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协助领导整风运动

    一九四○年十一月，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凯丰和秦邦宪回延安。

    凯丰离开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一职由董必武继任，秦邦宪南方局组织部部长一职由孔原继任。

    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杨家岭，位于延安城北五里处的山沟里。山沟的北坡上，从里到外挖了不少窑洞，南面是延河。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职工、妇女、青年等工作委员会都在这里办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就在这些窑洞里作息。凯丰和家人住在新挖的两孔窑洞里，离毛泽东所住的三孔窑洞很近。窑洞中的的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双人木板床和桌椅板凳。

    一九四一年二月，凯丰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张闻天），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一九四一年七月，凯丰兼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了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至此，中共中央建立了以书记处工作会议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

    王明在党内右倾或“左”倾的统治的结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定，为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扫清了障碍。

    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后，张闻天曾多次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仍然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

    张闻天很知趣，从那时开始，便渐渐地将总负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凡是重大的事，都让毛泽东拍板。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他也有意地安排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张闻天让政治局成员众星拱月一样趋向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是个重要的年份。已经确立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即在全党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运动。

    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一百二十多名高级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七月和八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两项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王明和秦邦宪等作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

    他开门见山地说：“……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李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为严重。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形态更加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惨重。这是因为他们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望了眼会场，心里充满喜悦，因为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听他报告。

    毛泽东就希望看到这个效果。因为这次会议上，他要为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定一个基调，否则，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会对自己的问题轻描淡写、遮遮掩掩。

    毛泽东把脉看病一样，有理有据地分析主观主义的遗毒，认为：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在学风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着宗派主义。毛泽东在指出问题的要害之后，立即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正之风的十六条办法。他说，首先要在理论上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干部教育制度的改革，把过去一套彻底打碎；组织方法论的研究小组，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政治局要以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任务，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业务；在延安要召开一个动员大会，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最后说：“两个主义要打倒，但是要把犯过错误的人留下。”

    张闻天在毛泽东的报告后第一个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报告。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我党的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导致我党的损失与失败是非常惨重的。作为共产国际派回的中央领导，遵义会议之前我虽然没有负主要责任，但开始时我是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的真心拥戴者，唯他的马首是瞻。我要承担很重要的责任……”

    秦邦宪也走上台去，作了检讨，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个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遵义会议前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是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跟稼祥、王明同志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对的，只不过我们是洋教条，李立三是土教条。我们是洋教条反土教条。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回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在西安事变之后，我才真正感到我在这个时期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根据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会议记录记载，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秦邦宪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还在作着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是怎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指向忠发被捕）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主义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也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到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了一推：‘请别的同志担任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在谈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时，秦邦宪说：“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了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秦邦宪很坦率地讲到个人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他说：“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绝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的最后一次。”

    王稼祥、李维汉、任弼时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也在会上作了检查。

    尽管不少同志做了自我批评，但在涉及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时，与会者的认识不统一，比较多的人并没有完全否定它。

    特别是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中央握有共产国际“上方宝剑”的实际“一把手”，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讨，反而肯定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会上发言时，他振振有词地说：“……六届四中全会有错吗？简直笑话！那次会议至少反掉了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严重路线错误，这功劳还小吗？不反掉立三路线，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开会？……我看要检讨错误，应该检讨抗战以来中央路线的错误，这段时间来的路线才是错误的……”

    毛泽东见王明顽固不化，就问：“王明同志，你说抗战以来的路线有错，请你说说它错在哪里？”

    张闻天看不惯王明这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做派说：“对，王明同志，你说错在哪里？”

    王明看了眼张闻天，不屑一顾地说：“我在这里说话方便吗？不方便！要说我们到共产国际去说，去斯大林同志那里去说。打官司就得到莫斯科去打！”

    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王明同志，你以为现在去共产国际打官司你还会赢？你这种态度非常有问题！”

    “问题？”王明“嘁”的一笑说，“我看你老毛才有问题！听一些同志讲，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要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到会的人是怎么表态的？多数人表示，同意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这结论就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你毛泽东那时难道没有表态？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位子坐稳了，要翻过去的老案？”

    经王明这么一提，当年参加了沙窝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军事路线错误的同志就把目光投向了王明，认为王明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毛泽东没有想到王明会来这一手，会以这种手段吸引与会者的目光。

    是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曾经发言，要彻底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错误。可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承认，刘少奇当时提出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可见刘少奇确是个洞若观火的中央领导。可刘少奇刚从白区回来，对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注意到。毛泽东认为，在长征路上清算王明路线为时过早，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去触及决策中心的敏感问题，势必波及相当部分人，搞不好会闹出大乱子。在那时，只能谈军事路线，因为军事路线就涉及“三人团”里的三个人，而“三人团”还就是李德最顽固。提“三人团”的错误，大多数与会者都好接受。而解除“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也正是当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否则，中央主力红军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触及政治路线，只说军事路线是错的。至于在沙窝会议上，为什么不同意张国焘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这是因为，如果同意张国焘所认为的中央政治路线失败了，那么，从江西来的人都有责任，“败军之将何言勇？”“成者王侯败者寇！”那样一来，中央领导就得拱手让位，就得让握有八万虎狼之师的“胜利者”张国焘来执掌中央最高领导权。

    一句话，那时如果清算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错误，张国焘就是看着鹬蚌相争的渔翁！

    现在，张国焘的问题已经解决，而六届四中全会的遗毒还在，正是清算的大好时机。王明这时以沙窝会议多数人形成的共识来做文章，不但暴露他对所犯错误不承担责任的恶劣态度，而且还暴露了他企望将一些跟他犯过同样错误的同志拉到他身边去的小伎俩。

    毛泽东感到，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整风运动将成“鸭背上泼水”的态势。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说：“王明同志，现在看，不帮你把错误的严重性认识清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建议，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时间要延长，不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决不收场！”

    王明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有病，我要去医院治病，少陪！”说完，一扯衣摆，大摇大摆地向窑洞口走去。

    张闻天大声提醒说：“王明同志，你别错上加错！”

    王明很是不满地瞪了眼张闻天，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十一、提出整顿“三风”

    一九四二年一月，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担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团长，带队前往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张闻天这时的请求，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因此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的神符、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几十个村子，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社会调查。调查工作之细微，到了对牲口拉出的粪便的组成成分都进行了细致分析的程度。

    张闻天的离开是明智的。

    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工作的侧重点一直在党的理论宣传方面。王明倒台后，张闻天在党内，就依旧存在共产国际的潜在影响，尤其是洋理论方面的影响，他不走，不利于毛泽东放手领导整风运动。张闻天曾听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过人。毛泽东说，一切听任共产国际的就是洋教条；“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连肥田都肥不了”。张闻天认为，毛泽东想通过整风运动，把党的思想统一在他的“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做法是正确的。

    张闻天走后，凯丰代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能在张闻天走后担任宣传部部长，这与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研究深刻、宣传工作经验丰富、文化教育行家里手有关。而更主要的是，遵义会议之后，他在参与一系列党的重大决策时，都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践行了自己在遵义会议后威信会议上“谁反对毛泽东同志，我就反对谁”的承诺和誓言。

    漫长的冬天已经快走到尽头。

    但黄土高原上延安城的山顶、洼地，依旧残留着冰碴和雪团。寒冷的风从西北方刮过来，直灌人的领口和袖管，冷得叫人直打寒噤。

    凯丰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走上刚刚建成还没来得及粉刷的中央大会堂的舞台上。

    舞台上立着一个讲台，讲台刚做好，还没来得及油漆，非常白。

    作为会议主持人，凯丰望了眼整个会场。

    会场坐满了人，呈现一片灰蓝色，与会者全穿着八路军军服。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坐在最前排。他们的左右和背后，簇拥着延安所有的军队、地方干部。

    中央宣传部三位同志在忙着发一本小册子。小册子叫《宣传指南》。这是凯丰根据整风运动的需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加班加点赶写出来的。

    凯丰觉得军服风纪扣有些紧，加上走进会场后，人气很旺，并不觉得冷，他解开风纪扣，清了下嗓子说：“同志们，一个星期前，也就是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那个报告，等于宣布我们党的整风运动已经开始。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二月八日，我们还得请毛泽东同志作一个重要报告。这个报告连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是指导我们进行整风的重要文件，请大家认真做好笔记……下面欢迎泽东同志给我们作报告。”

    在与会者的掌声中，毛泽东拿着一沓讲稿走上讲台。

    凯丰将讲台后的那把木椅子送到毛泽东的身子后面，小声说：“请坐吧。”

    毛泽东笑着向凯丰点了点头，以示谢意。坐定之后，他点燃一支烟，将启封的那盒烟连同火柴丢到讲台上，用手在上面点了点说：“哪个同志想吃烟，就到我的烟盒里来拿。我这个人不怕烟熏，不怕火烤，地道一个湖南蛮子啊。”

    “哈……”会场里响起了开心的笑声。

    毛泽东向大家摇了摇手，开始他的报告：“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者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给党八股列举了八大罪状后，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对凯丰组织宣传部编写的《宣传指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了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几条来说一说。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写小说。’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那天，凯丰坐在听众中间，认真听了毛泽东作这场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连同二月一日那场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凯丰由衷地赞叹和佩服毛泽东，赞叹和佩服毛泽东在报告中言语的生动活泼，道理的深入浅出，逻辑的严谨缜密。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爆出一阵阵掌声。笑声和掌声是对毛泽东由衷的赞颂与诚服，是由衷的景仰与拥戴。遵义会议以前，凯丰和苏联回来的同志对毛泽东是那样的不屑一顾，把他看做“山大王”，是那样地认为他不懂马列主义。现在看来，真正无知的是自己，是那些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的同志。凯丰认为，他和那些苏联回来的同志才是幼稚可笑的，才是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列举党八股的八条罪状时，言简意赅，直指要害。他在列举第二条罪状时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毛泽东报告后，凯丰宣布：延安整风运动现在全面展开。并对如何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如何去掉自己身上的“党八股”，向到会者提了要求。

    这次大会之后，凯丰通过认真领会毛泽东的两个报告精神，联系党内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实际，经深思熟虑后，向中央提出了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的整风建议。这一建议因为概括得准确、全面、切合实际，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认可和批准。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按照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进行的。

    “整顿三风”的提法，是凯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大贡献。

    中央宣传部在整风全面铺开的阶段中，担负着对整风学习的具体组织和指导、担负着制订学习计划、编印学习文件和进行结业考试等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宣传部在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干部大会。凯丰在会上进行整风学习动员。六月八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出参加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万多干部，要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发扬“脱裤子，割尾巴”的精神，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只有通过激烈的毫不留情又与人为善的思想交锋，经过心灵深处巨大的阵痛，才能卸掉包袱，解放思想，挣脱本本主义的锁链，完成一次思想飞跃和升华。

    三月十六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强调党报要与党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反映党的工作。

    四月三日，中宣部又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又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中学习文件和学习检查，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并规定了整风运动中的二十二个必读文件。这个决定，指导着全党整风运动顺利地进行。

    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成立了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是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在成立会上，毛泽东笑着对走进窑洞的凯丰、陈云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嘛。”

    六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总学习委员会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三十二、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

    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一度把重点投向文学艺术界。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延安因有革命圣地之称的感召，一时间群贤毕至、群星闪耀，文艺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才俊。其中有得到宋庆龄资助、冲破国民党关卡来的作家丁玲；有结伴而行、一个月内冲破四十七道敌人关卡来的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逯斐，画家张仃；有广东渔民之子、作曲家冼星海，留法学生、文学博士陈学昭；有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而来的画家蔡若虹；有背着刚刚出生的小女来的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文学大师茅盾，大诗人田间，着名科学家和作家高士其；还有柯仲平、萧三、萧军、公木、朱子奇、魏巍、鲁藜、张季纯等着名人士。这些激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界呈现了一派崭新的面貌。但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首先表现在文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些问题在戏剧舞台上表现尤其突出。文艺家导演的戏，大多数是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如中国戏《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钦差大臣》、《带枪的人》、《伪君子》、《悭吝人》、《求婚》等。这些戏对活跃生活、开阔视野当然有益，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尤其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有的演一台戏，得兴师动众，道具要装几汽车，严重脱离延安实际。其次是闭门造车，学用脱节。鲁艺教员周立波回忆当时情景说：“鲁艺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是农民的场院，我们与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一井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和农民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再是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对工农兵不熟，也不了解他们，只好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找朋友。有人主张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更为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领导与下级、长官与伙夫的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导致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结果。比如，被毛泽东诗赞“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丁玲，在描写延安妇女生活的《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她们都得生孩子。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给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是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带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的主义思想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再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延安干部描写成“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的人，说“到处乌鸦一般黑”；文章攻击延安的供给制，把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的文娱活动描绘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毛泽东对此严厉地批评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比丁玲的文章还要厉害，还要恶毒，这是一束什么花？大家可要提高警惕啊！这不是香花，是一株毒草！王实味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哪里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气味！分明是国民党攻击我们的腔调，把延安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缺点不是不可以批评嘛，但要看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把“笔杆子”视同“枪杆子”一样重要，决定把延安的文艺风气扭转过来。

    那天，毛泽东来到凯丰的窑洞，与他商量解决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思想混乱的问题。毛泽东把一本国民党特务机关编成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的小册子放在凯丰面前，指着说：“凯丰同志，看看吧，这就是王实味等人的‘杰作’！”

    凯丰拿起小册子，看了下小册子前面加上的编者按。编者按说：“延安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到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毛泽东说：“国民党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来攻击我们。”

    凯丰点了点头说：“是啊，我这里就有一本，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在整风运动中，凯丰担负着对中央文委系统和延安学校（中央研究院和鲁迅艺术学院）整风运动具体指导的重担，这时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在总学委副主任康生的指导下，延安批斗王实味的会议不断升级。王实味被开除党籍。丁玲则被撤销《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职务。

    凯丰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与毛泽东一道，分别找柯仲平、舒群等文艺家们一一谈话。在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毛泽东与凯丰印制了请柬，在请柬上共同署名，向在延安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发出请柬，盛情邀请他们参加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发出的请柬中，共同署名的仅此一次。这些红色的请柬，记录了毛泽东与凯丰作为同志和战友在延安时期亲密无间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举行。

    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的盛况，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一百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凳上，静候毛泽东的到来。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的宿舍一头的门里走出来。大家都起立，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一一与他们握手，互相问候。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小小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发表重要讲话时，从远方隐隐传来国民党军队的炮声……”

    座谈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

    在五月二日的会上，毛泽东紧握着为《八路军进行曲》作词的公木的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会上，朱德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的观点，鲁迅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的观点，以及鲁迅从来不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这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针对转变立场的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我是一个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了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党。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

    毛泽东五月二十三日以《结论》为题目，为座谈会作总结时，说：

    “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的话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当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

    一九四三年五月，《解放日报》刊载的一篇通讯评价这次会议说：“……抗战以后，许多作家都提出了文艺入伍、文艺下乡的口号，也有不少实际行动了，比以前是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些行动多半还是浮在表面，就连在延安和华北华中抗日前线的许多作家，对于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作家与实际斗争相结合的目的，也还是没有能真正达到。这种情形的显着表现，就是他们的许多作品，还不能写出群众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感情，有的则简直是把群众写歪了。这是因为这部分作家虽然自己以为已经完全用了工农的新眼睛看世界，其实却还在常常袭用着小资产阶级的旧眼睛看世界的缘故。去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和凯丰同志召集延安党内外文艺界同志开了三次文艺议会才把这个矛盾从思想上解决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为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为了确保文艺运动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指明的新方向前进，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中央文委还专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在延安的五十多名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出席了会议。凯丰、陈云、刘少奇、秦邦宪等讲了话。三月十三日《解放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时说：“在这个会上，凯丰同志和陈云同志详细说明了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应该在认识上彻底转变的根本问题。刘少奇同志勉励大家到几个最好的学校里去长期学习。这次会对到会同志影响极大，对实现毛泽东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新方向，可说有决定的作用。”

    在这两次会议之后，文艺家们纷纷下乡、去前线。萧三、艾青、塞克去了南泥湾，陈荒煤去了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到村里和连队，高原、柳青去了陇东，丁玲去了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和前线。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生活，与军民打成一片，鲁艺师生率先推出了歌剧《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看了之后，都觉得耳目一新。周而复、黄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非常大。此后，《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等作品催人泪下，以至于在《白毛女》演出时，有战士因被戏剧感染，把扮演大恶霸的演员陈强误当做现实中的恶霸，当场举枪，朝戏台上射击，差点将陈强打死。

    在繁忙的工作中，凯丰经常以面谈和书信方式，向毛泽东请示或一起研究工作。在研究党报的办刊方针和编译工作中，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给凯丰写了《致何凯丰》的一封信，信中说：

    “凯丰同志：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领导。

    “解放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部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毛泽东亲自为凯丰起草了第四版的征稿办法：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此外并作图画。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王震元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八千字。吴老：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在这时期，凯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撰写了《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翻译了一批马列主义文献，满足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急需。

    凯丰对教育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热烈欢迎。他还为抗日军政大学写了校歌。

    毛泽东对凯丰送来的歌词给予了高度评价：“写得不错！它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歌词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后来被毛泽东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作风。

    这首歌的歌词是：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努力工作、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

    …………

    歌词配上吕骥创作的激越、雄浑、催人奋进的曲调，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担承民族解放的责任，发奋学习、英勇杀敌。

    凯丰在抗大创作这首歌词时，教室里学员们端坐正听，操场上学员们步伐坚定，射击场上枪炮声此起彼伏，旷野操战法虎跃龙腾……凯丰受“红埔”（时有国民党有“黄埔学校”、共产党有“红埔学校”之说）生龙活虎气氛所感染和激励，一挥而就将这首歌写成。

    在这之前，当南京沦陷在日寇铁蹄下后，凯丰还写下了《保卫南京》的歌词。歌词是：

    我们的首都，

    正在危急之中，

    同胞们，

    快快动员起来，

    武装起来，

    保卫南京！

    实现全面的抗战，

    全民族的抗战，

    这是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驱逐日寇出中国，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把我们的首都，

    搬回南京！

    这首歌词也是吕骥谱曲。歌曲朗朗上口，便于普及，很快在全国各地广为传唱，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对中华民族夺取抗战胜利起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三十三、提出宣传毛泽东主义

    整风运动结束前的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加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这一天，结束了张闻天自遵义会议以来长达九年之久的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务。会上，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会议《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一九四三年，既是毛泽东集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书记处主席于一身的一年，也是他诞辰五十周年的纪念年。

    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中国一百余年的革命斗争和自己政党二十年的革命斗争，已经具备了产生自己的正确理论的条件。但这个理论如何提出，怎么命名，还没有人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和《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相继提出“毛泽东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之后，党内一些同志要求在毛泽东五十岁生日时为他祝寿，并要求宣传毛泽东主义。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顺应大多数同志们的愿望，专门写信向毛泽东提出了宣传毛泽东主义的请示。

    但在这之前，犯过“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暗地里却反对提“毛泽东主义”。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凯丰给他写信前的一次中央党校会上发言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对于宣传他的思想，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给凯丰回了信：

    凯丰同志：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结。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着方面（译是马列，着是历史），须集中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尽管凯丰建议“宣传毛泽东主义”在当时没被采纳，但为当年七月五日由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四十四名中央委员和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代表党中央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十二个大字写在会场上，以党内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将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曾经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一些人，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任弼时成为中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张闻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当选为中央委员，王明称病不参加会议仍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后，毛泽东提议将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结果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这次会议，凯丰没有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他只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其实，在大会召开前，毛泽东是建议凯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他让凯丰在会上发言，对过去所犯错误再一次检讨，以求得代表们的谅解。毛泽东还替凯丰做了解释工作。在五月二十四日选举前的会上，毛泽东对代表们说：“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一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人家把账记在我的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反‘左’倾路线的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尽管凯丰的名字上了中央委员参选名单，最后还是落选了。

    伍修权在《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中记述七大召开时的情景说：“记得我没有参加小组会，只参加了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我发了一次言，就是讲遵义会议时凯丰同志的问题。我见原来提名他为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讲了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他当时是顽固地抵制遵义会议决议的，我认为他不宜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的中央委员名单中果然没有他了，也许当时还有别人提了这个意见。”

    对于凯丰的落选，毛泽东颇感惋惜和无奈，为此，专门去凯丰住处作解释。

    凯丰的勤务员吴德明，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毛主席来凯丰同志家里时，凯丰同志赶紧为毛泽东让座。记得那是一张躺椅。毛泽东坐上去后，凯丰搬了个马扎子，坐在毛主席面前，他们面对面，谈得很轻松、愉快。凯丰的表情展示了他能正确对待七大落选的事。”

    凯丰坦然面对选举结果，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凯丰认为，自己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很自然的事。王稼祥虽在遵义会议前犯过错误，但在遵义会议上，他站在正确立场上，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后来，他从苏联回来，如实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像他这样的同志都落选了中央委员，后来通过做工作才选上候补中央委员，自己没进入中央委员会算得了什么。吴德明回忆说：“……七大召开前，凯丰生病住院。七大闭幕后，凯丰身体好了一些，常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前的枣树下，认真学习大会文件，还不时做着笔记。特别是对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更是反复地阅读，认真领会精神实质。”

    凯丰的优秀政治品质使他不计个人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他依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着。

    三十四、婚变风波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广泛宣传，以及国内外许多进步媒体的热情推介，使成立二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力愈加广泛和深入。她的政治主张越来越被人民所接受，她的民族脊梁形象已树立在广大人民的面前，加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延安成为很多进步人士和热血青年共同向往的地方。

    凯丰、廖似光、何明清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不久，一个二十岁的女子悄然来到凯丰身边。这女子叫房月明（到延安不久改名为王茜）。

    王茜是山西平定县人。父亲是县城很有名望的教师。书香门第加上教子有方，房老先生的女儿王茜和一个儿子都考上了国内名牌大学。

    王茜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

    北京沦陷后，王茜辗转来到延安，在陕北公校续读。

    陕北公学设在枣园后沟。它的校门前是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相继办起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妇女学校、青年学校、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陕北公学主要接收从沦陷区来的大学生和青年，帮他们完成学业，进行专业培训。在这里学习和培训的学生、青年，均被中共中央社会部进行秘密的政治审查。

    二○○七年十一月初，丁玲九十高龄的丈夫陈明向采访者披露：“当时，为了便于学员将来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学校对全体学员都进行编号。组织规定，不准教员、学员之间互称名字，只准叫每人的号数。号数代表名字，上课点名也是这样。”

    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成仿吾。成仿吾参加过长征，是着名的教育家。王茜在公学受训一年，因文化水平高，政治思想可靠，加上年轻貌美，被挑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中宣部承担着整个整风运动的组织、宣传等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选调有文化的青年做帮手非常需要。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王茜的到来，却招致一场婚变。

    大批文化青年进入延安，给延安的“土”气带来很大冲击。

    一是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延河两岸，塔山上下，西装多了，旗袍多了，眼镜多了，皮鞋多了。女性的头发不少是卷的，身上喷着香水。男人在大庭广众下旁若无人地搂着女人。会场上，北京话多了，上海话多了。特别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的进入，袒胸露背的女人也经常出现在延安的大街上。夜生活再不像以前，天黑了就是睡觉。那些文化人在汽灯下，成双成对，翩翩起舞。他们的行为，唤回了党和军队高级领导对年轻时在校生活的美好回忆。他们受到鼓舞，走出窑洞，加入到了文化人的行列中去。就连毛泽东也跟着跳起了交际舞。

    二是学文化的人多了。为各类人群组建的学校，像磁石般吸引着各类人群。那些经过长征的中层以下干部和战士，大都没进过学校，有的甚至还是文盲，因此都想学习文化知识，认为不抓紧学习将落后于时代。

    康克清和廖似光在农家长大，读书不多。作为中央最高层领导的妻子，她们经过商量，向各自丈夫提出去中央党校学习。

    康克清的请求一经提出，立即得到朱德的同意。

    但廖似光的请求却没有得到凯丰的批准。

    一九四二年，正是毛泽东充分信任凯丰的时候，也是整风运动的关键时期。人只有两只手一个头，凯丰没有理由不惜时如金地努力工作。他要夜以继日，深思熟虑，协助毛泽东将整风工作扎实有效地推进，切实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把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整风期间，中宣部仅有凯丰、徐特立、胡乔木、周扬、范文澜、艾思奇、吴敏、希看、张仲实、陈昭等十多人。人手少，工作忙，加上女儿何明清要上学，勤务员吴德明和警卫员刘占武都是小青年，也需要学习等原因，所以凯丰希望廖似光留在家里，把家务搞好，能使自己集中精力工作。

    但廖似光没有答理他，坚持去了中央党校。

    为了抓紧时间学习，廖似光和康克清干脆住在中央党校的窑洞里，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走过延河大桥，回到中央机关宿舍的窑洞里。

    凯丰原本有肺病，从苏联回国十几年里，险象环生的工作使他生活没有规律，又犯上了肠胃病，饭吃得很少，粗粮吃下去很难消化，常常便秘。有时上厕所，他能在里面读完半张《解放日报》。

    毛泽东为了照顾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中央领导干部，叫中直机关专门在枣园养了五只奶牛，吩咐勤务员每天给他们送一杯牛奶，以保证他们的营养，并特别指示要关照身体有病的凯丰。

    凯丰由重庆回到延安时，朱德把骑了多年的马送给他，说凯丰是“文臣”，不是“武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得有一匹好马做交通工具。凯丰哪好意思接受总司令的特殊照顾，但朱德以老大哥的身份非叫他接受不可。盛情难却，凯丰只能接受。

    身体差，任务重，加上廖似光不听招呼去了党校，凯丰得不到热茶、热水的照顾，由此产生了对廖似光的埋怨。

    廖似光性格耿直，脾气倔犟，加上也是吃菜咽糠过来的长征干部，当然不会把凯丰的埋怨当做一回事，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庭妇女。

    两人的隔阂从此越来越大。

    凯丰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经常为夫妻间的摩擦窝火。

    王茜身上集中了女性的美貌，拥有一般女性难得的温柔。进到中宣部后，她不但把本职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而且有时间就到凯丰家里帮着做家务，帮助何明清破解学习上的难题，让吴德明、刘占武腾出更多时间去识字班学文化。

    渐渐地，凯丰对王茜有了非同一般的好感。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王茜送一份文件去凯丰家里，请凯丰审阅。因两人说话投机，坐得很近。正当他俩头靠着头认真斟酌一个用词时，就听得“咣”的一下，窑洞门被猛地推开。

    窑洞口站着廖似光。

    廖似光已经听到凯丰与王茜相好的传闻。

    廖似光今天一改星期六回家的习惯。

    昨天才离家的她今天来个突然“查岗”。

    面对廖似光，凯丰和王茜惊呆了。

    “好亲热嘛！”廖似光冷冷地盯着凯丰和王茜说，“怎么不继续亲热下去？”

    凯丰忙作解释说：“似光，你别误会，听我说……”

    廖似光怒目相向说：“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廖大姐，我跟……凯丰同志……只是工作上的关系，真的……没什么……大姐……”王茜身着月白色紧身衬衣和黑色裙子，廖似光身裹着蓝灰色八路服装，腰扎牛皮带。一文一武，一民一军，一个小知青一个老红军，王茜像羊羔见了虎，浑身禁不住地战栗起来。

    廖似光冷冷一笑，只见她右手一伸，将藏在袖筒中的小刀抽出，对着王茜的右眼就刺。

    王茜见状，身子往后一仰，刀没有刺中眼睛，却刺在右眼上的眉毛中。顿时，王茜脸上鲜血直流。

    “吴德明，刘占武，快来！”凯丰一见突发事件，奋力上前，一把抓住廖似光握刀子的手。

    廖似光用力一抽，刀子将凯丰的手掌猛地划破，鲜血流了出来。

    吴德明、刘占武听到凯丰的招呼，冲进窑洞。

    窑洞中发生的一切让他们惊呆了。

    吴德明一点也没想到，廖似光会拿刀子刺人。吴德明在二○○六年写的《在凯丰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回忆中，是这样记述廖似光的：“廖似光同志对人也和气，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关心，她看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就送给我几件衣服；见我睡觉的木板床只铺一条毡子，还给我弄一条褥子；我扫地有灰尘，就给我一个口罩。与此同时，她还教我怎样洗衣服，并督促我学习文化。”面对今天的廖似光，吴德明根本不敢相认。他叫了声“大姐”，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

    “似光同志！”刘占武一手抓住廖似光的右手，另一只手迅速将廖似光的刀子夺下。

    “大姐，你冷静点……”廖似光被吴德明和刘占武架着，推出了窑洞。

    凯丰右手捂着王茜的伤口，左手搀着王茜快步往朱仲丽的卫生所奔去。

    朱仲丽是王稼祥的爱人，此时担任中央机关卫生所的所长。

    廖似光刺伤王茜的消息迅速在中央机关里传开了。

    廖似光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面对廖似光告状，犯了大难。

    四年前，毛泽东遭遇过与贺子珍的婚变。

    年轻美貌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使延安的跳舞之风掀起高潮。史沫特莱经常在王家坪桃园举办交际舞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左权、萧克等是那里的常客，毛泽东则是史沫特莱经常邀请的舞伴。时间一长，史沫特莱还把艳丽的英语翻译吴莉莉介绍给毛泽东，让她陪毛泽东跳舞。美国女性格外开放，除了跳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她们的住房讨论时局。由于双方对世界政治局势看法一致，往往一谈就到深更半夜，甚至一个通宵。邓颖超、刘英、朱仲丽等对待丈夫的“舞瘾”不但不予制止，而且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并主动参与进去。

    贺子珍出生在井冈山下的小镇永新，对都市现代生活不能接受。她不允许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吴莉莉搂搂抱抱，更不容毛泽东“夜不归宿”。一天深夜，贺子珍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一把推开毛泽东的勤务员小贺，闯进史沫特莱的窑洞，将正跟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交谈当翻译的吴莉莉打了。史沫特莱看不下去，扬起巴掌打了一下贺子珍。为此，贺子珍与毛泽东彻底闹僵。贺子珍不听毛泽东和很多中央领导的劝解，执意离开延安，后来去了苏联治病。

    “清官难当家务事”，毛泽东面对又一个中央领导的婚变，感觉不便亲自出面处理，于是好言安慰一阵廖似光之后，请王稼祥去做凯丰的工作。

    凯丰经历过父母包办婚姻在所思所想上的差距，又尝试过地下工作身不由己的特殊婚姻。作为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观念相当前卫的领导干部，凯丰渴望人生能有一次自由婚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认为裴多菲说得好。

    他没有接受王稼祥的劝阻，坚持要跟廖似光解除婚姻关系。

    鉴于廖似光不同意离婚，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认为，中央领导应当碰一次头，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碰头会上，有同志从维持凯、廖夫妻关系，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良的后果出发，建议采取组织措施，将王茜调离中宣部，安排去百里远的绥德工作。

    有的领导不同意，认为共产党人得有婚姻自由。

    有的领导主张给予组织处分。

    毛泽东见众口不一，而陈云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表态，就征求他的意见说：“陈云同志，你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你说，该怎么办？”

    陈云笑了笑，眯着眼，用浓浓的上海音普通话说：“我说？……那我就表个态吧。王茜还是个女孩子，从北平名牌大学来到延安这个大山沟子，千里迢迢的，人生地不熟，已经很不容易。如果为了这件事，把她调到绥德那么远的地方去，会使一些已经在延安、或者想来延安的同志，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人之常情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间的隔阂。这样不利于我们队伍的壮大。但是，如果不对这件事有所表示，又不好向廖似光同志交代。这样行不行，泽东同志，王茜同志不调那么远，就放在甘泉县，让她在县政府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不再说话，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一踏说：“捆绑做不成夫妻，就按陈云同志说的，王茜调甘泉县。”

    当年七月，王茜去了甘泉县政府。

    然而，两地分居的生活，并没有阻隔凯丰跟王茜的感情。忙碌的工作间隙，他们多有书信来往。

    廖似光见凯丰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要跟她解除关系，一天，她对何明清说：“明清，你爸爸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已经十六岁的何明清，当然懂得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事理，但不好介入父亲的选择，只知道廖似光舍身救过自己，只知道王茜很有文化、很有女性柔情，因此只能说：“廖阿姨，我不知道。”

    廖似光不肯罢休，审视着何明清，很想从何明清的眼睛里看到坚留她在凯丰身边的眼色。廖似光问：“明清，要是让你在我跟王茜中间选一个母亲，你会选哪个？”

    何明清大眼睛忽闪一下，欲言又止，最后低垂下长长的睫毛，很是为难地说：“廖阿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廖似光大失所望地把头低下，不久又大“唉”一声昂起头，呆呆注视着窑洞顶上的白石灰，泪水像涌泉一般流了出来。

    “伤什么心嘛，花有蝶，石有苔，天下女人不愁没有男人。大度一些，给凯丰一个自由吧。”说话的是康克清。她迈着大步，走进窑洞，安慰廖似光。

    “大姐，我心里像刀绞一样痛啊！……”廖似光委屈得双手握拳，擂鼓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擂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康克清走到廖似光身边，抚着她的背部说：“凯丰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你要学文化，没时间照顾家里。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你跟凯丰同志各自的事业，好合好散吧，我的好妹子。”

    毛泽东对凯丰与廖似光的离异，采取了尊重自由选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最后说的“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的话，应该是对凯丰与廖似光婚变事件顺其自然所表的态度。这句话，并不像有的同志认为的，是毛泽东在安慰遵义会议上犯了错误的凯丰。想想看，遵义会议距一九四二年已经八年，毛泽东不可能在这封很平常的信里旧事重提，揭凯丰的伤痛。况且毛泽东与凯丰那时已经亲密无间。而毛泽东给凯丰写这封信时，正是凯丰跟廖似光闹离婚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位全程走完长征的老红军女干部之一的廖似光，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工交委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二○○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费侃如同志专程赴广州，在廖似光家里进行了专访。廖似光不记与凯丰分手时的不快，依旧给凯丰比较客观的评价。鉴于当时解放思想运动才开始，廖似光没有更多谈及和凯丰相处多年的工作生活细节，致使这篇传记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王茜调回到延安，与凯丰结婚，继续在中宣部工作。

    吴德明回忆说，那时在延安，干部离婚、结婚，没有什么结婚登记和结婚证明书，只要组织上同意，就可以成为夫妻。

    一九四四年，王茜为凯丰生了第一个儿子，起名何明。又过了一年，第二个儿子出生，起名何亮。加上女儿何明清、何淑英，由此可以看出，凯丰通过给儿女们起名，真心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清白、英勇、明朗、响亮，这与他爷爷当年给三个孙子起名希望他们“万、全、贤”一样，对后代都寄予了殷切期待。

    何明、何亮的出生，使凯丰在延安的家除了妻子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与何亮、勤务员吴德明、警卫员刘占武外，又增加了另一个人—保姆韩玉霞。

    韩玉霞，河北抚平人，来凯丰家时十六岁，比何明清还小两岁。

    同韩玉霞一起来延安的女子共二十人，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选定。为了确保中央首长安全，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二十名女子到达延安后，又从她们中间选四个政治上最可靠的女子，给中央领导的孩子当保姆。韩玉霞是四人中的一人。其余十六名女子送到保育院带孩子。韩玉霞来延安时叫韩玉果。王茜认为这名字不雅致，叫她改成韩玉霞。韩玉霞欣然接受改名。王茜见韩玉霞不识字，就给她买铅笔、纸张，手把手地教她写字、识字。到一九四六年九月，经王茜介绍、凯丰证婚，吴德明和韩玉霞结为了夫妻。

    据吴德明、韩玉霞夫妇二○○七年初冬回忆，尽管那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但分大、中、小灶吃饭。大灶一般工作人员吃，中灶处长以上干部吃，小灶部长以上领导吃。说是小灶，也只是隔三岔五可以分配一点牛羊肉和鸡蛋，平时一律以土豆、萝卜、白菜和瓜类为主菜。生活十分艰苦，穿着格外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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