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朝有个好学生

    远隔重洋的日本，是怎样从中国进口文化的？中日在古代又是怎样交往的？不妨让我们回到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全盛时代，看一看我们的祖先和日本人的祖先是怎样和谐往来、水乳交融的。

    古代的日本文化是比较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不发达，连正式的文字也没有。从西汉起，中日两国的交往就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记载，但日本最早的史籍像《古事记》等是在八世纪左右，也就是中国的唐朝中期编写成的。在《古事记》成书前的日本历史已经不可考，日本人要研究自己的史前文化，必须借助中国古代典籍。最早记述古代日本的史料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后汉书·东夷列传》等。但记载最详细、最有研究价值的应该是《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虽然它成书比前几部书都晚一些，但内容却涉及了日本四世纪以前的基本社会情况，包括风土人情、政治结构、文化艺术等最珍贵的史料尽在其中。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研究已经比较发达和成熟，有专门的史学家从事本国以外其他民族的研究，同时还说明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来往是很密切的，否则像这样的正史是不可能为一个不相干的国家单列一篇的，更不可能达到两千多字数。

    不过，与我们通常的印象有些出入。日本与中国虽然交往较早，但中国文化传播到日本却是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最早是传播到了朝鲜半岛，然后由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到日本。

    不成规模，更不成体系，只是自然而然、极其缓慢地进入日本。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很多日本人已经大体能看懂中国的汉字了，却接触不到系统的中国典籍和文化内容，当然是心向往之。就像当初佛教传入中国，但残缺不全，很多都是断章取义一知半解，于是出现了唐玄奘远赴天竺求取真经一样。上层社会的日本人开始对这一现象不满，渴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情况，更希望亲自到中国领略他们眼中先进的文化。于是遣隋使就应运而生。

    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时期，于公元607年由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第一批遣隋使的代表和领队叫小野妹子，他们与熟悉中国情况的朝鲜使节（具体说是百济使节，因为当时朝鲜半岛有三个较大的王国，分别是百济、新罗、高句丽）一起出发，于第二年到达了长安。第一次遣隋使的官方说法是来中国求取佛法，但其实他们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了解中国文化，以便他们学习和引进。所以在第一批遣隋使顺利回国后，日本马上就派出了第二批，第二批使节中除了僧人以外，还多了一些学生，所以文化传播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为他们通晓汉语，对中国有一定地了解，对于将中国文化推广到异域是有强烈愿望的。遣隋使在中国留学的学生中，有的在中国居然一待就是二三十年，对隋末唐初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社会风俗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深刻了解（日本人那时候就已经体现出了干事认真的劲头）。因中国文化在当时确实是世界上仅见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于处在落后国家的他们来说，日久难免生情。他们在中国待得越久，了解得越深，就越希望尽快改变日本落后的面貌。这种急切的心情，可以从他们回国后的表现看出来。日本国内的人民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介绍，个个都非常向往，想要赶快起来仿效。甚至已经顾不上内容是否科学合理，即使是形式上他们也想要马上看到变化，再怎么着也要改改宫廷里的冠服，学学中国的政府结构等能马上兑现的东西。于是圣德太子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制定皇宫的服饰冠位。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上层社会并不满足，反而更加赞叹和向往，狂热崇拜，希望将中国一切东西全部地、毫无保留地搬到日本来。于是继遣隋使之后，又派出了遣唐使。

    有了遣隋使的成功经验，日本人也越来越熟悉外交流程，同时也摸清楚了往来中国和日本的最佳路径。于是之后的遣唐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日本到唐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遣唐使的成员规模最小的一次有一百二十人，最多的一次居然派出了六百五十一人。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华文化是何等的推崇和向往。这些成员中，有各种政府官吏，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最大的使命就是向唐朝人请教医术方面的一切疑难问题，乐师主要是学习各种仪式的奏乐。至于阴阳师，估计也是看了点中国的周易什么的，但是实在太玄乎了，一般人很难看懂。（别说他们，现代的中国人又有几个人能看懂的。）画师可能是向唐朝学习先进的水墨画画法，也可能是为了描画唐朝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吧。总而言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个个都受到重用，做了大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其中对日本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已经很熟悉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最主要的政治内容就是借鉴了唐朝时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废除了日本原有的贵族私家占有土地的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政府对六岁以上的公民，每六年颁给口分田一次，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要负担田租、徭役、贡物，这就是唐朝的基本土地制度租庸调。在政治制度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曼还直接帮日本政府编纂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日本法制史一班》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直接被称为“模仿唐时代”。这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日本同样深深受到了唐朝的影响。

    先说文字吧。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三世纪起，中国文化如《论语》、《千字文》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为了读懂这样的“天书”，日本贵族开始自发学习汉字，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大多数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了。由于与唐朝往来密切，对唐文化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到公元八世纪时，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创制了楷书字母，这就是“片假名”，后来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高僧空海又根据汉字草体创制了草书字母，这就是“平假名”的由来，从此日本终于正式有了自己的文字。吉备真备是个好学生，他在唐朝待了十七年，深入研究了经史、法律及百工技艺，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有了文字，就有了发展文学和史学的基础。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时带回不少汉诗文集。公元751年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像《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史学方面，712年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诞生，720年用汉文写成《日本书记》，紧接其后的五部史书《续日本书记》、《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全都是按汉文编年体写成的，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中国的印刷术也是在唐时传入日本的；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日本当时建造的平城京和长安城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模仿唐朝的式样。

    同样，唐朝对日本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也是日本得以快速进化的因素之一。中国先进的农具撅、犁、镰等，水力转动的碾础、脚踏和牛挽的水车，都在日本广泛传播。在种植和收割技术方面，也有显著提高。日本以前的水稻是撒种直播的，就是将一把把种子大面积地往地里撒，谁知道哪棵苗能长出水稻来，纯粹是听天由命，瞎猫碰死耗子，产量当然很低。但改为插秧后，收成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是原来的两倍多。另外，制糖、种茶等生产技术也都是在唐朝传入日本的。无庸置疑，唐朝的先进工具与先进技术传入日本，必然促进日本生产的发展。这是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果。

    这些还是日本遣唐使的功劳，还有很多从唐朝去日本的中国人，也为日本的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高僧鉴真了。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率领弟子二十四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被认为是天平时代佛殿之中最完备的建筑，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的建筑技术。寺中的金堂到今天仍然还存在，并受到了严格保护。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唐招提寺派。而且鉴真的门徒们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许多都是建筑、雕塑方面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很多药品都难辨真伪，鉴真精通医术，对上千种中草药的特点非常熟悉，能够仅靠鼻子的嗅觉辨别药物的真伪，准确度极高。他还带去许多珍贵的药方，什么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等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唐朝三百年间，由留学生和留学僧带回日本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消化吸收，与日本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终于产生了近代以来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凭空向前推进了几个世纪。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

    2．儒家文化在东瀛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具有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之前，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孔子创立儒学，把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经过诸子百家数百年的争论和实践，到汉武帝时期，儒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后来出现的宋明理学深化了儒家义理，使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

    与中国儒家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相应，日本开始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公元3世纪，日本在接受儒家思想之前，一度存在着上百个小国，政治经济上都还处于一个正式的国家的初创阶段。文字尚未发明，更谈不上依赖文字传播的文学、艺术、哲学了。

    但当时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宗教信仰，那就是日本的神道。其实神道说穿了很简单，上古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信仰无不是从神灵崇拜开始的。那是因为古代的人民还没有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无法解释自然界中种种诸如地震、火山等现象，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只能凭想象臆造出心目中的神，并希望通过敬神来获得神灵的保佑，从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从推古天皇往前算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和日本开始有了间接的交往。从朝鲜半岛迁移到日本岛去的朝鲜人带去了中国的《论语》、《春秋》等儒学典籍，以及以这些典籍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对于尚未开化的日本民族来说，这些思想文化无异于上帝恩赐的礼物，一下子打开了他们的头脑。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缓慢接受过程，日本终于迎来了全面吸收中华文化的高潮。

    在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追随者，年纪轻轻已经熟读儒家经典，并且在后来的执政和改革过程中，大量应用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和思想。这体现在他执政中种种具体行为均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用儒家典籍中的文字和其他象征儒家文化的符号。比如在他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法律中，废除世袭制，改用中央政府任命官员，并将官员的等级分成了十二个等级，也叫十二阶冠位。十二阶冠位中每一阶的名称都是用儒家经典中的德目命名的，顺序是德、仁、礼、信、义、智。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这就形成了日本政府的十二阶官位，分别叫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其中的“仁义礼智信”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中的“五常”。这说明圣德太子对儒学的研究已经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的引用，而是深入了解了儒家思想和治国之道，开始将儒家的思想用于日本社会的统治和政治结构的改良了。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儒家文化开始影响日本人民的生活观、行为观。

    紧接其后又颁布了《十七条宪法》，不过这并非正式的法律，而是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其中的“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更是经典。读到这几句，相信中国人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它直接就化用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政治思想。（说明一下，此前的日本历史很长时间天皇无实权，所以圣德太子以此为根据，论证天皇的权力是合法的，并且通过这一手段加强皇权的巩固。）

    《十七条宪法》还规定新社会秩序下的“君、臣、民”关系准则，其中“王土王民”思想在“大化改新”中终于成为了现实。大化改新主要是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实行各项改革，最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将皇室和贵族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一律收归天皇所有，成为“公地公民”，然后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王土王民”的儒学思想即是支撑这些制度的理论支柱。在全日本对于汉文化如此推崇的情形下，原先的贵族阶级无法辩驳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终于在改革的浪潮中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皇权力的正当性，日本统治者还引进了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天皇对国土和人民拥有绝对权威，这不光因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更主要的是这是上天的安排，是“代天巡狩”。

    就是说我不仅仅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且还是老天爷派我来管理你们的，所以我理所当然是你们的主宰。通过多方面的宣传，最终在8世纪初制定律令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形成了后世的皇权大一统思想，也最终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十七条宪法》和大化改新的过程中，以及各种律令的制定中，开始采用儒家的“德治”、“仁政”等思想。

    自70 1年起，日本开始模仿中国举行“释奠”仪式；从767年开始，在祭仪结束后还要举行“殿上论义”，即在天皇的面前讨论儒家经典。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和“论义”。自大化改新至12世纪后期，儒学思想通过由中央的大学寮、地方的国学和大学寮别曹以及私学组成的日本学校系统向全国传播。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这些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使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

    另外，日本自645年孝德天皇开始，历代天皇均使用年号，沿袭至今，皇年号所用字样大多来自中国典籍，其思想内涵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中国殷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天道观或天命观认为，天道、天命主宰人事，而且天会垂象示人。为政有德，则天示人以祥瑞；为政失德，则谴告以灾异。人们难以解释的自然界的重大异常现象，被视为天表达自己意志的手段。孔子虽继承了殷周的天皇观和天谴论，但只是偶而言之，并不特别重视它们。但战国后期的儒者已经开始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推演阴阳灾异，增加了迷信色彩。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则把大量的迷信成分加入到儒学中，对《春秋》所记的天变灾异再加以广泛的穿凿附会。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天皇也往往出现所谓的“祥瑞”或“灾异”时改元。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如《尚书》、《周易》、《诗经》等儒家典籍，也有从其他著作中选用的与儒家政治思想有关的字样。

    孝明天皇曾用过“文久”、“元治”、“庆应”三个年号。“文久”，典出《后汉书·谢该传》：“文武并用，成悠久之计。”“元治”，典出《周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庆应”，典出《文选》汉高祖《元勋颂》：“庆云应辉，皇阶受术。”

    明治天皇是日本第122代天皇。“明治”至少有两个出处：《周易·说卦》：“‘离’也者明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周易·乾》：“用九……大明始治，六位时成，时成则六龙以御天。”

    明治维新后，天皇决定实行一个朝代只用一个年号，不再改元，但年号仍出典自中国儒家典籍。如大正天皇典出于《周易·革卦》：“文明以说（读悦），大正以亨，其悔乃无。”《周易·临卦》：“说（悦）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则是大正天皇的儿子裕仁的年号，典出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天皇的年号，出自《史记·五帝本纪》：“（舜）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父义、母仁、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寓意国内外、天地间，均和平兴隆，充分吉祥。

    “昭和”天皇名“裕仁”，取其“国裕民安”之意。如今正在位的“平成”天皇，名“明仁”；当今皇太子名“德仁”。

    以上都是儒家文化影响日本政治格局的例子，儒家文化更深厚的影响力还在于日本社会的普遍推崇与身体力行。比如日本家庭中，家长拥有最高权威，长兄为父，其他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家长的领导。再比如女性的地位，儒家思想是比较轻视女性的，《论语》中就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的日本人也全盘接受了这一思想，从此日本女性可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

    儒家思想重视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有什么样的权力规定的是清清楚楚，最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随便通婚的，下一级的人对上一级的人必须绝对服从。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日本人之间很讲究等级观念，父母与子女有等级、男人和女人有等级、长官与下属有等级、天皇与贵族有等级、士农工商之间有等级。而且日本这个学生是出了名的认真，要学就学彻底。于是各个等级之间泾渭分明，不得越雷池半步。下一等级的人终其一生都不能获得上一等级的称号，也就是永久处于同一等级中，并且还世代相传，子子孙孙永远是同一个身份。为了避免弄混，每个日本家庭还要在自己居住的房子外面贴上自己家的等级。这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了。但日本人可能没有想到，中国的儒家思想里还有“仁”的概念。儒家思想规定了等级，可还保留了各个等级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农民可以通过辛勤劳动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获得“士”的称号，也可以通过缴纳贡金进入朝廷做官，身份可以变化的。而古代的日本人就比较惨了，一辈子只能在自己这个等级里混日子，没有出头之日，当然这也可能是日本社会几千年来能保持稳定的原因。

    儒家思想特别重视礼节和修养，认为自周代以后礼崩乐坏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源，而良好的礼节和修养是弥合社会创伤的黏合剂，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更是国与国交往的准则。因此儒家思想对礼节是非常看重的。日本很好地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现在的日本人礼节之多世界罕见，光鞠躬每天就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出门进门点头招呼，认识不认识都会主动问好，互相使用敬语，邻里之间互相照顾，彼此相依共存。这也是日本人普遍素质较高的来历，这一优点也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和敬意。

    儒家思想还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体现出来。比如起名字，就大多化用或直接引用儒家典籍中的典故。日本平民百姓的名字经常带有某种儒文化色彩，像儒家文化很忌讳不吉，多采用喜庆的字眼。例如：人名中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表示伦理品德；良、吉、喜、嘉等表示吉庆；龟、鹤、松、千代等表示长命；君代等表示远久；广、博、浩、洋等表示聪慧。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有不少词汇是先由日本根据中国经典造出来，又由赴日留学生带回中国来。由于都是汉字组成，我们在使用时从来不觉得他们是“外来语”，其实这是误解。像这些常用词汇就是日本人首先造出来的：半径、保险、体例、采光、常识、身份、成员、旅客、出口、出庭、储备、传染病、创作、代表、代言人、德育、反抗、创造、执法、法人、法庭、反动、否定、反对、办事、稳定、固体、关系、广告、化学、教养、阶级、勤俭、解放、进化、劳动、理想、论坛、漫画、美术、内阁、能力、偶然、企业、侵略、贸易、社会主义、思想、间谍、体育、卫生、文化、文明、物理、消防、学历、学位、艺术、元素、原子、杂志、哲学、直接、质量、主食、宗教、总理、组织、作者、座谈等。

    日本人在艰深难懂的中国古籍中找出这么多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并生造出如此精到的词语，说明他们对古代典籍非常熟悉和了解，儒学功底极为深厚，连中国人都不得不接受和使用他们造出来的词语。这对我们许多已经忘记了祖先辉煌的中国人来说，也有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纵观以上儒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相伴相随的。

    并且，经过日本改良后的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直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儒家文化并没有被全盘否定，反而在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改革中发挥了更加独特的作用。

    3．围棋、茶道、剑道

    “汉风唐韵存东瀛，甲申以后无中国。”中国大量的古代文化已经失传，但不少却在今天的日本还保留着。日本人将从中国借鉴过去的文化艺术加以改良，每一门技术都被精雕细琢成了一门门独特的艺术，并代代相传。至今还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也最为典型的，就要数围棋、茶道和剑道了。

    围棋是中国的国粹，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一种策略性二人棋类游戏，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棋子进行对弈。目前围棋流行于亚太，覆盖世界范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棋类游戏。

    围棋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流传较广的是“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传说。传说未必可靠，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围棋已经出现，这在《左传》、《孟子》中都有记载，可是秦汉时围棋并不盛行。汉末围棋兴起，南北朝的时候，奕风开始兴盛。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宋元时期围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张拟模仿《孙子兵法》撰写了《棋经十三篇》，对后世的围棋理论及实践有深远影响。元代是围棋理论出现重大突破的时代。曾经名噪一时的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了一部《玄玄棋经》。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棋书中的集大成式的著作。明清时期棋坛最是兴盛，是一个棋才辈出，名手如云的时代。而从民国以后，中国围棋一落千丈。

    围棋何时传入日本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据说是在东汉后期，由朝鲜人带到日本，并从此生根发芽，在日本得到了贵族阶级的普遍推崇，被认为是上层社会最优雅的休闲方式，普通百姓是禁止学围棋的。唐代的时候，围棋在日本开始较大范围的普及。传说当时的日本围棋已经相当厉害，日本王子来到唐朝时，请求与中国的第一高手对弈，唐王不敢应战，怕丢面子，于是命令顾师言出战。王子步步领先，顾师言感觉非常吃力。王子在全盘优势的情况下，得意地下出了一步自觉非常高明的棋“双征”，在围棋上被征子是无法救回的，更何况是罕见的双征。顾师言顿时陷入了长考。但也许是他的运气不错，不过更可能是实力本来就强吧，在经过了很长时间（据说长达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古代围棋是不计时的。）的思考后，顾师言下出了绝妙的一子解双征，王子也经过一番长考后，始终无法化解这步棋，只得投子认负。佩服不已的王子问顾师言是不是中国第一，顾师言忙说自己只是第二，真正的第一高手是别人。王子叹说：“果然围棋出中华，第二尚且如此厉害，第一岂不是更不可超越！”他哪里知道，对手顾师言已经是手心流汗了，如果他这局败阵，后果实在难料，保不齐脑袋要搬家了。

    不过日本围棋的真正兴盛是从本因坊家族的出现开始。日海棋力高超，被丰臣秀吉看重。他专门为日海设立了名人棋所，由朝廷供给俸禄，这就是日本职业棋士雏形。丰臣秀吉之后，日本进入三百年的德川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也是非常喜爱围棋的，他为职业棋士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福祉和权益，日本职业棋士世界的许多体制，比如对棋士段位的认定制度和御前棋赛制度等，都在这时得以确立起来，日本围棋四大家族本因坊家、安井家、井上家、林家也是在这一时代产生的。

    围棋在日本一向被认为是一项陶冶情操的高雅活动，全日本有大大小小的围棋道场无数处，学习围棋的中小学生人数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因此日本围棋具有选材的很大余地。日本社会也非常资助围棋活动，著名的大企业每年都会有专门的经费来补贴或投入围棋比赛的赞助中，最有名的是富士通杯。但围棋在发源地中国却风光不再。

    尽管近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有所回升，但与围棋在日本国家的影响来看，仍然相距甚远。至少中国的家长很少有人认为围棋是一门正当的艺术，鼓励孩子学围棋的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考试不考它。

    其次就是茶道。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纪中叶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点茶道形成于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后期，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

    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自唐朝开始，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土，光大于日本。

    日本人相当注重形式，茶道便是这样的一种体现。日本茶人在举行茶会时极为隆重，每一个细节，每一道流程，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几近完美。当茶事举行时，主人和客人都非常重视，小小的茶会竟然不亚于某种重大的仪式，这是日本茶会一种独特的感觉。

    茶事的种类繁多，在古代就有“三时茶”的区分，就是按一天三顿饭的时间分为早茶、午茶和晚茶。今天的日本茶会更是发展到了“七事茶”，那就是：早晨、拂晓、正午、夜晚、饭后共五个时间段的茶事，此外还有专题茶事和临时茶事。所谓专题茶事，就是有了某种比较重要的事情需要请大家来一起讨论或分享。此外还有惜别的茶事、赏樱（赏雪、赏月）的茶事、一主一客的茶事等。每次的茶事一般都得有一个主题，或者是某人新婚以及乔迁之喜，或者就是生日聚会，理由不一而足。

    茶会之前，主人要首先确定主客，即主要的客人（一般为身份比较尊贵的客人），然后再确定陪客（和主人很熟悉，和主客有一定的关系）。总之日本人将茶会当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交场合。茶会的时间也有讲究，通常在四个小时左右，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这么规定是因为时间太长容易导致疲惫，失去茶会的乐趣。而时间太短达不到茶会的目的。为了办好一次茶会，主人要做好各种会前的准备工作，一点不能马虎。选购好茶、好水、茶花，还要做一大堆精致可口的茶点心，还要打扫茶室，做到干净整洁。茶会开始后还有一大堆的复杂程序，说来说去就一个字：累。

    日本茶会盛况空前的情景现在虽说已经有所减弱，但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地位，是日本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文化。

    再次是剑道。中国人对于剑道这个词语已经相当陌生了。

    而它在日本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日本剑道发源于中国的剑术，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再经日本人的研习修改，扬长补短，形成独特的刀法技术，古代用来保家卫国，防御外敌的侵犯及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

    古代剑道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一千年来流转不息，将古代文化保留到了今天。剑道具有运动和武术的本质，长期练习，不仅能促进身体健康、增强精神活力，同时能培养出坚强的意志力、专注力和果敢进取的性格，以及敏锐的判断力和冷静自信的态度，这些优点不只用于武术，对各人处事的理法或事业的经营都助益良多。

    欣赏和观看剑道可从外在的技术和内在的心理两方面来看。就技术方面，动作利落姿势优美，气势及精神饱满，显现强而有活力的表现，这是高手必备的姿态，否则就会被认为落了后手，裁判的判罚心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心理方面而言，剑手是冷静还是浮躁，交战中判断力是不是敏锐，在敌人变换各种招数时是否有足够的办法应对，都可以看出练剑者的功底。所以欣赏剑道并不是简单地看输赢，还是一种心理上的享受。

    现代的日本剑道是穿着护套、拿着竹刀，进行真实的格斗。剑道是一种自律自主的活动，格斗时必需专注、认真地应付，更以坚毅不拔的精神来抗衡对方的攻击，以期能在逆境中磨炼成长。外行人可能看不出什么剑道的玄妙来，认为不过是两把竹刀而已，花拳绣腿不值一提。事实上剑技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剑道要培养的是选手坚定的意志力、敏锐的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沉稳的心理素质。

    大家看看电视，就可以发现，日本剑道的特点是双手持剑，这与我们经常在各种小说、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所谓古代侠士单手持剑是很不一样的。

    据说中国古代的剑道就是双手持剑，明代末年的茅元仪在他的旷代巨著《武备志》中收进了一部剑谱，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剑谱，而且是唯一的一部双手剑谱。茅元仪在剑谱的序言中写道：“古之剑技可施于战斗，今其法不传，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鲜……”原来茅元仪得到的这部剑谱却是从朝鲜带回来的。

    《汉书·艺文志》还曾著录了一部叫《剑道》的剑术专著，但它在隋唐以前就已失传，“剑道”一词后代人就没有再使用过了，但日本武道居然至今还保存并使用这个词，可见日本人对于古代文化的珍视。

    剑道在中国的失传，可不是现代的事，在古代中国剑道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就突然从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儒家尚文不尚武，统治者并不特别欣赏这样的尚武文化，导致中国剑技慢慢地从搏击的功能向飘逸典雅的“剑舞”蜕变，成为了一种仅供观赏却毫无实用价值的艺术，而不是武术。唐代以来，这种艺术更加向形式化方向发展，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舞蹈。剑道从此在中国绝传。

    4．孔子，墙内开花墙外香

    孔子，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手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秩序和社会文化，由他发端的儒家文化深远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至今仍具有勃勃的生命力。

    在日本到处可以看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主要表现在日本企业文化、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三个方面。

    日本企业和企业家世界闻名，日本企业公认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美国人曾总结说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优秀造成了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强大。日本企业家大多都具有我们所说的“儒商”的特点。他们作为企业家，每天都在追求利润，但同时又具有儒家典籍中所阐述的君子和小人的“义利”思想。

    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是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在日本近代史上，涩泽荣一是最典型的儒商代表。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拨算盘是利，读《论语》是道德。人类既不能不讲道德，但也不能躲在高塔里过真空中的生活，还是要创造利润获取利益的。他相信《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因此他提出了儒家道德和经济合一的思想，并著有《论语和算盘》一书。晚年涩泽荣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和研究《论语》。1923年，他在现在的二松学舍大学讲解《论语》，阐述自己的论语算盘学说，整理出版之后为《论语讲义》，是一部难得的儒家资本主义经济论著。日本的企业家是把儒家的思想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取其仁、义、和、诚、信的精华，用于经商谋利。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诚信”。

    涩泽荣一为日本经济确立的义利合一的思想，影响了几代日本企业家。很多日本大型企业的经营理念大多是强调社会责任，他们虽然竭力追求利润，但并不把“赚取利润”定为首要目标，而是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所负的责任。比如企业从不轻易裁员，因为他们认为裁掉一个员工，就会伤害到一个家庭，导致生活陷入困境，从而为国家增添了一份不安定的因素。三菱公司总部经常有一个大厂房是不动的，里面据说是生产坦克的机器。三菱公司每天都要管理维护这些机器设备，花费不菲，但却不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是完全亏本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考虑到万一哪一天战争来临，他们可以为日本制造武器自卫，否则将会成为日本民族的罪人。宁可自己每天赔钱，也要为还不一定来不来的战争保持机器设备的全新状态。这种境界充分体现了日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当然，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认为这不是军国主义吗？但别误会，所谓军国主义是外国的看法和说法，哪有自己国家的人会说自己是军国主义的。这就是义利合一的思想的完美诠释。企业要追求利润，但企业又不完全是追求利润，利之外，还有“义”。

    在学校教育中，日本注意用儒家思想培养学生的美德。日本开设有伦理课，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德育课吧。

    日本高中《伦理》教科书中专门设有“中国的思想”一节，介绍了儒家思想。在“外来思想和日本传统思想”一节中，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国语综合》相当于中国的语文课，教科书中有“诸子百家的思想”一节，其中有两个单元讲《论语》。在选修课《古典》的思想分类中有专章讲《论语》。“孔子与子路”的故事还专门成为课本中的一节，作为重点讲述。除了这些比较严肃的教材外，日本社会还为中小学生出版大量的以漫画为形式的论语书籍，漫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为论语思想的普及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在很多学校，《论语》在入学第一年是必讲课目，所有学生都要学习论语思想。不少学校还用论语的训诫来要求学生的言行举止。像我们经常遇到的中学生染黄头发、红头发的事情，在日本不少学校也是严格禁止的，男生女生更不能佩戴各种首饰进入校园。由于德育课培养了学生的良好情操和坚强意志，学校的风气一般都比较好，学生整体素质也很高。

    在日本现实生活中，也是随处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响，在东京文京区有一座孔庙，里面有孔子的雕像，经常有中学生和游人到这里参观。日本政治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讲话时常常引用《论语》，甚至把《论语》的句子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中川秀直都是如此。《论语》深受日本政治家的喜爱，他们在演讲中经常引用《论语》，执政的自民党还设有《论语》研究会。福田康夫首相访华写下了“温故创新”的题词。福田说，他这个年龄的日本人在上中学时都学过《论语》，那时有专门讲解《论语》的课程。《论语》中讲述的做人的道理对当代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值得学习。

    《论语》在日本也呈现越来越普及的趋势，日本各地都有《论语》学习班。现在东京的孔庙已经成为中国“国学”大讲堂，《论语》朗读班期期爆满。最近，日本还涌现了一批重视《论语》教育的公立中小学校。日本东京世田谷区小学一年级新设了讲授《论语》和汉诗的课程，枥木县足利市规定中小学有义务让学生诵读《论语》。

    在日本有论语研究会、论语学习会等民间团体，向人们义务开展学习《论语》的讲座，更多的日本人高中毕业后虽然很少再接触《论语》，但在行为方式上仍然潜移默化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刚去日本时往往会被日本富裕的生活迷倒，但真正了解日本后发现，日本社会真正和谐的地方是：绝大部分日本人心态端正，没有我们通常见到的那种浮躁感。对自己的工作角色看上去都很适应，搞科研、搞行政、当工人、当服务人员，心无旁骛，一心钻研。

    这就是精神生活的意义。没有充实的精神生活，再怎么丰富的物质生活都只会让人被异化为一个个机器。

    日本是一个拼命学习西方但又能保持自己文化结构的民族，他们很会对传统文化进行推陈出新，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在日本，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日本人通过读《论语》、品《论语》，将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用儒家思想培养和规范自己的道德情操。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论语》一直是日本人精神和道德的根干，日本人通过《论语》一书，不知不觉中学会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踏入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并为此感到痛苦时，真正起作用的是《论语》。可见我们的先贤孔子，远渡重洋，在东瀛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日本民族。

    5．传统与现代的水乳交融

    中国在古代辉煌过，但近代却落伍了。清朝末期，中华大地满目疮痍，列强横行中华大地，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口。贵族阶级曾经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第一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但很快历史就证明了这次学习的结果是怎样的低效。后来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员提出了“洋务运动”，单纯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也遭到了覆没的命运。满清垮台至五四时期，知识界曾一度提出“全盘西化”的论调，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于是学洋文、穿洋衣、抽洋烟等泛滥一时，但中国依旧没有摆脱落后的面貌。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口号。

    在传承中华文化与发展现代经济之间，看看日本的做法，或许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

    今天的日本文化，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不断接触、交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过程与中国是极其相似的。因为当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日本时，日本的儒家文化并未阻碍这个国家有效地处理政治危机。相反，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中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都是由日本的儒家学说和理论提供的。那么日本人究竟有什么法宝，能在外国强势文化激烈冲撞的过程中，既吸收优秀文化，又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的呢？

    日本对中国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首先，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总在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却也一直是将外来文化不断地本土化，在近代以前主要是将儒学与日本的神道相结合，而在现代则是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魂”与西方民主制度和民本思想等再一次嫁接。其次，日本民族非常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引进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在大力弘扬本民族文化，而这，正是日本能够成功地迎接近代化挑战的基础。

    首先是将外来文化进行适合于自己的本土化改造。日本的民族文化对外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极强的驯化能力。这有赖于其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持，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就丧失了日本文化与外域文明融合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文化本质的蜕化。日本文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原始儒学、汉唐儒学、朱子学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在这种长期的选择、消化和吸收中，日本儒学已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将其驯化了。

    如与孔子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所不同，日本主张“贸易之子，互通有无，利人利己”的义利一体。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从某些方面进行了“和”化，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和”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思想领域，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美式的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别于美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这无异也是一种被驯化了的美国文化。日本人眼中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团体的制约作用。日本式的经营治理模式与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相一致。

    它以共同体主义和重视人情味为经营治理方式的核心，不仅重视资本、技术等物的因素，更要重视人的因素。在日本，经营者的最大作用，是培养与雇员的健全关系，是在公司中造成家族式的一体感。企业重视员工的个性，关心员工的生活；员工对企业忠诚、奉献，从而形成一种员工与企业之间稳固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治理模式，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并增加了日本的特有色彩，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一般来说，文化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互斥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域外文化的大量涌入，往往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被征服以及其原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然而，日本文化却能在汹涌澎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主动地摄取，有选择地消化，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不能不说是对民族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承传。

    其次，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说过：“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化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

    为了融入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发展并加深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日本政府建立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专门组织。1971年外务省下设日本基金会，基金会把日本文化介绍到国外，同时也使日本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日本政府还在京都专设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招聘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开展跨国合作研究。

    日本政府支持学者和专家参加国际会议；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将自己的文化展示到国际舞台上；保护海外的日本民族文化珍品，将日本的历史文化古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传统的柔道和相扑项目，提高日语的普及率等。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传播赋予了其“新的生命”。

    在改造外来文化和弘扬传统方面，日本人做得是非常巧妙地，这也说明日本有一批真正研究文化的文化学家。而日本人在外来文化最强势的领域——现代企业，却恰恰是他们最为成功的范例。

    现代意义上的日本是一个超级强国，它最强大的也是为世界公认的就是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日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发展史中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企业，更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让日本制造享誉世界，更为日本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美国一位企业家曾说过，美国在和日本的国际竞争中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不同，也就是说商场上的胜负可以看作是文化竞争的结果。美国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在企业管理中以理性原则为主，奉行事本主义；而日本是典型的东方文化，创造了柔性的企业管理模式，实行人本主义，二者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而儒家文化却是最鄙视获利的思想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真正的君子是不追求利益的，只有小人才整天孜孜以求地追求个人的利益。所以中国人从小就被告知：要好好读书，“士农工商”中商人是最低等的，没有出息。在古代日本，商人也是最低等的，可能经济上比较宽裕，但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武士可以任意处死他们。商人是受鄙视的群体。

    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西方的工业经济以其强大的力量席卷了整个亚洲，连老大哥中国都难以幸免。面对西方的工业经济以及工业文明，中日两国的态度一对比，高下立判。

    中国从根本上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只认为西方不过是武器厉害，文化方面还是中国最强。因此中国在学习西方时只是奔着军事工业而去，其他方面则是外甥打灯笼——照旧。但很快甲午一战中国彻底惨败。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企业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了，但不仅是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员工素质、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落后日本。

    近年来企业界一直在争论：究竟是采用美国式管理呢，还是采用日本式管理呢？或者是采用欧洲的一套？单从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又一次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逻辑怪圈。从来就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西方文化真的就那么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吗？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先进的企业文化，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民族善于吸收西方的先进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儒教深厚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没有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巧妙地将西方工业文明与本土文化结合起来，让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比如，日本的企业多是家族式的企业，家族观念源于儒家思想的家族等级制度。在等级制度下，日本人是最讲究“忠”的，员工忠于上司、忠于企业，公司忠于员工。应该说日本企业不仅推崇能力，更看重忠诚。中国虽然早己粉碎了等级制度，但中国企业难道就真的不能培养员工的忠心吗？中国文化强调人性化，重视人情味。如果企业真正为员工着想，为员工谋利益，“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精神定将发挥出夺目的光彩。

    中国人是倡导勤俭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如：“成由勤俭败由奢”、“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然而，我们许多的企业现在似乎把这些先人的训诫忘掉了。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钱人往往在酒桌上一掷千金，开豪车、戴名表、住别墅，而日本近代企业家和资本家由于恪守勤俭的信念，所以能在拥有巨大财富的情况下，恪守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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