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林

    一、程先生身边学伴奏

    一九三一年秋，经著名琴师周长华先生介绍，让我随他同去拜见程砚秋先生，因为当时程先生需要找一把二胡伴奏。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但也十分紧张。高兴的是我很难设想会遇上这样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紧张的是因为自己的艺术水平很差，不敢担此重任。第二天随周先生一起去到程先生的住所（北京西观音寺），刚迈进大门，就望见程先生满面笑容地迎面走来。他把周先生和我迎进屋内，围坐一起喝茶聊天。程先生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啦？”“住在什么地方？”“家中还有什么人？”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接着程先生说：“来，咱们先吊一段吧！”我一再说明，我对程派艺术确实是一窍不通，怎敢斗胆相陪。程先生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他极为亲切地对我说：“没关系，别顾虑，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话的，咱们就吊一段《贺后骂殿》吧。”他很和蔼地反问一句“怎么样”？周先生也在一旁鼓劲，我这才冒险地服从了。于是我大胆地拿起了二胡，胆战心惊地拉起来了。吊完《骂殿》之后，我的紧张心情仍然没有平静下来，立即去向程先生道歉说：“很对不起，有很多节骨眼我没拉好，望您多多指教……”程先生说：“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嘛，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说话的，你还年轻，可以造就。”程先生怕我累了，便让我喝点茶水，休息休息。并说：“你别紧张，艺术是练出来的，只要自己努力，我看就能行。”我向他表示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他的期望。他连连点头说：“好，咱们一起研究。”接着他畅谈了他刻苦钻研艺术的体会，并说：“艺术这门学问，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不下硬功夫是不行的。”从此以后我每天早八点准时随周长华先生一起来伴程先生吊嗓说戏。在吊嗓说戏过程中遇到困难，程先生总是十分耐心地和伴奏人员一起仔细研究，共同探讨。例如对于《骂殿》唱段中的长短音在伴奏方面应该如何配合？再如《玉狮坠》唱腔中的轻重音怎样做好托腔保腔伴奏法？这些方面程先生既有明确的设想，又有具体的指点，使我深受教益。程先生的演出不仅唱腔动人，人物逼真，而且要求伴奏人员伴随剧中人物的思想变化，做到有节奏、有情感地伴奏。他经常对我们说：“一个人是演不了一出戏的。因为个人的智慧毕竟有限，如果没有乐队的合作，我就演不了戏呀！”因此，多年来与其说和程先生一起密切合作，不如说是程先生一点一滴地向我进行耐心帮助，反复教育。由于在程先生的指教下，我才逐步加深了对程派艺术的理解和钻研，慢慢地学会了掌握人物感情的伴奏方法，通过实践我更加热爱程派艺术，因此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几十年来我一直随同程先生一起工作，直到他逝世前不久。

    二、看他博采众长

    自从和程先生在一起工作之后，几十年来他从未间断过业务活动。例如练功、吊嗓、说戏、创腔，已成为他每天必须进行的活动。他每日天刚亮就起床，首先开始运动身体，接着打太极拳，练武术剑术，进行各种基本功训练。等我们来到他家时，他已一切就绪。早八点整准时开始吊嗓。在吊嗓时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不但全力以赴地唱，而且和舞台演出一样，把动作一招一式地做出来，把人物感情一举一动地表达出来，一遍两遍反复锤炼。我们见他累得汗如雨淋，劝他休息片刻时，他总是很风趣地回答道：“不要紧不要紧，到了吃饭的时候我自然就停止活动啦。”并说：“时间宝贵，再来一遍。”这一下直到十二点为止。到了十二点，程先生就说：“到点啦，该吃面条啦。”程先生每日三餐较为简朴，他最喜爱的主食就是面条，多年以来，我们每逢到了中午时间就在程先生家中吃面条。即使在吃中饭时，程先生也没有中断过对艺术方面的研究，他经常是一边吃面条，一边和我们谈论刚才吊嗓说戏的体会，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尤其是在吐字行腔、发音切音方面，程先生是极为重视的。午饭后，我们继续活动到二点钟左右才各自散去。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遵循这个时间的，可以说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我们走后程先生稍加休息便又开始了他的自修活动。如研究剧本、书写戏文或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有时程先生就和我们一起去往别处看戏。他不仅看京剧，对地方戏剧也颇感兴趣。例如川剧、秦腔、河北梆子等等，他都经常去看。看完戏之后，他经常徒步回家，并和我们一起边走边谈。他说的内容主要是各兄弟剧种的长处，如川剧有什么特点，秦腔有哪些可贵处，等等。有时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凡是来北京演出的各剧种，他几乎都看过。除此以外，他还爱听单弦、京韵大鼓以及各种曲艺形式的演出。他对刘宝全、金万昌、白云鹏、荣剑尘四位老前辈的演唱大为称赞，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吸收运用。程先生演出中的不少唱腔，不仅借鉴了兄弟剧种的唱腔特点，而且广泛吸取了京剧各行当的唱腔精华。有一次程先生去看《击鼓骂曹》，程先生对“我把蓝衫来脱掉”这句老生唱腔很感兴趣，当时我们正在进行《锁麟囊》的创腔活动，根据程先生的设想，就把这句老生唱腔的板式，经过对高低音的修改，运用到“忙把梅香低声叫”的唱腔中去了。《锁麟囊》演出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每当程先生唱到“忙把梅香低声叫”这句唱腔时，台下观众都迸发出热烈的掌声。我记得在上海演这出戏时，只要戏报一出去，戏票就抢购一空。有朋友告诉程先生说：“现在上海到处都在学唱‘忙把梅香低声叫’，这句唱腔实在好听极啦！”程先生总是很谦虚地说，“这个戏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我们继续努力，把这个戏改好。”

    程先生在创作过程中，他和同台演员、乐队之间的合作关系和研究精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程先生为了把《青霜剑》“洞房”一场戏演得更加成功，他与著名鼓师白登云先生日以继夜地反复研究，在唱、念、做、表方面进行了无数次的锤炼，最后终于把这场戏修改得人物更为突出、节奏更加紧凑，使观众看完之后无不拍手叫绝。再如程先生演出的《玉堂春》中的动人唱腔，也是经过程先生与白先生及周长华先生共同刻苦钻研出来的。在这出戏中，从唱出“自从公子南京去”开始，到“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止，程先生在吐字行腔，长短音与轻重音方面，都花费了一定的功夫，而白先生在伴奏上，从〔西皮二六〕开始，始终以稳扎稳打的板式贯穿到底，周长华先生则以善于托腔保腔的伴奏特点密切配合，所以使人感到在唱、打、拉方面，既做到“三位一体”，又别具一格。

    三、关心同人和观众

    程先生为人正直忠实，人所共知。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援。例如高庆奎老先生因嗓子坏了，影响了正常演出工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程先生闻讯之后，很快就把高庆奎老先生介绍到戏校去当教师，这样既解决了没有工作的痛苦，又找到了生活来源。高老在世每当提起这件事情，对程先生都表示非常感激。再如杨宝森先生过去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程先生同样给予种种支援。使我记忆很深的是，有一天程先生与杨宝森先生合演《武家坡》，那天杨的嗓子出了毛病，大家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当杨先生唱到“八月十五月光明”，“明”字刚一出口，程先生立即就加上夹白“住了！”瞬息之间化险为夷，取得了良好效果。止戏后，杨先生对程先生这种临阵解围的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值得人敬佩的是，程先生在扶人之危方面，不分高低一视同仁。与他同台演出的演员有病了，他总得亲自去看望看望，乐队的人员病了或遇到生活方面的困难，他只要知道了，总得过问过问。在这方面我们和程先生在一起工作的乐队同事，是最有感触的。仅就我本人来说，有一次，我得了伤寒病，程先生竟先后五次来看我。当他发现我家当时生活紧张时，还给留下了生活费，使我安稳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困难时期。此外，程先生对别人的尊敬，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一次我们去灌唱片，程先生特意去把锡子刚老先生接来扶上车，灌完唱片后，又亲自把锡老搀下车送到屋内。锡先生感动地说：“砚秋啊，您可别再这样啦，我的体格还成啊！”而程先生却说：“您岁数大啦，应该优先照顾您嘛！”有时外地观众从很远的家乡赶来看程先生的戏，由于来得太晚了，没有买到戏票，眼看就要开演了，怎么办呢？有的同志就把这些事在后台告诉程先生。程先生听了以后立即就说：“我这儿有钱给他补一张戏票，请前台同志给这位远来观众加个座位吧，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看戏，真不容易啊，哪能让人家有兴而来扫兴而回呢？再说他们还是庄稼人……”这样的例子不论在北京或去外埠演出，都是经常遇到的。

    四、与同行相互尊重

    程先生对其他京剧艺术家非常尊重。有一次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程先生与马连良先生合演《宝莲灯》，马先生的二黄调门唱四个眼，程先生平时的二黄调门是六个眼，马先生曾经请程先生按照自己原来的调门演唱，而程先生却不肯这样做，最后还是根据程先生的意思办，所有唱段都按照马先生的二黄调门演唱了。对此，马先生很不安，连连向程先生道辛苦。

    又有一次在上海天蟾舞台与谭富英先生联合演出，为了压轴戏这两位艺术家互相谦让。谭先生说：“您总这样对待我，叫我太过意不去啦！”程先生说：“您就别推辞啦，反正让观众都能听到咱们的戏不就得啦。”最后终于决定程先生先唱《贺后骂殿》，谭先生的《战太平》压轴。在谭先生的再三坚持之下，第二天才开始把这两出戏的前后顺序颠倒过来。老一辈这种谦虚恭让、互敬互爱的行动，多么感人肺腑啊！程先生对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尊敬，加深了一些老前辈对程先生的尊敬和爱戴。有一次在北京，程先生演出《奇双会》，化装之后，精神很不佳，高庆奎先生忙走过来摸了摸程先生的手心，我们大家这才知道程先生正在发高烧，高老说什么也不让程先生上场，恐怕他外场站不住，程先生坚持要演下去，后来在高老的坚持之下和大家的劝阻下，程先生才肯卸了装，经医生一看，果然病情不轻。程先生病体好转之后，每每提起这件事，都要对高庆奎老先生表示十分感激之情。可是他从来不讲自己如何帮助别人。这一点谭富英先生和杨宝森先生是经常夸赞程先生的。谭、杨两位艺术家不仅对程先生的为人给予高度好评，而且对程派艺术特别爱好。他们两位有时演完戏之后，就坐下来听程先生的演唱。谭先生和杨先生都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是程迷。”这两位艺术家不但对程派艺术十分爱好，而且连唱带拉、操琴艺术也十分高明。解放后，组织上安排程、杨两位艺术家灌唱片《武家坡》，头一天决定下来，第二天杨先生就登门而来，主动找程先生说说戏，程先生对此极为感动，并说：“宝森啊，您的体格这样弱，怎么还特意来到我这儿说戏呀？千万可不能再来啦，应该我到您那儿去才对嘛！”杨先生走后，程先生召集我们一起开了个小会。程先生说：“杨先生身体这样，再不能让他来啦，从明儿开始，咱们按时到他那儿去。”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遵照执行了。遗憾的是，灌完唱片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程、杨两位艺术家就相继离开了人世。

    回顾过去和砚秋先生相处的这段时光，更增加了我对程先生的缅怀，写下这段文字，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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