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明去苏联以后，苏区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瑞金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

    会议在项英和任弼时的主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立三路线。”

    这是对毛泽东的一次不点名的批评。

    会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规定了全国红军统一由中革军委领导，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称。

    毛泽东被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地位。

    但是，王明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留有余地。因为在赣南苏区，党内和军内很多大事还离不开毛泽东。赣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二年底和三三年初，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上海党、团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党、团中央局在上海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干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西也遭逮捕。秦邦宪和中央临时中央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党、团中央机关迁入江西革命根据地。

    这期间，上海团中央除部分同志陆续转移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外，余者被捕的被捕，入狱的入狱，被杀的被杀。

    作为团中央最后一名坚守者的凯丰，他和廖似光等突破层层封锁线，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从上海坐船到达汕头，住在上海中法药店汕头分店秘密联络站。两天之后，坐轮船到达三河坝，又乘小船到粤北大浦。后经福建上杭、汀州，来到江西瑞金。从闽西到瑞金，担任组织领导护送任务的，是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保卫局局长是邓发，执行局局长为李一氓，具体工作由中央秘密交通站“奉星社”完成。负责护送凯丰一行的是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卓雄能双手使枪，一支精干的护送队由他调遣。由于夜行晓宿，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凯丰等得以安全到达瑞金。

    到中央苏区不久，团中央书记顾作霖调任党的领导岗位。凯丰出任团中央局书记。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由刘英接替。刘英是长沙人，一九二九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后由毛泽东介绍，成为张闻天的妻子。张闻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当过刘英的老师。

    党的中央局到达江西后，王明教条主义力量进一步扩大，为了推行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他们一开始就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错误地批判。原因是，这些人执行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的主张。他们名义上批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批毛泽东，对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进行削减，以达到从上海来的留苏人员掌控整个党的中央局和中央红军的目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以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以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军，因为执行王明的教条主义，尽管英勇作战，但没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于当年底经由陕西进入四川北部地区。

    与此同时，蒋介石组织十万兵力，对洪湖根据地发动攻击。由于从苏联归来的、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教条主义主张，使洪湖根据地丧失，红三军只能转至湘鄂川边。

    蒋介石在两处“围剿”得手后，于一九三三春，组织五十万大军，企图一举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面对第四次“围剿”的大兵压境，周恩来和朱德回瑞金时，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请教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略。

    那天，秦邦宪和凯丰正好在场。作为两个进入苏区已有一段时间了的“大城市人”，他俩是以党、团最高领导的身份来看望“井冈山人”毛泽东的。

    这是秦邦宪、凯丰跟毛泽东在苏区的第一次见面。

    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对秦邦宪、凯丰的到来不冷不热，公事公办地寒暄了一番后，“东边日出西边雨”、“柴米油盐酱醋茶”地说着别话。这倒不是因为秦邦宪、凯丰年纪太轻，毛泽东小看他们。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知道年轻后生很是可畏。儿子辈的陆逊，不就打败过皇叔辈的刘玄德吗？他只是希望两个朝气蓬勃来到江西的年轻人，别以为有共产国际和王明做后盾，自身职位高本领就大，能力就强。“是骡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毛泽东很赞成北方人这种鉴人的说法。

    留着乌黑长胡须的周恩来侧着身子，面对坐在他与朱德中间的毛泽东说：“泽东同志，蒋介石这位老兄又给我们出难题来了。你看，我们该怎么迎接他呢？”

    毛泽东将整个身子斜躺在松木椅子里，对着屋顶吐了一串烟雾后，将布鞋脱下，全然不顾旁人的存在，侧着在凳脚上拍打起来，一时间，拍得满屋子都是灰尘。他说：“对不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朱德知道，毛泽东这是对周恩来有看法。

    尽管接替他书记之职的周恩来给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苏区后方领导对恢复毛泽东军队职务非常不满，认为毛泽东抵制王明遥控指挥红军攻打赣州是“右倾危险”。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再次提出撤销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负战争总责，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在那次会议上，王稼祥坚决反对撤销毛泽东的军职，王稼祥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王稼祥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当然有他的来由。刚进入苏区时，王稼祥因为跟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同过学，喝过苏联的洋墨水，受过马列的所谓正统教育，便先入为主地把毛泽东这个“山大王”当另类看待。但从一九三一年四月随任弼时、顾作霖来苏区后，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使王稼祥发现，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毛泽东的战法完全是从实战中学到的，符合红军和苏区的实际情况；他所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和决策也一次又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已经被中央根据地广大红军指战员接受、拥戴，如果这时把毛泽东的军职撤销，对整个中央红军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我来负指挥战争的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或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是中央局最后决定，调毛泽东去“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由此，毛泽东被架空，没有了半点军权。加上毛泽东曾在“宁都会议”上，遭到周恩来的批评。尽管批评是温和委婉的，但叫毛泽东无法接受。他俩的隔阂就此产生。

    井冈山朱毛会师，两位战友并肩作战多年，朱德摸透了毛泽东的脾气。这时，朱德要站出来替周恩来说话：“老毛啊，蒋介石大军压境，恩来百里之外来你这里，还不是把你当负指挥战争全责的领导看吗？怎么能一副不理不答的样子呢？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前，你就在乎那么一点名义上的东西吗？”

    朱德的话使毛泽东的眉头动了一下。井冈岁月，赣南风云，他俩尽管也有过意见上的不一致，甚至引起分歧和争吵，但从来没有分开过。所谓“朱毛朱毛”，就是对他俩关系密切最简明扼要的赞扬，毛泽东非常尊重这位朱德大哥。毛泽东望了朱德一眼，感觉大敌当前，确实不能把个人间的意见看得太重，自己即使能驳周恩来的面子，也不能驳朱德的面子啊！为此，他长叹了一声，欠起了身子，坐正了一些。

    朱德说：“老毛啊，黑云压城，山雨将至，打好这一仗再说。出水还看两腿泥嘛。等反‘围剿’胜利了，再跟那些争夺军权的人‘打官司’也不迟嘛。”

    朱德的话把毛泽东说舒服了些，毛泽东就喜欢听这种话，特别喜欢听朱德老大哥说这种话。于是他的眉头舒展开来了。

    但朱德的话却让坐在一边的凯丰惊愕了。凯丰瞥了眼这位衣着破旧的朱德，心想：“这位中革军委主席话中有话啊。”特别是看到朱德和周恩来众星拱月一样簇拥着毛泽东，凯丰认为，这不正常，既然共产国际已经确定秦邦宪为中共支部局的负总责，中共就该以秦邦宪为中心，不能又多个中心啊。

    秦邦宪的脸色更是不好看。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根本没把他当中央负总责看待。在赣南，中央红军在朱毛的纵容下，一直把他看做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毛泽东没有注意到身边两位党、团总负责人的表情变化，把喇叭烟“啪”地扔到地下，站了起来。他稳步走到土墙边，将一个斗笠和一挂蓑衣取下。

    于是，像变魔法一样，藏在衣帽下的地图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周恩来不看地图不要紧，一看地图眼睛就闪亮起来：这真是敌我态势一卷尽收啊。周恩来想：泽东虽不在其位，但仍在谋其政，仍在谋划反“围剿”的胜利啊！

    周恩来赶紧弯腰，把毛泽东丢在地下的烟头捡起，捻灭烟火，丢进了门外的灰斗里。他走到毛泽东身边，望着标满蓝、红敌我态势图标的地图说：“泽东同志，你真是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啊！”

    毛泽东望了下已经相处两年多的周恩来，感觉眼前这位浓眉大眼的美男子、曾经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正如熟悉他的人所介绍的，是一位善于化干戈为玉帛的才俊，也是一位懂得尊重人、团结人的好同志，于是说：“恩来呀，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我怎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我还想留着这颗脑壳，将来去南京秦淮河边吃红烧肉啊。”

    “是吗？哈……”周恩来双手一张，仰天笑了起来，这一笑，使屋里气氛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指着地图，给四位“来客”一一介绍说：“……敌人虽有二十多个师，五十万人马，分三路进攻，其实我们只要把它当三个师、五万人枪看。”

    凯丰与秦邦宪对视一下，不解地同时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朱德则对毛泽东满怀期待。

    周恩来问：“十去八九，有什么说道？”

    毛泽东说：“敌右路军余汉谋部，全是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直跟蒋介石不和，出兵助‘剿’，主要是怕我军进入广东他们的地盘。我们不犯他们，他们怎会为蒋介石卖力？左路军蔡廷锴部，是十九路军班底。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享有盛名，获得国人的敬仰，对蒋介石调他们下抗日前线打红军，表示强烈不满。官兵未曾出师就对最高统帅不满，他们会以红军为敌吗？因此，对这两路大军不必费大多的兵力，只要地方红军应付应付就行了。”

    周恩来心中霍然亮堂起来：“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面上去？陈济棠、蔡廷锴虽然跟蒋介石同睡一张床上，却在做着不同的梦呢。利用敌军内部矛盾，让其互相掣肘，让其鹬蚌相争，这可是克敌制胜、坐收渔利的要诀啊。”

    毛泽东说：“这次反‘围剿’的重点，就是对付中路军陈诚部。陈诚部尽管来势凶猛，但也有软肋可击。陈诚仗着是蒋介石的干将，为人骄横，排斥异己。在这之前，他吞并了非中央的第四十三师，又改编了川军的第五十二师。所以中路军十二个师中，只有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可以自成一个纵队，听陈诚的指挥，其余各师都怕被陈诚吞并。他们与陈诚若即若离，保持距离，不肯为其出力。因此，我军只要集中兵力，给敌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以迎头痛击，其余各部将会望风披靡，不战自退。故，五十万敌军只要当五万人看。”

    朱德疑惑地问：“孙子兵法讲避实击虚，即我们常说的‘柿子专拣软的捏’。你这次提出将我主要兵力去对付陈诚的三个主力师，会不会犯了兵家之大忌？”

    毛泽东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古人用兵，也无常法，一切皆因情势而定。在井冈山，我看过山人捕蛇，也看过山人打蛇。有一次，一个捕蛇人把钻进洞去的一条大蛇的尾巴死死抓住，想把它拖出来。按照常理，捕蛇人即便使用最大的力气，也不能把蛇拔出，因为进洞的蛇已经把浑身的鳞甲张开来了，鳞片倒插在洞壁上，形成了极大的阻力。但捕蛇人很聪明，有办法，只见他取下咬在嘴上的喇叭烟，往蛇尾巴上猛地一按，蛇突然被烫，周身一紧缩，鳞甲随即收拢。就这一瞬间，捕蛇人一抽，蛇就被轻松拖出洞穴，这就是山人捕蛇的简易办法。打蛇就不要说了，打在七寸上，再长的蛇也只能是条无头的废体。”

    周恩来极为感兴趣地问：“泽东同志的意思是，只要把陈诚那个号称二十万大军之王的第十一师打败，陈诚的意志也就彻底被摧毁；他的意志一溃，其余各部也就斗志全无，作潮水般退去？”

    毛泽东说：“你不是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吗？应该懂得攻心为上！”

    周恩来以手拍额，连连点头，脸颊也倏地红了。

    秦邦宪的脸变得更难看了。毛泽东当着他的面，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难堪，明显是对“山外来人”的讥讽和蔑视！秦邦宪不想袖手旁观，他说：“老毛啊，有话说话嘛，何必对同志那么不礼貌！”

    凯丰也说：“泽东同志，你应该懂得怎么对待程门立雪者吧？听说过周公吐哺的典故吗？”

    毛泽东认认真真望了一会凯丰。这是一位个头适中，脸色白净的后生。这后生有一个悬崖似的额头，一条挺直的鼻梁和两块凸起的颧骨，给人以气势逼人的感觉。尤其两片薄薄的嘴唇，能给人以刀锋剑刃的逼命感。此前，毛泽东对凯丰有一定的了解。在《红旗周报》上，他看过凯丰的文章，尤其是那篇《目前学生运动的状况与团的任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万余言，似大河奔流一气呵成，如雄鸡唱晓一呼百应。毛泽东认为，二十多岁的人，能写出大气的文章，不仅中共党内少见，就是放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肯定，凯丰大材可造，将来一定能成为如椽大笔。只不过高兴之余，毛泽东又感到遗憾，文中洋气、稚气太重，“土气”、“老气”太少。但这不要紧，初生的牛犊，早晨的太阳，有的是时间进行打磨和历练。在读到凯丰写自上海的文章时，他盼望能早日见到这个萍乡人。可是凯丰来苏区的表现，使他大失所望。因为凯丰百事都听秦邦宪和张闻天的，对从井冈山上下来的人，有种天然的生分、戒备和反感，就像一座山上一群新来老虎看待一群坐山虎一样，眈眈而视，经常为一些事发生冲突。凯丰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干部一样，看不起“山大王”毛泽东。现在，凯丰居然要他“周公吐哺”，看来这“牛犊子”真是个不惧“大老虎”的角色。于是，毛泽东笑了，笑着对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凯丰说：“凯丰同志，既然是程门立雪，又何必在意周公吐哺不吐哺呢？”

    凯丰一听，脸色变了。毛泽东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受不了毛泽东这种神态，凯丰要发作。

    “凯丰同志，先听泽东同志讲破敌之法吧。”周恩来生怕闹出不愉快的事来，影响商讨对敌作战的方案，赶紧调和说：“泽东同志，你说，请你继续指点。”

    …………

    在毛泽东“打蛇打七寸”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进行得有板有眼。

    周恩来、朱德以佯攻南丰县城，将合击红军的陈诚第一纵队三个师诱至既定地域，集中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军团和第二十一、二十二军，由林彪负责战役指挥，聂荣臻、彭德怀、董振堂率领各部，对敌五十一师、五十九师发起攻击，结果三小时全歼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其后，歼灭五十九师四个团，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跑时被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活捉。此次反“围剿”，歼敌两个主力师，其中一个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师，俘敌一万九千人，缴枪一万五千多支。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道：“唯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红军为了反“围剿”的胜利浴血奋战之时，凯丰踏着硝烟，穿越于枪林弹雨，深入兴国、赣县、宁都、公略、永丰、石城、广昌、宜黄、乐安、信丰等县，结合自己所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职务的职责，对苏区共青团组织如何发展壮大、教育文化如何普及、苏维埃出版事业如何管理、劳动竞赛如何开展、贪污腐败如何惩治、少共国际师的组建等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下了《苏区团的组织状况与我们的任务》、《在全苏区教育大会的前面》、《我们的奢侈与我们的吝啬—关于苏维埃的出版事业的管理》、《按照新的生活着，按照新的工作着—提高劳动纪律与反对危害苏维埃害虫的斗争》、《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与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对十九路军的协定》、《应当把少先队变为红军的后卫军》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全都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的显着位置上发表。这批文章，对指导青年团、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反腐败斗争工作和对处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所突发的事变等，都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作为团中央书记，凯丰参与过中央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并组织领导实施。

    在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发展壮大方面，江西、福建两省，一九三二年春的团员数不过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名，到一九三三年六月猛增到七万三千七百八十名，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根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成为红军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和地方部队”的精神，经党中央同意，凯丰决定创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的少共国际师，“在前线出现一个新生的力量—少共国际师”。他要以少共国际师为样板，在中央苏区以及各根据地把青少年武装起来。

    凯丰首先对领导少共国际师的骨干进行了考察挑选，使一批年轻的优秀干部进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后来很多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一九三四年春夏之交的瑞金，嫩绿是山山岭岭的主色调。火红的杜鹃花像战旗和火把，缀满林间山头。耕牛在新翻着土地，马群和羊群在啃着地皮，鸡鸭鹅在舒展着翅膀，燕子和百灵鸟在空中放声高歌。河边此起彼落的棒槌，不时“敲打”出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阵阵欢快的歌声：

    哎呀呐—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哎呀同志哥，

    …………

    这首歌曲一旦被人领唱，立即被众人附和：

    …………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

    歌声中，凯丰站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门前的大操场上，望着刚组建起来的少共国际师第一团战士在肖华的口令下迅速集合起来，心里特别高兴和欣慰，脸上露出少见的笑容。

    这支队伍是这样年轻，战士大的只有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多数脸上还留着绒毛和稚气。

    他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像雨后的春笋，正一天天地蹿向天空，向着四周、向着青壮年迅长。

    在组织少共国际师的过程中，凯丰遇到不小的阻力。有人认为，“让他们参军打仗不人道，他们还是孩子”；有人认为，“即使让他们参军，他们的家人和他们自己也不一定响应”。凯丰说，蒋介石人道吗？茅草里要过火，摇篮中要过刀。国民党军的枪炮从来不认男女老幼。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未雨绸缪。特殊时期，必须采取特殊手段！少年参加少共国际师，从小得到军事训练，可以成为红军的后备军，战时可以及时补充减员，平时可以保卫生产，帮助生产，突击抢收、抢运粮食。至于他们的家长和他们自己愿不愿参加红军，共青团组织可以做工作，只要工作做到家，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凯丰在共青团中央局会议上，向与会干部要求说：“今年的国际青年节，我们将在革命和战斗之中度过。我们要求每个团员不能按照往常那样纪念，而是要以战斗的姿态，创造一个少共国际师，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必须向每个团员提出在创立一个少共国际师时的任务。必须将中央局的决定拿到每个支部中去讨论。要发挥每个团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好自己的扩红计划，动员好团员到少共国际师去。要保证征调五千个团员到少共国际师去……党的领导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保证，党必须经常去监督和检查共青团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工作，给团以帮助。每个共产党员对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成功与否是负有政治责任的！”

    凯丰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通过党的号召和各地共青团的动员，通过共青团员带头参加红军，青少年参军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月内，光瑞金县河东区就组建了五百人的少共国际师模范营。在《送郎当红军》的歌曲传唱中，少共国际师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立正—”肖华一声口令，少共国际师第一团的战士昂首挺胸，顿时凝成一块一动不动的整体。肖华正步走到凯丰面前，请示说：“凯丰同志，少共国际师第一团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肖华十二岁加入共青团，十四岁加入共产党，十七岁的他现在就当上了这个师的政治委员。

    凯丰给肖华回了礼。在热烈的掌声中，凯丰清了清嗓子，挥手让大家肃静下来，大声说：“同志们，今天是‘五四’国际青年节。今年的青年节非比寻常，我们给她献上了一份厚礼，那就是我们在工农红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激励下，用列宁青年的刚毅和顽强，成功地创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队伍—少共国际师！少共国际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劳苦青年最光荣的旗帜。创建少共国际师，是我们党粉碎国民党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的迫切需要；是承担中国革命伟大历史任务的迫切需要，是我们红军队伍后继有人的迫切需要。我们青年团是党最忠实的拥护者，是党最有力的助手。作为由团的中央局刚刚创建的少共国际师，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武装上前线，去前线杀敌立功！在战斗还没打响之前，我们应当在中央军事机关的领导下，积极接受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使我们真正成为政治上合格军事上过硬的队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哪？”

    “有—”方阵中爆发出强有力的回应。

    “好！同志们，党的中央局决定，今年‘八一’建军节，要以军区为单位，举行阅兵，我们少共国际师也在被检阅之列。希望我们加紧训练，让我们在‘八一’阅兵方阵中，叫全苏区人耳目一新。让我们的队伍在战场上叫敌人闻风丧胆！”

    不久，少共国际师壮大到了一万多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少共国际师表现特别出色，付出了巨大牺牲，受到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表彰。

    为褒扬中央红军为胜利而牺牲的精神，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凯丰为瑞金红军烈士塔题了词，题词说：“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是反帝的土地革命中所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它是中国工农自己的武装，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唯一的基本的武装力量。红军指战员和战士—工农国家觉悟的男儿—担负着解放中国工农和保护苏维埃政权的伟大事业的责任！用鲜红的热血创造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建立起来。红军烈士塔就是英勇牺牲的红色战士的热血的结晶，它们的光荣将永远在苏维埃的领土内照耀，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心坎中照耀。这个灯塔，指示着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你们朝着我来，最后的胜利就是我们的！”

    对苏维埃的出版事业，凯丰进行了最直接的指导。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出版工作存在的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少人注意到正确的组织苏维埃的出版事业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有许多东西在今天我们的物资水平线很低的条件下可以缓一点出版，可是我们先印刷了。有些东西有广泛的群众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却没有出版。譬如最近红色中华社出版的《革命诗集》，可以缓一点印，却先印了。有千百万的成年、青年、儿童在那里等待着的他们的课本，却被拒绝印刷……又如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大纲，却又一二三次的重复印刷。我想，在这里，我们没有注意正确的组织出版事业。有许多的奢侈，然而却又有许多的吝啬。”

    对于苏区的反腐败工作，凯丰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根据举报，他组织反腐调查队，对宁都少共县委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从郑茂德担任书记起，他的继任赖辉良、张用群，无不按照郑茂德的腐败模式前“腐”后继，胆大妄为地贪污公款，无所顾忌地克扣经费。他们的丑恶行径公开之前，曾经有人要揭发。可他们三人均采取卑劣手段，威胁、恐吓揭发人，死捂腐败的盖子。凯丰将问题查实后，毫不留情地将三人送交法庭，给予了严厉制裁。由此开始，凯丰与有关中央领导一道，建议在苏区掀起一场反腐败斗争，以纯洁革命队伍。

    在这场反腐斗争中，中央总务厅主任左祥云贪污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工程款（一个月就浮开预算经费五千元）的案件被揭发出来；瑞金苏维埃财务部长蓝文、会计唐仁达和杨达财互相勾结，采取隐瞒打土豪的罚款、虚报办公经费和纸张洋油费，虚报客餐费（一次竟将二百多人虚报为一千二百多人）等方式贪污公款二百八十余元的案件也被查了出来；一九三○年入党，时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私自将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变卖，将钱装进自己腰包里，并诱逼奸淫妇女的案件也被揭发出来……这些蛀虫一一被清除，使党、政机关的干部队伍得到纯洁，腐败之风得到的惩治。凯丰在中央召开的反贪污会上指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国家的、集体农庄的、合作社的公共财产，就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想谋取公共财产的人，应当被视做民众的敌人。’在阶级斗争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是与腐败分子从苏区内部危害苏维埃的阴谋互相配合着的！”

    为了防止堡垒被从内部攻破，凯丰认为，党和政府要从以下方面吸取教训：

    “第一，为什么很长时间才发觉这些贪污腐败分子？这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警觉性非常之不高，某些领导机关对这些人熟视无睹，姑息纵容，反应冷淡；

    “第二，我们要在这些教训面前，认真检查各部门的工作。光一个瑞金县苏维埃就有这么大数目的贪污，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全苏区的贪污分子手里查出几万甚至是几十万赃款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

    “第三，我们应当根据瑞金和宁都的教训来检查瑞金和宁都的全盘工作。这种腐败的领导，不能不是那里的工作发生严重问题的主要原因。这种腐败的领导，阻碍了群众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我们应当根据瑞金、宁都的教训，在各地方、各部门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

    “第四，这些案件的揭露查处，证明党和政府提出的反贪污腐败决策是正确和及时的，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只有把那些贪污腐败分子从苏维埃的机关清理出去，我们党和政府的肌体才能保证健康。”

    凯丰与贪污腐败问题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对铺张浪费、人浮于事等现象也撰文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按照新的生活着，按照新的工作着》一文中指出：最近，在许多地方发现浪费和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有些部门吃饭的人多，做事的人很少；破坏劳动纪律及用人不适当非常普遍；事务人员、职务人员庞大，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很少……在目前经济困难的条件之下，我们应当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着战争……如果我们在节省运动中不集中力量去反对浪费，即使每个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浪费者他一天就可以花费一万几十万！……浪费苏维埃的每一个铜板，就意味着帮助国民党蒋介石取得胜利！

    …………

    由于凯丰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有着高度一致的组织观念，有着出类拔萃的理论水平，有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有着疾恶如仇的战斗精神，有着敢抓敢管大事的胆识和勇气，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他与王稼祥、方志敏一道，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政治局改选时，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凯丰和刘少奇、关向应、邓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秦邦宪负总责。

    十六、大难临头抱成团

    如果把方圆五百里的井冈比做一座大山，那么，距井冈山中心三百里远的三角池村，就是山脚下一粒小石子。村子虽小，发生在村里的事却越来越多。

    这天上午，何家祖堂斌公祠里坐满了人，来人都是各房的房长，年龄大的八十高龄，年龄小的刚满三十岁。

    开春不久，由于倒春寒，天气显得非常的冷。与会的房长们大都把手插进棉衣的袖子里，脸上显露着严肃的表情。他们抽烟的抽烟，窃窃私语的窃窃私语，仿佛面对着的是一场十分艰难的考验。

    前天晚上，老关乡一个大恶霸被“黑杀党”劫了，他的所有金银细软被洗个精光。俗话说，打狗欺主。恶霸遭劫，如同“黑杀党”当众给当地国民党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萍乡县首脑岂肯罢休？好在这类事经常发生，县里头头才没有亲自到场处理，他们只对老关保安团下了一道严令：“七天之内，务必追回全部金银细软，将劫匪绳之以法！”

    魏炽鸣望着县里的命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恨地说：“县里的老爷们，全是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畜生！‘黑杀党’来无影，去无踪，就靠保安分团几个破兵、几条破枪，老子到哪里去找他们？”

    纪在兴正用一根洋火棍认真地掏着耳朵。听了魏炽鸣的叫骂，他不紧不慢地说：“不找到行吗？这次被劫的人，得过省主席熊式辉亲手颁发的慷慨助‘剿’奖。如果抓不到‘黑杀党’，被劫的人把状告到省里去，你我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魏炽鸣说：“妈的，这个被劫的家伙，平时在保安团面前一毛不拔，却把欺男霸女搞来的金银孝敬到省里去，真是个吃里爬外的畜生。现在一出事，还得我们这班铳狗为他看家护院、赶山搜食，这世道真他妈的邪了门啦！”

    纪在兴说：“团座，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如今这世道就这么势利，有钱的人宁可得罪一方百姓，也不能得罪半个上级。那个被劫的家伙，之所以不给我们一点施舍，可是摸透了国民党官场的风气，有省主席罩着他，哪个敢不给他笑脸？哪个敢碰他一根汗毛？”

    魏炽鸣说：“这回我可要栽在这畜生面前了！”

    纪在兴把耳屎搅松动后，将头先侧左边，再侧右边，分别将左右手小指伸进耳内旋动着。纪在兴小指上蓄着青玉色的长指甲，长指甲真好使，不一会儿，就将绿豆大的耳屎挖出来。挖出之后，他先研究似的看了看，再鼓着嘴，吹开去说：“团座，怕什么，上有指示，下有把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活人几时被屎尿憋死过？”

    魏炽鸣问：“你小子有办法把被劫的财物找回来？”

    纪在兴说：“浮财到了最缺钱的共匪手里，成老虎嘴里的肉。”

    魏炽鸣问：“与虎谋皮、火中取栗，那你放什么屁？”

    纪在兴说：“你知道不知道，前天夜里，是何克全带领红军下山，把那个恶富人劫了？”

    “去！”魏炽鸣耻笑着说，“何克全？是你爷爷吧？”

    “团座，确实是何克全。”

    “你是大白天你看见神了！”

    “没看见怎么了，我们不能说看见了吗？”

    “你的意思是……”

    “子债父偿，就叫何秋美赔恶富人被劫的东西。”

    “何秋美这些年，被我们榨得富人变穷鬼，穷鬼变甘蔗渣了。老鼠尾巴上的疖子，再挤再压也就那么点脓血了。”

    “何秋美家小，可斌公祠很大，还怕填不了那个被劫人的窟窿？”

    “上次为还我们两人的赌债和风流债，不是敲过斌公祠一回竹杠了吗？为了那竹杠，何家老族长何庆泉差点被老子崩了。”

    “上次向他们要钱，是我们还风流债。斌公祠人知道内幕，当然要跟我们拼命喽。这次要钱，冠冕堂皇，是叫他们为教子不严受惩罚付款！赣南匪患那么严重，前不久又把国军的第四次‘围剿’打垮了。这一次，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大张旗鼓地办！抓不到共党红军，追不回被抢的钱财，杀杀他们家族的嚣张气焰还不应该吗？”

    “由斌公祠出钱填洞？”

    纪在兴站了起来，说：“何止填堵？翻他一番！多出的部分，留下来你我对半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逮住一回，就狠狠地干他一家伙！”

    魏炽鸣问：“要是他们不给呢？”

    纪在兴说：“何克全家穷钱不穷人，把何克全的婆娘送县里，就说前天夜里，是孙氏仇恨我们抓过她，是她给何克全一伙带的路。”

    魏炽鸣一拳头打在纪在兴胸前，大笑着在原地转了一圈后，食指戳在纪在兴的心窝上说：“你小子真是狼心狗肺啊！”

    …………

    族长何庆泉，这回是拄着拐棍进的斌公祠，路上走得颤巍巍的。

    何庆泉沙哑着声音，把今天开会的由来告诉大家后，要大家拿主意。

    听说又要用族里的钱去填那恶人被劫的钱窟窿，大家都不吱声。

    过了一袋烟的工夫，有个年龄稍小点的房长终于忍不住了，他目光绕过何庆泉，压低声音对何秋美说：“秋美哥，人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累族上吧？那年，克全去武汉读大学，族上帮了不小的忙。去年，说他当上共产党的头头，国民党要处罚你家，我们又为他出了一大笔钱。这次克全下山，不去别乡，却单单洗了自家门前的人，这不是惹火上身、烧自家的祠堂吗？这次如果又要族上去填那个老虎的嘴巴，族上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有人开了头，就有人跟上。跟上去的人声音明显大了起来：“是啊，秋美哥，读大学，走正路，帮个学费伙食费什么的，那个也没什么说的。可参加共产党，造国民政府的反，那可是下大牢杀脑壳的买卖。要是族里给钱，去塞那个被劫的大洞，等于告诉别人，我们何姓人家都跟何克全一样，想叫现政府倒台。我这个人胆子小，爸妈没给我生两个脑壳啊！”

    有人声音更高了说：“子不教，父之过。秋美，你生了这么个有能耐的儿子，你就替他去还那笔债吧！”

    有人简直在喊着说：“秋美他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保安团所要这笔钱的零头！”

    “那就按保安团说的，把克全的婆娘交出去，让她去抵那笔债！”

    “对，就叫他婆娘去抵债！”

    “我赞成，杀一儆百嘛，多事之秋，我看族上就该杀只鸡给猴子看看了。不然，今后何家子孙都不会安分，都会到外面去惹是生非！”

    “祠堂里的会费不是专给何秋美家集的，为什么每次都要给他救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下就把祠堂的气氛搅热闹了。

    首先说话的人一看势头，感到是时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站了起来，说：“总在这里磨牙帮，屁用都没有！走，把孙氏绑了，送保安团去，以证明我们跟何克全没有任何关系！”

    “好！”所有说话人都跟着站了起来。

    “爷爷！”一个声音传进祠堂来。

    大家转头往门口一望，全都闭了嘴巴。

    只见何克全的妻子孙氏，满头大汗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

    孙氏手里拿着一根棕绳。孙氏走进祠堂后，站在何庆泉面前说：“爷爷，克全连累了族里。我这个婆娘应该替他还债，您就让族里人把我吊了，送到县里去吧。”

    老族长何庆泉家离斌公祠较远，平时很少关注这个孙媳妇，只听说何克全被通缉后，孙氏为了他吃过不少苦头，受过不少折磨。但她吃苦不叫苦，受折磨不喊冤，劝她改嫁她摇头，家里的苦活累活争着做，顶了一个男劳力。在何庆泉的心目中，孙氏应当是挑得百斤起，放得一担下的那种女性。但他一点也没想到，今天站在自己面前的孙氏，竟是这样的文静，身子竟是这样的单薄。

    就在何庆泉审视她的那时候，孙氏转过头来，望着关注自己的各位房长说：“爷爷、伯伯、叔叔、大哥，大家放心吧，克全的婆娘再无能，今后也不会连累大家了。”

    孙氏这么一说，说得那几个站起来的男人只差没把脑壳塞进自己的裤裆去。

    何庆泉问孙氏：“孙媳妇，你真的愿意替克全还债？”

    “愿意。”

    “真的不怕挨保安团的枪子？”

    “爷爷，人生一世，也就草木一秋，总是要死的。为了自己男人去死，我觉得值。”

    “你舍得丢下你两个小小年纪的女儿？”

    “克全说过，舍得舍得。人只有舍了，才能得到。我为克全死了，我的女儿今后就会跟我学样，也会为他们将来想做大事的男人去死的。”

    因儿子的原因，儿媳妇一再受到连累，羞愧难当的何秋美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起身，“扑通”一声，跪在何庆泉面前，失声哭喊着说：“大伯，我求求你，祠堂不能送克全家的去县里。克全的所作所为，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要送就把我这个当爸的送去，我替克全去死，去还那阎王债！”

    何庆泉紧抿着乌黑的嘴唇，半眯的眼睛里放出令人发憷的光。他的下巴在抖动，灰白的长胡须也在抖动。他双手紧握拐棍的顶部，缓缓站了起来。

    何秋美知道，老族长要宣布最终决定了。

    在当时的乡下，什么是一言九鼎？老族长的话就是一言九鼎！他一开口，就成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

    何秋美抓住最后一点时间，仰望着何庆泉的嘴巴，声泪俱下，说：“大伯，就让我去吧！我何家已经对不住克全婆娘了，我不能再对不起她啊，大伯！”

    何庆泉看都不看何秋美，却把目光射向刚才说话的那几个人，轻声召唤说：“你们几个过来。”

    那几个人听到召唤，赶紧过去。

    当那几个人成一字排在何庆泉面前时，何庆泉抬起棍子，指着孙氏说：“你们都站好了面对着她。”

    那几个人赶紧转过身去。

    何庆泉突然发声说：“都给我跪下！”

    那几个人以为听错了，不约而同地把头转向何庆泉。

    何庆泉眼睛一鼓，朝每人身上狠狠抽了一棍，厉声怒吼：“你们都给我跪在孙氏面前！”

    挨了打的几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同时跪了下去。

    何庆泉指着跪地的人，对各房房长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何家的子孙，这就是我们何家的子孙啊！大家说，丢不丢人？”

    祠堂里的人回答：“丢人！”

    何庆泉加大声音问：“丢不丢人？”

    声震屋宇：“丢—人！”

    何庆泉说：“是丢人，这人丢大了！就这几个何家子孙，他们不但不愿替何家人受‘罚’，还要把嫁进何家的孙家女子推出去，替何家人还‘债’，他们是男人吗？不是人，是浑蛋，是畜生！”

    跪地的人知道，今天他们犯了何家宗祠的大忌，他们坏了何家祠堂仁义道德的规矩！于是，他们全都急促地向老族长磕着头，把头磕得山响，乞求老族长说：“老族长，我们说错话了，做错事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高抬贵手吧！……”

    何庆泉根本不答理他们，问全体房长说：“大家说，该怎么处置他们！”

    房长们异口同声说：“按祖上规定，各打三十大板！”

    何庆泉挺直身子，郑正宣布：“好，执行家法！”

    “爷爷！”孙氏急得再次跪下地去，恳求道，“执行家法的应该是我，不能打他们啊！”

    何庆泉没听孙氏的求情，高声宣布：“保安团要的钱，祠堂出一半，其余的由我何庆泉补上。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德是安身之本，生可领人走正路，死可令人静夜思！大家别这样看我，这钱我何庆泉愿意出。在这里，我再问各位房长，还知道不知道什么是何氏家族的祖训？”

    全祠堂人昂首挺胸，齐声高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何庆泉高声说：“大声一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好，给这几个不守祖训的家伙上家法！”

    十七、赣南的冰刀霜剑

    一九三四年赣南的深秋，比往年冷多了，一些不该飘落的树叶提前凋零，一些还不该枯萎的茅草提前枯死。

    大片大片的晚稻因为秋旱，颗粒无收，干稻草立在田野里，就像火灼过一样，焦黄焦黄。

    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在深秋的天庭下，一拨又一拨地迁往南方。

    入夜以后，寒风骤起，枯枝败叶被摇得沙沙作响。林间的獐子、麂子等野兽，把身上的寒冷通过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

    “嗷—”

    “嗷—”

    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凯丰推开卧室门。

    豆大的美孚灯光中，廖似光还在缝着衣服。

    凯丰把马灯捻灭，挂在墙壁上，问：“怎么还没睡？”

    廖似光瞟了眼凯丰说：“没看到你快要当爸爸了，我在为他的出生做着准备呢。”

    “什么？”凯丰像被火灼了一下，吃惊地转过身，打量着灯光中的廖似光。这一打量才发现，廖似光的腹部果然隆起老高了。这段时间因为忙工作，经常不回家，即使晚上回到家里，因累得太狠，往往倒头便睡，对妻子关心太少。他又犯了大错了啊—在这非常时期，廖似光怎么能怀孩子呢？

    廖似光想孩子的心情是能理解的。凯丰和她在上海生过一个女孩。正当廖似光为她和凯丰爱情的结晶高兴之时，组织通知才分娩三天的她赶紧离开上海。因为她和凯丰的身份因叛徒出卖已经暴露，必须转移到江西苏区。通知的同志说，凯丰已经在开往广东的轮船上等她，一刻都不能耽误。为了路上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组织决定他们将孩子暂留上海。面对组织的决定，廖似光心如刀绞、泪流满面。当红十字医院的护士把孩子从廖似光怀里抱过去时，廖似光晕倒在了地上。上海的孩子现在是生是死，凯丰和妻子一无所知。没想到对上海女儿的牵挂刚刚有所缓解，现在遇上一道难题。

    廖似光没有注意凯丰的变化，继续走着针线说：“凯丰，我们在上海的毛毛要是在身边，该缠着你和我叫爸爸、妈妈了。”

    “似光……”凯丰被廖似光告诉的消息闹得不知所措。他不是不喜欢孩子，有时恨不得马上把家乡和上海的孩子都接到身边来，让自己担当起当爸爸的责任和享受做父亲的快乐。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四面楚歌，遍地狼烟，别说是孩子，就是手里有枪的红军官兵都前途未卜、生死不知。妻子这时怀孩子，等于雪上加霜啊！

    “怎么了，凯丰？”廖似光停住针线活，关切地望着凯丰。此时此刻，她希望从丈夫的嘴里，得到她想知道的东西。

    凯丰欲言又止，紧锁着眉头说：“没什么，眼下的战争生活，险象环生，食不果腹，日子过得极度艰难。我对不起孩子，也苦了你这做母亲的，好好保重身子吧。”说完，就要脱衣上床。

    廖似光赶忙放下针线，嗔怪说：“又不洗脸上床，这样不卫生。我给你打洗脸水去。”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惨败后，于一九三三年九月重新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以五十万主力分四路对中央根据地实行铁桶式“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用德国顾问赛克特的建议，以持久战和堡垒战的新战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一步步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消灭红军。

    王明的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完全由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和秦邦宪掌控着。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年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情报处工作。一九二六年因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送进监狱。一九二八年四月，他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到苏联，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李德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专事情报工作。李德不但有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而且懂俄语、德语、英语，加上德国与日本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这便于李德在中国开展工作。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前两个译音为在华的化名，取义为姓李的德国人。李德一九三二年来到上海，经常跟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和张闻天见面。由于秦邦宪和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与李德有过交往，他们之间以俄语交流没有一点障碍。一九三三年春，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秦邦宪和张闻天考虑，李德是苏联着名军事学院的高才生，经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将李德要到了中央苏区任军事顾问。其实，李德只是间接地从情报中了解了一些国民党军和红军的情况，对中国的现状只能算得上是雾里看花、摸象瞎子之流。如果从事情报工作，说不定他能成为优秀的专家，但要他指挥十万中国工农红军，就非常勉强。但是，三十多岁的李德心高气傲，很想在中国南方广袤的山区放手一搏，给自己的人生写上最精美辉煌的一笔。李德的到来，对在军事上一无所知的秦邦宪无疑是天降大喜。说雪中送炭、旱地降霖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秦邦宪太需要一位红军的军师，因此李德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住进了秦邦宪早就为他在瑞金沙洲坝田垅中专建的一座房子里，由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陪伴着。这座房子四周，拱月的众星一样分别排列着党中央、团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等党政军各大机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是从这座房子送出去的文件、传出去的声音，再通过相距两华里远的军委总司令部，发往前线各部队，指挥着红军赴汤蹈火、浴血奋战。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反“围剿”在“地图上作业的指挥家”李德的全权指挥下，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与国民党军打了整整一年。最后，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减员越来越多，苏区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军地干部意见越来越大。李德的指挥最后导致广昌失守，要塞崩溃。为躲避敌机的轰炸，中央党政军机关不得不迁至瑞金城西十六里远的云石山里。

    廖似光先用木盆盛上洗脸水，端到架子上，再把装有热水的木桶拎到椅子边，试探着问：“凯丰，中央机关和红军什么时候走？”

    凯丰吃惊地问：“走？走什么？你怎么知道？”

    廖似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简报，放在桶边的椅子上，用手指点了点着说：“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对记者发表的那番讲话，我看很像是一个预告。”

    凯丰洗脚、如厕喜欢看书看报，细心的廖似光经常为他预备着。

    凯丰洗完脸，坐在椅子上，脱了鞋子，把双脚放进热水里，之后将简报展了开来。于是，毛泽东的讲话内容立即映入他的眼中：“苏维埃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逼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红军的主力虽遭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北上的路，但红军决定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一定大举北上。”

    廖似光说：“毛泽东两个多月来，不在云石山里露面，开始我以为他是被中央软禁了。昨天，我在刘英那里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受张闻天之托，去了宁都，说是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转移探路去了。”

    凯丰守口如瓶说：“探路？探什么路？我怎么不知道？”实际上，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和应邀参加会议的李德就作出了计划：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而且报请共产国际获得批准。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织“三人团”，负责全盘筹划准备；政治由秦邦宪负责，军事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落实。跟中央“一把手”关系密切、跟李德又是老相识的凯丰，不会不知道中央在做什么，只是认为这是核心机密，天机不可泄，就连自己的爱人也不能透露。

    可廖似光就是想通过凯丰，了解到确切情况，以便在工作上给他以支持。

    廖似光跟凯丰，经过香港敌牢中的严刑拷打，经过上海白色恐怖的考验，经过苏区反“围剿”血与火的洗礼，患难与共，是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廖似光不希望凯丰对她设防，继续说：“秦邦宪、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鸭子死了嘴还硬，不甘向毛泽东认输，不愿放下‘太上皇’的架子。张闻天这个时候主动在他们中间搭桥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只有这样，秦邦宪跟毛泽东关系的僵持才有可能打破。毛泽东在南方打了八年游击战，从打长沙到撤往井冈山，从井冈山打到赣南，从江西打到福建，哪座山、哪条路、哪条河，他不熟悉？有了他，党中央和红军就有了向导。”

    凯丰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指挥家。秦邦宪不让他指挥作战，难道还听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法？要知道，蒋介石用的是德国洋军事顾问，我们还用土办法、游击战去对付，不等于堂吉诃德挺着长矛去阻挡坦克车，能行吗？我相信李德的战法，要追究这次反‘围剿’的失败责任，我看主要是红军将领受毛泽东影响太深，没有很好地贯彻李德的意图。”

    廖似光说：“我跟不少红军指挥员接触过，他们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他们说，去年九月，反‘围剿’刚开始，第七军团长萧劲光因为寡不敌众，丢了黎川，被李德看做是退却逃跑，结果被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了五年徒刑。有萧劲光的下场，红军指挥员哪敢违抗李德的命令？后来大到每次战略部署，小到每一阵地上每颗地雷和每个陷阱的设置，指战员们都得遵照李德的意图办。”

    廖似光说得不错，李德是个容不得别人提一点不同意见的人，否则轻者革职，重者法办。

    当年二月，蒋介石在镇压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后，将入闽的部队全部压向中央苏区。

    广昌是瑞金的门户，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为此，秦邦宪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可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军事助手的刘伯承因跟李德作战意图不一致，被秦邦宪派到后方管理红军学校和医院。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则被安排做总参谋长工作。李德一到前线，就拉开与敌人打阵地战的架势。四月二十五日，《秦邦宪朱德李德关于广昌战役部署的意见》指出：“广昌战役成阵地战性质，敌我均无力迅速解决此战役。”但在敌出动七个师、一个炮兵旅，在三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红军发动进攻后，我军用竹签设置的陷阱、五十厘米直径的松木做的工事顶部、靠麻绳拉火的土地雷等“永久性”防御工事，均如篱笆墙拒虎，不堪一击。血战十八天后，一、三军团和十三师及守广昌的九军团九个师，共伤亡五千五百人，广昌防线最后崩溃。

    凯丰叹了口气说：“睡觉吧，在家里别谈公事。”尽管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但凯丰不想听到人们对秦邦宪和李德的非议，因为否定秦邦宪和李德，就等于否定了凯丰自己。在中央六届五次会议上，他能进入中央决策中心，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能说秦邦宪没有起关键作用。大处从共产主义理想、革命斗争的需要上，小处从个人感情、老同学的关系上，凯丰都不能让别人耻笑秦邦宪。

    廖似光是个有话憋不住的女性，问：“听说李德为了消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影响，建议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养病，秦邦宪非常同意。只是共产国际认为，目前苏区和红军还少不了毛泽东，没有同意秦邦宪和李德签发的请示电文，这件事才没做成。”

    凯丰当然知道毛泽东的去留问题，李德和秦邦宪确实想借鉴处理李立三的办法，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洗脑子”。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李德和秦邦宪只好放弃送毛泽东去苏联的计划。在带毛泽东上路前，有人还建议把毛泽东留在赣南，但项英和陈毅曾经在党内军内排斥过毛泽东，怕毛泽东留下对他俩构成威胁，加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致要求与毛泽东同行，于是秦邦宪只能把毛泽东夹带在长征队伍里。凯丰不希望党内斗争让廖似光知道，因此说：“你不说话，我不会把你当哑巴！”

    廖似光偏不听凯丰的，继续问：“这次转移，听说中央党政军领导名单上没有瞿秋白、项英、陈毅、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人？”

    凯丰没有说话。

    廖似光则愤愤不平地说：“秦邦宪这样做太过分了！”

    廖似光的消息是准确的。

    廖似光所说的那些人，确实已经由核心领导决定留下。留下来的人，大都是秦邦宪等人不喜欢的高级领导。把他们留下的理由冠冕堂皇。比如项英、陈毅，理由是在江西负责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工作。但没担任重要职务的瞿秋白留下来做什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把他甩在生存条件极端困难的赣南闽北打游击。作为曾经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刚开始还做好了随军转移的准备，也向秦邦宪请求过参加长征。后来听说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便凄然一笑，两肩一耸，把自己最心爱的战马和马夫都送给准备上路的老同志徐特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我是该遭报应了呵。”这时的瞿秋白，只能在心里无比悲哀地自语着。

    凯丰尽管知道这些内幕，但不会回答廖似光。现在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对王明、秦邦宪和李德的意见越来越大，如果让这些机密暴露出去，将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麻烦，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凯丰吹灭油灯说：“廖似光，你官不大，想知道的事却不少。睡觉！”

    廖似光重新把灯点燃，跟凯丰对着干说：“我劝你好好跟秦邦宪说说，毛泽东虽说不上吃的盐比他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他走的路多，可他比秦邦宪大十四岁。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什么大角色大对手没会过？秋收起义到现在，江西苏区由小到大，红军队伍由弱到强，哪时哪刻离开过毛泽东的领导？”

    凯丰是个最不愿多说话的人，也最烦他人跟他说不愿听的事情。见廖似光今晚似乎不打算睡觉，要针对中央领导谁对谁错的问题同自己理论下去，知道再这样只会让住在左右隔壁的秦邦宪和李德看他的笑话，已经躺下的他不得不重新下床，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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