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永绵

    我的老师何文奎先生，在程砚秋同志的鸣和社担任检场工作多年，我在那个班儿学徒，大约在一九二一年，我接替了老师的工作。从那时起就没离开过该社，一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参加中国戏曲学校（现中国戏曲学院）工作为止，共三十多年。

    我们做检场工作的，尤其是“傍角儿”的（专为主要演员做某种工作），必须极熟悉主演在场上的每一场戏，每一个“节骨眼”（关键性的地方），对主演的一举一动，都要心中有数，才能不洒汤、不漏水。若稍有疏神大意，或含糊不清，就会干扰了演员的表演，从而影响到整个戏的演出质量（解放前演戏时，检场人要上场）。检场工作者被称为“剧通”，其含义即是要通晓与戏有关的各种事情，如桌椅摆设的位置，道具的递送传接，服装的更换增减以及旧时的饮场（主要演员在场上饮水）等等，都要傍得严丝合缝，恰到好处。砚秋同志对检场工作要求得极为严格。他在场上很少饮场，而且力求减少检场人在台上晃来晃去，要到非上不可的时候再上去，因此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早了不行，晚了更不行。检场工作必须和他碰上心气儿，彼此达到默契。

    砚秋同志对艺术是极严肃认真的，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和他配戏的演员，都是经过选择的。每一个配演既不喧宾夺主，更非虽有如无。俗话说：“牡丹花好，还得绿叶陪衬。”这些位配戏的演员确实起到了绿叶的作用。

    砚秋同志多年来排了不少新戏，在思想内容上都很有意义。这些新戏从不同角度上控诉了吃人的封建社会，在舞台上以血泪交织的事件，向统治阶级提出了抗议。程派的本戏，没有一出是为“叫座儿”卖钱而胡来的。他所排的新戏，指斥的是旧时代的恶人丑类。解放前的官府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假如出来干涉，那他们就等于自己捡骂。

    砚秋同志很有戏德。在场上不管是谁出了差错或有缺点，他下场后从不对人发脾气，而是等到下次再演该戏时，才提出应该怎么演，希望你改正，你若依然如故，那他可就要责备你了。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他所演过的戏，总在不断修改，绝非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例如《文姬归汉》、《荒山泪》、《窦娥冤》等，很多戏都是在精雕细刻不断修改后，才达到完美的境界。因而他对检场工作，也是不断地提出更严格、更细致的要求。例如不少戏里都有“气椅”（即剧中人听到别人报知凶信后，立即昏迷过去），一般的演法要“哎呀”一声，然后坐倒在椅子上。旧时，检场人在场上工作，当剧中人“哎呀”一声时，这是个“节骨眼”，检场人此时要搬把椅子垫在演员身后，以备演员昏倒后坐在椅子上。砚秋同志在此处的表演与众不同，而是在“哎呀”以后，先退后一步，再坐在椅子上。他认为剧中人听到凶信以后，要有个思想过程，所以后退一步，然后再昏倒坐下。这样表演是有道理的。假如检场人按一般演员的演法，在“哎呀”一声之后，后退一步之前，即把椅子垫上，这就“砸了”（不对了）。由于他对检场工作要求得很严，所以我在工作中也得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他演戏从来“不翻场”（即不对配演或乐队等工作人员犯态度，发脾气）。后台管服装的、梳头的等工作人员，若是偶有疏失差错，他也不发火。记得有一次首演《女儿心》（即《百花赠剑》），管服装的人，忘带来一身新做的女改良靠（俗称“玻璃肚子”）的前脸（前身部分），若回家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将就地以宫中（公用的）的女靠代用。由于临时改了服装，只能把一套双枪的舞蹈改为“趟马”。事后他并没有大吵大闹。

    砚秋同志虽然在青年时代就成名了，但他学而不厌，不断进步。除演戏外，还经常对各种戏剧进行考察，以增广见闻，开扩眼界。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去看戏观摩，不管任何剧种、任何剧团、任何演员的戏，他都看。例如，山东潍县有个五音班，主要演员鲜樱桃的戏，他也看过。他认为各种艺术都有可学之处，学到人家的东西，经过深思熟虑可以化为己有。例如，秦腔中有一种唱法叫“干腔儿”（唱时没有伴奏），砚秋同志吸取了它，用在《英台抗婚》中，当祝英台跪在她父亲面前，在“哭头”后有一句“老爹爹你好狠的心！”用的就是“干腔儿”。这种唱法是他经过精心安排后才使用的，不是生搬硬套，故而听着很合适。他通过对戏剧的考察，吸收或借鉴人家的长处，来丰富自己的表演艺术。

    他对贫苦同业一向是很关怀的。例如有一年（大约在一九三九或一九四〇年），秋声社（鸣和社后改名秋声社）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当时有个阔人，要为他的老人庆寿，为了讲排场而邀请砚秋同志唱一场堂会，他婉言谢绝了。但这个阔人不死心，就托朋友一再邀请。砚秋同志碍于情面难再推却，于是提出一个条件：他本人不要报酬，唱一出《武家坡》不带进窑。其代价是送给上海的贫苦同业每人一套里儿面儿三新的棉袄、棉裤，共三百套。对方照办了（按当时的物价计算起来，每套棉衣的价钱将近十块现大洋，三百套就将近三千元了）。这场堂会戏给三百个贫苦同业解决了冬服的困难。后来我们离开上海时，同业们含泪送别，其情景是很感动人的。

    解放前，每逢年节，他都送给秋声社中的贫苦同业每人一袋面粉（给每场戏挣不到一元钱的人），补助生活之需。还有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前），他出钱买来一批小米，交给梨园公会，转发给旦行的贫苦同业。

    他的道德品质更是令人敬佩。多少年来他一向尊师敬友。记得在他三十多岁时，他的老师荣蝶仙先生离京出外，不知去向。荣先生的数口之家生活极端困难。他负起了赡养师母的责任，还为师弟找职业。另外有一件事是使我难忘的：著名丑角演员曹二庚先生，是他的盟兄。曹先生为人极为正直，但性情有些暴躁。有时班社内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曹先生知道以后，往往就指责砚秋同志，其实，有些事情他不知道，当曹先生生气质问时，他总是虚心静听，绝不解释或反驳。他把曹先生看成是自己的亲哥哥。后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曹先生随秋声社到上海演出，因病住在医院里，他每天必去医院探病。没想到曹先生竟病故在上海，所用丧葬费完全由他负担，并克服了不少困难，花了很多钱，才把曹先生的灵柩运回北京。又如，给他扮戏梳头的于（贵荣）师傅，在解放后病故，由于家境困难，其丧葬费用除程剧团里的同人帮凑了一些以外，不足之数由他包干。

    他的生活作风是很严肃的。我在他身边工作三十多年，深深地知道他从来是谨慎检点、律己甚严。旧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有的演员到了上海就晕头转向，任意胡为了，以至落得身败名裂，难以自拔。砚秋同志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洁身自爱，守身如玉，绝不随波逐流。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头脑总是保持清醒，最厌恶别人在他面前献殷勤。我们见到他时，只是打个招呼，点点头而已。如果你的话说得太多了，他就不耐烦了。

    每逢演出时，如是夜场，他总是七点多钟就进后台了，从来不误场。他要求后台安静，不允许说笑打闹。在旧班社中，演出时后台最安静的是秋声社。

    砚秋同志艺高、德高。在三十多年的过程中，我亲眼见到的他风格高尚的事例很多，上述仅仅是我回忆到的点滴。

    （钮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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