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读了几首诗，是一个杰出的画家写的，立意非常新颖，不落俗套。先不说诗的主题怎么样，字里行间传出一种告诫的意味。这些诗句中所倾注的感情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包含的思想的价值。坚信自己的思想，坚信内心适合自己的就适合所有人——这就是所谓的天赋。如果你说出心底的信念，那么那信念就一定会变成普遍的感受；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最隐秘的就会转变成最公开的——“最后的审判”的号角会把我们最初的思想归于完善。尽管每个人都非常熟悉心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认为摩西、柏拉图和弥尔顿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对书本和传统的蔑视，他们只说自己想到的东西。当心灵的微光从内部闪过，人应该学会发现和观察它，而不是去发现和观察诗人和圣贤的天空里的光彩。他却只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东西，就擅自摒弃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天才的每一部作品中发现我们自己抛弃的思想：它们回到了我们身边，却带着某种疏远的威严。从对我们的教益而言，伟大的作品也不过如此。它们对我们的教导是：越是对方呼声最高的时候，我们越要平心静气的坚持我们自发的感想。否则，第二天，我们曾一直想到和感受到的东西，就成了某个陌生人的高明的见解和想法，我们只能被迫从别人那里取回原本是自己的见解，而且还要满怀羞愧。
每个人在求学时期的某一天都会得出这样一种信念：妒嫉就是无知，模仿等于自杀；一个人无论是好是坏，必须让命运属于自己；如果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就不会有任何一粒有营养的粮食自己送上门——即使这广阔的宇宙不乏善举。他潜藏的力量十分奇妙，除他之外再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本领，而且他也要经过尝试，否则他自己也不会知道。一张脸、一个人、一件事，在他那里而不是在另外一个人那里留下深刻印象，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铭刻在记忆中的这种东西有着提前确定的和谐。眼睛能看到那道光线，是因为它被安置在了那道光线应该照到的地方。我们无法充分的表现自己，而且我们感到羞愧——对各自所代表的那种神圣观念的羞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这种观念特别恰当，必然会创造好的结果，因此应该去忠实的传达它，可是这份功业，上帝可不愿意让懦夫来阐明。只有竭尽全力地用心工作，一个人才会感到安心和快乐；如果他并没有这样说或者这样做，那么他将不得安宁。那是一种为解脱而做的解脱。还处于尝试的阶段，他就被他的天赋所抛弃；灵感、发明、希望，全都没有。
信任你自己吧，每颗心都在随着那根铁弦颤动，接受你的位置吧，神圣的天意早已给你安排好了。接受和你同时代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社会以及种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伟大的人物总是这样，而且把自己像孩子一样托付给同时代的天才，以此表明自己的心迹：绝对可信的东西就在他们心底藏着，通过他们的手在活动，并主导他们的存在。我们都是成年人，必须在最高尚的心灵里接受相同的超验命运；我们不是躲在安全角落的婴儿和病人，也不是革命面前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是领袖，是救世主，是恩人，服从上帝的旨意，冲向混沌和黑暗。
对于这个问题，在儿童、婴儿甚至动物的脸和行为上，大自然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啊！那种分裂和叛逆的心灵，那种对某种感情的怀疑态度（我们可以计算出违背自己旨意的力量和手段），他们并不拥有。他们有完整的心灵和未被征服的眼光，当我们盯着他们看时，惴惴不安的反而是我们。幼年时不会对任何人顺从：所有人都要顺从他，所以通常是一个婴儿会让四五个逗他玩的大人都变成婴儿。同样，上帝也赋予青少年和成年人所应得的桀骜和魅力，使他受人羡慕、受人亲近，使他的要求能被重视，假如他愿意尊重自己的话。不要认为青少年不能跟我们讲话，就认为他们没用。听！在隔壁的房间，他的声音清晰而果断。看起来他知道怎样在同龄人之间谈话。羞怯也好，勇敢也好，他总会知道怎样让我们这些长辈变得无足轻重。
小孩子不必为吃饭发愁，而且还不屑于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去讨好他人——就像贵族老爷一样，这种泰然自若的气质正是人性中的健康心态。在客厅里的孩子如同在剧院里的坐低价票座位的观众；无拘无束，不负责任，在自己的角落躲着并观察眼前的人和事，以孩子的迅速、简要的方式审讯、宣判他们的功过，他们或者好，或者坏，或者有趣，或者傻啦吧唧，或者能言善辩，或者令人生厌。因为他不去考虑后果也不必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一种独立的、真实的判决。而你要讨好他，他却不必讨好你。成年人却不是这样，他早被自己的意识紧紧的禁锢起来了。一旦他有什么大胆的行动或者言论，立刻就相当于身陷囹圄，他受到无数的人的关注，有的同情，有的愤恨，他不得不考虑这些人的这些感情。这里没有忘川（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之一，亡灵喝了河里的水就会忘掉一切）。他是多么想重新回到他的中立位置上去啊！所以，谁能逃避这种种誓约，或者虽然已经履行，但是还能以原来的那种不被左右、不被偏见束缚、不接受贿赂、不畏强权的纯真来履行，谁就一定能受到别人的敬畏。他经常对时事发表看法，这些看法明显不是一己之见，而是警世名言，所以非常振聋发聩，令人闻而生畏。
这都是我们远离人群时所听到的声音，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世界，它们就渐渐衰弱，终至无声。社会各处都在阴谋反对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每个成员之间都达成协议：为了向每个股东提供食物时更有把握，就必须将其他吃饭的人的自由和教养消除。其中最必备的美德就是服从，自立却是让它深恶痛绝的东西。真相和创造者，这不是社会所喜欢的东西，它喜欢的是名义和传统的规矩。
所以无论要做什么样的人，都决不能做一个顺民。想要获得永恒的荣誉，就绝不能止步于表面的善举，而是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善。说到最根本之处，除了使你自己的心灵完善，其他任何神圣之物都不存在。解脱自己，回归自我，你一定会赢得全世界的赞赏。在我小时候，有一位益友总是用教会的教条麻烦我，我还记得我是怎样不假思索的回答他的。我说，如果我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那我与神圣的传统有什么关联？我的朋友启发我说：“这些冲动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我回答说：“未必吧。不过假如我是魔鬼之子，那么就让我按魔鬼的生活来生活好了。”依我看，除了我的天性这个法则，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神圣的法则。好坏不过是一些名义上的说辞，随便那里都可以挪用。只要是符合我的性格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违背的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在所有反对势力面前修身做事，仿佛一切都是有名无实，过眼烟云，唯独他是例外。一想到我们轻易的向徽章和虚名，向大社会和死体制投降，我就感到羞愧难当。每一个举止得当、谈吐优雅的个人比起真理来更能影响和触动我。我应该昂首挺胸充满气势地走路，想方设法地直言不讳。假如怨恨和空虚穿着慈善的外衣，将行得通吗？如果一个怒气冲冲的、顽固到底的人设想慷慨宽大的废奴运动，带着来自巴巴多斯的最新消息来找我，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说：“关心你的孩子去吧，关心你的伐木工人去吧：要和善、谦逊，要有气质，想要用对万里之外的黑人表现出来的关心来掩饰你那咄咄逼人的野心简直是痴心妄想。你对远处表现的爱就是对自家的恨。”这样向人致意虽然粗鲁不逊，但是说真话要比假仁假义更合适。你的善良必须要比较尖锐——否则就算不上什么善良。仇恨论低泣和抱怨的时候必须要被宣扬成仁爱论的对策。我会在我的天才召唤我的时候避开父母妻子和兄弟。我要在门楣上写下“想入非非”。我还是盼着最终结果能比想入非非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把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解释上面。别指望我会说明我为什么想群居或者独居。也别像如今的善人的那些做法，对我说什么有改变所有穷人处境的义务。
那些穷人，他们是我的吗？我告诉你，你这笨蛋善人，我不会把钱送给那些我们彼此互不相干的人，一分都舍不得。由于有种种精神上的共鸣，对某一个阶层的人，我是可以由他们随意调遣的；如有必要，我不惜为他们赴汤蹈火。但偏偏不做你那些各种名义的廉价的慈善活动；不参与那些愚人学校的教育；不建造那徒劳无功的教堂，况且现在已经造了很多，基本都没什么用；不向酒鬼施舍；不组织那些反复重复的救济团体——虽然我也会略有羞愧的承认：我不得不在有时候破费一块钱，可是那是毫无善意的一块钱，不久之后，我就有勇气不给了。
通常认为，美德完全是意外之举，而非规则。人跟他的品德是两码事。人做的那些所谓的善举，如见义勇为、扶危济困之类，就跟他们必须为不参加日常的游行而缴纳罚金作为抵偿一样。他们干这种事只算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种赔罪或掩饰——好比病人和精神病患者交的巨额的伙食费一样。他们的美德就是苦修赎罪。我不想赎罪，我只想生活。我只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了观赏。我更希望它能低调一些，好能真实而平等，而不愿意它光彩照人，动荡不安。我希望它健康甜美，不必去忍受饥饿和病痛。我要的是“你是个人”这样主要的证据，而不是脱离了人只论及他的行动。我知道，对于那些所谓的高明行动，无论我是做了还是避免，于我本身来说其实无关紧要。我拒绝在我已经拥有权力的地方再购买特权。我虽然无德无能，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因此没必要为了让我自己或我的同伴安心而要求别人给予保证。
人们所想的事与我无关，我必须做的只是与我有关的事。这一规定，在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伟大和渺小完全可以据此来区分。因为你总会发现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比你还清楚你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因此，这一规定显得更加严厉了。在世界上，以世人的观点生活很容易；在隐居时，以自己的想法生活也不难；可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他能在无数俗人之中完美的保持了特立独行的个性。
反对顺从一些对你来说已经僵化死去的习俗的原因，就在于它会分散你的精力，耗费你的时间，模糊你的人格。如果你支持一座僵化死去的教堂，为一个僵化死去的圣经社会效命，跟随一个大的政党去投票支持或反对政府，像白痴的管家婆一样摆你的餐桌——在这一切的遮掩下，让我发现真正的你是很难的。不过，做你自己的事，我就会了解你。做你自己的事，你就会让自己充实。一个人必须明白：顺从这种手段根本是捉迷藏。假如我知道你的派别，我就会预测出你的论调。我听说一位牧师把该教会制定的一项规章制度宣布为布道的题目。他根本说不出一句新鲜自然的话，我难道不会事先得知？尽管他夸夸其谈该项制度的存在依据，他却百分之百不会去做那样的事，对此我难道不清楚吗？他保证只看问题被允许看的那一方面，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看，而不是以人的身份去看，我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被聘请的律师，法官席上的好些派头都是空洞到极点的装模作样。唉，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眼睛用一块手绢蒙住了，并把自己束缚到某一个普遍适用的观点上。这种顺从不仅让他们在几件事上弄虚作假，编造谎言，而是对所有的事情都阳奉阴违。他们的每个真理都说不上真。他们二不是二，四也不是四；所以我对他们说过的每句话都懊恼万分，我们不知道让他们改邪归正的着手点在哪里。与此同时，我们被本性急不可耐地套上我们所追随的党派的囚服。我们慢慢地长成同样的脸孔和身材，慢慢的学会了最温顺的愚蠢的表情。特别是有一种禁欲修行的经历，它也在一般历史中成功的大显身手，我说的是那“赞颂的蠢脸”，那勉强笑容，那是我们在与人相处，在我们对谈话毫无兴趣却要寒暄时假装出来的。肌肉活动不是自然的，而是被一种低劣不堪、跋扈蛮横的力量所牵弄着，紧紧的在脸的轮廓上绷着，心不甘情不愿的。
因为不顺从，世人就对你处处不满，大加鞭笞。因此一个人必须学会判断别人的脸色。无论在街上还是朋友的客厅里，他都会遭人白眼。假如这种反感像他自己一样也来自鄙视和抵触，他不如耷拉着脸回家算了。但是人民生气的脸孔跟他们欢喜的脸孔一样，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而只是随着社会舆论的导向而被操纵着转换。不过比起议院和学校的不满，群情激愤要可怕多了。一个有丰富阅历的坚强人物，忍受有教养的阶级的愤怒算不上难事。他们的愤怒有所节制，因为他们本身胆小如鼠，本来就不堪一击。但是，如果在他们阴沉的愤怒之外再加上人民的愤怒，如果再有被鼓动起来的无知的穷人，如果还有被激发起来嗷嗷咆哮，龇牙咧嘴的社会最底层的野蛮势力，那么就只能需要极大的胸怀和宗教修养大显身手，把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对待了。
让我们不敢自信的另一个恐惧就在于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将我们过去的言行奉为金科玉律，因为在别人的眼里，除了我们过去的言行，再也没有其他用以推测我们为人处世的依据了，而且我们也不愿意让他们失望。
但是为什么你要有头脑呢？为什么将你腐朽的记忆拖来拖去，惟恐与你在某个场合发表的言论自相矛盾呢？就算你自相矛盾，那又算得了什么？智慧的标准之一似乎就是绝不一味的依赖你的记忆，甚至也不怎么信赖纯粹的记忆行为，而是把过去带进现实，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判定，并且永远生活在一个新时代里。你已经在你的形而上学里拒绝了对上帝赋予人格：然而当灵魂的种种虔诚的意向到来的时候，那就尽心尽力的服从它们好了，尽管他们竟然赋予了上帝形形色色的外表。抛弃你的学说逃跑吧，就像约瑟夫把他的外衣丢在妓女手里那样。
愚蠢的一致性是心灵卑微猥琐的表现，却受到小政客、小哲学家和小牧师的顶礼膜拜。如果强求墨守陈规，伟大的灵魂就将一无所成。他还不如去关心自己在墙上的影子。现在你有什么念头，就坚定地说出来吧，尽管它可能跟你今天所有的事都自相矛盾——“啊，那么你肯定会被人误解的。”但是被人误解真的那么可怕吗？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被人误解过，苏格拉底、耶稣、路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凡是有血有肉的每一个纯洁和智慧的精神都是这样。想要伟大就注定要被人误解。
我想，没有谁能违背自己的本性。他迸发的感情源于自身的存在规律，就好象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起伏不断，但在地球的曲线中仍然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衡量、揣度一个人，都无关紧要。一个人的性格就像离合体诗歌或亚历山大体诗歌——无论正读、倒读、斜读，拼出的字母都一样。上帝准许我过这种让人愉悦、表示悔过的丛林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让我不会瞻前顾后，只需要每天记录下自己真诚的思想。尽管我无意为之，也看不出它所具有的性质，但我毫不怀疑，人们将会发现这种思想的对称和和谐。我的书应该散发松树的香气，回响着昆虫的鸣叫。我窗前的燕子应该用它嘴上叼着的线头、草叶来为我筑巢。我们是什么样，别人就会把我们看成什么样。性格教育的作用远远高于我们的意志。人们总是认为只能通过外部行为展示善或恶，却不知道，善或恶时时刻刻都在自己散发着一种气息。
尽管人的行为千差万别，但是总会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这样，任何一个行动都会在它们的关键时刻显得实实在在。因为都是出于同一个意愿，所以无论行为看上去有多大差别，结果必将是和谐统一的。在一定距离、一定高度的时候，那种行为上的多样性就看不出来了。一种趋势让它们都连为一体了。最好的船只的航线也都是蜿蜒曲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趋于笔直了。你真正的行动会解释明白你自己，也会解释明白你其他的真正行动。墨守陈规不能解释任何事情。独立行动吧，你独立做的事情从现在开始就会证明你的正确。伟大诉诸于未来。如果我今天确信自己做对了事情，并且蔑视别人的眼光，那就表明我先前的正确行为正在为今天的自己做辩护。不管未来什么样，现在就把事情做对。如果你能永远蔑视外表，那么你就能永远把事情做对。人格的力量是不断积累的。以前的种种善举都会让今天的我们受益。是什么造就了议会和战场中的英雄们让人心潮澎湃的威严。是因为过去曾经拥有的光辉岁月和辉煌战绩。这些光辉岁月和辉煌战绩汇成一束光辉，把勇往直前的行动者照亮。仿佛一队看得见的天使在护送着他。正是这个东西让查塔姆伯爵声如雷鸣，让华盛顿的举止威严，让美国进入了亚当斯的眼睛。荣誉之所以让我们充满敬意，是因为它不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一直是传统的美德。今天我们之所以崇拜它，恰恰因为它不属于今天。我们对它热爱、敬仰，只因为它不是为捕捉我们的热爱与敬仰所布下的陷阱，而是自力更生，因而具有一种古老纯洁的血统，即使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也是这样。
我希望今天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和墨守陈规。从今往后就让这两个词宣布作废，并变得荒谬可笑。让我们听到的不再是开饭的锣声，而是斯巴达横笛吹出的美妙旋律。让我们再也不必卑躬屈膝、赔礼道歉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要来我家吃饭，我可没有讨好他的意思，我倒希望他应该是来讨好我的。我要站在这里维护人性，尽管我想让他仁慈博爱，但我更愿意他能真心实意。让我们与举世为敌的情况下侮辱和斥责当代那些圆滑世故、自以为是的作风，并把一切已经成为历史结论的事实扔到习俗、贸易和政务的面前：哪里有劳作的人，哪里就有一个伟大负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在发挥作用；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任何时空，而是所有事物的中心。凡是他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天性和自然。他衡量你以及一切人和事。通常，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使我联想到别的某件事或者某个人。性格和现实让你联想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他就是世间所有的东西。人必须要做到顶天立地，使得周围的一切环境都显得无足轻重。
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的宏伟计划需要无限的空间、人员和时间来完成——而子孙后代就是这一计划的忠实追随者。凯撒诞生了，很多时代过去之后我们拥有了一个罗马帝国。基督诞生了，无数心灵依附着他，忠心耿耿，久而久之，又把美德和他的潜能融为一体。一种制度是一个人的延长了的影子，好比古代隐士安东尼与修道院，路德与宗教改革，福克斯与贵格会，卫斯理与卫理公会，克拉克森与废奴运动，而西庇阿被弥尔顿称为“罗马之巅”。一切历史都可以易如反掌地把自己融入少数几个勇敢坚定的人的传记之中去。
那么就让一个人认清自己的价值吧，然后把万物都踩在自己的脚下。他不必像可怜的被救助的孤儿、私生子，或者爱管闲事的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躲躲藏藏，这个世界是为他而存在的。可是一个街上的普通人并不懂得寻找自我价值，他在看着一个高塔或者一尊大理石神像的时候，就会自惭形秽，因为他不知道发现自己身上的价值要比制造高塔和雕刻神像所费的时间还要多。在他看来，一座宫殿，一尊雕像，甚至一本贵重的书，都拥有一种令人无法接近的傲慢神情，很像一个衣着华丽的马车夫，似乎对人这样说：“你是谁啊，先生？”其实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都在吸引他的注意，并盼望他将它们弄到手。那幅画不是在向我发号施令，而是在等着我去鉴定，并由我来决定它是否有获得赞赏的资格。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一个醉鬼烂醉如泥的躺在街上，被人抬到公爵府上，给他梳洗打扮干净后把他放在公爵床上，等他醒来之后，他被以公爵之礼对待，人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并向他保证说他只是一度神志不清。这个寓言之所以讨人喜欢，是因为它恰到好处的象征了人的生存状态，人活着就是一个醉鬼，但是有时候就会清醒过来，恢复理智，然后发现自己原本就是一个真正的王子。
我们读书就等于乞讨、谄媚。在历史中，我们被自己的想象所欺骗。王国和贵族，权利和庄园，比起小家小户的日常工作中的普通小人物约翰和爱德华来，要更加堂皇。可是对两者来说，生活中的事情是相同的，两者的总数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要对阿尔弗列德、斯坎德贝和古斯塔夫尊崇备至呢？就算他们功高盖世吧，难道他们包揽了整个天下的所有恩德？今天，一个人的得失全靠自己的个人行为，就像从前那些生命赫赫的人物要借助追随者的脚步一样。一旦普通百姓做事的时候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国王行为上的光辉就会转移到仁人志士的行为上了。
世界一直处于国王们的引导中，像磁石一样，他们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他们教导世人要互敬互重。国王这个高尚或伟大的业主，按他自己的法律在人们中间活动，制定他自己待人接物的标准，推翻他人的标准，以荣誉而非钱财进行奖励，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对于以上种种做法，人们处处任其所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赤胆忠心就等于一种象形文字，大家朦胧的用它象征他们关心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个人享有的权利的意识。
一旦我们开始追究自信的根源，所有的原始行为展现出来的魅力都将迎刃而解。谁是那受信赖的人？一种普遍的依赖所基于的原始的“自我”又是什么？那没有视差，没有可测元素，科学难以探究的恒星，其本质是什么呢？让它们将美丽的光束投入到那些猥琐卑劣的行为中的力量是什么？这种探究让我们追根溯源，原来那既是天才的本质，又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的根源，我们把它称为“自发行为”或者“本能”。这种基本的智慧我们称之为“直觉”，之后的教导则都是“教诲”。在那种深奥的力量，也就是无法分析的终极事实中，所有的事物发现了它们共同的根源。生存感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的在个人身上产生的，它跟万物、空间、光、时间、人不仅没有什么不同，反而跟它们合为一体，显然，也是从它们的生命与存在所产生的同一个根源上产生的。我们起初与万物共同生存，随后才将他们视为自然界的张张面孔，而忘记了我们共同的起源。思想和行动的源泉就在这里。这就是产生赋予人智慧和呼吸的器官，只有无神论者才会予以否认。我们置身于无垠的智慧之中，接受真理并为之效力。当我们发现正义以及真理时，我们不必主动做任何事情，而只须给它的光辉让路即可。我们要是究其来源，试图窥视造成万物起因的灵魂，所有的哲学就无处着手了。它的存不存在就是我们所能证实的全部。每个人都能够区别他自己心灵中的自主行为和无意识行为，而且知道绝对的信仰的原因就在于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虽然他会表达不当，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就像知道白昼和黑夜一样无可置疑。我故意的行为与获得总是飘忽不定——漫无边际的幻想，微乎其微的自然感情，驾驭着我的好奇和动机。思想空洞的人在述说知觉和见解时常会自相矛盾，因为他不能对知觉和观念加以区分。他们满以为对一件事而言，我想看见这件就是这件，想看见那件就是那件。然而知觉不等于异想天开，而是必然存在。如果我看见了一种特性，随后我的孩子也会看到，最后，整个人类全都会看到——虽然很凑巧的是在我之前无人看到。因为我对它的知觉犹如天上的太阳一样，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灵魂和神灵间的关系非常纯洁，所以想要寻求外来帮助反而会有亵渎的嫌疑。情况必然如此：上帝说话的时候，他要传达的是所有事而不是一件事；他的声音会响彻全世界；他应该从现在思想的中心散播出光明、自然、时间、灵魂，把全体从头开始，重新改造。纯真的心灵接受一种神圣的智慧的时候，古老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手段、导师、经文、寺庙，全都土崩瓦解；这个心灵在现在生活，把过去和未来全部都融入现在。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显得无比神圣——而且彼此平等。所有事物都被它们的起因融进他们的中心，而且在普遍的奇迹中，那些小规模的、特殊的奇迹就消失了。因此，假如一个人自称了解上帝，谈及上帝，而且使你回想起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灭亡了的古老民族的用语时，无视他的话吧。作出完美表现的应该是橡果而不是橡树吧。一个人把自己成熟的存在贯彻到父亲身上而不是孩子身上，对吧？所以，为什么产生这种对过去的崇拜呢？过去的每个世纪都在阴谋反对健全的心智与心灵的权威。时间和空间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已，但灵魂却是光明。它出现的地方就是白昼，它消失的地方就是黑夜。如果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我的存在和形成的一种令人愉快的寓言的话，那它就是一种鲁莽的行为，一种伤人的举动。
人总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他不再刚强正直；他没勇气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直引用先贤的名言。面对一片草叶和一朵盛开的玫瑰他会感到无地自容。不管是从前的玫瑰花，还是更好的玫瑰花，我窗前的玫瑰花总是满足于它们自己的现状；今天它们为自己而生，与上帝同在。对它们而言，没有时间，有的只是玫瑰。它存在的时时刻刻都是尽善尽美的。在嫩叶绽开之前，它的整个生命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在盛开的花朵里看不出它的多；在光秃秃的根部也看不出它的少。它的天性被满足了，他也满足了大自然，任何时刻都一样。可是人却总在拖延、总在回忆，他不在现在生活，而是回首往事，哀悼过去，要不就不理会周围的财富，却掂起脚尖展望未来。如果他不和自然一起超越时间，生活在现在，那么他就不会拥有快乐和坚强。
这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看看那些坚强的智者竟然没勇气听上帝本人的教诲，除非他说的是我所知甚少的大卫、耶利米或者保罗的语句。我们不能永远抱定几篇经文、几个传记。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死记硬背老太太、家庭教师教的话，等长大后，还要死记硬背偶然看见的有才华、有个性的人们的箴言——不知辛劳的背诵他们说过的原话；后来，便开始赞成这些人话语中蕴含的观点，加以理解后才愿意丢开那些原话；因为此时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恰当地运用那些话了。如果我们活得真实，我们就会观察地真实。那就像强者保持坚强或者弱者保持软弱一样容易。一旦我们拥有新知，我们就会很乐意像处理以前的垃圾一样把储藏的财宝从记忆里清除。谁能与上帝生活在一起，谁的声音就能像溪水的潺潺声和稻田的沙沙声一样的美妙。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一论题的最高真理仍未言明；大概也无法言明，因为我们所谈到的一切不过是对直觉的遥远的记忆而已。下面这样的情况，就是我通过现在最能接近的手段来表达的那种思想。当幸福向你靠近时，拥有自己的生命之时，一切都是非同寻常的，你无法发现别人的足迹；你无法看见别人的脸孔；你听不到任何名字——那种渠道、思想、幸福必然是极端新颖的。实例和经验必定被它全部排除在外。你取道于人，而不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一切曾经生活过的人都是它的被遗忘的代理者。害怕和希望同样都在它的影响之下。即使在希望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幻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称之为感激，也没有什么充分的快乐。共性和永恒的因果关系被凌驾于激情之上的灵魂所看见，并发现了真理和正义的自我存在，因为知道事事顺心，所以就非常镇定。大自然的无限空间，大西洋、南太平洋——时光轮转，年复一年，世纪更迭——都没关系。我的所思所想曾是我每一种生活状态和处境的全部，现在依然没变，这就是所谓的生死的基础。
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逝去的岁月。一旦静止，力就不复存在；它存在于由旧到新的状态的过渡时刻，存在于对海湾的冲击之中，存在于向目标投掷之中。这是一个让世界讨厌的事实，却是灵魂形成的事实；因为它永远贬低过去，把富足转变成贫困，把名誉转化为耻辱，把圣人与无赖混为一谈，把耶稣和犹大一并推开。那为什么此时我们还要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助呢？因为有灵魂在，力量就在，它是原动力而不是自信力。谈论依赖只是一种拙劣而肤浅的话题。因为依赖在起作用并存在着，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有依赖作用的事吧。我主宰自己，有谁能比我更顺从自己呢？虽然这不费吹灰之力，我必须借用精神的引力围着他转。当我们谈到杰出的美德时，我们认为它言过其实。我们看不到美德就是“顶点”，也看不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完全不适应接纳原则，就肯定会借助自然法则，征服和驾驭所有城市、国家、国王、富翁和诗人，因为这些全都不是顶点。
如同在每一个论题上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迅速的在这一论题上获得一个根本性的事实：一切事物都归于万能的上帝。自立精神是造物主的属性。它不同程度的进入了所有较低级的生命形式，它按照这种程度制定了衡量善的标准。真实的万物所包含的优点决定了它们的真实程度。商务、农牧、狩猎、捕鲸、战争、雄辩、个人影响都是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代表存在的美行还是虚假的行为，都会赢得我的敬仰。我看到自然界中同一条法则在为保护与发展发挥作用。能力是自然界中衡量正义的基本标准。任何没有自立能力的东西是不被大自然允许滞留在她的各个领域的。一颗行星的产生和成熟，它的平衡和轨道，狂风过后弯下的树又直起身来，每一个动植物的生命力，诸如此类，都是自给自足的，因此也是自立的灵魂的表现。
这样，一切都在集中：让我们不必漂泊，让我们足不出户。让我们只是宣布一下这神圣的事实，叫那些乱哄哄的强行闯入的人、书和制度目瞪口呆吧。叫侵入者脱下脚上的鞋，因为上帝就在这里。以我们的单纯来对他们作出裁决，以对自我法则的顺从向他们展示大自然的贫穷和我们自己的财富以外的富足。
然而现在我们是凡人。人对他人毫无敬畏之心，他的天才得不到规劝留在家里，好让自己与内心的海洋交流，而是走到户外从别人的缸里乞讨一杯水。我们必须独自往来。我喜欢礼拜仪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那胜过任何形式的布道。那些人看起来那么遥远，那么冷漠、那么贞洁，让自己置身于自己的礼拜座位中或圣所中。所以，让我们永远坐着。为什么我们应该装出我们的朋友、妻子、父亲或者孩子的那副糊涂样，就因为我和他们围坐在炉边，有着据说和我们一样的血统吗？所有人与我血统相同，我与所有人血统相同。我并不会因为就要继承他们的暴躁或愚蠢，我甚至不会为此感到羞耻。然而你的孤立不是物质上的，而应该是精神上的，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崇高。有时候，全世界好像都在阴谋把琐事夸大其词的来纠缠你。朋友、客人、孩子、疾病、恐惧、匮乏、施舍，聚集到一起来敲你的私人房间的门，说道：“出来，跟我们在一起。”然而，保持你原来的状态；千万别出来卷进他们的纠纷。人们是很有打扰我的本事的，我只能是淡然处之。除了经过我的允许，否则谁也不能接近我。“爱我所爱，有时候欲望过多反会使我们失去这种爱。”
倘若我们不能一步到位，拥有服从与信任的神圣情感，至少也应该抵制诱惑；让我们进入战争状态；唤醒雷神和战神，以撒克逊人的胸怀做到勇敢和坚定。这一点在和平年代敢于讲真话就能做到。制止这种虚情假意吧。别再让那些和我们交谈的受骗的和骗人的人心存幻想。对他们说，父亲啊，母亲啊，妻子啊，兄弟啊，朋友啊，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表面上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从今往后，我要做真诚的人。现在让你们知道，从现在起，我绝不服从低于永恒法则的任何法则。我不要盟约，只要亲近。我将尽全力赡养父母、抚育孩子，做妻子的忠诚的丈夫——但是供养这些亲属，我必须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法。不服从于习俗，而是做真正的自我。我再也不能为了你毁了自己或者你。如果你爱我是看中我的本质，那么我们会更加幸福。如果你做不到，我也能明白你们自有道理。我并不愿意掩饰自己的好恶。我愿意真心希望：只要是深沉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我愿意真心希望：在日月面前，只要是让我发自内心的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如果你高尚，我会爱你；如果你并非如此，我也不想假装殷勤去伤害彼此。如果你诚实，却不同于我的诚实，那么就去忠实于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我也愿意寻找我的同道中人。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自私的心理，而是出于谦恭和真诚。无论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多久，在真诚中生活同样符合你的、我的、所有人的利益。难道这些道理在今天听起来非常刺耳？你很快就会爱上你我的天性所设立的一切，而且如果我们追随真理，最终它会为我们指点迷津——然而，如此做法你可能会给这些朋友造成痛苦。的确如此，但我不会为了顾全他们的感情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和力量。况且，倘若将自己的眼光投向绝对真理的领域，人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性时刻，那个时候，他们会证明我的正确并做和我一样的事。
普通大众觉得，你摒弃了通行的标准就是抵触所有的标准，是纯粹的反律法主义：胆大包天的好色之徒会借哲学的名义为他们的罪恶镀金。但是，意识的法则常在。有两种忏悔，我们想要赎罪的话就必须做到其中之一。你可以采取直接方式，也可以采取反省的方式来澄清自己，从而完成你一系列的职责。考虑一下你是否满足了你和父亲、母亲、表兄弟、邻居、城镇、猫狗之类的关系；他们当中的每一个是否能够责备你。但是我也可以无视这种反省的标准来自我赦免。我有自己特有的严苛要求和完善的轮回方式。意识法则否认所谓的职责，我若能为它开罪，它便能帮我抛弃世俗的法规。要是有人认为这个法则太宽容的话，那就让他花一天的时间去遵守它的戒律好了。
丢掉人的普通动机，敢于相信自己会做一名领头人，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的。他要心地高尚，意念忠诚，目光犀利，这样，他才会堂堂正正的自立学说，自立社会，自立法律。这样，他的一个简单的目的才可以像别人的铁定的需要那样坚强。
人们明确的把某种东西称为社会，如果有人把它的各方面都考虑一下的话，他就会看到这些道德准则的必要性。人的肌肉和心脏似乎被抽出去了，于是我们就变的胆小如鼠、颓废消极、哭哭啼啼。我们害怕真理，害怕命运，害怕死亡，甚至害怕他人。我们的时代不能产生完美的伟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男女，他们能革新生活、革新我们的社会状况，可是我们发现大多数都是些破产的人，他们连自己都不能养活，空有豪情壮志，却无能为力，只好日夜委屈自己去乞讨。我们持家就等于乞讨，我们的艺术、职业、婚姻、宗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社会替我们选择的。我们是纸上谈兵的士兵，躲避着命运的恶战，而事实上战斗才是力量的源泉。
如果在他们的第一个事业中受挫，年轻人就会彻底的丧失信心。如果年轻商人失败了，人们就会说他破产了。如果一所大学里的优秀高材生，毕业一年之后还没有在波士顿或者纽约的市区或郊区工作，他和他的朋友似乎都认为他应该灰心丧气，抱怨终生。从新罕布什尔或佛蒙特来的一个健壮小伙儿一一尝试了所有职业，他赶过车，种过地，当过走街串巷的小贩，办过学校，当过牧师，编过报纸，进过议会，买过一块六英尺见方的地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多年以来永远像猫一样从没摔过跤，他自身的价值抵得上城市里的一百个庸人。他与时俱进，并不会因为没有“术业有专攻”而感觉低人一等，因为他并没有虚度此生。他并非只有一个机会，而是有上百个机会。让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放开人的聪明才智，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背靠柳树，不仅有能力，而且必须超凡脱俗。新的力量一定会随着自信的实施而出现。一个人就是诺言构成的肉体，生下来就是为了医治这个民族，他应该以我们的怜悯之心为耻，一旦他自主行事，把法律、书本、偶像和习俗统统扔到窗外，我们就不再怜悯他，而是要感激和尊敬他——而且那位导师一定会重现人生的光彩，让人名留史册。
要使一种更伟大的自立精神在人们的一切职责和关系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不难。在他们的教育中、事业中、生活方式中、社会交往中、财产中以及理论观点中。
首先，人们再做怎样的祈祷啊！他们所谓的神职缺乏勇敢和果断。祈祷的眼睛向外看，要求某种外来的美德寻求某种外物的补充，结果让自己在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协调的和奇迹般的无穷无尽的迷宫中迷失了。恳求某种商品——一种绝非完美的东西——是邪恶之举。祈祷是从最高的观点出发对生活事实进行沉思。它是一个观察着的欢喜的灵魂的自言自语。是上帝宣布自己功德时的精神实质。然而，把祈祷当作一种达到一己私欲的手段，就等于是卑鄙和偷窃了。它表示天性和意识之间存在着两重性和不统一。只有人和上帝合而为一时，他才不会有所乞求。那时，他会从一切行动中看到祈祷的存在。农民在自己的地里跪着祈祷除去杂草，船夫在一边划桨一边跪在船上祈祷，尽管目的都不怎么高贵，但这些都是回荡在自然界中真正的祈祷。弗莱彻的《邦杜卡》一剧中的卡拉塔奇，在人们劝他探究一下奥达特神的心意时，他回答说：“他的言外之意隐藏在我们的努力中，我们的英勇就是我们的真神。”
另一种虚假的祈祷就是我们的悔恨。不满就等于缺乏自立：也就是意志薄弱。如果悔恨灾难就能帮助受灾者的话，那就去悔恨吧；如果收效甚微，还是专心干你自己的事吧，这样，就已经开始补救灾害了。怜悯一样是低级行为。我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就连哭带嚎的，我们只好坐下来陪他们一起哀嚎，而不是向他们传授真理从而使之获得心灵的康复，或是给他们强烈的震撼，使他们重新与自己的理智交流。我们手上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幸运秘诀。自立的人永远受到神和人的青睐。所有的大门都为他敞开；无数的言语向他致敬，所有的荣誉汇集他一身，所有的目光都热切的注视着他。我们的爱出去找他，拥抱他，因为他并不曾需要。我们热心的、满怀歉意的抚爱他，赞美他，因为他从来只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从来都无视别人的非难。因为众人恨他所以诸神爱他。索罗亚斯德说：“在不屈不挠的凡人眼中，享受庇佑的神不过转瞬即逝。”
人们的祈祷是意志上的一种疾病，同理，他们的信条是智能上的一种疾病。他们对那些痴心的上帝选民说：“假如上帝不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的。你说吧，随便哪个人跟我们说，我们都言听计从。”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无法与我兄弟心中的上帝会面，因为他已经关上了他的圣殿的大门，仅仅在重复他兄弟的上帝，或者他兄弟的兄弟的上帝的寓言。每一个新的心灵就是一个新的类别。如果是一个异常活跃、能力超群的头脑，比如洛克、拉瓦锡、赫盾、边沁、傅立叶的头脑，那它就把自己的分类强加到别人身上了，看！一个崭新的系统。他的骄傲自满与其思想深度，及其触及并带给学生的事物之数量都恰到好处。但是，这一点尤其明显的表现在教义和教会中，因为教义和教会也是某个睿智的头脑依照基本的职责思想，依照人与上帝的关系建立的类别。加尔文派，贵格派，斯维登堡派莫不如此。学生喜欢以新术语为中心来讨论一切，好比一个新学了生物学的女生喜欢从中看到新土壤和新季节一样。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他的智力通过他对他的老师的研究而增长了。可是在所有紊乱的心灵里，这种类别被偶像化了，它不被看作一种可以很快用尽的手段，而只被看作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系统已经与宇宙融为一体了；天空中的日月星辰看起来就挂在他们老师构建的苍穹中。他们无法想象你们这些异类怎么有权看到——你们怎能看见；“必然是你们用某种手段从我们这里盗取了光明。”由于不成系统，那种光顽强不屈，会射进任何陋室破屋，甚至他们的也不例外；他们还是看不出来。让他们七嘴八舌的去争论一会吧，然后就将其据为己有。如果他们诚实、举止得体，那么他们整洁、崭新的棚屋立刻就会显得太狭窄，太低矮，立刻就会破裂、倾斜、腐坏甚至消失，而那不朽的光散发着青春的快乐气息，光芒万丈，五彩缤纷，将会照彻宇宙，就像创世之初的第一个清晨所作的那样。
其次，人们因为缺乏自我修养而迷信旅游，并崇拜意大利、英国、埃及的文化。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至今对旅游痴心不改。而那些使英国、意大利或者希腊在人的想象中受人敬仰的人们却如同一根地轴一样，固守着自己的位置，吸引更多的来者。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觉得职责就在我们的岗位上。灵魂肯定不是一个游客；智者固守家园，如果出于需要，出于职责，叫他离家出走或者客走异乡，他也依然滞留家中，而且还用他的面部表情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是在传播智慧和美德，，就像国王一样的访走访城市，拜会他人，而不是像一个商人或仆人。
只要人首先喜欢家居，不指望为了获得比他现有的知识更高超的知识而出国，我就不会武断的反对那些为了艺术、研究和慈善目的的环球旅行。为了享乐和猎奇而旅游是脱离自我的旅游，置身于古旧事物之中，即使正值年少，也会变老。在底比斯、帕米尔拉，他的意志已经变成那些城市那样，古老而坍塌。他把废墟带进了废墟。
旅游是傻子的天堂。最初，我们的旅程是我们发现了那些地方的冷漠。我在家里梦想着：在那不勒斯，在罗马，我可以陶醉在美中，丢掉悲伤。我收拾好行李，和朋友拥抱之后，登船出海，最后自那不勒斯醒来，身边严峻的事实让人无奈，伤心自己依然如故，只有逃离这一切。我寻找梵蒂冈和那些圣殿。在景色和联想中我假意沉醉，实际上却并未沉醉。我的巨人会陪伴我走到任何地方。
再次，可是旅游的狂热是影响整个智力行为的一种深刻而不健全的征兆。智力是居无定所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只会滋生浮躁。尽管我们的身体被迫困在家里，但我们的心灵还在四处游荡。除了心灵的四处游荡，我们的模仿还会是什么呢？我们按外国情调建筑房屋；用外国装饰品装饰橱柜；我们的见解、爱好、才能都十分贫乏，还在追随着“过去”和“远方”。灵魂创造艺术的地方正是艺术已经繁荣的地方。艺术家正是在他的心灵里寻找他的模型。那只不过是他在要做的事情上和要观察的环境上运用了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照搬陶立克式或哥特式的原型呢？美好、方便、宏大的思想，及其优雅的表现，离我们和别人都是一样近，如果美国艺术家对他们要做的事能满怀希望和爱心的去研究，考虑过气候、土壤、昼长、人民需求、政府习性和形式之后，他就会创造一座适合所有人居住的房子，而且还可以满足情趣。
坚持自我；绝不模仿。你随时可以用你终生修养的积蓄力量表现出你自己的天赋；可是，你若沿袭别人的才华，你就只能临时地、部分地占有它。每个人的长处，除了他的造物主没人能教给他。除非他展示自己的长处，否则没人知道那是什么。哪有教莎士比亚的老师？哪有能指导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和牛顿的导师？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独一无二的。西庇阿的西庇阿主义正是常人无法借取的。研究莎士比亚就永远不会成为莎士比亚。做好交待给你的事吧，不要奢望太高、鲁莽行事。这个时候，给你一种勇敢而崇高的表达方式，就像菲迪亚斯的巨大凿子，埃及人的巨型泥刀，摩西或但丁的大笔，但和这些又略有不同。尽管灵魂满腹经纶，雄辩无敌，也不可能自贬身份重复自己；不过，假如你听的见这些始祖说的话，你肯定也能用同样的声调去回答他们。因为耳朵和舌头虽然分属两种器官，但性质却是一致。安身于你生命的纯朴、高尚的领域，接受心灵的指挥，你一定会再现“前世”。
最后，如果我们的宗教、教育、艺术的眼睛都放眼国外，社会风气也会如此。所有人都以社会改良为荣耀，却没有一个人有所改进。
社会从没有前进。其倒退和进步都是一样的迅速。他不断的经历改革；野蛮社会的，文明社会的，基督社会的，富裕社会的，科学社会的，都会有，然而这种改革却不是改进。因为有得必有失。社会在得到新技艺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本能。穿着讲究，会读书、写字、思索的美国人跟赤身裸体的新西兰人的对比多么鲜明，前者有怀表、铅笔和汇票在口袋里，后者的财产仅限于一根木棍、一支长矛、一张草席，以及一间很多人共睡的木屋。可是，对比两者的健康状况你就会发现，白人原有的体力早己丧失了。假如旅行家所讲的是真的话，那么，试试用大斧子砍那个野人，一两天后，肉就会愈合，仿佛你先前砍进去的是柔软的树脂似的。可是，白人被那样砍就会没命。
造出马车的文明人却失去利用双脚的能力。他的身体用拐杖来支撑却失去了肌肉的支持。他拥有了高级的日内瓦表却失去了靠太阳判断时间的能力。他有一份格林威治天文年鉴，只要需要就必定会得到资料，可是大街上的普通人却不认识天上的星星。他不懂得观察夏至日和冬至日，也不懂得观察春分日和秋分日；整个年历清清楚楚，而他的脑子里却没有标记。笔记本损坏了他的记忆；图书馆让他的智力不堪重负；保险公司让事故频发。机器有害没害，我们有没有因为讲究文雅而失去活力，有没有因为陷于教条和形式中而失去某种粗犷的气质，这些都是问题。因为每个斯多葛都是斯多葛；但是，在基督教世界，哪儿有基督徒？
道德标准上的偏差并不比高度或者体积上的偏差大。现在的人也不比以前的人伟大，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伟人和现在的伟人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在十九世纪各种文化，包括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一起发挥作用的条件下所培养出的人物们，并不显得比普鲁塔克笔下两千三四百年前的英雄们更伟大一些，人类的进步并不是和时间的推移成正比的，一些伟大的人物譬如福四翁、苏格拉底、阿那克萨戈拉、第欧根尼，他们并没有留下类别。如果有谁能达到他们的类别，也不会把自己归于该类别之下，而是会独树一帜，成为开山立派的宗师。任何一个时期的技艺和发明仅仅是那个时期的装束，也没有振奋人心。改良过的机器的害处抵消了它所带来的好处，哈德逊和白令的那么多的伟大业绩都是乘着渔船完成的，这让装备已经集科技之大成的巴利和富兰克林也惊叹不已。仅仅用了一个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伽利略就发现了一系列史无前例、辉煌无比的天文现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乘坐的是一只无甲板的小船。每隔一段时期，就有一批原来的工具和机器被淘汰，这种现象可能让人觉得有点迷惑不解，因为这些东西在刚开始被人采用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伟大的天才其实也是普通人。我们把战争艺术的改进归功于科学的功绩，然而，整个欧洲确实被拿破仑用露营征服的，在这个过程中，有赤手空拳与敌搏斗的英勇，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念。拿破仑认为，一支完善的部队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建立的。拉斯·卡斯说：“并没有消灭我们的武器、弹药、粮食和车辆。然而到了后来，士兵效仿罗马人的做法，竟然自己解决粮食供应，用手磨磨面，自己来烤面包了。”
社会如同波浪，浪涛向前运动，海水却止步不前。同一个颗粒不会从低谷升到波峰，波浪的统一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某些人今天创建了一个国家，第二年他死了，他们的经验也会随之消逝。
因此，依赖财产，包括依赖保护财产的政府，这些表现都是缺乏自立。长期以来，人们只看物不看人，于是就把宗教、学术和政府的机构看作财产的卫士，如果攻击这些机构他们便会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在攻击财产。他们衡量相互尊重的标准不是看一个人是什么，而是看一个人有什么。但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出于对自己天性的敬重会为自己的财产感到羞愧。他非常憎恨他所拥有的东西，假如它是意外的收获——通过继承和馈赠，或者是违法手段得来，于是他觉得那是不该拥有的，那不是他的东西，并没有根植于他身上，而只是放在那里，只是还没有被革命、强盗抢走而已。然而，人的生存取决于获取必要的东西，而活生生的财产就是人所获得的东西。它不听候统治者、暴民、革命、火灾、风暴或破产的差遣，而是跟着人自我更新，与他同呼吸，共命运。阿里哈里发说：“你的命运在追寻你，因而你就停止追寻吧。”我们对外来之物的过分依赖导致对数量的盲目推崇。政党们的会议越开越多，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宣布一件事情就喧嚣一片。来自埃塞克斯的代表团！来自新罕布什尔的民主党人！来自缅因州的辉格党人！千万双眼睛在注视着，千万只臂膀在挥动着，此时此刻，爱国青年便感到比以往更加强大。改革家们也召集会议、投票选举、做大量的决定。不要再这样了，朋友们！想让上帝垂青进入你的心灵只有反其道而行之才行。人们只有放弃一切外援，独立自主我们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之处。他的麾下越是增加新兵，他就会变得越虚弱，难道一个人还不如一座城？不要去求别人什么，在无休止的变化中，你唯一的牢固支柱一定会立刻出现，支撑你周围的一切。如果有人知道力量是与生俱来的，知道自己软弱的原因是因为求助于外物的人，领悟到这一点，那谁都会毫不犹豫地依赖自己的思想，马上纠正自己，抬头挺胸，驾驭自己的躯体，去创造奇迹；就好像一个靠双脚站着的人比一个用头倒立的人更稳当一样。
因此，充分去利用一切被称为“命运”的东西吧。大多数人都在跟命运赌博，要么大获全胜，要么满盘皆输，这都取决于她的轮子转向何方。但是，这些你赢得的东西，你必须要放下这些非法所得，再去跟“因果”这个上帝的司法官打交道吧。有“目的”地工作、获取吧，“机缘”的轮子已经被你拴住了，从此以后，不会为它的旋转而担心了。政治上的胜利，利益的增加，身体得以康复，久别的朋友得以重逢，或者其它的好事，都会让你的精神感到无比振奋，于是你就认为前面就是你的好日子了。不要相信。除了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带给你安宁。除了必胜的原则，什么也不能带给你安宁。
§§§第二节《论自助》的本质内涵解读
由于推崇精神至上，爱默生的学说被认为是超验主义的。当时，一切非宗教的思想家都被视为异端，因此超验主义作为一个贬义词加在了爱默生的头上。由于爱默生等人的影响日益深广，超验主义一词逐渐失去其贬义，最终成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理论上的概括。
《论自助》过去是、现在仍是美国文学上最经常被引用的名篇。其基本内容是：每个人都应该依赖于自己的心灵感悟，都应该自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的。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独立后的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是一个富饶、广大、扩展的国家，具有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封建残余和君主制的影响，没有传统的或历史上传下来的无产阶级，似乎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或商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这就构成了美国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而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民主主义理想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超验主义这一冲击旧思想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保存了唯一理教派中的积极成分，如强调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作用，又吸收了欧洲唯心主义的思想材料，发展成了超验主义的思想体系。其超验主义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论自助》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
第一，推崇直觉，打倒权威。
超验主义观点的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在《论自助》中，爱默生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如此之直接，以致于寻求任何中介的帮助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亵渎，一颗纯真的心，随时都可以得到神的启示。届时，过去的事物消失了，像方法、教师、课文、寺院也就不复存在了。”爱默生的这种信念是他“超灵”学说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天性中都存着某种神性，因此有能力与自然直接交通。借助于“道德情操的直觉”，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最高的真理。这种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摆脱英国这一权威在精神上的控制，宣布了新大陆的独立精神。
爱默生所处的年代位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经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建成了自己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建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因此相应地提出了发展民族文化的要求。1776——1865年间出现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学艺术上的繁荣充分体现了美国高涨的民族意识及在文学上有所表现的强烈要求。爱默生在《论自助》中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正是体现了这种要在文化与精神上摆脱依附英国的状况。他在《论美国学者》演说中也表现出对外国学识的漫长的学徒时期即将告终的观点，说：“奔向生活的千万民众绝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冷炙来喂养。”在《论自助》中他所提及的不依赖于教师或书本等一系列的中介帮助就可以直接得到神的启示，其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要求美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英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论自助》中，他还提到：“对于外国货物的依赖导致我们奴性地依赖于数目。不同的政治派别多次在会议上相逢。在来自于埃塞克斯的代表团，来自于新汉普郡的民主党，来自于缅因州的辉格党的喧嚣的宣布声中，汇集的人越多，借助于成千双眼睛的注视与手臂的挥动，年青的爱国者就越感到自己强健有力。改革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召集会议，投票选举，并以多数表示通过。不应该是这样的，朋友们，只有通过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造物主才会屈尊进驻到你们的心中。我认为只有不依赖于外部的支持而能独自站立的人才是强壮有力而无敌的。显而易见，爱默生主张通过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来摆脱外界的帮助，让造物主进驻到人们的心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直觉、即本人的感悟力来获取知识和真理。而“数目”在这里则是一种权威，一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因此，爱默生这段话的现实意义则是对“自助”与“自立”精神的倡导。在独立后相当长时间内的美国作品往往是对英国小说的模仿的情况下、在“四海之内有谁读美国书？”的发问声中，倡导自立精神对激发美国人民奋发图强、发扬民族文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第二，宣扬个人意志，倡导发扬个性。
“虽然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任何的时间与地点，但他却位于万物中心。他之所在，即自然之所在。”超验主义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必定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里，爱默生讴歌了人、人的智慧与创造性，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把个人升华到“超灵”的境界。他把希望寄托于普通人的智慧和力量，驱散了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命定论”等僵死的教条迷雾，从而为美国的思想界吹来一股春风。他在《论自助》中还说：“在世界上，依从别人的看法而活着是容易的；在独居中，依照自己的看法而活着也是容易的；但是伟大的人物却是在人群中以最完美的柔顺保持着独居中的那种独立。”爱默生在这里宣扬个人意志，其实际意义就是倡导发扬个性。他自己曾说过：“民主主义的根基和种子就是相信自己，尊重自己的学说。人现在既胆小又怕惹麻烦，因此他就不再会是公平与诚实的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是’，而总是引用某位圣者或贤人的言论。这时的他该是羞于面对一叶草或一枝在风中摇曳的玫瑰。我窗下现在的玫瑰与以前的玫瑰无关，与比它们更好些的玫瑰也无牵涉：它们就是它们，它们现在与造物主共存。对它们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现在所存在的，只有玫瑰；在它存在的每一时刻，它都是完美无瑕的。在嫩芽初绽之前，它的整个儿生命力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花蕊盛开之际，它的生命力也不再会有更充分的展示了；及至花叶落尽，只剩下根部的时候，它的生命力的表现也并不逊色。它的天性是满足，而它同样又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它的天性。但人却总是在拖延或回忆。他不是活在现在，而是眼睛向后，惋惜过去；不然就是看不到他周围的财富，而是踮起脚尖去预见未来。因此他不会快乐，也不会强健，除非他从本性上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是与自然共处、生活在现在，从而超越时间的极限。”
独立后的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摆脱在文化上依附英国的落后状况。各地区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为追求利润而使英国小说充斥市场以致美国作家不能以写作为生等等这一系列的不利于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条件依然存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爱默生呼吁人们要敢于说“我认为”，“我是”，其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权威，相信自己。”其实际意义就是要人们正视自己的能力，凭自己的智慧与理解力直接得到知识，掌握真理。因为他在上面的这段话中曾说过：只有与自然共处，人们才可以快乐与强健。他又以玫瑰为例，说：“它们就是它们”，以此来倡导发扬个性，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根据，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他同时还告诫人们要正视现实，重视眼前的财富。这就是说要从思想上彻底摆脱英国文化的束缚，在美国这块沃土上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化。由此看出，爱默生的这段话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第三，强调精神作用，正视现实世界。
推崇直觉的超验主义观点也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爱默生的观点就是从唯心主义出发的。他在《论自助》中说：“人不是旅行者，聪明人总是呆在家里。既使当他所需的必需品、他的责任呼唤他走出寓所或进入异域时，他仍然会呆在家里。他使人们通过他所说的话——那令人鼓舞的言词就可以感觉到智慧与美德的使命；感觉到他俨然如一位君主般地在巡视着一些城市，而不会感到他是一个私自闯入者或是一个仆人。”他还说：“居住在你生命中简朴而又崇高的领域，服从你的意志，你将会再次复制出先前的世界。”在这两段话里，爱默生强调了精神的作用，也强调了心灵感悟。他推崇精神万能，认为通过精神就可以进行统治，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从唯心主义出发，甚至还有些神秘色彩，但爱默生却不是消极避世。从其实际作用看，爱默生超验主义的积极入世精神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当时美国受过教育人们的心目中，他们崇拜的偶像不在本国，而是远在意大利、英格兰、埃及、希腊。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地球的轴心，而他们则紧紧地附于其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爱默生强调靠自己的精神力量与心灵上的感悟——不是被动地借助于外部的影响——来改造自己的领域，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推崇精神万能，实际上也代表了浪漫主义对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否定。他在《论自助》中说：“社会从来就不曾前进，因为它在一方面退步的速度与它在另一方面前进的速度同样快。它在不断地变化着；它是野蛮的，它是文明的，它是基督化的，它是富有的，它是科学的；但这个变化并不意味着有所改善，因为每赋予一样东西，就会失去另一样东西。社会需要新的技术，但却失去了原有的本能“文明人建造了四轮马车，但却失去了双脚的用处。他有了拐杖，其肌肉却失去了支撑力。有了一块报时准确的日内瓦手表，却失去了根据太阳来推测时间的技能。”他又说：“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把目光从自身上移开而转向物质，他们开始把那些宗教的、学术上的及民事方面的一些机构看作是财产的守护组织。他们反对对这些机构进行攻击，因为一旦攻击这些组织，他们就感到自己的财产受到了袭击。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的尺度不是根据对方的职业来衡量，而是根据对方具有多少财产来定夺。”爱默生歌颂精神的力量，呼吁人们不要沉湎于物质，对当时泛滥的拜金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批判，这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第四，鼓励自助，激励美国青年。
爱默生不仅仅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道德教育的师长。洛威尔在《爱默生——演说家》中曾说道：“在我们新英格兰州干燥的外壳下，他把生命带给了我们，使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那令人陶醉的理想境界。他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具有最高与永恒的创造性。”爱默生宣扬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之所在即自然之所在，把人升华为“超灵”的境界，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此使人们对自己产生了信心，认识到自己具有最高与永恒的创造性。在一次演讲之后，爱默生的一位听众也曾经表示过相同的想法：“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迈着更为自豪的大步向家中走去。”牛津大学的学生马修斯·阿诺德认为爱默生的讲话是当代四种最令人感到鼓舞的“声音”之一。
不过，在《论自助》中爱默生对道德教育的论述也同样体现了他超验主义的思想体系。因为他所谓的自助，是通过直觉而直接获取知识和真理，而这正是他超验主义观点的核心。但在《论自助》的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却不能不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处在独立战争后的建设与开发时期的美国需要大批青年人努力工作，以此来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爱默生在《论自助》中则说：“在每一个人的教育过程中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期，届时他会认识到嫉妒是无知的表现，而模仿则等于自杀。虽然广袤的宇宙人充满了善德，但如果不在给予他耕种的那块土地上进行劳作，他是不会收获到任何谷粒的。上帝是不愿意让懦夫们来表现他的作品的。只有当一个人把他的心思放在他的工作上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时，他才会感到轻松和快乐。否则，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不会使他感到安宁。所有这些说的与做的都是一种无法解脱的解脱。在这种解脱的尝试中，他的才能抛弃了他，他不再有灵感，不再有创造力，也不再有希望。”爱默生讴歌人的创造性，但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这种创造性是在《论自助》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一个人要有所依赖的话，他的创造性也就不存在了。尽管爱默生的《论自助》属于超验主义观点体系，但他的这种“自助”的精神在当时对青年人确曾起到鼓舞的作用。《美国文学史》中对爱默生的道德教育观点曾有过评论：如果爱默生的教育失去了它们最初所具有的力量，如果对整整一代人来说爱默生都是一个“不时髦”的人物，但虽看智力与“气候”的改变，这种变化似乎就要到来，绝不能肯定爱默生不会重新得到他旧时的权威与影响。
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发展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适应历史潮流、合乎历史前进的方向、起过进步作用的。但超验主义思想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畴，其核心仍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论自助》中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与我有关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认为要做的事情，所谓真理就是合乎我的脾味，反之就是谬误；除了我的本性以外，没有什么神圣的法条”等等。从爱默生的这种论述中不难看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体现，以致他的许多有关个人主义的言论后来被资产阶级引用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自我扩张的辩护词。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进步潮流，在文学史上具有“美国的文艺复兴”之称。其超验主义理论概括了时代精神，在美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三节 从读者反应论的角度解读《论自助》
尤金·奈达提出的“读者反映论”的核心思想是：读者给予文本生命力，读者的理解是文本意义的所在，每一次阅读都是对文本的又一次全新的诠释。正是基于此，本节从读者反应论的角度对《论自助》这部作品进行解读。
一、背景内容介绍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本土文学开始形成。作品以独特的民族风格为特征。与此同时，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经历一场思维上的革命：从古典主义思想到浪漫主义经历了一场运动。这是美国文学历史上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阶段，一时间许多种类的作品应运而生。所有的作品都反映出积极的思想，它们代表各种各样的以及美国本土文学茁壮且快速的发展。爱默生正是这种思想转变的代表人物。爱默生在独立战争之前，表示出强烈的个人主义，他反对机构组织对人们思想的镇压，呼吁国民文学的创新，而不是总用“拿来主义”。他同时也是美国超验主义的发言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超验的重点放在精神，或超灵作为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第二，超验主义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个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第三，提供作为超验的精神或神的象征大自然的清新感觉。《论自助》发表于1841年，这标志着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与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化的概念成熟。在这篇文章中，他敦促读者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和常识，而不是机械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二、《论自助》所体现出的自信观
爱默生的作品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特别是《论自助》这篇文章。它来自于爱默生的散文集，表达了他的超验主义思想。“相信自己”是它的核心点。爱默生反对一切形式的模仿作品。他认为人应该相信自己，真正的人应该学会如何拒绝随波逐流。如果一个人害怕民意，而迫使他做一些改变，他将可能失去导致他成功的创新能力。如果一个人不想让他自己或社会失望，就必须遵守在他内心的原则。但人们谁遵守权威、传统或当前的系统，意味着打破了这个原则。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个人主义、独立和自力更生。他的作品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他重建了文学写作技能的共同形象，赋予作品新的想法。
一般来说，读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他的思想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目前，有很多关于自助的书，作者表达的思想也和爱默生同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普通图书更容易被理解。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用简单的句子，让所有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知道什么是作者想表达的。但爱默生的《论自助》是需要多次读取的。他在这部作品中主要表现三个重要观点，包括“信心”、“独立”、“个性”，“信心”是最核心的一点。爱默生认为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独立”是另一个课题，它表示，一个人应该独立行事，不能总是依赖其他人。最后，人应该有他的个性，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爱默生认为，人应该做真正的、独立的自己，每个人都该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动。爱默生的原话是：“我必须要做的，是那些与我真正相关的事，而不是别人看来该做的事。”他认为人们不该被他人的想法左右。对一个人了解最多的，首先是他自己。唯有听从自己的意愿才正确，也就是说，唯有与自己意愿相左的才错误。爱默生认为，人在面临反对的时候，应该坚持自我。真正的自立无需旁人鼓励；奖励不过是成就的辅助品。真正自立的人，在别人纷纷屈服的时候仍毅然挺立，在别人甘当配角的时候坚持做自己世界的主角。爱默生指出，随波逐流的生活是很容易的。多数人选择了这种日常生活方式，但是伟人总能鹤立鸡群。总的说来，许多人都易受环境影响。他认为，人应该培养自我独立人格。爱默生还表达了另一种看法，即一致性，广义上指自我信任。他曾说：“要尊重我们过去的言行，因为别人只会依据我们过去的言行来评判我们的行为规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我们当然不想让他们失望。”这些思想在今天的社会同样十分重要。
三、爱默生《论自助》对当代人的启迪
（一）对待生活的态度
自立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人的自信心。一个青年人在一场讨论会上说：假如人们因担心有不同意见，而放弃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人也同时丢失了他们自己。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和独立的思想。他进一步说，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谁也不能让他人的想法和自己的一致。因此，只要考虑一下反对的意见就好，而无需进行不相关的讨论。当一个人实现了他的目标，所有反对的声音就都停止了。对待生活的态度有两种选择：不是生，就是死。爱默生的《论自助》告诉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每一件事都有正反两面，关键看如何选择。一个人应该每天都充满自信，这样，每一天就都是美好的，而没有忧愁。爱默生在他的作品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处理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总是寻求帮助。一个人可以向他人学习，但是他应该自己来做决定。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能够处理好一切问题的品质，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这样他才能轻松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旦一个人了解了自信和自立的基本思想，那么无论其中的关系有多么复杂，他都能指出对与错。接着，他就有可能摒弃“学舌”。当意识到自立被当作自私和放纵而被人误解时，他发誓说那些强烈跟随自己意志的个人，要比那些遵守社会法则的个人更加伟大。
（二）对个人的影响
一个自立的人，即使生活在落后的社会，也能彻底改变他卑微的生活。总的来说，穷人总是想靠自立来改变人生。众所周知，李嘉诚是香港的商业巨头，他的成功说明，一个穷人是需要雄心和自我提升能力的，这样在未来某一天他才能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另一位名人是蒙牛企业的董事长牛根生，在十分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他努力学习、工作，最终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所有的人都是有勇敢有天赋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一些人总是在埋怨命运。智者认为成功源于一个人的品德，天才也只是拥有知识和品德的普通人而已。人类永久的骄傲海伦·凯勒，在出生后19个月的时候由于生了一场可怕的大病，而从此丧失了听力和视力。但是她并没有被她早年痛苦的生活打倒，她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不服输的精神来彻底改变了人生。她所遭遇的厄运和所取得的成就激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努力工作，自我独立。她在一生中学会了好几种语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海伦·凯勒战胜了普通人难以战胜的困难，她的名字成了坚韧意志的象征，她传奇的一生如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激励每一个人去战胜磨难和困难。马克·吐温说：“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的焦点。”这些例子都证实，自立能够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爱默生在《论自助》中提到的有价值的思想，对个体的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思想让每一个人自信而又自立，很多人的成功都基本上源于这两点品质。
（三）对国家的影响
作为一个只拥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充满了创新，并拥有自己的特点。它的技术、武器、综合实力都排在世界首位。美国人是现实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金钱是如此的重要，因而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地工作。拥有金钱就拥有名誉、社会地位，甚至拥有国家的统治权。他们又是坦率而又充满竞争力的。拿美国孩子来说，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能自己工作来养活自己，不需要家长的帮助而独立解决问题。由于美国人从小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因此他们能提升自己的生活条件，提升国家的能力。高质量的生活和幸福感只能通过一个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人们通常对法律的作用有很大期盼，但即使是最严格的法律也不能把一个懒惰的人变得勤劳，把穷人变富，这些改变只能通过个人自己的行为来完成。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力量不是由社会体系而是由它的人民的特点和品德决定的。爱默生的《论自助》中的自立精神激励着一个国家前进。每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是由每一个自信而自立的个人组成的，自立的启迪精神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信心”是爱默生的《论自助》中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和思想。“独立”和“个性”也是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这三个观点启迪了人们养成自立的习惯。自立的精神是每一个人成功的基础，而且它对一个国家的繁荣也起着很大作用。自信的精神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第四节 从后现代语境的角度解读《论自助》
1841年爱默生发表的《论自助》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对当时的美国发展，尤其是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独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应该说，美国早期的发展，无论是政治强大、经济猛进，还是文化独立，个人主义思想功不可抹。如果说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成功源于实用个人主义，詹尼斯·费尼摩·库柏的文学是浪漫个人主义，那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思想就是超验个人主义。因此，要研究爱默生就绕不开他的超验主义思想，也很难避开他的《论自助》中倡导的个人自立哲学。我国学者们对爱默生的超验个人主义所持观点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肯定以自立哲学为核心的超验主义为美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和美国文化的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美国的繁荣富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同时又指出爱默生宣扬的自立毕竟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不但具有唯心主义特点，而且对个性的极度张扬更是导致了个人物欲的膨胀，甚至有为追求个人成功而不择手段进行辩护的嫌疑。笔者认为我们对爱默生《论自助》的解读还存在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在笔者看来，爱默生的自立哲学和个人理想是颇具人文主义色彩和现代性忧患的，从这个角度去解读爱默生的《论自助》不但比较新颖，可能更合爱默生的原意，而且有助于探讨后现代语境下个人主义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意义。
（一） 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基于当下的生存世界和现实境遇而产生的关注点。爱默生所生活的年代处于美国独立革命和美国内战之间，政治上的独立带动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要求文化上摆脱对欧洲大陆的依附。这是一个美国社会迅猛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工业的突飞猛进，还是风起云涌的西进运动，都使美国渴望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的美国化，并在美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美国自己的特点和风格。爱默生正是在这个国家发展的上升阶段，于1841年发表了他的《论自助》，提出个人自立哲学，强调每个人只要信任自己的直觉和心灵的感悟，独立于天地之间，就一定会塑造出一个坚强的自我，而坚强、独立的个人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与作者声望的起起落落一样，爱默生自立哲学一百多年来也遭遇了褒贬不一的多元解读，但是，笔者认为“直觉”、“心灵”和“独立”始终是爱默生《论自助》中倡导的个人自立哲学的关键词。对于“直觉”，爱默生说“……天才的本质，同时也是美德和生命的本质所在，是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的东西。我们把这种基本智慧叫做直觉……”，这种颇带神秘的直觉要求“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闪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闪在太空里的光彩”，所以，正如爱默生强调的那样“一个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援，独立于天地之间，我才会看到他的强大和成功”，自信、自立非常重要。
《论自助》宣扬的个人独立精神对当时美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激励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因为倡导个人自立、思想和民族文化的独立，爱默生成了当时美国文化的一面旗手，是当时美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蓬勃向上的精神象征。正因此，对爱默生个人自立哲学的阐释，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它相信人性可以不断发展完善的乐观，强调它高扬的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常常忽略了爱默生现代性忧患下的人文主义关怀。
（二） 现代性忧患与人文关怀总是相伴相随的。虽然很难准确给出现代性起源的年代，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赞同以下两点：其一、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其二、现代性通常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伴随新的世界体系生成一种持续进步的、理性发展的观念，它一方面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通过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它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并促进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使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持续不断产生，从而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现代性忧患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过程中，质疑启蒙主义提出的理性至上和极力膨胀的人的主体性，在爱默生的以《论自助》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则具体表现为对现代物质文明或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现代人的异化问题的关注。在美国现代工业发展伊始，爱默生在倡导美国文化独立的同时，就已经先知先觉工具理性的弊端，开始文化角度的思考，提到异化问题。事实上，爱默生是最早提醒人类注意异化问题的思想家之一。爱默生在《美国学者》（1837年）中悲悼“社会是这样一种状态，人们成了从躯体上截下来的怪物，大摇大摆地走着——一个好手指，一个脖子，一个胃，一个手的肘部，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正是在这样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性忧患意识下，爱默生的自立哲学，认为并不是倡导个人物质上的成功，而是要求回归并保持人性的完整。在《论自助》中，对于如何能得到直觉和心灵的感悟并能独立于天地之间，爱默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大自然在儿童、婴儿甚至畜生的面孔和行为上给了我们多么神奇的启迪……他们的心灵是完整的……可是，成年人则不然，他好像被自己的意识关进了监狱。”成年人自己的意识是什么样的，爱默生没有明说，但是，在资本发展、经济猛进的时代，机械、物欲带来的人性异化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文明人创造出马车，却丧失了对双足的利用。他用拐杖支撑身体，却失去了肌肉的支持。他有一块精致的日内瓦手表，却不再有根据太阳定时的本领……”对异化问题的关注，使得爱默生很早就开始现代性忧患的思考，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现实乐观。在物质繁荣，空前的现代资本盛况下是人性的异化与道德文化的危机，一方面是社会物质的长足发展，人们对创造历史甚至创造奇迹的自信，另一方面是人们精神的贫乏无聊和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甚至绝望，这种现代性悖论在后现代语境下依然存在。
（三） 后现代理论家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要义，所以，后现代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但就像这个名称本身所表明的，后现代与现代应该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是对现代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从其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源于工业文明，它是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机械划一的整体性、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形而上学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解构。笔者本文中的后现代语境不是强调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反思，而是指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特征的、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资本空前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的自立和对他人的不依赖如同爱默生时代发展的要求一样显得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此时的个人自立已然远远不是爱默生年代的自立了。
如果说爱默生的自立哲学如前文所述是对理性工具造成的异化的一种反抗，在个性尊严的基础上，强调人性的完整，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的自立则像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现实充满变幻和不可知而显出不可靠、不确定的魅惑。如果说爱默生的个人自立哲学提倡回归本性，以本真的直觉实现对权威和传统的不盲从，后现代语境下自立则是通过听取别人的建议，学习别人的榜样，模仿别人的言行实现对他人的盲从———后现代语境下没有权威，没有领袖，“我”不依赖他人，“我”能自立，我能做到，因为别人是这样做到的。所以，爱默生的个人自立哲学是在精神层面上指导芸芸众生走向自我，而后现代语境下的自立却以一种对他人的模仿，以一种荒谬的实现自立的形式走向他人。对比爱默生倡导的个人自立和后现代语境下个人主义的表现，不仅仅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两者的差异或是强调作品阐释的时代性，更多的是因为爱默生所倡导的个人自立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个人自立、自强本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理性也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然而，当过于依赖理性的人类屈服于物质追求时，社会历史和现实使科技发展走向人的对立面，理性就会变成纯粹的工具理性或科技理性，人性出现异化，人就从理性的主体和人道主义服务的中心对象的位置沦落为工具理性和机器的奴隶。爱默生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性忧患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提出的个人自立哲学，既响应了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警示人们现代资本和科技发展下人性被异化的危机，所以，他的个人自立哲学以人性的完整为最终目的。而在后现代语境下，在一种无可依靠、无可确定的境遇中，个人主义或个体性更多的表现为在媒体宣传、消费引导、时尚潮流等面前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沦落为模仿他人的奴隶。可是，除了心灵的彷徨外，模仿还会是什么呢？
把爱默生的个人自立哲学放在后现代语境下考察，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思考不无裨益。虽然爱默生的自立说并不是无懈可击，在对精神和直觉的绝对依赖下，爱默生把人抽象化，人性神秘化，人的自立自助究其实可能是一种“神助”，但是，正如斯皮勒所说，爱默生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回归、审视、质疑并修正自己的观点，“敢于对昨天所解决的一切在明天重新提出疑问”。爱默生其后在《论诗人》中说诗人是“知者、言者、行者”，对实践的重视无疑是对他先前《论自助》中抽象人性的一种自我矫正，因为，具体的人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保持人性的本真，人性完整才有可能实现并且具有真正的存在意义。可以说爱默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消解中接近并努力实现个人自立，那么，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彷徨的心灵”以什么来自立呢？ 爱默生的声音“个人如君王”、“人不应该盲从”、“心灵的完整是最神圣的”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第五节 《论自立》所反映出的宗教内涵
20世纪末，科内尔·韦斯特（CornelWest） 为美国实用主义勾勒了一幅完整的谱系，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他将爱默生奉为实用主义的先驱，声称“爱默生是实用主义传统的真正起点”。其理由在于：爱默生不仅预见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各种主要论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文化批判的一种理智风格，允许并鼓励美国实用主义偏离欧洲的哲学主流。换句话说，正是由于爱默生的创造，实用主义才成为美国人的哲学，并打上了“美国制造”的醒目标记。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使美国人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那么可以说，以爱默生为起点的实用主义及文化改革思潮，则使美国人最终摆脱了欧洲观念的束缚，形成自己独立的国民精神和文化品格。正如欧文·豪（Irving Howe）所指出的：过去华盛顿与杰斐逊在制度方面获得的成就，现在爱默生在精神领域得以实现，并因而渗透于文化生活。前者立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后者立人，改造了个人的灵魂。解放思想，创造新人，是爱默生为之奋斗一生的使命。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独立发展，一个人的生存与自我实现，不能仅凭政权制度的建立与维护，更不能依靠传统与习俗，最重要的则是要挣脱观念的枷锁，发挥每个人久被压抑的天性，释放内心的伟大创造力。政治革命确实使美国获得了独立，但是，美国人民的“社会交往以及理智生活，仍旧系结在英国的思想上，继续遭受欧洲传统观念的压迫。”正是爱默生“斩断了这根缆绳”，让美国人民“有机会去领略大海的风险与荣耀”。结果，他被公认为美国现代的第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爱默生”这个名字也成为“美国”价值的象征。那么，爱默生是如何斩断缆绳，塑造出“美国人”的？ 笔者以为，其全部秘密皆隐藏在爱默生的“自立”学说中。甚至可以说，美国乃至美国人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便发源于这种学说。这不仅因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了美国人独立自主、乐观向上的自强精神，更重要的是，其中隐藏着深厚的宗教内涵。正是这种宗教内涵，成为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节试图通过探讨和分析“自立”学说的宗教内涵，揭示它何以成为美国人的生命之源，如何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倾向。
爱默生的所谓“自立”意味着什么？从字面上看，“自立” （Self-reliance）的意思是不依赖于他人，亦不依赖于外部权威，而完全相信自己，单凭自己的力量而生存。一句话，自立就是依靠自己。爱默生自己似乎也有这个意思。他在“自立”一文中指出：“虽然全能的宇宙充满了对人有用的物产，但是，即使一粒稻谷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唯有在上天赐予的田地上辛勤耕作，方能获得果腹之粮。人身上蕴藏的力量本质上是新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他自己也只有在尽力试过以后才能知道这些。”然而，这个定义 （如果是定义的话） 过于含糊。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依靠自己”意味着什么？ 按照一般的理解，人由身体和心灵两部分组成。那么，依靠自己生存究竟是凭借自己的体力，还是凭借自己的脑力？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有学者认为，爱默生的“自立”一文只是笼统地运用了“自立”概念，但在其他地方，他的确区分了心灵与行为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将他的“自立”分为两类：“心灵的自立”（mental self-reliance）与“行为的自立”（active self-reliance）。前者指“思想的”和“理想的作用，强调精神生活；后者则指独立的实践活动，强调现实生活。这种区分尽管不完全等同于前边所说的“脑力”与“体力”，但仍然包容了它们。这种区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爱默生的“自立”。从他的第一组随笔可以看出，他更强调“心灵的自立，即依赖于人的思想。爱默生的“自立”一文明确指出：“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个人内心深处的真理也是所有人的真理，那就是天才。说出潜伏在你心中的确信，它将具有普遍意义。”显然，爱默生鼓励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思想，用自己的眼睛观看，到自己心中去寻找真理，自己选择，自己负责。尽管在爱默生的眼里，思想是“世界上最艰巨的任务”，但他仍然强调思想。思想是爱默生所谓“天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爱默生看来，单纯的物质生活根本不是生活，而是因误诊导致的慢性死亡。有思想的人才能自己创造生活，自己去体悟世界和解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立就是解放思想，自立就是自信（self-truth）。思想之所以重要，心灵的自立之所以高于行为的自立，其原因在于思想与真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真理是我们生活的要素，然而，如果一个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真理的一个方面，而且长期执此一面，那么真理就会被歪曲，真理将不再是真理，而转变成荒谬了。”就思想的目的而言，自立的核心是如何正确地接触真理，获得真理。因此，严格地说，自立不是一种特定的原则或价值，而是一种思想方法——探索真理的方法。自立是一个过程，并非静止的状态，它要不断地去创造，去追求。追求不是出于外，而是入于内，到内心深处。这是自信的源泉所在。因此，爱默生说：“一个人就是一种方法，一种渐进的安排；也是一项遴选原则，搜集与他相似的事物，无论他走到哪里。在环绕四周的纷杂事物中，他只选择自己的东西。你的心认为伟大的东西必定伟大。灵魂的强调总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习惯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顺从外在的制度和权威的教条。这正是人们缺乏自立，不愿独立思想的症结所在。
爱默生在《论自立》中谈到人们不敢自立的两个原因：首先，为社会舆论所左右。“他的言行一旦博得喝彩，便成为一个囚徒，看管他的正是众人的好感与恶感，他们的反应现在必须予以考虑。”众望所归的企图每每使人脱离自我，归顺社会。“社会处处阴谋反对每个成员的刚毅之气。社会是一家股份公司，公司的成员达成一项协议：为了确保每个股东有饭吃，必须取消食者的自由与教养。最需要的美德是顺从。自立则遭受白眼。社会喜欢的是名不是实，是常规不是创造者。”你要独立自主吗？ 那就看看世人给你的脸面吧：横眉冷对，怒目切齿。其中甚至包括你的亲朋好友。其次，要求前后一贯。过分看重过去的言行，生怕有什么僭越和冲突，瞻前顾后，忐忑不安，以避免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责难。在这种念头的扰动下，该说的不敢说，该做的不敢做，为一种不良习惯而违背自己的本性。所有这些，都是依从外部权威，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的表现。爱默生在谈及压迫自立的外部权威时，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教会宗教，因为教会宗教是自立的最大敌人，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最大枷锁。思想解放就要求首先应该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立就意味着摆脱教会学说、教会崇拜、教会典仪和教会祈祷。在爱默生看来，教会宗教削弱之日，就是自立出现之时。
1832年10月28日，爱默生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的教职，这标志着他与教会宗教的彻底决裂。他认为，人的自我有可能为教会所吞噬，如果你维护一所死气沉沉的教会，为僵死的圣经公会效力，追随一个庞大的政党，投票赞成政府或反对政府，像卑贱的管家婆一样铺桌子——在这一切的遮掩下，我很难发现真正的你有多少精力逃离了你的生活。甚至宗教教义也可以束缚人们的信仰。因为理论一旦制度化，思想便走向僵化。外在形式扼杀了思想的生命。思想是活的，不断运行着，无形无象，包容在外壳里必将窒息而死。任何时代的教义都不可能适用于下一代，假如新的一代一丝不苟地恪守老一代的教条，遵行老一代的礼仪，宗教的本质便丧失殆尽，崇拜者便会失去信仰的源泉。在爱默生看来，基督教之所以优于其他体系，之所以被人们奉为神圣的东西，正是由于它是一种道德体系。它向人们展示：真理就是他们自己的理智；它告诫人们：实用就是它们自己的理由。“所有赞美自身的行为就是信奉基督的行为，所有贬责自身的行为就是非基督的行为。”心灵的自立应当体现自我的精神，精神不能以任何形式传递，凝固的宗教教义必然违背宗教精神。显然，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着某种宗教批判：外在的宗教权威扼杀了宗教；脱离自我的宗教是虚伪的。由此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真正的宗教应该到自我的思想中寻找，到自我的灵魂中寻找。问题在于，摆脱外在的权威能否保留宗教（基督教）？ 我们心中的宗教以什么形式存在？有什么根据认为上帝在我们心中？我们如何与心中的上帝接触？ 爱默生的这种宗教意义何在？ 还是让我们回到“自立”的概念。
根据前面的分析，自立所依赖的对象主要是人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并非是凝固不变的概念或观念，而是指自我的思想过程。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这种思想具有怎样的性质？ 问题的关键仍是追溯本源的自我。根据爱默生的说法，“我们一旦开始探索自信的理由，所有原创行为产生的魅力便大白于天下。谁是被信赖者？ 什么是赖以成立的原始的自我？ 这种探索使我们追本穷源，我们立刻发现天才的本质，也是德性和生命的本质，我们称之为自发性或本能。我们用直觉（Intuition）表示这种原初的智慧，尔后的教导统统是传授（tuitions）。这里是行为和思想的源泉。这里是产生灵感的肺腑，给人以智慧，只有不信神和无神论才予以否认。”不难看出，直觉不仅是自信的依靠，也是宗教的源泉。直觉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接受神谕的条件，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窥见上帝的容颜。于是，宗教成为人的内心体验。所以，爱默生说：“宗教在心灵上不是轻信，不是形式。宗教就是生活。它是人的有序和健全。它不是需要增加或需要补充的其他东西，而是你原有那些能力的新的生活。它是正义，它是热爱，它是侍奉，它是思想，它是谦恭。”为此，爱默生重新规定了宗教的起源和性质：宗教是人的生活和人的体验。如果从这个意义出发，就不难理解，爱默生的自立何以批判教会宗教，同时又维护了宗教。爱默生的宗教定义反映出他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立场。
超验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美国新英格兰的一场思想运动，涉及哲学、神学、文学、艺术、政治和社会改革等各个领域。其宗旨是继承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倡导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之所以用“超验”一词，是沿袭了康德的用法。康德证明，有一类重要观念，或命令形式，它们的产生不凭借经验，相反，经验的获得必须通过它们。这些东西就是心灵的直观。康德也将它们称作“超验形式”。爱默生据此断言：凡划归直觉思维的东西，都可以称作超验的。与康德不同的是，这里的“直觉”比康德的范围宽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验主义的特征是突出直觉的主导地位，赋予人心以神性，坚持个人良心的权威，肯定个人体验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意义和自主性。基于这种理论，美国超验主义一开始便刻有鲜明的宗教烙印。它不满于传统宗教日趋理性化，坚守僵化的教条，对生活缺乏积极的态度。其矛头指向狭隘的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直觉为超验主义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手段，使它有可能重新定义宗教，使神-人在自我中合一，让人在自身的生活中体验上帝的启示。在爱默生看来，直觉就是宗教的本质。直觉本身是普遍的、神性的，直接源于灵魂。直觉高于理性，直觉把握整体，直觉给予直接的宗教体验，直觉是信仰的居所。从历史上看，超验主义正是运用直觉的武器，最终将美国的宗教意识从加尔文主义和唯一神教中解放了出来。新的宗教不想高谈阔论，故弄玄虚，也不想变着法儿地重复几个命题，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表现一种精神，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恢复他们的宗教情感，给人以崇高的目标和纯洁的快乐，擦亮内心的眼睛，使生活有条不紊，使实践力量和思辨力量和谐统一。人通过内心之眼看到上帝，人返回自身的同时走向超越。因为上帝在人心中。爱默生在日记中写到：“愿神保佑那一天到来：年轻人发现内在 （Within） 与超越 （Above）是同义词。”自我可以在内心中获得宗教理解，个人的体验高于外部的权威，其根据就在于“内在与超越”同一。神圣心灵注入我们的心灵。当我的思想进入无限之中，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殆尽了。“我变成一只透明的眼珠。我是虚无，却看见了一切。宇宙之灵 （the Universal Being） 的潮流环绕着我穿越而过。我成为上帝的一部分。”这不仅让人想起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圆，其圆心无处不在，其圆周到处不在。眼睛是第一个圆。它所形成的地平线是第二个圆，它是世界密码的最重要的符号。因而，我实质上就是上帝。我也是墙边的一棵野草。传统基督教主张神人二元论，爱默生则试图模糊二者间的界限，认为神人是同一个东西，但也是绝对的他者。可以看到，爱默生用透明眼珠的隐喻强调上帝的内在性，强调自我内心的启示。这正是自立原则得以成立的保障。自立就是要求个人开拓内在的神性。这种观点与传统基督教形成了尖锐对立，冲突的焦点围绕着耶稣的性质问题：耶稣是人还是神？ 在爱默生看来，传统基督教过于宣传耶稣的神性，忽略了他的人性，结果逐渐把耶稣变成形而上学的偶像，误导了信徒的信仰。他说：“从现在流行的信仰看，相信基督教就是不相信人。他们把基督当作圣主，而不是兄弟。基督颂扬人的伟大，我们却只听见基督的伟大。”在传统基督教那里，人与基督两分，甚至对立，基督成为绝对的他者。人不再倾听自己的心声，而是去聆听他者的命令。他者的世界取代了自我的主体地位，自我丧失其能动性，必须到自身之外寻求生活的意义。传统基督教把耶稣从人类的朋友变成人类的伤害者，变成专断的君主。其实，耶稣的伟大恰恰在于他确认了人的伟大，确认了人同时具有神性。耶稣基督属于真正的先知民族。他清楚地看到灵魂的秘密。他为灵魂的和谐所吸引，为灵魂的美妙所陶醉。他生活在其中，那里拥有他的生命。耶稣是人，但是个圣人，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神性，知道自己是内在与超越的统一。他说：“我是神性的。通过我，上帝行使他的神力；通过我，上帝发布他的神谕。你想见上帝吗？ 那就看看我吧；或者看看你自己，只要你也像我现在一样思想。在爱默生眼里，耶稣根本不是救世主，而是言说者（Sayer），其言语渗透着神的普遍性和神-人的同一性。言语是形体化的意义，耶稣作为言说者，将通过语言而不断变化。因此，耶稣的自我彰显既不是训导，也不是示范，而是完善自己的内心生活，即与神同一。”这种同一是“我内心的真实”，是自我能够亲自体验的一种实在。
爱默生的宗教还有另一个特征，即强调创造精神，展示生命的流变。创造性正是“自立”概念的本质。依赖自己要求充分开发自我的潜能，发挥自我的独创精神。爱默生的《自立》一文指出：“当善接近你，当你拥有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依靠已知的或惯常的方式。你找不到别人的足迹，看不见别人的面容，听不见任何名字——道路、思想、善都将是全新的。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你的路从人那儿开始，却不是到人那儿去。”路靠你自己走，你的未来只有靠你自己开创。“有用的只是生命，而不是已经生活过的。”因此，爱默生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独自行事，别去模仿他人，甚至不要去步那些大人物的后尘。模仿不可能超出原型，模仿者绝没有给自身留下希望。前人只为他们不容替代的本质而存在，我们也将为我们独特的本质存在。创新就是本质的体现，创新完全由本性使然。创新之路也就是爱默生的信仰之路。上帝就是生命，上帝就是存在的本质。“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上帝，宇宙从这儿扩展自身，如同从一个圆心向外无限扩展。”正如巴里诗（Evelyn Barish）评论的，在爱默生眼里，“凡活着的就是善；凡僵死的就是恶，原因就是因为僵死的已经死了”。如果像传统基督教那样，把耶稣奉为偶像，把奇迹、先知和启示统统看作曾经发生的事件，那么，对我们现在的信仰有何帮助呢？ 这种东西给我们提供的是上帝“曾在”，而不是上帝“在”；是上帝“曾说”，而不是上帝“说”。耶稣的象征不是让人去信仰某种人，更不是去信仰死人，而是鼓励人们去信仰人本身，信仰自我和无限的灵魂。所以，爱默生说，历史既不描述过去，也不是真理的源泉，“所有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换句话说，没有严格意义的历史，只有传记。每个心灵必须亲自汲取教训”。人只有在自己的生活中，才能体悟到上帝的神圣，才能让耶稣的教诲变成活的美德，启示总是新的启示。意识到上帝就是意识到自我，认识上帝就是认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信仰是活生生的体验，是个体的一种动态过程，是不断地追求无限、永恒和神性。所有这些并非外在的信仰对象，必须对它们顶礼膜拜。它们的实在性植根于个人的内心，是个人创造世界、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力量和自由意志。换句话说，尽管它们原本都是个人的特性，但也必须通过个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意志才能经验到。自我的重新创造就是上帝的彰显。甚至可以说，爱默生全部宗教哲学的核心，就是表现个人的这种创造意志。爱默生从这种创造精神出发，重新解释了救赎 （Salvation） 的意义。爱默生向往一种“确实的救赎”（assured salvation），其特征是强调信仰而不是恩典，要求主要依靠个人的创造力量。在他看来，奥古斯丁将“识善”与“行善”的能力归于恩典是一种错误，因为，尽管意志力与行为力都源于上帝，但它们的使用却取决于人的自由选择。个人的能力创造了救赎的条件。救赎是每一个人的任务。耶稣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他的创造生涯，即作为教师和诗人的生活，这就是走向救赎的宗教生活。因此，救赎不是承诺来世的奖惩，而是激活内心上帝的过程。爱默生从耶稣的生活中看到：“他能向我揭示我自身性质的最大秘密，这就是我说耶稣是救赎的开创者和完成者的意思。”人性在无限发展之中，人性的这种无限和永恒是上帝的体现。反过来说，上帝是人性中无限和永恒的层面。人如何才能得救？ 爱默生回答：按照自我确定的是非观行事。宗教情感就是体验为动态信仰的道德情感，宗教生活就是遵从内心上帝的命令。神圣在个人心中，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宗教的体验。
然而，当人们回到自我，进而当自我利用自由意志追求上帝时，他凭什么说他把握的是真神？ 有什么途径保证他与神相遇？ 这在爱默生的“自立”学说里，涉及自由意志与真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涉及自我的性质问题。爱默生曾经提出小孩子的隐喻。他说：“小孩子从不为吃饭发愁，他们像王公贵族那样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从不说任何取悦人、奉承人的话。他们这种昂然自恃的派头，恰是健康的人生态度。孩子在客厅里就像剧院后排的观众，无拘无束，无牵无挂，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观察眼前的人与事，用孩子的是非观念做出判断，简要而快捷：他们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傻里傻气，有的富于雄辩，有的令人讨厌。他不考虑后果，不计较得失，所以能做出独立而真实的判决。”这个隐喻揭示了人性的一种中立态度，自由意志没有任何条件。当依靠自我时，并非从私人的利益出发，并非固执个人的偏见，甚至应该从自己意识的囚牢里解放出来，像孩子一样纯真无邪。自立的本质在于自发性，发自人的天然本性。爱默生用孩子的天真无邪暗示“悬置”先前的所有原则和标准，放弃一切理论教条和道德规范，返回本真之我，这样才能做出真实的判断。这里的所谓判断严格说来根本不是判断，因为在这里，“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站在这儿揣摸着事情的真相。我在这儿凝视事物如何所是”。
雅各布森 （David Jacobson） 认为爱默生的这个隐喻运用的是“现象学方法”。本节前边引录的“透明眼珠”的比喻似乎更清楚地说明了爱默生的意图。爱默生之所以强调眼珠是透明的，目的在于将“自我”置于中立地位，甚至有“虚无”之感，即对事物没有任何干预和影响，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回到事物本身”。意志越自由，人越能摆脱次生之物的拖累，越能以纯真无我的态度观看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相当于无我。不过，无我并不等于纯粹的无，恰恰相反，无我体现了自我仍在起着作用。因为视野划定的圆圈设置了自然得以表现的范围：万事万物统统纳入到自我的视域 （horizon） 内，同时也为自我的普遍性提供根据。眼睛的这种功能如同双刃利剑：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使视域固定，使变幻不定的自然现象趋于凝固，将刚性的界限强加于自然，由此确立静态的价值结构；亦可能暗示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扩展，重新建立新的视域。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爱默生再三强调：“人没有稳定状态；在我背后没有过去；生活就是一系列的惊诧；不断努力让自己超越自己，在最后的高度上更上一层。”人的生命就在于这种创新，自由意志要求打破所有限制。每一个行为都将开辟新的视域，将过去纳入新的价值。因此，圆圈在不断地画，圆周在不断地扩展。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样的真理：围绕每一个圆圈可以再画一个圆圈。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界外，没有围墙，没有圆周。可以看到，自由意志的作用不仅是让自我返璞归真，返回本真之我，而且，它也不断地开辟着新的天地，将自我推向世界的最边缘。正是在有与无、有限与无限的交汇处，我们与上帝会面。为了与上帝同在，自我必须始终赶在风口浪尖，紧紧抓住生命的感受。自我就是流，是生命之流，是生活的经验之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包含以下几点要旨。1.反对传统的、制度化的正统宗教概念，其原因在于正统宗教要求外在的上帝和圣经的权威，用僵死的教条压抑个人的创造精神。这样的宗教往往强调教会的崇拜、礼仪和教义，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东西：宗教信仰发自人的内心。2.宗教的本质是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是人的生活和内心的体验。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直觉能力，就会发现上帝在我内心，神-人是同一的。因此，人应该追求内心的启示，体悟自我的神性。3.宗教信仰并非崇拜静止的偶像，而在于创造自己的生活，因为信仰是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是生命的更新。宗教信仰应充分发动自由意志，不断开创未来。自我的重新创造就是上帝的彰显。4.越是充分发挥自由意志，自我越能充分感受到内心的神性。自由意志不仅保证我们信仰的真诚，而且给信仰以无穷的动力。仅从爱默生使用的批判性语言便可料到，他的宗教思想必然会冲击正统神学，引发保守教会的激烈反抗。事实的确如此。他不仅被教会视为仇敌，且被哈佛神学院拒之门外达30年之久。他自己曾写道：“我发现自己一下子被捧到异端的位子。”不过，笔者认为，爱默生的意图并非反对宗教，并非背叛基督教，而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试图改造基督教，以拯救日益衰微的信仰。他的“自立”学说不是提倡世俗化，而是想把人宗教化，神圣化。所以有人说，他的自立原则是一种宗教原则。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他的宗教方向的确与传统大相径庭。倒不是因为激烈的语言，主要在于其背后隐藏的哲学原则。爱默生的哲学从人的生活出发，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结构，将人与自然、人与神合而为一，给人的生命和人的活动以无限广阔的空间，赋予自我以动态的结构。其要旨在于把事物的性质和存在方式理解为开拓和创造，这就是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过程，就是人们的经验和劳作。自然、社会和自我都将在这种变化和挑战中形成和发展。人活在现实中，自由地进行选择，同时又能聆听神灵的召唤，择善而行。从这种立场出发，爱默生创立了一种“美国宗教”，在个人自立的基础上，以解决传统宗教的矛盾，即表现生命过程的个人信仰如何与外在的、稳定的信仰对象相和谐。
§§§第六节 对《论自助》的现实意义解读
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产生的相应理论。超验主义的核心就是推崇精神至上，最初受到宗教界人物的非议，被认为是异端，但随着爱默生等人影响的日益扩大，超验主义最终成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理论上的概括。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独立后的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在这个纯资本主义国家里，每个人都想成为独立的人，用自己的资本从事商业活动，创造更大更多的财富，显示自己的能力和国家的实力。这就构成了美国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而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民主主义理想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超验主义这一冲击旧思想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爱默生保存了教派中的积极成分，如强调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作用，又吸收了欧洲唯心主义的思想，发展了超验主义的思想体系。超验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有其现实意义。
一、崇尚直觉，藐视权威
爱默生的作品的中心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基本出发点是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个性解放，打破神学和外国教条束缚，核心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他的超验主义观点摒弃了加尔文教派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吸取了康德先验论和欧洲浪漫派理论家的思想，提出人能够凭直觉认识真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人就是上帝，凡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十分单纯，意欲寻求外来帮助实为一种亵渎。他认为只有依靠“直觉”，人们才能和自然建立联系，才会领会自然的启示。
他在《论自然》中就明确指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跟宇宙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呢？ 为什么不能有一种不是依靠传统的诗歌与哲学？为什么不能有一种不是依据他们的历史传统而是直接启示我们的宗教呢？”他呼吁人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要依赖别人或过时的知识，主张个性的发展。在《论自助》中，他说：“想得到流芳百世的荣誉就不能止步于表面的善举，而一定要深入探究，看它是否确实如此。再神圣的东西说到底也比不上你刚直不阿的头脑。将自己解脱出来，回归自我，你定会赢得世人的认可。”在他看来，要想得到尊重，要想成名，必须刚直不阿，必须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立的精神。“在我眼中，除了我本性的法则外没有什么法则是神圣的，所谓好与坏不过是外在的虚名而也，并且会随时相互转化；符合我意志的才是唯一正确的，违背我意志的就绝对是错误的。面对所有的反对我依然能坚持自我，仿佛除了自己世间的一切都是徒有虚名、昙花一现而已。一想到我们那么轻而易举地为虚名薄利所左右，屈从于空洞的社会和僵死的制度，就让人羞愧难当。”爱默生的这种思想是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做人原则：堂堂正正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做事，作好自己的主人，“名利”乃身外之物，不要因名利等表面虚荣而失去自我成为奴隶。每个人天生平等，由于分享着宇宙之灵而都是一个小宇宙。他相信如果正确看待一个人，每个人都包含着其他一切人的天性。在一个人的内心，那最深处的便是神圣的。神圣的个人是不允许受到任何人的侵犯的，哪怕是他的家庭成员。爱默生鼓励每一个个人接受神圣的造物主安排的位置。显然，爱默生强调人性的本质，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而活，活得自在，活得开心，不要因他人的想法而瞻前顾后，不要为名与利以及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烦恼。他认为“那些深受权威左右、意识被禁锢的人如果能重返儿童时代那种不为吃饭问题发愁、再次回归真挚自然、不偏不倚、不加威逼利诱的单纯境界的人一定会博得众人的敬畏，没有谁可以违背自己的天性。意志的迸发源于自身的存在法则，就像安第斯山与喜马拉雅山虽然高低起伏，但相对地球的表面来说却显得微不足道一样。我们怎样去衡量、揣测一个人都无关紧要，因为人的个性就像一首藏头诗或亚历山大体诗节”。爱默生的这种“相信自我，唯我独尊”的思想充分表现了他的直觉意识，表达了他藐视权威的心理。这种思想大大的影响了美国文化，这与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人生活潇洒为人、做事坦然不无很大联系。在这个物欲横流、光怪陆离、追求金钱与时尚的世界里，一些人为追逐名利而失去本性，不择手段和方式达到目的。爱默生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当然这也说明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还没有彻底影响或改变这一部分人。
爱默生本人已去，后人有责任与义务宏扬、扩展他的思想体系，让更多的人达到心理的平静，相信直觉，藐视权威。但他过分强调直觉，认为“符合我意志的才是唯一正确的，违背我意志的就绝对是错误的”，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它将个人从经验的层次上升到超验的层次。爱默生强调个人的四个方面：第一是个人。第二是个人的特殊性即个性。爱默生把人的个性定为“现代社会的特点”。他坚持认为：“人不是造得像盒子那样千篇一律的，一样的向度，一样的能力，他们是经过令人惊讶的九个月才来到世上，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性格和无限的可能性。”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应该牺牲自己的特性去迎合社会。谁要做个人，必须做一个不迎合者。第三是个人的无限潜力。爱默生把个人视为社会和历史的中心，他说：“世界不算什么，人才是一切：你要敢于面对一切。”第四是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他强调如何实现自我和如何与外在世界相处的方法。他相信“如果一个人毫无畏惧地按自己本能生活并坚持下去，这庞大的世界将要围着他” 。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民主精神的缩影。在爱默生看来，每个人都同样特殊，都有同样的潜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伟人是具有代表性的人，他们并非特殊，只是更充分地实现了他们人的潜能。爱默生式个人主义在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大生产已经开始在拉平和吞没个人，爱默生是在为个人进行呐喊。这种个人主义意在通过提高人的灵魂和精神来战胜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美国民主制中的多数专制对个人的压迫也日趋明显，提倡个人主义旨在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二、鼓励自立，激励人们奋发图强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思想必然性——超验主义，爱默生在这一思想体系里讴歌、强调了人、人的知慧、人的创造力和毅力，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把个人升华到“超灵”境界，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掌握在人的手中。独立后的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摆脱对英国的依赖，尤其是一些商人唯利是图，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使英国小说充斥美国市场，从而抑制了国内应有的作家和一些作家才华的发挥，这种现象一方面不利于美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更主要的是自立、自强的民族意识得不到大力的宣扬与提倡。在这种情况下，爱默生大胆地站出来，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要敢于说“我认为“，“我是”，其目的就是要人们正视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与理解力获取知识，掌握真理，建设自己的家园，发展壮大自己的祖国。
在《论自助》中，他说到“倘若谁能够思考一下这个所谓个性、社会的方方面面，便能明白道德准则的必要性。假如人的筋肌、心脏全部被去除，我们就会变成胆小怯懦、灰心丧气、饮泣吞声的可怜虫。我们恐惧真理，恐惧命运，恐惧死亡，甚至相互恐惧，所以，我们的时代不会产生出完美的伟人。我们需要能够革新生活、革新社会的人，可是却发现大多数人破落无助、无法自保，其雄心壮志与其实力相去甚远，只能每天屈身行乞。”他的这番话要人们摈弃平庸的动机，拿出无比寻常的勇气做一个拥有高尚心灵、远大志向的领头人，只有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自立，自立于他人之上、自立于世界之上。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和才能，所谓自立，就是要相信自己，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坚持自我，切勿模仿。终身修订积蓄起火的力量就可以帮助你每一刻都能展现出自己的天才；然而，你若沿袭他人的才智，那只会暂时地、部分地占有它。莎士比亚的授业恩师何在？ 又是哪个大师造就了富兰克林、华盛顿、培根以及牛顿呢？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研究莎士比亚不可能造就一个莎士比亚。为此，他呼吁，“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手操作，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爱默生的观点反应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一个人一定能够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这种自立精神，被称为美国式的宗教，激励了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和完善。
三、推动民族文化的形成，掀起民族意识的高潮
爱默生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独立战争而摆脱英国的统治。独立后的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方面都强烈要求发展。1776-1865年间出现的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学艺术的繁荣充分体现了美国高涨的民族意识在文学上的强烈愿望。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正是体现了这种要在政治的独立、经济上的自我发展、尤其是文化、意识领域上摆脱依附英国的愿望。学习国外的、他人的创作思想与模式有必要，有好处，但过多地一味追随、盲目崇拜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特色而成为牺牲品，为了让美国文人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大胆地说美国人该说的，爱默生发表了《论美国学者》的演说，提出：“奔向生活的千万民众绝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冷炙来喂养”，这实际上是在宣扬民族独立意识：要求美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英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束缚，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化，宣告英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美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结束。在爱默生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应自立于世界之上，自立于世界之上的根本前提就是要做到自助自立。做到自立就必须不能去“迎合”，不能不顾自己的实际，国家的国情，民族的不同而一味地削足试履，适应他人而没有自我和个性，同时，更要相信自己，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发现自己及他人的潜能，不要相信过去，害怕未来，畏惧权威，因为这样做会促使你“模仿”，过分的模仿等于自杀。在《论自助》中，他也提到：“我们过分依赖外在的东西导致我们盲目推崇数量。政党的会议越开越多，伴着每一次呼声震天的宣布：来自埃塞克斯的代表们！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代表！缅因州的辉格党代表！上千双目光在注视，上千只翅膀在挥舞，年轻的爱国者越发感觉到自己比从前更加强大。同样，改革家们也召集会议。只有人们放弃所有外援，独立自主，我们才能看到他终将坚强，终将成功。”显然这种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暗示国人们摆脱宗主国英国这一权威在精神上的控制，宣布新大陆的独立，另一方面，爱默生也呼吁全美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共建家园，美国今天属世界第一号强国，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爱默生时代正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西进运动时期。西进运动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地理的概念，同时也是美国文化本土化的发展历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得里克·杰克逊·特纳说：西进运动和边疆推进过程是美国逐渐摆脱欧洲影响、实现美国化的过程，是美国自由、民主和个性的源泉。西进运动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继承的是欧洲文化传统，北美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尤其是广阔的西部，使欧洲传统文化在这里逐渐演变成独特的美国文化。美国文学就是美国文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佐证，同时又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和要求。爱默生正是美国文学和文化本土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的观点有助于打破当时的神学思想和外国教条的束缚，建立民族文化，集中体现时代精神，为美国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主张作者描写身边卑微而平凡的生活，不要被传统压倒，不要醉心于罗马和巴黎的式样。他说：“愚蠢地坚持随众随俗是心胸狭小的表现，是低级的政客、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崇拜的对象。”他认为，“任何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人，都必须是不落俗套的人。”在教育方面，他的人本主义思想让他高度重视教育，他的关于教育的警句在今天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伟大光辉的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他告诫人们，每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嫉妒是无知，模仿是自杀。”爱默生的思想和作品推动了美国民族精神的确立和发展。他的自立思想主张“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来选择对与错”这一思想无疑是向权威提出的挑战，有助于打破当时美国循规蹈矩、仿效他人、忽视自己、对神、对宗主国盲目崇拜的思想倾向，有助于让人们相信自己的自身价值和力量。
美国的今天之所以强大发达，除了汇集了世界各国的精英外，更主要还是国民自强不息、相信自我、自立的精神，当然这与早期 （独立时） 爱默生倡导的超验主义有绝对的关系。但在自立的思想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爱默生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超验主义思想是以个人为核心，强调的是个人意志的体现，认为“合乎自己品位的才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也迎合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自我发展，不顾他人，一味追求个人金钱、地位与利益的社会现象，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导致了美国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是一种兼美学与哲学于一体的文学思想体系，也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对美国今天的强大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第七节 对《论自助》的互文解读
马修·阿诺德在其题为《爱默生》的一次演讲中曾对爱默生作过如此评价：“爱默生虽称不上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或文豪，也算不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是，爱默生却比伟大的诗人、作家或哲学家对于人们的意义都更为重大……爱默生的《论文集》则是19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散文作品。”其中《论自助》一文是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散文风格的代表作。《论自助》一文自始至终回荡着对个人超越伟人、超越社会、超越历史的自立精神的呼喊，其间散发的超验主义灵光足可使一向屈从于权力、湮没于常规、受制于传统的个人猛然警醒而重新认识自我价值。“互文性”（Intertexuality），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在其《符号学》（Semiotics）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叙事学词典》（A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中给“互文性”定义如下：“互文性就是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鉴于《论自助》一文扑朔迷离的思辨和非逻辑的、跳跃的文字表达风格是造成读者理解其文本意义的最大障碍，以互文理论为指引找回弥散于爱默生的其它散文中的那部分意义，将有助于揭示《论自助》的深刻内涵，重建其文本意义。
一、伟人的光环与历史的构建
《论自助》对于个人与伟人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笼罩于伟人头上的光环曾使普通人自惭形秽，他们在对伟人的业绩津津乐道之时却迷失了自我的方向，丧失了自我的前进步伐，“人总是胆小怕事，内疚于心”；“他再也没有刚强的气质了，他不敢说‘我认为’，‘我就是’，而是一个劲地援引圣贤之言。”爱默生以怀疑的语气责问芸芸众生：“为什么要对阿尔费烈德、斯堪德贝和古斯塔夫奉若神明呢？就算他们功德盖世吧，难道他们穷尽了天下的恩德？”然而，爱默生并不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个人满足者，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英雄价值观并不脱节，也从来没有否认伟人的巨大价值，一切历史都很容易把自己分解为少数几个坚强认真之人的传记。他理解伟人成就背后的苦衷和伟人天性中的执著与孤寂，“要伟大就要遭人误解”，“人一定要顶天立地，使周围的一切环境显得无关紧要。”爱默生还告诫人们：“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无与伦比的”，“研究莎士比亚永远造就不出莎士比亚”，“坚持你自己，永远不要模仿。”
爱默生的英雄价值观是既辩证的、也是能动的，他深知历史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下一次前进的准备，“伟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有更伟大的人出现”。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曾经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有着深刻的辩证思想，为爱默生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历史观做了最好的注解：个人的行动始终须以特点的历史为支撑点，而更重要的是，个人不能做匍匐于伟人前的奴仆，而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自信是英雄主义的精髓。”一语道出了伟人精神的实质，社会前进的力量就在于每一个体成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前人的思想行动中吸取经验，不做机械的模仿，而是勇敢地在无人涉足的地方找到历史的新起点。尽管爱默生在其散文和演讲中很少举一些复杂而冗长的事例去证明什么，但他敏锐的洞察力却使他发现这样一个人类历史的普遍事实：“我们的时代和历史，几千年来并非仁爱的历史，而是自私的历史……看看这个由劳动着的男女组成的广阔社会吧。我们任由劳动者侍奉我们，却不与他们同住，在街上遇见他们甚至连招呼也不打。我们不赞美他们的才能，不为他们的好运气感到喜悦，不培养他们的希望，也不在集会上投有利于他们的票。”透过爱默生的批判性历史观不难发现，它与爱默生的英雄主义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其实质都是对自立精神的赞扬：没有对民众自立精神的肯定，社会历史将是一滩死水。
二、社会的密谋与成规的鞭笞
尽管爱默生的《论自助》写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一特定社会环境下，其所倡导的自立精神，却以其无所不容的心灵体系而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义。“继续维护一座僵死的教堂，替一个僵死的圣经社会卖力”使个人变得碌碌无为，丧失创造力，是爱默生所谴责的行为，因为“社会处处都在密谋对抗每个成员的阳刚之气……顺从是求之不得的东西，自助则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在《人类文化》演讲中，爱默生对社会大声斥责道：“正直、理性、高贵的人，世界的掌握者，无处可见，相反一个畸形的社会公然放弃可能的完善目标，而百般压制民众的呼声，把矛头指向民众的喉舌……一个普遍的妥协原则席卷了每个个体。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常规横行暴政之下，任何个人、个人的意志和性格变得毫无价值……”对于社会与成规强加给人的“党派的囚服”以及违反天性的“最温顺的蠢驴似的表情”爱默生予以无情的讽刺。对于在社会中如何保持个人意识，爱默生提倡的行为准则是“我要做的事是与我有关的事，而不是人们所想的事。”然而，由于不顺从成规，持有不同见解，“世人就对你横眉冷对，要对你横加鞭笞”。爱默生认为“宽大的襟怀和宗教的修养”是对付社会群魔的最好办法。当社会的运作一旦变得机械化、公式化，而使得“我们总是要求前后一致；把我们过去的行为奉若神明”时，爱默生大声呼吁人们果断地抛去“记忆的死尸”，就像约瑟丢开淫妇的衣裳那样。不仅如此，爱默生还大声倡导社会改革，在《人即改革者》的演讲中，他说：“我们要让这世界不只适合古人，更要适合我们自己……人到底为何而生？只是为了做一个改革者，做一个重新改造前人产品的创新者，一个谎言的否定者，一个真理与美的恢复者。”
三、个人的天性与心灵的召唤
“相信自己”是自立精神的本质要求，是爱默生《论自助》一文的内核，而做到“自立”的关键则是顺应个人的天性、倾听心灵的召唤，而寂静时刻最能听到自我内心的声音，且不被周遭世界的嘈杂所纷扰，所以爱默生说：“我喜欢礼拜式开始前沉默的教堂胜过任何布道”，“一个人应当学会发现和观察从内部散过他心灵的微光，而不是诗人和圣贤的太空里的光彩。”爱默生认为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一个真正的人不属于别的时间与空间，而是万事万物的中心，他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天性自然。”“时间与空间只不过是眼睛造成的生理颜色，而灵魂却是光明；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白昼，它在哪里消失，哪里就是黑夜。”对于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个人的前进方向，爱默生的立场是：“没有谁可以违背自己的天性。他风发的意气受他的存在规律的牵制，犹如安第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尽管重峦叠嶂，在地球的曲线中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怎么估价、考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就像一首离合体或亚历山大体诗歌”，“凡是低于永恒法则的法则我决不服从”，“凡是使我由衷地高兴的事，心灵委派的事，我都愿意做。”爱默生以轮船航线的比喻巧妙地说明了个人自我天性发展的基本原理就是顺其自然：“最好的船只的航程也是千曲百折的。如果从远处看这条航线，它就变直了，接近了平均趋势。”如果个人因不能把握自己使天性遭到扭曲，或以扭曲的天性行事，其命运就会如同海上直行的船只，注定要触礁。爱默生的“自立”不是机械的遗世独立，而是精神的彻底提升，是社会有效沟通的真正条件，而社会每个独特个体的有效沟通则是自由健康的个人主义的最适宜温床。正如爱默生所言：“一个人就是一捆关系，一团根蒂，从这儿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就是世界。”而“没有世界，人就无法生活。”所谓自立精神“不过是指一个有运作力的信念：自我具有内在的认识真理的能力，只需要拿出足够的探索勇气，即使冒着被周围大众嘲笑的危险。”因此让我们不要再踏着伟人的足迹前行，而要同伟人融为一体，不要再返观自己的脚印，而要抬头看看天空的指明星，然后迈步去寻找平民百姓建构历史的权力。“我们是领导，是拯救者，是恩人，听从全能者的努力，向着混沌和黑暗挺进。”
四、结语
现象学文论家罗曼·英伽登（1893-1970）在谈论文学的艺术价值问题时指出：“愉快完全是在艺术作品之外保持着。作品是某种超出我们经验及其内容范围的东西，是某种在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上完全超验的东西。”从这一意义来说，爱默生的《论自助》以超越时代的形而上学品质成为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与诗学话语的集中体现。《论自助》一文中没有对历史史实的探幽入微，却处处散发着对浩瀚宇宙的历史哲思，没有对英雄伟人的顶礼膜拜，却时刻奏响着催人奋进的英雄号角，指引民众前进的方向；它以入木三分的洞察力批判了社会成规，然而其字里行间却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意在唤醒每一个沉睡于平庸状态的灵魂，使其敢于向社会的密谋挑战、向成规与陋习反击；不仅如此，爱默生也指明了个人进取的法则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倾听自己心灵的召唤并采取果断的行动。《周易·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所谓形而上者是无形的世界，形而下者是有形的世界。爱默生摆脱形而下的认识局限，以形而上的超验观来倡导个人主义，使《论自助》一文克服了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其精神光芒不仅曾经照耀美国穿越宗教与成规的迷雾，也必将继续指引世界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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