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中国·北宋1019年—1086年）

    司马光的《家范》是宋代以后很有影响的一部家训著作，南宋赵鼎的《家训笔录》在第一条指出，子孙要将前人遗训及“司马温公家范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

    ——《中国家训大观》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大史学家、大政治家。他一生有三件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少年时期击瓮救友，中年以后主编了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晚年以残病之身上朝执政，颇具威望。司马光一生不仅忠孝节义、恭俭正直、安居有法、行事有礼，而且清廉简朴，不喜华靡，治家有方。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

    古往今来，凡成就了大事业的人，往往都对自身品德的修养特别重视。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当时的百姓全都信服他，据史载，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司马光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史上获得他这样知名度的人物并不多。

    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祭。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个“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司马光一生的著述极为丰富，内容涉及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他的《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必读，而司马光自己认为《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家范》又名《温公家范》，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反映我国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处世、治国的思想。就研究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矛盾而言，《家范》确实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更实用。现代人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做一个世事练达之人。

    司马光所撰的《家范》共十卷，全书的内容皆为杂采中国史传中可作为处世之道的可贵事迹，其中也间有司马光所作的论说，简洁精要，多为点睛之笔。这部著作是继《颜氏家训》一书之后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专著，从内容到写作手法上都很有特色。

    全书首先引证《易经》、《诗经》、《大学》中有关家范的论述，得出家正而天下定、礼为治家之本的中心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司马光在《家范》一书中不仅从“治家”和“治国”的关系上论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社会意义，也具体地论述了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并且针对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和与子孙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司马光认为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家道就正了。而家道正，国也就安定了。之所以“治国必先齐其家”，是由于“齐家”的中心问题或基本措施是教育好全家成员，能教育好家人，便可以推而广之，影响和教育全国的人。事实上，连家里人都教育不好的人，是不会教育好其他的人的。司马光对于家庭教育的重大社会意义的认识，继承了我国古代从“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来认识家庭教育重大意义的根本观点。司马光把“齐家”和家庭教育当做一个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问题对待，而不是视为一家一户的私事，这一点是很可贵的。在这一点上，他比颜之推对家庭教育意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司马光提出立政以“礼”的主张。而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他又主张“治国必先齐家”，认为只有“家齐”而后才能“国治”。因此，在齐家的问题上，司马光明确提出“治家莫如礼”的思想，主张“以礼法齐其家”。在司马光看来，家庭或治或乱，皆系于“礼”，因此他主张用“礼”作为规范来治理整个家庭和教育全家人。

    在《家范》一书中，司马光具体地阐述了他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具体要求：“为父母者，慈严、养教并重；为子女者，孝而不失规劝；为兄者，富弟并友好待之；为弟者，恭敬而顺从；为夫者，相敬不悖礼；为妻者，谦顺且守节；为姑者（即公婆），慈爱无别；为妇者（即儿媳），屈从不苟言。”

    司马光强调家庭成员要和睦相处，他指出，自古以来的圣贤之人，没有不知先亲其九族，而后才能亲及他人的道理的。只有和睦相处团结一心才会有力量。假如有什么愚蠢之人，“弃其九族，远其兄弟，欲以专利其身”，只知考虑个人利益，把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受到外界的侵害，对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司马光主张家庭成员一定要和睦相处。

    司马光在《家范》一书中对于家庭教育问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他的写作形式很有特点，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同，是采用对家庭中主要教育者分别论述的方法，即做祖父母的教育子孙容易发生什么偏向，如何纠正，应当怎样教育；做父母的教育子女又容易发生什么偏向，如何纠正，应当怎样教育，等等。司马光举出许多有远见卓识、爱而知教、教之以义方的父母的例子，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家庭里的祖辈人给子孙后代遗留什么样的“遗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家庭教育思想，其教育后果也决然不同。司马光在《家范》卷二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有一些祖辈给子孙积攒大量的土地、房产、粮食、金银财宝，总嫌不多，企图使子孙后代总也吃不完、花不尽。然而，这些做祖父母的人却不知道“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不去兢兢业业地治家教子，结果会怎么样呢？往往是几十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的财产，时间不长就被子孙挥霍殆尽。子孙不但不念其祖父母之好，反而讥笑祖父母太傻，不知道自己享受。司马光觉得只知为子孙积攒财产而不知教育子孙的祖父母，积攒的财产越多，就越助长子孙变坏，而且把自己也害了。

    司马光不仅从道理上论述遗子孙以德、以义的重要意义，还身先士卒，以俭朴的美德教导自己的子孙。他专门为其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这一有名的家训。在家训中，他用司马家族世代以清白相承的家风，他自己俭朴的生活态度和古代圣人以俭为美德的道德观念教育儿子，希望他继承发扬，牢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并且要求司马康把俭朴家风世代传下去。

    家教的范本

    《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给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为历代帝王所看重，以致后世的君臣将相没有不读《资治通鉴》的。该书在史学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史籍当中，只有《资治通鉴》能与《史记》相提并论。

    然而，一般人只知道司马光有一部治国的书叫《资治通鉴》，却很少有人知道司马光还有一部齐家的书叫《家范》。《家范》并不是仅仅讲如何治家的问题，司马光在《家范》卷首引用《大学》里的一段话，来阐明他写《家范》的目的：“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司马光自己也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古人把齐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甚至认为齐家是本，治国是末，“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家都管不好，子弟都教育不好，怎么能出来教育别人呢？所以，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来写《家范》的。所谓“圣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

    《四库全书》说：自颜之推作家训以教子弟，其议论甚正，而词旨泛滥，不能尽本诸经训。至狄仁杰著有《家范》一卷，史志虽载其目，而书已不传。司马光就用狄仁杰的旧名，另外著述，以为后世提供治家的准绳。

    《家范》被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我们颇有启发。书中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以为后人树立楷模。

    司马光本人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居处得法，举止有礼，忠信仁孝，治家有方，以身作则，为后人树立了做人和治家的榜样，所以，他的《家范》更有实际意义。

    《家范》确实是一部中国古人修身齐家的典范作品，我们今天学习它，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精华。（佚名）

    司马光教子俭朴

    北宋杰出史学家司马光的一生中，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司马光对家教颇为重视，告诫后代在“齐家”、“治国”中要特别注意“正心、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他的《家范》一书突出了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仍有教育的作用。

    史料记载，司马光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司马光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他的儿子深受启迪。

    从《家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生活方面，司马光崇尚节俭纯朴，他“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司马光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论俭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俭朴实。

    在文中他明确指出：

    其一，不满于奢靡陋习。他说，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以俭约而遭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敝，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月营聚”，大操大办。他非常痛恶这种糜烂陋习，为此，他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其二，提倡节俭美德。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李亢、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为儿子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其三，教子力戒奢侈以齐家。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鉴戒。他曾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逸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司马光一度在朝廷做谏官（职责是对皇帝谏诤），在无数的谏奏中，关于劝俭戒奢方面的占了一大部分。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佚名）

    司马光的处世之道

    在900多年前，河南光山县发生了这样一件远近闻名的事：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场院里玩耍。场院里放着一口存满水的大缸。有一个孩子攀上缸沿，一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大家一看不好，都吓跑了。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有跑，而是当机立断搬起一块石头往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流出来，掉进缸里的孩子得救了。这件事传播开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一直流传至今。那位机智的小朋友就是宋朝伟大的史学家、《温公家范》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对于家庭中各种成员，包括有各种亲属关系的人，甚至连乳母、保姆也包括其中，对他们的待人接物、立身行事都作了简要明确的规定，指出其各自依照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身份，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虽多属治家之事，但仍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司马光对于处世之道，有总的原则，也有具体的要求。

    其总的原则是一个“忍”字。司马光摘引史传说，郓州寿张有个张公艺，九世同居。唐高宗封泰山时幸其宅，问所以能睦族之道。张公艺请纸笔以对，写下了100多个“忍”字，用来表明自己的意思。他认为家族所以不协，由于尊长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礼节或有背，彼此责备埋怨，于是发生争执，产生隔阂，“苟能相与忍之，则常睦雍矣”。老一辈须忍，晚辈也须忍，相互能忍，则会减少许多摩擦，人际关系则会和谐起来。

    “忍”的目的在于求得家族的和睦团结，兴旺发达，代代相继，永嗣不绝。吐谷浑河豺令子折一箭与折十九箭相比，说明“单者易折，众人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的道理。司马光引用这个故事，告诉世人戎狄犹知宗族相保以为强，华夏则更应如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类构成的最基本的组织，要处理好社会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进而处理好宗族关系。司马光认为一个人与家庭、宗族如同枝叶附于根干，手足系于身首。首先，要使人们如父子兄弟之亲，人们知道爱其父，就知道爱其兄弟；知道爱其祖，就知道爱其宗族。扩而大之，由爱亲爱家扩展为爱他人、爱宗族、爱百姓、爱民族、爱国家。反过来说，“爱亲者，所以爱其身也；爱民者，所以爱其亲也。”因而自古以来，圣贤没有不先亲其九族，然后能施及他人者也。

    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司马光提出的处世要求是相当具体的，内容也相当细致，如要求人为祖者，要努力教育后代，不要只考虑给后人留下丰厚的财产，使其思累世用之，莫能尽也。司马光认为有能力的后代，不需凭借祖产，就会自己创下一份产业；而不肖的子孙，即使祖业再富有，也会被毁坏于一旦，祖业往往成为其变坏的一个因素。因此他主张留给子孙的是德是礼是廉是俭。

    司马光在《家范》中对子孙辈的首要要求是孝。他指出子孙不孝有五种表现：“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戳”；“好勇斗狠，危父母”。这“五不孝”虽是针对子孙对待父母而言，但若是放在社会上，这些懒惰、酗酒、赌博、贪财、自私、放纵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等行为，也实属干扰社会、败坏道德之劣行。如果能摒弃这些劣行，那他不但是家庭中的孝子，也是社会上的良民。

    司马光还认为，子孙孝父母，首先要做到敬。他引用孔子的话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仅仅赡养父母，这是连动物都做得到的，重要的在于敬重，“冬温夏清，晨昏定省”，照顾周全，听从父母的教诲，注意自己的名声，在精神上给父母以安慰。

    司马光还提倡“孝而不失规劝”。他认为子女规劝父母，是为了补救父母的过失，父母的话是对的，子女不听从是不孝；父母的话不对，子女却听命顺从，这是把父母推到罪恶中去。这种子女不过是不相干的路人罢了。这种对待孝的态度，是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陈腐观念的大胆突破，比起“子孙受长上诃责，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的愚忠愚孝来，不知开明了多少。（佚名）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熏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他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成名就。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

    庆历五年（1045年），27岁的司马光被调到京城做官，改授为大理寺评事，补国子监直讲，不久又迁任大理寺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由他父亲生前好友、当时任宰相的庞籍推荐担任了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寺礼院。馆阁校勘是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工作的职务，这对爱好经史的司马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务，为他借阅朝廷秘阁藏书提供了方便，对于他研究经史十分有利。在这期间，他写了《古文孝经指解》，并约同馆阁僚友集体上疏请求把荀子和扬子的书加以考订印行，不致使先贤之经典湮没不传。在同知太常寺礼院的职事中，他对于维护封建礼法制度也很认真负责。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又在庞籍的推荐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他从此担任了史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更专心致志地研究史学，探求先贤治国之道，联系当时政治实际取得了很大成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以后，他与当时很有名的官僚学者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有了很好的友谊，他们之间志趣相投，使司马光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很多教益。这时由于多次举荐他的庞籍失去相位，出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知州，司马光也被调离朝廷，做了庞籍的助手，出任郓州学典，再升任该州通判。第二年冬，他又随庞籍去并州（今太原市）任通判。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他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谏，当庭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后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责罚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则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完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赵曙为皇子。

    英宗赵曙是宋太宗的曾孙濮王赵允让之子，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社稷之臣”。后来继位的宋神宗因此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司马光的治国主张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史上的两颗明珠，至今仍为世人所推崇。《资治通鉴》著述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评论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68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当时，“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则更是“天下皆是，家家挂像，饭食必祝”。一个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期间的历史。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320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内容比较翔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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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游是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以爱国思想和卓越的诗篇闻于古今，他的《放翁家训》是其于乾道四年（1168年）写成，用来告诫子孙后代的。陆游在书中所提倡的处世之道，虽多为日常生活，且多为琐事，但都是人们应戒之、慎思之的，其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可视为金玉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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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的《官箴》是千百年官场文化思考者思想的薪传、经验的积淀。该书仅一卷，词简义精，每一则都堪称空前绝后，是真正的传世绝学。书中总括了当官之法的三字诀：“清、慎、勤”，被后世学人士大夫誉为“千古不可易”，影响深远，并广为后学官箴援引。《官箴》虽是为规诫官员们而写的，讲的却是关于为官处世的要求，但其中的许多处世之道对一般人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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