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出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红军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怒斥为“崽卖爷田心不痛！”

    骂也好，恨也罢，大错铸成，兵临城下，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不能等死，只有一条路可走—突围。

    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七万二千二百二十三名官兵，握着三万三千二百一十四件枪炮和二万五千一百三十五把大刀、梭镖，掩护着一万四千七百四十六人组成的中央机关和庞大的后勤辎重队伍，于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冒着凛冽寒风，在蒙蒙细雨中，开始向最初的目的地湘西进发。

    湘西是红军二、六军团的根据地。

    为什么二、六军团在湘西？

    原来，为了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压力，牵制、调动和迷惑敌人，七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作出决定，红七军团由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带领，于七月上旬向闽浙赣边前进，队伍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六军团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下，悄悄撤离湘赣苏区。全军九千多人于八月七日踏上西征之路，向湖南中部进军。六军团与贺龙的二军团（当时为红三军）取得了联系。六军团为红军主力实行战略突围探了路。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西开辟了根据地。

    中央主力红军这支长征队伍，蜿蜒于长达百余里的山地，就像一条纤柔细长的溪流，缓缓流动着。

    队伍是这样组成的：中央军委纵队为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由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直属部队组成，是长征大军的统帅机关。秦邦宪、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在里面。李维汉纵队为第二野战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机关、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后勤辎重分两大部分，一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和干部休养连，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同志，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刘群先（秦邦宪夫人）、廖似光等都在这个特殊连队里；二是叶季壮领导的后勤供给部门，携带中央苏区所有家产，其中包括兵工厂的机床、子弹、手榴弹、六百万石粮食、大量被服、各种文件、档案、图书资料、成箱的银元金条、发动机、大捆的电线、石印机等，行李担子多达三千余副，由几千名新兵和一天一块银元雇来的挑夫专事搬运。

    林彪率一军团、彭德怀率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周昆率八军团和罗炳辉率九军团为两翼护卫，董振堂率五军团殿后。董振堂一九三一年率国民党军第二十二路军在宁都起义，五军团由二十二路军改编，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干部战士训练有素。

    长征前的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凯丰接到通知来到秦邦宪办公室。

    没等凯丰坐下，秦邦宪就说：“凯丰，你马上去第九军团，担任九军团的中央代表。”

    凯丰感到非常突然说：“我可从来没在部队待过。”

    秦邦宪指着凳子让凯丰坐下，说：“正因为你和我都没有在军队工作过，没有领军作战经验，更有必要去部队锻炼、补课。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高级干部，就得马上统军，马下治学。”

    凯丰承认这是事实，于是问：“我的任务是什么？”

    秦邦宪说：“让中央的指示在九军团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同你一起去部队的还有刘少奇，他去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能到军队中跟官兵打成一片，凯丰认为确有必要。武将打江山，文官治天下。在这逐鹿中原的岁月里，哪位有志男儿不想有号令三军、攻城拔寨的生活？读过不少中外名着的凯丰，深谙秦邦宪的良苦用心。只是这一走，团中央的工作将由谁来负责呢？

    秦邦宪知道凯丰要问什么，就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踏上战略转移的路程，主要任务就是行军、作战。你走后，团中央局的工作暂时由刘英同志负责。”

    凯丰点了点头。

    秦邦宪吩咐说：“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你应该知道，他是云南人，一九二一年进入军阀朱培德的部队，担任过排长、兵工厂护厂队长、副官和营长等职务。一九二九年调到江西吉安后，任吉安的保安大队长，不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领导了吉安、吉水、泰和等八个县保安队一千多人起义，参加了红军。起义后，先任独立第五团团长，后任十二军军长，参加过各次反‘围剿’，是一位打过很多硬仗、胜仗的猛将。你一去，九军团就如虎添翼了。”

    凯丰说：“九军团不是有蔡树藩同志任政委吗？难道还不够？蔡树藩在安源路矿当工人时，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被派往苏联，又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的高才生。他有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亲身经历，党的理论知识丰富。在中央苏区红军大学教课时，他的授课水平可是被学员们看做跟李德不相上下，是位优秀的教官。”

    秦邦宪推了下那副深度近视的眼镜说：“我当然清楚他很有能力。但九军团这次负责侧翼掩护，任务非常艰巨，我和恩来不能不考虑加强那里的力量。蔡树藩不久前作战负伤，被打断一条胳膊，身上中了九发弹子，我担心他在行军作战时旧伤复发。”

    见中央机关人进人出，紧张忙乱地做着转移的准备，而且不时有人来向秦邦宪请示工作，凯丰不敢久留，喝了口茶水，说：“我一定按党中央和你的决定办。”说完，就要出门。

    秦邦宪叫住凯丰，交代说：“你不要回家了，马上去九军团。会昌县离瑞金有很远一段路程，早一天上任比晚一天上任好。”

    凯丰想回家跟廖似光道个别，因为前天晚上跟廖似光不欢而散，到现在还没见面。他怕不辞而别让廖似光产生误解，进一步加深夫妻间的矛盾。

    秦邦宪看出了凯丰的心事，安慰说：“似光同志我已经安排好了，她跟刘群先她们一起走。几个孕妇待在一起，中央卫生队也好照顾。等下我会把派你去九军团的决定告诉她，你就放心去吧。”

    见秦邦宪为他考虑得这样周到，凯丰还有什么说的？他伸出手，跟秦邦宪紧紧握了一下，之后，走出低矮的房屋。在警卫员的帮助下，凯丰跨上战马，双腿一夹，向着九军团驻地疾驰而去。

    警卫员紧随其后。

    马蹄溅起一路灰尘。

    十九、血战湘江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苞谷，（介支个）金灿灿。

    苞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苞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撤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在萧瑟的寒风中，在淅沥的秋雨中，队伍出发了。

    今天的人们，唱起这首《十送红军》，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懂得当时红军指战员离开根据地时难舍难分的心情，只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日子的人们，才能真正懂得它的深刻含义。

    是啊，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红军将士历时七年，在无数次前仆后继的战斗中，用无数战友的生命和鲜血开创出来的。赣南、闽西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二十一座县城、五万平方公里面积和二百五十万人的规模，来得多么不易！而中央红军队伍，则是江西人民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用乳汁哺育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当看到自己的家园就要葬送在敌人手里，当看到自己的子弟就要踏上生死未卜的漫漫路途，红军指战员和老百姓能不泪水长流吗？

    然而，红军队伍不能不走，百姓想留也不能留。

    十月十六日深夜，凯丰随九军团二十二师行动，与罗炳辉、蔡树藩一道，率领军团从会昌城西珠兰埠出发，悄悄离开驻地。九军团原有兵力一万零二百三十八人，在雩都又补充了一千三百人，总共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兵力排列第四。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九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尖锐之师。十月十八日，九军团进入白区。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分别躺在三副担架上，离开了雩都。

    毛泽东身患疟疾，而奎宁药的副作用又使他严重缺血，身体还在缓慢恢复之中。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敌人的飞机炸伤，弹片还留在体内。张闻天身体太虚弱，长途跋涉十分困难。

    九军团主要担任左翼掩护任务，但在险象环生、瞬息万变的征途上，有时奉命殿后，阻击追兵；有时奉命转头充当先锋，杀开血路。在不断有人牺牲、有人补充部队中，掩护着中央机关突破了敌军设在赣南、粤北、湘东南三道封锁，于十一月二十日进抵湘西南地域。

    坐镇南昌指挥作战的蒋介石，居心险恶地把重兵全力调往湖南。李延年、刘勘主力配合薛岳、周浑元纵队，沿铁路进至长沙、衡阳，先头部队于二十一日到达绥宁。湖南军阀何键第八军三个师全部兵力，二十一日在湘江至全州一线布防完毕。李云杰和李韫珩两个师，分别由嘉禾、临开和宁远、江华、远明继续尾追。广西军阀李宗仁、黄旭初部四个师则集中在兴安、灌阳地域……国民党四十万军队形成的合围圈，要利用湘江这一天然屏障，将红军在此全歼。

    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新闻发布会上胸脯高挺，得意地挥舞着戴着白手套的手高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彻底消灭！”

    二十四日，九军团浴血苦战五小时，占领了湖南最南面的江华县城。

    江华与广西交界，距桂林不远。

    桂系军阀唯恐红军攻入广西，集结的“围剿”部队迅速向江华扑来。

    二十五日，红军总部命令九军团：“掩护我野战军西进”。命令强调，“无论如何，二十六日不能放弃潇水西岸”，“至少要拒阻周（浑元）敌及二十三师于潇水东岸两天”。

    军团长罗炳辉接到命令后，立即在江华城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总部命令，并对坚守任务作了详细部署。蔡树藩做了战前动员。

    会议结束前，凯丰作了言简意赅的讲话。他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刚才，炳辉同志下达了拒阻命令，树藩同志作了战前动员，我无异议。这次九军团阻击敌人能否坚持两天，关系中央机关、红军总部能否渡过湘江，能否实现西进战略大转移的目的。这次作战，指战员只有两种选择，不死即生！死有两种死法，一是死在敌人的枪炮下，二是死在军团执法队的子弹中。勇者的弹孔在胸前，懦夫的弹孔在背后。这是考验九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关键时刻。我提议大家起立，为了渡江的胜利，向党庄严宣誓！”

    “死守江华！”“突破湘江！”“敌败我胜！”在凯丰的带领下，干部们的口号声惊得林间一群鸦雀四散逃去！

    二十六日午夜，石桥地区的枪炮声越来越紧密，冲天的火光疯狂地焚烧着黑夜，连片的喊杀声越来越惨烈。而江底地区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死一般的寂静，这寂静已经持续好一段时间了。

    “喂！喂！……”罗炳辉脖子上青筋暴突，对着电话筒大声呼叫。可电话线的另一端却没有一点音讯。

    凯丰将大半截香烟摁灭在桌上，站起说：“炳辉同志，我去江底看看！”

    罗炳辉将话筒撂到桌上，望了眼凯丰说：“凯丰同志，九军团哪怕打到最后一人，也轮不上你去拼刺刀！”

    凯丰问：“为什么？”

    罗炳辉说：“你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必须对你的安全负责！”

    凯丰全身一热，说：“在敌人的子弹面前，中央代表和大家一样，都是父母所生，都是血肉之躯！战友死得，我怎能例外？”

    罗炳辉说：“心脏与手脚完全不同，子弹打在手脚上，不会致命，心脏中枪，必死无疑！”

    凯丰感激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自从来到九军团，罗炳辉和蔡树藩一直都把自己当客人对待，险境不让去，领军冲锋陷阵全是军团长与政委的事。记得离开中央苏区的第三天，为了摸清当面之敌的情况，罗炳辉亲率军团侦察连，摸到龙布圩进行侦察。那一次侦察，敌人突然射出的一阵冷枪，把罗炳辉的军帽都打飞了。进入广东的那天拂晓，当总部紧张通过敌军封锁线时，为使总部安全得以确保，凯丰建议将本部防御线前移几里，即与总部前进方向背道而去。罗炳辉二话没说，与蔡树藩一道，带领二十二师向追赶上来的敌人迎面拼杀。那次反击，出其不意，一举击溃敌人两个团，使总部顺利通过封锁线。那次行动，罗炳辉、蔡树藩也没让凯丰参加，而是让凯丰带领后勤辎重部队先行撤离。这次突破湘江之战，蔡树藩率部去了石桥打阻击，再次将凯丰留在军团指挥部。现在江底情况非常不明朗，亟待有人去探明虚实。江底失守，敌人便可从左侧威胁中央和总部，直接影响首脑机关横渡湘江。

    凯丰认为，这种时候，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再待在指挥部里，于是说：“炳辉同志，我不仅仅是中央代表，还是九军团的一员。在决定中央、总部能否安全渡过湘江的时候，我只能是战士！离坚守两天两夜的时限还有六个小时，我必须去江底探个究竟！”说完，不待罗炳辉表态，他拔出勃朗宁手枪，走出指挥部。背影一下就消失在漆黑的旷野。

    罗炳辉见状，喝令军团警卫连连长：“快，必须绝对保证中央代表的安全。要是凯丰同志出了事，拿你人头来见我！”

    江底情况非常不妙，在打退敌人十二次冲锋之后，阻击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当敌人调集兵力、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的那刻，凯丰率领的警卫连及时赶到。为了凯丰的安全，警卫连连长指挥战士，要将战壕里战友的尸体一具具地码到被敌炸开缺口的战壕上去，给凯丰形成一个掩体。凯丰脸色一黑，喝令：“撤下来！烈士们已经慷慨捐躯，难道还要让他们为我挡子弹？！”

    “首长，罗军团长有过交代，为了您的安全，我只能再次请求烈士们原谅了。”

    “再这样做我可对你不客气！”

    在骤起的炮声中，在呼啸的枪弹里，凯丰跃上制高点，大声动员：“同志们！九军团是一支摧不垮、压不弯的铁血之师。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阻击任务即将完成之际，我们必须使出最后拼劲，与敌人作最后一搏！坚守住阵地！”

    …………

    就在九军团顽强阻击敌人、完成任务由江华向永明转移的五天中，率先强渡湘江的一、三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国民党第一路“追剿”军进行了激战。

    三军团第十团击溃了国民党军十几次冲锋，沈述清团长和续任团长杜仲美相继牺牲。三军团以付出四百多人的伤亡完全控制了战略要地界首。

    第五师为保护红军右翼安全，全师伤亡两千多人，师参谋长、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等全部牺牲。第十五团团长、政委和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

    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随后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十二月一日，九军团从石塘圩出发，尾随红军总部左侧后，开始在凤凰嘴渡湘江。

    “轰！轰！轰！”

    “哒哒哒！”

    湘江江面上，到处是炮弹手榴弹炸起的水柱，到处是子弹划破空气的呼啸。

    两岸的战火越烧越旺，不少山头在熊熊燃烧！

    弥漫的硝烟中，到处是催促过河的呼喊。

    一具具红军的尸体，从上游流下来，残臂断腿不时从渡江战士中漂过。这中间也夹杂着敌军的尸体。有的红军尸体与敌军尸体扭作一团，怒目圆睁，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在厮打时的惨烈。

    绝大多数烈士的身体都被枪弹穿破。他们双脚是烂的，双肩也是烂的。脚烂是因为翻山越岭强行军跑出来的，肩烂是因为中央根据地搬家搬那些笨重机器磨出来的。有的战士的肠子流出体外，仔细看去，里面竟然没有一点食物，有也只是一些青菜。

    被鲜血染红的江水中，文件、报纸、公文包、纸币、斗笠、棕衣、草鞋、拐杖顺流而下，这些都是从中央苏区撤离时带出来的。

    凯丰行至江心，环视了一遍江面后，立马江心，一动不动。

    正在前面指挥部队渡江的罗炳辉，见凯丰立马江心，急得大声催促：“凯丰同志，快走，站在江中非常危险！”

    凯丰回答说：“敌人专寻骑马的打。我在这里可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部队快上岸！”

    “不行，快走！”只听得“啪”的一声，一条皮鞭凶狠地抽在凯丰的坐骑上，战马一惊，奋起四蹄，载着凯丰与警卫员挟风带电般向江对岸冲去。

    凯丰回头一望，取代他立在江心的是蔡树藩，那凶狠的一马鞭子，正是出自蔡树藩之手。

    江心中，独臂将军蔡树藩的空袖管，正被强劲的西北风扯得旗帜般地挥动着。

    九军团渡过湘江的第二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被国民党桂系四十三、四十四师阻于湘江东岸。红军殊死战斗，损失惨重。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壮烈牺牲。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率部渡湘水抢占西岸时，被敌人围困，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押送途中，陈树湘用手从伤口处拉断肠子，壮烈牺牲。

    九军团进抵临江口、木路口一线。总部电令九军团和其他军团，进占通道及其东南地域，控制瓜坪以北及地阳坪的西进道路，以掩护后续红军渡江。

    渡过湘江，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不足三万人。尽管九军团不像执行后卫任务的五、三军团那样死伤惨重（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三军团六师几乎全军覆灭），但伤亡的人数已经超过大半。想着往日齐装满员的队伍，现在成为连军团建制都无法保持的状态，罗炳辉一到宿营地，就将手枪扔在桌子上，骂了起来：“妈的，真不知道这仗是咋打的，一夜之间，我这军团长几乎成光杆司令了！这么多干部战士，这么多武器弹药，眨眼工夫都到哪里去了？”

    蔡树藩摸着隐隐作痛的伤口，紧锁眉头说：“湘江变成了红色，江面上浮着一层尸体，一眼望去，与天相接，这就是我们昨天的红军官兵啊。军团长，什么叫血流成河、陈尸百里，这回我可是大开了一回眼界喽。”

    罗炳辉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是中央代表，来部队之前，肯定经常跟那个高鼻子、黄头发、蓝眼睛的李德顾问打交道，你说说，那家伙懂得打仗吗？”

    蔡树藩说：“怎么不懂？满腹经纶呢。在瑞金红军大学，你又不是没听他讲过课，说起凯撒大帝、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的军事理论，哪次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真是瓷器铺老板卖东西，一套又一套啊。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建议，哪能进入李德大顾问的耳里去？彭德怀的战前万言建议书，在他面前如同一把废纸！……”

    凯丰没说话。罗炳辉和蔡树藩的话使他想起刚刚听到的传闻。彭德怀渡过湘江后，因三军团死伤惨重，瞪着血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在电话里大骂李德瞎了眼，恨不得来总部找李德算账！李德听到翻译后，咆哮地挥动双拳说：“不懂军事，不懂战争！军事是什么？就是慈不掌兵！就是血流成河！哪有战争不死人的道理？西洋有位军事家说过，一场战争就是一部搅肉机，搅肉机其实就是绞杀生命。中国古代的将领，不也赞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说法吗？”

    彭德怀在电话那头听到李德被翻译出的话后，气得大叫！

    罗炳辉见凯丰沉思着不说话，恳请说：“凯丰同志，你能不能去一趟总部，向‘三人团’转达我跟树藩的意见，路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仗如果再这样打下去，九军团非灭了建制不可！”

    凯丰此刻的心情非常难过，这么多干部战士，一下子牺牲在湘江两岸，确实叫人惊心动魄，心如刀绞。打仗固然要死人，但不是这样的死法，不能割稻草样一片片地倒地。敌众我寡，敌军武器装备精良，加上以逸待劳，当然是使红军遭受惨重牺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路怎么走、仗怎么打，则更是一个值得思索、探讨的根本问题。现在虽然过了湘江，但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异常严峻的形势依旧没有改变。作为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眼下凯丰只能听从中央和总部的决断，让中央精神在九军团得以贯彻执行，除此他还别无选择。因此，他耐心说：

    “炳辉、树藩同志，你们的意见我有机会一定会转达。我相信，由周恩来、秦邦宪和李德同志组成的‘三人团’，一定会吸取失败教训，妥善处理好眼前这种被动局面的。毕竟，李德顾问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才生，周恩来同志也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罗炳辉说：“凯丰同志，我对这样指挥有很大意见。想想，从秦邦宪同志到中央负总责之后，在李德担任顾问决断中央红军的军事以来，我们先是丢了中央根据地；这次转移，据总部通报，红军过第一道封锁线损失了三千七百人，过第二封锁线损失了九千七百人，过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八千六百人，过第四封锁线损失了三万多人，像这样走下去，只有穷途末路会等着我们。”

    凯丰说：“炳辉同志，邦宪同志作为中央总负责，从去年一月到江西苏区不过一年多时间。李德这个军事顾问，从去年秋天到赣南，至今不过一年时间，他们得有一个熟悉认识的过程。”

    罗炳辉说：“可我们就这么一把本钱，容得李德一再折腾吗？”

    蔡树藩说：“是啊，凯丰同志，李德来中央苏区之前，中央红军一天天壮大，根据地一天天扩大，他一来，怎么就……有时间，请你把九军团干部战士对李德的不满情绪反映上去。告诉他们，仗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凯丰点了点头说：“好，我会转达的。”

    二十、遵义会议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抵达湖南与贵州的边境。

    敌人知悉我军希望进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追剿”第一兵团陶广部主力，李云杰、李抱冰师，第二兵团薛岳部，周浑元部已进至预定地区。桂军也已设防。黔军到达锦屏、黎平一线。“全歼”红军的阵地再一次布好。

    面对又一严峻形势，十二日到达通道的中央领导人秦邦宪、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和李德，不得不临时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党和红军出路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黔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但秦邦宪和李德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北进。他们认为，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溃不成军，如果不去湘西休整，如果没有二、六军团兵力的并入，中央红军随时都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其他同志认为，再往湘西，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因此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进军贵州。

    在多数人的坚持下，红军转向贵州。十六日，红军总部进驻黎平县城。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红军总部驻地举行会议。会议地址选在一座宽大的老式房子里，房子砖木结构，有高大的封火墙，五间大房。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秦邦宪、朱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凯丰出席会议。李德因为感冒发烧没能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

    会议开完后，十二月二十日，在行军途中，王稼祥问并肩前进的张闻天：“中央红军的最后目标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现成确定的目标。仗这样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比张闻天早到江西苏区，比张闻天更了解毛泽东，早就希望能从张闻天这里听到这话。现在张闻天把心里话说出来，王稼祥心里就有了数。当天晚上，王稼祥把张闻天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彭德怀听了之后当然高兴。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凯丰所在的九军团强渡乌江，宿营熬溪。五日深夜，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智取了遵义城。九军团进入湄潭、牛场地域。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长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命令》。

    六日，九军团攻占湄潭县城。部队驻扎下来后，既负责拱卫中央、总部，又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相继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湄潭县革命委员会”和“湄潭县抗捐委员会。”

    七日，红二师进驻遵义。红军总部电告各军团首长：“我军已经成功渡过乌江，现已占领湄潭、遵义及其附近地区，准备在此地区打击追敌及进行赤化，创造川黔边新苏区。”

    八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

    九日，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秦邦宪从南门关进城。

    从江西会昌到贵州遵义，走过荒无人烟的山路，蹚过咆哮湍急的河水，熬过风雪刺骨的寒冬，穿过一道又一道九死一生的封锁线，凯丰累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但他凭着自己坚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与罗炳辉、蔡树藩一道，将九军团带到了遵义，完成了三个多月来对中央和总部的护卫任务。但凯丰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的自传中，把自己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的经历以寥寥几十字就概括了：“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党中央决定派我到第九军团任中央代表。九月就到了会昌二十二师。以后就随第九军团一直到遵义。”凯丰之所以写得这么平淡无奇，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所经历的凶险，比起牺牲在湘江两岸的大批战友，算得了什么！就是跟特殊连队的女性相比，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炫耀。

    凯丰得知，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渡过湘江后，看见负伤断腿的三军团师政委钟赤兵所躺的担架还暴露在江面上，而敌机正向江面俯冲，她不顾怀有身孕，返回来路，冲了上去，用身子扑在钟赤兵的身上。结果，钟赤兵免遭再次受伤，贺子珍却身中数弹，十七处受伤，变成了大血人。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因长途奔袭，饥饿寒冷，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在进入贵州前的湖南境内，怀孕七个月的她下身突然来血。面对早产信号，在邓颖超、蔡畅等人的搀扶下，廖似光躺在灌木丛中。军委野战医院政委贺诚，面对四面紧逼的敌军，命令警卫连成环形状，将廖似光护卫起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枪声中，孩子一声啼哭，来到了世上。邓颖超脱下军装，将新生儿一裹，交给担架上的廖似光。警卫人员抬着担架，一路狂奔，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在一座茅草房前，看到浑身血伤的警卫人员，廖似光不忍再坐担架，滚下担架，支撑起身子，抱着孩子进了一座茅屋。屋里有位白发奶奶和一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少妇，廖似光二话没说，双膝一跪，请求说：“奶奶，请您收下我的孩子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您的恩。”说完，不管老奶奶答应不答应，她支撑起身子，转过身去，撕肝裂肺一声大哭后，冲出了茅草屋。

    正因为像廖似光这种早产事件在战场上经常发生，党中央到达延安后，在制定干部履历表时，专门设置了“军事生活期间遇小产否（何时何地）”一栏，将小产与作战负重伤视为同等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正因为有那些惨烈悲壮的场景在凯丰眼前发生过，凯丰一直把自己长征中所经历的惊险和所参加的战斗深埋在心里，从来不向别人炫耀。

    进入遵义，队伍进行休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黎平会议决定，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这是一次不得不开的会议。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

    这是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红军总部的临时驻地。

    会议召开前，派往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和刘少奇回到中央驻地。凯丰和刘少奇同住柏辉章大楼的一层一房间。一九五四年，凯丰在给老战友尹自勇的侄儿尹敬达的一封回信中，说到了自己是怎样进遵义城的：“我记得一九三五年长征至贵州，一月七日我军攻克遵义城。周副主席电告我、蔡树藩、罗炳辉，十五日在遵义开政治局会议，务必十四日赶到。当时，我九军团担负长征主力部队的后卫任务，在军情瞬息万变的紧急情况下，为了确保驻遵义主力安全，树藩、炳辉留下，着尹自勇同志随我赴遵义开会。我是九军团中央代表，自勇同志是九军团党委委员。十四日傍晚，我和自勇同志到达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着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候补政治局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开始后，秦邦宪显得十分疲惫。这个年方二十八的小伙子，全然没了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苏区时的那种凌人盛气。进入江西之初，他以为有共产国际做后台，有王明的遥控指挥，有李德做他的军师，红军将无往而不胜。没想到赣南的山山岭岭，比莫斯科的楼房要高得多，赣南的田埂比莫斯科的铁路公路难走得多。秦邦宪、李德等对敌作战的主张，不但不被毛泽东接受，也不被中央红军多数指挥员接受，就连从上海来的同学张闻天、王稼祥，也对此产生了怀疑。当然，不接受和表示怀疑本也无所谓，问题在于，由他担任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竟以失败告终。这一失败，使他从人生巅峰跌入了深渊，逼得中央机关和红军不得不大搬家、大转移。大搬家三个月来，几万红军陈尸湘江、销声路上，所付出的巨大损失让他不堪回首。眼下，队伍不能与湘西的二、六军团会合，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已经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为关注的热点，也是全党上下议论的焦点。彭德怀曾经当着他的面，大骂丢失江西苏区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讥笑他和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太自不量力了。毛泽东等对他们的评论，已被中央机关和红军官兵普遍认同，并在全党上下和红军中间广为流传。眼下，一股针对王明、李德和他的不满情绪，已在队伍里愈演愈烈。作为负总责的秦邦宪，当然不愿意担任负总责不久就被证明自己无法负总责。他不能就此断送人生刚刚开始的远大前程。因此，当毛泽东等人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他不乐意接受，但也没有反对。他没反对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向与会者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以求得大家的谅解。他还想通过这次会议，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以便“三人团”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一一望过到会的同志，秦邦宪以那带着明显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开口说：“同志们，现在开会。首先，我代表中央就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作一个总结报告。等一下，恩来同志再作军事方面的报告。报告完后，大家针对报告的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对接下来的行动，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我开始报告……”

    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白区反帝反蒋的运动没有很好地配合反“围剿”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行动协调不密切；同时认为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等。总之，一切的失败，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三人团”无力改变。当然，对于“三人团”军事指挥，秦邦宪也作了不及皮毛的自我批评，并将这些轻描淡写的错误归结在自己身上。秦邦宪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如果单从报告的条理、逻辑和修辞上看，无法否定这是一篇很好的报告。加上秦邦宪报告得口若悬河、抑扬顿挫，不知内情的人听了，一定佩服得五体投地。报告的精彩程度，从坐在秦邦宪一侧的凯丰的神色上看得出来。凯丰是党内笔杆子，口才一流，连毛泽东都看重他。凯丰能以这种赞叹的神色向着秦邦宪，只能说明秦邦宪的报告无懈可击。

    秦邦宪报告完后，周恩来作军事报告。周恩来的报告比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承认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周恩来最后说：“……客观原因当然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指挥上犯了错误。”

    这句话虽然语气不重，但却震动了秦邦宪。秦邦宪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会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报告的用语。秦邦宪想：“怎么能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往‘三人团’身上揽呢？这不是惹火烧身吗？恩来到底想什么？……”秦邦宪的不解可以理解，他怕有人钻他报告的空子，把这次会议的意图改变掉。这次会议目的很明确，就是总结经验，以利“三人团”继续指挥红军。要不是这么多人在场，秦邦宪真想说周恩来几句，说他这个时候不跟中央负总责保持一致。可是，周恩来的嘴巴长在周恩来的鼻子下面，他无法阻止他说话。更何况，周恩来的话已经说出，覆水难收啊。无法可想，秦邦宪只好采取补救措施，把绷紧的脸部肌肉放松了说：“同志们，恩来同志高风亮节，把失败的原因过多地往自己身上揽，大家应当向恩来同志学习，多作些自我批评。下面围绕两个报告发言吧。”

    秦邦宪说话之后，会议沉默了好长时间。这种沉默，并不比强渡湘江、身陷真枪实弹和硝烟炮火之中轻松多少。

    平时，大家不太注意立在地上的自鸣钟的摆动声，今天，这钟摆声就像放在自己耳朵里，“噔噔”地响着。

    毛泽东不满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习惯性地咳了两下。之后，他把吸进嘴里的那口烟吐了出来，将烟头丢到地上，用黑面白底鞋蹭了蹭说：“我不同意邦宪同志的报告，为什么？文过饰非嘛。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我们有多大的地盘，有多少人枪？在座大多数人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想一想赣南那块洒满我官兵鲜血的土地，想想湘江放竹排一样多的官兵尸体，这样的报告，怎么能让牺牲的同志闭上眼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如果今天我们不从根子上找出失败的原因，采取断然措施，那么，正如罗炳辉等同志所说的那样，等待我们的将是穷途末路！”

    潭水里扔进一块巨石，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

    张闻天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说：“我也不同意，这样的报告不能服众嘛。”

    王稼祥跟上说：“这个报告通不过，没有实事求是。”

    三个重量级人物一一表明态度，为那些曾经畏惧有共产国际作背景的秦邦宪的人壮了胆。他们纷纷发言，都表示不同意秦邦宪的报告。

    秦邦宪惊愕了。如果仅仅是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报告，他不会感到意外。毛泽东没有留过苏，跟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想不到一块去，这很正常。秦邦宪大感意外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附和了毛泽东。难道这是一同在苏联留过学，耳提面命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教导的同志？秦邦宪这才感到，从瑞金出发时，不该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行军。让张闻天、王稼祥跟毛泽东走在一起，住在一处，等于为毛泽东把张、王二人拉到他的主张上提供了很大方便啊！特别是进到遵义城，更不该按毛泽东的要求，将他们三人安住在市郊古寺巷川军旅长易怀芝的官宅里。他们三个人的语气这样一致，这样一唱一和，分明早就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

    张闻天不等秦邦宪从呆状中缓过神来，站了起来，从衣袋里取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一边看着，一边发言：“‘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上，犯了严重的指挥错误……”

    张闻天严厉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中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不集中；在军事上没有利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时，硬要红军机械运动，造成重大损失……张闻天指出，秦邦宪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人民力量的薄弱，必然会得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取胜的机会主义结论。而事实上，“左”倾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张闻天还批评秦邦宪的重大失误是，拱手让权给李德，破坏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

    张闻天发言完毕，毛泽东接着发言。毛泽东针对秦邦宪的报告谈了看法。毛泽东认为，秦邦宪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没有实事求是，“三人团”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其表现在，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就像一个跟人搏斗的愣头青，根本不懂战术，先是凭着一股子蛮劲死冲。可几回合打下来，见打不过人家，就只能招架，不能还手，再接下去就慌不择路，落荒而逃。……”对于李德的问题，毛泽东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说：“李德同志只懂得纸上谈兵，只知道图上作业，把军事学院的教程生搬硬套到实战中来，完全是瞎指挥、瞎折腾！”毛泽东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作了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的分析。

    毛泽东的发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说得会场鸦雀无声，说得对“三人团”早有看法的人拍案叫绝。整个红军总部驻地，只能听到墙外街区传来的喧哗之声。

    那些抽烟的人，把香烟举在手里，生怕在抽烟的刹那间漏听毛泽东的发言。

    就像车轮战术一样，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等在毛泽东发言后，也把压在心头对“三人团”的意见争先恐后地吐了出来。

    这些发言，说得秦邦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说得周恩来脸上发热，不停点头；说得李德怒火满腔，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此前的失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再由“三人团”来领导红军，将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

    军中元老朱德率先摊牌说：“泽东同志说得好，其他同志的发言意见也非常一致，这就是说，如果红军继续让‘三人团’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

    王稼祥说：“橘生淮南即为桔，橘生淮北即为枳。地球那边的战法，硬要生搬硬套到地球这边来用，我认为这就是失败的根源。我建议，必须取消李德、秦邦宪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由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

    “对！”

    “我看应该这样。”

    “早就该采取措施了。”

    …………

    与会人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

    一边静观会议进程的凯丰，被这种场面惊呆了—都是自己的同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计划进行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如此一呼百应的效果，确实展示了他们的才干。

    在震惊之中，凯丰也看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疏忽，真可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凯丰认为，毛泽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有三方面的问题违反规定。一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组织法。“三人团”指挥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是失败了，湘江一战更是不堪回首，但要追究责任，这责任得由共产国际和王明来承担，因为是王明遥控指挥反“围剿”。即使纠正错误，也得由共产国际来纠正。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的大事，居然会前不请示共产国际。会中提出解散“三人团”，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是共产国际中的一个支部，一个支部能擅自决定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变更吗？二是不符合中共组织的原则。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十六名，这次出席会议的只有十名，王明、项英、张国焘、关向应、康生、任弼时没到会，到了会的秦邦宪和凯丰自己当然不会同意毛泽东等人撤销“三人团”的建议，周恩来和邓发两边不得罪，等于毛泽东等人只是政治局会议中的少数，党内哪有多数服从少数的？三是人难免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把人处置到一边去，这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在这之前的一九二七年，不也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执行过瞿秋白攻打长沙的计划，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而转上井冈山吗？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就能保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综上三点，作为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凯丰，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他认为，这种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地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维护党的组织纪律，维护中央负总责秦邦宪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权。因此，他热血沸腾、不计后果地站起来说：“我对泽东同志的发言有看法。”

    晴天里炸响一个惊雷，惊得毛泽东也转过头来。当毛泽东的视线直指发言人时，眼睛睁大了，他没想到说话的会是凯丰！

    毛泽东惊诧过后，与会者的议论声，很快变得饶有兴趣了。他们盯着凯丰，想看看这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往下该说什么。

    凯丰直冲毛泽东说：“你，毛泽东，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你还会什么，不就是照着《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吗？”

    毛泽东本来不会生气的。大哲人苏格拉底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凯丰毕竟年轻，年轻气就盛，火就旺，容易冲动，老大哥犯得着跟小弟弟较劲吗。但没想到凯丰一上来就讽刺、挖苦人，眼中充斥着一种小看人的神色。凯丰抓住他没出过国、没留过洋来攻击他，而且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这是他没想到的。毛泽东尽管有雅量，但也格外看重自己的尊严。他动气了，而且动了大气，他真想将刚刚点上的烟摔在地上。但毛泽东克制了情绪，问凯丰说：“凯丰同志，你说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节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

    凯丰没想到毛泽东会利用他的鲁莽，给他来这样的发问。身上还带着前方的硝烟味、头上还留着征途风尘的凯丰，被问得不知所措起来。

    毛泽东继续问凯丰说：“既然你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

    因经不起毛泽东的追问，凯丰只能坐回原处，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反正邦宪同志不能交权……”

    针对发生在遵义会议上的这段风波，现在许多党史专家认为，凯丰虽然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他的言行在党内生活中是允许的。在党的会议上，在没有形成决议之前，只要是正式党员，都有提出个人不同意见的权利，有亮明自己的观点、立场的自由。即使形成了决议，个人也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凯丰不随波逐流，不投机取巧，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其行为是光明磊落的，是有原则性的。当然，在这种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会上，凯丰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不作深思熟虑，而轻率表态，说明他年纪轻，受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太深。试想，如果中央红军继续让“三人团”带领下去，后果将会怎样？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张闻天不再等待了。他趁热打铁提出：“根据王稼祥的提议，应起草一个会议决定，即让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中来。”

    “我同意。”

    “我赞成。”

    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

    根据陈云一九三五年所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会议形成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

    三、中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

    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立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经过常委修改后发到全党各支部。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秦邦宪）同志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恶劣的：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然军委内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李德同志与秦邦宪同志是徒然的。这一切造成了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

    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秦邦宪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对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反而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

    尽管秦邦宪对会议将他中央负总责的权力转给张闻天、将他的军事指挥权转给毛泽东想不通，但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他还是服从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交了权。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凯丰抢白了几句之前，确实没有很好地研读过《孙子兵法》。但是，从那次会议后，凯丰的话刺激了他，激发了他认真研读《孙子兵法》。通过对《孙子兵法》的反复研读，他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充实自己，战略思想更加深邃，用兵视野更加开阔，指挥艺术更加高超。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孙子兵法》助他时常展示神来之笔，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克敌制胜的奇迹。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不无骄傲地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凯丰因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曾被暂时停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随中央纵队行动。

    二十一、孤军作战建大功

    遵义会议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行军中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在毛泽东的力举下，取代秦邦宪，成为中央的负总责（总书记）。

    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在给尹敬达的信中回忆说：“开了三天会。会一开完，我和自勇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传达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三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新房子驻地，在张闻天、毛泽东的建议下，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即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以确保正确的军事行动。新的“三人团”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在长征路途中最为重要的领导机构。

    至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从遵义会议到组织整顿结束，看到毛泽东在党内、军内这样受拥戴，回忆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凯丰从内心深处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大浪淘沙，真金火炼，毛泽东不愧是在中国革命的战火中产生出来的优秀领袖。尤其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了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刘湘、龙云、薛岳之部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击，令随着中央和红军总部行动了两个月、担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政委的凯丰看得暗自赞叹。尽管在这期间，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中央红军大规模迂回机动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而且积极活动要彭德怀出来指挥。甚至不顾聂荣臻反对和劝阻，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攻击四渡赤水战役。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所谓的“风潮”就是，遵义会议以后的战况还是使一些人不完全服气。他们有不少议论和小活动，当时流传说毛泽东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尽管有这样的风潮出现，凯丰没有随波逐流。他以自己的判断力，认为只有毛泽东领导红军，中国革命才能走出险境。因此，遵义会议两个多月后，在一个名叫威信的地方，在中央召开的领导干部会上，凯丰完全自愿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其他中央领导的面，对遵义会议自己的发言作了深刻的检讨。检讨最后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才能领导得了我们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

    在后来的自传中，凯丰更加冷静地剖析了自己在遵义会议上所犯错误的原因，写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上，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威信会议后，中央红军准备过乌江，彻底甩掉敌人的“追剿”。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领着凯丰、何长工来到九军团驻地桑树湾，向罗炳辉、蔡树藩传达中央两项决定。一是任命何长工为九军团政治委员，蔡树藩接替何长工的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凯丰继续任九军团中央代表；二是给九军团下达新的作战任务。

    周恩来说：“经过四渡赤水，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红军主力已经变被动为主动，准备突围北上。为了确保突围成功，泽东、我和稼祥研究，决定以九军团牵制和调动敌人，给敌人造成红军主力东进的假象。这次牵制任务非常艰巨，一是长征三个多月来，九军团为了完成侧翼护卫任务，已经作出了巨大牺牲，兵力锐减到不足三千人；二是与红军主力分兵后，得独立作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三是贵州山高路险，是我红军非常陌生的地方。凯丰、炳辉、长工，你们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有没有把握？”

    板房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以两千多兵力引诱十多万敌军，相当于一只羔羊背对一群饿狼，凶多吉少啊！

    九军团党政军领导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

    可是，中革军委除了作这种战略选择，还有什么良策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呢？

    几乎同时，三位负责人都表示了各自的态度。

    凯丰说：“我是中央代表，无条件服从中央决定。请中央和军委放心，我和炳辉、长工同志将竭尽全力，保证完成这次牵制任务。”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九军团有独立作战能力，加上我老家是云南，云贵川云贵川，云南的地形跟贵州相差不大，我算半个贵州人，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次迷惑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除了九军团，我看没有其他军团更合适了。”

    何长工说：“声东击西，非常必要。局部服从全局。如果九军团能以自己的牺牲换取红军主力彻底突围，指战员将死而无憾！”

    周恩来感动地望着三位战友说：“同志们，我衷心希望九军团不死一个人。可是战争非常残酷，九军团这次独立行动，既要保证完成任务，又要尽可能地减少牺牲。八万多中央红军，打到现在不足三万人，每个人都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凯丰同志，你和廖似光同志的两个孩子，一个被迫留在上海，一个被敌人追得早产留在长征路上，静心想一想，真是叫人揪心啊……”

    望着周恩来眼里饱含的泪水，凯丰知道，那是周恩来对即将离开大部队担任独立作战任务的九军团将士的无比担忧，也是对牺牲在长征路上那些将士的无限怀念。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周恩来是在为革命队伍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痛心疾首啊。

    周恩来抬起头来，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比方说给你们补充兵员，增加武器，给足弹药。”

    凯丰说：“恩来同志，我们即使想要，也不能向你伸手。红军主力更需要兵员枪弹。有蒋介石军队紧跟着我们，我想炳辉军团长肯定有办法解决！”

    何长工说：“是的，炳辉身经百战，智勇双全！”

    罗炳辉说：“周副主席，放心吧。”

    周恩来抬高声音说：“同志们，我们就此分兵吧。这地方叫马鬃岭，请大家记住这个地名。”

    马鬃岭分兵后，罗炳辉、凯丰、何长工率领部队向东北方向前进。

    在行军过程中，罗炳辉、凯丰、何长工一反常态，要求指战员“违反战场纪律”：白天行军要大声说话，要大刷标语、大散传单，晚上行军要打火把、放烟火。

    干部战士大惑不解，说：“这不等于惹火烧身、自取灭亡吗？”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中江西人多，敌军一听到江西口音，枪炮就往死里打，此前红军已经吃过大亏。因此规定不该说话时不准说话，违者严惩。而晚上行军打火把，则犯了兵家突围之大忌。

    “不该知道的别问！”军团司令部命令部属按规定做。

    当装成红军主力的九军团，摆出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势，把大量敌军吸引到东北方向时，主力红军抓住机会，迅速渡过了乌江。

    九军团完成牵制任务，返回到沙土镇，准备渡乌江时，官兵们全都傻了眼，因为浮桥早已被毁掉。

    望着滔滔江水，不少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失声大哭起来。

    因为此时身后正有敌军追赶过来。

    九军团被逼进了绝境。偏偏这时电台又与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

    有人骂道：过江部队真是过桥抽板啊！

    有人知道自己是因牵制敌人被落下在乌江北岸的，就骂：他们这是忘恩负义！

    其实，这不是过江主力有意为之。宋任穷后来回忆说：“南渡乌江我们干部团走在最后面，等待留守的九军团过江后拆桥。当我们得知九军团已经从另一渡口过江后，中革军委一位参谋口头命令我们把浮桥拆了。当行军四十里赶上中央主力军后，才知道九军团还没过江。很少发脾气的朱总司令这回把我们大骂了一顿。我和陈赓接受了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天亮以前一定把桥架好，把桥交给九军团。我们连饭都没吃，带领工兵连急行军返回江边。当桥架好后，我们等九军团的到来，没想到九军团在约定的时间里没有来。我们不得不将桥又拆了。后来才知道，九军团在我们返回架桥点前已经来过江边。”

    罗炳辉、凯丰、何长工面对严峻形势，非常沉着和冷静，他们在稳住部队情绪后，立即召开军团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不能渡江的情况下，部队立即转移，与敌周旋。在部队转移途中，黔军魏金镰师穷追不舍。在召开对追敌打与不打的会议上，部队发生了激烈争论。不主张打的认为，在敌占区孤军作战，兵力对比如此悬殊，地形不熟，很难取胜。主张打的认为，黔军是弱旅，找其薄弱部队打，可一战而胜，震慑敌人。罗炳辉分析认为：魏师已经“咬住”了九军团，不如争取主动，打他个猝不及防，以此来扭转被动局面。凯丰支持罗炳辉、何长工的主张说：“只有打败当面之敌，才能保存自己，跳出重围。”意见一致后，九军团在鸡爪山下设置“迷魂阵”，主力却在菜子坳埋伏。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发起攻击，一举消灭魏金镰师三千多人，俘敌一千八百人，毙、伤敌人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菜子坳之战，创造了红军史上孤军获胜、以少胜多的奇迹。此战不仅消灭了当面之敌，粉碎了敌军包围，迫使川军二十多个团纷纷返回赤水河一线，同时迟滞了进到息烽、扎佐一线追击红军主力的敌中央军六个师的行动，使中央和红军主力从容经过黔西南向滇东挺进。九军团也在转危为安的同时，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九军团由此获得了“战略奇军”的称号。鉴于九军团一时过不了江，牵制敌军又非常需要，中革军委电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与敌周旋。在此后牵制敌人的五十二天里，红九军团穿行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足迹遍及十七个县，行程长达三千余里。他们比红军主力所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多走了三千余里。因此，九军团被称做“走了三万里长征”的部队。九军团这五十二天的转战，给蒋介石造成了红军夹江而战的错觉，使他不敢从围追九军团的东线、北线抽兵，只能就近从云南调兵救急。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喜过望，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只有这样，中央主力红军才能大踏步西进云南。无意之中，凯丰、罗炳辉、何长工又为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五月十一日，九军团突出重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会东，与中央主力部队会合。

    这时，凯丰奉命调离九军团。

    凯丰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九军团党代表一职由王首道担任。

    离别之前，凯丰、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四位并肩作战、生死相依的战友热泪盈眶，紧紧拥抱在一起，作着互祝平安、胜利的别离。

    凯丰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不久，主席着何长工同志来我九军团接替树藩政委职，王首道同志接替我中央代表职。我也就离开了九军团。”

    二十二、反对分裂

    走过寒风刺骨的冬天，步入万木竞秀的春夏，按理说，红军可以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和轻松。可是，川西北高原昼暖夜寒的气候，山巅“千年积雪万年冰”的寒流，无视明媚季节的到来，拦路劫杀一样，把攀越雪山的红军队伍磨难得不断减员，红军伴随冷热交递的天气走到懋功。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提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占领川、陕、甘，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兵力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的行动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至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进剿’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果发展受到限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于红军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接到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后，认为东出川北打松潘，地形与敌情对我不利，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占阿坝，四方面军则从茂县、理番北上进占新疆，致力寻机东向陕西发展。

    鉴于张国焘对中央战略方针有不同意见，中央通知张国焘来懋功开会商议。

    在懋功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主持。张闻天发言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并着重就两军会师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和中革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周恩来就中央制定的目前战略方针作了详细解读。他强调，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军队指挥权要集中在中央军委。

    彭德怀、林彪、秦邦宪先后发言，赞同周恩来对敌情的分析和提出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秦邦宪发言完毕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着重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战争性质，三是高度机动，四是集中兵力，五是统一指挥。

    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相继发言，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进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周恩来报告后，对自己与中央的不同意见作了辩解。张国焘之所以与中央的意见相左，除了他个人的见解之外，对中央红军目前的状态有些小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见中央红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样子，心中立即闪出四个字—残兵败将。

    一方面军的现状使张国焘大失所望。

    会师之前，张国焘和陈昌浩为了鼓舞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士气，曾经以“中央红军马上就到，加上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的日子就要实现了”做动员，并对指战员虚张声势说：

    “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

    “两军会合，没什么敌人不能战胜！”

    会师以后，张国焘为摸清中央红军兵力底细，曾曲里拐弯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打探过。

    毛泽东、张闻天对此有所提防，因此“东扯葫芦西扯瓢”地避而不谈。

    张国焘只好找周恩来。

    周恩来在张国焘的一再追问下，告诉他说中央红军只有三万人。

    张国焘听后倒吸口凉气，心想：“就这么点兵？！”张国焘原听说中央红军有十万，纵使长征路上损兵折将，再不济也得有七八万啊！

    张国焘是位雄视天下的男儿。

    在中共领导人里，只有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

    张国焘最喜欢四方面军官兵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这句话说：“斧头劈开旧世界，镰刀收获新乾坤。”他认为，这句话气势豪迈、壮志凌云，革命者就该有气冲霄汉、问鼎中原的气概。

    一九三一年三月，张国焘途经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在鄂豫皖苏区，他借助共产国际肃清“立三路线”、“肃清反革命”的名义，削职、查办、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大树自己的权威。在肃反中，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政委庞永俊、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等二十五名师团干部被杀，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四军政委曾中生被撤职。这次“肃反”，使干部队伍遭受了重大损失。因此，在蒋介石第四次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四方面军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鄂豫皖根据地。

    被共产国际看重的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国焘与陈独秀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张国焘也颇得孙中山的赏识。

    当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巴山蜀水，开始川陕苏区的拓展时，他凭着在鄂豫皖摸索出的经验教训，凭着川陕边的天时地利，干得很有成就。他的人生之路迈上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张国焘只用十个月时间，就以仅仅牺牲两万人的代价，换来了粉碎刘湘“六路围剿”、歼敌八万的重大成果，使川陕苏区总面积一举扩大到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余万，建立了二十三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多人，发展到四个军八万之众。

    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底细后的变化，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凯丰请示张闻天说：“闻天同志，我想写一篇《列宁论联邦》的文章，在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

    张闻天问：“为什么？”

    凯丰说：“你不是说，张国焘在西北组建联邦政府，要跟我们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背道而驰吗？两个政府，今后听谁的？”

    张闻天点了点头说：“是啊，你这位萍乡老乡，现在是人多枪多，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喽……”

    实际上，凯丰和张闻天早就感觉到了张国焘的变化。

    为了融洽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张国焘来懋功两河口参加政治局会议前，张闻天就派凯丰前去迎接。张闻天用意十分明显，凯丰与张国焘既是同乡，又同在苏联相处过，有利于两者的亲近。凯丰非常乐意接受这一任务。六月二十四日，先期来到懋功的红四方面军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红三十军军长余庆云、政委李先念，红九军军长王宏声、政委詹才芳，红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陪同凯丰前去迎接张国焘。

    毛毛细雨中，前往懋功路上的张国焘，见了迎接队伍，立即从马上跃下，向凯丰大步走来。

    凯丰一见，快步走向张国焘，激动得放声高喊：“国焘同志！”

    张国焘也快步走近凯丰，兴奋地叫：“凯丰老弟！”

    当两位在莫斯科分手五年之久的同乡，在几乎认不出对方的情况下相拥而抱，都激动得流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

    血雨腥风，生离死别，一晃就是五个春秋啊。

    一阵狂喜之后，高大白胖的张国焘握住单瘦的凯丰的手臂，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问：“凯丰老弟，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凯丰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八个多月的刀削剑砍、炮火硝烟，能不把人整瘦、烤干吗？”

    “是的，是的，久戍人易老，长征马不肥嘛！”张国焘点了点头，用有力的手掌在凯丰肩上重重地拍打着说，“现在好了，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终于走到我的地盘上了。老弟，大哥会用大肉大鱼把你养大喂壮的。走，带我去见润之他们。”

    初听张国焘的话，凯丰十分高兴，但细细一咀嚼，觉得有些不对味。张国焘说“我的地盘”？这等于说这块根据地就是张国焘的了，张国焘就是这地盘上的主人，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是他的客人了！这么一想，凯丰惊出一身冷汗。心想，如果张国焘把这种心态带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肯定会惹出大麻烦。可凯丰不敢把自己的担心暴露出来，因为毕竟张国焘比凯丰年长九岁，是党的第一任组织主任。前些年，张国焘还是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很受共产国际看重。如果这时冒犯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凯丰既为党和红军担心，也为战友、同乡张国焘担心。因此在陪着张国焘回往懋功的路上，凯丰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处理好这件迫在眉睫的事。后来，他决定请示张闻天，以写文章的方式，先旁敲侧击提醒张国焘，让他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与中央保持一致。

    凯丰听张闻天介绍张国焘一些不正常的表现后说：“正因为发现国焘同志有些不把中央放在眼里，我才认为有必要趁早提醒他，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央和红军经过这两年来的挫折，现在最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加强团结。”

    对凯丰的请求，张闻天很赞同。在这之前，他正为张国焘的变化感到棘手。现在有凯丰的请求，去“敲山震虎”，说不定张国焘会收敛一些。于是说：“老乡的善意提醒，有时比他人的提醒更中听。这样吧，凯丰同志，这篇文章在起草时用词尽可能委婉一些，不要点国焘同志的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会把握好分寸。”

    于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的当天晚上，刊有《列宁论联邦》一文的《布尔什维克报》，送到了中央和军队领导人的手里。文章引用列宁的论述，对张国焘擅自组建川西北联邦政府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和规劝。

    张国焘哪能接受这样的规劝？当天晚上，他找到张闻天，将那张《布尔什维克报》拍在桌上，指着《列宁论联邦》的标题气冲冲地说：“看看，我一到懋功，你和中央就叫凯丰写文章反对我，看来是有预谋的。列宁反对‘欧洲联邦’，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我们成立川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川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的一员，怎么能同列宁反对的欧洲联邦相提并论呢？”

    张闻天因为有思想准备，所以对张国焘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既然问题已经公开，就没理由回避，张闻天招呼张国焘坐下，耐着性子说：“国焘同志，凯丰同志引用列宁的话，并没有错嘛。”

    张国焘说：“问题不在列宁的话错与不错，而在凯丰的文章并没有提到川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更没有承认少数民族可以组织单独政府。他只是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地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张闻天说：“共产国际只指示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如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这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相符嘛。”

    张国焘辩解说：“凡事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怎么能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教条，捆住我们的手脚呢？一方面军吃教条主义的亏还少吗？一方面军离开江西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政府能行驶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这样做有什么错？”

    张闻天叫张国焘消消气，有话慢慢说。

    张国焘根本不听，说：“请问闻天同志，凯丰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授意写的？”

    面对张国焘的逼问，张闻天没有吭声。如果承认这篇文章是他同意写的，张国焘今天非跟他闹崩不可。

    张国焘说：“如果这是中央的决定，为什么不等我们到了两河口，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拿去发表？又为什么我到这里这么长时间，不拿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

    张闻天静静地听着，让张国焘把话说出来。他希望能从张国焘的话语中，听到他有认识错误的迹象。可是遗憾得很，张国焘不但没有认错的意思，相反，还对张闻天大发雷霆。按照张闻天现在的身份和脾气，非指出张国焘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但是，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敌军对我军的围追阻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一、四方面军必须加强团结，密切行动，如果此时去过多争论谁是谁非，必然产生更大的隔阂和危机。既然凯丰的文章已经让张国焘看到了，并在他心中产生了这么大的震动，已经达到了打招呼、敲警钟的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使双方的关系搞得更紧张。张闻天一改刚才严肃认真的样子，变得像和事佬一般劝慰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这几年，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中央苏区没有丢失之前，面积不过二十一个县，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四方面军所开辟的根据地就达二十五个县市和四百多万人。这次又竭诚拥护中央红军的会师，真是给一方面军雪中送炭啊。国焘同志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有目共睹。我一看到四方面军，就感到这是一支强大的队伍，中央哪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只是他个人的有感而发，国焘同志不必在意。我们党内不是常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听了张闻天的称赞，张国焘心中得到一些慰藉，暂缓了对凯丰文章不满的发泄。但是，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念头还是没有消除。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不听中央领导的警示，把中央的宽容当做软弱，把同志的忍让当做好欺，一是迫使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之职，由他担任；二是在芦花会议上，提出九人名单，企图改组中央；三是改组中央不成，则违反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决定与中央摊牌。张国焘在给陈昌浩的密电中表示说，要与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中央服从他的意志。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当叶剑英把此份电报密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张国焘会以这种态度对待中央和中央红军。

    为了避免党内、军内发生内讧，他们不得不于当天晚上十一时，从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的驻地芦花，赶到第三军团驻地巴西，与患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碰头，召开了史称的“巴西会议”。会议上，大家面对张国焘咄咄逼人的态度，毅然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连夜离开驻地，立即北上。

    会后，张闻天吩咐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立即带领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迅速出发，一刻都不能耽误。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凯丰匆匆来到驻地，悄悄通知中央机关的所有人员紧急集合。

    面对紧急集合，睡梦中惊醒的人员茫然不知出了什么事，互相询问说：“半夜三更，火上房了？紧急集合做什么？”

    凯丰压低声音，厉声命令：“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来。”

    后来，毛泽东把这个夜晚称做长征路上“最黑暗的时刻”。

    紧急行动中，由于凯丰、林伯渠、杨尚昆组织指挥得当，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三大机关行动迅速，如期脱离了危险境地，到达了预定集结地。

    中央和中央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张国焘见中央和中央红军悄悄离开驻地，继续北上，就派人去追赶。中央不但没有答理他，反而命令他立即北上。

    张国焘不屑地笑了。

    他没有按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总方针办，而是一意孤行，继续他的南下计划，开始与中央北上的战略背道而驰。

    后来的结果证实，张国焘南下计划是错误的。

    最后，在随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努力劝说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所率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后，开往中央所在地陕北。

    从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全过程看，凯丰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企图是最早觉察者之一。凯丰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洋洋一万余言的《列宁论联邦》，不仅预示了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同时，也反映凯丰通过遵义会议后，政治敏感和是非分辨能力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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