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入党

    一九三○年十月初，被父母和妻子牵肠挂肚的何克全踏上了黄浦江的码头，回到了离别三年的上海。

    那天黄昏，秦邦宪临风伫立在码头上。他穿着浅灰色西装和锃亮的皮鞋，脸上那副黑框圆眼镜在夕阳余晖下一闪一闪的像在放电。头上那片永远也梳不弯的黑发，被海风吹得如同劲草一样不屈地抖动着。

    秦邦宪是来迎接何克全的，他对何克全的盼望真有些望眼欲穿。

    当何克全兴奋地登上码头时，秦邦宪迎上前去。

    两位莫斯科的同窗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良久，他们松开双臂。秦邦宪把自己的披风脱下，给何克全披上。

    望着比自己小了一岁，却像亲哥哥一样体贴自己的秦邦宪，何克全十分感动。他过意不去地把披风脱下，要还给秦邦宪。

    秦邦宪重新给何克全把披风披上，说：“刚从轮船上下来，别凉着了，这里深秋的气温，不比莫斯科高到哪里去啊。”

    何克全全身热了，这使他想起一九二七年离家那天夜晚，母亲给他装鸡蛋、妻子给他塞银元的情景。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抬头西望，因为父母和妻儿就在他所向往的地方啊！

    秦邦宪为何克全提着行李箱，抚着何克全的背部大声说：“走，先去湘菜馆，解决一下饱肚子的问题。”

    何克全把视线收回说：“你是江苏人，不是不吃辣椒吗，为什么去湘菜馆？”

    秦邦宪说：“今天你是客人，我是主人。我请你的客，当然得先照顾你的口味喽。”

    何克全更加感动了。革命在外，浪迹天涯，虽然没有在家时家人照顾得那么周到，但党团组织这个大家庭，也是非常温暖的。今天，秦邦宪不但亲自到码头迎接自己，还把他的冷暖饱饿考虑得这样周全，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啊！

    在路边僻静的菜馆里，秦邦宪点了辣椒炒腊肉、辣椒炒焙鱼、辣椒炒香干豆腐和一碗三鲜汤。

    秦邦宪一边吃，一边向何克全介绍着国内的情况：“克全啊，国内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多。你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又经过少共国际学校培训，从现在开始，可要担当大任了。”

    何克全说：“邦宪，尽管你比我小一岁，可你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学兄。在你面前，我只能算个学弟。回到国内，我得向实践学习，不断充实自己。”

    秦邦宪说：“当然，都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嘛。不学习不行啊。过去你所佩服的李立三，就因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学习不够，又不听共产国际的话，前几年里，他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大损失……”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由于军阀混战，蒋介石等人无力顾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党和人民的力量借此机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党员由六大时的四万，迅速发展到十二万。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发展到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建立了湘赣、闽西、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三百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并深入进行了土地革命。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中央这时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的危机。一九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脏，单只斩断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脏，还不能置它于死地。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于是，一系列军事行动由此开始。与此同时还发动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将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动员回国，投入战斗。李立三的一系列“左”倾盲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损失。当时，远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负责人的瞿秋白头脑比较清醒，收到文件后，一针见血指出：“李立三发疯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命令立即停止各地冒险暴动。同时，派已经卸下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的中共总书记瞿秋白随周恩来回国，并责成李立三速去莫斯科汇报情况。

    瞿秋白、周恩来八月回国，并于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会上，与会者以“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造成的惨重代价为依据，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指责和批判。

    在血的事实面前，李立三受到震撼，冷静了许多，不得不作出深刻的检讨。

    …………

    秦邦宪对何克全说：“李立三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原名李隆郅。为了便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在离开长沙到你家乡安源煤矿之前，毛泽东建议他把隆郅改为立三，把名字中的繁杂笔画尽量减少，好让工人记住他的名字。李立三在安源，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事，确实干得很出色。但是近些年来，这位老兄的脾气越来越火暴，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他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恨不得一个早晨就把整个旧世界掀翻。那次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会前，斯大林接见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时，斯大林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处在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李立三不信这个邪，更不顾斯大林是共产国际的领路人，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大声表示异议说：‘中国革命现在还是处于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着工人、农民的斗争！’……”

    何克全认认真真地听着。

    秦邦宪说：“结果呢？他所发动的一系列迎接红五月的罢工、暴动，被碰得头破血流，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上个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何克全当然知道党内近期所发生的事，但他想了解得更为详细一些，想通过对情况的掌握，更好地为党工作，让自己进步得更快。他问道：“听说李立三作出决定的前前后后，远在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曾经向他提出过不同意见？”

    秦邦宪给何克全碗里夹了块肉，示意何克全多吃些，回答说：“是的，李立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部署，同毛泽东坚持先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钻山沟的毛泽东不同意攻打大城市，说那样会把三年来积攒的一把本钱打光。可李立三不再是当年毛泽东派在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留法学生，他以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一跃千里、独往独来了。他不但不听毛泽东的劝阻，相反还挖苦毛泽东在江西的游击战争是‘逃、跑、走’。”说到这里，秦邦宪揶揄一笑：“嘿嘿，这两个湖南老乡，真是针尖对上麦芒了。”

    何克全点了点头。

    秦邦宪说：“今年六月十五日，李立三居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实际上是毛泽东，去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中央新的路线到达红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毛泽东迫于中央的压力，加上久居山里，也怕对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了解不全面，而贻误战机，不得不和朱德接受中央的命令，在军事上参与了攻打长沙和南昌的行动。但是，毛泽东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在所谓执行的过程中，竭力保存自己的实力，避免了红军在整个中央部署的行动中遭受大的损失。听江西苏区回来的同志说，在这次行动中，根据地不但保住了，而且有所发展。我不知道毛泽东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是对的，那以后听是听，做是做，号令怎么统一？如果是错的，那江西的根据地又怎么保得住？”

    何克全叹了口气说：“李立三过去是我非常敬佩的人。他是我老家相邻县湖南醴陵人。他和刘少奇在安源时，一个在幕后，一个在前台，闹安源大罢工时组织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那时，我还在萍乡中学读书，我们学校的师生都跑去安源看热闹，我们真被他们的勇敢行为所感染了。没想到，他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就这样草草地离开了在中央秘书长的工作岗位。”

    秦邦宪见何克全有些伤感，便及时警醒他说：“李立三败走麦城，你不应该感到失望。”

    何克全抬起头来，望了一会秦邦宪说：“我……当然不会。”

    通过莫斯科三年的学习、培训，见了世面，长了知识，何克全自我感觉成熟了许多。特别是通过反托洛茨基的斗争、“江浙同乡会”、中山大学校园风暴和中大清党运动等，何克全目睹了米夫代表共产国际处理瞿秋白等人的过程，认为共产国际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依靠和保证。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事先的制止，证明了共产国际有先见之明。

    这次离开莫斯科，米夫私下里告诉他，鉴于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后在处理李立三的错误问题上过于宽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非常生气，认为他们和了稀泥，搞了调和，说李立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居然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还继续选他当中央政治局委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共产国际不能容忍的。因此，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米夫将来中国指导工作。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一封信》，信中主要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表示强烈不满。这封信已经由回国的沈泽民等带上了路。何克全肯定地认为，一场问责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的斗争即将拉开序幕。

    刚刚二十四岁的何克全，已经做好了与犯有调和错误的中央领导作斗争的准备。因此，当秦邦宪谈到李立三时，何克全毫不含糊地说：“李立三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怎么会为他失望呢？人类社会是个大舞台，总在上演着优胜劣汰的悲喜剧。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秦邦宪很是惊喜何克全这种态度。面对着这位头上立有永远也压不弯的头发、脸上有凸显颧骨和身上尚存些许稚气的同学，秦邦宪认为何克全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同志。自己需要他，王明需要他，王明的需要说穿了也是当前共产国际的需要，也是当前中共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啊。

    王明、王稼祥和秦邦宪一九二九年回国时，恰逢李立三执掌中央大权。米夫虽然电示中共，要重用王明，但李立三鉴于王明阅历浅，又没经历过大革命锻炼和考验，因此只安排他在沪东、沪西区委做些宣传工作，为《红旗》杂志采访些稿子。

    为此，王明认为李立三对他大材小用，不仅大发牢骚，还跑到当时任全总党团书记的罗章龙那里大诉其屈说：“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当领导。对这一点，你要认识清楚。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进行改造。”

    当李立三进行“左”倾冒险时，王明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马上公开改变对李立三的态度，当即追随李立三。李立三见王明在自己面前低了头，就将他调到中央宣传部任秘书。当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的反对时，王明便又见风使舵，和秦邦宪、王稼祥一道，利用李立三七月九日召开政治会议的机会，引经据典，对李立三、向忠发进行了猛烈抨击。

    对此，李立三、向忠发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予追随王明的秦邦宪、王稼祥严重警告处分。

    之后，王明被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王稼祥被调往香港工作。秦邦宪还算走运，继续留在中央机关。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李立三进行批判，王明当然高兴。但没想到的是，主持会议的竟是瞿秋白。而瞿秋白宽容了李立三。

    王明认为，瞿秋白在中央是座山。有这座大山压在头上，他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看看吧，明明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了，瞿秋白却不撤销李立三给予他的留党察看的处分。

    王明对瞿秋白公开表示不满。

    瞿秋白没有计较，出于对年轻人需要加强磨砺和锻炼的考虑，决定让王明去江西苏区工作。

    王明为此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这是瞿秋白报复他，要置他于死地……

    那天，王明找到秦邦宪，在秦邦宪的住所里摔杯子、拍桌子，大骂瞿秋白借机整人，说他今生今世跟瞿秋白没完。

    秦邦宪等王明发泄完后，给他倒了杯凉水，叫他冷静一下。

    秦邦宪说：“老同学，你的脾气太躁了？”

    王明一口气喝完水，将杯子往桌上一顿说：“是瞿秋白把我推在火炉上烤，我能不躁？”

    秦邦宪见王明依旧控制不住自己，就说：“你如果不冷静下来，那就马上去江西赣南，去找那个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山大王毛泽东，我给你开介绍信。”

    王明这才把嘴闭上。

    秦邦宪说：“你刚回来，不知道上海的情况起了变化。”

    王明眼睛一睁，问：“变化……什么变化？”

    秦邦宪推了下眼镜，不紧不慢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是给李立三错误定性的，说李立三犯了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信里对刚刚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很不满，说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

    王明两眼一亮，一把抓住秦邦宪的手问：“这信到了吗？现在在谁的手里？”

    秦邦宪推开王明的手说：“在夏曦、沈泽民、陈昌浩手里，他们正在回国的路上……”

    “在他们手里？！从莫斯科到上海得走多长时间！等他们的信到达时，我早就到了江西的大山沟里喝上毛泽东煮的南瓜汤了。”

    秦邦宪说：“为什么非得等他们到来？何克全明天就到上海。我想，作为米夫信任的人，他对共产国际那封信的内容肯定知道很多。明天我去码头接他。”

    “何克全回来了？”王明桌上一拍说，“好，太好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接他。”

    秦邦宪说：“你去做什么？你是江苏省委的宣传干事，以什么名义去接他？不怕别人说我们搞小宗派吗？”

    “这……”

    “心急吃不得热汤丸，一切由我这个还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学来办理。”

    …………

    秦邦宪给何克全的杯里加了些茶水说：“眼下，中国革命就靠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了。本来想在莫斯科介绍你入党，因为我和王明突然回国，把这事给耽误了。这次回来，马上解决这件最紧要的事……”秦邦宪说到做到。一九三○年十一月，在他的介绍下，何克全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秦邦宪接着问道：“听说共产国际给中央来了一封信？”

    何克全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充分信任，以及对秦邦宪的感激之情，就把从米夫那里获得的消息告诉了秦邦宪。

    秦邦宪兴奋地说：“克全，你先住古拔路我的住所。床铺等一应生活用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以后还有好多事我们在要在一起商量，走吧。”

    何克全感慨地说：“邦宪，三年前，我在上海板凳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去了苏联，对大上海可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两眼一抹黑，还得靠你指点喽。”

    秦邦宪说：“有共产国际给我们指路，我们还怕不能在茫茫夜海中找到走向胜利彼岸的道路？”

    何克全说：“一定能找到，我们！”

    十一、志同道合

    获悉共产国际来信的内容，王明神气十足了。他不但拒绝去江西，而且擅自离开江苏省委，搬到离中央办公地不远的斗鸡桥边住下来。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和秦邦宪经过一番密商，联名向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把李立三的问题定性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并指出“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于对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失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

    四天以后，王明和秦邦宪感到第一封信还没有把事情说透，又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最后写道：“一、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在王明、秦邦宪的呐喊下，不少干部和工人都卷入了反三中全会的浪潮里，使得中共中央领导的威信急剧下降。特别是十二月米夫的到来，把反三中全会的狂潮推向了高潮。在这期间，王明被米夫重用，破格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十二月十六日，由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取消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处分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米夫突然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早已拟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提交大会讨论。

    王明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党代表，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也列在名单中。

    在这场斗争中，米夫强行通过了这个名单。结果政治局委员被确定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中央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总书记是向忠发。在以上人员名单付表决，有人提出周恩来应退出政治局，但因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意见，周恩来得以继续留任政治局。

    瞿秋白、李立三从这次会议起，永远离开了中央决策中心。

    在后来的半年里，向忠发虽然是总书记，但实际上是一个摆设。当年六月，向忠发被国民政府逮捕。王明正式代理中央总书记。

    在这段时间的党内斗争中，何克全由于刚从苏联回国，充分相信共产国际，以至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正是反立三路线，我参加了反立三路线。”在当时，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只是米夫和王明借机兜售他们的“私货”，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强行夺取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

    在与李立三作斗争的过程中，团中央派何克全去香港，对广东省的共青团工作进行全面巡视。

    度过一九三一年党内斗争风刀霜剑的严冬，三月的上海，春天的气息已经来到了大街小巷。

    外滩上的春花正在吐蕾，黄浦江边的新草正在泛绿，大街上的法国梧桐上已经有小鸟在放声歌唱。

    这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了。作为从事共青团领导工作的何克全，专程从香港回来上海，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何克全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会后不几天，何克全被任命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

    在肩负重担、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就任的那一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秦邦宪依依不舍地对何克全说：“克全，本想留你在团中央工作，但蒋介石去年十月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已经腾出手来，调集十万大军，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实施了对毛泽东、朱德的第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到去年底，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的战法指导下，居然不可思议地歼灭了包括国民党第十八师主力在内的一万五千人，缴获枪支一万二千条，活捉了师长张辉瓒，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据情报反映，从今年二月开始，蒋介石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湘、鄂、赣、闽的部队，准备发动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考虑，香港、广州离赣南近，便于我们在粤、港筹集的军火、物资取捷径直接进入赣南。同时，还便于我党干部取道香港进入赣南。因此，中央决定你去那里工作。对组织的安排没什么意见吧？”

    何克全说：“没意见。现在我就想怎样把团省委书记当好。”

    秦邦宪说：“这就好，香港一八四二年被英国占领后，已经被帝国主义经营了将近九十年。在那种地方开展地下工作，险象环生，风云多变，得格外小心喽。”

    何克全说：“通过前段时间对香港、广东的巡视，我认为，越是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越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置之死地而后生嘛，我已经做好了严酷斗争的准备。”

    秦邦宪说：“那就好。香港是早期工人运动的爆发地之一。一九二二年初，为解决物价飞涨和海员工资太低的问题，香港一百二十三艘轮船和六千五百多名工人进行了大罢工。尽管港英当局进行了血腥镇压，但由于有中共广东省委的声援，香港从此拉开了反抗港英统治的大幕。广东作为第一次国共成功合作的地方，是我党开展农民运动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一九二四年成功平息由英国支持的商团叛乱的地方，还是广州起义的爆发地。在那里，国共两党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眼下已成为国共双方拼杀的领军中坚。在那里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也成了国共对垒中的铁血骨干。相信你在那里能做出大成绩来。”

    何克全信心百倍地点了点头，之后，悄悄地问：“听说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已经从莫斯科回来了？”

    秦邦宪说：“他以留学德国回国、途经莫斯科为名，乘东行列车，途经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大连，之后，再搭日本的轮船到达的上海。”

    何克全问：“他现在还在上海吗？”

    秦邦宪摇了摇头，说：“昨天（四月一号）已经走了，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跟陈昌浩一起走的。国焘扮成大老板，昌浩扮成他的伙计，在杨树清码头搭去武汉的货船，离开了上海。”说到这里，秦邦宪话锋一转问：“是不是想你那位萍乡大哥了？”

    何克全说：“是的，在异国他乡莫斯科，他曾认我是他的同乡。”

    秦邦宪点了点头，之后，转了话题说：“克全，离家这么久，没想过家吗？”

    何克全：“当然想过，可我们这些整天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现在真是有家回不得呀。”

    秦邦宪说：“不回家更好。当地熟悉我们的敌人，见我们没回去，还以为我们死了呢。我们一死，家里人就少遭好多罪。”

    何克全点了点头说：“到了香港，我想给家里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

    “不能写！”秦邦宪当即劝阻说。

    “为什么？”

    “国民党对来历不明的信件查得特别严格，搞不好就会给家人招来麻烦。”

    何克全脸色骤然变了，他想起一件事来，说：“去年回国时，因为书籍太多，带不动，我通过第三国德国，往家里寄过一大包书，会不会……”

    “什么？！”秦邦宪跟着大惊失色地说，“克全啊，你给家人添麻烦了。你不想想，在赣西那个小山村里，有谁能从国外寄东西回来？”

    “是啊！”何克全顿感自己太欠考虑，懊悔不及地说：“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怪就怪自己惜书如命，特别是马克思、列宁的典籍，感觉非常重要，回国后还要照着它的启示和教导去做，舍不得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里。”

    秦邦宪说：“你妻子肯定被敌人抓了。在敌人面前，如果她不宣布跟你脱离夫妻关系，肯定会被敌人杀害的。”

    何克全急问：“你怎么知道？”

    秦邦宪告诉说：“去年十一月，也就是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指挥江西红军反蒋介石‘围剿’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抓获。为了从杨开慧的嘴里获得党的机密，敌人使用了包括老虎凳在内的刑具，对杨开慧进行残酷折磨。杨开慧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儿女，坚决不向敌人吐露半个字。最后，敌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要求杨开慧刊登一则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就放她出狱。可杨开慧说，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女子到死心如铁。我这个共产党人，从不动摇自己的信仰。要我跟毛泽东离婚，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敌人恼羞成怒，将杨开慧杀害在长沙郊外。”

    何克全听了，忧心如焚地望着家乡的方向，似乎听到妻子和父母在敌人的摧残下，正发出一阵阵凄惨的叫喊。

    十二、情真意切

    一束阳光从铁窗口射进来，照在孙氏的脸上。这张原本白嫩细腻的脸，经过岁月之轮的碾压和摧残，已经变得分外粗糙。黏着草屑的乱发，半掩着孙氏的脸。她的嘴角和鼻孔流了不少血，那血已经风干，有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褴褛的衣衫明显是被打烂的，上面凝固了不少血迹。孙氏已经睡着，睡得很沉很沉。昨天夜里，孙氏又遭了一场折磨，保安团叫她说出何克全到底在国外做什么。

    原来，何克全通过德国邮寄的书籍已被邮递员送到何家。

    初见这么一大包东西，孙氏和她公公婆婆就像看到何克全突然回到身边一样，欣喜若狂地将大包抬进屋里，把大门紧闭起来。

    因为邮递员告诉说，这东西是从国外寄回的。

    全家人以为何克全在国外发了大财，寄回了金银珠宝。

    当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包裹打开时，全傻了眼，里面包着的全是书籍。除了书籍，连一件家里用得着的东西都没有。这些书，除几本封面上写有“何克全”三个中国字外，其他都是印得整整齐齐的像豆芽菜一样的外国字，谁也认不出来。更不可思议的是，翻遍所有书籍，竟找不到何克全写给家人的只言片语。

    何秋美破口大骂了：“祖宗啊，看看吧，这就是我何秋美生的儿子！四年多了，就寄回一堆书，一堆只有神仙才看得懂的天书，我真是白养他了！”

    金氏也跟着埋怨说：“克全真不懂事，在外再赚不到钱，买几粒糖块，放在书里，给婆娘、崽女吃，也是当男人当爸爸的一点心意啊！”

    何秋美说：“他出生时我就说过，天冷地冷地来到这个世上，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

    六岁的何明清听到奶奶提到糖，吵了起来说：“奶奶，我要糖，我要爸爸寄回来的糖！”

    四岁的何淑英也跟着叫：“我要糖，我也要糖嘛！”

    听到孙女吵闹，何秋美气不打一处出，将旱烟筒往地上一摔，恨恨地对金氏说：“书能当饭吃吗？赶紧抱到灶屋里，烧了！全都烧了！眼不见，心不烦！”

    金氏说：“书又不咬人，烧它做什么？好歹也是克全从国外寄回的，给家报了平安。没有这些书，你能知道克全还活在世上吗？”

    何秋美不想听金氏唠叨，径直前来，抱起书，往厨房里走去。

    “爸，”一直待在一边的孙氏，这时站了起来，拦住何秋美说，“这东西不能烧！”

    “为什么？”

    “克全大老远把它寄回来，就是告诉家里人，这东西很珍贵，很值钱。说不定在他心里，这东西比汇票还重要呢。”

    何秋美耐着性子说：“孩子，爸不把它烧了，出不了心里这口闷气啊！你想想，你为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挨了多少保安团的打。他倒好，一人吃饱，在外逍遥，是人吗他？”

    孙氏说：“爸，克全是做大事的男人，做大事的人就有做大事的脾气。你想想，一天到晚只知道在房前屋后转悠的男人，能读懂这些外国的书吗？”

    何秋美说：“读得懂外国字的人就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不要钱去买？肚子里越有墨水，就越应该懂得孝敬父母。肚子里越是有学问，就越应该懂得看重婆娘、崽女。像他这样，连几个字的信都不给家里写，还做得成大事？烧，全都烧了，不烧了它我这爸白当了！”何秋美推开孙氏，往厨房走去。

    孙氏紧随上去，拦住何秋美，两腿一弯，跪在何秋美面前说：“爸，克全一走，什么都没给我娘女仨留下。你就给我们留点念想吧？这些书克全都摸过、读过，磨得那样破旧，上面还留着他的气味。你就让我每天闻闻他的气味吧，啊？”

    面对苦苦哀求的儿媳，何秋美进退两难了。

    是啊，孙氏进到何家以来，给她带了什么？不是带给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就是一次又一次流不尽的眼泪。尽管如此，孙氏无怨无悔，恪守妇道，认定丈夫一定在做大事，一定能做成事。何秋美抱着那些沉甸甸的书籍，仰天长叹说：“老天爷，你真是造孽啊！”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狗叫闹了起来，随之有人在粗暴地踢门：

    “何秋美开门，快开门！”

    “再不开门，我们可要砸了！”

    听到恐吓声，全家里人都不敢做声。

    孙氏首先从呆状中醒来，只见她扯过身边的米箩，将何秋美怀里的书籍一把夺过，塞进米箩里，再将米箩移到散落在地下的书堆边，将书全部拾进箩里。之后，她蹲下地，将米箩一举，扛着米箩快步往大厅后面奔去。

    不等何秋美在孙氏的举动中缓过神来，门被撞开了，魏炽鸣在团丁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来到何秋美面前，逼问：“何秋美，大白天关着门做什么？”

    何秋美说：“我家的门，还由得你管关还是不关？”

    魏炽鸣扫了一遍厅堂，阴阴一笑说：“敲了半天门，为什么不开，怕是在屋里藏匿金银珠宝吧？”

    何秋美知道，魏炽鸣是冲那些书来的，于是说：“金银珠宝跟何老倌是冤家对头，它肯进何家的门？现如今金银多得用不完，只能藏起来、埋起来的，除了魏团长你们这些官儿们，哪个有这能耐？”

    “那你关着门做什么？”

    “我怕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家伙抢了我的屁去！”

    “啪！”魏炽鸣一个耳光扫过来，打得何秋美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

    “爷爷！”何明清、何淑英吓得大声哭叫起来。

    金氏把两个孙女搂进怀里，大声问：“为什么打人？是不是我们何家欠了你们什么？”

    魏炽鸣说：“对，你们何家就是欠了国民政府的债，而且是大债，天大的债！赶紧把那包东西交出来！”

    金氏问：“什么东西？”

    魏炽鸣说：“就是那只邮包！那只邮递员送来的邮包！”

    金氏问：“哪个邮递员给我家送过东西？我不知道！”

    魏炽鸣说：“别想耍赖？乡邮员送包裹的单子上，还留着何老倌按的手印呢，敢说不知道？”

    金氏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年头，我们按的手印多着呢，今日一个捐，明日一个税，后日还要给你们跑腿费，我们的手指都被按脱皮、按出血来了！”

    “死老太婆，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上，把她的小孙女抱过来。今天不把东西交出来，就把她送到萍乡警察局喂狼狗！”

    “敢！”何秋美怒发冲冠，一脸杀气地操起一把刀，举过头顶，冲向魏炽鸣，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吼道，“老子跟你拼了！”

    “爸！”孙氏闻声，从厅堂后面跑出来，她抱着一个包袱，给金氏使了个眼色说，“不就几件旧东西嘛，他们想要他们拿去，犯不着跟他们较劲！”

    魏炽鸣抢上几步，夺过包袱，双手一掂，感觉不对，用力一抖，几件旧衣服散落到地上。

    魏炽鸣逼视孙氏问：“就几件衣服？”

    孙氏说：“你不是没长眼睛。”

    魏炽鸣说：“狸猫换太子，骗鬼去吧，给老子搜！”

    团丁又一次翻箱倒柜，却又一次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把孙氏抓到保安分团进行逼问。

    …………

    魏炽鸣走进关押房，把手伸向孙氏的鼻孔，当感到孙氏还在呼吸时，抬脚就向孙氏踢去，吼道：“装什么死，起来！”

    一阵痛感使孙氏慢慢睁开眼来，见是魏炽鸣，孙氏不屑地把头别向一边。

    遭到孙氏的蔑视，魏炽鸣火冒三丈，又一脚踢到孙氏身上说：“不想理我？不想可以，先把共产国际的宣传品交出来，不然，老子叫你永远待在这里。来人！把这个死不开口的共党婆娘‘称半边猪’！”

    “称半边猪”，就是把人的同一边的手脚分别吊起，悬到梁上，进行折磨。若是被悬在梁上的人不肯交代问题，就将他放下，将吊手脚的绳子解开，吊在他的大脚趾和大拇指上，再将他扯上梁去。被悬的人还不交代，审问者就往下撕扯被“称”人另一边的手脚。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因经不起身体被撕裂的痛楚，都会老老实实招出心中的秘密。

    保安分团副团长纪在兴，见团丁们要“称”孙氏，叫住了他们，之后，把魏炽鸣拉到一边，提醒说：“团座，团部办公经费可是吃紧得很哪。要是把这女人弄死了，上个月你欠的赌债和风流债，还有这个月的烟酒钱，可就没有来路了。”

    魏炽鸣瞪了眼纪在兴，说：“上头逼得这样紧，这婆娘不开口，别说到时还赌债，就连我们现有的饭碗都会被他们砸了去！”

    纪在兴笑了笑问：“他们会砸你的饭碗吗？”

    魏炽鸣反问：“为什么不会？”

    纪在兴不屑地说：“老关这地方，是江西跟湖南的结合部。共党的‘黑杀党’跨省活动十分频繁，经常有为党国办事的人被暗杀，县里哪个敢来这个要命的地方当团长？这是不会影响你饭碗的原因之一。其二，何克全寄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谁也没见过。谁能认定这东西就是共产党的宣传品？听那些懂得外国字的人讲，这东西是从德国寄来的。在德国，共产党可是没有太大的市场。何克全去了德国，不一定就是共产党。你想想，如果上头已经认定何克全的确切身份，这婆娘还能活到今天吗？有以上两条，你就放心当你的分团长吧。”

    魏炽鸣听后，眼睛像鸡啄米一样一阵急眨，认为纪在兴这话说得有道理，就问：“你的意思是……”

    纪在兴眼珠子阴阴转了一转说：“何秋美不是有田产吗？就叫他拿出几亩田给保安团，让他赎回这婆娘去。之后，你将这些田一出手，换成袁大头，不就解决你还赌债、风流债的急需了？”

    魏炽鸣就像眼前突然掉下块狗头金，大睁着眼睛对纪在兴说：“亏你小子想得出来！”

    纪在兴继续道：“另外一条更重要。”

    魏炽鸣说：“还有更重要的？说，快说！”

    纪在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何秋美送来的田被我们花销完了，我们还可以找条理由，再把孙氏弄进来，叫何秋美再拿东西来赎。”

    魏炽鸣大叫：“要是何老倌子的田没有了呢？”

    纪在兴说：“田完了还有土，土完了还有山，山完了还有何氏家族人的田地。过去讲，一人犯法，九族株连。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何氏家族不该为他们族里出了个大人物付出代价吗？在平头百姓那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财源。”

    魏炽鸣一拳击在纪在兴胸脯上，大声骂道：“妈那个巴子的，你小子今生今世不短命，下世都得变畜生！”

    纪在兴奸诈地笑着说：“这年头，不想点办法，能活得下去吗？上方贪得无厌，下方也得活命。上方当阎王，下方就得变恶鬼。都说老百姓是衣食父母，不吃他们还能吃谁去？”

    “你妈怎么生你这么一副好舌头？这话说得蒋总司令都得给你颁大奖！”魏炽鸣一声大叫：“来人，去请何老倌家里的人！”

    纪在兴说：“不用叫，何秋美就在门外，急着等救儿媳妇出去呢。”

    十三、不屈于香港铁窗

    五月的香港，热得只能穿着短袖衫。

    热风带着大海中的腥味，一阵接着一阵地刮过来，将郊外的椰树林、荔枝林、芒果林摇得沙沙作响。

    天空碧蓝如洗，大朵大朵的云彩正缓缓移动，仿佛一队队天兵天将在搬运着一车又一车沉甸甸的雪白棉花，去玉皇大帝那里邀功请赏。

    拥挤的街道上，到处是穿着薄衣单衫的男女。在他们头顶和身边的建筑物上，悬挂着鼓钉一样密集的广告牌，招贴画上展示着的，净是些袒胸露背的女人和西装革履的男人。商铺喇叭里的叫卖声特别刺耳，歌厅留声机里的音乐分外激情。汽车行进中的鸣叫，在大街小巷里不停地打着惊叹号。

    已经化名为凯丰的何克全，坐在临街的办公地点里，无心顾及身边繁华多姿的初夏。

    由于何克全在武汉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名单，加上从苏联回国后，已被反动派获悉。为了隐蔽身份，使“何克全”这个姓名在大众心目中完全消失，经党组织批准，何克全取了“凯丰”这个化名。

    不少人认为，何克全这是取了河南省开封市的地名为化名，凯丰是从“开封”的谐音演变而来的。其实，何克全的人生与河南开封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没去过河南，为什么要选个北方地名为自己的化名呢？况且何克全本人也没有说过他化名来自地名开封。因此，将凯丰这一化名说成源自开封是没有道理的。何克全是位大知识分子，当然知道“开封”的反义词是“关闭”。何克全的老家是萍乡老关，他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因此取了家乡“老关”的反义词“开封”作为自己的化名的。而“开封”还表示，自己已经走出封闭的家庭、家乡，在异地他乡从事着革命活动。

    凯丰刚往中央苏区送走一批熟悉无线电技术的青年，以供军事斗争的急需。此时，他握着电话筒，正在调拨一批子弹和药品运往赣南。

    一九三一年初，苏区领导机构发生了变化。一月五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成立，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任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到达之前，书记暂由项英代理。项英代行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根据中央批示，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委。四月中旬，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六届四次会议精神。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在决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时，面对敌二十万我三万的强弱局面，项英主张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使敌人的包围落空。毛泽东表示反对，主张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军民联手，集中优势兵力击破敌人的“围剿”。朱德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支持。在项、毛争执不下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大家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结果，在第二天继续的会议上，彭德怀、林彪、滕代远、黄公略、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等红军将领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的部署，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取得了五战五捷的胜利。两个多月的战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反第二次大“围剿”的完全胜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何应钦吸取第一次“围剿”惨败的教训，调集二十个师加三个旅共二十万兵力，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法，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力推进。

    江西苏区的严峻形势，使凯丰不能不忘我地工作。

    从上海来到香港，出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后，凯丰立即召开团省委负责人会议。在会上，他对共青团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传达，要求广东被破坏的共青团组织立即恢复，还没有建立团组织的地区要求马上建立；并要求各地团组织在确保政治上可靠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团员，壮大团的工作队伍。会议结束后，凯丰不顾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四处都是白色恐怖的局面，冒着生命危险，分赴广东各地秘密指导共青团工作的开展。

    在共青团广州市委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会场突然被敌人包围。三十名与会团骨干面对紧急形势，操木棍的操木棍，举凳子的举凳子，要冒险冲出敌人的包围，掩护凯丰安全脱险。

    负责凯丰安全保卫的史志刚，则拔出手枪，想杀开一条血路，把敌人引走，让凯丰趁机转移。

    凯丰喝住了大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叫大家保持镇静。吩咐停当，只见他快步走到窗子边，将那块垂在窗边的大红窗帘“哗”地拉上。随即，就听得街道对面的楼上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口指处，一名特务应声倒地。街头敌人看到自己人倒地，惊得脖子一缩，同时趴倒在地上，将惊悸的目光投向那楼上。

    “哒……”“哒……”这时候，那楼上响起了连发枪声，而且动静越闹越大，间或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

    特务头子不敢迟疑，手枪一挥，指挥特务向那楼上猛冲过去。

    凯丰见敌人转移了目标，一声“快走！”，指挥团干部们四散脱险。

    当最后撤离的凯丰来到另一个秘密会址时，转移的团干部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一位青年惊奇地问：“凯丰同志，那楼上的枪手是你预先埋伏好的吗？”

    凯丰点了下头，说：“对敌人斗争，就得未雨绸缪，多长个几个心眼。”

    青年问：“那楼上怕有好几位同志吧，枪弹声响得那么厉害？”

    凯丰摇了摇头，说：“就一个同志，一支手枪。那些密集的枪弹声，全是放的大小爆竹。我的老家萍乡，有生产爆竹的历史，乡亲们经常用爆竹驱邪去魔。我就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敌人。”

    “哈……”青年们被何克全的话逗乐了。

    说笑间，一位女青年走进会场，女青年打扮得干练利落，鸭蛋形脸上有两弯柳叶眉，一对眼睛异常地明亮，红润的嘴唇配着洁白的牙齿，给人以灵巧奔放的感觉。

    凯丰把女青年让到众人面前说：“介绍一下，她就是刚才掩护我们转移的同志，大名廖似光。”

    在场者瞪大了眼睛，他们简直难以置信，这就是那位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把敌人吸引过去的勇士。在把敌人引开后，她自己又能安全脱身。

    “继续开会吧，我给大家倒茶。”廖似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招呼大家坐定后，手脚麻利地忙了起来。

    廖似光，广东惠阳人，受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启大的派遣，在凯丰身边工作。为了隐蔽战线工作方便，组织决定廖似光以凯丰妻子的身份，掩护协助凯丰工作。

    …………

    在共青团广东省委香港办公地点，凯丰办公桌的对面就是廖似光的办公桌。外间房子，是秘书兼警卫史志刚的。史志刚来自海南岛琼崖县，青年骨干。凯丰、廖似光平时都称史志刚为小史。

    工作尽管紧张忙碌，但为安全起见，人手安排得极少，因此，团省委工作只能没日没夜地进行。

    这时，凯丰感觉饥饿难挨，一看怀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正要叫廖似光和小史去街上吃饭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廖似光：“似光，秘书长林汉文今天怎么不见人影？”

    廖似光也有些纳闷，寻思了一下说：“是啊，我正想问你呢，会不会是去了谢启大书记那里了？”

    凯丰说：“谢书记昨天去了广州，林汉文是知道的。他今天怎么会去找谢书记？”

    廖似光说：“会不会去了省委其他同志那里？”

    小史说：“我刚从省委取文件回来，没看到林秘书长呀。”

    廖似光说：“这就奇怪了！你不是经常给我们重申地下工作的纪律，外出半天以上必须经你批准吗？”

    “这不正常。”凯丰紧张起来，他以特有的警惕吩咐廖似光和史志刚说，“赶紧处理机密文件，林汉文可能出事了！”

    搬到这个临时办公地点的时间不很长，文件不多，三人手脚并用地抢起时间来。就在他们紧锣密鼓收拾东西准备转移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凯丰对廖似光和史志刚使了个眼色。

    他俩急忙抓起几份本想带走的文件，溜进卫生间。

    廖似光三下五除二将文件撕毁，扔进便池。史志刚一拉抽水马桶，水流将纸屑冲得无影无踪。

    凯丰从容地打开厅门。

    巡警如饿狼般冲了进来。

    进屋的巡警兵分几路，翻箱倒柜地搜查着。经过一通折腾，最终只搜到一些毫无价值的纸张。

    进门后一直不说话的巡警队长，见一无所获，把手一挥说：“没有搜到东西，就把人带走！”

    不由凯丰他们争辩，粗壮的巡警四人抓一人，粗暴地将何克全、廖似光、史志刚拖出房间，塞进警车。

    凯丰和廖似光、史志刚被分别关押。

    凯丰所在的审讯室又闷又热，充斥着一股难闻的血腥味。墙上挂着、地下放着的刑具应有尽有，嗜血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发出贪婪无比的叫唤。

    阳光从窄小的窗口射进来，照在凯丰的身上。凯丰的脸上和肩上，交织着一条条鞭痕和血痂。白衬衫上两条袖筒早已被打没，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此时，他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一把破椅子上。

    因前两次审问没有一点收获，这次巡警队长要亲自过凯丰的堂。

    背对着阳光的巡警队长，有张刀条型脸，这脸显得十分阴沉。巡警队长以带着粤地口音的北京话问：“姓名？”

    凯丰答：“已经回答过两遍。”

    “姓名？！”

    “张有文。”

    “籍贯？”

    “湖南醴陵。”

    “什么时候来香港的？”

    “三天前。”

    “来香港做什么？”

    “想在香港报馆找个事做。”

    “找到了吗？”

    “香港失业人多，个个都为活命奔忙，找不到。”

    “你在香港的住所是哪个介绍的？”

    “一个湖南老乡，姓金。”

    “现在在哪里？”

    “前天去了新加坡。”

    “新加坡？这么巧？”

    “无巧不成人间。如果不是他走了，我会遭你们恶魔一样的折腾吗？看看我身上，我要到港督府控告你们！”

    “啪！”探长一拍桌子，呵斥道：“一点皮肉之苦算得了什么？比起你们共党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均贫富那是小巫见大巫。在你们棍棒下，有多少地主老财被你们活活打死？有多少富豪商贾被你们砍了脑壳？你这共党头目还敢在我面前讲控告！”

    “我不是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巡警队长将一份从凯丰办公处搜到的文件拍在桌上，问，“这是什么？”说完叫下属拿给凯丰看，又道：“别以你们处理文件诡秘快捷，告诉你，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是从你们住所搜出的。白纸黑字，还想过关？！”

    凯丰一时语塞，这是那份来不及处理的广东团省委工作简报。

    “你是何克全，中共青年团的头头！还兼广东团省委书记！广东共党、共青团在广州被围剿得站不住脚，逃到香港躲难，哪个不知道？告诉你，香港不是共党分子的避难地，也不是共党的避风港。这里是赤色分子的绝命场、阎王殿！”

    “我不是何克全，更不是共青团的头头。”

    “哼哼，这份文件长了翅膀，自己飞到你房间的？告诉你，你的同伙已经招供了一切，别想在我面前撬口不开。”

    凯丰笑了，笑得很得意。敌人既然取得了廖似光和史志刚的口供，还用得着在自己身上费时费力吗？敌人这是想利用廖似光、史志刚和自己分开审讯之际，让三人在互相不知底的情况下，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以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凯丰心想：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被敌人消灭肉体，但绝对夺不走他们为事业献身的信念。凯丰在心里对巡警队长说：“长期跟你们这帮人面兽心的家伙打交道，这点雕虫小技还敢在我面前玩弄？”

    受巡警队长“撬口不开”的启示，凯丰不再说话了。他相信，廖似光和史志刚也会跟他一样，正在坚守党的秘密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廖似光、史志刚和凯丰是心灵相通的，敌人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他们想得到的东西。

    队长见凯丰身躯后仰着，盯在天花板上，气得跳了起来吼道：“何克全，我的忍耐非常有限，再不招出共党在广东香港的机关，我马上送你去广州，交给国民政府问你的死罪！”

    凯丰眯缝着眼，斜看着队长。他知道，这家伙已黔驴技穷，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了。

    队长气急败坏。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港英当局此前已经领略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那声势来得山呼海啸，用地动天惊、气吞如虎、大有把英国人赶进海里喂鱼虾的气势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此时此刻，港英当局必须毫不手软地配合国民党的“剿共”行动。“赤匪”不除，港难未已啊！一星期前，当局已经责成警方，本月之内，必须剿灭中共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以切断由此通往赣南的人员、枪弹和药品的运输线。现在，留给巡警队的时限已经不多了。巡警队长怕上司撤他的职，砸他的饭碗。他抓起靠墙的一根粗警棍，冲到凯丰面前，点着他的额头喝道：“何克全，你招还是不招？”

    凯丰闭上眼，像睡熟一样，干脆打起鼾声来。

    队长挥起棍棒，气急败坏地挥打在凯丰头上，

    何克全身子一歪，瘫倒在地上。

    他的额头、耳朵被打破，鲜血爆了出来，很快流下地去。

    巡警队长累得气喘吁吁，破口大骂下属说：“妈的，你们愣着做什么？赶紧给他泼凉水。泼醒了再上烙铁、老虎凳！我就不信，他的身子不是血肉之躯！”

    凯丰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之时，谢启大通过隐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了解到，凯丰表现特别出色，意志非常坚定。谢启大高兴之余，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谢启大报告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没有凯丰同志的守口如瓶，没有凯丰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广东的党团组织不知要遭到多大的损失！同志要付出多大牺牲！凯丰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在中央的指示下，谢启大为营救凯丰等同志四处奔波。

    他找了一位亲近共产党的外国律师，为凯丰进行无罪申诉。

    他紧急动用了广东省委的所有力量，打通了香港警方关节，叫他们别把凯丰引渡给广州国民党军警，叫他们在香港从轻发落。

    后来，凯丰在个人自传中回忆了在香港被营救的经过：

    “因为我没交代组织的任何一件事，港方就判决我三个月徒刑，把我转到正式的监牢里。在监牢里，为抗议警方对我们非人的折磨，我组织全狱人开展了绝食斗争。由于斗争进行得很坚决，最后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善我们的伙食。……在牢里，有个外国人来找我，说是我的朋友要他来的。这个外国人华语说得非常流利，我估计他是我党的地下组织派来的。他问我对自己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就想出去。他问我出去后到哪里去，是不是去上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启大替我请的外国律师。三个月徒刑期满后，这个外国人送来两张邮船票，让我和廖似光赶紧离开香港。”

    凯丰通过律师给谢启大带去话，说出狱后还想继续留在广东工作。谢启大给他带话说：鉴于你在香港的身份已经暴露，党中央根据你在广东香港工作的出色表现，决定调你回上海，进中央机关。中央将给你安排更重要的职务，让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凯丰回忆说：“第二天，香港政府派来一人，押送我和廖似光上了法国邮船。这个人同时交给我一张驱逐出香港的票子，叫我十年内不得再来香港。”

    于是，凯丰和廖似光踏上了回大上海的法国邮船。

    十四、第二次婚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扶植建立所谓的“满洲国”，之后，向绥远扩张。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同仇敌忾地掀起一场抗击日寇侵略的汹涌浪潮。

    一本新创办的《东方青年》杂志醒目地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杂志开宗明义地向世人宣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武装侵略！号召广大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红旗周报》上，也出现了与《东方青年》相类似的文章。《东方青年》和《红旗周报》上的文章遥相呼应，使青年学生和广大读者感到耳目一新。有文章写道：“全国的青年们，紧急地动员起来，参加到各个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这是每个中华儿女的神圣任务。我们的祖国已经在危机中，正要我们每个青年抱定牺牲的决心，拿出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来挽救我们的祖国的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侵略中国的战争，强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掠夺我国的财产，破坏我国的文化，奸淫掳抢，杀人放火，野兽成性，到处横行，尤以我青年男女，遭祸最惨。为着保卫我们的家乡、父母、妻子、土地、财产、文化，为着保卫我们自身的生存，为着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青年只有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抗战中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文章中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气节，直指人们的心底，从而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侵略的满腔愤怒和仇恨。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凯丰。

    《东方青年》的创办者不是别人，也是凯丰。

    原来，凯丰与廖似光回到上海不久，就找到了党中央。

    在凯丰离开上海的日子里，党中央的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故。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二十四日在龙华遭枪决。

    向忠发被捕后经不住敌人刑讯逼供，写了一份十大部分的《自供状》，将党的很多机密供给了国民党。为什么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的总书记这么快就被处决？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抓到向忠发后，立即向远在庐山的蒋介石发电报报功，蒋介石复电：“就地枪决。”熊式辉发这个电报时，向忠发还没有吐露秘密。后来，向忠发经不起拷问，供出了党的高层机密。他想以出卖党的机密来换取自己的性命。熊式辉又向蒋介石发电报报喜，蒋介石立即回电：“暂缓处决。”但是，当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到达时，熊式辉已按蒋介石的第一个命令将向忠发枪决了。

    向忠发死后，王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的一把手。

    王明官瘾很大，但胆子很小。在党组织因向忠发出卖大量机密而遭到严重破坏、白区局面日益陷入严重的恐怖之时，王明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不敢在中央会议上露面。因为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王明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工人联合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英国巡捕抓获，转送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后经党组织的全力营救，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才从监狱中出来。经过三个月铁窗生活，王明患下了“心惊肉跳”病，党内大小事全交给康生、陈云去办，自己则搬到上海郊区一所疗养院里躲藏起来。七月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又被国民党破获后，王明再也不敢待在上海，他借共产国际需要一名中共常驻代表的机会，决定去莫斯科。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莫斯科既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又能背靠共产国际这棵大树，遥控指挥整个中国革命。他的想法经米夫打通共产国际的关系，得到斯大林同意。在离开上海前，王明没有忘记安排在国内最可靠的代言人。经过再三考虑，王明选择了秦邦宪。因为在莫斯科的同学中，秦邦宪对他言听计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局里，他是支部书记，秦邦宪是支部委员，他相信，他走后，秦邦宪一定能在中国革命中体现他的意志。于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秦邦宪，一下进入党中央领导层，竟然当起了中央一把手，主持中央工作，名称是“负总责”。

    秦邦宪在中央负总责之前，担任团中央局书记。担任党中央负总责之后，秦邦宪把团中央局书记的职位交给了顾作霖。顾作霖此前为团中央宣传部部长。

    凯丰这时从香港回来，恰是时候。秦邦宪正需要帮手，特别是凯丰这种从苏联学成归来、又经过对敌斗争严峻考验的同志。

    那天，秦邦宪把刚来中央报到的凯丰、廖似光迎进他的办公室，指着廖似光问凯丰说：“如果我没猜错，这位就是谢启大同志给你介绍的小廖同志吧？”

    凯丰点了下头说：“是的，她叫廖似光。”

    廖似光礼貌地欠了欠身子说：“秦书记好。”

    秦邦宪听了廖似光的问好后，收敛笑容说：“小廖，我可不是书记，是负总责！今后可不要这样称呼我，免得别人听了以为是我叫你这样称呼的呢。再说啦，这样叫也是对王明同志的大不敬。天无二日，党无二主，王明同志才是我党的中心，才是我们的书记。”

    凯丰插话说：“是的，这不是在地方工作，这是中央机关，一言一行都得讲规矩，不然，很容易犯政治错误的。”

    刚跟中央负总责见面，就被他“教导”一番，廖似光很有些意外。不就是个称呼嘛，犯得着那么认真？有人把副司令叫成司令，难道副司令敢在司令面前发号施令？由此看来，这位“负总责”是个原则性特强的人，既呆板，又教条，还很不讲情面呢。廖似光很想回敬一下“负总责”，让他知道她这个基层来的人是怎么的“不讲规矩”。但刚刚见面，面对的是中央“负总责”，她不想让“负总责”下不了台。于是，她把自己的不悦发泄到凯丰身上说：“凯丰同志，你不是不知道，我在地方工作野惯了，为了避免以后犯政治错误，今后你就多规矩规矩我吧！”

    凯丰没有说话，他知道廖似光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如果把她惹急了，真会叫秦邦宪难堪的。

    见廖似光生了气，秦邦宪缓和了语气，脸露笑容说：“到底是基层来的同志，说话办事真是直率得很嘛。小廖，听谢启大同志报告，你在香港和两广工作时，跟凯丰同志配合得很好嘛。特别是在香港敌人的监狱中，在跟敌人的斗争上，跟凯丰同志完全称得上是一唱一和，假夫妻扮得跟真夫妻一样。”

    廖似光被秦邦宪说得脸热起来。

    秦邦宪不失时机地说：“小廖，为了在白区工作更加方便，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你们就变假夫妻为真伴侣吧。”

    廖似光虽然知道，她和凯丰的结合是革命的需要，但这时秦邦宪就要他们成亲，还是使她感到有些突然。当然，秦邦宪对她和凯丰的婚事如此关心，也使她受了感动。自从受广东省委谢启大书记派遣，同凯丰一起工作后，廖似光从不认识凯丰到完全熟悉凯丰，从完全熟悉凯丰到非常爱恋凯丰，已经使她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走过了人生一大重要抉择的过程。她认为，女子要嫁就该嫁凯丰这样的男子。凯丰有崇高的信仰，有坚定的意志，办事果决，襟怀坦白，敢担责任，敢于斗争，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很厚实的文化功底。凯丰平日很少说话，内向。从事地下工作，他的这种性格成了他的一大优点。因此，在广东、广西工作期间，廖似光已经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凯丰的爱意。同时，作为党员，她也向谢启大书记坦白了自己的心思。只是凯丰至今还没有向她表明自己的态度。

    秦邦宪问凯丰说：“凯丰，你表个态，小廖正在望着你呢。”

    凯丰说：“邦宪同志，你不是不知道……”

    秦邦宪打断凯丰的话说：“什么知道不知道，这事就么定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革命夫妻。”

    凯丰想作解释，但秦邦宪不让解释。他吩咐廖似光说：“小廖，你去买点糖果来，等下我叫几个机关同志，就在我这里热闹一下。一来为你们平安回到上海接风洗尘，二来为你们结成百年夫妻祝福。”

    廖似光听了非常激动，爽快地答应秦邦宪，之后，小鹿一般地奔去街上买糖果了。

    廖似光走后，凯丰很是不安地说：“邦宪同志，你是知道的，我已经结过婚了。”

    秦邦宪反问：“你不是说你的婚姻是父亲包办的，是旧式婚姻吗？新陈代谢，是旧式婚姻就该由新式婚姻代替嘛。恋爱自由，我们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革命战士。革命青年就该冲破旧礼教的束缚！退一步说，你老家的妻子，见你这么多年没回去，说不定早已改嫁了呢。即使不改嫁，你投身革命，整日在外奔波，不可能为她挑一担水，不可能为她耕一块田，不可能为她分担任何一次忧，何必让她为你苦扛着那个名存实亡的何克全婆娘的名字呢？人家还年轻，就让她获得应有的自由吧。”

    凯丰说：“邦宪同志，我觉得这样做很对不起她。毕竟，她非常孝敬我的父母，又跟我生了女儿。”

    秦邦宪摇了摇头，说：“凯丰，你写文章时的文风那么干脆利落，那么畅快淋漓。怎么在儿女事情上却这么婆婆妈妈、畏畏缩缩？非常岁月，这事由组织说了算。”

    一听“由组织说了算”，凯丰就无话可说了。凯丰认为，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个人的婚姻确实没有太多自己做主的权利。

    秦邦宪转了话题说：“凯丰同志，言归正传，我以党中央负总责的身份同你谈话。”

    凯丰正襟危坐。

    秦邦宪说：“顾作霖同志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后，他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正空缺着。我和中央局其他同志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职务虽然是部长，但鉴于顾作霖已经去了江西苏区，团中央在上海的工作由你全部负起责来，等于是代理团中央书记。”

    凯丰一听，内心十分惊喜和激动。但他也清楚，职务的上升意味着责任的加重，自己能在党的事业处于低潮时挑起这副重担吗？因此冷静地说：“风雨如磐，我怕辜负了中央的厚望。”

    秦邦宪说：“我比你小一岁，党中央负总责的职务我都敢担任。你是老兄，还怕代行一下团中央局的书记吗？激流勇进，这事就这么定了！”

    凯丰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中央的工作中去了。

    在白色恐怖中，他冒着随时可能被帝国主义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叛徒出卖和敌特暗杀的危险，多次深入老怡和公司、沪东纱厂、吴淞永安二厂等工人中间，广泛调研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对工人的疾苦及诉求，进行细致的了解。他认真总结了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白天置身一线，晚上将体会和经验写成稿件，及时在《红旗周报》等刊物上登出，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老怡和的斗争》、《吴淞永安第二厂的斗争》、《关于沪东某纱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等文章，对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右倾问题进行了纠正。在《关于沪东某纱厂厂内一个斗争的教训—机会主义的领导是斗争的葬送者》中，凯丰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资本家地主绅士的领导之下组织了所谓的“日本厂抗日救国会沪东办事处”。这一机关除了御用很少几个黄色工会的领袖之外，实在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官僚机关。在大部分的工人群众也知道这是资本家的组织。他们不愿意加入，要组织自己的反日会。但是我们的同志为要“执行”“下一层统一战线”，结果加入了进去，并且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之一。这是曲解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

    经过这样的不正确的领导，斗争的开展的前途是受着非常大的阻碍，在厂内的工人对我们的领导同志是失去了以前那样的信仰。以前是经常的能召集群众大会，现在群众大会也召集不起来了……

    同志们！要把这样的教训紧紧的记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是加紧革命工作的话—一定会遇着重复的机会。

    作为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凯丰把大量时间放在对青年学生运动的关注上。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凯丰在《红旗周报》发表一万余言的《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代表团中央对当时学生运动的状况，作了最具权威性的分析。文章在第一节“经济恐慌中的学生”中指出：

    中国经济的浩劫，空前的水灾旱灾，不单是造成千百万的工人失业，一万万以上的灾民失地，同时也使广大的劳苦阶层出身的学生，因为父母的失业，家庭的破产感受着痛苦。许多的学生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许多的学生儿童饿着肚皮去上学（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失学）。……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压迫与剥削，搜刮工农的血汗，残酷的压迫革命，首先是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将原来少到万分的教育经费（由八十万减少到四十万—见汪精卫所发表的报告）停付，用作进攻红军，把大批的学校关门、解散。增加在学学生的学费，使着一部分劳苦出身的学生无法负担。帝国主义的侵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领，使得大批学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下毁灭。满洲的学校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在中国不识字的人占百分之八十。如果是我们拿比较开化的省份浙江来看，我们就知道：“前据浙江省政府的调查，该省学龄儿童有二百五十万人，全省入学儿童，仅五十万人，统计起来，入学儿童只占全数百分之二十。”……

    文章还对新生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热烈的礼赞：

    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真正的提高了劳苦群众的文化水平线，劳苦的青年儿童真正的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和自由。

    在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为40.899亿卢布，如果是1914年的教育经费为3.814亿卢布，那末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教育经费超过沙皇时代的教育经费11倍。如果是国民党政府1931年整个的收入为5.39亿元。以俄国的一个卢布当中国的一元计算（事实上是要二元才能换一个卢布），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党政府整个收入八倍以上，如果是1931年国民党政府用于教育的经费为6000万元，那末1931年苏联的教育经费超过中国的教育经费68倍，如果是中国的人口为四万万，那末苏联的教育经费平均分给中国人每人可得十个卢布（合中国洋20余元，可以维持一个人两个月的生活），而中国的教育经费平均给中国人每人只得一角五分（只能够吃一碗面）。

    在1931年苏联有五千万儿童就学，入工场附属学校者达120万。入高小学校或专门学校达25.8万人。如果是苏联的人口为1.7亿人，那末就是说在苏联在三人已有一人学校读书，1931年百分之九十五的儿童在学，如果1920年每千人中有680个文盲到1931年减少到300人……中国的苏维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向着苏联的道路走。在苏维埃区域内，劳苦的学生获得了解放。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和封锁之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劳苦青年的文化。开办学校，发展文化运动，摧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教育。虽然是没有大规模的造纸厂和最新式的印刷厂，但是苏维埃将一切的印刷机关和纸张交给劳苦群众自己管，将大的房屋交给群众作为集会的场所……

    凯丰综上所述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展，不得不以极大的刺激，推动着劳苦阶层的学生一天天的走上革命化，为着危机中革命的出路而斗争。”

    这篇文章的发表，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愤恨，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向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野心膨胀，得寸进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策划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军事侵略阴谋。他们派遣三十艘军舰和数千陆战队军人登陆上海，并通过驻华军队唆使日侨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还在闸北区制造五名日僧和三友实业社工人的殴打冲突事件，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紧张。日本领事还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上海《民国日报》等无理要求。面对严峻局面，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的部署下，进行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向闸北驻军发起攻击。蒋光鼐接到报告，迅即赶到龙华警备司令部，与蔡廷锴、戴戟决定作战方案后，三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份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扞民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兵一卒，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二十九日清晨，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并出动坦克、装甲车，组织冲锋，企图突破我闸北防线。在十九路军的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往后，日军的进攻更加疯狂，十九路军的抵抗更加英勇……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跟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得逞，中国十九路军饮恨退出防区。

    这期间，在上海亲身感受了“一二八”事件发生全过程的凯丰，以手中之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全国抗日运动的掀起进行了推波助澜的鼓动。凯丰在文中写道：“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无耻投降和逆来顺受，激发了劳苦学生的民族觉悟。‘九一八’事件以后，广大学生群众投入到了汹涌的反帝国主义的巨潮之中。从北平、济南、南京到广州，从成都、武汉、湘潭到上海，学生激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南京的示威与军警武装冲突，太原、上海、济南、北平各地捣毁国民党的机关，人民群众甚至用自己的力量组织民众法庭，判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实行血腥镇压，凯丰以大量事实进行揭露：国民党无耻地投降签订《停战协定》，出卖满洲，出卖淞沪，迫退抗日的十九军士兵。他们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导下，大批地关闭解散学校（如在中央、青岛、保定），停办或缩小学校范围（如劳大、中公以及上海、北平、广州各学校）。济南第一中学风潮后，警方逮捕学生六十余人，不久兖州又逮捕了二十余人。陕西因戴季陶而演成惨案。天津扶轮学校因校长问题而罢课，保定志存学校因反日运动开除九十余人，徐州中学因反日罢课，北平师大为校长问题南下示威，农大反对并系，北平大学驱逐沈尹默，保定第二师范的武装冲突，中大殴打段锡朋，青大驱逐杨振声……无不遭到残酷的镇压。

    面对反动势力镇压学生运动，面对反动派利用青年缺乏经验的弱点，喊着“左”的口号极力争夺学生来拥戴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局面，凯丰对共青团工作如何解决过去的问题，和对如何做好学生的领导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保证无产阶级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共青团在学生运动中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许多地方团组织“以学生为骨干”，认为“学生是反帝的主力军”。必须坚决与那些在学生运动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错误观点作斗争……

    二、学生必须与工人联合，达到最高限度的学生与工人的联合。必须反对这种反动理论，那就是认为“学生自己必须解决工人的问题”。……必须指出，学生运动必须从工人方面得到帮助和领导，如果学生运动与工人农民运动隔离孤立，这明显表明学生运动无目的，结果是什么也干不出来……

    三、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共青团在革命学生运动中没有实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去反对一切妥协的反革命派别。这一错误明显地表现在，没有坚决地反对改组派、孙科派、第三党、国家主义以及一切的反革命。在许多地方团表现出对反革命的妥协……

    四、必须领导学生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放弃领导学生的日常斗争，是团在学生运动中的主要错误之一。必须领导劳苦阶级的学生反对克扣教育经费用于进攻红军，武装青年进行民族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五、坚决反对学生运动中的“左”的清谈主义。投身到工人中去援助工人的斗争，投身到农村中去援助农民的斗争，投身士兵中去援助士兵的斗争，投身到东北去参加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才是真正的参加革命的实际工作……

    六、在学生运动中必须千方百计地加强拥护红军苏维埃、拥护苏联的宣传工作。必须加紧做好解释党的基本口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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