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静

    到北京出差的当晚，给高中时的同学杨乐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的，想必是杨乐的太太。

    “请问，杨乐在家吗？”

    “您是哪一位？”回话又柔又甜。

    “我是杨乐老家来的同学。”

    停了片刻，电话那头有了回音：“喂，你是哪位？我喝多了，听不出来，请自报家门吧。若是参加婚礼，首先表明我安排不了。”听口气杨乐还真忙。

    “我不是请你参加婚礼，我的儿子才小学毕业。我是从老家县城来的田丰，就是上高中时跟你一起去公社食堂偷包子吃的那个。”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你住哪儿了，我今天中午喝多了，不能去看你了。这样吧，明天你到西三环富豪饭店门口等我，中午十一点。我请你吃饭。”

    想不到杨乐还没忘老同学之间的情谊，人家这么忙还请我吃饭。他的电话我是从高中时的班主任、现在县教委的翁主任那里讨来的。翁主任说：“你们这几届学生，就人家杨乐有出息。出了专著，成了名人。在北京安了家，媳妇是四川人，漂亮得像电影演员。”

    第二天我如约而至，在门口寻找着杨乐。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转回身，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在我面前对我笑。

    “田丰。”“杨乐。”我们俩拥抱在了一起。

    进了饭店，上到三楼，杨乐向我介绍说：“今天有位朋友的哥们儿结婚，咱们一起凑凑热闹。”

    进了餐厅，我们找了一个靠边的桌子坐下。这时已陆陆续续来了许多人，老的少的好不热闹。没一会儿，婚礼就开始了，先是新郎新娘家人祝福，后是主婚人宣读结婚证书。随后新郎新娘互赠礼物，相互鞠躬，介绍恋爱经过，然后唱歌、吃花生、吃苹果等，节目一个接一个。我和杨乐聊家乡聊同学各自的经历。杨乐真是海量，我们这桌子坐的人看来都不太熟悉，大家只是泛泛地让酒，我和杨乐喝得最自觉。当新郎新娘轮到向我们这桌敬酒时，杨乐说了句：“祝新郎新娘新婚幸福。”酒桌上喝的是北京正流行的红星御酒，吸的是三五和中华。酒席还没结束，杨乐拉我去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杨乐走路有点儿头重脚轻。他扶着墙说：“这么乱，咱们走吧，上你住的那儿再聊。”我打车和杨乐回了我住的招待所，给他泡了杯浓茶。他摸出名片给我一张，我一念：“刘福成。”他说这张不是。又给我掏出来一张，名片上印的是：中国民俗研究会理事杨乐。我佩服得不行，张口跟他要他出的专著，他说一定送我一本。我问书的内容，他说书名就叫《中国婚礼面面观》。

    后来，他自己躺着笑出了声：“实话告诉你，今天的婚礼，我谁也不认识。在天南海北跑推销时，有一次我想下馆子吃点好吃的，没想到那儿正在举行婚礼，我被人稀里糊涂安排进酒席，解了一次大馋。再后来每到一地，凡有结婚的，我就泰然参加，竟无一次露马脚。有一次在浙江的一个小镇，我大胆参加了一次在家里举办的婚礼。”说到这儿杨乐停了停，喝了半杯水，继续说，“婚礼上男女双方有一大半互不认识，谁一个个去验明正身？现在改革开放，人员流动大，各地风俗大不一样。有钱有身份的人就爱要个面子，我们也算是见多识广。有人为了婚礼的热闹，请我们到场可以出点子，掀高潮。比如问新娘老家是哪儿，可以把那个地方的‘节目’介绍出来。特别是过大节的时候，结婚的多，我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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