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陕西北部，距古都西安三百多公里，属黄河中游地区。

    延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黄帝崩，葬桥山”，延安南部的黄陵县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的陵寝地。“龙的故乡在黄陵”，桥山是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民族圣地。而延安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守陵人。“禹治水，壶口始”，离延安城一百多公里的黄河壶口瀑布，雄浑壮美，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大禹治水的头功之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延安因其“襟带关陕”、“五路襟喉”、“边陲之郡”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使得中国古代名将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杨家将等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出一场又一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壮烈史剧。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大门吴起镇。

    这时的凯丰，随中央机关行动，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直罗镇战役。这一役，歼灭围堵红军的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奠基仪式。

    一九三五年九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年十一月，担任刚刚恢复工作的青年团中央局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也是同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秦邦宪任主席，凯丰任粮食部部长。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凯丰参加了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一九三五年又继续南进，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变华北为第二“满洲国”。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种紧迫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决策。然而，从长征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一直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围追堵截，与外界基本断绝联系，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电讯已中断近一年之久，很难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变化。这对中共中央准确地分析中国的政治局势，作出重大策略是有很大影响的，此时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指导。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任务，虽然《宣言》已通过法国巴黎《救国报》传入国内，但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却不了解。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根据世界反法西斯的紧迫形势，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让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到这些重要精神，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来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张浩装扮成商人，历经艰险从莫斯科经外蒙回到陕北。张浩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精神，以及《八一宣言》的内容。为安全起见，张浩回国时没带文字材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竟将会议内容传达得非常完整。《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对中共中央全面准确地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调整自己的政策作出重大的策略转变，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址就设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张浩、杨尚昆、罗迈等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同日，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总的决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在讨论政治决议时，对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要不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因此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凯丰在会上认真听取了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深刻领会了会议精神，参与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的拟定，并坚决拥护会议的两个决议。

    一九三六年一月，凯丰任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七月任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主任是毛泽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九三六年二月，凯丰随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从延水关至河口渡过黄河，参加了东征。

    同年十月十九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至此宣告胜利结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我党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事变。

    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离开延安地区保安县，十二月十八日进驻延安城区。

    一九三七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西安事变爆发期间，国人尤其是广大年轻人，面对内忧外患，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者认为不能释放蒋介石，极右者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深入人心。延安灯火，彻夜不熄，中央领导人在夜以继日地操劳着。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凯丰住处，要与凯丰商量统一战线方面的宣传工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看到凯丰在思想行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毛泽东格外高兴。毕竟，凯丰在苏联学习多年，有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这对中国革命很是需要。凯丰经过大革命和长征中血与火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强如钢。凯丰血气方刚，坚持原则，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凯丰文化水平高，政策观念强，领会主要领导的意图敏捷，又如饥似渴吸收新事物、研究新情况，这对宣传理论战线的负责人格外重要。喉舌作用，党的主张得靠人先“说”出啊。遵义会议后，在跟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凯丰发现苗头敏感，立场坚定，斗争果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意志。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张闻天面前夸奖凯丰，说凯丰是可造大材，可堪重用。是的，在懋功，在写《列宁论联邦》那洋洋大书的篇章时，寒风凛冽，凯丰席地而坐，在低矮的土砖屋里，双臂伏在弹药箱上，借着昏暗的马灯光，焚膏继晷，奋笔疾书。这一情景，被顶着星光、踩着月色悄悄出来思考问题的毛泽东看见。万籁俱寂中，毛泽东面对凯丰，心里感叹说：“萤窗雪案，全神贯注，哪有不‘笔落风雷动，诗成泣鬼神’之理啊？”

    今天，毛泽东走进凯丰家窑洞之时，凯丰刚吃午饭。见毛泽东突然到来，凯丰赶紧放下饭碗，站起相迎。

    毛泽东问：“下午一点多了，怎么才填肚子呀？”

    凯丰说：“赶一篇稿子，怕断了思路。”

    “唔，灵感如闪电，稍纵即逝嘛。”毛泽东边说边点头，满脸笑容地走近饭桌问：“吃的什么饭呀？”

    凯丰让到一边说：“没吃饭，吃的是小米粥、窝窝头。”

    毛泽东“扑哧”一笑说：“小米粥、窝窝头就不是饭啦？”

    凯丰一愣，之后，以手拍额笑了说：“看看，我这个吃惯了大米饭的江西老表，总不习惯把米饭以外的粮食当饭看。”

    毛泽东说：“我也一样。那年到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总喜欢问人家吃什么菜，问得北方人莫名其妙。北方人吃菜的种类，并不像南方人这么多，他们多的是饭的品种，比方馒头、包子、面条、油条、煎饼、饺子等等。后来我才知道，我应该问人家吃的是什么饭，人家才好回答。这叫在什么山，只能唱什么歌啊。”

    凯丰说：“是啊，小时养成的生活习惯，就是很难改过来。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有时小时候养成的习惯也没什么不好，像你和我，不都反抗过不准我们读书的父亲吗？结果怎么样？在我们的勇敢坚持面前，他们都妥协了，让步了！他们的妥协让步，不是让我们反抗强权霸道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吗？不是让我们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了吗？”

    毛泽东的话使窑洞中的气氛和谐了起来。

    一边立着的廖似光，赶忙把自己的凳子让出来，搬到毛泽东跟前说：“泽东同志，请坐。”

    毛泽东转过头来，笑容满面地对廖似光说：“似光啊，窑洞里只有两张凳子。你把凳子让给我，你能站着吃吗？”

    廖似光玩笑着说：“我听您说过，站着吃饭可以多吃一些，我今天想站着试一回。”

    “是吗？哈……”廖似光的话引得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起来说，“湖南和江西都流传一句俗话，叫做‘雷公不打吃饭人’。可见吃饭人的身份很大哟。你饭没吃完，就把凳子让给我，我如果坐了不有违天理了吗？”

    “哈……”凯丰夫妻俩都被毛泽东逗乐了。

    毛泽东止住了笑，指了指桌上的饭菜对廖似光说：“叫勤务员把饭菜热一热。凯丰同志肠胃不好，应当少吃冷东西。”

    凯丰感激地问：“泽东同志，你有事？”

    毛泽东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这些人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呢。”

    廖似光赶紧与勤务员将饭菜弄去加热了。

    毛泽东坐了下来，也招呼凯丰坐下：“凯丰同志，我看了你昨天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大作。那篇文章，对西安事变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有很好的导向作用啊！……”

    毛泽东所说的那篇文章，是凯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发表在《解放周刊》上的《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这篇文章，对抱有极“左”或极右态度的那部分人进行了纠错和规劝。文章指出：从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北方青年就开始一个针锋相对的立场。这两种立场于北方青年运动不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利。极“左”派坚持不主张释放蒋介石先生，极右派则坚持主张武力讨伐。这种对立态度的发生，不应当责备一方面，而应当责备双方面。因为他们任何一方面看法的胜利都是中华民族的损失，而使得日本“渔翁得利”。极“左”派既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主张，因为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我想极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国民党整个立场，因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大多数，尤其是开明的人士都是主张和平解决。这两派的争斗只能说明他们双方的幼稚，表现出青年的暴躁，以及缺少阅历。如果双方面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这种因幼稚行动而引起的误会，理所应当自动化除，使北方青年运动重归于统一的一致行动。……愿北方青年以抗日为重！在团结救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这样的文章，你这个宣传部部长应当多写几篇，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嘛。”

    凯丰说：“我怕不能完全阐明中央的意图。”

    毛泽东说：“你都说不明白，延安还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你可是党内的笔杆子。应当多写，还要动员其他同志一起写……”

    其实毛泽东不说，凯丰也在悄悄地写，今天赶的这篇稿子就是这方面内容的。

    凯丰没有辜负毛泽东寄予的厚望，接下来又写了《寄语北方青年》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解放周刊》上。

    在《寄语北方青年》中，他写道：“对于北方青年运动的希望，已经在《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那篇文章内，将我们的基本的意见提了出来。……在最近的事实来看，北方青年的大多数，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北方青年应坚持既定的方针，即是以抗日为方针，以民主为方法，继续地努力，以达到青年的团结统一。……”

    凯丰这一阶段撰写的大量文章，对诠释我党抗日方针，壮大我党统一战线队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四、敢于斗争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央在延安安顿下来后，开始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清算。

    其实，对张国焘错误的性质，早在保安红军大学时，毛泽东就在给红四方面军人员的授课中作了定论。毛泽东在这个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了过来。”

    尽管张国焘当时是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毛泽东任主席），但是听了别人告诉他毛泽东作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后，他认为自己日过中天，大势已去，认为不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因此，他斟字酌句，向中央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在检讨中，他列出了自己五种错误观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客观情况，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观错误。

    第二，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

    第三，过分估计了第五次反“围剿”所受的损失，因而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北上方针理解为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提出在比较更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另一战略。

    第四，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面建设工作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导致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在对错误根源的检讨中还说：“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万里长征中所受到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对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足。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以发展……因此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尽管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但检讨时依旧遮遮掩掩，只触及皮毛，希图应付过关。

    二月二十七日，凯丰写了一篇题为《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以层层剥笋的文法，以犀利的笔调，以三万字的篇幅列出十三个问题，系统总结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历数了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合这一过程中的种种错误，以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这十三个问题是：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二、军事战略问题；

    三、南下北上的问题；

    四、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

    五、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六、根据地问题；

    七、肃反政策问题；

    八、党的建设问题；

    九、民族问题；

    十、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十一、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十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十三、党的统一问题。

    这十三个问题，无疑是打向张国焘的十三发重磅炸弹，给张国焘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以致命一击。

    凯丰以大河截流的方式，在列举十三个问题后戛然顿笔，写道：“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是中国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同志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自己的错误。他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凯丰深挖了国焘路线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明确地说：“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一、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二、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一、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二、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与他的狭隘经验论相联系；三、与他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凯丰在文章中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张国焘，应该说是他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党和红军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

    尽管凯丰当时对张国焘的批评言辞激烈、态度严厉，但是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这与紧接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张国焘问题的结论完全一致。

    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五十六人。

    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批。

    面对会场上的全体人员，久经岁月沧桑的张国焘迎着大家关注的目光，背靠在木椅子上，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不紧不慢地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工作。之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讨。他说：关于我的错误，前次在《从现在看过去》的书面检讨里已经讲过，但觉得不够。我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中央的错误。在鄂豫皖工作期间，路线是正确的，但错误也不少，没有巩固政权的观念，因此发生了失败的后果，开始在肃反中发生“左”的错误。在反第四次“围剿”中，以为国民党军队是“偏师”，发生“左”的观念，影响到粉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肃反错误是进一步发展，一直到陕北。在川陕苏区时期，一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在城市政策中，发生“左”的现象，肃反错误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党内形成家长统治。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由于对民族运动估计过低，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对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怀疑北上方针，发生向西退却，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由于军阀主义等的错误，发生反抗中央的表示，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以后就南下，南下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党、反中央，而且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发生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对党的领导的忽视。

    张国焘虽然笼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一些具体确凿事实上，却又为自己进行辩解。

    彭德怀、贺龙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他们从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问题、肃反政策、群众运动等方面，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长期受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部分四方面军干部，说到自身受到的迫害时，有的人声泪俱下。

    在批判张国焘时，贺龙的表现最突出。他不时用握着烟斗的右手敲着桌子，指着张国焘猛批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人物？”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发言认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西安事变我们接到捉到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有战略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看不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做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拿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不慎重，就会打起来的。

    三月三十一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在对革命估计不足，以为反动时期又到来了，夸大敌人的力量。他的军阀土匪主义首先表现于在军队中个人的独裁制度，因此反对他而忠于党的同志就被“肃”掉了。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不同，是为保障个人统治的。其次他是标准的“实力派”，枪杆子高于一切。我们与他会合时，他一看到我们只有这么多枪，于是乎一切的手段和阴谋就都来了。后来发展到公开要书记当，要总政委当。可见他是军权超出了一切。

    最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历数了张国焘九大错误，决定暂时保留其党籍，给张国焘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批评张国焘期间，凯丰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章，并积极地参加了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

    为了发动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揭批张国焘的错误，凯丰多次主持小会议，作启发式发言，引导与会人员对张国焘进行批判。

    那些不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听了凯丰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介绍，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纷纷诘问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你们乱杀过人吗？”

    “私自打过土豪吗？”

    …………

    在诘问者看来，张国焘既然犯有军阀、土匪主义的错误，所带领的军队自然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忍无可忍，他们认为，这是对四方面军干部的侮辱。有人拍案而起，对凯丰提出抗议说：

    “凯丰，你如果再召开这样的会议，我就离开会场！”

    “我们决不受这窝囊气！”

    …………

    会场内出现了严重的争辩局面。

    “啪！”凯丰一掌拍在桌子上，问：“怎么，拒绝接受批判教育是不是？告诉你们，没有同张国焘划清界限，就得接受批判！”

    会场鸦雀无声了。

    原四方面军第四军的政治委员王建安，对凯丰把他跟张国焘划在一起想不通，散会之后，悄悄来见生病卧床的许世友，将开会时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许世友一听，怒眼圆瞪，他没想到中央会这样看待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于是把被子一掀，跃下炕来，在房子里像困虎样走动。

    许世友是第四军军长，跟王建安是老搭档，长期在张国焘手下带兵打仗。张国焘十分赏识和偏爱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里，一般官兵不能进张国焘的卧室，而许世友例外。张国焘那里有打胜仗缴来的烟酒，经常招许世友来对饮。许世友还经常在张国焘那里挑选好烟好酒拿走。行军打仗时，张国焘允许许世友的警卫员背酒、炊事员担酒、战马驮酒。许世友打了胜仗，张国焘亲自上门看望慰问。许世友发脾气，张国焘从不计较。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国焘经常在不同场合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赞扬许世友，为他扬名。因此，许世友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特别关注。最近，许世友确实感到延安的政治空气越来越不利于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担心这样下去自己的脑袋还能不能长在自己脖子上。

    “娘的，欺人太甚！”许世友对王建安说，“走投无路我们还有四川。去，把几个老兄弟叫过来！”

    经过预谋后，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五名军级、六名师级、二十多名团级、两名营级干部和二十几名武装警卫员，准备悄悄离开延安，回四川打游击去。

    可就要离开延安时，王建安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认为这样做太过火了，中央既然已把张国焘问题定为党内矛盾，就完全可以在党内解决，没有必要把矛盾进一步激化。许世友气得瞪圆了眼，要把王建安捆起来强行带走。在此状况下，作为抗日军政大学保卫处处长的王建安，就不得不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谢富治。

    毛泽东听到消息大吃一惊，赶紧招来张闻天、朱德、林彪，进行紧急磋商。磋商之后，抗日军政大学的刘亚楼、傅钟、莫文华、邓富连、谢富治等负责人在林彪的部署下，迅速行动，将准备离开延安的干部全部逮捕起来。

    对被关押的干部，毛泽东像对待一座即将爆炸的火药库一样，非常慎重地做着排险工作。

    在部署分头做工作的同时，毛泽东把许世友当做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来对待。

    他先是派许世友的老上级徐向前去做许世友工作。徐向前刚从惨败的西路军的尸体堆里爬出来，回到延安。当徐向前走进关禁闭的房内时，老战友相见，许世友抱着徐向前失声痛哭起来。

    徐向前也禁不住地眼泪长流。他刚刚揩干从西征路上带回的血迹，打心眼里不希望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再发生不测，他们都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都是我党革命力量的中坚啊。

    徐向前对许世友说：“张国焘同志过去确实犯过严重错误，中央对他的批评帮助是对的。我们这些跟过他的高层领导，应当从中吸取教训。遇事不要太冲动，要好好想一想……”在徐向前的劝说下，许世友渐渐平静下来。

    毛泽东见许世友心态有所变化，便去监牢跟许世友交心。毛泽东开诚布公地将许世友等人与张国焘区分开来，说：“张国焘的错误是他自身造成的，你们这些下级受到株连是不公道的。当然喽，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你们这些下级也不应该生气、上火、出走……你许世友少林寺出身，重感情，讲义气，这是优点，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感情、意气用事……你许世友打过许多仗，吃过许多苦，对此我毛泽东非常敬佩……”

    毛泽东最后说：“在揭批国焘同志的会议上，我们少数同志对你们说了些过激的话，对此请你们谅解。”说完，竟脱下帽子，向许世友鞠了三个躬。

    许世友站了起来，呆成一座石雕像。

    许世友没想到毛泽东对自己会这样宽容。于是，张国焘刚愎自用、不服从中央决定、执意率四方面军南下的种种表现，也像过电影一样在许世友脑海中出现。

    许世友再也忍不住了，冲到毛泽东面前，单腿一跪，仰面大声说：“毛主席，许世友服了你。”

    剑拔弩张的局面被平息下去了。

    对张国焘的批判引起的麻烦，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因此，毛泽东对引发许世友等人“出走事件”非常生气，把问题的起因归结在组织批评的同志身上。那天，他把组织者之一的凯丰叫到自己的窑洞，批评说：“凯丰同志，怎么搞的嘛，弄得这么多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

    凯丰对毛泽东的批评感到非常委屈，辩解说：“泽东同志，我们可是按照中央意图进行的。”

    毛泽东说：“主持批评会的是你们，能说你们的做法没有问题吗？”

    凯丰还要争辩：“泽东同志……”

    毛泽东抬手止住了凯丰，站了起来。毛泽东背过身去，将烟塞进嘴里，大口大口地抽着。抽了一会儿，高大宽实的背部渐渐平静下来。他转过身来，脸色好看了许多。

    毛泽东咳了一下，声音柔和了许多说：“凯丰啦，出现这样的问题，看来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经验不足吧。看来对张国焘个人严重错误的批判，严厉一些是可以的，但不能涉及其他人，更不能过火，过了火，就会把人逼上梁山！你和我的家乡不是流传一句话，叫‘大火煮粥，细火炆肉’吗？粥稠了才好吃，粥稠就得靠火力不停地拱动。红烧肉要熟透才可口，肉要熟透，就得耐着性子，从外到里用细火慢慢去炆。火大了，就会造成外面的烂了里面的还没熟的问题。好吧，我们就从对张国焘的挽救中学会‘煮粥、炆肉’吧。”

    毛泽东态度的改变，所作的自我反思，使凯丰的委屈一下子消除了。毛泽东的服众之处，就在他能及时发现别人和自身的错误，并在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不放过对自己的反省。

    凯丰感到，自己在主持四方面军干部对张国焘问题的批判时，确实说话过了头。如果不是毛泽东和中央及时妥善处置，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于是，凯丰说：“泽东同志，等下我去许世友等同志那里，向他们赔个礼、道个歉。”

    毛泽东非常赞赏凯丰这种爽快作风，满脸笑容地说：“好，很好。在我们共产党里，秀才遇到兵，没有什么说不清的道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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