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虎口脱险

    何克全回到武昌后，徐祥沐叫他给本校的校刊写文章，为革命形势叫好。

    何克全满怀激情地投身到了唤起工农大众的繁忙工作中。

    他根据自己在家乡发动农民办农会的感受和体会，总结出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他认为，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论述，点到了要害，指出了当前中国革命必须采取的手段……何克全据此夜以继日写下了好几篇文章，在报刊发表。这些文章像战斗的号角，让工农群众读了热血沸腾；像檄文，让反动派读了不寒而栗。

    一九二七年三月，何克全由陈洪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洪时也是萍乡人，当时就读于武昌美术专科学校。陈洪时后来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再后来叛变革命。

    汹涌澎湃的工农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形成向反动势力大本营发起全面进攻的势头。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做好反革命政变准备之后，在上海指使青洪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袭击了工人纠察队。随后，蒋介石以“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对革命群众大举屠杀。

    同年七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之后，湖南国民党军何键部开进武汉，准备对共产党人动手。

    夏季的武汉，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汉口实行戒严。何键在市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市党部被捕者达一百多人，重要人员都被杀害。

    这时，中国革命处于极大的震荡和分化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革命高潮时加入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人里，不少感到悲观失望、前途渺茫。

    怎么办？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建议下，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织中央政治局。“从此独秀即不视事。”鲍罗廷树瞿秋白为第二“舵手”，代替陈独秀把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航向。

    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北、湖南等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面对蒋介石的屠刀，在瞿秋白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领导军事暴动已成必然，并且迫在眉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现在的鄱阳街一百三十号）召开。这是一幢西式三层楼的公寓，由一个英国人在一九二○年修建，取名怡和新房。租住者多为外国人。当时苏联援华农业顾问住在公寓的二楼，一楼是外国人开的商店。这个会议地点，由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邓小平选定。会议由于代表到得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五常委中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领导南昌八一起义后，正在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出席会议的常委有李维汉、张太雷，中央委员有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龙、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等。这次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一次猛烈开火，宣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同时确定了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总方针。

    这年五月，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何克全被安排在大会秘书处工作，主要撰写大会文件，采发通讯文稿。同月，何克全担任共青团国立武汉大学支部干事，六月担任大学团支部书记，七月担任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区委宣传委员。为在校园内、社会上亮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让自己在武汉三镇更加具感召力，何克全在给各大报刊撰写文章时，署下的全是何克全的真实姓名。文章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真实面目的犀利文风，直指蒋介石卑鄙手段的激愤用词，激起了工人、学生、市民对国民党右派的无比愤慨。那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号召工人、农民、学生向反动势力开战的笔墨，激励着革命群众揩干身上的血迹，冲出校园，冲出工厂，冲出田野，走上街头，前仆后继地进行战斗。

    当武汉三镇进入军事暴动准备阶段时，党组织派出便衣军事教官，在已经放暑假的学校里进行军事培训。何克全成了国立武汉大学学生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之一。

    那天，军事教官的共产党人身份不幸暴露。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防身手榴弹和整个国立武汉大学党团骨干的名单。

    手握名单后，一场对号入座抓捕党团骨干的行动在武汉阴谋地进行着。

    教官被抓的那个晚上，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闯进国立武汉大学，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搜捕。何克全被排在搜捕对象的首位。

    国民党军蹬开集体寝室门，用刺刀挑开学生的蚊帐，叫学生赤身裸体地站在电灯下，接受检查。

    一个军官命令看门的周师傅，提供本寝室学生的花名册。

    当军官接过花名册，阅遍所有名字后，却没有看到何克全的名字。

    原来，看门的周师傅出身受苦人家，最恨眼前这个黑暗的社会。他在何克全的启发和帮助下，已经成为学校党组织预备吸纳的对象。下午教官被捕，何克全马上对周师傅作过交代，叫他随时准备应对敌人上门的搜捕。周师傅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情急之中，就将本寝室的学生花名册藏匿，将一本即将入校的新生花名册给了军官。

    军官用驳壳枪头顶着周师傅的鼻子，威胁地问：“都说何克全住在这间寝室里，花名册上怎么没有他的名字？快说！”

    周师傅沉着应对，不紧不慢地说：“这座大楼有几十个寝室，长官可能走错楼层了。”

    “我会走错门？”军官迷茫地望了下寝室，将信将疑起来。

    周师傅不失时机地建议说：“你们要抓的人可能在楼上，要是不快些去，他们听到动静，是会开溜的。”

    军官用枪在周师傅鼻子上猛力一推，说：“要是跟我耍说谎扯白，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周师傅笑了笑，说：“长官，我会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你来收拾的。”

    “走！”军官手枪一挥，带着部下往楼上冲去。

    国民党军一走，何克全向同学们说了声“快跑”，之后，抱起衣服，拉上周师傅，跳出后窗，冲进了风雷交加的暗夜之中。

    八月一日凌晨，由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李立三、贺龙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九月九日，中央特派员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军从萍乡安源、铜鼓、修水出发，按照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命令，全力进攻长沙。由于敌军势力强大，起义军进攻受挫。毛泽东率领部队，经由萍乡，进入井冈山。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剿杀”从此开始。

    何克全上了被缉拿对象的名册。

    一沓印有何克全头像的通缉令，送到萍乡县保安团老关分团的团部。

    分团长魏炽鸣接到通缉令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盯着通缉令大咽口水。保安分团不军不警，不官不民。政府下拨的经费少得可怜，当地有钱人又舍不得“赞助”，老百姓更是以命相搏，对抗保安团的搜刮。保安团官兵嘴里常常淡得流清水。官兵为几个薪水钱，常常愁得脑壳发胀。但是上头下达的任务半点不能打折扣，上头一不高兴，就说“老子毙了你！”魏炽鸣成了上头的“出气筒”。这下好了，魏炽鸣想，毛泽东被逼得钻进深山老林，当“土匪”去了。何克全这“愣头青”一定会潜回老关，自投罗网。有何克全这条漏网大鱼到手，今后就不愁钱的来路。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魏炽鸣先把通缉令压下，他要张网以待，活捉何克全。

    浓烈的霜冻和刺骨的寒风，把潜伏在三角池的保安团团丁冻得像风中的枯叶直打哆嗦。一班又一班趴在地上的团丁们，大骂何克全说：“有吃有喝有婆娘，革什么命，造什么反，害得我们一个个就要冻成冰块了。”团丁们潜伏的夜里，除了听到何克全的孩子的哭声，何克全妻子哄孩子的声音，其他动静一点听不到。这一切说明，何克全根本没有回家。

    魏炽鸣在分团团部熬夜烤了一个月的火后，再也沉不住气了。这天早饭后，他带着团丁来到何家大屋，把通缉令拍在何秋美手里。

    何秋美面对通缉令，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魏炽鸣说：“何老倌子，没想到吧，你儿子出息了，出息大了。去年回到老关，带头办农会，分有钱人的家产，给有钱人戴高帽子，送有钱人去县城蹲大牢。我家老父亲差点被他送上断头台！他把萍乡西区搅得天翻地覆、人心惶惶，还嫌不够，还跑到武汉去闹大动静。这下好了，你何秋美家遭报应了。快把儿子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可要进屋搜查！”

    何秋美对眼前出现的事，虽然感到突然，但细细一想，又不奇怪。何克全砸教育局、闹农会，就给了何秋美很是不祥的预告。如今去了武汉那样的大码头，他若不出事，那才不正常呢。想到这里，何秋美凄然一笑，说：“魏团长，这话从哪里说起？我家克全今年二月离开家，就再也没回来过，你要我从哪里去找人？”

    魏炽鸣问：“真的没回来？”

    何秋美说：“老天爷在上，我何秋美要是说了谎，天打五雷轰！”

    魏炽鸣眼珠子骨碌一转，说：“你别把誓发早喽。”

    何秋美说：“魏团长真不相信，可以进屋搜查。”

    魏炽鸣知道何秋美说的是实话，知道搜了也是白搜。可是上头催得紧，他得对上头有个满意的交代，于是说：“何老倌，你儿子在武汉干得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为萍乡人争了脸，已经上了国民政府的黑名册。子不教，父之过，今天只能请你跟我去一趟保安团！”

    魏炽鸣想通过对何秋美的羁押，让何家把消息告诉何克全，让何克全回来打探父亲情况。他想兵不血刃，一举将何克全捕获。

    何秋美说：“魏团长，你这样做就不讲理了。”

    “为什么？”

    “买肉的欠账，你问买肉的人。儿子犯事，哪有让当爸的去顶罪的理？就说你魏团长吧，你要是犯了事，人家能把你刚死的爸从土眼里挖出来鞭尸吗？”

    “什么？你敢骂老子，老子毙了你！”魏炽鸣一巴掌打过去，直打得何秋美像只陀螺，在原地转了两个圈。“把何老倌子带走！”

    团丁像猎狗一样，一拥而上，将何秋美五花大绑起来。

    “慢点！”正在给女儿哺奶的孙氏，见公公要被带走，将小女儿交给婆婆，对魏炽鸣说，“老总，何克全的去向我知道。”

    魏炽鸣盯着孙氏，半信半疑地问：“你知道？”

    孙氏说：“我是他婆娘，当然知道。”

    “知道快说！”

    “在这里不好说，我去你们那里说。”

    “好，放了何老倌子。带何克全婆娘去团部问话！”

    两个女儿见母亲被人带走，大哭大叫起来。

    何秋美见状，抓住魏炽鸣的手说：“孙氏从不出三角池的地面，她哪里知道何克全在哪里？你们不能带她走！”

    魏炽鸣当然知道，孙氏知道的事不会比何秋美多，但他更知道，关押孙氏，会比关押何秋美效果好得多。因为何克全刚刚出生的小女儿还在吃奶，小女儿对母亲的需要，就像是受旱的禾苗需要雨水浇灌一样迫切，这样更容易把何克全召唤回来。魏炽鸣一掌推开何秋美，喝令：“把孙氏带走！”

    孙氏根本不知道何克全的下落，可她不想看到公公因为丈夫而受到折磨。她要替公公承受这场飞来横祸。

    孙氏认为，丈夫不住家，当儿媳的就该挺身而出。尽管何克全和她成为夫妻是父母包办的，但他们毕竟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家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孙氏已将为人之妻之道熟记在心。在她心中，今生今世必须从何克全而终，除此，别无选择。

    来到老关保安分团，当魏炽鸣问何克全的去处时，孙氏说根本不知道。

    孙氏被打得得浑身是伤，昏死在审讯室里。

    昏死的孙氏，梦见何克全骑着快马，带着队伍，正向她奔来。他把她从死里救出后，抱着她和两个女儿，登上火车，登上轮船，前往武汉。他对她说：“那里是人间天堂，我要让你和女儿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克全！克全……”当孙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家门前的土坪里。公公和婆婆正搂着一身是血的她大声呼唤着呢。

    八、精英际会

    就在保安团潜伏在何家门前、孙氏遭受保安团拷打的时候，何克全经党组织决定，秘密来到上海。之后，他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同志一道，经党中央派遣，前往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深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在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创办的。创办之初，叫“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习惯上称“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坐落在市郊，莫斯科河西岸的活尔洪大街十六号，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四面环抱的四层大楼，很像一个方桶，中间绿树成荫、幽雅宁静，后面是一个篮球场，冬天可以改为溜冰场，左边有个排球场。大街对面是莫斯科一个大的基督教堂，顶上由六个金黄色圆顶组成，蔚为壮观。教学楼前有一个宽阔的广场，教堂西侧是一个漂亮的公园，环境优美，是人们休闲散步的好场所。

    中山大学创办的当年九月，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其中就有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傅钟、孙冶方、沈泽民、俞秀峰、张琴秋、董亦湘、杨尚昆、朱瑞、左权、乌兰夫、邓小平、徐冰等。在这里，也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上层的领导人物，像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何克全是第三批中国留学生。这批学生以产业工人为主，大都经过大革命时期血与火的考验。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到达时，恰逢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共旅莫（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起因是这样的，当年夏天，中山大学的领导发生了变化，副校长米夫利用“党务派”和“教务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中共旅莫学生会主席王明的共同策划，搞垮了校长阿古尔，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校长。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王明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集团。

    当年九月，孙冶方、陈启礼等少数同学因暑假期间打工挣了些钱，被同学开玩笑地逼着买肉做中国菜吃。那天，趁暑假结束就要开学的机会，孙冶方的小屋里又挤满了江（苏）浙（江）同学，其中也有湖南同学左权、陈启礼等，大家嬉笑打闹，亲如一家。不料，这情景被从窗下走过的学生会干部王长熙看见。王长熙为了讨好王明，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王明，并添油加醋地形容他们是“江浙同乡会”。

    王明立即放下《资本论》，去校长米夫那里汇报。

    原来，不久前，对共产主义很感兴趣的蒋经国，也来到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学校学习，中山大学几个江浙籍学生给他写了信，开玩笑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选你当会长，希望你这个会长以后经常接济一点钱。”因是半开玩笑的信，蒋经国看完并没在意，随便扔在抽屉里。没想到这封信被人发现，送到了王明手里。蒋介石的儿子要当江浙同乡会的会长，这还了得！

    王明一九○四年四月九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一个贫苦小商人家里，贫困的童年生活，激发了王明有朝一日要出人头地的愿望。一九二四年，他怀揣着母亲零星积攒的七块大洋，走出皖西山区，进入武昌商科预科学习。刚满一年，他来到莫斯科，开始留学生涯。在校期间，王明除了对俄语和马列主义感兴趣，其余时间大都用在跟米夫套近乎上，为此，一九二六年九月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自上次把来自蒋经国手里的信件转交给米夫后，米夫就叫他多搜集一些证据，以便向“江浙同乡会”出手。身为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的米夫，为什么要打击江浙同学呢？原因是，不少江浙学生反对他当校长，认为他的校长职务是通过挑拨原校长和书记的关系得来的，很不厚道。米夫要拿政治问题的“铁证”，搞臭反对他的中国学生。

    米夫接到王明的报告，决定立即由中山大学支部局成立调查组，展开对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调查结果认定：“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结果，十二名江浙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

    受莫须有罪名打击的同学，不甘王明以恶劣手段置他们于死地，义愤填膺地来到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住处，申诉了这一冤案，要求澄清事实真相。

    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和张国焘，在广泛听取同学汇报后，派邓中夏和余飞到中山大学调查。

    米夫、王明对调查人员制造障碍，不予合作。

    瞿秋白不得不亲自到校，一一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联合审查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审理。审理结果是，摘去了被诬为“江浙同乡会”的同学的“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这件事平息后，为了避免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瞿秋白、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建议：米夫不宜再任校长，该职务应由鲍罗廷担任。

    没想到瞿秋白、张国焘对米夫不满的议论传进了米夫的耳朵，从此以后，米夫越发加深了与中共代表团间的隔阂，这种隔阂，随着中山大学斗争的愈演愈烈，直到后来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九二九年，联共中央发起了“反对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运动，王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在支部局布置行动，发动“反右倾路线”斗争，米夫要借此机会，整掉一批反对他们的人。他们给这些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并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总后台。

    在一次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秦邦宪（博古）受米夫的指派，批评张国焘是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山大学的正常斗争开展。

    一九二九年上学期结束时，中山大学所在地联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按照米夫的要求，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猛烈抨击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学生。中共代表团代表张国焘当时在场，他毫不妥协地回击了芬可夫斯基等人的指责，支持多数同学反抗米夫和王明。芬可夫斯基批评中共代表团的时候，与会的大多数同学以吹口哨、跺脚来表示抗议，闹得会场灰尘四起，混乱不堪，使得大会开不下去。

    苏联“老大哥”芬可夫斯基哪受得了中国“小老弟”的嘲笑，当场拍了桌子，叫学生滚出去！

    几个被冤的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冲上讲台，要把芬可夫斯基赶下台去。

    张国焘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劝阻这些学生。在劝阻这些学生时，台下的何克全走上台来，帮助张国焘做劝解工作。何克全认为，既然代表中共代表团的张国焘要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肯定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他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没想到，身材中等、俄语说得不够流利的何克全的这一行为，引起了秦邦宪的特别关注。

    秦邦宪一九○七年生于江苏无锡，小时候在老家无锡上小学，十七岁在苏州省立第二技术学校毕业。一九二五年到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作为第二批中共留学生赴莫斯科留学。今天在米夫的安排下，秦邦宪坐在了主席台上。他的座位正好挨着张国焘。骚动平息后，趁芬可夫斯基继续讲话的时候，秦邦宪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别看何克全平时不说话，关键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

    张国焘问：“是吗？”在武汉，张国焘从报纸上对何克全有了一些了解，来到莫斯科后，终于认识了这位来自萍乡的老乡。他乡遇故人，便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在一起回忆家乡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但是一谈到“江浙同乡会”的事情，何克全就三缄其口，说自己刚到莫斯科，情况不熟。为此张国焘对何克全不站在中共代表团一边感到失望。可万没想到，这个看似中立的何克全，今天居然冲上讲台，来劝阻冲击芬可夫斯基的同学。这种行为，看似听从张国焘的指令，实则在帮米夫的忙。因此，张国焘对何克全的行为有些不悦。

    秦邦宪说：“克全同学在武昌中山大学当团支部书记时，总是做出些叫进步学生由衷赞叹的事。那次叛徒供出在校党团员的名单，要不是他事先有准备，不知多少同志要被抓走。”

    张国焘说：“不这样，党组织怎么会让他来莫斯科深造呢？”

    秦邦宪说：“同样来莫斯科，何克全却跟有些江浙学生不一样，非常珍惜学习机会，一有时间，就找我和米夫请教理论上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简直称得上是孜孜以求、废寝忘食地钻研。”

    张国焘知道，秦邦宪是想通过称赞何克全，以使自己对他产生好感。张国焘是党中央要员，也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的一句话，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张国焘说：“光在米夫那里找理论恐怕不行吧？中国不是苏联，没有那么多平原草场，更多的是高山大岭，山路怎么走？大岭怎么绕？山头怎么登？能从米夫嘴巴里找到吗？”

    秦邦宪问：“你的意思是，克全和我们还得多向中共代表团的领导请教？”

    张国焘说：“我可没这么说，就是说了，你们也不会听。一个‘江浙同乡会’，米夫说是反党组织，王明和你不也跟着说是反党组织吗？”

    听张国焘这么一说，秦邦宪的脸热了。

    张国焘因为秦邦宪在中山大学斗争中偏向米夫一边，很是不满，他想给他一点颜色看，让他领教一下他的厉害。

    尽管局面尴尬，年轻的秦邦宪不去计较，仍旧谦卑地说：“国焘同志，克全同志表现这么出众，我想介绍他加入党的组织，您看他够不够条件？”

    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张国焘今天不想让秦邦宪下不了台，毕竟党的事业需要年轻人，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年轻人，秦邦宪毕竟在帮助自己的同乡何克全，于是说：“既然对何克全感兴趣，你就当他的介绍人吧。”

    秦邦宪很是乐意地说：“国焘同志，从今开始，我将根据您的指示，尽我最大的努力，让他早日加入先锋队组织，眼下我党就缺少何克全这样的笔杆子啊。”

    在中山大学“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上，瞿秋白、邓中夏始终坚持原则，跟米夫、王明的斗争依旧毫不妥协地进行着。一九三○年春，米夫通过共产国际这个总后台，终于击垮了瞿秋白。那天，米夫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叫到他办公室，宣读了《因中山大学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完全站在米夫、王明小宗派的立场上。这样，瞿秋白被迫撤销了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职务，让后来转向米夫的张国焘接替。

    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于一九三○年八月回国。

    瞿秋白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协调代表团与共产国际关系，曾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做米夫的工作。但在既成事实面前，迫于“老子党”的压力，周恩来也无力回天。

    这场历时三年之久的斗争，使多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卷入其中，为接下来的党内斗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一九三○年夏天，何克全在中山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即将回国的学生赴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进行军事训练。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也就是蒋经国曾经就读的大学。

    训练结束时，一九二九年三月跟王明一起回国的秦邦宪给中山大学米夫写信，推荐何克全进莫斯科少共国际学校，接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培训。

    米夫对何克全作了安排。

    进入少共国际学校不到三个月，何克全肺病发作，大口吐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九、意恐迟归

    日子就像水车上的龙骨，转过一轮又一轮。

    三伏天里，每当孙氏和金氏挽着衣袖和裤筒，双手作揖一样通过水车叶片把水挽进稻田里时，孙氏经常抬起头，往大路上望去。她希望看见何克全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接过她手中的车拐，叫她到一边歇息去。

    过日子，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男人是堵墙，可以为女人遮风挡雨。男人是棵树，可以让女人扶着站立。男人是张床，可以让累了的女人躺下来歇息。读书人说，男人的男字是由田字和力字组成。在孙氏看来，造字人真是琢磨透了女人的心，田里的事不能缺少男人啊。

    日子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不断地穿过三百六十五条经线，将人生的纬线无情地织进了它的中间去。每当听到秋叶飘落地面发出声响的时候，孙氏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何克全的身影，而且情不自禁问：“你在哪里？”“你可加衣服了？”好几回，因产生幻觉，深更半夜的孙氏竟要去给何克全送棉衣，好在金氏时时关注，才没让她走出家门。

    “妈妈，爸爸到哪里去了？”

    每当大女儿何明清、小女儿何淑英问孙氏时，她只能找理由，哄她们说：“爸爸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给爷爷、奶奶赚钱去了。”

    何明清、何淑英问：“爸爸赚了那么久的钱，买了那么久的东西，怎么还不回来？”

    她说：“爸爸赚的钱太多太多了，一个人背不动，他在外面等你们长大，等着你们长大后去帮他背回家来呢。”

    夜深人静，哄得两个女儿不哭不闹之后，孙氏形只影单地躺下，时时抱着枕头嘤嘤地哭泣。她不怪丈夫不给她体贴，不怪丈夫不回家看望他的女儿，不怪丈夫不给家里寄钱寄物，因她知道，丈夫在外不是赚钱，而是造反，造那些靠收别人租子的人的反，造那些欺压穷苦人的人的反。造反的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好多人连命都赔了进去。不久前，老关街上杀过一次人。那些被杀的人，脑袋被按在砧板上，一刀一颗，装满两谷箩。后来由保安团挑着去萍乡交差。保安团的人说：“这些被杀的人全是‘黑杀党’。他们经常夜里出山，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孙氏听说的“黑杀党”，就是被国民党赶上山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他们经常趁夜深人静时下山，专杀土豪劣绅，把没收的钱粮分给穷人，少部分带走自己用。有人告诉她，何克全就是“黑杀党”的头头。她知道，一个靠晚上出来生活的人，不可能回家看她。她不希望丈夫冒死回来，只希望丈夫给她写封信，报个平安就行。可丈夫一九二六年走后，杳无音信，就像石头沉进了大海。

    一九三○年的冬夜，从来不进儿媳卧房的公公何秋美，拖着一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双腿，走进儿媳妇的卧房。

    何秋美对孙氏说：“克全家的，你出门吧，何家亏待你了。”

    “出门”一词在赣西，是改嫁的意思。

    孙氏知道，“出门”的话要从公公嘴里说出来，那是他对何克全已经完全绝望的表示。公公是个要面子的人，儿子如果还有一线希望回来，他是不会让儿媳妇出门的。

    金氏也跟进来，劝说道：“儿媳啊，你还年轻，既贤惠，又勤快，还可以找个好人家，过上舒坦的日子。你走吧，我们不怪罪你。清清、英英你想带走就带走，不想带走就留下。你到何家七年了，我跟你爸不能让你跟着我们受一辈子的苦啊。”

    面对把自己当女儿看待的公公、婆婆，孙氏眼泪像涌泉般流下。她问公公婆婆说：“克全真的回不来了吗？”

    何秋美爱恨交加地说：“肯定死了，回不来了！”

    孙氏说：“爸，我不相信，我们乡下人对失去音讯的人，不是常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吗？没听到克全不在人世了，我们就不能说克全回不来了。”

    何秋美说：“傻孩子，别管他回不回来。你守了他七年，他就是回得来，你出了何家门，我谅他也不敢在你面前说一句责怪的话！”

    金氏说：“是啊，孩子，一个不顾家的男人，就该让他一生打单身去！”

    孙氏和何克全，尽管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孙氏从和何克全相处的那些日子里，感觉何克全还是承认她这个妻子的。新婚之夜，何克全剪开她的包脚带，让她把双脚解放出来，她就知道眼前这个面无表情的男人心里是疼爱女人的，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七年前，何克全把她塞进口袋的银元重新还到她的手里，她就知道，在何克全这个身无分文的男人的眼里，是有她这个女人家的。男人，其实不要说很多话，不要给很多的笑，只要从他的一两个举止中，就知道他对人的好恶。孙氏坚信，何克全一定会回来，即使不回来，有何克全给她的上述的几个举动，她就没有理由离开何家。为此，她对公公婆婆说：“爸妈，我该给菩萨敬香了。有菩萨保佑，克全会回来的。”

    何秋美再一次劝导：“孩子，那家伙不值得你守，你出门吧。”

    孙氏不再搭理何秋美，独自走出卧室，去厅堂的香案上取香，当香取出后，她将桐油灯盏点燃，将香倒着伸向桐油灯火。慢慢点燃后，她双手握着，对着山墙上挂着的何克全祖父祖母的画像，作了三个揖，在心中祈祷祖父祖母的在天之灵保佑何克全平安。

    闻着厅堂慢慢散发出的檀香味，望着如此倔犟的儿媳，金氏失声哭了。

    何秋美也被感动得眼泪直流。良久，他长叹一声骂道：“何克全，你这家伙作什么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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