了。因为见面时，他是代表南方来北京，北京有许多湖南的乡亲、朋友在他家吃饭，我也参与吃饭。可是，我一看就失望，怎么呢？来的客人大谈其书画，拿出一卷一轴的名人长联、对条给大家看，我大失所望。我认为国家正在一个危难的时候，正是南北政府对峙、要结束未结束之时，北方也还有直系、皖系如此等等。国家不统一，人们生活还在苦难的深渊，你怎么搞这些字画，这不对。暂时说这些。
（保姆先后七八次来催停，但均遭梁先生拒绝。后来双方都怒目以对。我感到为难。最后走时，是梁先生送我，保姆在厨房，生气了。保姆说，从来没有谈这么长时间，大热天，我真担心！梁先生老挥手叫她走开，有几次怒目并以命令语气说：你走！这次谈话，有些新东西，有些是重复。）
1985年8月11日下午
这里有错（指1922年成立好人政府事）。我与李大钊主张相同，发起“废督裁军”。还有友人蒋百里，也主张相同。百里先生写了《裁军计划》，我们奔走。胡适未参加。后来成立好人政府，被人笑话，称为“蓬莱内阁”。有两个蓬莱。另一个是孙丹林、高恩洪组织的，后台是吴佩孚，成立在好人政府之后。这跟我与李大钊没有关系。开头有奔走裁兵，计划裁兵，这跟李大钊有点关系。他有个好友白坚武在吴帐下，向吴介绍李大钊。守常因白之敦请，两次去洛阳同吴见面，也许三次，后来被人笑话这事。虽然出现在胡适等人宣言之后，确实我与守常未参加。开始倡导时参加了。
黎元洪此公有“泥菩萨”之称，常常是被动者。武昌起义，黎出来是被动的，缺乏革命意识，更谈不到主张。黎元洪后来称为正式总统。袁帝制拥护者主要是段芝贵、雷振春、陆建章这些人，而反对袁的最有力者、公开的第一个是段祺瑞，声言反对。段本是陆军总长，失辞，隐居西山。搞帝制者派人刺杀其未成。袁慰问送人参给他。袁要帝制，更改国家制度，废国务院，集权总统府，内设政事堂，可以自立了。有国务卿、左右丞、八参议，好几个局，其中有机要局，局长是信任的张一麟，正派人，但反对袁称帝，矛盾，很有障碍。袁升他为教育长，撤其机要职。
袁失败主要是西南反对，有力人物是蔡锷和蔡的老师梁任公，是师生合作，一面密谋行动，一面搞公开的。袁要帝制，他找外国顾问，大造舆论，一是古德诺（美国人），一是贺长雄（日本人），请来在北京，替他鼓吹中国需要帝制。一个取巧的说法，改变国体不改变政体（总统变皇帝，立宪政体），君主立宪政权，所改不过国体而已。这时，梁启超发表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批驳，发表在天津。当时袁送20万，梁不接受，同时跟蔡锷密谋倒袁。
蔡锷当时在北京任官职，好像是军械局督办，袁拿高官厚禄笼络他，他顾着天大的志，在北京出入八大胡同，小凤仙实有其人的，使人不防避他。后跑到日本，在日本几个大城市。人离开这大城市了，还发信给北京袁世凯。袁收到以为是真的，其实他去了西南，在西南准备反袁的。准备了的有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待蔡锷一到就宣布发难，并出兵。后来设立了军务院。当时参与的人有岑春煊、章士钊、李根源、梁任公等西南倒袁的实力人物。
袁称帝不成还想保总统，烦闷而死。临死时，为了给北洋派续命汤，从西山找回段祺瑞，恢复原来的国家宪法体制，政事堂一套废除，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为总理。一句话，袁世凯的那一套统统废除。在这个前提下，西南倒袁方面就承认黎元洪的合法政府，参加这个政府，号为南北统一内阁。从云南经过上海而来北京，被西南推举为代表的是张耀曾。这时出了个小差错，唐继虞带着鸦片烟，借张来北京而同出来，在上海被发现了，这事与张无关，但同行出来，很受牵累。事虽不大，还是受影响。张从上海到北京很隆重，开专车，扎了彩。这时附带说一句，张是我先母嫡堂兄弟，其父亲是我母亲的叔叔，我称镕舅（号镕西，故称之），就任南北内阁，分任司法总长，他要我给他做秘书。秘书共有四个人：一个叫薛善珍，云南人，在日本与镕西先生是同乡同学，学法律。再一个是杨学礼，云南人。另外一个是我，负责私人函、电，包括机要。与西南经常机密函电、密码往来，由我掌管。我24岁，他33岁，长我9岁。在部里照规矩，上下班有定时，我因掌机要不行。还有一个秘书是镕西的好友沈钧儒。沈是42岁，同样是秘书，他主要代表镕西应付外面的事，与各方面接洽周旋的。沈在本省是很有名望的人，原是本省副议长，与镕西友好，拉他来帮忙，任务是应付各方面，特别应付参众两院议员。这里要把两院情况说一下。民国6年（1917），有国会两院，从民国2年（1913）开始，就有组党的问题，但是不能细谈。大致说来有许多小党派，分别为两大派：一是偏左，一是偏右。“左”的是孙中山领导下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左翼。这核心人物是宋教仁，名义上是孙中山、黄兴，实际上是宋教仁，与宋合作的核心人物就是张耀曾（镕西）。“右”的是梁任公，为实际领导人，出面的是汤化龙、林长民等。到民国6年不是这样了，上下两院议员有800人之多，一是300人，一是500人。国会初开，彼此各有成见，许多事情不能同舟共济，很为袁世凯利用，宪法因而不成。先成了有关总统部分，其他没搞成，就被袁世凯搞垮了。说国会议员柏文蔚、胡汉民、李烈钧等反袁，收缴了议员证书，无形中被解散了，这都是过去的事，宪法就没制成。到了民国6年，恢复国会，袁死，黎继任，段负责总理，恢复法统。这个时候，两院议员好几百，多半集中在上海、北京。在上海集中的时候，大家共同有一个觉悟，不要再闹党派成见，而要同舟共济，制定宪法，才对得起国民，共同的口号叫制宪第一。原来偏左、偏右，都被甩开不提了，因制宪是第一么！这时出现了所谓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点名来说，研究会背景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后来通常流行的话，研究系就是其简称。再有是常说的政学系，名称就是政学会，也是研究宪法的主要名称都被占了，故简称政学会。民国6年的事情，还有其他的派，实际上也是研究宪法。这年是民国6年，是丙辰年，故称丙辰俱乐部，马君武就是其中一人。还有益友社，褚辅成等人也为之。比较大。一点的，人物多在100位到200位之间，这就不算小了，这就是政学会，首脑人物中有名望的有李根源、谷中秀、钮永建，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其中有参、众议员，推领袖又不大容易，四人相互让，推张耀曾（不是四人之一），年纪最小，大家都让他负责，最后就落在其身上，出任统一内阁员，司法总长。因此，我们四秘书里，沈钧儒年龄大，42岁，他比张镕西（37岁）大，交好甚厚，他代表张出席政学会（当时，为了代表这组织，在上海有一个言论机关《中华新报》，当时主笔是张季鸾，后是《大公报》）。刚才所说的政学会，很多出色人才，其中有一个特别要说一说的叫杨永泰（广东人），做过厅长、代省长，号畅卿，很能干。我说不清与蒋有没有关系，为蒋信任，成为秘书长。跟他合作的有两个人，一是张群，一是熊式辉。张、熊与政学会没有关系，可是二人这时跟杨很密、很合手。这就很受两边的嫉妒，一边是军统（复兴社），一边是陈立夫（CC）。杨受蒋信任，就为两边嫉妒，其结果，蒋在武汉设剿匪总司令，杨被刺而死，是二陈派所为。非常国会时，议员很多还是政学会人。举例说，湖北的韩大载，陕西的刘宁武（刘治中），非常国会时很出名，都是政学会里的。简单结束，研究会、政学会的来源就是这样。
附一句点明一下，很重要。梁任公返京，后来继承人就是张君劢，大名张嘉森。跟张最好的、形影不离的就是张东荪。张东荪是教授。张教授是老实人，很有活动力，梁这派的。
谈胡适
胡适先生是留美的，聪明得很。在留美时出名于“科学社”。胡入北大，也是民国6年（1917），这时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他进北大，我先他两个月。他跟高一涵住一起，住东城偏僻地方——竹杆巷。胡贡献不小，贡献就在过去一谈学术、讲学问，总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劳就是用白话文。这是大解放。当时蔡元培是校长，有人反对用白话文谈学术。章士钊反对，另一个是林琴南，公开给蔡元培写信反对。一句话，不能用白话文谈学术，白话不能表达精深的学术。蔡先生回答不管。其实这事是对的，就是要解放。当然有些文词术语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释。
白话文还是使学术思想得以解放。新思潮是胡适之、陈独秀打开局面的。胡这个人，思想活泼，头脑活泼，很有长处，而气魄不足。气魄还是数陈独秀。
《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版，而借北大畅销于外。编辑几个轮流编。当时鲁迅不算在北大，但也兼过课，讲中国小说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
这时开风气之先，不只一人，而胡适当算头一个。
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写不出来。虽然谈哲学、写哲学，但深入不下去。实际上，他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这东西光浅明通俗那就不行。哲学需要精深，精密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
从前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资本家出钱办的，不但建筑好，一切都很讲究。其中有个董事会，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都是有名的人组成的。有这么个故事，董事开会，美国的主持者孟禄博士，中国的主持者有胡适，还有一位金岳霖。胡、金两人相遇，胡拿一篇文章，既有英文，也有中文两种文字，拿给金岳霖看。这篇文章大意是说，哲学是一个没有成熟的，甚至是可说不够好的科学（没有成熟的科学）。金点头说：“很好，很好。”胡很高兴。金又讲了一句，可惜你少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听了后，无话好说了。
总起来说，胡很有长处，能打开局面，能够轰动一时。他所以能轰动一时，正因为他能浅，而且能明，以浅明取胜。他讲中国哲学，后来写不下去，特别是与中国佛教禅宗无法谈。想谈，隔着十万八千里，想谈没法谈。
对现实的问题，所见也太浅，如流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他不取，不这样谈。他说五大魔（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的社会五大病痛。他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独倡五大魔之说。胡适提倡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是针对李大钊唯物史论、共产主义而言的。有人提倡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不谈主义，要谈问题。他特别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胆子小。
这个人是有长有短，但有见长一面。
1985年9月5日 下午2：30-4：30
辛亥革命后，手枪、炸弹不要了，办《民国报》，在天津出版。自清朝灭亡，到如今快80年了。我们同行朋友是革命的朋友，领导是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我19岁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那就是说，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京津支部。一些朋友搞宣传工作。两个主要的人：一个甄元熙，他是社长（同学），广东台山人，追随孙先生的，《民国报》推为社长；另一个是编辑孙竣明（炳文），四川叙府人。不满20岁的我，写点短评之类，署名随便用两个字。因父母给我名，大名，很少用，父母取的号寿铭，报上用瘦民代字。孙大哥长我10岁，他29岁。一次，请他在扇上题字，他就给我上款写漱溟，我看到很别致，很好，从此用这两个字，与瘦民音相近，从此为报上文章的笔名。20岁起，一直沿用到今天。有时依庄子例北冥有鱼，就不用三点水了，一样。
搞炸弹，参加革命就跟着广东人、四川人，刚说的这两个人。当时报社设在天津。清廷退位前，搞手枪、炸弹很容易，当时北京各街道有会馆。在东单二条也还有一处（前孙公园后孙公园）广州七邑馆，记不清了，如此之类说不尽，记不清。那时会馆好多，现在没有了。学校毕业就是辛亥年，跟甄是同学。因北京印刷不行，所以在天津，不只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叫《民意报》，也属京津同盟会，主持人是四川赵铁桥。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是汪精卫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人在北京暗中组织的。那时，汪精卫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清朝退位，是因贵族胆小，袁世凯逼他们。当时暗杀目标，一个是良弼，刺良弼的是彭家珍，后来还有要刺杀袁世凯。武昌起义，孙中山不在国内，得到消息从美国回来在南京成立政府，决定把首都迁到南京。革命派实力不行，军事、财政力量都不够。坏在袁世凯，他坚持要在北京定都。
新闻记者也在北京，采访性记者，叫外勤记者，我赶巧看着要袁世凯南下就职这一幕。当时南方派六位特使欢迎他南下。这六位特使是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王正廷等。袁世凯表面上拿话敷衍着这几位特使，暗中却耍手腕，来个北京兵变，包围使者住处。旧历正月十二（2月29日）晚上，我正陪母亲在广和楼看戏，忽然有人宣布外面兵变，不能让大家回家，当时士兵是朝天开枪，抢铺子。
六位特使回南京。只好定都北京。当时有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的，议员各省独立的都有，由备省都督派的代表，一省三个人。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来。我是新闻记者，拿外勤记者证，哪儿都可去。要宣誓就职。议长是林森。我在楼上看得见。袁世凯手捧宣誓词，说话河南口音。读完宣誓词，就算宣誓了。林森领下来，经过穿堂门，到广场照相。两部分人：一部分以林森为首，各省议员；一部分在广场有位，内阁赵秉钧、许世英等。
袁世凯刚刚从我右边过来，跟我差不多高，腿短，上身很宽大，穿一套旧军装，没刮脸，也不算留胡子。我心想，这人是坏东西！不管临时、正式，终究是大典，不刮脸，穿旧衣服，不尊重，我心想是坏东西。他根本看不上这个典礼，眼里没有这些事。穿堂而过，从我右边经过，看得清楚，那一幕我算碰上了。
彭家珍是京津同盟会同志，拿炸弹炸良弼。良弼住西四红罗厂。彭先死，良弼炸断腿，后来也死了。
再说我们同盟会中有四位同志即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等炸袁世凯这一幕。那时，袁世凯进宫是前呼后拥的。他住外交大楼，进东华门，我们的同志，在东安市场拐角酒楼，一位同志从楼上扔下炸弹，没炸到袁世凯。他坐马车，前后有卫队，炸死前卫队长。从此，袁借口不入宫。我们四位同志被抓走了、枪毙了。为了悼念这四人，加上彭家珍，还有一个不记得名字了，共6人，后葬在一起，一个圆丘，立碑，六面各有一人的事迹。地点在现在的动物园（熊猫馆外）。从前，西太后还在时，为西太后而搞的这园子。宋教仁葬在畅观楼，西太后游园休息地方。
（以上的话是从名字说起的。下面谈家事。）
我家最早住米市胡同的扁担胡同（南横街一带），多是南方人住，做京官的都住这一带。
曾祖父到北京，来北京会试，中进士后，为知县，任地方官。祖父做京官，后出去任外官在陕西。他是在北京中举。小时来到北京，以广西籍贯在北京中举，一口桂林话。父亲，也是以广西籍在北京中举。先父生于北京，说北京话，先父没回过广西。
我参加广西旅京同乡会，我多次回广西上过祖坟，在香港办报还回广西住了3年之久。
父亲投水自杀，有“敬告世人书”、拜托5位仁兄的信，有愤慨的意见。愤慨什么呢？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段不合，于是有府院之争。黎曹吴轻信江西人的话，郭同很快把张勋找来，想用张的力量抵制段祺瑞。张勋是顽固人，他到北京，在宣武门江西会馆演戏，请客正在热闹，抽身出来，进宫行复辟礼，把宣统抬出，挂起龙袍来了。这时黎才知道上当了。他不理黎元洪这套。这是民国7年的事。这时，被免职的总理段祺瑞在天津拉了梁任公一起，就在北京、天津之间的马厂誓师要进攻北京。当时马厂驻一师北洋军，师长叫李长泰。段、梁二人直入师部，抓住这一师人从马厂开向北京进攻。张勋就完了。可笑的是挂了两天的龙旗，出现红顶官服。最糟糕是谁？是康有为。他跑来北京，还是要忠于清，宣统上谕康有为为弼德院长。这时段、梁进京，康、梁原是师徒关系，现二人政治上成了敌对了。张勋既忠于清，失败了可以死节嘛！（梁老说上面这话时，语气很重，也很愤慨！）也跑了，溜到东交民巷躲起来。复辟一幕，6天就完了。
先父就在这时很愤慨，因为搞复辟的人，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复辟失败之后，先父投水自杀。有一位先父的朋友送挽联，很好，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不单是忠于清，世是世道）；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投水而死。（说到这里，梁老很风趣地说。）
好！今天这一幕就谈到这里吧。
1985年9月26日 上午
（9月26日上午摘抄梁老第二本“笔录”，倒着来抄的。）
（是日访问时，有客人，“民盟”薛传明来。梁把笔记本给我看。他们谈，我边看边抄。）
对毛泽东一生过错的见解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闻之于叶笃义同志。（1979年5月5日在政协，不见叶已20年以上。）1946年1月，马帅居间，有两党停战协议，即召开政治协商会，民主人士参加。而我为民盟秘书长，代表民盟周旋于两党之间。此时，据云，马帅说我很像印度的甘地，且说或者就是中国的甘地吧！殊不料想此异国老将竟然对我具有如此印象。此虽一件小事，亦不可不记存之。
我与马帅不少会面，我不会英语，每次叶总陪同。
毛主席一生功大于过，这是不容争论的。他的过错多出在晚年，亦是众目共睹的。现在要问他那些过错，有没有根源呢？我看是有的。这就是他在思想言论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
1938年1月，我访问延安和毛主席曾有两次通宵达旦的谈话。这在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但在谈到要建设新中国而追论及老中国旧社会时，则彼此争论不休，所见大相左。所争者就在阶级问题上。（后来辩论，主要是历史特殊性及一般性的问题，意见不得一致而散，这些话就不记它了。）
1949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建起了新中国，在阶级问题上，做有步骤的措施。我亦随着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在四川合川县云门镇呆了8个月之久。又回京参加多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自己努力学习之不暇，鲜有什么主见主张。然而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多年之后，夙性独立思考的我，渐渐恢复了自信。
回忆少年时见闻
我十六七岁时即有出家为僧之念。其时琉璃厂西门有正书局出售上海《佛学丛报》等书刊。我于佛教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但见到佛书即购取，购回家中阅读，虽不通其要义，仍购存不已，如是者积年摸索，逐渐进步。既被拉进北大讲课，又去南京内学院求教，则前后所闻多有……例如杨仁山先生为近百年佛学界开山祖师，指教义读《大乘起信论》、读《楞严经正脉疏》，我皆从读而大有启迪。内学院欧阳先生既为仁老门下，其徒吕秋逸……
1964年3月18日，访章行严先生于史家胡同，听其漫谈往事，分条记之如次。
（一）章先说辟园先兄往昔在长沙主持实业学堂时，聘张继等多人任教员，章本人原在其内。辟园发现他年纪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章既纳其忠言，至今不忘于怀。
（二）略之。
（三）章先生谈民国初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他游北京时，曾与袁一晤，袁遂发表任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见于当时政府公报。他辞谢不就职对我说明云，他彼时只36岁，非老师宿儒，如其竟然长此最高学府，在国际上将是笑话，被轻视。袁之为此，示恩拉拢，他决不受拉拢……
（四）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先生从欧洲应邀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他那时正在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据他谈蔡、陈两位是老朋友……
章先生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李守常进北大之事，杨在此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
“引守常入北大，以图书馆让之。”
“陈与汤尔和相识，当在留日学生退出日本组织义勇队之时，汤及钮惕生为代表，陈为队员。”
“杨怀中入北大为章所荐，陶孟和与杨同学日本师范，又同留英，杨笃生为留学生监督之书记，特调杨怀中到英。”
（按：后来看杂记本又补。）
（以下是谈话记录。）
张公耀曾，字镕四，云南大理府太和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北京。祖父为官，湖南衡水兵备道。后告老还乡，有子13人，而成进士者3人。父士镱于兄弟辈中次居第十二，清季以进士官内阁中书，1902年病故。母亦于1903年病故，其时公年方十九。同年公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公派日本留学法科。中间因病休学。1911年（辛亥）国内革命爆发，被云南本省革命政府推派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回国。
我年小（十四五岁）时，他就赏我。他管我先父也称舅（表舅），因为他母亲是陆家广西人，因此他对我先父也称舅。给我先父信中说我，此儿是舅家千里驹也。西南护国军倒袁后……组织南北统一内阁，他代表西南来北京，是司法总长。次长是徐谦，秘书四人，两个是云南人席某和杨某，另外两个是沈钧儒和我。沈代表政学会，部里事不问。我是管机要，主要与西南密电往来，负责翻译回电。反袁公开后，段祺瑞辞职到西山，忠于他的陈宦也宣布独立。袁气死了，临终找段回来。段恢复法统，黎继任，恢复国务院。时间不长，由于院府不和，问题出在秘书长徐树铮（院派）跋扈专权上。丁世峄，“山东大汉”之称，湖北老乡，吟汉章、饶汉祥（府派）。这些人给黎元洪出主意，听信郭同的话（同议员，江西人），要抵制段，最好找张勋来。黎听信了，要郭同到徐州找张勋来。张勋带第六师辫子兵来，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拥宣统复辟，换了龙旗。康圣人最糟糕！为弼德院长。梁启超在天津与段祺瑞到马厂誓师，陆军第八师李长泰，直入师部，带师1万人，从马厂往北京奔来。张勋忠清，那就忠到底，他却跑到东交民巷荷兰使馆保全性命。
段、梁合作，梁是热心肠人，可惜头脑不冷静，自负理财，出任财政总长，很想有所作为，却实事做不到。段祺瑞信任徐树铮，就在安福胡同搞俱乐部，指挥一切。
张勋复辟时，我正在靠近山海关的昌黎县休息，听到北京张勋复辟才赶回北京。
补充说一段，我年纪很轻时，在北京。
大概是民国9年（1920），有一天，忽然有一辆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下来四个人：梁任公、梁思成、蒋方震、林宰平。为什么来访？林先生领来的。林很早赏识我，林引导他三人来的。这时我已入北大，25岁讲学了。林先生领着梁氏父子前来我家看我。我之受知于任公从此开始。
1985年10月12日星期六9：00-11：30
（游泰山孔庙归来次日也。）
我22岁写过《社会主义粹言》，看到张继翻译日本人信得秋水写的书。日本人的书名，我认不清楚，中文书名《社会主义的精髓》。这是我接触社会主义的开始。这个书出在光绪年间，但我看到已经是光绪的末年了。不久，清廷退位，袁世凯当政。有一个人，有胆有才，可无品行，品格不好，有魄力，姓名江亢虎。开始创中国社会党，所以这名出现，他是首创。这是游美国回来创的。那时号召力并不大，可也有人跟从了他。党徒陈翼龙，是其中之一。这人在北京为袁世凯所杀，认为他是叛徒，造反的。再转回头来，这事之前说一说清代的事，说清代的江亢虎。我也说不清江亢虎他与我家的亲戚关系。他称我母为世婶，称父世叔。他在北京首创女学堂“女校传习所”。我先母颇读许多旧书，能诗能文，所以就被江聘为教员。称我先母因为世婶，怎么样世交，说不清楚。他这个人好投机，出风头，首创女学堂。
再多说点有关江亢虎的事情吧。这就说到了抗日战争，北方是“七七”，上海是“八一三”。之后退到武汉，那时我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迁到武汉。忽然一天，江到武汉找我。他年岁比我大很多，那时他40岁以上，我大概三十一二岁。正在武汉参加“参政会”。他来找我，找我想了解当时的政界情况。所谓政界，包括政府、其他党派，即民盟、共产党。那时八路军代表处是董必武。那时是国共合作。这江亢虎知道我在参政会，找我，我就到旅馆回看他。他的思想是还想投机，搞政治活动。我就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各党派及参政会情况告诉他。他想投机在政界得个位置。我本来鄙视这个人，我也无能为力，我本人不过是一个参政员，说不上，还能替他出力？况且我还鄙视这个人。他一看情况不行，就走了。还是要投机，刚好有机可投。那时汪精卫从重庆跑了，陈公博由成都跑了，后由越南转到南京，搞五院制。江去找汪精卫，汪觉得他还是出风头的人，汪也就给他一个位置，把考试院副院长给他。就我所知止于此，后来不清楚了。
关于汪精卫的跑，以后的事情，以至失败死在日本，陈璧君在南京被绞刑而死。
附带说：我跟汪精卫认识较早，早在清末，那还是在辛亥革命前。他与胡汉民都是追随孙中山，是革命派，反对清廷的革命派。黄复生（四川人），他同黄秘密从南方到北京。这时4岁的宣统，他的父亲是醇亲王。解释一下：一般俗称，俗语说，把咸丰皇帝称五爷，称恭亲王为六爷，醇亲王为七爷，这是老话。据我们说的，老醇王死了，儿子接承，小醇王的儿子是宣统。宣统入宫为皇帝，为由小醇王扶正，称为摄政王。为什么要提摄政王？汪、黄想刺杀摄政王。那个时候摄政王最高贵，两个大洋马拉的马车，前呼后拥，有保卫的人。汪、黄就在摄政王进宫的路上，有个桥叫银锭桥。汪、黄在桥下埋炸弹，这动作在深夜里做，避免被人看见。虽是黑夜，还是被早起、过路的人看见。跑去报告，结果被捕了。他们就承认，要杀摄政王。把二人下监狱，没有枪毙。不久，这个辛亥革命，事情很多……再说汪、黄在狱，袁世凯利用他们，放出来，很优待，以便借着他们跟南方革命势力接头、讲条件。所以这时成立了“京津同盟会”（是简称），全称是“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那就说到我自己了。这时我在顺天高等学堂，等于大学的预科样子，就在辛亥这年毕业。这时我20岁。虽然在北京，可当时像于右任他们在上海出版的《民立报》等，革命派报纸，我们在北京的革命思想青年，总能收得到、看得到，所以“京津同盟会”，不是我一个人参加，我们同学都参加了，其他学校也有参加的。当时往来于天津、北京、保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有个联络的人，这人不是学生，岁数比较大，总在40岁以内。这人姓胡，可能是湖北人，叫胡鄂公，串联这一带的青年。
转回头说我及汪。汪、黄在狱中，袁利用，放出来，以便与南方联系，所以组织这个团体，我们学生都参加这个组织，成为盟员了。当时的情况，清廷隆裕太后与宣统孤儿寡母，大家都主张，要是没有实力，就不能与南方谈话。袁有军事，手下三员大将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犬、虎、狗）。这三人我都见过，民国6年（1917）见过王世珍，他不穿军装，穿两截衫，上是白夏布，下边是纱，绽青色，身体高，像儒者。这时袁世凯倒台，黎上台，称为总理。一次偶然机会看到王，其他不多谈。最后再说一句，此人无儿子，过继一个，又无出息。
段祺瑞为人很正派。袁要做皇帝之前，就废除国务院，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准备做皇帝头一步。段公然反对，与张一麟（文人）二人阻止不了，段就辞职不干，在北京西山上称病不出。张是总统府机要局长。
我本人是新闻记者，是京津同盟一份子。“京津同盟会”盟员之一叫彭家珍，有贡献，清廷贵族都很怕革命派，唯一人良弼（留学日本）不怕，彭刺杀了他。
彭印了一张名片，另用一个黎什么的名字，东北的军官，他假借使用，去拜会。家人说我们大人还未回来。彭正在犹豫时，良弼回来。彭投炸弹，彭死了，良弼炸了一条腿……
这是京津同盟的一件事，如果重复说，还有我们的同志炸袁世凯的事。（前已说过。）
清廷起用袁世凯，发表他为两湖总督，让他对抗武昌黎元洪革命派。但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北洋军，不过江。袁有用意：他不想打败革命党，想屯兵长江一带。他们电奏朝廷请退位。
接着说袁世凯。
正月十一兵变，那天，我陪母亲在大栅栏看戏，说外面兵变，戏不能演请大家回家。（按：我说，已经说过了。是否可以谈谈到延安这一段。）
民国6年（1917），蔡元培为校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范源濂是教育部总长（民元是次长），请蔡先生从德国回来任北大校长。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内容把古今中外诸子百家都加以批评，独独推崇佛法，大意就是如此。蔡先生回国任校长，我正任司法部秘书，25岁，也就是这年，我就带论文去蔡先生家，意思是请教。他说我路过上海从《东方》杂志上也看到。我自己喜好哲学的，看来你也喜好。这次我到北大，我重点要办好哲学，你要来帮忙。我就恳辞，说我不过是一倾向佛家的人，看了一些佛书，因为中国有《大藏经》，近2000卷，其中不单是佛家，以佛家为主，还有其他宗教（印度的），我也看了一些；无论是英国在印度或日本人谈印度各派宗教，英文书，日文书……都谈各派思想，我也略有所知，略有所闻。但要叫我在大学里谈，还不够格。蔡说：“你不要这样想，是来教人，你应当作为一个爱好的人，彼此学习，交换知识，你不可不来。”我想当老师不够格，但彼此学习交流，我是很喜欢的，接受了。但当时在司法部做事一时来不了，于是请一位浙江人许丹（季上）先生代讲。他是司法部顾问，原为蔡元培元年任总长时引用于教育部的人员。后来到民国7年（1918）我才摆脱部里的事，到北大任讲师，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后来又在讲印度哲学外，讲了儒家哲学：孔子、孟子、荀子、宋明儒者，没出书，只是口讲。
班上同学计有冯友兰、黄文弼、顾颉刚、谷锡五、朱自清、孙本文等，冯、黄、谷、孙均属本系，余者为他系。后来有陈政、罗庸、罗常培等人也来听课学习。但不在哲学系，陈在德文系，还有王昆仑。
民国6年（1917）进北大，民国13年（1924）暑假以后离开。（按：我提问，为什么要离开？）我觉得在讲台上讲不好，不满意这种教学方法，我提出口号：“我愿与青年为友。”与青年有志之士做朋友，在人格上互相影响，所以辞掉讲席，自己办学。为了自己办学，先写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在报上发表，引起各方注意。当时山东有位朋友叫王鸿一（山东省议会副议长），他就约我们到山东曹州去办学。他是我过去的朋友。民国10年（1921）暑假在济南开暑期讲习会也是他相约去讲学的。他每次都出席听讲。那时在济南第一中学，借一中大讲堂，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北大同学罗常培笔记。另一个是德文系的陈政。
（按：我问，在您20岁那年，为什么两次要自杀？）
第一次自杀，思想烦闷。那是20岁时，我们是广西人。广西要送人出洋留学，刚好旅京的广西老乡，一位姓张，一位姓王，回广西任法官。我父亲托他们照料我回广西考试送出洋留学。由京浦路南下，到浦口，过天津时，这两位要做法官的先生，晚上出去逛窑子，我就很腻味。在天津如此，到下关住在大饭店，有许多娼妓出出入入，见客人住处就进来了，你推她出去，她总是与客人纠缠，我很腻味，心里情绪很不好，同行者给我的印象不好，产生自杀念头。这是头一次，留了个字，自己走了。走到哪里？我有同学杨权，号通辅，我到无锡找他，想嘱托他照料身后事，写信往北京家里。这位杨同学发现我不是常态，他就很关心我，陪送我离开无锡回北京。回广西考留学就作罢了。
出家？我家庭先父母，生了兄弟姊妹四人，即：一个哥，两个妹。女的入女子初级师范学堂，等于中学程度。妹有一个很好的同学，叫陈英年。妹妹总是与妈说，要我与陈订婚，母亲愿意。母亲病重，自知道不起，拉我手说：“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很好，可以订婚。”我说：“我一辈子不结婚，很早有出家的思想。”母亲说：“你胡说！”父亲在一旁说：“这孩子他倒是有向上的意志，也许是怪癖，你不要勉强。”的确我真想出家，29岁才放弃此念头。
1985年10月21日 星期一
（继上次讲，我问关于第二次自杀事。）
第一次自杀在南京下关，无锡杨权同学，号通辅，送回北京。
无锡与苏州不远，社会风气完全不一样，苏州当时为常、元、吴三个县的名称。吴县、常州、元和三县举苏州，这要明白。朝廷非常重视收钱粮、地丁。江南类乎苏州是财富之区，一地分三县。一个状元陆瑞祥（宰相），有名的称翁同龠禾，不是苏州人，与苏州接近，附带说的。
我放弃到广西的打算，安全回到北京。虽与父意不合，安全回家还是很高兴。记不清楚这第二次，是到西安，或是在此前或是在此后，记不清了。总而言之，还是那时，即20岁，满20岁。我去西安，那时要走京汉路南下，然后转陇海路，往西走，入潼关。当时铁路未修到潼关，修到一个小站，地名叫观音堂。离潼关还有一段路，雇骡车，走得慢。到潼关，再顺着往西安走。走得慢，大有好处，沿途风景、农民生活都可看得到。俗话有泾渭之分，我就经过这地方。沿途风景很好，正好在华山之下，经过华阴县，在华岳庙，车停参观，没来得及上华山。值得一提的是，从潼关起，路修得不错，路旁有柳树，被称为左公柳（左宗棠）。他奉命带兵征新疆，所以从潼关起，路修得好，一直修到甘肃。左宗棠本人没有到新疆，坐镇甘肃兰州。湘军、淮军都不是清廷派下去的军队，而是乡勇，有自发性，他们的动机有两个原因：一个反对洪秀全、杨秀清、上帝教……（跑野马了，我拉回来。）
还是讲到西安。
骡车不是为顾客而是为自己有所图。铜钱，光绪通宝，这是通行的货币，正在改变，对付洪、杨，以一当十，叫当十钱。初步改革通行，第二步还是铜钱（无中间空洞），商人从中取利，用新币换旧币。他们主要是拿旧币换新币，到陕西交换新的铜元。
风景很好，比坐火车大不同，风俗人情都看到了。值得一说的是我记得经过那一个县，夜晚要住店休息。我住上房，出店来望一望，碰见一个法国神父，在中国多年了，说中国话。他问我：“你是头一次来吧？”“是。”“我看你就是头一次来。你所要住的上房不好，我就不住。我住窑洞，窑洞好，冬暖夏凉，我看你是初来的。”听了他的话，我才明白，这外国人确实是老经验家。客店主人问我：“吃什么？”“我喜欢吃面条。”“有。”端了上来，粗得很，年轻人能吃，但没有酱油和醋，只有盐水拌面。“盐水拌面，是否给点油？”他说可用点灯的油。我说不用得好。这说明人民非常贫苦，我没有经验，不如那神父。
七七事变后，我去延安。那时海外回来的都倾向共产党，人很多，国内、海外青年步行往延安。住什么地方？也是住窑洞。每个窑洞很奇怪，这些窑洞好像是山，其实不是石头山，都是土高原……
20岁到西安，因大哥在西安当教员。（我问，到那里做什么？）他介绍我第二个妹妹（谨铭）去教书，西安办女子中学，我大哥在西北大学，当地找女教员，大哥介绍妹妹去教书，需要我送她去西安。就是这一次。
妹妹年纪小，学生年龄大，对她不尊重，看不起她，3个月后辞职，我送她回北京，总时间半年还不够，这是第一次去西安。
我吃素食是从这时开始的。（我问，为什么要从这时开始吃素？）他说过去在父母跟前不好这样做，现在可以自作主张了。不吃动物，直到现在。我一向倾向佛家，最早论文是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元决疑论》。古今中外的百家都批评了，独推崇佛法。大意：人生是苦，什么叫苦呢？求之不得的苦，人人都有欲求，满足高兴，就乐，不得满足，就苦。人们会问：一个人，从生下来后，一生之中，满足时多，或是得不到满足时多？很显然，得满足所求时少，求而不得时则多。要紧的话：苦乐不决定所处环境。你不要看，坐在汽车里是阔人高官，你以为他享福。其实不然，说不定他心里解决不了问题，在那里发愁呢。相反，地下走路散步的人，也许没有问题或困难，自有其乐呢。简单一句话：苦乐不决定环境，苦乐出于每个人的主观。主观又是变化不定的。正在满足时，高兴；不久欲望又向别处去，痛苦了。所以你尽管处境、环境昨天好，但今天又转了新的要求，说不定得不到满足，甚至明显做不到，不能满足。因此，乐是暂时的，苦闷是多的，从而证明人生是苦的。而佛家要求出世，对人生持否定态度。有六个字，说明佛家人生观：启惑、造业、受苦。惑是迷惑。每个人从我出发，我要怎么样……要求是无止境。满足常不如愿，说明苦多于乐，人生是苦，这是佛家人生观。佛家若是出世，只学佛、成佛，超出世间，对人生否定，这是小乘教，不是大乘教。大乘教人站在出世立场而入世，小乘解决自己就完了。大乘是转过来投入世间，要世人破除迷惑（为我），而懂得无我的道理。为了众生，菩萨出世，转而入世间，开导众生，不要错误自作从我出发。菩萨是大乘，出而不出，不出而出……
1985年11月2日 星期六
（请梁老谈谈第二次自杀的事。）
临时去无锡，原计划去广西，这是第一次自杀。
第二次自己好像说不大清楚。胞兄是西北大学教授。西安开办女子中学或师范，总之是女学堂。大妹已出嫁，第二个在家，二人都在京师师范女子初级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大哥向他们推荐第二个妹妹，名叫谨铭，要我送她去西安。（我说，这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说不清了。二次自杀可以说是怨世。出家记得最清楚：18岁时，好像……张恭人我母亲，云南大理府大和县人，病重临终时拉我的手亲切地讲话。讲什么？讲了不仅一次的话，要我订婚，女方就是妹妹的同学，叫陈英年。同学之好友，热心对父母讲，最好要我同陈订婚，母亲谆切对我讲这个事情，可我很早之前（18岁之前），十五六岁，早就怀有着出家为僧之念，所以我就拒绝订婚。我对母亲说，我一辈子不结婚。母说你胡说。父在旁边解围，就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有向上心、有志气的，他总会要走正路的。
要紧的说明这一点，哪一点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总是想出家为僧。当时北京琉璃厂，都是书籍，当时叫南纸店，有个叫文林书局的，主持人就是廉源，廉惠清先生夫人，书法有名。有正书局，狄葆贤讲佛学的，又号平等阁主，南京金陵出版的佛书这有很多。近100多年提倡佛学的是杨仁山先生，号叫文会，安徽人，门下四大弟子，都是江西人，我见过三人，最热心的是欧阳渐（号叫竟无），再是李证刚先生，桂伯华先生，黎端甫先生（黎没见过）。桂伯华死在日本，李证刚是以儒家为主，也好佛学，学问很博，专门搞佛学法相宗。法相唯识，这一派在佛学里是唐玄奘传过来的。他留学印度18年，带回许多经书。欧阳先生创办支那内学院，是在金陵刻经处的底子上成立起来的。附带说一下，收容很多爱好佛学的，有的是50岁内外的，有年轻20岁左右的，大家在那里求学，住吃在一处。经济来源，据我所知，叶恭绰每年捐4000元，云南省的当局也捐有钱。因为我在这个学院住过，又去过几次，多者一个月。曾经碰到两个云南人，一个是姓聂，一个姓许。有一次欧阳先生写封信要我带信去见叶恭绰，催交4000元钱，故我知道。凡求学的吃住都在那里，每月经费是各方面的援助。犹太人哈同，夫人是中国人，哈同有一回也支助过的，印了《大藏经》。哈同上海有花园。
简单说，老想出家为僧，所以拒绝订婚。没料想到一个朋友故去，我心里很伤感，这朋友就是有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袁世凯要称帝，有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法学博士和德国人古德诺帮助袁世凯做皇帝，推行帝制，论调更改国体，不改政体。民国改成帝国，行宪不变。有筹安会之起。黄是出名记者，与当时政界人物很熟悉，把政界情况写成通讯，寄到上海（大报纸），知道事情多，有内容。后来发生问题了，他与袁的亲信左右来往，那些人要他赞成帝制。这使他为难了，良心上不许可写赞成的文章，形势又逼他要写，受威逼的还有梁任公。梁就直截了当，公开发表文章，题目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帝制。袁之左右，送了20万元，梁拒绝不收，还是写文章反对。送黄10万元，要黄写赞成的文章，黄在良心上不能做这事情，而受威逼，为了应付朋友，写了文章。但对帝制问题，一篇文章内，前后论调不一致，好像又赞成又不赞成，拿这个来交卷。袁左右看后不行，要另写。他受威胁很为难，而去请教他所敬佩的林宰平先生，名叫林志钧。这个人最有学问，人格极清高，素来为黄所敬佩，到了关头，他去见林先生。林告诉他说，现在是你一生紧要关头，如要人格，不能符合帝制派，也不能留在北京，当下不要回家，就从我这个地方，马上上火车站去天津，坐轮船去美国。黄听了林的话没回家，到天津坐轮船到美国。逃走到美国，就死在美国，是被人刺杀死的。英文是远生黄，被人误会为袁世凯的家里人，杀他者为华侨。当时被杀在美国的除黄外，还有汤化龙，也被刺杀，任临时参议院议长等职，去美国同样被刺。
底下要说的是我。
我同黄远生前后见过三面，可谓不少了，大概是在20岁或21岁青年学生时代，我去找黄。他不知道我，我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兼律师业务，在大律师事务所。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到过西安，西安有个佛庙，这大庙珍藏着佛教的《大藏经》，这个经是古代的。康有为他在西安看到这部《大藏经》，要把书带出陕西，据为己有，后被西安各界人士追上去截回来，没带得走。这是附带说的，但也不是附带说。我就是为这《大藏经》的事去找黄，向他请教。我是一个青年，穿长衫，中学生样子，请教法律问题，为西安庙里的问题。而他这个人，大大有名的人，他不知道我，而他待我很诚恳、亲切，向我讲解，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应该如何如何，我很感动。他态度谦和，详细指点我。
之后，我就拿一篇我写的文章、一本书的序云《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他请教。这篇文章有针对性，针对桐城派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编书很有取舍，他所不要的，刚好是我要的，他要的多半是那种简奥的古文，我反对这派。我是主张晚周汉魏文章。晚周即先秦，诸子百家，如韩、苟、孟，这都属晚周，还有汉魏。桐城派所不取的是从文学上不取，但其内容很有思想、理论。这些家，主要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派笔调。我就拿我写的《自序》给他看，向他请教说，你有兴趣的话，给我介绍一下，写篇序云。他居然写了很长的文章，是反复辩论的《序文》，以理论为主。当时正是章士钊在东京出《甲寅》，我就给章通信，把文章寄给他看，大概有两三篇，话不多，他就在《甲寅》“通讯”栏上发表了。我给他的信都是不长，他在《甲寅》上发表时，给我改了名字，用了梁鲲两个字。简单说我与行严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而未见面，见面在后了。
我听黄远生死很悲痛。我没有来得及把佛学道理讲给他听，我内心不忍。他对我好，我却没有把我想贡献给他的与他谈，把佛家道理讲给他。我心中歉然的，从歉然的心里，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究元决疑论》，文章归结到佛法。佛法的特点在否定人生。就是说，比如，儒家是世间法，佛家是出世。关于佛法，我常6个字来代表我对佛法的认识。即：启惑、造业、受苦。结果善业、恶业，都是受苦。启惑就是我，一切总是从我出发。佛法要的是破“二执”，执着有我，执着有无。无我两面，总是从我追求于无。这是启惑，我是没有的。人总是向着于我，外是向名利求享受，佛法归结破“二执”断“二取”。佛家讲有六尘：色、香、声、味、触、法之六境。总是向外追求，而不知道、不觉悟。自信圆满无所不足。这是说佛家，人人原来都是佛，人人本是自信圆满无所不足的，而错误的向外追求，这叫做启惑。从此说到轮回，沉沦在生死之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轮转中，叫轮回，不断绝。认为人死了就完了，其实没这回事，死了并没有完。六道轮回之说，大概不只是佛家一家的说法，而是印度不同的宗教普通的说法。佛教是印度最晚出的一个宗教，后起的宗教。印度自古就有宗教，有繁多的教派，佛家是晚出的。南方大小乘教，北传西藏中国，所谓密教、喇嘛教。中国内地，教派很多，主要两大派：一派叫鸠摩罗什的“金刚经”；另一派是唐玄奘及弟子夔基，这派有法相宗之称。这派跟鸠摩罗什金刚经不同：“金刚经”是随说随扫，不立于语言文字；玄奘传的所谓法相宗，他的理论很严谨。这派的主要经典《成唯识论》，这是玄奘派的学问。支那内学院，他们主要是这派，“成唯识论”。
有正书局，有种杂志性出版物《佛学丛报》。我总是买来看。什么大乘、小乘、法相宗……都不知道。凡是看到的佛典就买。木版，每句话都有圈点，读时根据圈加圈。特别是有一部书，看不懂，这书叫《因明入正理论》，本来有圈点，我又重圈一遍。看不懂，等到懂了时，原来它自成体系，是严复所用的名词叫“名学”（逻辑），章叫逻辑之学，日本叫伦理学，是讲逻辑的、有系统理论的书。
归结到自己，我就是因为黄远生惨死于美国，很痛惜，没把我知道的佛学与他谈。我的那篇论文是有感于黄死而写的，没有把佛家人生观道理与他谈，这样我写了《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连载三期登完。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注意，蔡元培是注意的一个人。民国6年（1917），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他特别邀请蔡回国做北大校长。我在民国2年（1913）作为新闻记者，采访工作时，见过蔡元培先生。他是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不知道我。后来民国6年南北统一内阁，范是教育总长，由范先生之介绍，我就将此论文向蔡先生请教。蔡先生说他从德国回国，过上海时已看过我的文章，很好，这次我出来任北大校长，我本人是搞哲学的，写过《哲学要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见面他就说看过了，说办哲学系，你必须来参加。我就坦白说，我不懂哲学，我是喜欢谈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人家说西洋叫“哲学”，哦！这就是哲学，那我谈的问题就是哲学了。我是外行人。蔡先生要我来参加。我说，英国、日本都有讲印度哲学的，统称六派哲学，其中不包括佛学；我不过是倾向佛家的一个青年，谈到六派还未学习过，要我来主讲还是不够格的。蔡说你认为谁够格呢？你不要以为是老师教学生，不要这样看。你应当看是参加者与朋友相聚，彼此研究学习，这样来看，不是做老师，是来学习的。这样我当然愿意来参加学习。这样我答应蔡先生的邀请。我入北大是这样来的。
我主讲印度哲学，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是第一本著作，被列为“北大丛书”之一（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在其内）。从此，我算是参加北大哲学系，这是民国7年的事。
1985年11月9日
继续谈佛法
（我先问，为什么要自杀？）
佛法，并不完全是消极，对人生是否定的，可并不消极。要分开说，宗派很多，至少分小乘、大乘，要普救众生。（我又问起第二次自杀的事。）已经说过了。（我说，虽然说过，但没有说清楚。梁老听了，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眼睛睁大看着我。我急忙解释说，这个问题谈不清楚，我不好写，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有问题、有意见的。梁老听后，停了一会儿，又心平气和地往下说。）
那是不是郑州的事？（我说这没讲过。）那时我长兄在西安，我从北京南下，转往西安，好像是到了郑州，也是跟那情况差不多（即指第一次自杀时）。郑州刚开放，很荒凉，有小客栈，也是那个样子，有年轻的女人——土娼，都是乡下人，很粗的，她又装扮，脸上擦粉，抹口红，就在客栈里闯进来，要很费力拒绝她，她才出去。这就让我心里恶心、讨厌，一种是怜悯。这并不是怜悯这女人，不是怜悯这人，而是怜悯人类。总的一句话，怨恶人生，一面怨恶，一面可怜。这个都是引起对人生的否定的思想态度。大致如此，说不清了。不是送妹到西安。这次是一个人。（我问，为什么到郑州？）好像是一个人。（按：这段回忆不清了。）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谈年谱1953年）
事情的经过，先是小组会。先开小组会，后开扩大会。小会几十人。我记得那次，主持会议的是周恩来（几十人的小组会），也有记录。讨论题目是对的。周主持……“过渡时期总路线”。重要的只提一点，“九天上下”是我说的。有所指的，说当时毛在北京开国，百废俱兴，要修缮。泥土工，一种有技术的工匠；一种叫小工，乡下人可以来做，他比乡下生活就好，小工一天块把八角，农民在乡下就没有了。他们跑进城做小工，来的人很多，在街上就睡了，警察就赶出去，但你赶出去，他还来。因为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工农生活，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天之下。这个话呢，周是主持会议，那天没有毛主席在场。毛主席听周汇报后发脾气了，说我们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见之明文的，而梁的话，是破坏工农联盟的。
第二天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报告（朝鲜停战签订，回来报告），毛主席出席，要高岗做执行主席。主要听他报告相当长，报告完了，还有时间，有人提议是不是请主席讲几句话。毛主席利用剩余时间讲话。大意是：有人替农民叫苦，说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从前我们在延安时也是有人（没点名，大家知道，指李鼎铭，是个绅士，读书人）为农民叫苦。怜惜农民是小仁政，为了革命（在延安，用兵打仗是大仁政），现在抗美援朝是大仁政，怜惜农民是小仁政。没点我的名，话是说我，“这个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接下第二天，我就冒昧地说：我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他要我上台讲话）。这话有点对他很不尊重。他很动气，手拍桌子，说不用看，我没有雅量。（替农民叫苦，破坏工农联盟，我的心里想。）这个话说得不好。1949年后他是全国领袖了，说得冒昧，因我跟他很熟，才说这话。早在北大就有关系，后来我又是最早去延安的人。杨昌济，女开慧，校长要开除毛，杨对校长说，他是最好的学生，你不要开除他。所以后来毛没被开除，后来反做了长沙师范附小主任。杨有旧学根底，即宋明理学，程、朱、陆、王。杨是有那个思想的人。他跟那个章士钊相好。先在日本，后去留英。杨由英回国，在北大任教。还是讲他喜爱的学问，讲的是西洋伦理学，一门《西洋伦理学史》，刚好与我同事，在哲学系。杨有时到我家里去。这里有一层关系，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名叫梁焕奎（族兄）住在我家，杨常到我家看我这位老兄。而毛辞附小主任到北京。新风潮引起全国注意。毛辞附小主任到北京入北大，做旁听生，也要注册，毛住在杨怀中家里（豆腐池胡同）。杨介绍他做图书馆一个馆员，管天天的报纸、刊物，即管阅览室，工资8元，都是杨介绍的。而杨又常常到我家，不是看我，看我的本家老兄梁焕奎（弼元），他们有关系。过去光绪变法维新，湖南为先，陈宝箴，子陈三立。梁焕奎为湖南当局赏识的一个人，他建议陈宝箴，不要送年轻的去留学，可以选择年纪大一点、国学有根底的人去留学。陈嘉纳他的意见，让他主持这事。从前科举乡试在本省，会试在京，我兄主张选落选没中举但比较好的，选40人送日本留学。陈认为好，叫梁去挑了40人，交梁带去日本留学。其中有杨昌济，因此杨同梁年龄差不多，近40岁，管梁叫老师，所以到我家看我这位老兄，这件事毛晓得。我第一次在延安见面，他说你是老前辈了。（同年生的，我9月9日生，他生日晚3个月，都是1893年。）我说，我们大概是同辈。毛又问我，说有点奇怪，你是广西人，那梁焕奎为什么又是湖南人？我说，我们家的情况大概是洪杨之乱（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逃难由广西到湖南。他们这一支，曾经是祖兄弟，到湘潭。我这支曾祖来北京会试中进士，留京做官，我们四代在京都参加广西同乡会，祖父、父亲都是以广西考试中举的。回广西去考太费事，北京可以考，作为广西籍处理。回到刚才的话，我告诉他情况是如此的：他们算湖南人，我们在北京始终作为广西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算我为广西人。
访问延安
先是见张闻天总书记，后才见到毛主席。被人称为主席，打听是否是陕甘宁边区主席？答说，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访问延安，当时日本侵入中国，七七事变后第二年正月，我访问延安。经过情形在《光明报》上有详细记录。访问延安的事，我引用诸葛亮说关羽的话。张飞夜战马超，关羽知道了，向诸葛亮说，我会一会马超。诸葛亮回信给关羽，说马超虽勇，不过与张相等，“逸群绝伦”。用此话赞毛，即借诸葛赞扬关羽的话。
结束一下，为什么有“逸群绝伦”之叹？我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失望，全国崩溃，各自逃难，愁闷国家前途如何，这样去延安的。跟毛谈话后，我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谈了长时间的话，即“论持久战”的话，内容都是这些。我心里豁然开朗，日本必败，中国前途有望，可以建设新中国的。非常佩服他。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建设新中国，就是要讨论的问题，也是目前要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彼此争论剧烈，他的主张与我相反。他是以阶级斗争来建设新中国，我不同意阶级斗争。如果意见不同就争论，说不完。夜晚谈话两个通宵，彼此争论。我的话：中国社会与西洋不同，虽然有贫富贵贱，但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同于两阶级的对抗，缺乏阶级对抗形式。他就叹惜：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还是有一般性的。我说，你是强调一般性，没有认识特殊性，缺乏中国特殊性的认识。
1985年11月16日 下午
（按：在梁老家抄其“笔记”之摘要，因梁老还未起。）
“民9秋，林宰平先生引导梁任公、蒋百里两先生同光顾敝寓，此即小子得以亲聆任公先生言教之始，其后数承任公先生赐笔扎，语及日本人士佛教研究。”
（录梁老《杂记》1985年11月16日星期六下午。）
上之《杂记》有云日：
孔子一生致力的学问非他，就在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向上进步提高，没有错。
举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各个阶段，不正是次第不同的进境吗？
又，最好莫过于从颜回……称颜渊者来取证。孔子赞说：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上述两点乃颜子的卓越造诣，为孔子特别称道者也。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只应参究体认不应轻谈。
（同上《杂记》，梁92岁时写的。即近来写的讲稿大意。）
孔子绎旨
东方之学，印度、中国，从古以来的学术风气别是一路，都在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而致力于生活修养，如印度佛家各派，中国老、庄、道和儒、孟皆其代表，昭著于世……尤其错的事，是把他们切己修养之学，当做哲学空谈来讲而不去实践，真是一大嘲弄。当然贵在实践的孔孟之学、老庄之学都涵有其宇宙观、人生观，亦即他们各自的哲学，但这皆是其副产物。副产物岂能独自出现和存在！
（同上）
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按：89岁写）
想到我亲切结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行知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所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都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于晚年有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各自不同。
当1946年陶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有云：陶先生是一往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地向他膜拜。（陶在晓庄办乡村师范学校。）
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加考察，写有一篇较详记述，刊入《教育论文集》。
1931年，在邹平搞乡村运动，曾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鳞诸君来邹平帮助我工作云云。
1937年，我与陶共赴国民参政会……
1939年，我到华北、华东游历各游击区，后到四川，联合两大党外人士，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陶亦参加了。
1940年，我送次子培恕入学（陶办的，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办的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少年儿童）。
1981年6月27日于北京“静以修身，伶以养德”。此蜀汉诸葛公教诫语也。
与辜鸿铭之交往
读兆文钧所写《我所知辜鸿铭点滴》一文。
（略之）……民国7年（1918）亦我任教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时，他同在文科任教，讲欧洲各国文学史。偶然一天相遇于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高于我，着旧式圆帽，老气横秋。彼时我年只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内了。因当时南北内战，祸国殃民，我写了《吾曹不出如苍天何》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的小册子，各处散发，亦散放一些在教员休息室案上，老先生随手取来大略一看，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即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觉歉然……
（按：以下为梁老谈话记录，今日梁老身体不适，午睡起得晚一点，从4点钟讲起。）
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事
1949年建国时我不在北京，还在四川。那时长江下游先解放，上游三峡以内、上游西南，还是很乱，有土匪、国民党杂牌军队。入川的解放军有两支：刘、邓是一支，彭、习是一支，还有林彪四野。那时我在四川，办学在川东北碚。解放军的任务主要是清除这些国民党杂牌队伍，让地方能平安。
当时周总理，好像还叹惜！（天安门上有这张相片，毛主席旁边有张澜等。）说可惜今天盛会，有两人不在场，其中一个是我（梁），另一个是邵明叔（老先生）。后来传到我耳，是两个人说的：一个是罗隆基，一个是范朴斋。
三路大军入了川，我就在北碚，联起感想。刘邓大军装备较差。林彪部队装备好。彭的军队，没看见。
有个解放军营长对我久仰大名，来看我，跟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可去重庆看一看。留下吉普车，告诉司机明天送老先生去看看。第二天准备去，一早我坐车就去重庆，一向是住在朋友家里（民主之家，郭沫若题的字）。
自己的经历：1950年出川，得当时统战部、地方统战部的帮助才出来的。在武汉还受招待，从武汉到北京。下车住北京饭店。没看见毛、周二公。他们在莫斯科订中苏友好条约，到了3月二公回来。这时我已到了北京。为了庆祝中苏友好条约，北京就庆贺，主持会的是刘少奇。我还是穿长袍去。王光美穿得讲究，类似西装，接待客人。在场的有苏联大使，大使讲话时，毛岸英是翻译。
我到北京，我去访问他们（吴玉章、徐特立二老）。过去在四川认识。吴态度从容，谈话清楚明白。徐就不行，坐多久由我决定。我访他看不出来，他访我就看出来了：不能自休，说话不清。警卫告诉他说该走了，他都不能自休。
李维汉、徐冰（邢西屏）是统战部领导。简短说，到了3月在东车站下车，等候欢迎毛主席，安排我在前头。毛下车看见我握手，说：“你来了。”“欢迎主席。”“好！明天我们谈谈。”3月11日或12日，记不准。第二天邀我去颐年堂，留我吃晚饭。有个可说的一幕：毛说现在你可参加政府了吧？当时我不敢相信大局会安定。我说：把我留在外边不好吗？当时我狂妄自信，以为大局还用得着我，可以向各方面说话。（不了解时局，还以为是过去的形势。）所以没有承诺参加政务院。我说取天下容易，治天下不容易（大意如此），这跟我不肯参加政府是相连的。不晓得国民党一败涂地，根本不行。这种态度毛当然不高兴。这时毛之左右，当时在座的有林老（伯渠秘书长）说，该开饭了。毛说：开饭！开饭！我说我是吃素。毛说：今天全要素菜，今天全是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
吃饭时，在座的除毛主席与我外，还有江青、林老，共4个人。
我见识不到国家还能全面统一、安定。全国又分6个区，我联想到各霸一方，没有认识到全国将真正统一。
毛说，你可以出去看一看，过去你熟悉的地方如河南、山东、东北，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可以去看看。我说好，我愿意出去看看。
河南分两省（平原省、河南省），山东、东北，都去看了。我还带着几个人去，学生辈黄艮庸、李渊庭等。东北招待的有周天行，他告我说，高岗忙，不能来接待，副主席（林枫）可以接待。
之后，高岗也来了。问同来几个？请来见面。对高印象：有时眼珠往上翻，只见白不见黑的。后来听人说，此公很坏。后来死在北京。
我住颐和园石舫对面西四所，时间不短，两年半。时间是1950年10月开始搬去的。
1985年11月23日 星期六上午
谈清末的见闻
亲见亲闻宫廷事，我怎么能亲见亲闻？因我十几岁在顺天府中学堂读书，顺天府古时称“京兆尹”。今天不讲顺天府，只讲这中学里读书，做学生。这时候是光绪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学校忽然挂出一个牌示（布告），上面写着“大行皇帝龙驭宾天”（皇帝死的用语）。全校师生齐集孔堂跪下（向牌位）举哀，大家要哭。头一天是这样。第二天起来又看，是慈禧太后死了，照样到孔堂举哀。这个事情显然背后是个疑案，因皇帝与太后是敌对两面。追述背景，即光绪被立之背景，就要追述到同治皇帝。为什么要追述到同治皇帝呢？因为同治是西太后的儿子，东太后无子，妃嫔生子，懿贵妃生同治，升格成为西太后。她非常凶狠，同治结婚，女方是崇绮之女，嫁给同治为皇后，为婆婆西太后所不喜，不让他俩同居。一是因同治身体弱。有一次，皇后惦着皇帝的病，去看一看，不料正碰上西太后去看儿子的病，婆媳见面，西太后发怒打皇后的耳光。同治受惊就死了。这就有个问题，应当立后，承接帝统，但西太后不愿这样做。为什么？若是这样，西太后就成为太皇太后了，掌不了权，于是她立了光绪。当时光绪才是个4岁小孩，是醇亲王的儿子。光绪的母亲与西太后是姊妹（至亲），从辈数上来说光绪不算是继承同治的，而是等于同治的弟弟。那么同治媳妇，就成了寡嫂（本来是皇太后），现在把她摆在旁边了。她向她父亲（崇绮）哭诉我算什么呢？把我摆在一边。崇绮也没有主意。她只好耐心自处，无法，回宫就上吊死了。这是一个惨剧。有一位地位不高、也不是大官的人，名字记不起，但是被大家纪念。他上书说应当给同治立后，谏忠言，自己吊死了。所谓尸谏，忠于同治。这个人想起来了，叫吴可读，号柳堂，南横街的住宅保存下来，即“五柳祠堂”。我住南横街附近米市胡同里面扁担胡同，认识。
这个疑案，头一天皇帝死了，第二天太后也死了，又去举哀。二人又是仇敌，何以死得这样巧？当时有帝党、后党之说。光绪19岁成婚，不能不归政了。这时还有一个可记的事情：从两面说，先说西太后。她感觉不能再掌权了，晚年要玩一玩，所以就大修园林。现在的颐和园，原来底子不叫颐和园，要修理好，作为她玩的地方，但要一笔大款。要动用一笔大款，这款是当时户部尚书管理，抗议说不行，说是储存下来专为开办海军而用的，不让动。慈禧就罢了他的官，叫他原官不动，回家休养（无罪叫他退职）。太后用了这笔大款子。再说光绪，后来有百日维新，当家了100天，引用康、梁。推荐者为翁同龢（南书房读教书处），是他引进康、梁的。
百日维新，只说两件事：一件事，宣布广开言路，天下臣民，直呈所见，真是不错；另一件是引用人才。引用四个人。本来每人上朝，可与皇帝讨论者，叫军机大臣。照例由亲王做领班，同皇帝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以下是军机大臣有选择的（多半是尚书或侍郎），老头子思想主张不免陈腐，不合变法维新要求，所以引见了康、梁。康、梁不过是条陈自己的意见，没留在皇帝身边。另外用了几个人，谭嗣同为首的，刘光第、杨深秀、林旭（19岁），不够格，称军机章京，章京是满洲话写汉字。
简短结论，关键问题就是百日维新的失败。失败在什么人手里？怕你、别人也想不到：失败在袁世凯手里！谭等推荐用袁世凯，调他来京，升官，称宫保，应当是“清宫少保”，即太师、太傅、太保之统称，“清宫少保”叫袁宫保。
袁世凯的出卖，维新失败了。
可疑的是光绪和西太后谁先死的问题。
还有我比较清楚一点的事：我在中学读书，我的同学邹世官，福建人。他说他胞兄的事。邹世官（原叫邹景什么的），他说起他哥哥叫邹景涛，号松生，出名的中医。闽浙总督听说皇上有病，专奏荐邹景涛到京给太后、皇帝治病。他赶来进宫了，就赶上两宫归天，太监忙乱，叫他等着，没人管他了。他不吃不喝，受不了，碰上一个小太监，要点东西吃。这个情节，是我同学告诉我的。就我所见亲闻就是如此。扼要一句话，结束我的这篇话：袁世凯是坏得很，但有实力，掌握陆军，谁也比不了。
（我说：接上次谈1950年、1951年的事。）
当时土地改革，是共产党看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在分土地，重要点不在此，表面是分田的事，毛主席之用意是不在此。在什么地方呢？在发动阶级的变化：要佃农、小农、雇农挺直身来做人，做有自己人格的人。消灭、打破这种阶级关系，入手好像是分土地，其实不是。因为理想的不是成为小农，在合作社初级前叫互助组，做个国家的公民。组织起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才是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主要方面。
我们去先是组织土改参观团，后进一步参加土改。当时四川分为四个大区，我参加的是川东，团长是章乃器，副团长是陆志韦。我当时从北京出发入川。参加土改团是我主动提出来，向统战部（李维汉、徐冰这两人，早相熟，南京和谈时）。
参观团我没去。后去川东参加土改（合川县），我还提出来让我的朋友黄艮庸跟我一块去。8月底离四川回北京。
（梁说我的小本子里有详细记录，你可拿去看。于是借了10本笔记本，带回。梁老又说，《1939年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箱子里有，以后再看。）
追记
在重庆与蒋介石说要到游击区去参观，蒋说很好，我们已经要派于学忠作为敌后游击司令，你可去找他。给了1万块钱及密电码，有事可与蒋联系。
又找中共方，当时周不在重庆，找秦邦宪，请他与延安联系，让我们去，并领导协助。
到山东见到杨勇、罗荣桓等。
（可查见于上述之笔记本中。）
1985年12月7日 星期六
（还所借10册日记，又借笔记本5册来。）
（见面，我问冯友兰云松堂出版事。）
我补充说一点。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冯友兰女儿打来的。父命请到他家吃饭，准备派车来接，我马上一口拒绝，我说我不想去。她说：“不需你找车，他来车。”我回答她说：“我也有车，不过我不去。”电话到此为止了。
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就叙说当时我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在我班听讲的同学，除了冯友兰之外，后来都成了名教授，如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古元锐，都是一个班的。特别后来顾、朱最有名，可惜他们都不在。当时的同学、朋友就剩我跟你。我们两个人，有几十年前的关系，当时我20多岁，你也是20多岁。现在我们是老了，到90多岁了。既然是老的伙伴，为什么我不愿见你？就因为你谄媚江青，并不是江青来看你，你不得不应付，而是你作诗词、写信谄媚江青。这个问题，我认为引以为我们同学、朋友耻辱的。我不去见你。我怎么能去见你？你如果来看我，那倒是要接待你，不会拒之门外。你让我到你那里去，那是不可能。我就回他这一封信。
（我问：是什么时候？）
是最近的事，顶多1个月。11月份里的事。后来我想电话拒绝不够，用信写了几张。
（我说：他走不动了。）
（按：此事大概是与我去访问冯友兰先生有点关系。之前，10月23日下午，我到北大访问冯先生，请他谈谈胡适与梁漱溟这两位先生。因为我准备为他们写传。当时我告诉冯先生，说我常到梁老家去，听他讲述自己经历。他身体很好，行动、谈话都很正常，没有什么毛病。言下之意，跟冯先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看到冯先生腿脚都不灵了，要人搀扶，坐下就不能起来了。行动不自由，讲话也感到吃力。因此我没敢多坐，怕影响他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就告辞了。踪上所述，可能由我谈起梁先生近况而引发了冯先生思念故人、老师之情，后来有邀请梁老一会之念。）
与陈真如之交（谈到陈1953年9月的发言事。）
陈铭枢（真如）是可以注意的一个人。我们关系是从佛学来的。日本留学时，常听桂伯华先生讲佛学。桂是杨文会先生弟子。近一百几十年，中国佛学的兴起，就是由杨文会开创。四大弟子都是江西人，各有所长，各有所讲究。四人：欧阳竟无在南京开办支那内学院，梁任公住南京时去听讲一个月；桂柏华、李证刚、黎端甫都出于杨之门。我对前三个先生都请教过。桂是佛教密宗。陈铭枢学陆军，常去听桂讲佛法。桂死在东京，临终对陈说，你要学佛学，你就去见欧阳先生吧。
我呢！也是每年都要去南京见欧阳先生，这样跟陈碰到一块儿，大概是民国9年、10年样子。陈还到我家（北京），那是民国12年（1923）。那时熊十力住在我家，他跟熊先生认识，大家就认识了，以后往来很多。他在广东军队当团长，陈炯明部下。关于他本人，在政治上的变化，我们不需多说。可以说一句，很有变化。陈后来背叛孙中山，这些就不去多说。陈叛孙时，倒没有一直跟着叛孙（这是他的优点）。陈的号，用佛家叫真如。关于前后的变化就不讲了。
1951年土改
谈1951年事，即土改，过去是说过一些。毛主席倡导大家去参观土改，后来转而就倡导大家不是参观而是参加土改，领导或推动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以土改为名，实际用意不在分土地，要一个一个农民挺起身来做人，不受地主压迫。表面上分田，实际是解决阶级问题、人格问题，要每个人挺身起来做国家公民。用意是很好的，用意在人而不在地。可是在土改中不免有偏差，也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毛要贫雇农起来做国家公民，并不是要伤害所有地主，不要打他们，斗争是需要的，用意如此。但事情不能如他的意思，所有地主都大吃苦头。我是参加第二批土改团的，川东这团，团长是章乃器，副团长是陆志韦，另一个是孟秋姜？可能是新闻界的。我是团员，向统战部说明愿意去，一个人单薄，要个朋友两个人一道去。后来统战部同意我带个学生去，即黄艮庸。我记得各自带行李，我还带蚊帐。川东包含几个县，我们在合川县云门镇住，住地主房产。地主被赶出来了。有偏差，事情不少。我记得跟我一同参加土改第一团（也在川东）的，还有东北高级将领于学忠（没在一个地点），时间不短，3个多月之久，离开是8月底回北京。
我记得，毛听到我回来，派车接我到他住的地方中南海，那么我就去了。章乃器谈话完告辞时，我到了。章已经作了报告，我就没谈土改的事情，谈了些别的话，现在记不清了。接着是开饭，我说我吃过了，没有参加吃。桌上摆着蜜桃，我吃了一个蜜桃。我是从颐和园来的。饭桌上毛主席要江青到南方去土改，江苏那个团长不让她下乡，后来回来了。毛对江青说：不行！你还要再下去。说这个话我在座。
刘邓大军在四川，第二野战军。我谈到邓小平办事作风，表示也很佩服。毛接着说，面孔不是对着我，回头取什么东西，顺口赞邓小平说：那是一把好手，军事、政治都行。这是我亲自听说的。
（我问：批判梁老的事是否可说一说？）
好像1955年，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就是现在北京图书馆隔壁，现撤掉了。批判一上来，郭沫若（院长）讲话，他讲之后，以后没有再来，主席是潘梓年。开场白是郭，后由潘主持这个会，题目是批判我，所以要我的学生、朋友都参加。
（谈到此，协和医生来检查身体，中途停止。）
1986年1月9日 上午
在中国文化书院讲课。原定讲题是：《中国、印度及西方文化的异同》，后改为专讲“儒家”。讲两个半小时。
（以上是梁老的开场白，接着对我讲起儒家学说。）
孔子以后的派别及儒家的转变
派别，孔子当时弟子就不相同，往后更多变化。韩非子的书里有一篇《显学篇》，已经讲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事实上儒分为八，后来没有像韩非说的，数不出八派，很难说得上来，没有流传下来。孟子、荀子两派，再往后宋儒、明儒了，程、朱、陆、王。王阳明门下也有好多派。60多年前，中西哲学书里很重视，推王艮（心斋）一派。王本人是工人，海水晒盐，江苏北部。王阳明讲学，他的思想很有契合的地步。见王守仁，很有自信，不承认是学生弟子，跟王阳明坐在客位辩论，服了，跪下承认为弟子。第二天来翻案，说昨天那个不算，回来想想不对，又坐在客位，与之辩论，这次服了。王艮原来叫王银。王阳明改其名叫王艮，去掉金字旁。王艮的工人在他门下，不一定都认字。有工人、农民在明儒里叫泰州学派。我过去读书很推崇泰州学派。当时我说，把宋、明儒的讲学，跟外国的社会运动（工人）合而为一，不一定是念书人的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我的思想，从王心斋来的。后来我搞农村运动。我很欣赏他，不是在书斋里讲学，而是面向工农劳动人民，等于是一种社会运动。后涞在广东、河南、山东都是搞农村。
他儿子王东崖传其学，代表一种人生，当时思想看不对，人生的实践，不讲空谈。他的徒弟是劳动者。
（我问，章士钊先生也主张以农定国论？）
章行严没有实践，他有那个话，有鉴于中西社会不同。
搞农村运动的思想来源
从青年十几岁说起。我在18岁年尾，跟一个广东的同学——甄元熙，是同班同学。他已经受孙中山同盟会影响，是会员，他来北京插班到我班。那时清朝还是光绪年间，根本学制未定，没有制度。清廷感觉到要兴学了，西洋人势力过来了，要兴学校，设学务大臣。这学务大臣叫张百熙，后有学部、六部衙门（吏、户、礼、兵、刑、工）。后设的学部，后来即教育部。在这种萌芽时代，我所读书的学校，高等学堂，念了五年半（没有一定年限，4年、5年都没有定下来），我14岁进学校，同班同学有23岁的，很混乱的情况。
后改顺天高等学堂，算是此学校毕业。改来改去，五年半那年毕业了，算是读了五年半，辛亥年毕业。
这个时候，转来说革命了。
读书时，上海有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这是革命派的报纸，在北京看得到。还有日本东京出版的梁任公主持的刊物《新民丛报》，停了一个时期，不长，他又出《国风报》（东京出版），可以说是右派。左派是孙中山这派，叫《民报》。他们对国事互相辩论。一主革命，一主君主立宪。这两派有论战。两方面的言论，日本书商把两派言论合起来，出一本书，题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东京出版，传到中国上海、北京，我都有，旁人介绍我看的。这书很有意思。接着说到参加革命办报《民国报》。
（讲到这里，我提醒先生说，讲过了，改题讲。）
人生问题
17岁就有出家思想，在我根底很深。佛家有大乘、小乘。大乘是回世的，本身出世又入世，开化众生在迷执中，出而不出，要入世。这种思想与我的社会运动是相通的，同样救世。就人生方面来说，在政治方面，国家大事来说，要为社会尽力，尽自己的力量，必须从社会基层入手。我们年少时，那时这种君主立宪运动潮流很有力量，当然是受梁任公的影响。有一个人很有名，很怪，难测的人，就是杨度。这人活动力非常强。没法形容他，我们见过而且很熟。远一点说是本家的哥哥，也是湘潭人。他们很熟，那时湖南兵乱，族兄梁焕奎住在我家。杨常到我家来，他们相好，有来往，因而我认识。他的妹妹叫杨庄，嫁给王闽运儿子（名字一时说不出来了），称王四爷。主要提到是杨度，搞筹安会他是第一名。中国已经是民国，帮袁做皇帝，就是叛国了。
怪人也！很旧，很腐败，怪事不少。我知道，有些不说了。比如，他在这个房间里盘腿坐着，隔壁房间有人，他知道他在想什么，这还不奇怪？
帝制失败了，他是罪犯，跑掉了，在上海，又到什么地方，汉口？地点不一定。有一个人潘汉年，本事也很大。有这一件事。有个人叫夏衍，潘引夏去见一个人，商量什么事，有要事，去看杨度。潘没有说去见谁，谈了一些话协商。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两人一起出来了。潘问夏，你知道我们来访问谁？夏说不知，潘说是杨度，把夏吓一跳。
还有一事，他通过一个故宫博物馆的吴重超，经吴手接济20万元交给周恩来。吴对周讲，有些人帮助20万，坚信你们的革命事业。谁？是杨度。（杨公庶告诉我的，1974年？）我看过一个薄本的书，这个书印刷的红字，是杨度的书。（其子杨公庶，杨公庶我们非常熟，政协开会在一起，住处也很近，汽车同坐来回，东四，新中街在辖口口外。）是杨度的诗，不多，很薄，红字铅印。值得一说的是，自称虎禅师。头一句是“我是禅宗虎”，署名是虎禅师。
（按：梁老讲完后，为山西《晋阳学刊》题签，应该刊高先生之请也。）
1986年3月5日
讲婚姻（未谈而扯到佛教上了。）
先谈我出家为僧。（我说，谈过了。）想结婚的来历，是从身体要求来的，庙里住起来没有这要求。被蔡元培拉入北京大学，25岁讲印度哲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是在学校规定之外讲的。职务是讲哲学。课外同一些同学、青年，同他们课外讲演，不算学校内的，讲了两次。第一次在北大二院，讲的时间不太长，一个同学，德文系的陈政，他帮我记录。头一次讲，适应当时的要求。蔡、陈、胡等新思潮派，搞新文化运动，我讲印度哲学，同近代西洋文明与当时口号“民主、科学”不合，不时髦，逼出我来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明近代信仰，文艺复兴运动的信仰，同中国传统的文明……乃至印度的……普遍的出世的宗教。宗教六派之说，从佛家眼光看，都是较早，比佛教早，佛教是后出的，作风很不相同。婆罗门教，阶级分高下，很厉害，贱民被人看得脏，不耻于人。佛家反对这样一个。释迦牟尼出来，主张一切平等。印度有很多宗派，佛教是晚出。一反常态，佛教不能太久，几乎消灭，后分小乘、大乘。小乘传到斯里兰卡，南传。大乘往北传，又传到西藏、中国内地。无论西藏或是内地，都是大乘，开头人就是达摩，梁武帝时代。后来发展很快，分南宗北宗。南宗为六祖禅宗，慧能和尚，担柴劳动者，发展非常广大。他的门下分开来传，传了很多宗派，在中国大盛行。禅宗不能概括佛教，他所发扬的几乎变了样子。（我问：胡适考证这个人？）他说，胡适之是汉学家来考，应当是会晤，真正禅宗是不见于语言文字的，彼此如何传教呢？故事。有祖师马祖，有人向马祖请教，当头一棒完了，启发教育，大喝一声，请教就大喝一声。这是禅宗的故事，可看出很特别巧妙。有书传下来的故事。《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之一，内容更多。
我说一点，大彻大悟不同，坐着不动立着死了，坐脱立亡。
李根源在韶关看见德钦和尚，死了枯坐着，端坐不动。我瞎说，他就是入定、静入定。戒定生慧，佛家讲戒律不杀生，由戒而入定，由定而生慧（慧悟明白）。（我说，讲婚姻吧？）29岁结婚。我年纪很小，十几岁时，不知怎么样就怨世，对人生持否定态度，十几岁想出家，看佛经。北京琉璃厂有正书店，我常去看《佛经丛报》，主持人叫狄平子，我喜欢买来看。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开创的，欧阳竟无为其门下。门下有四大弟子，我见过三个，欧阳是一个，桂伯华是一个，与欧阳不一样。欧阳讲法相唯实，非常严格，字斟句酌，我喜欢这派，简释相宗。对立为性宗，金刚经。相宗不好懂。性宗也不好懂，不能拿普通人去理解它，把握不住。金刚经流传广。我所留心是玄奘这派，另外还有伟大一派叫密宗，也叫真言宗，包罗很广，印度的都包在里面了。西藏密宗很盛行。吕秋逸（吕徵）现在还在，他懂密宗。
中西文化讲演是在济南，地点济南第一中学大讲堂。
（10点30分结束。）
（录手稿“卫西琴先生传略”。）
1921年，愚既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问世，太原教育界邀为中等以上各学校作讲演，因得参观卫先生所主持之外国文言学校，辄惊叹其一切措施之新颖而寓有深意。先是某年，全国各省教育会开联合会于太原（按：此会于1919年10月在太原召开，杜威、胡适也出席）。卫先生率其保定师范的音乐学生来会上演奏，大获好评。复应山西当局邀请讲演于省政府。其对晋省当局方倾心军国主义，见之于各项施政，而卫先生不知也。在讲演教育问题中，本其夙怀，力诋军国主义，在座为之忐忑不安。不料竟引起当局某种觉悟，信其教育主张有价值，愿留卫先生于太原，俾实验其教育理想，即以成立不久之外国文言学校交由卫先生主持。
卫先生之学校，分学生小组，比如小家庭自己动手修整宿舍、厨房、厕所、讲室等，师生同劳动；办消费合作社，卫先生注意学生饭食、睡眠、大小便等。
（这些措施给梁先生留下难忘印象，我估计，这一套便是梁后来的先导。
梁极佩服此人，为之宣传。梁叫我看看。卫，德国人也，慕东方文明，欧战前夕，出国东来，游印度、日本到中国。太原认识后，有10余年之交好。抗战时断绝关系，流入日本。胜利后六七十岁了，推度在日本死去云。）
1986年5月3日 星期六
（3月5日拜访后，是春节后之第二次，已近两月未交谈了。政协开会期间，李希泌先生曾到梁处访梁，提到我好久未去了。李在电话中要我去。我因忙于《胡适传》的撰写，4月30日脱稿后可常去了。）
谈婚事。妻，黄靖贤，汉军旗，本姓黄，风俗习惯近于旗人，北京人。民国10年（1921），她28岁时和我结婚，有两个儿子：现在一个61岁，一个58岁。她生活到42岁死。14年共同生活。当时大儿11岁叫培宽，8岁的叫培恕。后来是朋友、学生帮带长大，有一段跟伯父在青岛。
死后，我有悼念文章，对她的评论，两个字：刚爽。性格就是这两个字。与其他女人不一样。好为小事生气，可见其寿命不长。
有一个朋友伍观淇（庸伯），广东人，清末新军，带兵，管带（营长）。我在读《河上肇自传》按语中，提到伍庸伯，谓：“忆及愚所亲炙伍庸伯先生当壮盛之年，在世俗极好生活环境中，竞以怀抱人生疑闷而解官弃禄，求师问道，今此著者之事（指河上肇）正复有可举以相比互证云。”他的同学安排在队伍里的有：邓铿、叶举、熊略等。后来他们都成为陈炯明时的大将。
我的婚姻，是伍先生介绍，伍太太妹妹（靖贤）嫁给我。结婚后住崇文门缨子胡同。（我问：为什么想出家？）他说很早想出家，话拉到北大，天天跟高级知识分子在一起，有争名夺利思想，“五四”前进北大，好名的心，心从身体来，引起两性要求。胞妹17岁、兄19岁结婚，我29岁结婚。伍观淇开始谈学来的，有个福建人林宰平，受知于林先生。他大我14岁，在林先生处认识伍先生。因其夫人姓黄，故把他妹妹介绍给我。他跟李济深等有关系，从这儿起。伍不想做军人，想研究儒家之道，讲儒学。
婚礼有20多席，在席棚下大摆宴席，吃的都是素菜。雇双马车去迎亲。婚后生了男孩刚、女孩工，4岁、6岁都死了。
剩下培宽，在生物所。培恕，学外文的，在东欧研究所。
难产死，小孩没有留下来。
现在第二个夫人，是云南人，上辈云南，口音是北京话，名叫陈树棻。结婚时我50岁（在广西），她说40岁，瞒岁，实际是46岁。她原籍云南，生在北京，读初级师范，当家庭教师，后进入女高师学习，后为教员，由河南到广西。她同学给为媒，介绍人为云南同乡，早年高师同学姓罗的。罗的丈夫，广西人，名叫曾作忠。结婚仪式简单，把父相片供起来，新妇向先父磕头。客人很多，有政治味道。在广西，对蒋介石不满意，而我是民盟发起人，倾“左”，很多人来庆贺，表示倾“左”味道。林励儒（教育界）讲了话，唱了窦尔墩，在大厅里，我喜欢看连环套。不是唱窦尔墩文，唱的是黄天霸，主要是道白。
表演黄天霸，不算唱，只是说了几句道白。（我当时拿台湾出版的一本书给他看，上面说是唱，请他订正。）
儿子弟兄感情非常好，妯娌关系也非常好，孙辈彼此都很好，学业务有成就。大儿媳，一直是人事科长，入党很早；二儿媳学的是俄文，在中联部工作。两家合起来，孙辈三男一女。
广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创办，代校长姓冯，在桂林东郊穿山村。从香港退出来时，在这儿我住了两三年。先辈雷沛鸿，学政法，广西教育厅长、广西大学校长。我在广西大学住了两个月，“中国文化要义”开先就在这儿讲的，那时路过去香港办报纸。
（以下谈与罗尔刚兄弟是否认识。）
罗尔庄（弟）认识，搞东南亚问题；罗尔纲（兄）不认识。越南、缅甸，在北京认识。近来很少见面，夫人姓白，医院护士，住院认识结婚，很早以前，原配。
（按：今日主要谈婚姻问题。借两本笔记回。）
1986年6月7日 星期六
（距上次近一个月还多了。6月7日去，我先拿《三松堂自序》里的相片给他看，相中人除蔡、陈二位外，还有马叙伦，其他也不认识了。接着谈到，冯友兰于上月由他女儿陪他来看梁老。主要是解释梁信中批评他谄媚江青一事。不好写信，亲自来谈谈，大意是孔子接近南后例，没法，只是应付而已。其他还谈了一个批孔的问题。……接着我提问题。我问：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看法？）
这也可说的很多很长，但也很乱，主要的是江青。“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主要是江青。还有一个人重要，“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开特别法庭公审，我被邀去参加，列席去听，发一个证件，盖有公章，长方不很大，拿这才能去听。这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用的，给两三个人用的，用完交回，另一个拿去又听，轮流用。我听，这是三分之一，不是每次听到。特别法庭审两个案：“四人帮”一案，“林彪集团”一案。至少听了三次（听了几次我记不清了）。张一言不发。上边法官说，你不说也不行，开导他也不说。三次都是一言不发，法警挟着拉走。王洪文老实，问什么就说什么，态度还谨慎老实。问江青时，她的话特别多，上边法官制止她，她东拉西扯说，扯到周总理很多，法官说不问你不要说，两个法警把她送下去。江与张两个相反：一个是一言不发，一个是说个没完。话多，把她送走，一边走一边还要说。姚文元态度不是太坏，既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又不像江青说之不已。四人情况是这样。
关于“林彪集团”案审，我没有看见审他们……
没有想到华国锋、叶剑英配合办了好事，和汪东兴三个人配合分别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在怀仁堂。
（按：无法深入，另起题目。）
（问：乡村建设思想是否是受卫西琴影响？）
不是。是清末行宪政，五大臣出洋。英国宪政最好，由宪政来的。孟德斯鸠有著作，严复翻译，叫《法意》，讲三权分立。英国实行宪政，循序渐进，自然发展，不成文，不是一部宪法，一次公布。大致说由贵族院权大，慢慢移到参议院，慢慢地发展，争取公民权的运动。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大概讨论这个问题，先有一部《临时约法》。政党方面开头叫中国革命同盟会，后认为革命党不合了，要改组同盟会，宋教仁是主要人物，在虎坊桥湖广会馆。我参加了。张耀曾参与，宋、张两人合作搞的。革命已经成功，需要一个普遍的政党。于是吸收一些小党，改成国民党。当时在改组上有争论。几乎闹成风潮。争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女党员，而改组后的没有女党员。当时会场上1000多人，有原来同盟会女同志，第一个是唐群英、第二个是沈佩贞、第三个是伍崇敏。这3个人不答应，说同盟会员，排除了她们。改组派解释，我们以英国为例，英国现在还没有公民权，妇女还在争取参加选举，中国以英为模范，中国也应该没有。这3位女同盟会员不答应，上台抓住宋教仁要打。这情况我在场，8月天热，满身是汗，上午八九点开，开到太阳落，秩序很难维持，靠孙、黄二公到场解围。夏天，二人都穿燕尾服。黄先到，先请黄讲话，黄轻松过去。孙到，请孙讲话。黄讲不很长，站在台上休息。孙讲话也是热得不得了，老掏出手巾擦汗。张继在旁边，低声说，还得讲，这样大家不好意思闹。他的话一停就要闹，上台打宋教仁。拖延时间到很晚，借他的威望，三女不好上台闹。靠这样来维持会场秩序。
1000多人选举，发票，这时天已经很晚了，发票，收票，选总理，勉强维持而没有大闹。我在场，属新的党员。天热，手里扇扇子，还是出汗，手腕都疼了。勉强收票，快黑了才散。我是普通党员。很多人要闹，我就算劝架不要闹，最后这三女也没办法。
乡村建设思想之来历
我是宪政的信仰者、崇拜者，特别崇信英国，它是限制五权的，市民阶级起来要限制五权。（现在有女首相。）英国宪政，好在不成文法，宪政是慢慢养成的，公民权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随时变迁，今天居然有女首相。孟德斯鸠是三权之分立者，严复翻译，事实上的演变，是自然的。自然的是最好的。法国、美国则是模仿英国。
我标八字：团结、组织、生产、合作。
宪政基础在地方自治，最基础在乡村。从上面搞的是假的。我是要搞实际的，不能搞表面文章，真事情要从农村入手。“团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
有机会乡治在广东开始。李济深支持，乡治十讲，在广东开办，没有实现。北上，在河南搞乡村学院，搞了1年，遇中原大战，搞不下去。转到山东，好了，搞了7年。名词改为“乡村建设”。
（今天梁老送了他的相片。）
（按：梁老的乡村建设思想，我认为还未谈清楚，但他有点烦了，下次再继续请教。）
1986年6月21日 星期六下午
（取我《胡适传》稿，征求意见。）
对胡适意见
关于胡适问题，他那个人可以说在学术、思想界有贡献，这就是他的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新思潮，在北大开出来，他是头一个有功的。不过他这个人，所以能享大名，是因为他的头脑明爽，可是浅，浅而明，这两个字。他是不能深入的。这个人，我说他不能深入，一般。当时中国，那个时候，“五四”之前，民国8年（1919）。我受聘北大是民国6年（1917）。民国6年我正忙。在司法部任机要秘书，没有到任，托朋友许季上代课。第二年，民国7年（1918），我进北大，那时胡适已受聘，还未到任。跟他相好的安徽朋友高一涵，高是北大法科教员，高与他相好，租房准备与他同住。地点很偏僻，靠城墙朝阳门竹竿巷。我去看高，说胡适之快来了，我与他同住。时间跟我是同年，差两个月。
他对北大、对学术界有贡献，就是他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这个的确好，打破过去谈学术总是文言文。他把这个打破，这是个创举。这个创举没有蔡先生主持北大，那是打不开这个局面的。那时候好像一谈学问，只有文言文，打破这个，是蔡支持下胡的功劳。当时有两个人反对白话文，写信给蔡先生：一个是章行严，一个是林琴南。说学术思想白话文不行，不能表达，不能胜任。蔡先生有回信，回信说，我们没有成见，没有说一切都用白话文，可以同行不悖，引用几句还是可以的。这很好，是个解放，要解放。章行严、林琴南反对，蔡都答复，不能够拘守一定要用文言文。这个事情，应当是个创举，而这个创举是胡适之之功。反对的空气，领头的是章、林。
（梁漱溟谈胡适、陈独秀，较早文章可见于1942年《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载于梁著《忆往谈旧录》，89页。）
在北大教授里不喜欢用白话的占多数。有名的是黄侃，黄跟章太炎、刘师培学习过，他们都是古文好的。那个学问我都讲不来的，文字、音韵、训诂，那我是不行的。我进北大完全是一个偶然，论学问、资格，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您是谦虚。梁老说，不是谦虚。）讲学问、音韵、训诂，我都外行。我没有注意，没时间去弄，如王念孙、刘师培。北大有学问的人多：顾颉刚是学生，在我班上；冯友兰都在我班上；有位学生，大我五六岁，叫谭鸣谦，这人后来叫谭平山，有大名；还有朱自清，都在我班上听课。论学问，他们好几位都是我所不及的。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跑到北大教书，讲佛学，讲中西文化？我是出奇制胜。（我说：说得好。）我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几乎没有人讲。为什么我会走向印度哲学这个路？我十几岁就想出家为僧，想当和尚，没人指点、引导。自己对人生是持否定态度，而不是肯定。（我问：为什么？）佛教对人生是持否定态度。道教出家，留头发；和尚不许，须发必除。道教对人生是肯定的；佛家是否定的。简单一句话，十几岁我就要出家当和尚，到29岁才放弃。29岁，民国10年（1921），年尾，我才结婚。在北大已好几年了，那时才从佛家转到儒家。
转到所谓陆象山、王阳明一派。陆之门下，有一位叫杨简，字慈湖，他喜用“本心”两个字。有名的故事，所谓扇词。（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做官判案，陆在他衙门。他向陆请教，陆给他点出，你的扇词，就是你的“本心”，一般人不能认为是“本心”，这所谓“良知”。“良知”是从《孟子》里来的，这里大有深浅。普通人爱说良心，不是假话，但不深入。人们常说我良心上如此，本着良心来的。可这是世俗的，常常因时因地，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空间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良心，这良心浅得很，是同时、同地，实际上是个风俗习惯，一般的社会，通常这样为对。但这对，不一定真对，有独到的人、独到见解的人，不这样走，要革命的。他有良知的，超过世俗，所以旁人见到他，他是能够开创新局面，为社会开出新道路，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毛就是这样的人，列宁都是这样。他从里面发出来，本着本心，不随世俗走，要革命，真革命的人，就是这样。真革命是本着良心来，真是有劲头的，所以能创新局面。这种人物当然了不起，世俗认为“是”，他认为“非”，不能跟流俗走，这样才能开出新局面。
（我问：胡适能算吗？）
胡适谈不到，不能算。他头脑聪明，不受世俗拘束，可他怕共产党，不喜欢谈革命，总是说：谈问题，不谈主义。那时北大热闹得很，有人讲英国基尔特、法国工团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北京大学思想五花八门，这个确实是蔡先生的功劳。蔡非常温和，平平常常，内心思想见解说出来，别人奇怪、害怕。（我念《胡适传》的总结评论，向他请教。我问有错误吗？）就是没有解决那个问题，胡适为什么离大陆跑台湾？胡适怕共产党。总结评价对。（我念他听，他表示赞许，连说对，对！就是这样。）我跟他在北大，他是教授，我是讲师，那时他没结婚。夫人江冬秀，不是自己选择，后来回家结婚的。回去想跟冬秀见面，冬秀拒绝，结婚才见，你来我不见。（梁老按习惯把“冬”秀，读做“端”秀。）
他接受早期定下的婚姻。（我问：佛家思想以后怎样？）跟高级知识分子打在一堆，引起争名好胜的心。这心，跟身体有关系，这是世俗念头，与出家念头矛盾。这个矛盾在内心，自己交战，一个大问题了，失眠闹得很严重，我就跟蔡先生辞职。他说，你不要辞职，可请假。故有一段请个长假。我请假，住在现在的动物园，昔日叫万生园，最早农事试验场，西太后还去游园，有个楼是她休息的地方（西边）。我请假在现在的动物园，俗称三贝子花园，后面往北去（河边），有个破庙，叫极乐寺。这个寺庙顶子透天，里面住着一个老和尚，这是了不起的人，山东人，身体高大，头也大，脸长，叫省严法师，禅宗开悟的，了不起。他住西厢房，我住北房靠殿，还有一个和尚，管饮食。天不明就起来了，我跟老和尚吃粥。老和尚高年，吃完出去散步。这样住了40天。那时我正讲印度哲学概论，有些英文本子讲印度哲学，有个哲学作者叫马克心米勒，讲六派哲学。我当时的朋友吴承仕，他有日本人讲佛教的书，有一个井上太（泰）次郎，讲印度哲学，讲所谓六派的，六大宗派。最著名是两派，一派是数论派，一派是胜论派。中国大藏经里的名词，外道的也有几种，他们的经典大藏经也翻译有。（我问：哪一年的事？）是到济南去之前……后来销假了。
最后离开北大，好像民国13年（1924）。我在北大首尾7年。辞职自己办学，旧的讲法是传授知识、贩卖知识，不是真正教育。辞北大，自己办学，口号“以青年为友”。
我所欣赏的，领我开这窍的，是王阳明门下，有一派泰州学派。王银，阳明先生说，不要金字旁，叫王艮。他是海水盐工，本不是念书人，听阳明的道理，跑去见阳明先生，是客人。王以客待之。谈话后，很佩服，当场跪下磕头，认老师。第二天来否认，又当客人相待，与王讲道理，佩服，再次行礼，认老师。王说，我擒他好不容易。王心斋（王艮）儿子叫东来，也传他的学问，还有农民、工人都认其父子为师。
欣赏他开门见山。因为他不一定是念书人，门下有农民、工人，合于明心见性那个话。
我有一篇长文，把熊十力的文章全找来，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题目《读熊著各书书后》，没有发表。写时熊还在，没给他看。我托人带到杭州给马一浮看，马先生回信给我，说我承认你对熊先生的批评。
1986年7月19日 星期六
谈第二次自杀情况
（我说谈第二次自杀。他说，已经谈过了。我说还没有谈清楚第二次自杀！）
20岁那时，广西送青年出国留学。第一次出门。刚好有两位广西同乡，在北京法律学堂学法律的，本来是法官来补充学习，仍回广西做法官，其中一个是姓张，30来岁，别的一位记不清了。他们俩人还要回广西做法官，我父亲托他们带我到广西应考。当时由省派留学生，保送本省青年出国，我籍贯是广西，因此要回去考。如果考取，便由广西出资派遣出国。我们从北京到天津，旅馆停留，这两人就去娼妓家（花天酒地），我很不愉快。到南京下关，大旅馆很热闹，旅馆房间有客人，娼妓随便撞进来。（略停，思考！）我对这事很怨烦。我就留条子不辞而别，搭火车去往南行，去看要好同学。这位同学叫杨权，无锡人，号叫杨通虎。我就去看他。决定不回广西，对世界、人事怨恨，想自杀。去看杨权，准备告诉他，希望他在我自杀后，向我北京的父母报告。杨权发现我这个意思了，他劝我、安慰我，送我一半路，转北上的车回家，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第二次），去西安。为什么去西安？因为我的胞兄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回国在清廷考得商科举人，与考八股不一样。旋即（民国元年）清廷就完了，这时有一位陕西人，留学日本的同学唐雨堂在西安办西北大学。他拉我大哥去任西北大学教员。那么这个时候好像是火车陇海路还没有完全修通，修到一个小的站口，没有更往西，只到观音堂，通到此。下火车坐骡车往西行走。
这个时候，我不是一个人走，是送我胞妹就任。西安新设的女学校，需要教员，而我这胞妹刚好在北京京师简易师范学堂毕业，程度很浅的，不过也是培养女教员的。这回我是陪胞妹去的。但是很不相当，她比我小3岁，17岁。教课还是可以胜任，而学生岁数大，学生看不起她，进行教学很难，3个月教不下去了，这又需要我送回北京。大概在这往返过程中，引起我烦闷，又起自杀念头。那个时候，辛亥革命后，西安有“满城”，清朝驻军，设有将军、副都统，这西安就有满洲人驻军，一般称为满城。我记不清，总而言之，引起我的烦恼。汉人起来革命，满洲人死了一些（停止了）。值得一说的是素食。（按：这里用词还是旧的习惯，如“汉人”、“满人”是也，且有忌讳，回避，闪烁其词。）在大哥住的地方，自主吃素，从此吃素，至今都是吃素，从西安开始。
回北京，经过郑州，火车刚通不久，也许有那个现象，我们还是停留在旅馆，又是看见乡下女孩子，穿着红的绿的衣服，脸上抹粉、打扮。我们住在旅馆，撞进来到我住的房间，娼妓性质，我推她出去，她看我陪我妹妹在坐着就出去了。这事引起我对这现象的怨恶，不单是怨恶女孩子，而且怨恨人生。对女孩子倒是同情、可怜，这些都是让我自杀的念头。可以说得上来就是这些，如果往深的说，我不知说过没有说过，17岁想出家为僧，有对人生怨恶的情绪。
（按：这次比上几次连贯一些。）
四人结拜（《自学小史》里）
四人结拜为兄弟，大廖（福申）、二王（毓芬）、三我、四广东人姓姚（万里）。酒楼喝酒，吃蛇、虫、蟹，廖大哥提议，不叫大哥、二哥、三哥，他不喜欢。每人取一字名：惰、懦、傲、暴（《自学小史》里有）。大惰，其实是最勤的，傲是我。（我问：对吗？他反问我，你以为？我无言以对。然后他自言自问地答道：是这样，我从小自视太高。）廖大哥取的字，当时廖说英文。
1950年毛泽东请吃饭，邀请参加政府
我有个错误，当时自视太高，保持第三者地位。他不高兴。（马歇尔元帅是国际第三者，我是国内第三者。）开饭不开饭？毛说：开饭。我说，请给我一两样素菜。他说，全开素菜，又说，今天是统一战线。我看不清楚时局从此就能安定下来。我感觉他心中不愉快。我、毛泽东、江青、林伯渠四人共餐。吃完饭，特别谦虚，送我上车。
1953年时，我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后面说的，我在前桌旁讲话）。这时他恼了。他说，不用看，他没有雅量。我很不好，对他尊重不够。他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能够有新中国，是他的领导，我的话对他尊重不够。
之前，常接我到中南海闲谈。被邀请者，另一个是章士钊。他来接，自己想去是不行的。与行严先生谈逻辑；跟我闲谈，说天天同党内的同志在一起，想听听党外人士谈，听听意见。
以后就不派车接。
1957年回广西，有任务，把广西改为壮族自治区。
黄绍竑反对，说我们汉族是多数，为何要改？总理给他解释，虽然汉族人多，但我们尊重少数民族，广西人不了解，要我们回去宣传。因我犯错误早，问题已成过去，我又没有什么“右派”的那种表现，所以“反右”时没有我。我完全没有说话，一言不发。（我问：有人动员你？）我记不清了。总之我是漏网之鱼，因为1953年的风潮在前，到1957年没有注意。（我问：你批判别人了吗？）我没有。我奉命到广西，我同意改自治区的，总理让我去宣传，需要改。黄绍竑不赞成。后成了“右派”。
第一次入政界
民国6年（1917），当张耀曾（司法总长）的秘书。从小他就喜欢我。他是我母亲的堂弟，我称他镕舅。
为什么离开北大
先生讲，学生听，这种关系不好。自己办学，我有一篇《办学意见述略》，其中要紧一句话，就是“以青年为友”，不是在那里传授知识，“在人生道路上以青年为友”。
那时在北京招生，学校在山东，所以各省学生都有。
我总是有一个小的朋友集团，一直存在，以青年为友。一班人以我为中心跟随着我。抗日时退入四川，小集团还在，二三十人。生活是负责一个学校。闲居时有一段，是朋友接济，在经济上帮助的有三个人，一是李济深，二是陈铭枢，三是张难先。
与李相处，初是听伍庸伯讲学。连襟关系，我的婚姻是他介绍的。张长我19岁，北京“五四”新思潮影响到全国，他到北京来看看新思潮，本着好学之心。之后，把家乡儿女带来北京，住西直门大街新街口路北小庙，送孩子上学。他的朋友熊十力（子真），湖北人，南开中学做教员，教国文。张当初是军人，在张之洞学兵营任职，通文墨的，当兵的，曾任过黎元洪都督府参谋。辛亥革命学兵营起来革命。他三人都在广州，张是财政厅长，兑钱给我是后来在广东的事。
（我问：养生之道？）
少吃多动（四个字）。
1986年11月6日 星期四下午
谈教育思想
就事实说一下，很早在北大教书，民国6年（1917）受聘在北大，蔡校长约我讲印度哲学。当时我很忙，没有能够任职，在司法部任职，不能兼北大事，实际上来不及，就托一位朋友——许丹，请他代课。蔡先生要我到北大教什么？因为他看见我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东方杂志》，题目是《究元决疑论》，内容是一个：对古今中外学者诸子百家，都有一个批评、评论，单独推崇佛家。这么一篇文章，蔡先生看后认为作者好像能够古今中外都通吧，很有哲学价值，他由此要我到北大教书。这是民国6年（1917），我正在司法部当机要秘书。
当时北京政府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西南护国军倒袁之后出现的。蔡锷与其老师梁任公，从北京暗中偷走到西南的广西陆荣廷、云南、贵州等省，号称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袁世凯因为各省响应，气死。这时，当时说法，恢复法统。之前，袁把国家宪法篡改，另外开过一次约法会议，把政治制度都变了。他把大权独揽，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下设各局。我记得有机要局、印铸局，诸如此类，总其上是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等。简单说吧，大权独揽，妄想做帝——“八十三天皇帝梦”，引起护国军、各省响应，气闷而死。
段祺瑞开始反对。反对不成，辞官不做，隐居西山。……袁死前，找段回来，将后事交给他。段请黎元洪出来。而当袁世凯做皇帝时，把他封为亲王，他闭门不纳，表示反对。黎的态度是正确的。
段回来后，请黎继任大总统，黎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当时称为恢复法统。
倒袁、恢复法统是西南护国的力量，段就请西南各省推出人选，来北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代表西南来京的是张耀曾。张是云南人，代表西南参加北京政府，而张耀曾是我先母的堂弟，素来我称他镕舅（镕西是号），自来喜欢我。他从上海坐花车开到北京，火车上扎红缎子。他在北京车站下车，亲戚也去欢迎，一个个握手，看了半天，他问我胞兄，寿铭没有来？胞兄说，他没有来。他说不行，叫他来，叫他搬到我的新居，住在我家，在我身边，给我做秘书。那我只好听话。我为什么不去迎接，因我不赞成。一次组织政府不得当，不好。段资历很高，其他阁员，分量不够，包含张公本人，我认为年纪太轻。他从民国起就有名，在议员中是孙中山这派的头子、领袖，是众民所归的，说的是过去。那还是回到袁世凯毁坏法统时，他原在北京教书。暗中回云南参加反袁，都是倒袁派。
袁死后，黎、段出来了。
（就全国来说不够，张本人也是如此。）还是军人掌权。假如说是岑春煊出山、梁任公出山，他们有分量，那各省的掌权者对北京政府就尊重。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分量就很重。张做个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就合适。可惜事实上没有这样办。这说明我不大赞成，所以没有去欢迎。
可是木已成舟，我同他的关系，并非寻常，我还是只好搬他家去住，做亲信秘书。当时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宅，机织卫胡同，房子很好。秘书，按时组织，四个秘书，两个云南人，我、沈钧儒。云南人是薛善珍，还有是杨学礼，不重要的人。
我年纪24岁，太轻；沈老，42岁，本是浙江副议长，很有地位，因为与张公交情素来很好，也被拉来任秘书。
这有个情况要说明一下（重要）。即从民国2年（1913）开国会以来，议员都有党派关系。最有名的是：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国民党偏左，在同盟会的底子上组织起来的。进步党梁任公未出面，实际上是梁的朋友、学生在搞，因为他不是议员，所以未出面，实际上汤化龙、林长民等在搞。政见彼此不同，一个偏左，一个偏右，在制定宪法“地方自治”这章，争吵得很厉害，宪法未制成。
再多说一点，推出5个人来起草宪法，这一直被称为天坛宪法。5个人开会起草，5人之中有偏左、偏右的，故拟出的有两部草案，交由国会定案，一读、二读、三读才能定的。起草出来的两部草案：一部是梁任公执笔；一部是张耀曾执笔的。这么两部，有待国会讨论。结果记不清了，是交国会已否？这就出了乱子。简单说，袁世凯派军警收缴国会议员的证书，说某些议员参加二次革命反袁，所以袁世凯（湖口之役）收缴证书。这么议员少了，不够规定人数，国会开不了，等于解散，都是在民国3年（1914）或民国4年（1915）时期。
再回头说，袁死，黎、段出山，恢复法统，召集国会开会。各省来京者经过上海，大量的。多数人来京之前，大家商量，都有一种觉悟，说国民期望我等，希望宪法制出来，大家不要存党见。相约到京，两大党不提，制宪第一，共同任务。那么好，当初的话就不提了，两院有800人之多，自然有些组织。这个组织，宪法研究会；那个组织，宪法商榷会；又有宪法讨论会；还有叫丙辰俱乐部的，因为这年是丙辰年，马君武是首脑；还有益友社（好朋友）；如此等等。
末后要说一个大的团体，人多，为政友会。有不少参众议员参加，人数较多，头脑人物不少，如李根源、谷中秀、张耀曾、钮永建等100多人。杨永泰（政学会）延续不少年，在广东（研究系、政学系）跟宪法有关系。后来组织没有了，只是说当初是哪派的。杨是政学系的人，做蒋介石亲信，拉几个人合作，著名的有张群、熊式辉。三人合作在蒋方面很红、很掌权。因为被人嫉妒，被二陈（立夫是主要的）嫉妒。他亲口对我说：“我专杀共产党，死在我手的有过千。”但他是北洋大学工学院出身。
有两件事顺便说一下。
一是有个外国朋友，德国人，国家银行总裁的儿子，天才很高，在德国入大学，入这不满意，又入另一类也不如意，又转学学医、学文……最后学音乐，以音乐博士毕业。学的东西很多。音乐与心理学有关系，故又研究心理学。由心理学很反对德皇、军国主义。那么他就经朋友介绍，可以找个知音，是法国人音乐家。他去访问法音乐家，法人说，你的音乐很适合于东方。他去伦敦图书馆查询后，向往东方音乐，高雅、好。他又访问了一个教育家梦德索雷（女，办幼儿园小学）。他经过印度、日本到中国。他跟我谈话，很满意。至于日本音乐界情况，他认为日本、上海也是在模仿西学，他看不上。那么中国音乐界，也在搞西洋音乐，我认为粗鄙的，很失望。请他讲演，有人翻译，他总是直言不讳，反对学西洋的音乐。很多人不了解他，言论放纵，很奇怪，有人认为他是疯子、骗子。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欧洲战争，德国被包围，家里钱寄不来，很落魄。他写了一篇德文论文，寄给严复求其翻译发表，严因故未审阅。故又再改了，申述己意。他听人说，中国人里面最懂得外国的人，不过于严复，他投书给严先生，说没有遇到一个知音，欧战起，家里不来钱，我要自杀，写最后一篇论文，也许你看后，我可能死了。严在床上抽大烟，在烟盘上看见，马上写信给他，说我帮你翻译，不要死。后在《庸言》上发表《论中国教育议》，先有介绍的话，就是上面所说的话，严的按语，介绍的话。
这就回到我。我从这上面知道这个人，知他的思想。一方面很注意，一方面不知其要点。他称赞中国古文化。
正是他穷困时候，这时，也算一个救星，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聘他做音乐教员。他学中国话，半通不通，学不好。在保定高等师范，做他助手的叫杨文清。他从杨等学中国话。
我与他的关系，就是我到太原应聘算是讲演，这时这个朋友叫卫西琴，在太原与他相遇。
简短说，我在太原参加全国性教育会议，各省都有教育会，大家来开会，如黄炎培是江苏教育首脑。这年刚好在太原开会。
卫领一班学生、助手也到场。奏音乐给大家听，乐谱据说是中国乐，见于《永乐大典》。给大家听，大家很欣赏，也很奇怪，外国人欣赏中国古乐，大家欢迎。请他讲演，痛诋德国的威廉，反对军国主义，说它是野蛮，应当世界和平。这个言论，刚好引起了当时太原首脑阎锡山注意，就留他在太原办学。办了一个外国文学校，教英语、德语等。……我去参观他的学校，非常引起我的注意：很特殊，一个外国人，非常佩服中国文化，客厅请人写中文字，写的是《四书》、《五经》的话。他最佩服《中庸》，可惜《中庸》我也背不得，他能背出来。（我劝停止，因我6：30存车时间快到了。）
（按：今天送《胡适传》给梁老，并请为单行本题签，3：30-6：00，谈锋甚劲。我因存车在东单6：30止，故提出暂告终止。今天只有谈“卫西琴”还未完。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才谈了一件。）
（梁漱溟评胡适，还可查看《梁漱溟卅后文录》，20页。其中《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我们同胡适之、陈独秀，都是难得遇着的好朋友！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幼声，鼓励你们。因为你们要领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差不多的，这是说我们同的一面。”但也有根本不同的一面。）
1987年3月9日下午
（去探病。）
（已好。故谈了半个多小时，是接着上一次谈教育思想。受影响有二人：一是卫西琴，一是陶行知。）
陶是影响最大的人。向他那里借人，照他那里办学。
陶借（调用）三人：一位是杨效春先生，一位是张宗鳞先生，三是潘一尘先生。先后请来帮助我们办乡村教育的。三位思想不一样，有的偏左（倾向共产党），有的偏右（国家主义派青年党）。
如何与陶认识的？他在晓庄搞乡村教育，他的口号、宗旨：“教和做合一”，实际做不是空谈。如何教？如何学？陶先生本人了不起，留美，南京高师教授。辞教授，自己下乡搞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当年留学生是西装革履，而他却穿中装草鞋。地名晓庄，原是大小的小，后改拂晓的晓。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蒋介石认为他走共产党道路，强迫他解散。抗战起来，他的作为是很可佩服的。有许多难民，从北京、天津一直往南逃，难民的孩子在武汉被他收容，收容之后，领着入川。他办乡村学校，地点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上游草街子。我是很佩服陶先生，我把我第二个儿子十一二岁送到他学校草街子。他办学很苦，没有经费，凑钱。收穷孩子。没法，周恩来去参观送了400元。他1946年在上海故去，周恩来在南京，赶去看他，料理身后事。周与我们在南京和谈时。
第一次见面，我从广东出来，到他那里参观访问他。
我办的是勉仁中学，在北碚与他办的都在嘉陵江边上，相隔不太远。
来往不用说了，各有各的责任和事业，各人忙各人的。在山东时向他借人才，帮我做事，在山东时期。
陶受杜威影响。那时杜威讲平民教育，胡适担任翻译，杜威来讲。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记不清楚了，文章在何处？不是在报上，现在不好找了。胡适在北大，杜威在北大讲。
1987年5月13日 星期六下午
（访谈，开始未记录，后来记了。）
先是熊十力，在《庸言》上发表文章反对佛学。
他不赞成佛家，站儒家立场。我在北大是佛家，发表《究元决疑论》时，我批评他。之后他写明信片，要北大转我说：你批评我的话很好，要放暑假了，我到北京访你，见面谈谈。他来北京住广济寺，收房租，他租一间住，通知我去见面，这样开始的。一见面就谈佛学，我说不懂不要乱说。我指点他到南京见欧阳竟无，南京内学院金陵刻经处。他到那里去，是因我介绍，进入此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讲玄奘那派（唐朝）。唯识论此为佛学中最严肃认真的一派。玄奘下是夔基，撰《成唯识论》。我以前就是抱着《成唯识论》钻研，一直是抱着这本书的。论文有《成唯识论述记》，这本书就多了，有20本。
我在北大，先是讲印度哲学概论，包含讲佛学，实际是讲古印度宗教六派。英国、日本学者都是讲六派。这六派在佛家看都是外道。我写的是一面讲六派，一面讲佛教。
我警告他，介绍他去求学，这时我在北大。单独讲唯识论，拿新的讲法，与西洋人讲的科学，互相印证来讲。我出版的《唯识述义》引了许多科学家的话，跟“唯识论”相印证，那么出书。一边写着一边讲，慢慢讲不通了。自己觉得不好乱讲了，我才跑到南京欧阳先生的学院，请内行来讲。请来人——吕秋逸（吕叔湘之叔），欧阳先生的弟子，我想请吕秋逸来北京讲唯识法家。我讲不下去了，而欧阳先生离不开吕秋逸。欧阳不放，这时我介绍的熊先生学习已经三年了，实际是不满两年，首尾不过两年。欧阳不放（吕），我只好把熊先生请出来了，请他来讲唯识法家。哪里晓得，他跟我是两个脾气。我是唯恐对古人知道不深，所以去请人，欧阳不来，结果拉熊来了。他一到北大，完全与我的宗旨相反。我是很谨守的。自己不好乱讲下去，找人，把他请来。他却自由主张，他不是很谨慎，他提出“新唯识论”，要改造，完全与我相反。出乎我意料，那就跟蔡元培先生说这个问题。蔡先生向来如大家说的兼容并包，蔡答复我，他有新鲜讲法，就任他讲好了。后来出书《新唯识论》，完全相反，彼此反对，我请来一位反对派。私人感情上很好，学术上所见不相合。简短地说，他想跟我在一起，我到山东，他到山东；我回北京，他也回北京，租房子一起住。熊先生跟我一起住，如此者有几年。住什刹海，始终不离。他收了一个高足，叫高赞非，熊先生给大家讲学，高赞非在左右，熊先讲的，他都有记录。编辑成书，头一本是《遵闻录》。我们住清华园外永安观，形影不离。朱谦之、陈亚山、赵宗元……都是跟着我们的。
我到广东，熊到西湖，就分开了。他在西湖小庙租房住。
四川北碚，又在一起。勉仁中学、勉仁书院（熊先生讲学），他跟中学没有关系，没教中学生。曹慕樊、周通旦几个跟着他。讲旧学，即讲经学，《读经指要》。
他跟董必武是好朋友，他当过兵，在过学兵营，两广总督时就有关系，比一般兵高，他还做黎元洪都督府参谋，跑革命厌倦，有志于学问。他佩服王夫之，心里很有契合。他来讲“新唯识论”，就是把王船山的学问扯到佛教上来，我非常反对，他要改造。
（我提出“儒佛异同论”？）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其中有。
（科学与玄学之争，为什么您没参加？未答出所以然，只是说没有。）
（为什么没有出国留学和游览？）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我搞的是乡村教育……
（是不是反对留学？）
我不成了糊涂了吗？
（这次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谈了与熊十力的交往。）
1987年9月16日 星期三
（离上次访谈四个月。）
提问题：
（一）投考过北大没有？
（二）在北大职位是讲师、教授？
（三）胡适与金岳霖的对话在协和？
（四）与胡适的关系、往来？
（五）自我的思想归纳？
（今天带《胡适传》送他。他从头看翻到底，一个多小时。我坐在他旁边，两个藤椅。可见他很重视、关心。
开始我问他到北大的年月，他又重复说，初见蔡元培先生之事。后我说谈过了。
不过后面说蔡重文科把理科停了，这些还是新的。再下来是边看书、边议论记下的。）
民国6年（1917），到蔡家请教拿文章去，题目是《究元决疑论》。他说在上海时已经看过了，很好。这次来北大，注意哲学系，请你来帮忙，发扬佛家思想、讲佛学。我说对佛家喜欢，其他知识不够，这话是实话。
实话“哲学”英文为Philosophy，词典书里翻译为“爱智”意思。中国儒家、印度佛家，近乎西方的“爱智”，要紧的是不是那回事。“爱智”偏重知识、思想；中国孔孟、印度佛家，他们都不是一种思想。哲学“爱智”不是那样。是什么呢？二者都是在人生问题上有他的实践，实践不能说是哲学。哲学是思想的副产物。“爱智”就是注意人的头脑、思想，并不能谈到人生的实践。自然在人是实践，儒、佛是两回事。佛家是出世，否定人生；儒家肯定人生，两家不相同，可是都是实行（实践），不是“爱智”思想。把它做思想看，是不懂儒、佛，都是外行。说远了点，再转回来说，蔡先生我见他，他来北大最注意文科、哲学系。附带说一下，蔡一到北大，对北大改造，重要是把工科停止不办，学生都拨归天津北洋大学，北大不办工科了。这是他很大变动。主持者为胡仁源，北大代校长，工科方面的。他走了，学生到天津。
（梁看《胡适传》，手不释卷，边看边评，摘记。他说，他是早胡适一步（两个月）到北大的。）
去太原讲学一个月，碰见江亢虎。他在北京创办女子讲习所，后来在汪伪政权，人很糟糕。
与胡不是同时去。（指着书上《胡适传》胡适相片说。）1921年那张像他本人，头宽、聪明。
陈独秀、李大钊主张共产主义，胡不赞成，心里不喜欢，所以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问我：他相信中医，这写了没有？我说没写。这是传略，以后要写的。）
胡适他很相信中医。他病，请陆仲安。给他看好了。请胡写点东西，写扇面，能写，但气魄不行。
（他往下看到49页，上面写着：朋友朱谦之。）
不恰当，是学生。朱个性很强，不承认是北大学生。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不注册做学生，学习不要毕业文凭。蒋回信同意。上课称谦之先生。（笑）
（继续翻阅《胡适传》，见到“章士钊”三个字。）
章士钊写信给蔡元培等于反对白话文。章说讲学问，只有用文言文才能表达中国学问，白话文表达不行。有这样一封信。同时有林琴南写信给蔡，反对北大讲学用白话文。蔡答“兼容并包”，白话文、文言文都好。章、林主张古文。
（我说，章的信未公布出来，没看过。）
（翻到“傅斯年”名字下。）
傅斯年是学生，北大学生中最有名，才气好得很。傅斯年了不起，他组织“新潮社”，他出《新潮》刊物，另一派同学出《国故》。
（我问：《新青年》、《新潮》哪个名气大？）
差不多。《新青年》出得早。几个教授（胡适、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在《新青年》，名气要大一些。
（看到“徐志摩”三个字。）
我跟他很熟。他给泰戈尔做翻译。中国方面指定徐招待泰戈尔。有一次，徐要我同泰戈尔谈话。我是听过泰戈尔的讲演，在北京。我学过英文，不行。泰讲得很好，我英文不好，对内容没有十分听懂。他讲英文，发音脆细，好听得很，如同听音乐一样。徐介绍我去见泰，他愿做翻译。徐拉我去，刚好碰见一位北大德文系教授，比我先到，姓名一时说不出来，是河南人。他没经过介绍，比我先到，要见泰戈尔。后来志摩要我等一下，让他先见，我在旁边等着。他跟泰戈尔谈宗教（教德文的教授），讲五教同源（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儒家孔教、道教），同样尊崇。他走了后，我跟泰谈话。泰就刚才的讲话说，孔子不是宗教，不赞成刚才那位先生意见，把儒家看成是宗教。我表示孔子不是宗教。《论语》书中回答弟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之类，可证明孔子不是宗教。我把这个话，说给泰戈尔。徐做翻译。泰同意我的话，儒家不是宗教。泰戈尔说不重视宗教，有不重视孔子的意思。他表示孔子书里说的话，都是四平八稳，对社会是一种很平稳的。但这样子，在他看孔子不是宗教。我也同意这个见解，不赞成刚才那个人的谈话。宗教总是信这个，不信那个，排斥那个，不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我也同意泰戈尔的看法。
可是我辩明，孔子有这个话：“乡原，德之贼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最好，“狂狷”各有所偏，但比那个“乡原”好，“乡原”是假的中庸，真的比假的好。我把这个话说给泰戈尔听。孔子不要四平八稳。要求真，孔子求真。我谈后泰戈尔非常赞成。
（按：今天讲的没有按提问的讲。）
1987年12月10日 星期四
《唯识述义》（梁漱溟著），黎锦熙有一本，甘肃天水朋友有一本。现家中有第一册，第二册找不到了。
《成唯识论述记》属法相宗，翻译者，印度翻过来的，玄奘法师门下窥基的笔墨。原本是几种本子合起来的。窥基，唐代尉迟公的侄子。《述记》20本，为专门学问。
《唯识述义》两本，现剩一本，第二册没有了。借用一些近现代西洋的科学家言论，来解释“唯识论”的学问。两本书可惜现仅存第一本。其内容是印证古代唯识家的话，说明佛教唯识，是很合乎现在科学的。
在北大我是讲师。教授要够钟点的，我讲的是冷门，每周只讲两个小时，所以我的待遇不是教授。
我没有考过北京大学，他们误传。我是考过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是汤尔和，在日本学西医的。他在北京办西医学校，投考未被录取。
为什么离开北大？7年很不短了，满了7年，辞职，自己办学。没有发生冲突意见。我讲的印度哲学，是冷门，跟新思潮没有关系，谈不到他们排挤。（因我问，是否被新派排挤，发生矛盾、冲突？）
请许先生代课。司法部事完了，我才来接任北大的课。许丹（季上）与蔡相熟，蔡做教育总长，他是视学。后来许病了，一方面他病了，一方面我的事摆脱了。
为什么编《晚周汉魏文钞》？因我反对桐城派古文，不赞成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我的书没有印出来，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我穷学生无力印。后来它没有印，我跟他要100元，他送我50元（银元），我嫌少。商务印书馆答复说，像你这样的稿子，我们这里存有很多，不知什么时候印，送你50元是我们垫出来的。全书费了很大工夫。（我问时间？）大概一二年完成的，总共一大本，包括孟子、荀子、韩非子、汉魏王充……（书本上有，略之。）接交人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孙壮（号叫孙伯恒），打交道的人。
黄远生写了文章介绍我这本书，在他文集里有。
日本之行，44岁时，记得有40天样子（书上说30天）。因为他们日本人来山东参观我在邹平的试验区，来的日本人长野郎（学者）注意农村问题，风闻我搞乡村建设，来参观考察。我去日本，等于是回访参观考察日本农村。
《民国报》，辛亥革命后，清廷退位。搞革命，就不搞手枪、炸弹了。于是就办报，地点在天津。另一个叫《民意报》，主持人是赵铁桥。《民国报》主持人是甄元熙。两个报都是同盟会的。先在天津办，因为印刷方便，工头找的是日本人，后来迁到北京，顺治门大街。后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党本部派汤漪（江西人，国民党国会议员）接收这报馆，我们就退出来了。他们搞、办，我们就退出来了。不够一年，时间很短。两个报，都是同盟会办的。
曹州办学失败。（我问：失败的原因？）时局变化，冯玉祥搞国民一军，胡林翼国民二军、孙岳国民三军，他们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合作。
把溥仪从皇宫里搞出来了，本来有优待条件八条，允许在宫里住。
这时冯派鹿钟麟从宫里把宣统搞出来，弄到天津。
（夹了一个张勋复辟。我问他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本来不对。
辞北大到曹州办学，失败回北京，闭门思过。没有事做。同住的有湖北熊十力。（学术界把梁先生当做新儒学代表人物，我问，承认不承认？他说，还是儒学为好云云。）我跟熊的关系，从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国文）开始，有梁任公主持的一个刊物，叫《庸言》，上有熊的文章，不是长篇论文，是杂记体裁一条一条的，说佛家谈空说有，使人流荡失守。总而言之，站在儒家立场，批评佛家。而我写的论文，引他的话，此徒凡夫熊（十力）生恒，对佛法不懂，胡乱批评。我在北大刊物上批评，他才从天津写个明信片给我，大意就说，你说我不懂佛法，胡说八道，现在放暑假了，我来看你，当面谈一谈。他来北京住西四广济寺。我们在这里见的面。开始，我说，你不懂佛法，不要乱说。我劝你虚心研究一下佛法。这样我才介绍他到南京内学院（金陵刻经处）受教于欧阳竟无先生（主持人）。我介绍他到那里去研究佛学。就是这样开头的，以下的话就长了。
新儒家不承认（杜维明说的）。儒家还是叫儒家。儒家是一个学派。汉代才对儒家有个肯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又，请他辨认欢迎泰戈尔的一张照片，问上面有他否，我指穿着长衫马褂者，他说记不清，可能是。）
1987年12月19日 星期六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罗常培暑期回南开开学，最后一章是我写的。
“印度哲学”一般讲六派，不包含佛学。印度人分别为六派。英国人统治印度，介绍印度哲学思想，也称为六派，日本木春太玄、井上泰次郎，照样说六派。其中著名两大派：一派胜论派，一派宿论派。在佛教《大藏经》里有。《大藏经》佛家认为外道，主要派别，他们的学说也收在《大藏经》里面。
日本人讲六派。我的书把他们六派都讲了。他们英国人、日本人的著作都不谈佛学。我是一方面把他六派叙述了，另一方面谈了佛学，我是对抗讲的。
唯识论是佛学里一派，是唐玄奘一派。文字不是玄奘师的，而是尉迟公侄子夔基写的。他是慈恩寺出身的，学问严格得很，一丝不苟。重要的是印度哲学很宽泛。印度哲学里不包含这个，我单独讲。我写了两本书，即《唯识述义》上下册，在当时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的。现在这本是黎劭西的，我送给他，他留下的。
（我问在动物园附近的那个庙及养病情况。）
是个破庙叫极乐寺，仅有一个和尚，房顶是漏的，正殿还很整齐，旁边还好，清静养病，黄适园介绍去的。庙里有一个和尚，有厢房，整齐，住了40天，与老和尚一起吃，每天喝粥。老和尚，山东人，又高又大，了不起！名字说不出来，禅宗，我一生佩服，再没见过第二人。了不起！禅宗，真正有德的。开悟，高得很。有个朋友叫邓伯诚，我们都是谈佛学的朋友。老和尚故去，邓写信通知我，老和尚故去赶快去看。他说异香满室，房屋一两天都没有散。法号叫什么？两个字，记不上来了。我生平看过的出家人，他是第一个。（我问，有什么佩服？佩服何在？）佩服何在？那不能讲，讲不出来。我跟他住了40天，我在北大讲印度哲学，里面包含佛教。老和尚批评我，他批评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我忙点头，心里佩服。那不是普通和尚，禅宗讲开悟，开悟之后，还要静修，不开悟，等于还未进门。开悟是摸着门，摸着门，顿悟之后要静修，死后异香满室。完全不是平常的事。想起来了，名叫省园法师。
还有一位清一老和尚，湖南人，住西四广济寺，我不能深知，但我心里还是承认他（第二个佩服的和尚），了不起。湖南有个方表写了一个清一和尚的传，这人见过不止一次。同去看的是沈钧儒。沈与我很熟，同事，那年我24岁，他42岁。那时，我也吃素，他也吃素，在司法部同吃素。
本来辞职（休养），蔡说你不用辞职，可请假好了。
（我问学中医的事。）
在家里学过医。我是中西医都学，自学。有个丁福保，有个医学书局，有从日文翻过来的书。有个刊物，通讯的性质，我常给丁通讯讲这个，根据日文书讲西医、中医有名的《伤寒论》，西医叫“十五悌比”（音）。我不但买了许多西医书，还做了笔记。中医施今墨，本来不是医生，有才，有学问，书法写得好。熊希龄办香山慈幼院，他是院长，熊是董事长。宣布成立慈幼院，他辞职不干，慈幼院是他办起来的，后改了行医。我们相熟是从中医上相熟的。他自命为今天的墨子。他一见我面就给我看脉、吃药，我留下方子不吃药。章太炎讲中医。（我问，会看病吗？）不会。我懂得那些名词，不会看病。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02页。（我想，请解释第二条。）
未来，今后应当持的态度，三种态度。根本改造，他的根本，自然科学的根本，两眼总向外看，大自然界，认识大自然，考察研究，就产生了物质文明，近代的西洋人成功就在此。
西方自然科学当然要。
人生态度不要跟着它走。要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是什么呢？简单说：伦理本位，父慈子孝，互以对方为重，这叫伦理。近代西洋人，个人本位，自我中心。
西洋人从宗教出来的，整个相信上帝，上帝主宰一切。中国人最淡于宗教，没西洋人宗教的观点。
（这次取《唯识述义》归。）
1988年1月19日 星期二
（一个月没去了，因忙于《胡适传》稿。我问“唯识学问的重要意义”。）
佛教宗派很多，唯识属法相宗。一般省略称相宗，与相宗相对抗的为性宗，两大派。中国盛行的有禅宗、密宗。细说，有人分十三宗，那样就说起来没完，不得要领。所以不能这样说得很多，只能说最可注意的，比如，唐玄奘，他去印度往返18年，唐太宗时出去，回来时太宗还在，这一派学问最扎实。他翻译出来的东西，传出来的一字不苟。不过不是他一个人传他的学，有好几个人，都是出家人。其中一个传玄奘学的叫夔基，尉迟公侄子，这是扼要来说的。玄奘、夔基，留下来著作，中文，把印度十家大意汇合起来，成为《唯识论述记》，这是重要典籍。我一生几十年工夫全用这部书，吃饭、睡觉都离不开它。这一派学问最扎实、严谨，一丝不苟，我老是抱着这本书。关于这派我就说到这。
再说另一派，或另一部书，通常容易看到的，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这文字较长不好背，念多了还是可以背诵的。
结束一句话，近100多年，提倡佛法（教）的是杨仁山先生，安徽人，门下四大弟子，都是江西人。他创办金陵刻经处，接他的手的（四大弟子）是江西的欧阳渐，一般称欧阳竟无先生。他在金陵刻经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有名的、讲学的“内学院”，讲佛学，主要讲唯识法相。
我的佛学知识都是从他那儿来的。我介绍几个朋友研究佛教，也是介绍到那里去，都成了支那内学院学徒，比如熊十力是其中之一，可惜人已经不在了。
现在的有一个人，90多岁了，比我小一二岁，就是北京人吕秋逸，在他儿子那里住，不能下楼，他能传欧阳之学的。
再重复一句，欧阳之学是法相唯识之学。擅长这方面，学问渊博的是吕先生。
（我问“启惑、造业、受苦”六个字。）
佛家看人生是苦。业有善恶。佛家意思，要解放，从人解放出来，从轮回中解放出来，从生死轮回中解放出来。
儒家是肯定人生的。儒家讲孝悌、忠信。你要出家当和尚，就没有你父慈子孝那一套了。这显然是两条路。儒、佛是两条路。
（我问，你如何统一？）
不同，要有弃有所取。我本来是不结婚的。我快30岁、29岁末才结婚。
（我问，你结婚后还没有放弃佛学思想教义？他点头。）什么事情要活学活用。
（又问，你怎样活学活用？在什么地方？）
在生活上，话说起来就长了。《印度哲学概论》民国7年（1918）出版的，但我结婚是民国10年（1921）年尾了。说起来话多，不能说那么多了。
（我问，您的教育思想，受两人影响，一是卫西琴，一是陶行知。）
都有关系。陶先生了不起。
（他问我陶行知。我说陶是平民教育家。）
陶是大学教授，脱了西装，穿草鞋，下乡与农民为伍。晓庄，自己盖房子，与农民打成一片，教、学、做合一，了不起。
（按：这次身体似乎衰弱多了，懒得多谈。最后，为我题了字。我把写传事与他交代了一下。说我为胡适写传都能老老实实地写，写你的传那还用得着说吗？请放心。他频频点头，表示首肯。在题字时写了“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八个字。）
本章尾声
1988年2月18日（大年初二）春节我到梁老家，向梁老祝贺春节，此间作了简短谈话，提到当前社会风气不正，需要加强教育、提高修养等等。他说，过去只有我谈这个问题。（按：意指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传统道德。）时间有限，只谈了10多分钟就告辞了。
（按：我自从去年12月下旬以来，出版社来催书稿后，暂没有去向梁老请教了。）
6月7日，本所陈民同志介绍新加坡著名华裔画家潘受先生来访。他要我带他们去医院见梁老一面。当时，梁老住院，病重谢绝会客。他已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被允许接见，所以才找到了我。既然是不远千里而来，又是只见一面，盛意难却，故我带他们直赴协和医院外宾病房，拜见了梁老。
梁老安详地躺在床上，旁边有保姆在侍。我简单作了介绍。潘先生走向前，向梁老鞠躬问候，说道：梁老先生，您好！我代表海外学术界华侨向您致敬，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说着并把手中的两本书递上说，这是我的两本小书，请梁老指教。梁老和衣枕着被，微点头示意，保姆接过书。接着潘先生取出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照相机，大家围在梁老身边轮换地照了几张相，便匆忙告辞了。
这次照的相，潘先生拿回去后，冲洗时曝了光，没有成功。真遗憾！没想到这次的相片，竟然成了梁老在世的最后一次留影，可惜没保留下来。
6月21日，打电话到梁宅问候，保姆接电话，回答说：梁老已经输血。我以为会好起来了。不料，23日去世了。
6月24日，上午到协和看望家属，未见到。下午打电话到梁宅。培宽同志接电话说，追悼会拟下月初举行，其弟29号可由国外返回，善后统由政协办理云云。
是日下午，有《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来约稿，要我写一篇悼念文章。义不容辞，写了一篇怀念梁老的文字，以表达我三年来与梁老的交往及所受教诲与崇敬的心情。此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16日，为了永志不忘，现将该文附于是篇之后，以示纪念。
悼念梁漱溟先生
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不幸因病逝世，终年95岁，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之至。
我是1985年始拜识先生的。那时《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主编高增德先生，约我为梁漱溟先生写传。据说他已经与梁老先生洽谈过，并征得他本人同意愿意与我合作，叫我直接去找梁老先生，于是我怀着崇敬和求知的心情，于同年春天到复兴门外22号楼拜访了梁漱溟先生。因为事先进行过联系，所以见面寒暄一会儿后就转到了正题上。开始我的意思是请梁老讲我来记，做一个口述自传。梁老认为这样不好，他说，我年纪大了，许多事忘了，也有记不清的，还是你提出问题，我来讲。我说，这样也好。于是我与梁老的交往和请教就这样地开始了。起初约定一个礼拜谈一次，具体时间，临时打电话决定，免得与其他事务发生冲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谈话逐渐减少，但每个月最少得有一二次见面。
回忆三年多的时光，拜访梁老三十余次。每次当我到达时，梁老已经坐在客厅，服装整齐，手里拿着书或报，集中精力在看。显然，这是在等人来的样子。对此我总感到很抱愧。由于我要倒两次车，所以常常迟到；同时我也感到梁老的生活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令人崇敬！先生每次谈话，大部分谈自己的往事，但常常提到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比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杨度、黄远生、胡适等人，其中讲得最多的要算是胡适了。因为胡适的文化观点、学术思想与梁先生的主张是对立的，所以经常会被提到。我们那时还在写《胡适传》，所以很愿意听听梁老的看法，同时就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及时请教。梁老总是诲人不倦地讲给我听。先生逝世后，我粗略翻阅了一下笔记本，竟有好几处谈到胡适，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老的为人和道德风貌。
他说：胡适先生是留学美国的，聪明得很！在美国留学时，与任鸿隽等组织科学社，就出名了。他入北大，跟我同年，也是在民国6年（1917），这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他进北大在我后，我先他两个月。当时他跟高一涵住在一起，地点在东城墙眼儿竹竿巷，地方很偏僻。胡适贡献不小，贡献就在于，过去一谈学术、讲学问，总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劳，就是主张用白话文来作诗、做文章、谈学术、讲学问。这是个大解放。当时蔡元培是北大校长，积极支持。但反对的也有，著名的是章士钊和林琴南。林公开写信给蔡元培表示反对。他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白话文不能谈学术，不能表达精深的学术。蔡先生也公开答复他，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批驳。当然有些名词术语，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释。
白话文解放学术思想，带来了新思潮，这是胡适、陈独秀打开的局面。胡适这个人思想活泼，头脑活泼，很有长处，但气魄不足，气魄还是要数陈独秀。我问：梁老如果要把他二人排个名次，您看谁排在前面比较合适。梁老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胡适排在前面。然而停顿一下又说，不过陈独秀是前辈。谈到这里，没有继续深入：稍作沉默，又谈到其他问题上了。
梁老说，《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的，而是借北大畅销于外。编辑，是几个教授轮流编。当时鲁迅不算北大的，但也兼过课，讲中国小说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时开风气之先的不只一人，但胡适当算头一名。
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了上卷，后来写不出来。虽然谈哲学、写哲学，实际他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这东西，光浅明是不行的。哲学要精深、精密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梁老说到这里，便作了一个小结。他说：总起来说，胡适很有长处，能打开局面，之所以能轰动一时，正因为他能浅，不仅能浅，而且能明，以浅明取胜。
接着梁先生又说，胡适讲中国哲学，后来写不下去，特别于中国佛教禅宗，无法写，想写，隔着十万八千里，想谈，没法谈。
对现实问题，所见也太浅，如流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他都不取，不这样谈。他说，五大魔（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社会的五大病痛。他反对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独唱五大魔之说。
至于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还有人提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他不谈主义，要谈问题。他特别害怕共产主义；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人是胆小！
梁老最后总结说，一个人有长有短，胡先生是很有见长的一面的。
这是梁先生第一次向我比较全面地谈胡适，后来谈过几次，也不过是这次的具体补充和扩大而已。我觉得梁先生对胡适的评论，是站得高，看得远；评论深刻、尖锐，而且也是公平、切合实际的。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同时代人的情意，是非界线也很清楚。读后令人叹服。
今天梁先生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思想、人格和那不断探索的奋斗精神，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下来，我们要认真研究、好好学习，努力继承它，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老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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