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并没有被炸死。
在孙氏去世的时候,周恩来、凯丰和秦邦宪等人,带着原长江局机关的人员,分别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初陆续来到大西南山城重庆。
原来,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向中央建议,在武汉失守后,将中共中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将华南局及西南局合并成立西南局,由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但周恩来、秦邦宪和凯丰认为,西南局名称与所辖地区不符,建议将西南局改为南方局。
中央书记处经研究复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同意南方局名称,以周(周恩来)、博(博古)、凯(凯丰)、吴(吴克坚)、叶(叶剑英)、董(董必武)六人为常委。”
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凯丰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还一度兼管过川东、川西省委工作。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部部长由秦邦宪兼任,统一战线委员会书记为董必武,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为邓颖超,华侨工作组由叶剑英负责,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孔原。
南方局办公地设在八路军驻渝通讯处所在地机房街,离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不远。
时任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主任是邓颖超)的廖似光后来回忆说:“办事处是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它专门管财务、交通等方面的事务,同国民党打交道,而南方局却是我党设在国统区领导南方党工作的秘密机关。”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把南方局的办公地点炸毁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只能搬到红岩近郊龙桥附近的红岩嘴大有农场。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中国南部地区的代表机关,主要负责如下工作:一、除了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外,还直接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香港、长沙(后迁至邵阳)、广州(后迁至韶关)、衡阳、贵阳等地的办事处、通讯处、交通站;二、领导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及设在桂林、昆明、成都等地的《新华日报》的分馆、分销处;三、负责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及港澳地区和海外等地的中共组织。
廖似光回忆说:“南方局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上半年的党组织发展时期和一九四○年下半年反共高潮开始后转入隐蔽待机的时机。”“当时南方各省党的负责人分别是:湖南省委书记涂振龙,后任高文华;湖北省委书记郭述升,后任何伟、钱瑛;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闽粤赣特委书记方方、王唯一;云南省委书记马子卿;贵州当时称特委,负责人是邓止戈、秦天真;江西省委书记是郭潜;广西是李克农负责;四川分为两个特委,廖志高任川东特委书记,罗世文任川西特委书记,罗被捕后由邹凤平继任。除此之外,南方局还与上海地下党有联系,饶漱石、刘晓去延安开会,经重庆时,曾来南方局汇报工作。同时香港党组织也属南方局领导,负责人是廖承志、连贯。”“南方局定期将各地负责人找来个别谈话,听取汇报,部署工作。”
廖似光的回忆是准确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南方局领导听取湖北省委书记钱瑛报告湖北各地的工作情况及今后的工作安排。钱瑛十二日又报告了湖北各地党组织在二月整理和扩大原有组织,建立新的基础,加强党的干部教育与训练工作的情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在座。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听取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汇报新四军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出席,袁国平、饶漱石、李克农、刘晓参加。袁国平汇报后,会议就新四军过去和今后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六月十六日,南方局常委(扩大)会听取钱瑛报告鄂西工作和徐特立报告湖南工作,董必武、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徐特立、孔原、李克农参加。会议肯定湖北的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做好学生工作,注意工作方式,防止过“左”。在统战方面,要巩固原有关系并发展之。六月十六日,常委(扩大)会听取李克农汇报广西一年半来的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廖承志、邓颖超参加。六月二十五日,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并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邓颖超、李克农、刘少文参加。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电,提出时局的建议,由秦邦宪起草“七七宣言”发回延安,建议中央采纳。七月二日、六日,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廖志高汇报川东特委工作,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出席,邓颖超、孔原和刘晓参加……
廖似光还回忆说:“南方局还办过两期训练班,培训县区级领导干部,学员每期三十人左右。学员主要来自川东、川西,以川东为多。讲课主要是董老、秦邦宪、凯丰、邓颖超和黄文杰,周恩来也来做过形势报告。黄文杰是训练班的负责人,他死后负责人是我。”“在训练班上,董必武讲党的建设,罗世文讲马列主义,凯丰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邓颖超讲妇女工作。”
在重庆期间,作为南方局六常委之一的凯丰,呕心沥血地主抓着宣传和党报。为了检讨过去,勉励将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重庆西三街营业部,凯丰主持了招待重庆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各界贤达对《新华日报》办报的批评和指教。《新华日报》那时每天发行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份。到会人士认为,发行量已相当可观。但凯丰认为,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少了三千份,只与《大公报》相仿,这还不够,还要扩大《新华日报》在全国的涵盖面和影响力。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总馆举行创刊两周年纪念会,参加会议的来宾有五百多人。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到会祝贺。凯丰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凯丰勉励报馆的同志说:“当前我们的面前摆着严重的危机这是事实。鲁迅先生说过,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天生的道路。革命的战士是不畏困难的,一定要从困难的过程中创造胜利,才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革命的战士会从困难中创造道路。我希望《新华日报》的同志就是这样的战士。”
在军事方面,凯丰参与了新四军发展壮大、战略转移及应对“皖南事变”后局势变化的决策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凯丰与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共同讨论后,取得一致的关于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处境及宜采取对策的建议,建议说:“甲、目前国民党内落后与顽固势力仍占上风,对我党我军关系日益变坏;乙、江南新四军目前处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区域被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部队是处于敌寇与顽固派夹击中挣扎;丙、只有坚决秘密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并继续发展;丁、为达到此目的,新四军要立即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做政治工作准备,须将子弹、药物移到江北适当地点,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须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进驻地区主要在津浦路以东,指挥机关移到江北去。”一九四一年一月九日,新四军九千多人在皖南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之后,新四军死伤惨重。“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和王稼祥立即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凯丰、董必武,指出: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分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凯丰按照电报指示精神,与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一道,在公开场合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严正抗议,并组织文章刊登在报刊上,在重庆上层人士中大造舆论,对国民党诬蔑新四军、打压新四军的真相进行了驳斥和披露。周恩来在一月十七日愤然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诗,在《新华日报》上及时登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活动,为新四军正了名,对争取社会各界对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凯丰一九三九年四月写下《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写下《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九三九年七月二日写纪念下《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下《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均刊载在《群众》刊物上。这批文章为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争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方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二周年等重要会议上,凯丰发表了重要讲话。
凯丰还经常指导《新华日报》与《群众》的征稿、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一九四○年一月,凯丰在纪念《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集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日的意义》的报告。
一九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统区的党组织(敌占区的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南方局接到这一指示后,于十月四日召开会议,讨论周恩来提议的南方局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问题。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叶剑英、邓颖超、刘晓出席。会议决定下设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统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宣传部、组织部、国际问题研究室、华侨工作组、社会部、秘书处。统委由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刘晓、张晓梅、王梓木九人组成。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叶剑英。下设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个组。文委由凯丰、周恩来、徐冰、胡绳、冯乃超、潘梓年、沙汀等八人组成。书记凯丰,副书记周恩来,秘书徐冰。下设书店、社科、文化、文艺、宣传、新闻六个组。在以凯丰为书记的南方局文委的组织领导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一直在斗争中健康发展。凯丰与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老舍、徐悲鸿等文化名人,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党的指示,通过他们指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他们还想方设法营救了一批进步文人。
与此同时,凯丰还负责了大后方的青年工作,召开了大后方青年工作会议。会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国统区青年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地位”。
一九三九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南方局报告工作后,称赞南方局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毛泽东从六个方面指出南方局取得的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发展了党的工作;(三)推进了战争动员;(三)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等。
二十九、怜子如何不丈夫
在武汉期间,凯丰给家里写过信,但因日军占领了武汉、南昌,长沙也因危在旦夕,所有邮路都被掐断,他的信怎么也到不了三角池这个小山村。
何明清也没有失踪。她在武汉找到了父亲,并随父亲来到了重庆。
何明清在武汉见到凯丰的那天,武汉发生了大事。
那天,凯丰见到阔别已久的女儿时,激动得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好久都没说出话来,眼泪禁不住往下淌。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街头有留声机在高亢地演唱这首歌。
廖似光提醒凯丰,该问问老家的情况。
凯丰这才擦干眼泪,问何明清说:“家里人都好吗?”
何明清一边抹眼泪,一边回答说:“爷爷去年过世了,其他人都好。妈妈想你想得快要发癫了……”
听女儿说到第一任妻子,凯丰尴尬地望了眼廖似光。
廖似光并不觉得难堪,落落大方地问何明清说:“明清,妈妈为什么不跟你一起来这里找爸爸?”
何明清说:“妈妈很忙,爷爷过世后,家里吃的穿的都靠妈妈想办法,哪有时间出来?就是出得来,又去哪里借来武汉的路费?”
何明清的话把廖似光的神色说凝重了。好久好久,她才自责地对何明清说:“明清姑娘,我对不起你妈妈。”
何明清不知廖似光这话从哪里说起,疑惑地望了下廖似光,问凯丰说:“爸爸,她是你……”
凯丰说:“哦,明清,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廖阿姨,也是你和淑英妹妹的……又一个妈妈。”
何明清惊诧地望着廖似光。
廖似光走近何明清,抓起她的手,歉意地说:“明清,对不起,爸爸离开老家闹革命后,怕连累你们,改了名,换了姓,断绝了跟你们的联系。你爸爸身体不好,为了照顾你爸爸,帮助你爸爸更好地工作,我就……”
“别说了!”何明清这才知道,爸爸身边穿八路军军装的女人,就是爸爸在外面的妻子。她打断廖似光的话,不让她继续解释下去。何明清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不能接受爸爸舍下受苦受难的可怜妈妈。因为爸爸,全家的田地都被保安团抢走了。因为爸爸,妈妈险些被保安团打死。为了全家活命,妈妈差一点累死。爸爸怎么能这样对待妈妈呢?她使劲从廖似光手里抽出双手,怒目向着廖似光。
“呜—”刺耳的防空警报突然拉响。
“明清,快走!去防空洞!”廖似光抛开眼前发生的一切,拉起何明清,冲出她和凯丰的住房。
天空中,贴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向廖似光、何明清所处的居民区俯冲下来。很明显,日军已经获悉中共长江局的所在地,派飞机来炸这片居民区,就是冲着中共长江局来的。眼看着日军炸弹兜头而下,从没见过轰炸场面的何明清吓得挣脱廖似光,撒腿就跑。
“明清,卧倒!快卧倒!”廖似光大叫一声,冲上前去,将何明清扑倒在地上。
“轰!”“轰!”“轰!”炸弹爆炸了,炸得整个地皮就像抽搐一样颤动。
被炸弹掀起的砖瓦、土块、人体、家什,先像裂岸的惊涛,冲天而起,紧接着铺天下来,砸得地面像下了一场陨石雨。
硝烟在滚动,呛得人禁不住地咳嗽。
尘土在涌动,弥漫了整个居民区。
惊吓中,何明清以为自己被炸死了。
“明清!明清!……”有人在叫她,使劲地叫。何明清从昏迷中醒来,仔细一听,那是爸爸的声音。她这才知道自己没死。她惊喜万分地要回答爸爸,可任她怎么努力,也发不出声来,因为她上身压着一个沉重的躯体。
“似光!似光!……”有人在叫,使劲地叫,那也是爸爸的声音。
何明清感觉身上的物体动了一下。这一动,很显然是爸爸叫动的。不久,那物体又动了一下,并且发出低低的回应。何明清这才恢复了记忆,她记起自己倒地时是廖阿姨将她扑倒的,那身上压着的物体肯定就是廖阿姨。想到这里,何明清憋足全身力气,身子猛地向上一拱,就听得“哎哟”一声,压在她身上的物体被何明清掀在了一边。
何明清爬起掀倒,一看果真是廖似光。
廖似光脸上、手上全是血。
何明清扑在廖似光身上,大叫起来:“廖姨!廖姨!你醒醒!爸爸,廖姨在这里!……”
“明清!似光!……”凯丰急奔过来。
邓颖超、刘群先也闻讯奔了过来……
“明清,你没事吧?”廖似光问何明清。
何明清泣不成声说:“没事没事,廖姨!……”
在这一次轰炸中,日军的野蛮、粗暴和凶残,把何明清与廖似光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感情一下子加深了。廖似光奋不顾身地掩护何明清,使何明清亲身体验到了舐犊之情,亲身感受到这位红军母亲的慈爱之心。
到达重庆后的一天,廖似光将一套新八路军军装送到何明清手里。
何明清死活不肯接受。
廖似光问:“为什么不要?”
何明清指着廖似光身上的军装说:“你身上的衣服补丁压着补丁,我怎么好意思穿你的新衣服?”
廖似光说:“阿姨老了,穿旧一点没有关系。姑娘年轻一朵花,你现在是大姑娘,正是花样的季节,红花要用绿叶衬。穿上这身新衣服,你会让小后生们喜欢的。”
“廖姨!”何明清被说得脸红了起来。
廖似光把新军装给何明清换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又把军装脱下来说:“这军装大了。我给你换套小点的。”说完,拿上衣服就出门。
后来,当何明清穿上合体的军装时,廖似光像欣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着何明清。何明清情不自禁地走近廖似光,感激地问:“廖姨,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廖似光把何明清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后,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廖似光说:“明清,我和你爸爸在上海生过一个孩子,在长征路上也生过一个孩子……”
听着廖阿姨对亲生骨肉深情的追忆和怀念,听着廖阿姨讲她和爸爸的革命经历和战斗生涯,何明清惊呆了。她这才知道,廖阿姨和爸爸这些年活得比爷爷、奶奶和妈妈还要艰险百倍。爸爸和廖阿姨是在做大事,爷爷和自己责怪父亲是不应该的。
凯丰不久前收到老家来信,信上说,孙氏不在人世了。
当凯丰把消息告诉何明清时,她为失去妈妈大哭了一场。
廖似光以慈爱之心安抚何明清说:“明清,我失去了两个孩子,你失去了妈妈,我们俩都是苦命人。可是老天爷有眼,把你和我安排到了你爸爸身边。今后我们就相依为命,我一定像亲妈妈一样对待你和你的淑英妹妹。”
何明清感激地看着廖似光,毫不怀疑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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