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后，《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
这时，在东北局计委负责工业计划的副主任王光中正一心忙于东北地区工业计划的编制和工业物资的统筹、调配、协调工作。他和同志们都听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当时，王光中认为这应该是文化领域的事情，与经济部门关系不会太大，所以，每天依旧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最先在北京掀起。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向全国公布后，北京的风潮迅速推向全国。全国主要城市的学校、工厂、机关、街道，随处可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在沈阳的东北局、省、市三级党政机关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风潮也很快兴起。东北局大院里的“四大”目标首先对准的是机关党委。东北局计委的干部群众也相继贴出了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是给机关党委提些意见，有的则言辞很激烈，有的甚至提出机关党委是“黑党委”。
王光中从经历过的党所开展的历次运动的经验出发，说服和劝阻一些干部不要张贴攻击性的大字报。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经过一段大字报的论战，东北局机关出现了支持机关党委和反对机关党委的两种倾向，进而形成两种观点完全对立的群众组织，而且，斗争的焦点不断升级，一直到形成对东北局领导的支持和反对两种完全对立的群众组织。很多人都分别站到了其中的一个组织一边，但王光中认为共产党不能分派，他和同志们说，共产党员哪一派也不应该参加。就是因为王光中这样的态度，不久，他就被扣上“压制大字报、压制群众运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王光中的孩子们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批斗的情景。东北局院内开始的几次批斗会没有他们的父亲。后来，有一天，造反派让干部家属都到院子里去开大会。3个大一点的男孩和母亲一起来到院子里。只见院子里搭了一个台子，台上有几个胸前挂着牌子的人。这是要开批斗会。这几个人中有原计委主任倪伟。陆续有造反派上台发言批判。当批斗到倪伟时，发言的造反派点到他们的父亲王光中的名字。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得力，对大字报有反感，而且保走资派，是走资派的走狗。这时有人大喊一声：“王光中，到台上来！”那时的批判会，点到谁，谁就得到台上去。这时，有人将他们的父亲王光中推上台，并马上给挂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大牌子。就是这次批斗会后，他们的父亲王光中也成了走资派，不许再上班，天天在家写检查。
王光中是一个有着不一般的党内非正常斗争经历的人，对于批斗，他内心当然不认可，也不服气。凭着自己多年经历的风雨，凭着自己多年对党的了解，他认为总有一天会证明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自己的意见是对的。
这年的11月，国家计划会议和工交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因为工作需要，王光中和已由抚顺市委书记职位调东北局计委任主任的沈越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除安排年度计划外，重点讨论工交战线的“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在李富春、谷牧的主持下，会议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主要精神是保持工交企业的正常生产，维护工交战线指挥系统的运行，红卫兵不得进工厂串联等。但是，由于林彪、江青、康生等插手，这次会议制定的正确政策没能确定下来。林彪、江青、康生专门听了会议的汇报，林彪还在会上作了报告，否定李富春等的正确意见，强调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工人阶级要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可以进工厂串联。林彪的讲话传达下去后，红卫兵纷纷进驻工厂，工厂派别斗争骤然升级，有的工厂派别斗争从文斗上升到武斗，有的工厂停产闹革命，致使全国工业生产秩序大乱。
国家计划会议结束后，王光中和沈越从北京回到沈阳。沈越下飞机，刚出机场，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一群造反派揪斗，当场宣布罢官。因沈越是刚从抚顺市委书记的岗位来东北局的，后来，又被抚顺的造反派抓回了抚顺。
王光中从北京回到东北局，机关楼里突然增添了许多人。原来沈阳的部分大专院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已经进驻东北局机关了，东北局大院的形势更加混乱。东北局的领导都已不在沈阳，计划会议的内容无法向领导汇报；计委机关的工作也已基本瘫痪，所以也不能向下传达。这时的整个机关已经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王光中虽然还没有被宣布罢官，但实际上已无法进行工作了。
这一时期，辽沈地区各机关、学校、工交企业中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升级，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和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东北局机关上访。东北局的混乱状况不断加剧。看到这种情况，王光中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他认为东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体现的是党的领导，不能任其混乱下去，更不能关门。于是，他和东北局其他部委的一些老局长、老党员商量，决定大家在一起，坚持在东北局俱乐部大楼内值班，接待来访人员。
由于来访者多数是因为派别斗争上访，所以，他们的要求基本都是要东北局接待人员表态，支持他们这一派，否定另一派，或者是支持他们这一派打倒的某某当权派，保护的某某当权派。而对这些，王光中他们这些接待人员无法表态，也不可能表态。在这种情况下，上访的造反派往往就会把他们这些接待人员抓走。
王光中在这一段时间就被抓走过三次。一次是沈阳市公安系统的群众组织，把王光中强制押上火车送到北京，让王光中领他们去找东北局书记。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找不到人，造反派就把王光中一个人留在旅店不管了。后来，王光中是自己买票回的沈阳。另两次是沈阳工交战线一派群众组织和抚顺城建系统的群众组织要求王光中支持他们这一派夺权，而把王光中抓去。王光中诚恳地对群众组织表示：我只是机关的一名接待人员，没有权力表态支持哪一派夺权。造反派看得不到他的支持表态，便对他看管了好几天，才放他回单位。
尽管在接待工作中蒙受了种种磨难，王光中和那些老党员、老同志还是坚持认为东北局不能关门。没有人安排他们值班，没有人要求他们做上访接待，他们是出于多年来积累的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责任感，自发地、自觉地这样去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明知道这种努力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但他们也决不放弃，仍然坚持值班，应付门面。然而，形势的发展，让他们连这样的工作也不能继续做下去。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各地“夺权”行动的进军号。在东北局，各部委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宣布夺权。1967年3月，东北局计委的群众组织宣布对计委夺权，副局长以上的“当权派”都被集中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学习，准备交代问题。因为各委、办、局的领导权都被夺了，所有的领导全部被停止行使职权，就这样，王光中等一些老同志一直坚持的接待工作也就停止了。
1967年5月，在沈阳市的市人委广场，辽沈地区某造反派组织召开了“砸开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会后，游行队伍分成两路，一路涌向省委，一路直插东北局大院。到东北局的游行队伍高呼：“炮轰东北局，打倒×××”等口号。这个大会，把炮轰辽沈地区党政机关的斗争推向了高峰，致使辽沈地区党政机关彻底瘫痪。
1967年6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提出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据此开始抢掠武器，进行“武卫”，致使群众组织间的争斗进一步升级，由口头争论到打架斗殴，由相互对骂到持枪动武。全国的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一期间，辽沈地区派别斗争的枪战不断，沈阳城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恐怖、危险的气氛。东北局院内因进驻了红卫兵，不但秩序大乱，而且气氛也非常紧张。
这时，王光中和妻子高潮最担心的是几个孩子。最小的两个女儿在上小学和幼儿园，被集中到东北局招待所过集体生活。而三个上中学的男孩子，没收没管的，最让人放心不下。这三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曾参加“红后代”。那时，他们带着红袖标和“红后代”们兴高采烈、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破“四旧”。后来又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认为“红后代”是保爹保娘派，见了就打，“红后代”解散了。从那以后，三个男孩子再不敢出门。但待在家里又没学可上，因为各学校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造反派占领了东北局大院，见到父母也不能上班了，三个孩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时不时地凑几个处境相同的小伙伴在院子里寻事儿。他们或用砖头砸大字报栏，或用水冲大字报，有时见了不顺眼的造反派就寻衅打一架。后来，大院里贴出了点名警告这些孩子的告示，这让做父母的王光中和高潮忐忑不安，生怕孩子们某一天闹出什么大事儿来。不让在院子里，几个孩子就到院外去。那时又正值武斗盛行，哪里有枪声，孩子们就往哪里去看热闹。面对这几个孩子，做父母的不管，怕出事儿，管又管不了，真是干着急。
幸好，后来时兴青年学生步行“长征”，去北京见毛主席。三个孩子听说后就和同学们组织起来，一起步行去了北京。一走半个多月。到了北京，几个孩子有住在学校里的，也有住到了亲戚家的。孩子们在北京，王光中和老伴高潮还是不放心，后来身体已经开始出现各种病症的高潮忍不住，去了一趟北京，把孩子们接了回来。接回来的孩子们仍然没学可上。因为从1966年夏天开始，所有学校就都停课了，学校越来越乱。尽管这期间中央文革小组下过几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因种种因素，课始终没有复起来。
王光中因自己的学业比较差，所以，对孩子的学习十分重视。他知道中学时代是人生最好的、最重要的学习阶段。但是，眼下，眼瞅着三个正读中学的孩子不能回校读书，心里非常着急。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去学校读书。王光中想如果就这样一天天耽误下去，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国家的损失。然而，王光中又毫无办法。因为，连他自己和老伴都没了工作。这一时期，像他这样党的相当一级的干部都听不到任何党内声音的传达。所有党的指示都是通过广播中的“最高指示”获得。面对这种局面，王光中忧心忡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出生入死、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党员，他毕竟是一个对党的历次运动有着特殊理解和经历的老同志，所以，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那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不管如何乱，总会有解决问题的那一天。
1967年8月6日，中央作出了“停止东北局对东北三省领导工作”的决定。东北局的全体干部交由辽宁省接管。
1968年春，中央批准辽宁革委会成立，原东北局的主要领导被认定为“走资派”，被彻底打倒，一些干部再次被拉出来批斗。王光中躲过了这次批斗。当然，这和他平日里性格温和、不发脾气，并且关心下级、平易近人有关。另外也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产生派别斗争时，他就一直从心底里反对派性。实际上，他只是一般意义上参加了一个派别组织，在派别斗争上，他是默默无闻的人。
然而，王光中的同事、计委副主任薛明却遭受到了大的劫难。他开始反复被批斗，罪名在原来的“走资派”基础上又增加了“反军黑干将”、“大特务”、“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名目。薛明历史上一些组织上早有定论平反的东西，又被翻弄出来大肆渲染批判。薛明当时正患腰脱病，平时站得不对劲，都疼痛得不行。这一挨斗，必须弯着腰，那痛苦是根本忍受不了的。这只有真正得过腰脱病的人才会有深刻体会。薛明在被批斗时腰脱病正厉害，根本不能弯腰。但不弯腰，就被打，打着叫你弯。也许那一刻薛明真的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吧。几天后，人们发现薛明在家里自杀。那一年，他年仅50岁。
薛明的死在王光中心灵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他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能结束。
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全国掀起广泛的“上山下乡”运动。9月中旬，沈阳城大街小巷锣鼓喧天，街道两旁显眼的地方悬挂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标语。全市中学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几乎同时奔赴农村，投入上山下乡的行列。王光中的三个儿子都在下乡之列，他们分别随同自己学校的班级下乡了。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全国传达毛泽东关于“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最高指示。于是武斗逐渐平息，学校在工人宣传队的领导下也开始陆续复课。王光中的两个女儿就是在这时一个进入小学、一个进入中学读书的。不过，由于废除了高考制度，学校里书教得好的老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的学制、教材和上课方式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所以，这一时期的学校根本谈不上教学质量，在这时进入中小学读书的学生也普遍缺少努力学习的主动性。因此，这批学生的学习状况可想而知。只有初中文化，因抗日战争弃学革命的王光中原本相信自己成长在新中国的子女们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可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一切，未完成中学学业的几个大孩子下乡了，上小学、初中的两个女孩又是在这种教育状态中学习。而这一切，成了王光中和高潮的终生遗憾。
走“五七”和恢复工作后的艰难历程
1968年10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广大干部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五七干校”接纳下乡干部。10月，《人民日报》结合毛泽东号召，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当月，辽宁省在盘锦建立了省“五七干校”。将原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委等省直机关约万余名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
10月底，王光中随同东北局1000名干部编成的辽宁省“五七干校”第十一大队，到盘锦农村进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五七干校”一词，原于“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1968年5月，在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两周年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创办起一所“五七干校”。后来，为了解决被解职的广大干部的出路问题，全国各地都创办起了“五七干校”。
来到盘锦“五七干校”，东北局计委、科委和工交政治部编为第一连，王光中被编在一连一排一班，住在黑鱼沟村的一个农户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过军事生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当时把在干校劳动的人叫做“五七战士”。王光中他们班十几个人住在用稻草打的地铺上，自己打柴、挑水、做饭。除了完成每天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并在干校继续进行“斗、批、改”。原来做过领导工作的“当权派”，除继续做好自身检查外，有时要参加对“走资派”的批斗会，接受教育。
王光中在盘锦干校期间参加过两项集体劳动。一项是盘锦胜利塘水利工程会战，挖河筑坝，引水灌溉稻田、苇田。工程以连队为单位，分段包干。这个工程是在寒冷的冬季进行的，学员们早出晚归，一天劳动10小时以上，挖土、挑土、堆土全部是强体力劳动，从事这样的劳动，对于一批年纪在五十上下且又长期在城市里坐办公室的人来说，无疑是严峻的考验。王光中他们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人偷懒，都竭尽自己的全力。尤其是王光中，这个平日里被同志们誉为憨厚、老实的人，在劳动中更是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努力地多挖、多挑。他觉得自己多干一点，那些五十开外身体虚弱的老同志就可以少干一点。另外，能为惠及农业的水利工程劳动，再累也值。最后，他们连按质量要求完成了任务。后来，改革开放时，王光中去盘锦，还专门到胜利塘去看一看，看到当年凝结了他的体能、汗水的水利工程仍然在发挥灌溉作用，心里感到一丝的欣慰。而当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所遭受的那种精神的磨难似乎已经完完全全地被淡化了。
在干校参加的另一项集体劳动是修建沟海（沟帮子——海城）铁路路基工程。这是京沈、沈大两大铁路干线的联络线，是地方铁路的会战项目。“五七干校”担负了一部分路基的土石方工程。大家劳动非常卖力，没有拈轻怕重的，都把施工质量放在第一位，也按标准要求按时完成了任务。
王光中在干校劳动期间，还常接待来外调的人员。例如，铁道部的造反派前来调查该部监察室主任王效斌。调查人员说王效斌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常备队政治处主任，问王光中，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王光中向他们解释说：王效斌是共产党丰县县委统战部部长，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是党组织派他进国民党常备队当政治处主任的，他当然是共产党。由于来外调的人是要打倒王效斌的，因此非说他是国民党。王光中给王效斌写了两次证明材料，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可王效斌仍然被关在地下室受尽折磨。后来又有一派支持解放王效斌的人来调查，王光中再一次提供了王效斌的证明材料。此后，王效斌才获得解放。后来，王效斌担任了铁道部副部长。像王效斌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特别是对在湖西区工作过的老同志的调查。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各地来调查的人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外调人员是来调查有的湖西老同志在“肃托”事件中为什么承认自己是“托派”，有的调查这些老同志为什么上了集训班，或者是为什么没有上集训班。对所有的调查，王光中都如实、详细地介绍情况，给这些同志和战友证实。然而，不管王光中怎样介绍，怎样强调中央对这件事已有明确结论，调查人员都很难理解这一事件。这说明这个中央已有文件结论的湖西“肃托”事件不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没有彻底消除影响，而且在各地的“文化大革命”中又都成了问题。
1968年秋，王光中的家和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家庭一样，家庭成员各奔东西，天各一方。9月，三个大一点的孩子到辽宁昌图等地下乡插队去了；10月，王光中和妻子高潮到盘锦农村走“五七”道路了；两个年龄还小的女儿则又住进东北局大院招待所，过集体生活去了。
作为父母，王光中夫妻非常关心在偏远地区下乡的几个孩子。不过两人的关爱方式迥然不同。作为母亲的高潮主要是通过写信的方式。孩子们回忆说妈妈的信写得很勤，但每次所写的内容都差不多。不是叮嘱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干活安全，就是要你尽量吃饱、睡好等等。写信时如果王光中在，他总是在妻子的信后附上几句。叮嘱的话是要孩子们争口气，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等话语。母亲每次寄信，还总是要给孩子寄去一些好吃的，像花生、糖果什么的，这当然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王光中在干校时也给孩子们寄包裹，不过里面没有好吃的，都是马列、毛选或哲学方面的书籍，要孩子们好好学。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妈妈寄来的好吃的，对妈妈的话不在意，对父亲的话更不大放在心上，有时对寄去的书，只是看看封皮就放在一边不再理睬。那时，孩子们置身“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又正处在青春期，还不能理解父母的心情。现在他们做了父亲，而且也有了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在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特别关注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当年父母对他们的关爱，对他们的良苦用心。
1969年2月，正是春节前夕，省“五七干校”接到辽宁省革委会的调令，要王光中于24小时内到省革委会组织组报到。当天连队就送王光中到沟帮子火车站。王光中从沟帮子乘火车回沈阳。回沈后，到省革委会报到。省革委会组织组负责人同王光中谈话，告诉他国家开了计划工作会议，省里也要召开计划会议，需要了解计划工作的人，好把工作接续上，所以，组织上调他到计划组去工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和斗争，一提到业务工作，王光中仍心有余悸。他对和他谈话的人说：“这一时期自己一直在重点检查业务挂帅方面的错误，最好别让自己再做计划工作了，以免‘穿新鞋走老路’。”但那个组织组的负责人说：“这事领导已定，你马上去报到吧。”
1968年5月7日宣告成立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按“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组成的。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常委、工作人员分别由工人代表、贫下中农代表、红卫兵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按比例担任，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生产指挥组是大组，下面又设有计划、工交、农业、财贸四个小组。王光中被分配到计划小组，任副组长，全组共七八个人。
王光中到计划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召开省计划会议。由于原省、市计委均已解体，经济工作已处于无计划状态，工作实际上接续不上。所以，省计划会议上只能传达一下国家计划会议的精神，计划指标无法落实。而王光中面临的是两三年来因经济管理机构相继被砸烂所带来的一系列更为严峻的问题：基层企业闹派性打派仗，使原有的原材料、燃料、资金供应渠道被打乱，许多重要的企业因缺资金，缺原材料、燃料，开不了工，工人、干部成群结队地到省革委会上访。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王光中首先组织计划组人员和工交组进行联合办公，接待工矿企业来上访的同志，尽最大可能解决一些企业急需的紧迫问题。
不久，省革委会取消了生产指挥组，直接设计划、工交、农业、财贸四个组，王光中担任计划组组长，成为省革委会常委会的成员。为了把计划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王光中建议调回一些熟悉计划统计工作的同志，以便逐步恢复计划与统计工作。实际上，要使计划工作开展起来，就得把那些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调回来。但是，调这些同志回来也有许多问题。1968年底，省革命委员会动员在“五七干校”或准备踏上“五七”道路的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时，要求插队的干部实行“五带”，即带党、团组织关系，行政关系，工资关系，户口粮食关系和家属。“五带”等于彻底离开城市，所以，这些人走后，住房多数自觉上交或被收缴。这次再回沈阳，住房就是个大问题。为了工作，回来的同志基本上都是在临时对付的地方落脚住下，生活十分艰难和不便。
在王光中的建议斡旋下，原东北局计委和辽宁省计委一批带家属插队的业务骨干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又到一起工作，当然都十分高兴。担任革委会计划组组长的王光中更是高兴，因为他特别需要一批懂业务的人和他一起开展工作。那时，计委调回省里工作的还是少数，大多数“五七干部”仍在农村插队，这些全家走“五七”的同志如若回沈阳，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样王光中的家就成了这些同志回沈的落脚地。王光中家生活并不富裕，但夫妇二人总能想办法弄出点什么吃的给大家，热气腾腾的。从来对同志们都平易热情的王光中夫妇对同志们很有亲和力。那时，同志们来到家里，唠唠知心话，都感到无比的温馨。
王光中在被打倒的干部中是启用较早的，他的“五七干校”生活只有短短的3个月。其实在辽宁，许多带家属插队的“五七战士”在农村战天斗地，整整10年。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才返城重新工作的。王光中非常珍惜自己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非常迫切地希望自己能为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工作走出困境，尽快恢复经济秩序、恢复生产多做一些事情。然而，他的想法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厢情愿。那时，全国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辽宁，全面开展的“斗、批、改”更为活跃。像“路线分析会”、“思想爬坡”、“吹氧”、批“唯生产力论”、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治风潮一个接着一个。当时，被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本来就是少数，而面临这种情况，工作起来更是困难。一方面，大家看到经济运行秩序混乱，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心情万分着急，迫切希望恢复经济秩序，恢复生产；但另一方面，不少人又要在各种运动中接连不断地接受批判，没完没了地写检查，致使许多出来工作的老同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抓工作。而且，在革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老干部，实际上都是处在时时被监管的状态。即使是谨小慎微地做人做事，也往往会遇到不测风云。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第一批被启用的老干部原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王良担任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指挥组组长。他在工作中就根本无法施展他的领导才干。那时，三天两头开大会“讲路线斗争”，每次开会，王良是必定被批评的一个，错误是不讲路线斗争。大会过后是小会，王良要一个组一个组地去检讨，各办公室的小喇叭里都传出他检讨的声音。那时，王良这个级别的干部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已年过六十的王良，长期处在郁闷中，又要思考繁杂的公务，一天，骑自行车上班，在门岗处下车时，不慎摔倒，头和腿都受了伤。特别是这之后不久，盘锦发生的因水库没及时放水造成大面积水稻枯萎的事件，更是让王良的身心备受折磨。其实，王良并不直接管水库的放水调度。可是江青、毛远新的死党刘盛田硬说是王良有意断水，造成水稻受损。刘盛田等人拿着大把枯萎的水稻，开大会批判王良。会后，还让王良带领机关干部到盘锦劳动，向盘锦农民“谢罪”。王良在如此的折磨和极度的压抑中，逐渐精神失常，过早病逝。
1971年9月，王光中正随一些机关干部在昭盟（现赤峰市）参加水利工程劳动，突然接到通知，让他速回沈阳听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原来是林彪于9月13日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林彪叛逃事件，作出了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决定。接着又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重点内容是批判林彪是阴谋家、野心家，“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主席以至阴谋暗害毛主席的罪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当时，广大干部的情绪很高。王光中当时想，这次林彪集团暴露了出来，对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然而，“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逐渐发现，批林彪的极左路线实际上批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因此，提出林彪路线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林要与批孔结合起来，提出要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批孔就要批“克己复礼”、批“中庸之道”、批“黑修养”，他们把斗争矛头又指向所谓“走资派”的老干部。
毛远新等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还专门在党校培训了一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年轻干部。他们在这个学习班的毕业典礼会上，通知一批老干部参加，并要这批年轻干部试试锋芒，经受考验，看他们敢不敢、能不能指名批判“走资派”？部分年轻干部发言后，毛远新指名道姓地批评原省委书记黄欧东、白潜等老同志。在会上，王光中也被点名批评，还被要求会后写检查。
与此同时，在毛远新等主持策划下，省直机关还抓出了一个所谓的“流氓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是一部分年轻的干部子弟，多数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罪名是攻击谩骂江青。就这样把这些干部子弟硬扯在一起，戴上“流氓反党集团”的帽子。王光中的小儿子也在其中。在处理这个“案件”时，通知这批孩子的家长必须同时到场，接受批判教育。当时，王光中正在辽化蹲点，是老伴去参加的批判会，会上说问题出在孩子身上，但根子在家长，搞得一部分老同志人人自危，诚惶诚恐，压力极大。这个案子在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得到彻底平反。
“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一方面借“批林批孔”运动不断加强对老同志的批判，另一方面培养提拔使用他们的亲信。1972年12月，革委会撤销了计划组，成立省计划委员会，由原副省长苏羽担任计委主任，王光中和朱川等担任副主任，还任命了几名年轻干部。为了控制计委，毛远新专门安排造反派头目魏秉奎担任计委党的核心组第一组长，并且说是给计委派的一名政委。同时，毛远新又亲自点名提拔沈阳一个机床厂的党委书记担任计委副主任，实际上是主持省计委的日常工作。
可以说，王光中在革委会期间的工作环境是比较艰难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光中一边接受批判，进行“检查”，一边尽力做些急需办的工作，帮助企业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使辽宁的国民经济能正常运转，王光中在这段时间里，始终忍辱负重而又殚精竭虑。
在辽阳负责辽化工程的建设工作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从古到今一直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为了保持粮食供应稳定，我国从1955年开始实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粮证、粮票才退出人们的生活。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吃粮问题更为严峻。口粮定量全面压缩。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规模进行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推广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重视发展支农工业。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提高粮食产量有很多条件，其中增加施肥是重要的条件之一。中国的化肥工业，到60年代末还很薄弱，只能生产通常所称的“小化肥”，成本高，质量低，对促进增产作用甚微，粮食增产赶不上人口增加。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大化肥），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很受农民的欢迎。但是，在国内我们没有技术设备，根本无法生产，如果直接进口大化肥，价格昂贵，如果能引进技术设备自己建厂生产，那才是利国利民的长远之计。
人口增长快，不仅粮食紧张，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也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中国纺织工业原料一向以棉花为主，有限的土地，种了粮食，种不了棉花，种了棉花，粮食不足更是大问题。那时流行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一系列顺口溜，就连王光中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担任东北局计委副主任高位的官员，家里的孩子也都曾穿过补丁衣裤上学。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这样的事情，但是，当年人们确是这样过来的。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布票取消，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使用布票的政策。每年发多少布票，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地域气候冷暖的差异，各地发放布票的多少稍有差别。
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那时能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有裤线，不皱，但很不容易买到。这件事对毛泽东触动很大。
当时，世界上的工业化强国解决穿衣问题的办法是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中央批准过“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毛泽东就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尽管当时四人帮抓住“阶级斗争”不放，狂热推行极左路线，但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始终在探索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家地位的办法，并就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乱扣“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帽子的“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恩来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周恩来的观点、做法，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
在国际上，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日本、加拿大、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产品积压，设备、技术都急于寻找出路，他们纷纷看好中国市场，对同中国做生意产生浓厚的兴趣。
外交关系的突破，国内政治环境的好转，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党中央及时抓住了这个新契机。
1972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周恩来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掀起了自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高潮。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真正为新中国打开了一条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意图提出的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引进国外世界领先水平的项目，即“四三方案”。“方案”以中央提出的“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为指导，共签订引进项目26个。其中，涉及穿衣吃饭问题的占重要位置，共有18个：4套生产纺织原料的化纤设备，1套生产洗洁原料的化工设备，13套生产大化肥的石化设备。这18套设备占全部投资的63.8%。当时敢于如此大动作地引进这些设备，一方面是国内解决吃、穿问题迫切需要，一方面是当时国内已经具备了应用这些设备的重要条件，那就是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成功开采，使中国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72年，中国原油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这为发展化纤、化肥生产奠定了雄厚的原料基础。
“四三方案”的实施，体现了党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国家计委联合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个项目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1972年5月，周恩来提名紧急调回还在干校劳动的熟悉对外工作、为人正直的柴树藩担任外贸部副部长，主管国外引进项目，主持同外商的谈判。
国家计委按照成套化纤设备要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农业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的标准，把4套化纤设备建设地点定在了四川、上海、天津、辽宁。13套大化肥设备也有一套定在辽宁建厂。
1972年夏，担任辽宁省计委副主任的王光中与当时任辽阳市委书记的刘增浩，以及辽化筹备组的孙洪品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外贸部、纺织部联合召开的大型化纤厂的筹建会议。会后，王光中就直接参加了辽宁省引进化纤、化肥建厂项目的筹建工作。
在筹建初期，王光中和省建委的朱忠、省计委的孙伟夫等具体负责选厂址和现场勘测。他们组织省内多个部门的专家顶着炎炎烈日，跑遍了全省各大主要市区。当时，各市都积极支持、配合他们的工作，都希望这个大项目能落户在本地区。王光中他们根据建厂所必需的条件，经过筛选，最初推介了鞍山、营口、锦州和抚顺四个城市。但是，在革委会讨论时，这四个城市有的因城市过大、不利于备战，有的因水源不足，都被否定了。于是他们第二次进行了调研筛选。根据轻工业部提出的靠近油源、水源，少占农田，交通、电源条件好，污水排放方便，能够对外开放等条件，经勘测后，选定辽阳市石场峪为辽化建厂厂址。辽阳既是中小城市，又接近原料产地，最重要的是就近有新建的汤河水库，水源条件好。这一选址被革委会认定。1972年7月，报请中央批准后，厂址最终确定在辽阳，厂名定为“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厂”简称“辽化”。
在选定化纤厂厂址的同时，王光中他们还选定了在盘锦利用辽河油田的天然气建大化肥厂，化肥厂总投资3.7亿元，设备由日本引进，年产30万吨合成氨、50万吨尿素，是支农的重点项目，厂名定为“辽河化肥厂”。两个项目合起来被称为“两化”。
“两化”工程是国家投资的重大工程项目。但是，对于这样重大的工程，国家却明确指示：要以辽宁省为主组织会战。包括厂区的场地平整，水、电、路、气配套，建筑队伍的调集以及设备的国内配套，生产准备，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配备等都由辽宁省负责。
为了组织好“两化”的建设，在选址的同时，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了“两化”建设领导小组，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苏羽、魏秉奎分别任正副组长。而具体的工作则由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王光中负责。
对于这项工作，王光中深知其意义的分量。他知道，在这些项目的引进、落实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花费了很多心血和很大的精力。周恩来在接见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时，还特意具体商谈了为辽化厂引进法国成套化纤设备的问题。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为引进项目担了很大的风险，万一出了重大事故，江青、张春桥等人就会借机发难。想到这些，王光中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接受任务后，王光中立即抽调人员，在他领导的省计委成立了支援“两化”建设办公室（简称“两化”办），由徐凯、吕森分别任正、副主任，处理日常工作。
“两化”工程中，辽化工程是分量更重的工程。辽化工程的选址位于辽阳市东南8公里，占地面积8.4平方公里，总投资是28亿元。辽化工程建成后，生产的最终产品为聚酯8.6万吨，聚乙烯、聚丙烯各3.5万吨。工程包括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4个国家6个公司引进的17项25套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装置和国内配套的44项装置。整个工程要建设石油炼制、化工、化纤等5个主要生产厂和机修、动力、仪表、热电、供排水5个辅助生产厂，还要建设相应的后勤等管理部门。总建筑面积达140万平方米。
王光中知道，这样宏大的工程整个施工过程将是十分复杂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工程指挥和建设队伍，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拿出革命战争年代的劲头，义无反顾、千方百计地保证工程全面胜利竣工。
1973年，在有关部门完成了厂址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的勘探和测绘后，王光中便带领“两化”办开始了工程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首先是建立工程领导班子和完善工程建设的干部队伍。一是组建了由刘增浩任总指挥的辽阳石油化学纤维厂建厂指挥部，确立了指挥部下设的7个工程指挥部。二是从沈阳、大连等市，在省“五七干校”和省直机关在农村插队的人员中，选调近200名专业技术强的技术干部和100多名领导能力强的行政管理干部，充实辽化工程建设的干部队伍。
之后，“两化”办协助建厂指挥部开始着手解决施工现场的水、电、路及搭设临时建筑设施的问题。1973年9月，经协调，由国家建委组织基建工程兵等几支部队先后进入辽化施工现场，进行水源、电源、道路、临时通信、临建房屋的施工。当时，辽阳地区还没有自来水，为了解决施工用水问题，“两化”办和建厂指挥部协调地方和部队分别承担，新打了6眼机井。同时，组织有关施工队伍架设了十几公里的电线、电缆，解决了电源问题。到1973年底，辽化厂址工地基本实现了水、电（含通信）、路（东线公路）三通，完成了所需临建房的搭设。
辽化工程是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工程施工根据国家计委下达的总进度要求，按年度分阶段实施。辽化工程投资巨大，规模浩大，施工一开始，就是一个千军万马的宏大场面。要平整场地，要修筑公路、铁路、桥梁，要安装上万台各种机械设备和约3000公里的各种管道。要有几百辆车马，几万人同时在场地施工。到了安装设备时，法、德、美、意等几个国家的几百名外国专家也要来现场。
如此规模的现代化工程建设，不亚于当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况且，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秩序比较混乱的环境下进行，工作的艰巨性和难度可想而知。在最初接受这一任务时，王光中就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想，要保证工程的万无一失，就必须一刻不停地盯住工程进展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他想，自己不能坐在上面指挥，必须深入下去，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参与具体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和省建委副主任朱忠各自从单位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驻辽化工作组，离开机关，奔赴辽阳，直接投入到会战现场，开展工作。
到辽化，王光中不住市里的招待所，却和地方建厂的干部一样，住在工地的帐篷和板房里；不吃为领导和外国专家做的小灶，而是和工地上的劳动者们一样，吃窝头、喝白菜汤。王光中在辽化工地，就像抗日战争在农村搞民运工作一样，四处奔波，发现问题随时协调解决。他是工地上起得最早的一个，睡得也在很晚之列。工地上，随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作为省领导，他的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给整个工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1974年上半年，省里组织辽化工程平整场地大会战，当时动员会战的口号是：“毛主席圈完我施工，建设辽化最光荣。”省“两化”办从各市地抽调37个基建安装单位组成的机械化会战大军，有近300台各种机动车辆和200多辆马车参战。从各市地调集的劳动大军共3万余人先后进入现场，掀起平整厂区的高潮。
那些日子，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军人、工人、干部、农民、学生，大家一起在荒郊野外奋战。用的工具是锹、镐、土筐，吃的伙食是窝窝头和玉米粥，但是，人们硬是靠着大庆人的拼搏精神，一鼓作气，连续奋战。原本沟沟坎坎、灌木丛生的地方很快变成了一马平川，刚刚平整出来的场地上，又很快出现纵横交错的道路、厂房，还通了电，通了水。那时，人们参加会战的劳动报酬是很低的，很多人还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但是，没有人计较这些。人们感到，能参加如此规模的现代化大工厂建设不但是荣幸的，更是光荣的。看着劳动大军你追我赶的奋战场面，王光中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搞支前千军万马的战场，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着。
9月末，大规模平整场地的任务基本完成。整个会战中，厂区平整挖、填土方总计约100万立方米。参加会战的劳动者达几十万人次。场地平整过程中，部分区域就开始了生产装置设备建设安装的施工。场地平整完工，机修厂、罐区、仓库、热电站等14个工程也相继动工兴建。新的一轮会战又开始了。
承担新一轮会战工程建设任务的施工队伍都是“两化”办协助建厂指挥部从全省各市挑选来的精兵强将。除了进场的施工队伍，全省还有许多企业担负了辽化厂配套产品和配件的生产任务。为了调动承担任务企业的积极性，王光中建议，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在分配任务之前，“两化”办召开了全省相关企业的思想动员大会。思想动员使各个企业认识到了辽化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领到任务的企业都决心将其作为重大任务来完成。这样，参加会战承担任务的企业你追我赶，争当先进，保证了配套产品和配件生产任务的按时完成和合格地交付使用。
1975年是土建施工的高峰年。王光中领导“两化”办组织全省9个市地的施工力量约有38个施工单位的6.5万余人参加工程建设。为了便于管理，工地上对一些重大任务，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安排了基础打桩、设备基础和地下管线、引进装置的土建与安装、厂外给排水及两纶（涤纶、锦纶）的土建与安装等7个战役。
正当辽化工地上土建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江青、张春桥一伙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的风浪。他们以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他们在辽宁的党羽毛远新也在辽宁推波助澜。这一风浪也波及辽化建设工地。工地上按照上边的指示，大会、小会开个不断。开始时，在会上是学习文件精神，后来发展到人人发言开展“大批判”，再后来就是在现场会上搞“上挂下联”，上挂走资本主义道路，下联工地现场大大小小的头头，搞得工地上人人自危，莫衷一是。“批林批孔”给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泼了冷水，严重地干扰了工地建设的进程。
王光中回忆说：“批林批孔”最严重的时候，“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工地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面对这种情况，王光中内心充满疑惑、不解和焦虑。他不反对搞运动，但他认为运动的前提目标应该是促进工程建设，至少不应该影响工地建设。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也无力回天。他能做的就是找机会和那些项目的负责人接触，努力地劝说他们担起责任，指挥好施工建设。尽管他的这种努力在强大的政治运动面前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他还是默默地努力着。
1975年夏，谷牧副总理来辽化检查工作，认真贯彻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关于经济工作要进行治理整顿的思想。他认为辽化建设指挥部的指挥和书记都是从基层上来的“造反派”，由他们来指挥这样的大工程不能胜任，拟调刚解放出来的原大连市委书记胡明来任指挥。这一意见具体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与毛远新沟通，但经多次商量，毛远新坚持不同意。没办法谷牧只好从建设部、纺织部各抽一名副部长，再由辽宁省计委、建委各出一名副主任，组成联合工作组，常驻现场，帮助指挥部工作。王光中和省建委的朱忠又加入到联合工作组，继续在辽化开展工作。
1976年和1977年是引进装置安装的高峰期。从国外引进的17项25套化纤装置都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这些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工程技术复杂，而且大多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因此，在安装上，对技术和质量的要求都非常高。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质量问题很敏感。经过1975年的整顿，加上中央从部里派人到厂里参与工程指挥，总厂上上下下对抓工程建设进度都有了共识，但一提质量就谈虎色变。可能是“批林批孔”“上挂下联”的后效应，似乎重视质量就是走资本主义。在这种氛围中，王光中抓工作的处境很难也很微妙。为了保证工程的正常顺利进行，做到既要抓质量，又要避免人家找岔子，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抓住当时毛主席号召学大庆的机会，反复宣传要把大庆“三老四严”的精神，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和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带到每一个安装现场，以此潜移默化地启发了各个项目的安装队伍重视施工质量。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要求施工场地多设“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标语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建厂指挥部和各施工单位迅速健全质量检查机构和质量责任制度，把工程质量的好坏作为评比竞赛、按劳付酬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还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多次组织省里的专业技术力量对施工、安装质量进行大检查，以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
安装设备时，法、德、美、意等几个国家的外国专家先后有1000余人次来辽化厂指导设备安装，保持常驻的也有250余人。做好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接待后勤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是这一时期保证安装质量和进度的重要环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曾与苏联专家共事的王光中十分懂得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他说：外国专家也是人，不是冷血动物，也懂得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他认为，我们请人家来指导安装设备，我们对人家在态度上就要热情，在生活、工作上就要关心。但是，在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洋奴哲学”的大背景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是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不小压力的。王光中作为联合工作组的成员，放弃顾虑，恪尽职守地履行东道主的义务。他经常到外国专家的住地去走走，看看，了解他们在生活上、工作中的困难，并且主动积极地协调厂部乃至省里给予帮助解决。他的做法给外国专家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调动了他们安心认真工作的积极性。
王光中多年从事工业计划工作，深知计划在大的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在负责辽化建设中，他狠抓计划管理。1973年9月，整个辽化工程成立了计划处，设有综合计划、工程计划、综合统计、生产准备4个组。1975年，他还编写了《辽化计划工作手册》。到1977年王光中离开辽化时，辽化工厂已经开始编制试生产计划了。
王光中在抓辽化筹建的过程中，很重视对引进设备技术资料的收集和保管。每次开会，针对开展的每一项监察工作他都要过问这件事，而且要求设专门机构管理这件事。1976年至1977年，工厂还派专人常驻北京，先后接运国外技术文件230多批次，文件总重量达55吨，先后组织8个市的24个单位共5000人次，对引进的技术文件资料进行翻译、复制并及时提供各种装置的操作手册、专利文献、说明书等。1981年7月，已经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的王光中到辽化检查工作，部署验收准备工作时，他都要求辽化厂一定要与施工、设计、基建等部门配合做好竣工图的收集、归档工作。在国家验收辽化厂时，辽化建设中的档案工作受到国家及省、市档案局的好评。
在辽化厂筹建过程中，省“两化”办共组织省里2200多个工厂、机关、学校、科研所、设计院分别承担设备制造、材料供应、勘察设计、科研等任务；还组织100多个生产单位为辽化厂培训了8000多名徒工。
由于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的组织协调以及主管部门纺织部和化工部的密切配合，由于国家的全力支持，总的看“两化”的建设进展还是顺利的。到1977年底，辽化建设17项引进装置设备就位88.3%，其中有10项开始冷态试车。1979年，基本建成并转入试生产。1982年，通过了国家验收，正式投入生产。到1986年6月，辽化已全部收回国家的28亿元投资，产品质量稳定提高。辽化的产品获得了国家优质产品奖，优质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70.07%。
辽化建成投产，拉动了全省，尤其是当地化纤、纺织、印染、塑料、精细化工和其他工业的发展。
“两化”的另一个大型项目辽河大化肥项目的建设仅用3年时间，速度比较快，投产后的辽河化肥厂为辽宁农业的增产作出了有效而及时的贡献。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周恩来领导的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使我国拥有了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这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也直接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王光中在辽化工作直到1977年。在辽化工程基本建成时，才离开辽化联合工作组，返回省委机关。
在灾难和喜悦相继到来的日子里
1975年2月4日晚，海城、营口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这次地震前，省地震局地震台有较为准确的预报，海城、营口两县都开会向群众作了动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让群众离开住宅。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次准确的地震预报。但是，由于天气寒冷，地震又是在晚上7:30发生，所以，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据统计，死亡1380人，伤1.7万人。尤其惨重的是房屋的损失，地震发生在工业集中、人口稠密地区，绝大多数房屋未设防，抗震性能差，大批房屋倒塌损毁。
地震发生后，周围各市县首先行动起来，汽车、马车拉着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火速向灾区集中。辽宁省及周边省市迅速派遣医疗队和医护人员进入震区。尤其是驻地部队，在震后10—20分钟，就进入了救灾现场。官兵们冒着余震的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有一个团在地震当晚就救出426人。
地震刚刚发生，王光中便奉命赶赴灾区，当天晚上，一直在现场参加救灾的指挥工作。第二天，在现场指挥救援过程中，有人向他反映情况说，某山沟里还有一些群众被困。王光中想，此时余震不断，困在山沟里的人随时会有被伤及的危险，于是，当机立断，调派直升机前去救援，并且自己亲自乘机前往指挥，最终将受困群众救出。
经当地群众、各方救灾人员和驻军的共同奋战，震后两三个小时内，大部分危重伤员便被抢运到乡村临时设立的医疗点或交通方便的公路两侧，得到及时的急救处置。震后12小时内，伤员抢运任务基本完成。经过昼夜紧急抢修，震后两天，灾区修复了供水系统；震后三天，全部恢复了供电。灾民群众在“三防”简易房欢度了春节。
地震后，最繁重的任务是灾后重建。根据组织的安排，王光中和计委的部分同志在参加指挥紧急抢救和临时安置灾民的工作后，继续留在灾区参加指挥灾区的重建。地震那一年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冷。王光中和同志们在海城地震棚一住就是两个月。
这段时间，王光中和同志们除了参与帮助协调交通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建设外，主要是会同市、县计委的同志一起，普查受灾损失，负责将普查结果报省革委会，再由省革委会上报国务院，以申请国家的救灾款项。主要是依据王光中和同志们的普查报告，国务院为这次地震批准了4亿元的救灾和重建家园的建设款。
但是，这笔救灾重建款执行不到一半，便出现了特殊的情况。1976年，唐山发生了更大的地震。这次地震的损失更为严重，国家必须以更大的力量支援唐山，所以海城余下的救灾款全部支援给了唐山。这样，海城地震余下的救灾和重建工作所需资金，全部是依靠辽宁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的。
辽宁省人民，特别是广大灾区群众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灾难面前，为国分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极大的热情重建家园。在较短的时间内便恢复了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在地震之后两三年时间里，灾区全部盖起了新房，并且把土房变成砖瓦房。圆满地完成了灾后重建的各项任务。
1976年，是新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
l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当时，王光中正在“辽化”紧张地组织施工。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王光中既悲痛又焦虑，坐卧不安。他为从此失去了人民的好总理而悲痛，他为在国家这样混乱的时候，不知谁来接任总理的位置而焦虑。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却宣布“地方不开追悼会”、“不发唁电”、“不送花圈”，更增加了他心中的悲痛和焦虑。
地方上不准开追悼会，王光中和他们工作组的同志就自发地用开党小组会的形式，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回忆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颂扬他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赞美他一心为公、任劳任怨、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特别是回忆起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而费尽了心血时，大家更是为之动容。为了能使自己和工作组的同志们看到北京送别总理的仪式，王光中亲自跑到抚顺电视机厂，购买了一台刚刚生产出来的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电视机的屏幕上出现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自发地在长安街上哭送总理的情景时，王光中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为自己心目中最崇敬、最爱戴的周总理，任凭自己的热泪夺眶而出，默默流淌。
2月8日，省委传达了“中发一号”文件，文件通告由华国锋任代总理。王光中他们虽然对华国锋不太了解，但觉得没有让王洪文、张春桥之流上台，焦虑的心还是得到了些许抚慰。然而，让王光中无法理解的事情随即传来。2月9日，省委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批判邓小平”的文件。1974年底，周总理病重入院后，在总理提名，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负责常务工作，使得全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好转的局面。但是，现在却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不是制造政治混乱吗？这样一来，由邓小平主持的治理整顿刚刚取得的成果，岂不是又要流产了吗？想到这些，王光中的心情非常的郁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悲愤和焦虑终于积蓄暴发，王光中，这个原本硬朗的汉子终于病倒了。经医生检查，他的心率严重失常，必须即刻住院治疗。王光中住进了部队二〇一医院。
周总理逝世不久，“四人帮”的代理人又布置什么“追谣打反”运动。追查有人造江青的“谣言”，要求各级干部无论听到过什么谣言，传播过什么谣言，都要向组织报告。一时间又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7月7日中央发出公告，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了，全国上下，悲上加悲。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朱德委员长逝世不久，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整个大地、城市和人们都在熟睡之中的时候，河北省唐山市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7.8级的特大地震。顷刻间，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全市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中断，房屋和建筑大量倒塌，死伤人数高达30万，灾难损失极为惨重。
唐山大地震波及王光中的家人。王光中的大儿子王新军在唐山水泥机械厂工作，他和他爱人、女儿都住在唐山。地震发生后，大儿子全家音信全无，这让做父母的王光中和高潮焦虑不安。当时大批的伤员被接到锦州、沈阳一带的医院安置，王光中他们就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去寻找。一周时间过去了，他们找遍了周边大城市几乎所有收治伤员的医院，可是，始终没有结果。王光中一家人对新军一家是否都还活着，逐渐失去了希望，悲伤也开始袭击全家每个人，特别是王光中、高潮两位做父母的人。
就在绝望之中，忽然有一天，他们收到了一封儿媳从兴城空军疗养院寄来的信。信中说，她和8个月的女儿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现正在兴城空军疗养院。看到这样的消息，一家人欣喜万分，立即到兴城把儿媳和孙女接回沈阳。这时，他们才了解到新军一家的遭遇。新军一家四口住在三层楼上，地震时楼全部倒塌，他们三口是连床带人一起从窗口被甩出去的，3人都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因而都成了幸存者。可是，儿媳的母亲却被压在楼内不幸遇难。不久，儿子新军也有了音信。一家人由忧转喜，重得团聚。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地震灾害。地震造成许多家庭家破人亡，出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孤儿。经过相当时间的恢复建设，新的唐山才重新恢复起来。
1976年9月，王光中正在盘锦化肥厂检查工作。9月9日，一个震惊全世界、震惊全中国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虽然，王光中和大家一样，都知道毛泽东主席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离开他为之操劳的国家，离开他热爱的人民是迟早的事，但是，他怎么也没想，也不敢想，在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后，毛泽东主席也会紧接着去世。中国人民爱戴的三位领袖同一年相继离开人民，这让王光中这样一直跟随他们闹革命、搞建设的老同志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他的心悲上加悲。除了悲痛，王光中更关心的是谁来当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谁来领导我们这个遭受巨大创伤的国家，更加担心和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王光中怀着万分悲痛和忧虑的心情，参加了省市50万军民追悼毛泽东主席的大会，和同志们收听收看了北京毛泽东主席追悼会的实况，他的内心一直被无限的悲痛和无穷的忧虑笼罩着。
1976年，不仅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是正义战胜邪恶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年。
在毛泽东逝世不久，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划破长空，传遍祖国大地。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喜事终于来临了！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比作横行霸道的“四人帮”，用买卖“三公一母”螃蟹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惬意和快慰。听着这样的故事，王光中会心地笑了。这是1976年开年以来他的第一个笑容。
10月10日之后，中央分别向各省、市打招呼，10月20日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中发〔1976〕15、16号文件，传达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的讲话。10月22日，辽宁省沈阳市举行隆重的群众庆祝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万恶的“四人帮”。党内党外，群情振奋，广大党员和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真好像经历了又一次大解放。在那些沸腾的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1978年，正式恢复年度高考的作文题就是“在那沸腾的日子里”。
王光中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欢庆：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次就是粉碎罪大恶极的‘四人帮’。”
漫长的十年动乱终于真正结束了，中国历史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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