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党中央首先部署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对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纠正，必然联系到为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等重大问题。而“四人帮”鼓噪的极左思想的禁锢在当时并未消除，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应该及时开展的拨乱反正工作受到了严重阻碍，所以说，实际上，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党和国家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考验。
辽宁省是遭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的工作十分繁重，同时也是异常艰难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在辽宁省委内的党羽、亲信利用他们篡夺的权力，拼命地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使全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冷冷清清，这不仅拖延了辽宁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影响了辽宁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面对这种局面，身为省革委会成员的王光中只能在心情焦虑中苦苦地等待，他盼望着辽宁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工作迅速开展，从而使辽宁尽快地走上发展建设的轨道。
1977年2月，中央对解决辽宁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组织上对辽宁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从黑龙江省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二书记，从贵州省调陈璞如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从这以后，辽宁全省才开始形成了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辽宁代理人滔天罪行的强大声势。
在这一强大的斗争声势中，辽宁的广大干部群众揪出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在辽宁省委内的党羽、亲信。在省城新建成的万人体育馆里，辽宁省委暨沈阳市委连续多次组织召开万人大会，对“四人帮”的代理人毛远新、魏秉奎、刘盛田等人进行批判。广大干部群众以确凿、充分的事实，面对面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破坏生产的罪行。省委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不断排除包括资产阶级派性在内的各种干扰，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不断把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党羽的斗争推向深入。在时机成熟后，经中央批准，省委果断决定永远开除了“四人帮”在辽宁的头号代理人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辽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王光中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在忙碌全省经济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参加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在主持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努力纠正“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影响，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辽宁全省在思想、组织和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
辽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也受到全国总的形势的影响。就在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方兴未艾的时候，1977年2月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代表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这“两个凡是”如同从天而降的两个紧箍咒，严重地束缚了人们刚刚活跃起来的思想，如果不破除这“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左”的错误，就不可能使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出来工作，就不可能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混乱局面。中国将在“左”的道路上继续滑行，刚刚开展起来的拨乱反正将无法继续进行。当时，中国政坛特别是党内围绕“两个凡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
1977年4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两个凡是”不是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1978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光明日报》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报纸，相继转载此文，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这场大讨论，从一开始就超出了理论讨论的范围。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无论是支持这场讨论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面对开始还存有争议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辽宁闻风而动，不但行动迅速，而且态度鲜明。省委冲破阻力，首先专门召开讨论会，部署在全省各大专院校、党校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组织开展讨论，接着推向机关厂矿。
1978年8月中旬，中共辽宁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地进一步扩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活动。8月下旬，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光中等省委同志坚决拥护这一表态。那时作为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公开支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还是率先垂范的，辽宁对全国范围内真理标准大讨论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光中对“两个凡是”的提法从一开始接触，在思想上就有一种直觉。这个直觉告诉他“两个凡是”的思想表面上看是维护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又是与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相背离。但是，虽有这样的直觉，开始时，王光中对这场大讨论实质的认识并不足，觉得这只是个哲学、理论范围内的问题。后来，通过参加学习讨论，他的认识不断提升。特别是在这场大讨论开始后不久的9月，邓小平来辽宁视察时，王光中直接聆听了邓小平对辽宁同志发表的重要讲话，更是顿开茅塞。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在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理论与实际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指示，使王光中在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非同寻常，意义重大。这以后，王光中更加积极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在省委常委学习会、计划工作会、地质工作会等会议的讲话中多次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据理力驳：“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王光中不断地阐明自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认识。他说，这一讨论是为了澄清是非，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是个重大的马列主义原则问题。王光中认为，深刻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打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有助于我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实事求是地用实践去检验，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辽宁省委在狠抓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也开始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将一部分因造反上来的干部撤换下来，重新启用一些老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1977年4月，省委决定重新组建省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王光中被任命为省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孙洪志任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77年12月，王光中当选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8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省委委员会，任仲夷任第一书记，黄欧东为第二书记，李荒、陈璞如、胡亦民为书记，王光中和陈一光、刘异云、朱川、张铁军被选举为省委常委。同时，省委决定成立财经领导小组，陈璞如任组长，胡亦民、王光中任副组长。经过调整，辽宁完成了组织上的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日益深入人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进而形成了一场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的大浪潮。这一浪潮荡涤了人们长期僵化的思想，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为新的探索扫平了道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辽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但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更重要的是使辽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为随后展开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随着“两个凡是”的被否定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的确立，拨乱反正工作不断冲破坚冰，破浪前行。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各地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大量切实调查的基础上，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全国无数冤假错案相继得到纠正。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疯狂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肆意践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其中主要的就有：涉及原省委书记、副省长等300多人的所谓“国民党军统沈阳情报联络站特务集团”案件；涉及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知名爱国人士等90人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原抚顺市委书记等130多人的所谓“抚顺地下黑市委”案件；涉及原辽阳市部、委、局以上领导干部等130多人的所谓“张（冰）、彭（辉）、王（典臣）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旅大市委领导干部等所谓“宋黎特务集团”案件；涉及1936年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锦州地下工作人员等120多人的所谓“锦州假地下党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原鞍山市委领导干部等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鞍山策动的‘大白楼事件’和‘市政大乱’事件”；涉及原丹东市委书记等800多人的所谓“越境叛国投敌集团”案件；涉及原沈阳市公安局长等100人的所谓“沈阳市公安局特务网”和“爆炸公安局大楼”案件；涉及公安劳改干警和群众500多人的所谓“盘山劳改队‘反共救国军’暴乱集团”案件；涉及200多人的本溪县下马塘公社所谓“杀害八路军政治土匪集团”案件；涉及900多人的凌源县所谓“反共救国团”案件；涉及1900多人的沈阳纺织厂所谓“地下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反革命纵火集团”案件；涉及40多人的由林彪死党直接插手制造的所谓“大连湾现行特务集团”案等。
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除了大批革命老干部外，还有老模范、知识分子、著名演员等。原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事张志新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坚持真理、坚决抵制“四人帮”及其辽宁代理人的倒行逆施，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代理人杀害。
解放受迫害的干部，为“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平反是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大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辽宁省委在揭批“四人帮”造成一定声势后，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认真地贯彻落实各个方面的政策，对冤、假、错案一律纠正，对受害干部群众一律平反，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同志给予工作和生活上的妥善安置。与此同时，组织人员彻底清理销毁有关冤、假、错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给被平反的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辽宁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大批受迫害的干部被解放出来。
王光中高度重视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他在听取省计委机关关于“揭、批、查”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冤假错案平反工作要抓紧进行，步子要大一些。落实政策工作胆子更要大一些，解放该解放的干部是运动深入的体现，该解放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出来，不能拖。王光中在省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多次亲临会场，为蒙冤的同志昭雪。他亲自参加了为原东北局因受迫害而自杀的薛明、沈亚刚、褚凤歧等恢复名誉、骨灰安放仪式的会议；参加了辽宁省委为捍卫真理，勇于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而被残酷杀害的青年干部张志新烈士召开的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追认革命烈士的大会；参加了涉及数十名青少年的所谓“反革命流氓集团”平反大会等活动。
全省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使社会上的正气得到扶持、彰显，邪气受到应有的打压、抑制，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全会精神表明，我们党绝不回头走“左”的错误路线的老路，而决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继往开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辽宁省委立刻组织传达学习全会文件。王光中细心研读邓小平质朴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的这些话使王光中感到激动而兴奋，他以一个老党员的敏感预感到一个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要到来。
通过学习，王光中的体会是：今后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的。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能够不断地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既防止僵化，又可避免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使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精神。这样，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有了这一段思想和实践上的经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了王光中在日后改革开放中参与领导全省经济工作的座右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越，党内外统一了思想，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春天。
1980年1月，辽宁省召开的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按照中央的部署，决定撤销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人民政府。会上，选举产生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黄欧东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璞如被选为省长，胡亦民、王光中、陈北辰、朱川、张铁军、谢荒田、谈立人、赵奇、王纪元被选为副省长，王光中和陈北辰负责常务。陈璞如担任政府党组书记，胡亦民、王光中担任副书记。
这时省委领导班子也很健全，除第一书记外，还有分管组织、宣传、工业、农业、财贸等方面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省政府分管各方面工作的副省长与分管书记对口，政府党组会和常务会议协调各副省长分工之间的问题。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的陈璞如领导政府工作很放手，大体一周开一次办公会，大事在党组会上讨论，然后分头去执行。
这时中央和省委的工作方针都很明确，除了继续开展对“四人帮”的“揭、批、查”和拨乱反正外，工作重点逐渐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工作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这一时期，王光中和其他省领导同志一道，齐心协力，积极主动工作，全省各方面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
1980年9月至1981年2月，王光中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第五期轮训班。学习期间，正值中央组织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王光中有幸参加了学习和讨论，还听了胡耀邦、冯文彬等的报告，学习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通过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王光中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方针路线，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通过学习，王光中感到，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很多“左”的东西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左右着人们判断是非的视角、能力。清除“左”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做大量的长期的努力。而王光中的亲身经历，使他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要想使全社会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干部清理“左”的思想尤其重要。在党校学习结束时，王光中写了一个学习小结，重点是检查在计划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并表示今后要坚持学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切实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办事，认真分析国情、省情，做好经济工作。
经过前一段时间拨乱反正和与“左”的思想的斗争，特别是经过在党校这一段时间思想上的梳理，王光中在冲破思想禁锢中开始踏上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征程。
粉碎“四人帮”，实现拨乱反正，直至来到党校学习，王光中才感到整个生活开始走向平稳和光明。这也影响到他的家庭。前一段混乱时期，王光中的家一直是动荡不安，现在逐渐得到安稳。孩子们从天各一方，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但老伴高潮却因身心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而这是王光中最惦念的。他想，生活平稳了，应该好好地调理一下老伴的身体。但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的时间，不能照顾老伴，所以，他一直惦记在心。
这期间，定居大连的三儿媳从大连回北京看望自己的父亲，也去党校看望了公公。王光中正好要她给家里带些东西，其中有几盒巧克力。王光中对来看他的三儿媳说：“你妈戒烟了，给她买些巧克力糖，在嘴里嚼嚼，克服一下烟瘾。”高潮长期靠吸烟减轻头痛，后来医生说必须戒掉，以便保护气管，高潮这才戒烟。三儿媳遵照公公的嘱咐，回大连途经沈阳时，将巧克力带给婆婆。高潮接到巧克力糖和王光中带来的一些东西，心里特别高兴。
经济恢复中积极落实“八字方针”
在经济工作方面，“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辽宁的代理人大肆推行极左路线，使辽宁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身为省计委副主任的王光中经常深入各市、县和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农业生产情况，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不等不靠，当机立断，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针对辽宁省当时能源和交通运输紧张的状况，王光中协助陈璞如等省主要领导，首先着重恢复和建立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当时工业生产急需的煤炭、电力、铁路运输、石油天然气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王光中多次组织召开专门讨论煤炭、电力生产和铁路运输的会议，制订工作方案，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克服困难，努力奋战。在省委的领导下，王光中积极主动地调动指挥，经过基层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辽宁煤、电、运输紧张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辽宁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状况有所扭转。
这一时期在计划工作安排上，王光中强调必须从辽宁的实际出发，重点抓两个“粮食”和一个市场。一个“粮食”是人吃的粮食，以粮为主，开展多种经营，解决群众生活的需要；另一个“粮食”是工业用的“粮食”，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和运输，解决工业生产的需要；市场主要是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供应。对其他各部门、行业，王光中强调都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综合平衡。辽宁计划工作的这一指导方针，符合当时的省情，对辽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对国民经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两项重大决策，中国由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进入新时期的王光中日夜思考的就是如何把党中央的路线和辽宁的实际结合起来，克服困难，开创辽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年初，王光中在中共辽宁省委、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辽宁如何动员和组织全省人民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大政方针，和大家共同商定明确提出“经济工作、经济问题是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方面，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能离开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的工作指导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全省相继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命名“大庆式企业”和表彰农业、财贸、工交、基建、科技等战线先进集体、劳动模范、革新能手和科技成果的广播大会；分别召开了专门会议，认真研究部署基本建设、城区工作、科技发展、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农田基本建设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工作；陆续推出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鼓励生产出口名牌和高档产品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回答和解决了一些随着工作重点转移，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举措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的积极性，全省上下逐步呈现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喜人局面。
从全国看，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多，应该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干净的。在长期极左思想的束缚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我国的国民经济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失调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1978年，经济工作中还出现了“跃进”的情况，对外引进规模过大，远远超过当时国力所能承担的程度，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严重地妨碍着职工、企业、地方、中央部门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劳动力、设备、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并且提出了“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观点。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邓小平再次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陈述了他的一贯主张：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在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用3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八字方针”作了具体说明：调整，就是要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自觉调整比例关系，使农轻重和工业各部门能够比较协调地向前发展，使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改革，就是要对现行的那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忽视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经济管理体制坚决地、有步骤地实行全面改革。整顿，就是要把现有企业特别是一部分目前管理混乱的企业坚决整顿好，对现有企业实行挖潜、革新、改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企业各种法规。提高，就是要大大提高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真正能够脚踏实地地向前发展所必需采取的完全积极的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但是，调整是当时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
在省委领导下，王光中积极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将其作为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的重要课题。在经济调整方面，王光中从指导思想入手，根据中央方针的要求和辽宁的省情，明确提出：全省国民经济的调整首要的是把农业搞上去，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工业企业的调整重点是加强轻纺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对机械、冶金、石化、电子工业调整的重点放在调整产品结构、扩大服务领域上；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要努力增收节支，积极开展能源的增产节约；安排好市场和人民生活；安排好劳动就业。
从1979年开始，辽宁省在重工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对农业和轻工业内部比例关系进行重大调整，确定在阜新、彰武、建平、北票、康平县建设油料、畜牧基地，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几次专门召开基建工作会议，确定将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作为经济调整的关键，要求凡是国务院规定不准搞的项目要坚决停下来，坚决扭转多年来存在的“长、散、乱”的被动局面；专门召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讨论会，提出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调整积累和消费关系等。经过省委、省政府及各方面的不懈努力，全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逐步趋于协调。
1979年7月，国务院在成都召开了工交战线的增产节约会议。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和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主持。王光中和谈立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给企业自主权，把企业搞活，节约与增产相结合，特别强调节约煤、电、油，以保工交战线的增产。会上，先进省市进行了经验交流。王光中等回到省里，两次主持召开全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会议，贯彻落实成都会议精神，配合“八字方针”，在全省经济战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8月，王光中在辽宁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作了《工交战线要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狠抓工业调整，经济合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使原材料、燃料动力工业同加工工业大体协调，使企业的发展同社会需要紧密衔接。在讲话中，王光中要求各市认真学习兄弟省市的经验，为调动广大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在财政体制上作适当的改革。要求把企业收入和职工的福利、奖励结合起来，把过去按超计划利润分成由主管部门提取的办法，改为按利润增长分成由企业自行提取；物资工作为增产节约当好后勤，允许企业有一定的物资处理权，企业超储积压的物资，可以参加当地和外地的展销；实行促进节约的经济政策，广泛推行节约奖，奖金由节约材料费中支付，从政策上，调动企业和职工个人节约、挖潜的积极性；搞好产销衔接，工贸协作。
讲话中，王光中还要求各地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按照国家经委试办企业性工业公司的要求，抓紧进行企业性公司的试点；进一步搞好扭亏增盈、清产核资和清仓利库工作；立足现有基础，狠抓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和改造；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加快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步伐；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广大职工真正发动起来，上下一条心，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落实增产节约的措施，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从这个讲话中，可以清晰地感到王光中对中央“八字方针”理解有深度，落实有办法，而且这些办法切实、具体、可行。可以看到，他的有些观点、办法在辽宁具有前瞻性，一些具体措施对当时的体制而言具有突破性。如倡导财政体制上作适当的改革，倡导扩大企业自主权，试办企业性工业公司等。在当时，这些提法需要相当的胆识和魄力。
王光中对辽宁机械工业的调整十分重视。1980年8月，他在沈阳市现场办公会议上重点谈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辽宁机械工业的40%以上在沈阳，沈阳的机械工业在全国也是举足轻重的。促进沈阳经济发展，要提高机械工业的竞争能力，发挥机械工业的优势。在具体做法上，他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要调整机械产品的结构，扩大服务领域。王光中认为，现在机械工业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吃不饱”，过去主要为基建服务，基建投资下降了，任务就不足了。服务方向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调整。要切实把机械工业从主要为基建服务转到为挖潜革新改造服务上来；从只制造转到为维修配套服务上来；从主要为重工业服务转到为轻纺、市场、城建等各方面服务上来；从为国内服务转到打入国际市场；从小批量生产转向大批量生产；从主要抓产量转变为主要抓质量、品种、成本和服务上来。第二，要千方百计提高竞争能力，在竞争中进行调整和改组，要加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以提高质量求生存，以增加品种求发展，开展专业化生产，克服“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上水平、上品种、上批量、上成套。第三，要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克服当前的“散、乱、全、重、低”的弱点。王光中指出，公司、总厂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实体，搞服务性公司，打破企业、行业、地区的界限进行联合，国家部属企业与省、市企业联合，轻重工业联合，城乡联合，军工与民用工业联合，跨地区联合，全民与集体联合等都可以进行。联合时，企业的隶属关系、财政体制、所有制暂时不变。第四，要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积极打入国际市场。王光中认为，目前，我省机械产品出口比例很小，出口潜力很大，扩大出口，就必须提高技术水平，有些需要引进部分新技术。王光中的这些意见不仅对沈阳，对整个辽宁机械工业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改革方向。邓小平讲，经济调整是在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困难局面的出现，许多因素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造成的，因此，不进行改革，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要求在调整中改革，又在改革中发展调整的成果。在解决严重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国民经济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三中全会后推行的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是一件新事物，对在新中国多年从事计划经济的各级领导们来说，更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左”的思想还没有被彻底清除，还在阻碍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的时候，面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件新生事物，人们的思想是复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戴着苏联模式的眼镜，用“一大二公”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面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不断发出否定的声音，比如，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说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依靠市场率先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企业，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根源；有些人则面对改革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讲起话来心有余悸，老是害怕别人抓辫子，打棍子；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们深信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认为共产党人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新事物，这些人成为了改革的推动者。
王光中属于这后一种人。他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中党培养起来的高级干部，也曾多年从事苏联模式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但是，由于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更因为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国家的发展着想，因而，很少有因循守旧思想。王光中办事情，想问题，不但实事求是，而且有胆识，有魄力。多年积累的对经济工作的敏锐感使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明晰的感悟，使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国民经济实施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决策有极强的亲和力。因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思想解放，思维前瞻，积极支持、扶植、推广经济改革中各类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新生事物。而这些也成为王光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工作中的鲜明特点。
在省委领导下，王光中紧跟时代步伐，积极贯彻落实经济改革方针，他支持和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视市场的作用，支持、培育各类市场的开发和建设；主张多放给各市一些机动权，以便调动地方积极性；多给企业一些自主权，以便调动企业和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他积极倡导企业联合，主张辽宁的企业要组成一些“联合舰队”，多生产一些拳头产品，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他较早地主张并参与推广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扶持、开辟城乡各类市场；他大力扶持处在萌芽中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个体户。他每年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深入城乡基层，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各市、各行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经济调整。
作为全省宏观经济工作的一位领导者，王光中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十分重视全省农村的改革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一纸生死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分田到户，实行土地“大包干”。小岗村的举动不久被中央肯定，从此，一场围绕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在全国逐渐展开。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几年发出“一号文件”，对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8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投身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
王光中在辽宁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辽宁农村改革面临的困难非同小可。“四人帮”时期，辽宁的代理人在辽宁农村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能进行自由买卖，都要加入“社会主义大集”。极左路线在辽宁农村流毒深广，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改革，农民当然心有余悸。为了打开改革的局面，197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王光中参与了辽宁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农村若干经济政策的补充规定（试行草案）》的制定工作。《补充规定》明确提出农村可以包产到户，实行联产计酬和生产责任制，改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1979年11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号召要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他们尽快地富起来。从1979年冬到1980年春季，全省农村广泛进行了“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致富大讨论的深入开展，使广大干部群众冲破了“穷革命”、“富则修”等“左”的思想禁锢，摘了束缚思想和手脚的“紧箍咒”。
思想上的解放，大大推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一场以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原有集体经济的经营体制、劳动组织和分配办法为突破口的深刻变革在全省农村蓬勃展开。到1983年，全省有92%的生产队完成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期间，王光中还参与研究、制定了调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鼓励发展多种经营的若干政策。
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结束了全省农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油、菜、肉生产出现了超人预料的增长速度，农民的吃饭问题得到初步解决。长期需要大量调进粮食的辽宁省，从外省调进的粮食逐步减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自给有余，辽宁工业强、农业弱的“铁拐李”局面得到改变。
在农村改革推开后，王光中和省委的领导同志以前瞻性的眼光，对城市出现的各类搞活经济的市场给予了大胆的支持和积极的培育。
1980年，王光中在沈阳调查时，对沈阳市物资部门和生产企业搞钢材和机电产品代销的办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介绍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统购统销、计划调配体制下，这种运用买卖方式灵活处理企业间余缺互补的做法，对开发生产资料市场，培育商品经济起到了积极的催生和推动作用。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可以说，王光中此前的认识和做法与这一理论不谋而合。
工业企业的改革，率先出现的是在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还沉浸在“大锅饭”、“铁饭碗”的体制中时，“包”字进企业，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大连市金县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铸锅厂，连续五年亏损，金县县长到这个厂调研时，这个厂的职工向县长提出要实行财政包干，就是定死利税上缴数，完成上缴任务后，超收部分留给工厂，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职工生活。职工们还提出了以保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为前提，厂里给每户职工解决一个液化气罐，建一部分职工宿舍的要求。最终，县里同意了这个厂职工的建议。1979年，铸锅厂开始搞承包试点。承包后，职工的积极性起来了，工厂借助职工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各个生产工序的紧密衔接。到6月末，这个厂不但扭转了亏损，而且在上半年就完成了全年上缴县财政43万元的任务，到下半年，又增收了几十万元。
王光中知道这个情况后，来到这个厂，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听了情况介绍，看到了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企业面貌，看到了职工们精神饱满，生产情绪高昂，看到了工厂月月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超额完成任务的实际成果。王光中认为，金县铸锅厂的做法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要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精神，而且对拯救亏损企业，搞活企业生产，满足工人基本生活需要，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个好办法。他对这一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结合起来的承包办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回到沈阳后，王光中把这些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和常委们一致赞成金县铸锅厂的承包办法，并主张推广这一做法。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热情支持这项改革试点，他一再强调，有利于生产的事，就是要“变通”办理。《辽宁日报》等新闻媒体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很有意义的典型事例。然而，国家某部委得知此事后，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理由是企业“绝对不能包税”，要求辽宁中止这一试点。
但是，改革是大势所趋。那个时候，企业的利税要全部上缴，对国有企业普遍搞“竭泽而渔”，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机动财力，严重影响着企业生产积极性的调动。而企业普遍存在迫切要求“松绑”，要求有一定自主权的意愿。金县铸锅厂搞承包试点，可以说，在当时，在全国，是率先进行了工业企业改革的大胆尝试。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很快中央就提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践证明，王光中和省委领导积极支持企业承包试点，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承包负责制”开了先河，是有远见的。
1980年6月，王光中在全省建工局长会议上对建工行业实行包干创全优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支持。他说，“我们要积极稳步地推广包干创优的经验。有条件实行包干的，一定要实行；条件还不具备的，要尽快创造条件实行包干。实行几定几包一奖，提法可以不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明确责任制，打破那种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包’在农村成功了，农村富得快的重要经验是实行了‘包、定、奖’。建工企业包干的经验也是成功的，符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结合。”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王光中与当时省革委会的领导一起根据中央的部署和辽宁的实际，围绕搞活企业这一中心环节，开始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搞活企业，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经验和办法。同年9月，经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辽宁省在107户国营工业企业中正式开始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此外，王光中在省革委会还参与决定了在70户企业中分别进行全额利润留成、利润包干、超计划利润分成的试点，要求各级革委会充分认识和理解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积极探索“改变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状况，解决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权、责、利的关系，形成企业内在的经济动力”的措施和办法。截至当年年底，107户试点企业增产增收的有93户，占87%；工业总产值增长8.6%，实现利润增长9.3%，上缴利润增长7%，增长幅度高于全省企业平均增长水平，达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增收”的目的。
1980年4月，经国家经委、财政部批准，辽宁省又有112户企业实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
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条条框框还是很多的。在哪些方面给企业自主权，给多少自主权，在这个问题上王光中思想解放，大胆探索，在依据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对辽宁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观点和要求。他在主持全省各类工业会议上反复指出，企业应有权按照市场的需要和变化来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生产计划，国家计划要以企业计划为基础，改变那种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做法；要扩大企业的产品自销权，除了国家计划收购的产品外，其余产品，包括生产资料都应允许企业自销；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由国家规定统一价格外，有些产品应实行浮动价格，更多的产品应允许企业根据实际成本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按优质优价的原则自由定价，以鼓励企业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在利润留成和折旧基金方面要给企业以更大的机动权，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更新、改造；只有发挥企业的主动性、灵活性才有利于企业之间开展必要的竞争，促进经营管理的改善，把企业搞活，把经济搞活。
1980年初，我国的调整与改革工作进入关键时期，王光中认真学习刚刚传达的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牢记“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王光中始终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突出调整和改革两个重点，搞活经济，使全部经济工作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他说，搞活经济会遇到一些老框框的束缚，要以有利于发展生产为目标，采用变通的办法解决。国家经委工作组对辽宁省搞活经济的做法给予了支持。全省各地区各经济部门，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变通处理财政、商业、物资、劳动、物价等问题，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丹东橡胶厂生产坡跟鞋，市场销路很好，甚至脱销。但是，这种鞋按工艺来说属于硫化法，应缴纳18%的税，企业利润低，上半年只生产了6万双。后来改为按模压法，税率为5%，下半年生产了45万双鞋，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企业也增加了效益。
为了从理论上提高全省干部、职工对“八字方针”的认识，明确国民经济调整的方向，王光中建议省计委联合省委宣传部、工交部、社会科学院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1981年初，讨论会在沈阳举行。会议集中讨论了生产目的与经济调整的关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当前需要解决的：一是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二是调整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三是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四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注重提高经济效益。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人民经过3年的共同努力，较好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目标。调整了经济结构和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轻工业的比重有所提高，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有了进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1982年11月，国家一机部和省、市有关部门对沈阳水泵厂的企业整顿进行验收。这个厂以高出标准18.1分的成绩，成为全省第一个整顿验收合格单位，也是全国首批验收的合格企业之一。经过整顿之后的沈阳水泵厂面貌一新。厂级领导由13人减至8人，厂长、副厂长共6人。班子平均年龄由53岁减至48岁，其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成员占50%。中层干部削减31名，新提拔21名中青年干部。新的领导班子作风正，腰杆硬，敢于触及尖锐问题。组织机构日趋合理，车间科室减少8个，精简人员610人，实行定编定员，按定额组织生产。经济责任制进一步落实，指标层层分解，包到个人。全厂清理767名集体和国营企业的混岗人员，成立劳动服务公司，经济效益显著提高。l—10月份与上年同期相比，总产值增长31.6%，上缴利润增长74.8%。
到1982年12月，辽宁全省工业已开始走上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具体地讲，发生了六大变化：一是工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折，重工业大幅度回升，轻工业日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增长，出现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好势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有了改变。到1981年，50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产量大幅增长，自行车、电视机、塑料制品、洗衣机、机制纸、味精的生产居全国前列；二是重工业进一步调整了服务方向，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70%左右的重工业企业，积极为轻工业、农业和出口服务，整个重工业在调整中开始出现蓬勃的生机；三是生产均衡发展，产品积压下降，主要产品80%质量显著提高，全省48种产品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超过前两年的总和，居全国首位；四是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提高，能源产品增产幅度较大，能源消耗下降，全省90个耗能大户，万元产值能耗下降8%以上；五是市场供应情况进一步好转，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城市轻工产品和蔬菜供应比较充足，城镇住宅建设每年竣工交付使用的面积有400多万平方米，居民储蓄明显增加；六是全省农村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农副产品多了，农民手中的钱多了，为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多了，盖新房和储蓄的人多了。
解放思想中稳步推进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干部变动较大。1980年1月陈璞如被选为省长，王光中被选举为副省长负责常务。10月，任仲夷调广东省任省委第一书记，郭峰接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3—4月间，邓小平来辽宁检查工作。3月27日，邓小平接见省委常委全体同志，集中讲一个问题，就是选拔培养年轻干部问题。他讲了选拔年轻干部的紧迫性、重要性，并逐个问了常委的年龄。看到大多数人超过了60岁，他问大家再过5年怎么办？再过10年怎么办？借此话题，邓小平要求省里必须下决心大胆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省委常委会要作个计划，省、市都要选拔年轻干部进班子，可以先进后出。
以郭峰为首的省委领导认真执行了邓小平的指示。聆听了邓小平讲话的王光中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参与了推荐、考核、确定后备干部工作。在推荐、考核过程中，王光中和省委其他领导一道坚持干部“四化”的方针，以把有高度事业心、有胆有识、敢于改革的开拓型干部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来为原则，选拔推荐了一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其中有4名年轻干部，在1982年3月辽宁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辽宁省副省长；有几位还当了省委常委。辽宁省选拔培养的年轻干部，不但充实了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在1982—1984年间，还陆续被中央调出数人，到其他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1982年4月，陈璞如省长调任铁道部部长，省委决定由王光中主持省政府工作，并于7月任命王光中为省政府党组书记。
1982年9月，王光中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出席了十二届一中全会。9月30日，王光中以代省长的身份代表辽宁省与美国伊利诺伊州签署了结为友好省州的协议书。1983年初，经中央组织部批准，王光中又以代省长的名义率省政府代表团赴英国访问。1983年3月，按中央批准的人事安排，辽宁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选举全树仁为省长，同时增选了几位年轻的副省长。在这次人代会上，王光中仍被选为副省长，继续协助新任省长负责政府的常务工作。
应该说，这次干部的变动有些出乎常规。因为在此之前，王光中不但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常务副省长职务，而且以代省长的身份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然而，王光中对这一变动，非但没有丝毫不满和怨言，反而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王光中得知组织上的这一安排意见是在以代省长的名义出访英国刚刚回国的时候。当时，回到北京，还没回省里，中组部便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对辽宁省干部的这一变动和有关对他的安排意见。那时，他的秘书刘文林去北京接他，和他住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据刘秘书回忆说：谈话后，王省长回到宾馆，告诉他，自己的工作有变动，不是任省长，而是继续担任副省长，协助新省长工作。刘秘书觉得这个安排出人意料，也突然。然而，王省长却像没事儿似的，非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挺高兴。
刘秘书回忆说：那个晚上，王省长和他聊到深夜，都是围绕着如何做好副手，如何扶持年轻省长，怎样做好“传、帮、带”工作等话题。谈话中，刘秘书感到，王省长对中央干部要年轻化的方针从心里拥护。这也使他想起，近些年，王省长在多种场合，经常谈到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他记得，1982年4月，王省长在辽宁省工业交通暨科技工作会议上就曾说过：我们老同志要认真做好三件事，一是继续抓紧做好本职工作不能放松领导；二是选准选好接班人，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三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搞好“传、帮、带”。
刘秘书还回忆说：经过那晚上的谈话，他完全理解了王省长对组织上这一安排的态度。他觉得在王省长身边工作，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为人做事的熏陶；觉得王省长不愧为党多年培养起来的老干部，身居高位，淳朴而高尚，不但在口头上，而且用自己的行动真诚地拥护党的干部年轻化的政策。
这一时期的王光中已逾花甲之年。但是，他的心态和身体似乎显得都还是那么年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老革命所固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更因为这些年，他始终处于一种舒畅和兴奋的状态中，因为他在革命了四十多年后，又赶上了祖国母亲的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这一时期，王光中的家庭也十分和谐。自从王光中恢复工作以后，王光中有四个孩子陆续入伍当兵，而且都陆续成家，有了孩子。王光中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和他们住在一起。每逢节假日，往往全家能得以团聚。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王光中以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和愉快的心情工作着，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懈怠，而且在思想上努力地跟上改革的步伐。作为党培养了几十年的老干部，特别是逐步走上了主要领导岗位的党的高级干部，他努力地理解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努力地了解全局，把握大局。
辽宁是个经济大省，工业基础雄厚。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省份，辽宁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改革的大潮到来的时候，毫无疑问，辽宁也要融入这个洪流。而且，和经济对于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样，辽宁的改革同样举足轻重。
王光中曾长期在国家和东北地区党的宏观领导部门工作，又在辽宁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有了近十年的工作经历，他感到，新时期辽宁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对于辽宁的长远发展都十分重要。他觉得，在改革大潮到来的时候，辽宁一方面要改革，要进行这样那样的一些改革的尝试，一方面，更要在克服计划经济所积累的沉重羁绊的情况下，稳步恢复和推进经济的发展，为自身的最终彻底变革做好充分的准备。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光中在不断地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针对辽宁的实际，做了大量稳步推进改革、稳步推进经济发展的工作。
首先是辽宁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工作。
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的长子，是新中国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基地。由于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辽宁多数工矿企业一直是在用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设备运转和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企业中服役3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设备大多老化、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等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由于生产净值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中的百分比逐年下降，辽宁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开始后移。对工业生产了然于心的王光中，深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更新在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为此，他在多种会议上反复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问题。
在1979年8月召开的辽宁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他就专门立题强调要“立足现有基础，狠抓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在1982年4月召开的辽宁省工业交通暨科技工作会议上，他明确要求“抓紧抓好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并提出具体措施：“所有企业提取的技术改造资金都要专户存入建设银行，由建设银行加强管理和监督，按项目、按进度拨款。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抓紧编制技术改造规划……编制规划要同工业调整、改组和联合结合起来。对重大项目一定要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由各级经委负主要责任，会同各级计委、财政、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共同抓好。机械工业要为技术改造服务，提供高效、低耗、适用的设备；各使用部门在同等条件下要就地就近、优先选用省内生产的设备。对低效、耗能高的老旧设备，要有重点地组织设备更新。”
改革开放以后，王光中曾先后出访过美国、英国、德国、瑞士、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访问的过程中，王光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遇到过老工业基地产业调整的问题。特别是美国、英国、德国（联邦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陆续出现发展迟缓、增长乏力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大都通过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实现了老工业基地新的发展。
比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成立了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KVR），调整工业结构，在生产煤、钢的基础上，发展了汽车、电子、纺织、食品等新的产业；美国与英国的老工业基地压缩了纺织、食品、普通机械等夕阳工业，使生产要素转向高增长的产业；美国成立了经济开发署（EDA），专门负责工业基地的开发，其东北部老工业基地，一方面加强对汽车、钢铁工业的技术改造，大幅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一方面抓住高校众多、科技力量雄厚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大工业城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城市边缘，城市中心则成为科技、文化、金融中心；英国的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周围建立了20多个新的工业园区。
王光中在学习借鉴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多种场合提出了自己对辽宁实现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的意见和想法。这些意见和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积极拓展产业领域，压缩优势丧失的产业，开发新的主导行业，增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弹性；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生产的现代化；控制老工业城市的发展规模，引导新建企业和老工业企业向城市边缘地带迁移；建立组织机构，制订电子工业基地改造规划；制定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有关政策，特别是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和财政政策。
后来，王光中将这些意见和想法收录进他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写的《辽宁的改革开放令人难忘》一文中。现在看来，辽宁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正是通过一步一步落实这些意见和想法而实现的。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当时财政体制还是统收统支，折旧率低，所以，企业技改资金如同杯水车薪，解决燃眉之急都十分困难。由于体制上的、经济上的多种原因，老企业技术改造问题始终缺少政策、缺少资金。这一直是王光中这个老工业计划工作者的一块心病。
1983年10月和1984年9月，利用在中央开会的机会，王光中随同省委书记郭峰，两次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辽宁的经济工作。除了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情况，汇报的重点就是辽宁的老企业技术改造问题。王光中清晰地记得，当时，郭峰曾尖锐地指出：“辽宁老工业基地是要它焕发青春，继续作贡献，还是要它衰落下去，关键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在王光中和省领导的积极呼吁和活动下，1984年，中央派经委主任吕东带工作组来辽宁调研。调研后，提出了帮助辽宁老工业基地解决技术改造的办法，其中包括解决9亿元的专题技改资金。但是，这一办法执行了一年，后因整个财政资金平衡困难，解决的专项资金以向省借款的形式大部分退了回去。
王光中在担任副省长期间，非常重视辽宁的重大项目建设。
王光中深知一个适宜的大项目会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使地区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为了发展辽宁经济，根据辽宁资源的特点，王光中积极倡导并组织进行了一些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研究。
辽宁有7个炼油厂，炼油能力3000多万吨，而且辽河油田有上千万吨原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为了发挥这一优势，1982—1983年，在主管工业的书记沈越主持下，王光中组织政府计委、经委、石化局等部门，进行调查，研究建设30万吨乙烯工程的可能性（当时30万吨乙烯是国际上最大乙烯装置），并请化工部西安设计院专家一起研究产品方案和厂址的选择。最后写出专题报告，由省政府报国家计委备案。这个项目当时未能正式立项，但为辽宁乙烯工程后来的发展作了铺垫，打下了基础。
在国外考察时，王光中亲身体验到发达的高速公路快捷、方便的巨大优越性。他联想到辽宁沈阳到大连间二级公路极度紧张的运输状况，萌生了在辽宁建设高速公路的想法。1982年，王光中去香港访问时，专门拜访了建筑专家、香港和合公司董事长胡应湘先生。之后，又专门请胡应湘先生到辽宁来考察。胡先生察看了沈阳到大连公路的地形地貌，极力推荐修建沈大高速公路，并表示愿意参与投资和建设。很快，王光中安排有关部门，组织人力拿出了沈大高速公路的建设方案和资金估算。省委领导和交通部对沈大高速公路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方案呈报给国家计委后，即被批准正式立项。1984年，沈大高速公路开始建设，建成后，成为全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当时，这条路被誉为“神州第一路”。至今在全国高速路中仍然是里程最长的优秀路段。
王光中十分重视全省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王光中认为要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改革开放以后，主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担任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王光中对城市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以及私营和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都给予了积极热情的支持。
王光中在改革开放初始，就敏锐地认识到了城市集体经济是城市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在辽宁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有一项关系到社会安定的大事，那就是安置由知识青年形成的庞大的城镇待业人员队伍。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出现了城市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回城高潮。回城的青年数量很大，包括辽宁的大批大型国营企业职工的子弟。这些回了城的知识青年怎么安置？王光中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他认为，“安置城镇待业人员是一项极为复杂、极为重要的事情，关系到青年的成长，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王光中提出了既符合党的政策，又符合辽宁实际的办法。
1979年8月，王光中在辽宁省安置城镇待业人员工作会议上作了《广开渠道安置城镇待业人员》的讲话。在讲话中，王光中提出：“这次安置待业人员要改变以前强调工厂企业安置的办法，采用发动厂矿企业和区街兴办集体企事业，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条是区、街集体企业安排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条就是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子弟由各大企业组建集体企业安置，由国营大企业加以扶持。”王光中在讲话中强调：“安置城镇待业人员靠发展集体经济，就要提高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过去‘四人帮’把发展集体企事业叫资本主义，叫倒退，现在要给集体企事业正名。要结合待业青年的安置，对集体企事业来个大发展。在政治上与全民所有制一视同仁，在经济上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要打破集体所有制待遇一定低于全民所有制这个框框。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辽宁数以百万计的下乡知识青年迅速得到了安置。比如，沈阳飞机制造厂当时组织起来的集体企业达到1万多人，鞍钢的集体企业达到10多万人。这不但保持了社会稳定，同时，也使辽宁全省在原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生产人民生活用的轻工产品的城市集体企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王光中曾经说，这件事虽然后来看，是给大企业增加了负担，特别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主辅分离工作中，加大了工作量，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也不得不如此，而且，这一部分大集体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既发展了集体经济，又扩大了青年就业。
80年代初，辽宁针对城市集体经济落后于南方的情况，开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王光中主抓这一工作，并把这一工作提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辽宁搞活经济、发挥重工业基地作用的需要；是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需要；是增加地方财力的需要；是安置青年就业的需要；是丰富市场，方便人民生活的需要。
1983年6月，省政府组织召开全省城镇集体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王光中作了《广开门路加快集体经济发展步伐》的讲话。王光中在讲话中提出，要对集体企业职工在政策上解决好“政治上一视同仁，经济上平等对待”的问题，大力宣传集体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不论在全民企业、集体企业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都同样光荣的良好风尚。
在讲话中，王光中对搞好现有集体企业的整顿和改革，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对全省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对更好地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政策都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些阐述不但体现了王光中对发展集体经济的满腔热情，更体现了王光中对发展集体经济工作的谙熟。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辽宁城市区街经济、集体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光中为辽宁农村乡镇企业的起步、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辽宁农村乡镇企业的起步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活跃农村经济，省内的营口、海城、金县等县区率先办起了社队工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王光中等省领导觉得这一新生事物对搞活、发展农村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给予了大力支持。当年，省里曾在营口高坎召开现场会，推广兴办社队企业和发展农电的经验，开始推出“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配套服务，为出口创汇服务”的“三就四为”方针。
改革开放以后，王光中每年约有一半的时间是深入到全省各地了解情况，他在深入基层时，特别注意考察了解各地发展乡镇企业的情况。比如，他深入海城县，了解了海城利用丰富的滑石和镁砂矿藏资源，积极发展矿产品生产；深入东沟县，了解了地处沿海的东沟发挥当地经济、技术和物资资源优势，积极转产发展轻纺、农副产品加工和外贸出口产品；深入建平县，了解了地处辽西地区相对偏远和贫穷的建平，运用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办糖厂和小铁矿，对县级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等情况。王光中对辽宁各县发展乡镇企业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1982年6月，为了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乡镇企业有一个大发展，在王光中主持下，省政府在朝阳的建平县召开县、社、队工业经验交流会，王光中和谈立人、赵奇等省领导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海城县、建平县等县区介绍了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会上明确了“积极调整，认真整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的方针；提出了县级乡镇企业产值过亿元，乡镇过千万元，村级过百万元的“亿、千、百”奋斗目标。
王光中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党委和政府重视、加强领导是一些县的县、社、队工业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组织保证。”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能够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大工业和小工业的关系，调整整顿和发展的关系”。提出“只孤立地抓农业是不行的，必须坚持农业、工业一起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他强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是县社队工业能够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基础。”
讲话中，王光中在强调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亦谈到要重视对发展中的乡镇企业管理的问题。他以海城县、沈阳市、营口县等地进行社队企业调整，关停污染环境、与大工业争原料的小企业，并转过剩的农机类小厂，办起轻工、食品、建材等多家新企业，大力扩大消费品生产，在吃、穿、用方面搞重点突破的做法为例子，说明只有因地制宜地积极调整县、社、队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才能使县、社、队工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强调要从指导思想上把单纯抓产值、求速度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浙江社队企业发展很快，王光中和省里有关领导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去学习，以推动辽宁社队企业的发展。根据乡镇企业发展的形势，王光中还支持省里专门成立乡镇企业管理局，作为推动全省乡镇企业发展的主管部门。
事实证明，王光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正确的。198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的有关通知中，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合法地位，认为乡镇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强了农村的经济实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王光中对辽宁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也给予了积极扶持。
王光中认为，搞活经济，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980年初，王光中随同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陈璞如，考察了刚刚兴起的沈阳北行农贸市场和回城青年办的饭店，认为这些不仅有利于活跃市场，解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让农民把农副产品直接销往市区，使农民得到了立竿见影的收益，从中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也会调动农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因而王光中和省里领导充分肯定、积极支持沈阳市带头创办农贸市场，并在全省倡导推广兴办农贸市场、农村大集。此后，如沈阳的九路农贸市场、茨榆坨大集、西柳大集等农贸市场、农村大集，在全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给辽宁的城乡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1979年3月，辽宁省委、省革委会根据国家有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政策，首先突破了一些不利于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限制，明确作出规定，允许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从事个体经营，参加集市贸易，凡是国营和集体商业暂时还不宜代替或不能完全承担的小修理、小食品行业，都允许城镇组织个体劳动者和小商小贩从事经营。王光中参与了这一规定的制定工作。到6月底，沈阳、阜新、丹东等地就已发放了3300多个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7月，被取缔活动十多年的辽宁省个体工商业户，又出现在全省一些大中城市的街头巷尾，开始为群众服务了。
在辽宁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王光中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个体经济政策上不一视同仁，任意收费、罚款、没收营业执照，任意扣上剥削帽子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要求他们必须坚决地、迅速地改变歧视、限制、打击、并吞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实行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改善所有制经济结构，壮大地区经济实力。
乘着改革的春风，王光中在工作中不断地推进辽宁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逐渐形成了在现实情况下，指导辽宁农业生产发展的思路和办法。
王光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战略重点之一。而辽宁工业比重大，城镇人口多，农业任务很重。因此，任何时候也不能放松农业。他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辽宁的省情，提出了辽宁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他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在农业内部，要贯彻‘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提出，“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前提下，还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处理好粮食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关系，要遵循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宜种粮食的地方一定要发展粮食生产，适于种经济作物的地方一定要发展多种经营”。王光中认为，辽宁省“发展多种经营的潜力很大，全省有1.3亿亩山地，有2100多公里海岸线，可供海产养殖的水面、滩涂137万亩。要不断开发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在‘六山一水’上大做文章”。他认为，辽宁的“耕地少，要充分利用土地，搞好科学种田。要珍惜每一寸土地，严格控制占地，坚决刹住滥占耕地的歪风”。
在抓农村改革工作的同时，王光中特别强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要特别注意搞好农业基本建设。”他提出，“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发动群众搞好综合治理，提高抗灾能力”。针对辽宁全省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都很紧张的问题，王光中要求“各级领导要十分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要注意解决农村饲料、肥料和燃料的‘三料’问题，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营造薪炭林，办好沼气”。“要大力推广节煤节柴炉灶，有条件的要有计划地搞好小电站、小煤矿建设”。
1982年，王光中在辽宁省计划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讲到大力加强农业问题时，就上述主张曾经进行过专门的阐述。王光中的这些理念和具体的措施办法既符合中央当时改革开放的总的精神，又十分切合辽宁的实际，因而，对辽宁农业在改革初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抓全省农业发展的时候，王光中亲自指导了一次重大的抗洪斗争。1981年8月，辽南盖县、瓦房店一带发生水灾，盖县的平顶山一带因暴雨而导致山体滑坡，水势凶猛，有的村庄的房屋和人一起被冲走，甚至汽车也被冲到海里去了。王光中代表省政府到辽南查看灾情，研究救灾方案，指导救灾。由于公路和电话线都被冲断，王光中登上空军的飞机，到山里察看灾情，当王光中见到许多村民都集中在山顶上，不能下山时，当即决定用飞机空投食物，解决了被困灾民忍饥挨饿问题。经过紧急动员和各级干部群众的努力，受灾各县迅速恢复了交通、通信，并查清了灾情，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赈灾工作。
如今辽宁农业正从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毋庸置疑，这些变化都是从改革初期迈出的艰难步伐开始的，当然，这其中也融入了王光中的智慧和汗水。
改革开放后这几年的实践，特别是几次到发达国家考察访问，使王光中深深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非常关注辽宁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了到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明确了农业、能源、交通和教育、科学问题是战略重点，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为落实十二大精神，1982年11月8日，全省举行动员大会，来自经济界、科技界、理论界的600多名专家、学者、管理工作者参加了大会。会议决定，从1982年11月到1983年7月，在全省范围内以“全国翻两番，辽宁怎么办”为题，开展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问题的大讨论。在动员大会上，王光中代表省政府宣布，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建立能源开发与节约、水资源开发与节约利用、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才开发、交通运输、技术改造、综合利用、农业企业改组联合及专业化协作、劳动就业、建设布局和重点工程前期工作、对外经济活动、城市建设、环保、人口、财政、商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综合等18个专题讨论组。
为推动全省科学技术工作的新发展，1983年1月，省委、省政府在沈阳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王光中在大会上作了《依靠科学技术开创我省经济建设的新局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分析了辽宁省实现到20世纪末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科学技术在实现宏伟战略目标中的作用。他说：“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和‘六五’计划任务呢？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科学技术，三是靠管理。管理也是科学。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实现科学的管理。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靠政策调动积极性很重要，但有个限度，到一定时期也就‘饱和’了，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是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靠科学技术，翻两番的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力争翻两番，‘力争’首先是要力争科学技术的进步。”
王光中以近几年我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科技发展方针，加强科技政策的研究，改善科技管理工作，扩大科研单位的自主权，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实行合同制和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制，积极组织科研攻关，大力推广科技成果，使科技成果大量涌现，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大量事实说明，科学技术确实是强大的生产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今后20年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可靠力量。
王光中在讲话中，就怎样依靠科学技术开创我省经济建设新局面，怎样把我省科技工作搞上去，做了具体部署，即动员和组织广大科技人员积极参加规划工作；认真组织各路科技大军，搞好科技攻关；进一步组织好科学技术的“四个转移”（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地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兼民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开展学先进赶先进活动，努力培养出一支政治思想好、业务水平高的科技队伍。
王光中非常关心爱护科技人才。每年过春节，他都要亲自到沈阳的著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的家里看望。工程院院士、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蒋新松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都是他的好朋友。
改革背景下大力实施两个开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贸易歧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四人帮”极左思想的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到1976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仅为美国对外贸易额的十八分之一，为苏联的六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各行各业的恢复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也迅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76—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就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开展了国际经济交往活动。特别是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提出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更是调动了全国各地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这一年，中国外贸活动所体现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被誉为“一个活跃的春天”。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新的实践探索时期，从此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为了紧跟外贸开放的新形势，推动辽宁外贸工作大发展，辽宁省加强了全省对外贸易工作的领导和整顿。1978年11月8日，辽宁省召开了外贸工作会议，会上，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胡亦民宣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外贸工作的九条措施。与此同时，省里设立了由胡亦民任组长，王光中和王纪元任副组长的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在领导小组中，王光中参与了领导小组下设的临时办公室的组建。省直单位的一些得力干部，特别是那些长期在外贸战线从事领导工作的老同志被抽调到办公室工作。1979年8月，进出口工作临时办公室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明确了机构编制和工作职责，正式改为常设办事机构，同时，恢复和组建了省直部分对外经济贸易专业公司。1981年末，在进出口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简称进出口委），1983年改称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
改革开放初期，王光中在省里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特别是1980年担任常务副省长以后，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知道，王光中为辽宁经济工作的恢复和启动花费了大量心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辽宁对外开放的起跑线上也曾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事实上，这一时期，王光中在抓恢复建设、落实“八字方针”和推动辽宁经济改革工作的同时，也为辽宁对外贸易新的发展和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对外开放最初的几年里，如同窗户打开难免飞进苍蝇一样，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人怀疑，有人动摇，但是，王光中却一直坚定而执著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从指导思想、开放规划、实施步骤、基础设施建设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出口等方面，不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而且直接参与和领导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落实对外开放的战略是从解决各级地方高层领导们的思想认识入手的。1978年，邓小平到各省视察时反复说“你们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1977年夏，王光中应邀随同外贸部组织的经贸代表团（柴树藩副部长带队）出访澳大利亚。这是王光中出访的第一个西方国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国家竟是那样发达。特别是澳大利亚的港口和高速公路建设，给王光中极大的启发。就是这之后，王光中萌生了建设辽宁沈大高速公路和开放大连港的设想。1979年冬，他又随同国家经委组织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在美国考察了一个多月。通过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企业的参观了解，王光中看到了中美两国在经济、技术、管理上存在的巨大差距。那时，他就深深地感到对外开放的紧迫性。
在和美国企业高层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有个工业大省辽宁，这让他十分感慨。他说：现在“我们虽然提出了要实行开放政策，但我们对国外不了解，国外对我们也不了解”。“因此，对外宣传的任务很重，只有扩大宣传，才能使辽宁走向世界。”他当时就觉得，“美国的企业界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他们向往中国的市场，因此有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可能性”。
改革之初，辽宁省委、省革委会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在认真贯彻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特别希望尽快找到打开国门的思路和办法。从美国访问回国后，王光中就立刻向省里汇报并和班子成员共同商讨如何促进辽宁对外开放的问题。他的许多想法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1980年，国家开始在广东、福建试办经济特区。王光中与省领导班子的同志们抓住这一契机，主动向国家提出争取大连对外开放，争取把沈阳铁西区作为引进外资进行技术改造试点地区的请示。为了能得到国家的支持，王光中还特别邀请了日本日中经济协会的专家来辽宁，帮助研究制订大连对外开放、沈阳铁西区引进外资进行技术改造的可行性方案。
1981年末，王光中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座谈会。回到省里，他在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指出，辽宁作为沿海省份，又是老工业基地，具有发展对外经济的有利条件。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利用对外经济贸易这个重要手段，把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同我们的经济调整、工业改组、企业改造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新路。
王光中参与领导的全省外贸体制改革，最初是围绕下放部分经营权、扩大贸易渠道、开展多种方式的灵活贸易、促进工贸结合、农贸结合、技贸结合和进出口结合开始的。后来几年，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外贸体制按照政企分开，实行进出口代理制；在外贸企业中推行承包责任制，经营核算权下放，权责利统一，逐渐打破了“大锅饭”的财务体制。
为了加快辽宁对外经济贸易的步伐，王光中在省里的多次会议上强调要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大胆利用外资，搞好技术引进和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主张，鼓励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密切合作，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和辽宁的省情，发展一批拳头产品；提出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进装潢，增强竞争能力；要求已经进入国际市场的，要加以巩固扩大，未进入国际市场的，要千方百计挤进国际市场；盈利的产品要力争多出口，暂时没有盈利以至亏损的，也要有远大眼光，着眼于占领国际市场。他主张，“聚天下之宝，为我所用”；认为，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四化”建设极为有害。他提出，要通过请进来，派出去，发展友好往来，大力开展技术合作；提出“三来一补”，合作生产，合资经营，广为运用各种方式。他要求全省各市地、各部门放开手脚，积极活动，大胆利用外资，搞好技术引进。他主张，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开展对外交往；提出，要充分利用辽宁与日本接近，和日本建立了友好县市，与美国隔海相望，建立了友好州市，以及1万多归侨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
为了扩大出口，王光中积极支持举办大型经贸洽谈会、交易会。在他的支持下，辽宁省对外贸易总公司1980年在大连，1982年在沈阳，两次牵头举办了辽宁省出口商品洽谈会。洽谈会是综合性的，以出口为主，兼进口业务及对外经济合作项目。交易品种包括粮油食品、土畜产、轻工、纺织、机械、化工、五金、矿产等方面产品2000余种。两次盛会分别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户客商应邀前来参加。这两次具有开创性的对外经贸活动，不仅扩大了辽宁的出口，更重要的是扩大了辽宁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
辽宁的对外贸易在初期的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全省对外出口总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出口产品的质量明显提高，外贸出口产品的结构也不断优化。很长一段时间里，辽宁的出口多是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初级产品，如镁砂、玉米、服装等。经过几年的努力，辽宁机电产品出口的比例逐步加大，与此同时，辽宁还开始了技术出口。这期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国际市场的扩大，省和各市、行业厅（局）外贸公司以及获得出口权的企业在国际市场逐渐建立了包括代理和经销在内的销售网络。
1983年，在干部调整中，年过六十的王光中仍旧担任副省长，但除了协助新上任的年轻省长负责常务工作外，侧重负责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两项工作。这使得王光中能够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更加专注和积极地推进辽宁的对外开放。
这一时期，全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王光中在主抓辽宁对外、对内开放的工作中，不断努力冲破人们思想中的“坚冰”，为辽宁的全面开放创造条件。为了争取国家的开放政策，从1983—1985年，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王光中积极奔走、协调，促成了大连成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沿海开放城市，促成了素有“东方鲁尔”之称的沈阳重工业聚集地铁西区成为最早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利用引进外资进行老工业区改造的试点地区。
大连市是辽宁南端的滨海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座城市成为辽宁对外开放的“龙头”和窗口。王光中当然懂得抓住“龙头”带动全身的道理。在工作中，他对推动大连市的对外开放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1983年，他亲自指导组织成立了研究大连港改造、欧亚大陆桥运输、大连经济开发区（最初称出口加工区）和东北铁路改造等题目的规划组。规划组邀请了国家东北经济规划办、铁道部、交通部的人员参加，就大连对外开放的几个主要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规划。在此基础上，王光中多次会同有关部门带着研究成果到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1984年1月，王光中率大连市长魏富海等人专程去北京向李鹏副总理和国务院口岸办、计委、经委、经贸部、铁道部等部门的负责人详尽汇报了规划组研究报告中的有关问题。根据国家和有关部委的意见，王光中一方面领导规划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规划报告，一方面进一步提升省内有关方面对实施沿海开放意义的认识。3月20日，王光中派人将邓小平2月24日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向大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传达。邓小平关于增加几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实行特区某些政策的指示，使大连市领导深受鼓舞。
经过修改、完善和充实，1984年3月25日，大连市关于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报告正式向国家报出。从1980年提出争取大连对外开放的请示，到报告报出，王光中和省领导班子以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历经整整4年的努力。5月，根据邓小平不断加大对外开放步伐的指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在广东、福建、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大连市名列其中。
1984年8月12日至16日，万里、谷牧、李鹏副总理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大连召开现场办公会，王光中协同省长全树仁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集中研究解决了大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能源、交通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会议决定同意大连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实了大连开发区的位置和开发面积，确定了大连兴办三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会议决定开辟大连民航国际航线、建设大连铁路编组站、改造沈大公路，决定改革大连口岸外贸体制，赋予大连市省级对外经贸管理权限。会议还研究了海港、能源等配套建设问题。这次会议后，国务院专门发了会议纪要。
会后，王光中陪同万里、谷牧副总理考察了营口的鲅鱼圈新港港址和兴城旅游城市建设，就营口对外开放和鲅鱼圈新区建设以及兴城旅游城市的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汇报，两位副总理都非常支持营口鲅鱼圈港的建设，同意营口作为对外开放城市，并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政策，支持兴城的旅游设施建设，并将其誉为“第二个北戴河”。
大连召开的现场办公会在辽宁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连成为对外开放城市，标志着辽宁省对外开放真正进入了正式起步的新阶段。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现在的马桥子正式破土动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辽宁省也是全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所以无论在选址、建设和日后的发展等问题上，王光中和省里的领导同志都一直十分关注。
为了加强全省对外开放的规划和协调工作，在王光中的指导下，1983年10月，辽宁成立了省对外开放办公室，作为省政府对外开放的办事机构。当时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凯兼任对外开放办公室主任，李盈柱、高忠茂兼任副主任。省对外开放办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省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规划、协调、综合、宣传和政策研究等工作。大连成为对外开放城市后，王光中多次带领省对外开放办的同志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指导工作，协助制定规划，招商引资，研究大连开发区建设等。
王光中每次到大连指导工作时，都强调大连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他希望大连能努力办成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对外开放的窗口。大连开放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东部地区就成了大连的广阔腹地，所以，希望大连要加强窗口为腹地服务的意识，要做好与吉、黑、内蒙古的经济合作。在省里的支持下，大连市政府的领导同志主动到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加强与腹地的联系；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也都在大连设立了办事处。
在大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础上，王光中和对外开放办的同志们开始把思路向辽东半岛扩展，着手规划以大连为前沿，以沈阳为腹地，相互密切配合，把整个辽东半岛带动起来的方案。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拟定了辽东半岛开放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具体措施和政策规定。最后，一个较完整、科学的辽东半岛开放区规划方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后，报请国家审批。
党中央、国务院对辽宁的这个规划十分重视。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营口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某些优惠政策。之后，沈阳、鞍山、丹东、锦州等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地带某些优惠政策也逐步得到落实。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经王光中和有关方面同志的不懈努力，辽宁以大连为龙头，以营口、丹东为两翼的辽东半岛全面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为日后辽东半岛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1988年3月召开的全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辽东半岛为新扩大的开放区，并将沈阳划入辽东半岛对外开放区，实行全面的开放战略，使得辽宁的对外开放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沈阳铁西工业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建设起来的以机电工业为主体、国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在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工业核心区，多数工厂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到了不进行总体改造很难跟上全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地步。
王光中多次建议国家把沈阳市铁西区作为重点技术改造区，给予一些优惠政策，以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国家批准了沈阳铁西工业区技术改造实行某些方面的优惠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沈阳铁西区的总体技术改造进程。与此同时，王光中还亲自与日本等国经济界人士商谈，动员他们协助沈阳市对铁西区的工业及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总体规划改造。
1983年10月，沈阳市组成了负责铁西工业区总体改造的工作班子，正式拉开我国第一个区域性总体改造试点工程的序幕。经过一年的深入调研，1984年9月，沈阳市全面开始了铁西工业区总体改造规划的编制工作。1985年6月，沈阳市完成了《铁西城区改造规划方案》（草稿）。1986年2月5日，国家计委批复辽宁省人民政府，正式同意进行沈阳市铁西工业区总体改造规划试点，并列入国家“七五”计划。1986年12月29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复《沈阳市铁西工业区区域性总体改造规划方案》。铁西工业区总体改造工作开始进入方案实施阶段。铁西工业区进行总体改造以后，其整体经济实力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利用外资“借钱搞建设”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新中国建立以后，只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从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利用外资”还是个禁区，当时，推行这一新生事物在观念上面临着很大的障碍。无论是工商管理层的领导还是国营工矿的领导都有一个相同的禁忌：共产党怎么能向资本家借钱，怎么能同资本家搞合资经营呢？
面对这一新生事物，王光中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中央的意图，努力推动辽宁利用外资工作的开展。
当然，人们的思想有禁锢，挡不住改革开放的大潮，挡不住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动力的冲击。实行改革开放，在国内，工业发展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外汇严重不足，这就存在着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大需求；在国际，许多国家为缓解经济危机，要为其资金寻找出路，要争着向外投资，这就为中国“借钱搞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为“利用外资”敞开了大门，也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三中全会后，国家就开始积极扩展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除了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形式以外，还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外国政府的贷款。1979年底，中国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1980—1982年间，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获得政府无息贷款；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贷款。
利用外资，特别是直接利用外资，一直是辽宁对外开放的重点。辽宁是“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的当时，许多企业的设备已经陈旧，技术也比较落后，生产工艺基本上是国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的甚至是三四十年代的。要搞好辽宁上万个企业的技术改造，任务相当艰巨。因此，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是重新发挥辽宁老工业基地作用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初期，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抓利用外资，还要求各市、各有关厅（局）指定一位领导抓外经、外贸和利用外资。为了加强全省利用外资的领导，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省里专门成立了由外经委、计委、经委、外贸局、财政厅、中国银行大连分行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六人项目审批领导小组（简称六人小组）。每年年初，领导小组都组织筛选一批项目供对外洽谈用，有力地推动了利用外资工作。
1982年，东北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在沈阳正式注册创立。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是由沈阳刀片厂与美国吉列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中美合资企业。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创立，不仅引进了国外的资金，还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标志着沈阳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开启，成为沈阳全面对外开放的发端。
沈阳刀片厂建于1958年，与美国吉列公司合资前，年产刀片5000万片左右，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其生产的“金鹿”、“飞鹿”两种商标的刀片，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销售。美国吉列刀片总公司建于1901年，在与沈阳刀片厂合资前，已在44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在27个国家开设了工厂。其生产的“吉列”牌刀片世界知名，年产60亿片，占当时世界刀片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980年上半年，沈阳市第二轻工业局借轻工部邀请吉列公司来北京洽谈合作的机会，前往轻工部争取合作项目。同年7月，在轻工部的安排下，沈阳刀片厂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沈阳市日用金属工业总公司与美国吉列公司就在沈阳合资办厂进行了多轮商谈。经过近20个月的考察和论证，双方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于1981年12月，签订了共同投资建立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合营合同。合同规定双方共同投资280万美元合资经营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中方以现有厂房和留用的40名工人入股，美方以资金和设备入股，合营期限为20年，公司享用“吉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产品质量达到“吉列”同类产品水平。
在今天看来，引进一个可以实现老企业技术改造、扩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合资合作项目，是件顺理成章的好事情。但在“投石问路”的1982年，能作出这样的举动是需要些敢于“吃螃蟹”的精神的。这个项目从申报到拿到执照，共跑了48个部门，经历两年多的时间，难度可想而知。
王光中了解了这个合作项目后，对这个项目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他鼓励沈阳市领导克服困难，努力争取拿下这个项目；他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赢得他们的支持。在多方努力下，1982年5月，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和国家外资委的批准，当年10月，由国家工商局颁发了营业执照。1983年1月，沈美日用品有限公司正式营业，并于当年7月开始生产“犀牛”牌刀片、刀架，并很快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个只有68名职工的微型企业，人员比原沈阳市刀片厂减少了179人，但刀片的产量仍达到了5000万片。所不同的是，合资生产的“犀牛”牌刀片质量达到了世界王牌产品的水平，而且还增加了刀架这个新产品。合资后，平均每人每年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合资前的8倍。
沈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成功创立和高速发展，为全省工业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极大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对此，王光中在全省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上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号召学习沈阳这种坚持不懈、知难而进的精神。中美双方成功进行合资、合作的示范效应，吸引和带动了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个人纷纷来沈阳合资办厂或独资办厂，加速了沈阳乃至全省对外开放的进程。
王光中对利用外资工作不但十分关注，而且对全省外资利用和引进情况了然于心。他不仅对沈阳刀片厂利用外资的情况十分了解，对全省，如大连市喷胶棉、无纺布补偿贸易项目、大连重型机器厂利用联邦德国银行买方信贷1600万马克引进小方坯连铸机技术项目、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利用外资引进新的技术设备项目、大连第九塑料厂利用外资引进地膜生产设备等许多与外企合作、利用外资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1983年8月，王光中在辽宁省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上作了《努力扩大利用外资》的总结讲话。他的这一讲话对新时期利用外资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利用外资的各项宏观和具体的政策，对全省利用外资所取得的经验，对利用外资所应开展的工作和注意的事项作了十分清晰、详尽的说明和论述，体现了他对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工作的责任心和谙熟程度。
在抓对外开放的工作中，王光中还十分重视对外友好往来。他抓住每一次出国的机会介绍辽宁，宣传辽宁，扩大辽宁在世界的影响，注重与外国机构建立更广泛的联系。
1983年初，王光中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英国，与英国48家集团和英中贸易委员会建立了关系，促成了英国的费尔德市与辽宁的鞍山市结为友好城市。1984年，王光中率经济代表团访问德国，与德国政府的经济部门、企业界代表广泛接触，介绍辽宁情况，洽谈合作意向。代表团在汉堡中国西欧贸易中心设立了辽宁经济常设委员会，还代表辽宁省与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结成友好省州。
在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结成友好省州前后，辽宁省还先后与日本的神奈川县、富山县结为友好省县，与美国伊利诺伊州建立了友好省州。辽宁省与国外建立的友好省、州、县，大多为著名的工业地区。王光中多次强调，要在友好往来中多多学习这些地区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经验。辽宁省与国外的这些友好州、县，还建立了双边经济技术合作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友好往来，促进经济技术合作。
王光中在工作中经常接待会见日本、美国等友好代表团和经贸代表团，在他平易近人、以诚相待的态度感召下，在他互惠互利理念的吸引下，与他接触过的大批国际友人和经贸界人士都希望成为他的朋友，都希望与辽宁有交往。
1984年，王光中邀请美国前国务卿万斯率美国法律界、实业界百人代表团来辽宁参加国际投资研讨会。11月，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陪同万斯及其率领的代表团100多人到达大连。王光中代表辽宁省政府参加并与顾明共同主持了这次国际投资研讨会。各市主管外经贸工作的负责人与省内大企业代表参加了座谈，并对口洽谈了合作事项，这是我省举办大型国际研讨会的初次尝试，会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按照中央对外对内两个开放和省委“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精神，王光中在领导对国外开放工作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对国内的开放，重视加强国内的经济技术协作工作。
他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要同时抓，相互促进，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在一些重大联合协作项目上有所突破。强调狠抓项目的落实，提高项目的“成功率”。他提出，扩大联合协作的地区和领域，既要重视对先进省市的协作联合，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也要重视与经济后进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协作联合，发挥我们的技术、人才和他们的原材料、燃料优势，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为了加大经济技术协作的组织实施力度，王光中着手加强和充实了辽宁在全国各地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力量，在原有的北京、上海、广州已设办事处的基础上，建议并促成在天津、西安、武汉、成都、太原、深圳、海口、厦门增设办事处。
对于东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技术协作，王光中给予了更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的促进下，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每年轮流主持召开一次经济技术协作交流会。特别是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建之初，由辽宁省发起并邀请，在大连召开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联合兴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协商会，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在大连设立了办事机构，吸引了大批内联项目在开发区投资兴建，既加快了开发区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每年的交流会不仅受到三省一区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还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重视。每次会议，李德生都亲自参加并作重要讲话。
王光中特别关注沈阳市横向联合的带头作用。沈阳市的横向联合首先是从跨地区的物资协作开始的，随后把物资协作扩展到行业、产业的生产联合，充分利用企业在产品、技术、装备和人才上的优势，组织联合协作。1983年，沈阳市在全市推广了小型拖拉机厂专业化协作“一条龙”的经验，很快在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建材等行业形成了23个专业协作“一条龙”。1984年，沈阳市以“三改三开”（经济改革、技术改造、工业改组，对外开放、开发新产品、开发人才）为方针，出台有关规定，对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不到一年时间，即涌现出881家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其中有163家企业进行了跨地区联合，同21个省市的813家企业建立起了密切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同时，横向联合的领域也拓展到了科技、文化、卫生、流通等方面。
1984年12月，王光中关注和支持沈阳、丹东、辽阳、本溪、抚顺、铁岭、鞍山等七城市共同组建了“辽宁中部七城市经济技术联合体”，并在七城市的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文教、物资等系统建立了25个行业（系统）联合体。1985年，仅沈阳市在七城市联合体中就签订经济技术协作项目484个，增加工业总产值10.2亿元。
王光中经常鼓励做经济协作工作的同志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只要有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他都要求有关部门派人去参加，搜集信息、学习经验。1983年4月，万里副总理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国经济技术协作经验交流会，省经协办的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学习了天津等省市的先进经验，而这些经验对辽宁省、市间的经济技术协作和横向联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年初，王光中借应邀参加上海发展规划研讨会的机会，与上海市长汪道涵商谈了辽宁与上海经济技术协作的问题，特别是商谈了双方都互有优势，可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机电产品和技术的协作问题。同年，为了加强国内的经济技术协作，国务院要求辽宁对口支援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的那曲地区。为落实国务院有关对口支援的指示精神，1984年秋，王光中带领经协办、计委等部门的同志到青海省研究具体落实对口支援项目的有关事项，他认为青海水电资源丰富，辽宁耗电大的产品，可以有计划地转移到青海生产，既节约了辽宁省的能源，又可促进青海的经济发展。
1985年1月，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对外对内两个开放的精神和省委“服务全国”的方针，王光中随同当时的省委书记郭峰，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广东、福建学习考察改革开放的经验。通过这次学习考察，王光中深深地感到，“广东、福建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步子大，成效明显，经济发展快”，感到“我们的差距很大，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紧跟、紧学、紧赶”。他认为，“学习广东，要抓住重点，沿海带动腹地，努力开发与建设好辽宁经济开发区；学习广东，要坚持外引内联的方针，敞开辽宁大门，加强与世界各地厂商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利用与日本接近的有利条件，把日本作为对外合作的重点；要把对国外开放与对省外开放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省内外的横向经济联合，真正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
学习考察回来后，王光中组织把这次学习考察所形成的考察报告印发到各市，以推动辽宁对外开放工作的开展。
王光中在狠抓省对外经济协作的同时，并没有放松促进省内的经济联合。1985年2月，在王光中和省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辽宁沿海大连、丹东、营口、盘锦、锦州五城市，经过充分酝酿协商，组成了辽宁沿海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联合体以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为重点，充分发挥各市的优势，在经济、技术、人才、物资、资金以及外贸出口等方面进行广泛协作。
王光中说，沿海城市联合起来有许多优势。五市共有海岸线2000多公里，大、中、小型港口19座，年吞吐能力4300万吨，与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铁路和公路运输也比较发达，现代化机场已经或即将开航，初步形成了海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运输网。联合体确定协作主要方向是以港口开发建设为中心，在开发建设大窑湾、大东港、营口港和锦州港中进行合作，逐步发展江海联运，海上货物合理分流，以名优和重点产品为龙头，实行专业化协作和跨地区的经济联合，提高竞争能力；围绕滩涂养殖和海上捕捞，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生产结构，发挥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优势，联合开辟旅游路线，组织旅游服务中心。
辽宁沿海城市经济技术协作联合体这一举措的实施，对辽宁沿海经济的发展，进而拉动辽宁乃至东北的全面振兴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
1985年7月，辽宁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又补选了三位年轻的副省长，王光中和张知远被补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由此，王光中结束了在省政府的工作，开始走上人大常委会这一新的工作岗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