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在国共合作中明方向

    陕北的炎夏，顶着烈日的庄稼像疯了一样生长。

    漫山遍野的苞谷、粟苗、地瓜，绿油油的染得整个原野春色一片。

    羊群东一处、西一处地游啃地面，像黑白棋子在绿色的棋盘上移动。

    沟这边有牧羊的小伙子在与沟那边的姑娘以歌传情：

    山丹丹里那个开花哟，

    红艳绝，

    咱们中央啊红军，

    到陕北，

    …………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史称“洛川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日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凯丰出席会议。凯丰、彭德怀、邓发、林育英（张浩）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说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杨尚昆任秘书长，任弼时兼政治部主任。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抗日的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个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它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

    年轻气盛的王明，在十二日会上，以激情四射的口气，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日与争取抗战》的报告。报告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并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在军事上，他主张打阵地战，主张集中，将我们的部队编成正规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上战场打击日本，进一步说就是保卫苏联。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与会人员感觉王明的报告与洛川会议精神显然不同。但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回国前，他又受到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的讲话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军事干部对洛川会议中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抱有不同的看法，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这样既可以振奋我们的斗志，又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这两种思想都促使不少人同意王明的观点。可见这些人没有正确估量形势。我们只有三万军队，配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去打阵地战，这支军队能打几次仗？再说，如果跟着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我们既无后方，又无根据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议期间评价十二月会议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呢？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呢？”

    王明的报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

    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凯丰被确定为二十五名筹委会成员之一。

    会议根据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心转至武汉的情形，加上蒋介石的邀请，决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等领导南方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希望王明“在汉相助”。

    经中央同意，王明留在武汉。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凯丰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

    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原日租界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四楼的大石洋行，成了中共长江局机关的办公处。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难的时候，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时候，在与王明右、“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身处长江局的凯丰，始终维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尽管当时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但在副书记周恩来的实际领导下，凯丰和秦邦宪、董必武等长江局领导，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长江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开展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和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工作；

    二、领导南部各省党的工作，迅速恢复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做好新四军的工作，独立自主地准备与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积极作战。

    按照任务规定，长江局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重建了在大革命中破坏十分严重的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吸收了大量先进分子入党（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十三省，党员发展到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军队党员未包括在内），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加强了各地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指导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广泛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开展了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将领以及地方势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统区内组织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种抗日团体，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长江局的宣传部部长，凯丰说：“宣传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已为抗战的实践所证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无论对国外或对国内都做得不够，没有充分地使用宣传的武器，没有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效能。中国的抗战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自卫战，是保卫祖国和保卫和平的自卫战、正义战，因此中国人民是站在理直气壮的方面，更能把握客观的真理和事实来发挥宣传工作的效力。”

    凯丰和周恩来、王明、秦邦宪一起，在同蒋介石谈判中，经蒋介石“完全同意”后，争取到了创办一份新报—《新华日报》的权利。《新华日报》组建后，由王明任党报委员会主席，报馆设立董事会，成员是王明、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凯丰、邓颖超。《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一张公开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它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设立分馆。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宜昌、黄陂、南昌设立分销处，销量最多时达三万多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一张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上起到了重大的号召和鼓动作用。

    凯丰作为党报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新华日报》的采编、出版、发行工作。凯丰对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指出说：“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来做宣传材料，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的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怨；用革命仇怨态度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去对付日寇侵略者；发挥中国抗战中每一次英勇事迹的教育作用，激发每个中国人的民族热忱；用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使他们抱定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使他们抱定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的信念。”

    由于《新华日报》缺少强有力的编辑人员，在范长江的介绍下，凯丰得知陆诒能够胜任编辑工作，凯丰就和秦邦宪、潘梓年、华西园在普海春餐馆找陆诒面谈，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编委兼采访科主任。陆诒曾在几个报社担任过外勤记者，但不了解“编委”是什么意思。凯丰、秦邦宪一一向他解释：我们通过党组织来领导报纸工作，具体地讲，党组织领导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委会是报社内部的集体领导机构，每个编委都是集体领导成员之一，不论党内或非党人员，只要参加报社工作都是报社的主人翁。我们这里没有老板和伙计之分，办报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还要依靠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支持，就是这一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

    凯丰还对报社同志讲，我们过去有过办秘密报刊的经验；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在苏区办过报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要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不要紧，经验从实践中来，我们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共产党人对不懂的事情就要学习，只要我们发奋努力，在实践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新华日报》出刊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一星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受曾经的中共党员、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叶青的调唆，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指使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利斧闯进报馆，割断电线，捣毁物件，推倒排字架……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继续出版。

    长江局对此作出强烈抗议，并电告蒋介石，请他设法制止。

    周恩来、叶剑英和凯丰等分别专访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要求采取有效办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凯丰依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就职时所提出的“以民族精神对抗强敌，以民主制度集中国力，以国防计划建设经济，以科学原理健全思想”的“四个原则”，前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周佛海严正交涉。他指出：“……如果不及早设法调整，将要妨碍抗战宣传工作的进行。”

    凯丰还将近来《新华日报》被捣和全国各地不少进步报刊被查禁等情况，对周佛海进行了通报。

    面对凯丰的到来，和出具的暴徒的确凿罪证，周佛海佯装不知地说：“凯丰先生，有这种事，会不会是亲日分子挑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

    凯丰说：“如果不信，周部长可以派人调查。”

    周佛海说：“调查当然会进行，不过……”

    凯丰不容周佛海闪烁其词，指出：“……自抗战爆发以来，有人以为对理论的研究将会失去它的地位，但是恰恰相反，理论书籍的销路反倒激增起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抗战的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激烈变化，以前不问国事的人现在都被战争的炮火所惊醒，使他们不得不问政治；平时注意政治的人们，现在对于一切事物不能不求进一步地认识。对这种现象，国民政府本应求之不得，怎么反过来还要对政治书籍进行查禁呢？你这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说出的‘四个原则’摆在那里，不能会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吧？”

    周沸海脸红如煮虾，却仍继续装聋扮哑说：“凯丰先生，你反映的情况我真的一无所知。如果查清中央和地方确实存在以上问题，我马上纠正。”

    凯丰说：“光纠正还不够，我认为必须作出一个明确规定，将全国有利于抗战的言论和文章都充分讲出来、登出来。”

    周佛海问：“你认为这个规定要表述哪些内容？”

    凯丰说：“第一，应当确定，凡是不违背三民主义的原则和不违背统一团结的书报，均应予以发行和出版的自由；对于学术的研究，凡是为国内或国际上公认的学说，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一种学说，应当有研究的自由。

    “第二，在组织上，应当统一书报的检查。近来检查书报既无一定的组织，又无一定的标准，甲机关可查禁书报，乙机关也可查禁书报。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有组织的现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而地方又要查禁，这样使言论出版也如像遭受‘关卡厘金’重重障碍。因此必须有统一的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书报应当归统一检查机关负责。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应当在全国各地通行，不得受到查禁。

    “第三，确定书报检查与着作人发行人的关系。凡被查禁的书报，应当通知着作人发行人，指出被查禁之理由，使着作人发行人能依指出之理由加以更正重新出版，或查禁之理由不适当时依法申辩。……”

    在凯丰的强烈要求下，周佛海无言作对，最后不得不松动进步报刊、书籍的出版。

    这一松动，使我党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得以迅速传播，并使之深入人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凯丰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根据时局的变化，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撰写了《抗战中的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撰写了《保卫武汉中动员民众的几个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刊载在《解放周刊》上。文章对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着名文章起了很好的作用。

    凯丰在《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胜利是属于中国。他说：‘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是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与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与人民是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与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与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真理已经逐渐地为各方面所认识，为各方面所公认。这正成为是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发展民众运动与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的先决条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凯丰撰写的长达十万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是一部鸿篇巨制，是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教科书，对《抗日十大纲领》进行了全面解读。该文分“民族危机下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前途”、“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四大讲和“中国一般的状况”、“中国怎样沦为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九一八后民族危机之加深”、“中国经济之危机”、“九一八后中国政治形势与反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能否胜利”、“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能否胜利”、“反对民族失败主义的各种论调”、“中国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怎样争取抗战胜利”等二十节。这部着述，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为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十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

    凯丰参与了张国焘叛逃前对他的挽救和劝阻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张国焘借口去黄帝陵祭奠，企图与国民党特务联系，背叛革命。

    毛泽东对张国焘去黄帝陵不同意，但不好阻拦，因为张国焘是军委副主席。

    张国焘祭奠完黄帝陵，去了西安。在西安，他不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劝阻，又去了武汉。

    十一日晚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赶到江汉关一条小街的旅馆里，与张国焘见面。他们批评张国焘来到汉口不报告中央是错误的，希望他住到长江局办事处去。

    但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抱悲观态度，拒绝了他们的帮助，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有办法。”“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到江西老家去做老百姓。我家有饭吃，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在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一再批评、劝说下，张国焘不得已向中央发了个电报，电报说：“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经研究认为，张国焘这次行动是有准备的，劝他回党工作困难很大，于是立即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并提出建议：“国焘今日十九时抵汉口，仍与胡宗南所派的一个便衣住旅馆，我们已经去与他谈话。他表示是否可在相对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同时认为边区是丢了可惜，吃了没味的问题。”现请你们电告：一、究竟联络参谋交机密文件是否属实，内容如何；二、对国焘问题如何处理；三、对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及其孺子，请勿予以难堪。

    中共中央经研究，十二日，以书记处名义电王、周、秦、凯，为表示仁义至尽，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

    根据张国焘的要求，十六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张国焘见到了蒋介石。张国焘对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周恩来马上说：“你糊涂，我不糊涂。”当时因周恩来在场，张国焘有话也不好多说。见了蒋介石后，张国焘对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的劝告依旧置若罔闻，表示坚决不回去。四月十六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利用教育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错误应由他个人负责，对红四方面军干部应当做到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张国焘问题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议不要因为张国焘叛变，增加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当更加团结起来。四月十七日，鉴于张国焘的表现，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再次和张国焘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二、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并劝张国焘采纳一、二点意见。但张国焘坚持错误态度，当即表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条、第三条中考虑，准备在两日内答复。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走后不久，张国焘约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来旅馆谈话。当晚十一时，胡宗南司令部派车把张国焘接走。张国焘在房间留下纸条，对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凯丰写道：“弟已决定采纳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王明在武汉在长江局期间，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宣言。在宣言中，王明不但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批评，反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表示不满，提出了许多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王明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其要旨是把抗战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正规战，完全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

    王明甚至认为，蒋介石希望他“在汉相助”，等于承认他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

    王明还认为，到中共七大召开时，自己坐上党的总书记的位置肯定不会有问题。

    王明甚至想在武汉建立党的第一中央。

    毛泽东看出了王明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如不尽快消除这一事态，将危害党的肌体，涣散党的团结，断送革命的大好形势。

    这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日军逼近武汉，武汉的沦陷近在咫尺。

    毛泽东抓住王明从武汉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机会，郑重提出说：“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毛泽东对王明人身安全的关怀。

    王明看出了毛泽东的用意，不露声色地说：“润之兄，国难当头，武将战死在沙场，文臣累死在书房。作为我党一位领导干部，我得身处抗战最前线，与国人同生共死！……”

    毛泽东一时被王明说得无言以对。

    但是，毛泽东想要解决的问题，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以解决。毛泽东稍作思考后，一语双关地说：“为了安全起见，王明同志必须回延安！”

    由于毛泽东坚持己见，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会议结束，王明离开延安回到武汉后，根本没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放在眼里，就是拖着不回延安。他自恃有共产国际这一靠山，毛泽东等人奈何不了他。他还自作主张，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同时送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毛泽东看了提议认为，这个提议对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明确阐述，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另外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并将八项建议电告王明。王明却以来不及送达为由，拒绝将八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

    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已经公开化了。

    解决王明的问题已经成了我党迫在眉睫的要务。

    机会终于来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王稼祥乘苏联军用运输机飞到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再从迪化乘军用汽车风尘仆仆回到延安。

    前头说过，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腹部留着弹片，长征途中还在化脓，参加遵义会议都是用担架抬去的。长征结束，到达陕北，王稼祥不得不离开延安，去苏联治伤。王稼祥去苏联时，恰好王明回国。中央决定王稼祥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归来，为解决王明企图争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提供了契机。

    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原来，在共产国际中，主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共过事。季米特洛夫在工作中发现，王明喜欢夸夸其谈，根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却又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格外紧张。王稼祥治好伤的时候，任弼时被中央派往苏联汇报工作，同时接替王稼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季米特洛夫借王稼祥回国的机会，请他给中共中央带来口头批示。批示说：“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

    八月二十九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主持长江局工作的凯丰和董必武、叶剑英，就武汉工作布置方针作出指示，武汉紧急，他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分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李克农）、文杰（黄文杰）暂留汉”；“湖北省委仍如前”，“仅留极少几个人在汉主持工作，随办事处行动”；“周、项（项英）即去汉，博随周行”。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上，王稼祥在与会人员极为关注的目光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应当承认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实际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争了。”王稼祥还告诉与会者，过去代表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发号施令的米夫，已经遭到苏联专政机关的逮捕，并被处决。

    王明一听，如五雷轰顶，脸色顿时灰白，整个身子似乎矮了一大截。王明终于失去了“王牌”—共产国际的纵容和庇护。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尽管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时过分相信蒋介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鼓吹正规战、运动战，忽视游击战；鼓吹死守武汉，以及阻止《新华日报》及时登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行为，产生过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只在局部范围内。这一点，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曾经在长江局工作过的邓颖超在同廖似光的谈话中指出：王明的右倾错误“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

    当王明犯错误必须调回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凯丰留长江局工作”，这是凯丰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信任的明确表述。

    二十七、自古忠孝难两全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不暂时搁置，这让国统区的共产党人能由“地下”走上“地面”，他们的家属也不再是“另类”。

    这样的政治局面，对于凯丰的亲人无异于是天大的喜讯。

    何秋美却没有享受到不是“共匪”父亲的喜悦。

    他劳累了一生，为儿子担着惊，受着怕。自儿子一九二六年离家后，从没得到过儿子一个字的问候和一分钱的报答。何秋美囿于文化太低，视野有如坐井观天，加上身处赣西山区，消息十分闭塞，不知道儿子在外是在干着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大事；不知道儿子是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事业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不知道儿子在呕心沥血地协助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谋划着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方针政策；不知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个中道理。他带着对儿子的强烈不满，带着对儿媳孙氏坚守妇道的无比歉疚，一一浏览完空荡荡的何家四壁，于一九三七年秋天恋恋不舍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何秋美死后的第二年春天，凯丰终于来信了。那信是由在武汉做事的何裕芳带来的。

    来信说，他在武汉一切都好。过去之所以没给家里写信，是因为时局不允许，写信回家对家人和他本人都会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自德国往家里寄那些书籍后，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按理现在应该回来看看，但公务在肩，实在太忙，没法抽身，等将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再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

    接到凯丰的来信，全家人欣喜若狂，悲喜交加，他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只有这时，积蓄在他们心头的压抑、愤怒、痛苦、煎熬才得到彻底的释放。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说老天爷真是有眼睛，保佑了他们的何克全。凯丰的母亲金氏和妻子孙氏经过商量，立即张罗着让在国民政府工作的何裕芳，带着凯丰的大女儿何明清去武汉，去见离家十一年的父亲。

    何明清去了武汉之后，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不闻音讯。

    一九三八年十月，何裕芳让人从武汉捎回来一条消息，说日军进攻武汉时，飞机向武汉市区扔了许多炸弹。凯丰在轰炸中被炸死，何明清是死是活没有消息。

    如同晴天霹雳，家人惊呆了。

    人有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再大的苦难也能承受。一旦希望破灭，再坚强的人也很难挺直身子。

    孙氏垮了，彻底垮了，垮在凯丰已经死亡的消息上。

    孙氏在何家十几年，说白了是为凯丰活着。只要凯丰还在，哪怕他永远不回来，她也不会埋怨他。毕竟，她是有夫之人。凯丰死了，她的精神支柱折断了。她认为，自己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年的惊吓、劳累和苦痛，加上日益严重的肺病，使她经常吐血，身体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凯丰死亡的噩耗突然传来，如同雪上加霜，给了孙氏致命一击，将她击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是个深秋的夜晚，蟋蟀经不住寒风的侵扰，发出颤抖的呻吟。

    孙氏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感觉全身能被风吹起。她扶着床架、床梆、墙壁，一步一步地下床来，再一步一步地挪往方便处。

    山乡是那样的宁静，宁静得连树叶落地都显得特别地响。

    她通过窗口，抬头望着天空。天空像一口倒扣的硕大锅底，蓝黑蓝黑的。月亮像被恶狼趁着夜黑咬去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像在汩汩流血，在无声地哭泣，在畏寒中哆嗦。她太同情那瓣月亮了。她想将自己化做另外半瓣月亮，去堵那瓣月亮的血流，去补那半瓣月亮的残缺，去暖那半瓣月亮寒冷的身子。她需要那瓣月亮啊。在她的记忆中，只要两瓣月亮合在一起，再寒冷的天空也显得温馨，再离乱的世界也显得圆满。宁为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她曾经听婆婆说过这话。她太渴望成为那瓣月亮了。

    这时的孙氏，将两条臂膀像翅膀一样张开，张开之后，使尽全身气力，朝月亮一伸，又一伸。“扑”的一声，孙氏没抱着月亮，却重重地摔在地上。

    小女儿何淑英被母亲的摔地声惊醒。她赶紧点燃油灯，向响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当她看到母亲倒在地上时，惊得赤足跳到地上，直奔母亲而去。“妈妈！妈妈！”何淑英一边惊叫，一边去抱母亲，要把母亲抱上床去。无奈何淑英力气有限，怎么也抱不动。“奶奶！……”何淑英只能求助于隔壁的奶奶。

    金氏闻讯奔来。

    祖孙二人将孙氏抬到了床上。

    孙氏凄切地笑着，笑着对婆婆和女儿说：“妈、淑英，请你们帮我把身子揩洗干净，给我换上干净的衣服……好吗？……我要去……去克全、你爸那里了……”说完，她闭上了眼睛，两行泪水滑过脸颊。孙氏走向了永远的黑暗。

    一首赣西民歌，在静夜的山乡里被人幽怨无比地低哼起来：

    正月里个望郎啊，

    是新那个年，

    妹子门前狮子笼灯闹翻天哪呵嘿！

    我的哥哟，

    你为什么不回家里大团圆哪呵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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