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办义学
左宗棠到甘肃以后，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61页。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各县创办的义学，除个别偏僻的穷县只有三四所以外，普遍的都有七八所到十多所，多的达几十所。如秦州就达54所，而西宁陆续设置的义塾达120多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7页。这些义塾都是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给学生书籍、笔墨，甚至提供生活费。如“两当知县萧良庆，于同治十二年亲捐廉、集资，以设义学，奖蒙童。诸如此类，足见当时学风很浓厚”《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对于回民子弟的教育问题，左宗棠极为重视，以为在西北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较多，“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认为欲“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2页。为了使回民子弟学习文化，同治十三年，命总兵凌春召在河州三甲集设回民义学三处，命知县董仁治在大通设义学十三处，其中一部分是回民义学，命知府龙锡庆在西宁设义学二处，乡义学二十二处，乡义学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又“拨（兰州）北山荒绝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经费。于是有四个义学重新修建，就是正德、序贤、养正和存诚，后面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页。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命知县英麟在平远设义学五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令海城知县建义学六处，其中一部分为回民义学《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7页。嵩武军统领张曜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驻防宁夏期间，在回族聚居的村落，普遍设立义塾《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8页。
上述回民义学，多为新创设，原有恢复的，仅是很少一部分。前述统计亦不完全，据记载，其他如平凉、秦安、清水、安定、狄道、巴燕戎格等地，均设有回民义学。
各地义学除教授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三种。
为了吸引回族子弟读书，左宗棠采用了不少奖励办法。化平川设立的十二处回民义学，书籍、笔墨、伙食均由官府免费支付。河州、贵德、大通、海城、平远等地的回民义学，也均有一定的补贴，予以特别关照。尽管左宗棠为举办回民教育不遗余力，但成效并不大。究其原因，一是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视不够，回民义学大都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设备也简陋。像兰州府这样的地方，办起的回民义学也不过是一座凉棚而已，其他的地方可想而知。二是当时回族群众大都经历迁徙、被掠，财产损失殆尽，生活无着落，子弟们上学读书并非急务。三是由于回族群众对这种同化教育的抵制。由于以上三种原因，当时回族子弟仍“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义学“从者殊寡”《甘宁青史略》，卷23。
尽管办义学面临重重困难，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期内，甘肃各地新办的义学，可以统计的计有兰州16处，狄道4处，河州3处，平凉9处，平远5处，海城6处，化平川12处，崇信2处，秦州54处，秦安16处，徽县8处，两当2处，加上青海、宁夏、新疆兴办的其他义塾，共有300多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6~208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甘肃各地文教事业的发展。
（二）兴建书院
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子弟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书院是近代学校出现以前所在地的最高学府，是科举考试的学习场所。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在甘肃新修的书院有：
书院名称所在地制办年代制办人
尊经书院庄浪1869年（同治八年）隆德县丞王季寅
文明书院岷州1871年（同治十年）同知吴恕
襄武书院陇西1872年（同治十一年）知县吴本烈
钟灵书院宁灵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知赵承隽
金山书院洪水堡1873年（同治十二年）山丹士人张廷赞
归儒书院化平川，特为回民所设1874年（同治十三年）提督喻胜荣
河阴书院贵德1874年（同治十三年）西宁府知府龙锡庆
南华书院甘州1874年（同治十三年）甘州士人给左宗棠建生祠。左不许，因改为书院。
陇南书院秦州1875年（光绪元年）巩秦阶道董文焕
文社书院镇番1875年（光绪元年）知县钱崇基
庆兴书院董志原1876年（光绪二年）安化县丞
五峰书院西宁1876年（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等
湟中书院西宁1876年（光绪二年）旧礼拜寺改建，原为左宗棠设立生祠，被阻止
鹤峰学舍三岔镇秦州州判薛佩兰
凤池书院惠安堡盐捕通判喻长铭
（本表根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06页资料整理）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左宗棠令在回族聚居的化平厅修建书院。当有人以“初开草昧，安用诗书，况在花门，识字者少”为由加以拒绝时，他便大加斥责，并以通过学习汉文化而知名的丁鹤年、马文升为例，启发这些目光短浅的官僚，表明自己的苦心。书院建成后，左宗棠题名“归儒”。他对此事的办理十分得意，曾令其幕僚施补华专文记录《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4页。
此外，左宗棠还令部属在甘肃各地修复了许多旧有的书院。从1869年到1881年甘肃地区先后修复的书院有：
书院名称所在地重建年代重建者
仰止书院东乐1871年（同治十年）士人张文美等
银川书院宁夏1871年（同治十年）知府李藻
河阳书院静宁1872年（同治十一年）知州余泽春
鹑觚书院灵台1873年（同治十二年）知县彭光栋
崇山书院大通1873年（同治十二年）知县黄仁治
洮阳书院狄道1874年（同治十三年）知州喻光容
蓼泉书院抚彝1874年（同治十三年）通判孙承弼
育英书院安定1875年（光绪元年）提督刘端晚
灵文书院灵州1876年（光绪二年）知县孙承晚
又新书院平罗1877年（光绪三年）知县孙维孜
凤鸣书院崇信1878年（光绪四年）训导孙寿山等
鸣沙书院敦煌1880年（光绪六年）知县苏俊吉
陇州书院秦安知县程履丰
正明书院阶州知州文治
（根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3～206页资料整理，以上二表反映的只是个大概情况，不是完整的资料。）
此外，对原有书院加以修整的还有兰州的五泉书院，漳县的武阳书院，洮州的洮滨书院，平凉的柳湖书院等。其中“魏光焘兴修平凉的柳湖书院，最为宏大。文襄公于入京时路过视察，称为‘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佳树成林，尤称胜境’。”《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
上述资料虽然不够完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西北地区书院的发展和复兴时期。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对学生也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促进其学习。同治九年，正是进攻金积堡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左宗棠就关心当时的甘肃最高学府——兰山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在百忙中叮嘱甘肃布政使崇保代筹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费。并规定：书院招正式学生40名，每名每月生活费3两；附生50名，每名每月补助生活费1．5两。每年需银2000多两，都由左宗棠用年薪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他还亲自阅读崇保带来的兰山书院学生的书信，认为“文理尚可，殊为欣然”。还在给崇保的批札中给学子们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指出在学习上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24页。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驻扎在肃州，指挥大军西征，他常抽暇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求生求食尚且兼顾不及，更遑论求学了。但在左氏的鼓励和支持下，各地方秩序一经恢复，都掀起了兴教劝学的热潮。这对迅速恢复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分闱乡试
左宗棠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奏请陕甘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振兴甘肃教育的一项重大的举措。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以后，在二百一十多年内与陕西合闱举行乡试，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最近也有七八百里，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左宗棠力主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他在奏稿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大概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这就严重限制了甘肃各地的士子参加乡试，因而严重阻碍了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政界的道路。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59~560页。他奏请将甘肃乡试每科名额定为40名，经部议驳，只准30名。及至光绪二年乡试，经左宗棠再次奏请，始准再加10名。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以产生40名举人，还可以另加满族士子3名。这对于当时甘肃士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奋求学的积极性。
1875年，适值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入闱监临之责。他说：“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94页。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修建贡院。贡院建成，规模宏大，可同时容纳4000多人参加考试，在当时全国各省贡院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统共花费了50万两白银。他为兰州贡院还题写了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甘肃考生在此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恰是左氏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才生安维峻。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74页。安维峻也不负左氏厚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这次考试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左宗棠也凄然看到，不少参考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调查他们的川资，则多是由地方官赞助的。第三次乡试时，他在肃州对安西州去的19名考生，肃州去的43名考生，从个人的薪俸中资助他们每人八两白银，至于乡试后中举的举人去北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也酌赠津贴，或每次每人二十两，或每次每人三十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3页。这种捐廉助学的义举，在西北传为佳话。在每年的乡试中，左宗棠也注意优待回族考生。光绪元年，陕甘乡试分开，但在一、二试时，回民士子竟无一人考中，左宗棠认为这很不利于回民教育的开展，因而奏准清廷，把回民士子分两科，一科仍与汉民合试，一科另用“良”字编号，必取中一名，这样每间一科，必有一名回民士子考中。这样，也使回民士子能看到前途与希望。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
1876年，甘肃分派了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与科举考试。此前，陕甘学政每三年才到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试和科试都是合并举行的。现在甘肃分设学政，除阶州、肃州与安西仍岁科并试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秦州、泾州、固原州，都实行岁试了。对于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这样的造福甘肃人民的大事，在以前二百年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对此，秦翰才不禁感慨地说：“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重视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5页。正好道出了甘肃人民的心声。这也说明左宗棠对甘肃的建设，是着眼于将来的、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开发式建设，他所采取的措施，是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首次成功尝试。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在当时科举制度的没落阶段，已不符合整个时代的潮流，但在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和西北仍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措施。
此外，左宗棠还选育技工，为创办的企业服务。左宗棠在西北兴办了第一批洋务企业，首次推行洋务教育。左宗棠在振兴西北教育时，也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带到了西北，在边远落后的西北内地，首次推行洋务之学。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他就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以达到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才的”目的，“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但是，他在西北推行西学的事例很少，这与前面所述西北的特殊情况有关。各地义学、书院虽设，儒教、义理虽行，但基础并不牢固，当然不能大规模推行西学。他说：“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仪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更不敢多有奢望。洋务之学是挑选士兵学习，且不是在士子中传播，很类似于现在的职业技术教育。而且，兰州织呢局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闭了，洋务之学的传播也便在西北停顿下来了。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教育，主要在甘肃和新疆两地。他虽然倡导在甘肃各地广办义学，但他显然把振兴甘肃教育的重点放在以兴办书院、分闱乡试为内容的开科取士、培养封建人才方面。在新疆则是以广办义学为重点，并未强调兴办书院，而像陕甘分闱这样的影响西北的大事件，对新疆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新疆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不同，以至于造成官民之间沟通困难，政令难于推行。因此在新疆兴办教育，首先需解决各族人民与汉族文字语言不通的问题，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左宗棠主张通过兴办义学加以解决。对此，他在1878年写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因此，他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发展民族教育，并认为新疆“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4页。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宣传，壅蔽特甚”，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9页。而普及基础教育，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就课程设置而言，甘肃的“义塾”除主要学习“四书”、“五经”、“孝经”等法定课本外，根据左宗棠的提议又增加了《小学集注》、《吾学录》和《圣谕广训》等，而新疆的“义塾”却侧重于讲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课本。显然，前者重在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后者则着眼于让新疆各兄弟民族青少年认识一些汉字，以利“官民相通”。可见，左宗棠致力于振兴西北教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甘肃和新疆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突出了地域特点，值得一述。
总之，左宗棠在甘肃推行的“兴教劝学”和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对传播儒家文化，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兴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载：“曾不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沟通民族文学，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益盖可睹矣。”他所推行的这些教育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是有一定成效的。由于广兴义塾、兴办书院，在甘肃各地尤其是民族聚居区“增训导，添学额”，使回、汉子弟“同棚合试”，融洽相处，从而形成了“汉、回相安”李维成，《左季高与西北》，见《左宗棠研究论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365~369页。、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气象。尽管左宗棠举办的是旧式师塾和书院，传播的是带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儒家学说，重点并不是代表当时先进潮流的洋务教育，传播的也并不是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如此热忱地振兴西北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和开发西北民智的做法，仍对西北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
（四）刊刻图书
书籍是人类传承文明的工具，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很重视向落后地区传播进步文化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左宗棠对甘肃的图书刊印与发行事业，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开发，为繁荣西北文化图书事业作出了贡献。
1．刊刻书籍的原因
（1）为了改善甘肃图书刊发的落后现状。甘肃士子所诵读的书籍，大都是书贩从成都和武汉两地贩运而来。兵燹之后，这种买卖无人去做，书源枯竭，而且所用书籍采用的都是民间俗本，往往错误百出，以讹传讹，使人难以卒读。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刊刻书籍，自备书源，提高刻印质量，以改善西北图书刊发业的落后局面。
（2）甘肃学校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左宗棠的号召下，自同治八年（1896年）起，各地兴办了大量的由政府支助的作为初级教育机构的义塾，还新办和修复了大量的作为中级教育实体的书院。义塾和书院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传统蒙学书籍和儒家经典作为学生教册。而甘肃学生所见到的书籍不仅数量极少，且“写的是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这便促使左宗棠重视书籍的刊发。他要以大量精刻、准确的书本作为学生用书，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3）恢复甘肃社会秩序、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团结的需要。左宗棠认为，西北教育不兴，思想文化落后的原因是各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语言文字不通，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他在一篇序言中总结说，自己“入关度陇，经理新疆，驻节边塞，日见蚩蚩之氓失教已久。习俗相沿，不知大经大法为何事。马牛襟裾，深用骇惧。诚不料含形负气之俦，泯棼瞀乱，至于此极。盖新疆得之准回，而河湟、月氏、伊吾、火州诸地，载籍以来皆等诸要荒，未遑治理，军府虽设，文治阙如。而谓民不兴行，岂其然乎！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法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婚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俾为新民，共沾圣泽，自此异域，渐染华风。意者化民成俗，古治之效不难复见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60~261页。为此，左宗棠刊刻了包括前述《吾学录》在内的大量介绍儒家伦理道德的书籍，传布各地。以统一边民的思想、增加对中国文化礼教的认同感，最终达到促进民族团结、实现西北边疆长治久安的目标。
2．刊发书籍的成效
（1）刊刻书籍的办法
左宗棠为了给甘肃刊刻书籍，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想了不少办法。
第一，设立刻书局。最早为西北刊刻书籍的机构设在汉口，叫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管。在西安设立的刻书机构叫关中书院，归西征总粮台经管。两地使用的工匠，主要是湖北的刻工《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1页。两地的刻书费用，都由左宗棠的廉俸支出，没有使用公款。
新疆收复时，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读诵的书，“这个书局的寿命相当长，直到光绪晚年才裁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此外，西宁知府龙锡庆曾在西宁设立尊经书局，刻印四书、五经。而陕西布政使翁同爵曾利用关中书院藏版，印发《七经》等书。而其后陕西人刘光贲艹、柏景伟等倡刻《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贺瑞麟等倡导刻印濂、洛、关、闽诸书，似乎也受左宗棠在西北刊刻书籍的影响。
第二，设立流动刻书机构。左宗棠还有一个流动的刻书机构，一直随着西征军大营走。“譬如他所编《学治要言》一书，原版于同治十一年正月在安定行营开雕；又重刊《吾学录》，于光绪六年三月，在肃州行营开雕。这就是两个实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西北胥吏为省事起见，常把辗转下行的文书，随意删割，有时别字连篇。结果使得文义既不能贯串，事理也就不能明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9页。，给推行政令造成障碍。为此，左宗棠遇到重要事件，就把来往的文书，整个刻印下来。他要求执行任务的官员见到文书以后，对于事情的原委、理由、办法弄得明明白白，以免误会。这样，他身旁随时就要有刻工跟着了。
第三，征求各地所需书籍，由礼部负责刊发。清代时，各府厅州县学官照例藏着官书，一直由清政府颁布保存，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当朝典章制度的，像《会典》和《通考》等；一类是钦定的载籍，像各种经史，各种方略和各种词书；一类是清代各位皇帝的谕旨和诗文集。这些书籍藏在各地可以算作是一个官立的图书馆。甘肃经过十多年的变乱，这些图书大都散失。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左宗棠在给清政府上的奏折《请旨颁发甘省各属书籍条例折》中说：“乃自军兴以来，凡失陷各州县，衙署焚毁，书籍荡然，不惟各士子诵习无资，即地方官每遇考订典礼、讲求吏事，亦苦茫无依据。”《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72页。左宗棠派人征求并查明各地所缺书籍，开列书单，奏准清政府命令礼部，“仅就新设并曾经失守过各府厅州县共四十二处先为颁发，以更转发各属，俾士子藉资肆习，而官僚亦有所考据，实于士习、吏治大有裨益”《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73页。将前述几类书籍，每种印刷42部，进行分发。同时，左宗棠个人还给兰山书院捐了几种书。此后，各地捐存书院义塾的书籍，数量也不少。
（2）刊发书籍的种类
左宗棠为甘肃与西北刻印的书籍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成下列几种。
第一，儒学经典。首先是《六经》，这部书用的是安徽歙县鲍廷康的版本。左宗棠在浙江时，先已影刻一次，在西北是第二次刻印了。左宗棠原来是要在关中书院刻的，但后来似乎采纳了西征后路粮台的建议，在汉口的崇文书局刻了，所以叫做鄂刻。粮台原拟用杭连史纸，左宗棠嫌其太昂贵，吩咐改用价值便宜的纸张。只要纸质坚韧，颜色稍暗些并无大碍。左宗棠又谆谆嘱咐，“唯校雠工夫，最要详慎”《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6页。为此，他曾亲自参加校勘，第一批就印了1000部。他满怀希望地说：“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亦少。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浙江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15~316页。由于《乐记》包括在《礼记》之中，这里所说的《六经》，实际上是通常所说的《五经》。
其次是《四书》，每种刊明“同治十年夏月重雕”字样，“字体和句读都很准确”。西北自有这两部书传布，学校考试命题，都以之作为标准版本。其余刊刻的书籍，包括《小学》、《孝经》等，都是“蒙童和士子诵读”的书籍，是“当日士子的法定课本”《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
此外，传统蒙学书籍如《三字经》、《四字韵言》、《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字》等，也曾刻印过，“至少在新疆必曾刻印过”。《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
第二，宣传道德与法律知识的书籍。这些书籍中有供给各级官员阅读的，如左宗棠亲自编订的《学治要言》和前人编订的《佐治药言》、《在官法戒录》等。这些书籍都是介绍做官原则和为官之道的。如《学治要言》，是左宗棠在“治军余暇，蒐前人书论有关吏事都为一编”，“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6页。总之，颁发这些书籍，“分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5页。就是要通过学习，使各级官吏“除官常习气，存读书面目，以言学治”《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8页。做一个循吏好官，为民谋利。
还有供给普通人阅读的普及礼教与法律常识的书籍。如《吾学录》、《训俗遗规》和《圣谕广训》等书。《吾学录》是一个叫吴荣光的官员在湖南巡抚任内所编印的书籍，左宗棠曾亲睹其成书的过程。此书主要给百姓介绍儒家礼俗，如订婚礼、祭礼、丧礼等。《圣谕广训》是一部标准的民间礼教宣传用书。内容由康熙皇帝最先颁布的教育民众社会道德规范十六条组成，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1页。这好比当今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当时叫做“圣谕”。雍正皇帝时，又把每条的意义，用白话文进行解释，用命令的形式发布全国。还责成地方官向当地民众宣讲，务使家喻户晓。各义学也定期宣讲“圣谕”，如秦州每遇当月初一与十五各讲一次。各地方也宣讲“圣谕”，如皋兰，特设宣讲两人，遇每月初一与十五在城里讲，其余的时间在农村宣讲。在新疆，《圣谕广训》一书由张曜加注回文刊印，并颁发各地。
在左宗棠刊布的《圣谕广训》一书中，还附录《律易解》的内容，介绍和普及法律知识。如他给秦安知县的批札中说：“如所颁《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即《圣谕广训》）尚须补发，可具禀请领。”《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0页。目的就是“于禁令中寓教化”。《吾学录》在每种版本的后面，也都附着法律条文，这是要使大家“明白怎样一种行为，是犯了那一条法律，就该受怎样的刑罚”。《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2页。另有《禁种罂粟四字谕》，是左宗棠用四字韵文写成的劝谕百姓禁绝鸦片、禁种罂粟的政策法规宣传材料。此文易读易记，在甘肃对老百姓禁烟产生过很有效的警示作用。
第三，传播农业技术的书籍。这类书是专供业农之民阅读的，主要有《棉书》、《种棉十要》和《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的宣传告示。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第一次从酒泉返回省城以后，“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7~28页。《种棉十要》和《棉书》就是向适宜种棉地区的老百姓传授种棉方法和纺织技术的农业科技书籍。后来，甘肃一些地方种棉、纺织取得可观的成效，于此书的宣传示范作用和左宗棠的鼓励之功是密不可分的。而《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一文的发布，不仅向农民宣传了广种桑棉的政策、好处、可行性，还重点向农民传授养蚕的便方，把原陕西巡抚陈榕门写的《广行山蚕檄》中西北可用于养蚕的五种树木如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的名称，形状开列于后，教农民饲养山蚕，以“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30页。
（3）书籍发行的渠道和数量
左宗棠在甘肃发行图书，始于同治九年（1870年）给甘肃秦安县颁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50页。次年在给陕西布政使翁同爵的批札中有“所寄《七经》，已发平凉府学”。的记述《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5页。又给驻陕西军需局员沈应奎的回信中说“鲍刻《六经》于关中翻刻，足令蒙士得好书读，将来可望多几个种子，幸为我速图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71页。此后，左宗棠给西北各府厅州县发行书籍的数量和次数不断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西北发行图书的渠道只有由官府自上而下的颁发、分发一条途径，主要由左宗棠本人拟定发行计划并监督完成，有时甚至自己为此解囊捐资。因此，左宗棠的思想行为对西北刊发书籍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关于左宗棠在西北发行书籍的总数，现在无可稽考。只知道光绪元年以后的大概数量，这一年，左宗棠给“安定县发过《六经》16部，《诗经》、《四书》、《孝经》、《小学》各26部。依此推算，全省60多县，统计已不在少数。但后来各处有请求加发的，即如灵州各义学加发《小学》40部；安定育英书院另发《六经》8部，《孝经》和《小学》各30部，《四书》和《诗经》各60部。别处必然还有。新疆方面，喀库善后局办成义塾四处，文襄公准发《诗经》和《四书》各20部。依此推算，前面说过的当时（新疆）设立义塾共有37处，统计也不在少数。对于陕西，也曾发过图书，例如泾阳兴办义学四处，发给《六经》40部”《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10页。这样下来，统计左宗棠在西北刊发的各类书籍接近一万部之数，这个数量是不小的，在西北是创记录的。
古语说的好：“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左宗棠深知书籍培育人才、教民化俗的奇特功效，所以他在甘肃对于刊发书籍，可谓不遗余力，倍加重视，取得十分可观的成效。从“兴教劝学”的成果来看，各类优质教材的刊发，提高了西北各义塾、书院的教学质量。为陕甘分闱，甘肃独立开科取士，从整体上改变西北文化教育凋敝落后的状况提供了条件。从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角度来看，在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设义塾，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并发给传统蒙学教材，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学习掌握政府的法令条文，使学生从小确立起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法纪观念，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增进民族团结，实现西北边陲的长治久安。尤其是左宗棠的部将张曜在新疆刊印“《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书刊汉文，旁注回字”的做法，深受维吾尔族民众的欢迎，“见者宝贵”《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20页。这也可以算作是近代西北民族出版业的发端吧。从对甘肃经济社会开发与建设的影响来看，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如《棉书》、《种棉十要》、蚕桑养殖等资料的刊布，极大地促进了西北棉花种植业和蚕桑养殖业的发展。仅以蚕桑业为例，新疆经过左宗棠、刘锦棠和后来几代官员的不懈努力，到“清末，新疆年产丝由过去三十万斤，增至七十万斤。英俄商人贩茧出境者，每年达到一百五十万斤左右”《左宗棠与新疆》，第151页。可见，左宗棠在西北刊发书籍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尽管他刊发的仍然主要是传统的儒学书籍或宣传封建思想文化的图书，而不是代表近代先进生产力和进步文化的已传播于东南地区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富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洋务书籍，但在西北已大大落后于全国的形势下，给西北复兴传统文化补一课，仍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对于加强西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如左宗棠自己总结的“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矣”《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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