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社团的涌现
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冲决了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迎来了中外文化思潮的大交汇，一个空前规模的新文化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从1921年开始，新的文学社团开始大量涌现，其中，建树重大、影响深远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孙伏园、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等，朱自清、谢冰心、王鲁彦、瞿秋白等稍后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规模是当时新文学社团中最大的，成员共近200人，后来成为"将军诗人"的陈毅也是该会的成员。研究会在成立《宣言》中明确主张：要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强调时代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强调文学为人生并改造人生的重大意义。这一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形成，它突出地显示出该流派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注意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和"写实"的创作方法。该派以改革后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为会刊，自14卷起改由郑振铎、叶绍钧相继主编，至1932年初停刊。其间还陆续编出《文学旬刊》、《文学》、《文学周刊》、《诗》等月刊，出版《文学研究丛书》125种。其突出的贡献是：（1）传承了《新青年》关于文学服膺于"思想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一大批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以及"哲理小说"；（2）大量译介了俄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理论和作品。其中译介的最多也最有系统的是俄国有关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论述，如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俄国美论及其文艺》等，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的论著也都相继引入，《小说月报》还出版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以及《泰戈尔号》等专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前期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王独清，后期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一氓、穆木天、华汉（阳翰笙）等。创造社的酝酿大致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步，早于文学研究会，但正式成立却比文学研究会迟了半年。在新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被认为是"组织较广，历史较久，影响最大而对立也最强烈的"新文学团体。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相对应，创造社以"为艺术而艺术"驰名并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郭沫若、张资平最早想创办纯文学杂志声援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命名"创造"，目的在于强调对新文学的建设性的创造。他们表示要怀着"创造者"的孤高、苦恼、狂欢、光耀去"努力创造"，以促使那"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飙"。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大多留学日本，深受19、20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乃至早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初期崇尚"艺术至上"，提倡浪漫主义；后转而强调"阶级意识"，倡导"革命文学"。该社自成立至1929年2月被查禁，按其发展演化及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可以1925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创造社宣称"没有划一的主义"，强调以创造精神建设新文学，但一般更注重本我、神会及艺术的非功利性、超功利性，文学主张似乎也有些自相矛盾，有时主张"艺术无目的"，创作源于"直觉"与"灵感"，不可以规矩来测量，认为文艺是"内心智慧的表现"、"天才的自然流露"，作家要本着内心的要求，充分自由地表现自我，解放个性，追求艺术的全与美，明显地否定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而过分强调其自身目的性；有时却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认为"我们是时代潮流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色彩。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从而使一般人"对于时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该社还明确表示："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反映出创造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创造社在文学主张上的矛盾现象，反映出他们探索艺术与人生现实关系中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创造社最初出版的刊物是192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创造季刊》，后又陆续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幻洲》、《流沙》、《思想》、《新思潮》等杂志。创造社的文学影响，特别是郭沫若的新诗、郁达夫的小说散文、田汉的剧作，在短期内即形成与"为人生派"众多作家相抗衡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其重大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1）该社前期以异军突起的声势，掀起了浪漫主义热潮，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拜伦、惠特曼式的勇猛豪放和卢梭式的情感忏悔、反叛礼教，开拓并发展了"五四"新诗的格局和现代抒情小说的文体，不过同时也给新文学带来了"世纪末"的杂色和浪漫主义的忧伤；（2）后期以浪漫形式倡导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率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鸣锣开道，开辟无产阶级文艺之路，但因涉猎未深，同时也显露出机械论、教条主义以及极"左"姿态的最初痕迹，以激烈牺牲精神投入"普罗文学"创作，也开创了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漠视文艺自身特性的先例，形成优长与短陷、贡献与局限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效果，这都与该社一向的浪漫激情、行为方式紧密相连。
新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标志，新文学开创期最重要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沈雁冰、郁达夫、叶绍钧等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以有关文学社团的刊物为创作园地，发表他们饱含人生阅历和深厚才学的作品，通过对历史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光明理想的渴慕追求，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和历史要求，并以其特有的形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
马林使华
7月，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号召进行欧洲革命，要求把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教训传播到西方国家中去，并提出支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由此共产国际开始重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于1921年春派马林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马林由莫斯科启程，6月上旬到达上海。
马林，荷兰人，1900年开始投身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后赴荷属爪哇从事革命运动，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莫斯科。马林受派到达上海后，先同北京的俄国代表与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先后在上海、北京同李达、李汉俊、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商谈建党问题。经过多次商谈，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上，马林发表了讲话，建议中共应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等。中共一大后，马林力劝陈独秀自广州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政府的职务，回上海专做中共工作。12月10日，马林离上海，经武汉、长沙，于12月23日抵达桂林，会见孙中山。在桂林。双方就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根据双方讨论问题的要点，马林在离开桂林之前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中国的复兴与对华关系》，主要内容有：第一，华盛顿会议表明，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推迟了，它们当前的合作将使中国和俄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因此，中俄有必要实行合作和联防；第二，在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具有真正独立性质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单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国际意义；第三，要建立这样的政府，就必须进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只有通过这种宣传，国民党才能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完成其革命使命"的政党；第四，国民党不能指望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甚至争取他们中立，苏俄则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第五，中国革命政府应当同苏俄合作，尽快与苏俄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这样，就会使中国人民以有别于看待其他军阀头目的眼光来看待南方的革命运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开始后，马林离开桂林前往广州考察，并同国民党领导人陈炯明、汪精卫、廖仲恺等进行了接触。1922年4月2日，马林返回上海，召集中共领导人开会。在会上，马林提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改变国民党的策略，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多数人的反对。4月24日，马林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7月17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着重阐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马林的报告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极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联合发出委任书，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1922年8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作为苏俄特使越飞的助手，与越飞一道赴华。马林到中国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2年8月底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以服从共产国际为由，使会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的决议。由于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陈独秀发生了争论，难于同中共领导人合作，而且在中东路问题上与苏联领导人存在着分歧，1922年底，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了苏俄，此后不久，苏俄改派鲍罗廷和魏金斯基来华指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建党活动不断发展，各项实际工作也逐步展开。党组织的不少成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斗争，使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工人运动的实践和锻炼，逐步转变为言行一致的愿意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月，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后，继陈独秀之后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的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后大发雷霆，加上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两人关系愈加恶化。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代理书记之职交给了李达，由李达负责上海党的工作。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一到上海，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关系。通过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认为正式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和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各地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了各自的代表。北京方面，李大钊因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大教授并兼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又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无法亲自赴沪，乃公推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长沙党员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党组织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党组织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广州党组织代表陈公博。原共产党武汉支部负责人、时在广州《新青年》杂志报馆工作的包惠僧受陈独秀的委派出席会议。上海党组织代表是李达、李汉俊。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舍外，均住宿在李达夫人王会悟事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
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会议临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与周佛海任记录。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马林、尼可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词，肯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世界意义，建议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代表们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认为代表大会应讨论和决定如下问题：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工作情况，并交流经验；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明确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并制订出具体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些议题分别安排在各次会议之中，并力求作出一致的决定。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并指出，由于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缺乏经验，党员数量少，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因此党的工作尚不能有计划地展开，今后需努力创造条件，进行更有效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7月27、28、29日三天，大会举行了三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代表们各抒己见，既有一致认识，又有争论和探讨。
月30日晚，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出席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一开始就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当晚8点多钟，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谎称找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停止，大家分别离开。屋里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应付。代表们刚刚离去，法国巡捕就包围并搜查了会场，在没有问出破绽的情况后才率队离开。当晚，部分代表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在沪寓所聚会，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的地点。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会议可以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召开，代表们一致同意。
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北站，为缩小目标，分两批乘车南行。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过于引人注目，行动不便，未曾前往。陈公博因下榻旅舍隔壁房间发生命案，慌恐中直赴杭州。上午11时左右，代表们在嘉兴南湖事先租下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会议首先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上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此次着重讨论了党的今后工作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纲领》主要包含党纲与党章两个方面的内容。《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目标是达到无社会阶级区分的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组织纪律以及党的发展工作等内容，作了比较明确地阐述和规定。《纲领》在组织原则方面，首先确定党内生活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针对当时党内有的片面强调民主，有的过分强调集中的情况，纲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的形式"。这种委员会体制从组织上确立党要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决定问题要由委员会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纲领在提出党内民主的同时，又强调了集中。指出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地方组织必须服从中央。纲领规定党员应根据不同职业，在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组织中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导"，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纲领》还强调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针对党内不必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错误认识，纲领规定党必须自下而上，即从基层支部直至中央，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实行坚强的领导。纲领第7、9、13条分别规定有5名、10名和30名党员的地方，应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强调党员的政治行为和工作必须取得党组织的批准和指导，并注意保守党的秘密。《纲领》还规定必须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提出凡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由一名党员介绍，并经当地党组织审查，多数党员同意，再经该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方可接受其入党。《纲领》还对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代表大会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发生分歧，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共产党应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种认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的斗争目标。大会在讨论了两种意见后议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在讨论关于共产党员是否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到现政府中做官的问题时，会议代表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部分代表认为，在现阶段，必须要把公开的工作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党应该挑选合适的党员，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或者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用另一种方式为无产阶级利益斗争。另一部分代表则反对这种意见，他们指出共产党员既不能当议员，到资产阶级议会里进行斗争，又不能做官，与资产阶级官僚一起工作；共产党员参加议会，会使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议会产生幻想，结果会影响中共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使党有变成黄色党的危险。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表示留待下一次代表大会再作进一步的讨论和决定。大会纲领对此问题的规定是：共产党员不应该当议员，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的重要政治职务，而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以及警察、士兵之类职务。
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规定了党在当前实际工作的任务，并提出了开展工作的原则、方法和要求。《决议》强调党要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产业或工厂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指出建立各级工会组织是党的基本任务，凡是有大工业生产、工人又比较集中的地区，党必须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成立相应的工会组织，并派出党员参加工会工作。《决议》强调在工人运动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把工人运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防止被其他党派所利用，使这项中心工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部分。如发现工会组织被其他组织所利用，应果断及时地对该组织进行改组或重建。为了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大会强调要把工人运动中的可靠骨干，吸收到党内来，工人积极分子入党时，条件可以比知识分子宽一些，只要纯洁可靠，热爱工会，忠诚于无产阶级，即可准予入党，而不必在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苛求。入党以后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决议》对党的宣传工作作了决定，要求以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组织均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出版报纸、刊物和通俗小册子，并强调一切出版物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受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决议》提出要建立工人运动的研究机构，并对研究机构的组织成员、工作目的和研究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决议》还规定了中共党对外关系的原则，规定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决议》指出中共党应保持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经常联系并确认中共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7月31日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共"一大"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办事机关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张国焘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有包惠僧、李震瀛、董锄平、许白吴等。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自己的成立宣言中宣布其性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成立，就编辑和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为了和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招牌工会"划清界限，它还强调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上海小沙渡工厂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针对工人的现实情况作思想发动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深入和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上海，为了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书记部决定派人加入青帮或洪帮，利用帮会关系，取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条件和机会，开展工人运动。8月下旬，书记部推动建立了英美烟厂工会——上海烟草工人会。书记部同时还领导工人和资产阶级把持的招牌工会进行斗争，揭露招牌工会的真实面目，以争取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并尽可能地争取在某些问题上和一些已有的工人团体结成临时的同盟，以便团结广大工人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这些工作为1922年上海工人运动的高潮准备了条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其几个分部也致力于发动当地的工人起来斗争。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还在济南建立了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有罗章龙（主任）、王瑞俊（王尽美，副主任兼秘书），以及邓培（唐山大厂中共党组织书记）、史文彬（长辛店工会主席）、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主席）、王荷波（津浦路工会主席）等。北方分部负责的地区很广，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和东北三省，其工作重点是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为了提高工人觉悟，发动工人起来斗争，北方分部通过办《工人周刊》、工人补习学校和进行巡回讲演等方式，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北方分部还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多次召开辩论会，引导学生和工人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并针对实际问题深入做思想工作，逐渐消除了工、学之间的隔阂，使二者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京绥路何孟雄、张汉清，京汉路吴汝铭等，陇海路游天祥、王忠秀，京奉路王尽美等，津浦路王仲一等，胶济路郭恒祥等，道清路董昌荣，正太路袁子贞，开滦五矿李昌兴，天津安幸生，北京陈楚梗，唐山李树彝，济南李昧农等。特派员们在各地深入工农群众，帮助工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俱乐部以至工会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唐山工人图书馆、南口车务工人同人会、正太铁路总工会等公开的群众组织相继成立，一些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对该路机务总管苛待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期间，京汉路、京奉路和杭州的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统一部署下对罢工工人予以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援，推动罢工走向胜利。接着，济南、青岛、淄博、山海关等地也相继成立起了工人俱乐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于1921年10月，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包惠僧、林育南、项德隆（项英）先后在此担任主任，陈潭秋、黄负生、许白昊、李书渠等都曾在此工作过。武汉分部成立不久，就派人通过关系到粤汉路徐家棚车站开展工作，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等。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路的江岸站。先后派到这里工作的有项德隆、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在他们的推动下，1922年1月22日，京汉路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成立大会召开时，京汉路的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各站各厂的工人代表，粤汉路徐家棚站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及汉口英美烟厂公司的代表出席，俱乐部宣布自己的宗旨是："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不久，劳动书记部武汉分部与北方分部共同合作领导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斗争和粤汉路的罢工，其中，粤汉路机车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历时五天，迫使粤汉铁路的洋总管和北洋政府完全答应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在湖南分部从事过宣传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工作。湖南分部除了负责湖南省的工人运动外，还负责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指导。1922年5月，推动领导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设于广州素坡巷，它是广东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都曾在此主持工作。广东工人中产业工人不多，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的分散性质使手工业工人组织派别林立，十分复杂。当时广东所有各工会团体，大体说来都分别隶属于几个派别：机器工人维持会、广东总工会、互助总社等，在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前，这些工会团体都已在工人当中有了影响。这就给广东分部在组织广东工人工作上增加了很多困难。对此，广东分部拟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争取和改造派别团体控制的旧工会，同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新的工会。广东分部首先以广东机器工会为工作重点，成立工人补习学校，组织全省土木建筑工会等，经过广东分部的积极活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达5万人。
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在各地工人中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各地工人阶级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按产业组合原则建立的工会纷纷出现，在组织工会和罢工斗争中，各地都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组织经验的工人骨干分子，从而为即将到来的1922年全国罢工高潮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到1922年，全国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的工会有100多个，会员80万人。为了加强和统一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在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确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团结的斗争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推动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罢工高潮。在第一次罢工高潮期间，全国铁路、海员、矿山及各大城市的工人，先后发动了100多次罢工，参加的工人达30多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仇视，1922年6月1日，上海租界巡捕房以"煽动罢工‘的罪名，非法逮捕了书记部秘书李启汉，并判刑3个月。6月9日，巡捕房查封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7月25日，又查封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已无法开展工作，当时北方的条件有利于公开领导工人运动，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往北京。迁北京后，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总部主任邓中夏，副主任罗章龙。原北京分部取消，另设上海分部，并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书记部的机关刊物。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方革命形势再处低潮。同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迁回海。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中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9月5日和9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题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会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向工人指出罢工胜利的原因，"团结就是工人的武器，能够战胜资本家"。"这次罢工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友能够服从统一的指挥"。并告诉工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总司令部，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总营垒……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24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邓中夏。同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工农部，部长王荷波。在工农部内设立了工会运动委员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张国焘担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工会运动委员会改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由张国焘兼任，副主任李立三、刘少奇，秘书长邓中夏，委员有王荷波、项英、李启汉、林育英等。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以此作为指挥全国工人阶级奋斗的总机关。
《女神》出版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新诗集。该诗集于1921年8月出版，内分3辑，共收诗57首。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于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沙湾镇，峨眉山大渡河的奇山秀水陶冶了他的性情，启发了他的诗兴，后来他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青衣江）作为自己的笔名。从1905年至1912年，郭沫若先后人嘉宝小学、嘉宝府中学、成都府中学、成都高等学堂学习。在此期间，郭沫若沉缅于古典文学，在阅读大量的古典诗文与外国小说译著之余，关心国家兴亡，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3年夏，郭沫若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离开四JII。同年冬，郭沫若在大哥的帮助下，取道东北，经朝鲜赴日本留学，先后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医科、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学习期间逐渐把兴趣转移到文学创作方面。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受国内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的鼓舞，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他"想用诗歌唤醒睡狮"，而此时，美国诗人惠特曼诗集《草叶集》中热火狂飙般的民主主义思想更激发了他革命的激情，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他写出了后来收入《女神》中的大部分优秀诗篇。可以说，《女神》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诗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结合的产物。它首先表现在诗集充满着五四时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激情。五四运动最鲜明的特点是反对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制度，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新制度，《女神》正是在这一点上，与时代精神相呼应，并以此去拨动青年们的"心弦"。它以最高的嗓音去呼唤"破旧立新"的革命精神，以最炽热的感情去歌颂冲决一切旧传统的叛逆行动。诗人在《匪徒颂》一诗中，以六节整齐匀称的诗行，赞美古今中外实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人们，对他们三呼万岁。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望着"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想象"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于是诗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这是破旧立新的颂歌，也是时代的力量的颂歌。《女神》最耀眼的光华，是作品中的张扬个性，表现自我，喷薄着暴躁凌厉之气，进射出思想解放的火花。《女神》在艺术方面在内容方面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想象超拔奇特，纵横驰骋，森罗万象，同时它还冲破了中国古诗传统的格律形式的束缚，大胆地吸收外国进步诗歌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创造了崭新的以白话为形象语言的自由诗。《女神》的许多篇章在艺术上卓然独步，如《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等。《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它以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雄浑豪放、狂飙突进的格凋和崭新的形式，开创了20世纪中国的一代诗风，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盛顿会议
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有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国参加的重新布置战后远东格局的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跃居世界强国之首。战争不仅使德、奥退出了强国的行列，也大大削弱了英、法等战胜国。它们不仅丢掉了优势，还欠下美国总数达116亿美元的战争债务。但是，美国由于最后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在国际外交上也一时陷入了困境。美国总统哈定为了打破外交僵局，破坏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遂利用1920年5月25日国会通过的参议员波拉关于限制军备的议案，据以提出召开一个华盛顿国际会议，全面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
此时对英国而言，正值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已届期满，在1921年6月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因讨论应否续约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不续，英国势将在与美国的抗衡中失去日本的助力，无异自断手臂；续约，这时日美矛盾不断加剧，一旦两国开衅，英国即有依约助日攻美的义务，这既不符合英国的传统政策，又为力所不及。且日本数年来一直不断向英国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势力范围扩张，越来越露骨地实行为独占中国，既反华盛顿又反伦敦的政策，英国势难与之共始终。此外，战后各国为争夺霸权，竞相扩充军备，英国也颇感力不从心。为此，加拿大首相梅因建议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同时为解决英日续盟问题另辟蹊径。英皇乔治、外相寇松和枢密院议长贝尔福等人对此极表赞同，遂由英国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卿休斯正式提出，双方一拍即合。1921年7月10日，美国总统哈定函约法、英、意、日出席华盛顿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因后者与中国关系至为密切。又决定邀请中国参加。后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三国或以在远东有殖民利益，或以与中国有经济联系，要求赴会，均为所纳。
对于美国政府的提议，各国俱无异议。只有日本，虽不愿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远东问题，触及其积年谋取的既得利益，但更不甘心在没有自己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遂致函美国政府，表示接受邀请。与此同时，日本情知中国必以山东问题诉诸会议，遂第三次提出中日交涉。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并公开声明保留将来遇适当时机，提出解决此项问题的权利。8月11日，美国向英、法、日、意、荷、比、葡、中八国发出正式邀请。会议开始之前，美国为抵制欧洲各国拟将欧洲经济问题提交会议的预案，于9月21日公布会议议程。议程分原则和实施两个部分。其中与中国有关者，包括领土行政完整，"门户开放"政策，各国在华租借权、独占权或经济优先权，以及铁路发展和东三省铁路计划等问题。
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中国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作为全权代表出席会议。11月12日，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东道国首席代表休斯为大会主席。休斯宣布了限制军备和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两项议程，并建议由各与会国代表组成两个相应的总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分委员会，磋商具体问题。会议规定，各种问题均须由分委员会报告总委员会加以讨论后，提交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由各国首席代表共9人组成，下设8个分委员会，其中有6个与中国有关，即："中国关税问题分委员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外国在华邮局分委员会"，中国代表施肇基；"邮局问题特别起草委员会"，中国代表刁德仁；"领事裁判权问题分委员会"，中国代表王宠惠；"东省铁路分委员会"，中国代表严鹤龄；"起草分委员会"，中国代表顾维钧。
月16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原则议案。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提出中国希望认可的十项原则，要求"各国约定尊重并信守中华民国之领土完整及其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中国则"自行准备声明不将本国领土或沿海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并表示承认美方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主义"，接受"该主义实施于中国全部"。希望各国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彼此不缔结直接影响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一般和平之条约或协定"。同时提请各国申明已有之在华利益，且以不违反上述原则方继续有效，而对"所有中国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行动自由之限制应即时取消"。此外，十项原则中尚包括尊重中国战时中立，以及和平解决远东争端等条文。11月17日，分委员会对中国提案进行讨论后，于19日提交总委员会会议。因中国提案只系一般原则，故英、法、意、荷、比、葡代表都基本表示同意。日本代表虽口头上赞成"门户开放"政策，但极力强调中国国内的种种困境和不安定，以及日本乃一岛国，其工业及食物原料须仰给于中国，要求会议仅就其主要原则进行讨论，避免涉及具体问题，并以破坏大会相威胁。后由美国代表路特根据中国的议案提出一个新的四项原则，经11月21日下午总委员会讨论修订后，议决通过。此即1922年2月6日《九国公约》中的第一条四款，其中写道："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2）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3）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4）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权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路特四原则通过后，从11月23日开始，中国代表陆续向会议提出了具体议案11项。即（1）关税自主；（2）撤销领事裁判权；（3）撤去客邮；（4）裁撤无线电台；（5）撤退外国驻华军警；（6）退还租借地；（7）尊重中国战时中立；（8）各国不得互订涉华条约；（9）取消势力范围；（10）废弃二十一条；（11）中国成约之法律地位。但在讨论中，各列强以其中之第（7）、（8）、（9）、（11）各项不包括在四项原则之内而提出质疑，中国代表遂将四案分别提交总委员会审议。12月7日，中国代表王宠惠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战时中立案，当即通过；次日，由顾维钧提出各国不得互订涉华条约案，同时指出，各国既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就不应背着中国订立涉华条约。但英国代表贝尔福以此案限制了各国的缔约权而表示反对，最后通过了英国代表盖德斯修正案，称"本会列席九国议决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会外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合同或协议或接洽，其性质足以侵犯或妨害本会1921年11月21日所宣言之各项原则"。12月12日，王宠惠将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案提交总委员会讨论，并于次日开出与之有关的各种条约。对于是否提出废弃日中"二十一条"的要求，中国代表初尚犹豫。此时，美国国务卿休斯为迫使日本放弃海军主要水面舰只吨位，英美日之间保持10：10：7比例的要求，接受5：5：3方案，乃暗示中国提出。中国代表遂于12月14日以"二十一条"问题与取消势力范围有关，向会议提出。当天下午，日本即表示接受5：5：3比例，而对"二十一条"则借口系中日两国间事，拒绝讨论。取消势力范围案因此而被搁置。直到1922年1月16日，才由休斯提出以"门户开放"为核心的"三项原则"，经过讨论修订后于1月18日通过。该"原则"除重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外，还拟在华设立一个"审查部"，监督各国实行。而关于废弃"二十一条"案，日本则始终采取拖延态度。日本代表币原且警告列强，取消"二十一条"将成为取消其它条约的先例。至会议结束前4天，币原才正式答复说，"二十一条"是中日间正式条约，不能取消。他仅表示可以放弃其中关于中国在南满聘用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项顾问或教官之优先权。中国代表对日本的态度深感不满，并声明保留重议权。随后，英国代表盖德斯又提出一个中国铁路平等待遇案，亦经总委员会通过。上述各议案由总委员会移交至全体会议。均被次第否决。并被归并为一个条约，是为1922年2月6日签订的《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全文共分九条：第一条为路特四原则；第二条规定各国不得订立违反路特原则的条约或协定；第三条为休斯重申"门户开放"三原则；第四条禁止各国在华设立势力范围；第五条规定中国铁路对列强平等待遇；第六条为各国尊重中国战时中立。其余为技术性条款。"门户开放"政策是《九国公约》的核心所在，其实质是列强对中国的共管。条约虽然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并没有对此提出切实有效的保证。11月2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根据路特原则中关于尊重中国行政完整的规定，提出了关税自主案。经总委员会略事研究后移交关税问题分委员会。由于日本代表的阻挠，分委员会前后聚议6次，才最后采纳了美国代表恩伍德的建议，于1922年1月5日提交总委员会，形成了1922年2月6日的《中国关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现行关税为值百抽五；召集特别会议讨论裁厘问题；裁厘前可征收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五的附加税；四年后改定税则，以后每七年一改；各国在华关税待遇平等以及中国海陆边界关税一致等。无论条约对中国的关税做了怎样的规定，规定本身已经说明，中国并未取得关税自主权，尊重中国行政完整不过是一句空话。根据路特尊重中国主权案，王宠惠于11月25日向总委员会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议案。11月29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领事裁判权问题分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决议，宣称八国已注意到1902年9月5日《中英条约》、1903年10月8日《中美条约》和《中日条约》中三国"预备于满意中国法律情形、中国司法行政及其他必要条件后，取消领事裁判权"的许诺，因此，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同情"，但须在会议结束后三个月内由每国派一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考察华境领权实状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和司法行政现状，以此作为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前提。中国代表附意表示愿意参加调查委员会。"取消领事裁判权"遂告无限延期。
王宠惠在提出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案的当天，施肇基亦向总委员会提出裁撤外国在华邮局案。该案虽于12月12日经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但仍以设于租借地内或条约特别规定者为例外。关于撤废外国无线电台一案，在中国代表提出后10日，由起草分委员会于12月7日议决：凡在中国之无线电台，今后只准收发官电；外国在华电台收发之电信以该台所据之条约或条件为限；其未经许可诸电台由中国备价收回。1922年1月27日，总委员会以重申"机会均等"作为保留，通过了该案。中国代表自行声明："中国政府不承认或容许任何外国国民，未经正式许可，有于使馆界、租界、租借地，及其相关区域内建设或经营无线电台之权利。"2月1日，全体会议通过了无线电台案，同时通过中国铁路统一案和一个劝告中国裁军案。在中国代表所提的各项议案中，以施肇基在第八次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案周折最多。日本因此案与其在华利益攸关，多方横加阻扰。中国以各国公认之路特原则为根据，日本则依历次不平等条约以及中国内部极不安定，需要护路护领等理由，拒绝撤退满洲驻军和各地领事馆警察。其间虽经中国代表据理驳斥，终以日本反对激烈，由总委员会和全体会议通过一个授权各国外交代表于中国要求时调查及报告各种实况的议案而不了了之。另外，由于中日间为撤退驻华军警而激烈争论时，美英两国因担心会议失败，派休斯和贝尔福通知中国代表，不准备将山东问题交付大会讨论，但有意提供斡旋，促成中日两国于会外直接交涉解决。中国代表自知无力对抗美、英、日三国，认为当时殆无其他选择，只好勉强表示同意。1921年12月3日，顾维钧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界地案，同时说明，此案实行后，中国将继续尊重和保护各国在原租借地内的所有合法投资利益。但是，日本代表以"关东州"为日本经济命脉与国家安全所系，又是以巨大牺牲取自他国，拒绝归还。英国代表也以九龙为香港必不可少的屏障，不肯让出。顾维钧虽再次声明，要求归还两地，但始终没有下文。
1922年1月19日，顾维钧向总委员会提出最后一项议案，即关于中国成约的地位问题。该议案要求各国将在华权利一律公布；有疑点之成约由大会决定其效力；确定为有效之成约应以不违背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原则作为前提。经各国反复辩论，1月21日通过该决议。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宣布结束。华盛顿会议除有关中国者外，还先后通过了旨在取代英日同盟的所谓英、美、日、法关于共同维护缔约各方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的《四国条约》，以及英、美、日、法、意《五国海军协定》等外交文件，从而最后形成了战后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通过华盛顿会议，美国取得外交大捷，英国被迫放弃了维持了300多年的海上霸权，日本的扩张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而中国之所得只是聊胜于无，并且多限于纸面。华盛顿会议实际上使中国由日本的独占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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