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日本的“媚小”情结

    日本人曾经一度十分迷恋地称呼自己为大日本帝国，但这个大帝国其实骨子里却是十分崇拜“小”这一文化的。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是建立在对自身微小、弱势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从历史上看，日本民族古有强邻中国，近有霸权西方，日本总是处在强权环伺之下；从地理上看，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诸多大国相邻，西面邻近中国，北面为俄罗斯，东面隔洋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大国，日本孤悬东海。所以日本民族始终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和自强不息的逆反心理，即越是弱小，越不希望被人看不起，越要强大起来的意识更为强烈。

    也正如此，日本人对于小这个词语有着天生的亲切感，他们不认为小是一种弱势，相反处处强调“小”而聪慧，虽“小”不弱。他们追求的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在古代，日本社会凭自己的能力还无法与强大的国家或民族相互抗衡时，只能将自己的这种理想愿望寄托在神话小说里。

    日本的民间神话故事是民众生活和理想的缩影，是一个现实与梦想相结合的产物。不仅体现出了该民族的价值取向、理想追求、文化心理等，而且也反映出了该民族崇尚小而不弱、以小为美的传统性格。因此，日本历史上诞生了许多受到人们喜爱的历史人物和英雄形象，古代有桃太郎、一寸法师、辉夜姬，近现代有聪明的小和尚一休、名侦探柯南、顽皮可爱的樱桃小丸子等。这些英雄们的集中特点大都是小巧、机灵、勇敢、正义、可爱可敬的袖珍型。这些人物形象身体虽小，却成长迅速，并能战胜大过自己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对手，使自己成为强者、胜利者。

    “一寸法师”是日本流传甚广的古代民间故事，主人公出生时居然只有成人小手指大小，后来年纪长大了但身高却是一点没长，因此人们便亲切地称呼他为“一寸法师”。他人小志大，聪明智慧，而且胸怀宽广。他小小年纪和小小个头却不怕艰难困苦，敢于独自一人远走外地，并且还做了大官的家臣，用智慧战胜了高大凶狠的魔鬼，同时得到了一个万能宝槌，使自己迅速“变大”，不仅娶了大官的女儿，还成为朝廷重官。

    桃太郎的故事更是无人不晓，一位老婆婆在河边洗衣时，在河里拾到一个桃子带回家。正要剖开时，里面出现了一个微小男婴——“桃太郎”。虽然他生来很小，但是见风就“长大”，很快就成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后来率领着一些动物家丁，依靠自己的智慧击退鬼怪，夺回宝藏，为民造福。

    辉夜姬的故事梗概也是大体如此。一位老翁到山里砍柴，发现一株发光的竹子，剖开一看，里面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女婴，便给她取名“辉夜姬”（日语翻译成中文，辉夜姬就是“月亮公主”的意思）。在短短的三个月里，辉夜姬见风就长，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美女。她美貌脱俗、智慧超群，并用智慧拒绝了五位贵公子的求婚。

    《聪明的一休》是上世纪直到今天仍风靡亚洲的一部动画片。

    小和尚一休虽然身材矮小，但他知识广博，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而且善于动脑筋，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气帮助周围贫困的人们，大名鼎鼎的将军多次想要刁难他，但就是怎么都难不倒他。一休聪明又有正义感，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实现了“小人物”的“大”作为。

    到了近现代，这一趋势仍是一如既往。《名侦探柯南》讲述了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变成了小孩的模样，寄宿到毛利侦探事务所帮助毛利小五郎做侦探。新一上高中时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孩子，自从吃了毒药变成小孩后，似乎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他一直帮助糊涂侦探小五郎，侦破了各种案件，抓到了不少坏人，最后自己也终于成为了一个名侦探。

    《樱桃小丸子》描写了一个叫“小丸子”的聪明活泼的小女孩，在上学期间与家人、朋友、老师、同学之间所发生的一桩桩趣事。这个樱桃小丸子优点一大把，缺点也是一大把，可爱顽皮又聪明伶俐。一个樱桃小丸子，让亚洲尤其是中国小孩子如痴如醉地着迷。

    像这样的日本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和卡通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日本民族面对微小或者弱小不甘示弱，利用智慧和微小独特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日本人对于“小”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民族这种对“小”的喜爱，还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日本是世界上开发微小精巧东西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还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有心人不妨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轻易地找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2004：年日本东芝公司生产的O．85寸微型硬盘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硬盘被正式记录在世界吉尼斯纪录中；2005年日本开发出直径只有2厘米的世界上最小的直升飞机；2006年日本人设计的一款汽车被作为世界上最小的模型车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2006年6月日本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小尺寸的钟表齿轮，直径仅有0．2毫米；2007年6月日本推出世界上最小的人形步行机器人并被载入吉尼斯纪录；2008年1月日本开发出世界上最薄的电视机，据说仅有两三张银行卡片卡的厚度，也被载入最新的吉尼斯纪录。

    日本电器制造是一直以来的强项，他们也不断在电视机、照相机、随身听、录音机上下工夫，更小、更薄的纪录不断被自己打破，同时借此牢牢占据了世界市场的份额，为日本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日本的图书也很有特点，在日本的书店，你会很容易发现一种微型袖珍图书，长约15厘米、宽约10厘米，在日本特别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在日本的书店专门为这些图书划分出专门的销售区，或者设立一个个专用书架，可见其销售量是相当大的，携带方便、便于阅读的微型图书能达到如此大的市场效应，也折射出日本民族对微小东西的偏爱。

    日本民族的这种喜爱“小”、追求“小”的性格是历史与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是日本人比较独特的审美表现。长期以来在日本民族的性格里，似乎总有一种“小则优”、“小而可爱”、“小可变大”、“小能胜大”等先天的成分。无论是古代的小英雄形象，还是近现代的微缩技术的高度发达，还有对于这种小型化产品的偏好甚至是执著等，都体现出了日本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媚小”性格。

    这么说来，“小日本”还真没有叫错！但在此严正声明，此处纯属客观叙述，不带什么歧视成分。再说谁歧视谁还不一定呢，没必要对号入座。

    2．“小"日本有“大"心态

    相扑运动在全世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两个巨型男人蹲在一个直径四五米的四方台上，随着一声口令，嗷嗷叫着向对方冲过去，像两辆坦克对撞。转眼之间，一方已经重重地摔倒在台上，另一方即宣告获胜。

    这就是日本的国技，对于相扑的奥妙，很多外国人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远隔重洋的欧洲人暂且不论，就连近在咫尺、文化同源的中国人也是一头雾水。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专门挑选一些体格异常的年轻人，然后极不科学地将他们喂得又肥又大，然后让他们去从事这样一种没什么比赛规则和技巧的比赛：只要让对手倒下，就结束了赛事。

    说相扑没有什么技巧，更没有什么观赏性，这是有根据的。因为相扑比赛是没有级别的，所有选手不分身体的轻重大小，参加同样的比赛，而不管对小个子是否公平。按相扑的规则，选手的体重和个高只有下限而无上限，下限体重为七十五公斤，个高为一米七三。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个小个子可能和比自己重好几倍的庞然大物在台上较量的特殊现象，当然一般也是小个子输的多。小个子战胜大个子的情况不是没有，只不过几百年来也就那么少数几例而已。但日本人似乎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日本人如痴如醉地迷恋相扑，甚至尊其为国技。在日本，相扑比赛可谓盛况空前，电视、电台不停地转播比赛实况，各大报刊、杂志不惜版面竞相介绍有关相扑比赛的一切内容。

    规模最大的东京国技馆的比赛，入场券价格比歌剧演出要贵得多，就是这样还是一票难求，想看比赛甚至需要提前6个月到一年预购。当然有买不上和买不起票的人，只好到转播室去观看。临近决赛之前，东京街头万人空巷，这种情景我们依稀记得当年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时有过，或者有点像中国的除夕之夜观看春节晚会。这种比赛不分年龄不分阶层，不仅老百姓喜欢，就连天皇、首相、官员、大学教授也是整天津津乐道于此。

    由于相扑运动享有如此高的地位，相扑手自然也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在日本构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阶层，在国民心目中享有相当高的地位，甚至于超过自己的父母、老婆，或者是日本首相天皇。无数相扑迷对相扑选手的崇拜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每一个小有名气的相扑手都有规模不小的相扑迷团体，他们都是自发组成的，比赛时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助威呐喊，气势十分壮观。最让人羡慕的是，相扑名手们最不缺乏的是女性崇拜者，身材苗条的妙龄女郎往往以嫁一位相扑手为最大幸福，相扑名手的老婆个个如花似玉，而且很多还是成名的歌星影星，真是羡煞旁人。我常常想，日本女人是怎么和那些体胖如牛的肉山一起生活的呢？

    日本人何以如此迷醉相扑？回答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那种比赛场面让日本人有一种回归古代的怀旧情绪，有人说什么雅俗共赏、人人都能看懂。说日本人从观看相扑中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补偿，倒也确实是如此。然而，日本人喜欢相扑，另有更复杂的理由。

    相扑是巨人的运动，个子越大，力量越强，所谓身大力不亏嘛。

    篮球运动员中，即使是个子最矮的运动员，也比常人高一大截（当然像博易金斯那样极端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样，在相扑圈子里，即使是身材最不起眼的选手，比起常人也要大出一圈，更不用说那些日本相扑界的巨无霸。就他们那庞大的身躯，一般人不要说去跟他们比试，就是看他们一眼，都会油然而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来，因为他们的块头实在是太大了。

    日本人的身材，向来是以矮小出名的。根据一项调查，在五十年前，日本男人的身高平均在一百六十公分左右，女的则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左右，无论比西方人还是比中国人，都要矮一截。而这些巨无霸型的相扑选手往往都是从无数个头矮小的国民中精选出来的，这些威风凛凛的大汉，实际上代表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渴望伟岸、向往强大的愿望。有一个例子是最能说明日本人这种心理的，100多年前，日本由于种种原因刚开始开放国门的时候，经常有西方的巨舰停靠日本海岸，船上的西方人个个身材高大、威风凛凛，这让日本人感觉非常不舒服。为了在这些外国人面前显示自己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政府就暗中安排那些相扑选手装作不经意地来到码头，扛着上百斤的重物轻松地抛来抛去，一边互相嬉闹不休，显示自己多么的强大。当然这一幕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想起那时候的情景，还是忍不住喷口一笑。

    这种对小的不满，渴望伟岸、向往高大强壮的愿望就变成了一种在精神上超越矮小的动力，变成对弱小者的肯定和期待，变成了以小胜大的决心，甚至变成对庞然大物的藐视。在日本人的心理中，既向往大又蔑视大，既肯定小又克服小，两种情感总是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进一步从个体无意识演化为了集体无意识，并且超越了民间，上升到国家意志层面，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在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国民身高等自然条件方面算不上大国的日本，不仅在心理和观念上努力回避这些不利的因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反而刻意地去树立和强调“扩大”、“强大”的形象。从历史上看，日本一直不满足于自己偏居在狭小的小岛上，有向外扩张的传统。16世纪末，随着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强化。丰臣秀吉不甘心于国内发展，企图征服中国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他曾公开宣称要吞并朝鲜、直捣大明国、迁都北京、占领天竺（印度）。口气之大无出其右者。不过，毕竟当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与中国强大的明朝相抗衡。日本两次出兵朝鲜，朝鲜告急，明朝派名将李如松出兵支援，日军接连吃了几个大败仗，丰臣秀吉的称霸野心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很长时间里不再提出兵朝鲜的话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又一次向外扩张，在赢得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的自信心迅速膨胀，于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想一口吃掉庞大的中国，将自己的国民迁到大陆去。不过随着二战中同盟国的节节胜利，日本称霸亚洲的梦想再一次遭到了失败。

    当日本人发现武力难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他们又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做大做强的愿望，那就是经济。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经过战后30多年的不断努力，依靠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令人惊异地实现了举国现代化，其国民总产值相继赶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随着经济上的成功，日本民族自信心又开始空前高涨，争大做强的心理再次表现出来。他们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独立电视铁塔——东京铁塔，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新干线，建成了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公路并用桥——濑户大桥，这些都成为日本民族创造世界之最的具体表现。

    日本人是成功的，他们将自己的身材劣势掩盖了，制造出了超级强大的相扑手；他们同样克服了自然资源贫乏的劣势，制造出了一个经济超级强大的日本。

    3．樱花与武士刀，民族精神的多元

    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如果没有儒学，不可能有日本的今天，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可以说正是儒学拯救了日本，将日本从蒙昧蛮荒的状态中解放了出来。从此日本就被纳入了东亚文明秩序中，成为了儒学文化圈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之于日本，就像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一样，深远地影响了日本社会，至今日本还保留着大量儒家思想的印记。

    然而，日本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由于某种至今还不明白的原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到了日本成了“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这样的社会准则，被儒家视为最重要的道德基础的“仁”，到了日本变成了“忍"。仅仅一字之差，其内涵却相去十万八千里，从而造成了日本社会的尚武精神。

    在古代，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只能是唯一的选择。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日本社会上种种的风习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可以表示出他们尚武的精神来。历史上日本的武士阶层属于统治阶级，对于平民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普通百姓甚至没有当兵的权利。

    这跟他们自古到今的武士道是分不开的。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丝毫没有所谓生命可贵的信念，视生死如灯草。日本人评价武士起初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于自己的武士团体。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所以对武士的评判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忠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简言之，武士道教育武士们要为荣誉而战，而不是为正义和自由平等而战。侮辱武士的主人就等于侮辱了武士，武士只有一条路就是复仇，复仇的结果只有两条：要么杀死对方，要么就切腹自尽。

    武士道精神曾经是日本精神的支柱，他是一种精神内核，是一种全民族的共同信仰。这种信仰是在骨子里的。而看得见的武士道指的就是：武士刀。

    都说美国人爱枪，日本人喜刀，的确如此。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武士酷爱佩刀，平时基本是刀不离身。武士刀通常一长一短组成一套。

    长刀斜挂在身体左侧，短刀则向左斜插在腹前。武士刀在日本基本只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战时指挥，二是用于格斗，三是剖腹自杀。指挥刀通常比较修长耐看，一般只属于上层贵族和高级官员，实用性较差。而用于格斗的刀则比较宽厚一些，日本古代虽然也有弓箭、长矛等远战武器，但战争中使用最多的是长刀，通常只有到最后肉搏的时候，才右手持长刀，左手握短刀冲锋。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属于最后一拼，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时候了。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用的就是自己随身佩带的长短两把刀，长刀切腹，短刀割喉。很多中国电影电视中经常能看见双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武士嗷嗷叫着向你冲过来的场面，实际上那是不准确的，一般的武士都是两把刀，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配一把刀在身边。当然高级军官一般就只有一把，原因很简单，两把刀太累赘了，而且军官是用不着跟别人玩命的，有手下呢。

    武士道与武士刀，一套标准的组合，彰显了日本社会的尚武和好斗精神。然而，这一套标准组合却又并非日本的全部，凡以此一点来界定日本民族者，往往都落入盲人摸象的窠臼中。除了尚武，日本社会更是一个充满平和互助习性的社会。“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真形态。“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一定有同等程度的平和的习性。”这一说法非我原创，乃是戴季陶先生之语。而这种平和的习性，恰恰就是前文提到的樱花。

    日本人喜爱樱花，似乎是受到了樱花的常年熏陶，所以其国民性情比较光明、淡泊。日本人其实是很平淡与恬静的，他们安于生活，享受大自然带给自己的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安详。

    日本真是一个奇妙的民族，在和平时期，他们是樱花的忠实拥趸，尊樱花为国花。但到了战时，樱花又成了激励战士“强大”斗志的文化工具。战时的日本人将樱花与武士画上了等号，宣传说日本大和民族如同樱花一样是“群芳之领袖”，还有“花则樱花，人则武士”等。所以他们尊樱花是群芳之领袖，而推举武士为四种日本人里的第一位。所谓四种日本人就是士、农、工、商。中国古代也将社会阶层分为这四个等级，看起来字面上都是一样的，但其中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的“士”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管理国家的大小官吏，而日本的“士”却指的是武士。一文一武，背道而驰。

    在日本独特的文化观下，武士与樱花居然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结合，冷冰冰的杀人刀上却缀满了绚丽的樱花。日本人的刀上普遍刻有樱花图案，刀柄上、护格上、按钮上、闭锁上、刀环上，到处都是樱花的印记。

    历史已归尘土，是非自有公论。我们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就事论事地分析吧。在日本，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有礼貌和善良的。但是民族内心的危机意识又使得他们变得勤奋和带着一些侵略性。这是个矛盾的民族，他们内心有着很纯洁的善良，在最极端时又会表现出血腥的残忍。

    一个民族的精髓，应该去他们的文化里去追寻。他们的音乐、棋艺、茶道和礼节，都告诉我们那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表面的东西总会在历史里被淘洗去，只有精神里的精髓，会留下来。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大和民族，他们有自己的“道”。用清醒的头脑和明亮的眼睛来看待这些，我们可以更冷静地发现对方的长处，检查自己的短处，以期经历数年后再次的超越。

    4．军国主义时代的“和平使者”

    从记事起，脑海里对于日本军人形象就只有一个镜头：一群身上沾满血迹的士兵，头上缠着白布条，拿着一把闪亮的军刀向一名中国人的身上砍去。对于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印象，我们第一会想到他们的残暴，而且会想到他们嘴里经常嚷嚷的“武士道”、“效忠天皇”等。不可否认二战时的日军人员素质都很高，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纪律严明，同时也的确干出了不少烧杀抢掠的罪恶勾当。

    所以在世人的眼里，日本人个个都是疯狂的杀人魔头，是一群泯灭了良知的动物。他们是天皇的狂热崇拜者，为了天皇和“大日本帝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一面痛恨着他们的残暴，一面谴责着日本社会的侵略性，讨论着天皇制度的存废问题，辩论着如何消减根植于日本人内心深处的仇恨暴力的种子。但鲜为人知的是，就是在二战时期，以善战和不怕死闻名世界的日军，却恰恰出现了一支“和平军队”。

    这是一支以战斗力差却有着惊人经商天赋而闻名的另类部队，它就是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大阪第四师团。大阪第四师团总人数约两万两千人左右，下面共有四个联队归其指挥，装备上也是一流的。该部队的代号叫“淀"，是因淀川河流经大阪而得名。

    大阪第四师团成立于1888年，士兵主要由大阪的菜贩走商组成，配备的是一流的武器，堪称日军“精锐”。然而它成立没多久，很快就领到了全日本最“光荣”的称号——窝囊废。他的核心部队第八联队从成立至今就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中，别的部队一路高歌，只有他们不是丢盔弃甲就是伤兵满营，于是日军其他部队都戏称他为“败不怕的八联队”。

    这支部队不是不能打，也不是武器装备差，而恰恰是决定战争的关键因素——人。第四师团一贯自由散漫，成员多是商贩组成，有着浓厚的商人习气，甚至对上级军官的作战命令都经常讨价还价，这不是什么匪夷所思，而是由大阪独特的商业文化和长期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在古代日本社会，一般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服从的基本精神，也解释了二战时期目本士兵的狂热。

    然而，铁板一块的日本居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大阪。大阪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大多从事商业，因为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轻，所以对大名没有什么依附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大名不断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大阪人几百年来可算是不屈不挠地和大名斗争，双方长期处于讨价还价的类似商业对手的状态，实在谈不上什么忠诚了。

    同样，天皇的地位再高，毕竟山高皇帝远，而且与自己的生活基本不沾边，因此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虽然在二战中，大阪的士兵难免也会受到军国主义的荼毒，但大阪人相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显然要更世俗化一些，对于“为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这样的宣传口号，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一句话：“能不死还是尽量别死吧！”即使是严肃的军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像当初做商贩一样习惯于“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一根筋，不问青红皂白闭着眼睛执行到底。甚至第四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益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则。

    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因为日军兵力吃紧，不得不硬着头皮将他们派往中国战场。从他们登陆中国开始，就上演了一出出活喜剧。

    1937年，日军大本营将第四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序列。关东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训该师团，在马来西亚曾屡立战功，所部以作战英勇而赫赫有名的山下奉文奉命整顿该军团，他用尽了各种手段，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再来软的，怎奈自由散漫的第四师团是软硬不吃，依旧是我行我素。山下奉文一代名将，没有在战场上服过输，却实实在在地折在了一帮小商人的手里，最后灰头土脸地离开，留下第四师团这帮老兄继续在军营中混生活。

    1939年，苏联与日本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离战场最近的大阪和仙台两个师团紧急增援前线。仙台师团接到命令后，强行军四天赶到诺门坎，一抵达战场就迅速投入战斗，不过他们根本不是装备一流的苏军的对手，很快就败下阵来。再看第四师团，居然还没有出发的迹象。原来在接到战斗命令后，突然全师团集体患病，个个要求留守大本营。在狂怒的联队长亲自督战后才勉强组织了一支像模像样的队伍赶赴前线，但同样的路程他们却走了八天，那还是先遣队的速度，其他人都在后面慢条斯理地迈八字步，到点准时开饭，一吃就是两个钟头。天还没见黑立马宿营，日出三竿才整理好行装再次上路，典型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模样。更凑巧的是，第四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苏日宣布停战了。消息传来，正在磨洋工的其他官兵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行军速度一下子快了两倍，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战场，并且喋喋不休地抱怨战斗结束得太快，自己居然没有机会亲自参加战斗。尽管受尽白眼，但他们似乎个个自得其乐，从不理会别人的讽刺挖苦。

    虽然他们有违反军令的传统，但第四师团运气却是好得惊人。因为日军在华人员吃紧，他们又一次幸运地逃脱了军部的追究，并且被派往中国南方增援华中战区的日军。

    到了华中战区，中国军队很快就领教了他们的“战斗力”。徐州会战激战正酣，遭合围的李宗仁大军成功突围，但战斗力锐减。在过一条公路的时候，疲惫的中国军队突然与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狭路相逢。就在中国军队惊惶失措地向附近山区撤退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支日军不但丝毫没有追击的意思，还因为到了开饭时间，他们就在公路两侧支起行军锅开始做饭了。看见日军如此模样，几个高级军官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了彻底摆脱后面的追兵，他们临时决定冒险横穿公路，并与日军擦身而过。那支日军就当他们隐形一样视而不见，等他们全部远离了公路才开始继续行军。这支部队正是第四师团的南进支队，支队长后来向上级报告的理由是“本支队一向严格遵守作战纪律，因为没有得到上级发来的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故不能违反军令。”看到这样的避战理由，上级估计自杀的心都有。

    有了这次奇遇，中国军队中就流行开了“大阪的日本兵不会打仗”的说法。每次战斗，中国军队一听对手是“大阪师团”，个个抢着和第四师团交战，好像这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参加婚礼一样。还没做好心理准备的第四师团冷不丁遭遇莫名兴奋的中国军队，莫名其妙地接连吃了几个败仗，甚至多次连累友军，第四师团成了日军的“丧门星”，哪个军都不敢接近他，大本营只好将其改为直辖部队。

    后来第四师团随着日军步伐继续南进，在进攻衡阳的战斗开始后，第四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这次上级指挥官早已对他们不抱什么希望，甚至乐得将他们调离其他部队，生怕影响了其他士兵的士气，于是凡是申请住院的个个获得批准，他们也就在病房里目睹着自己的“战友”一个个不是战死就是跟着进了医院，他们还不忘问候那些负伤的士兵：“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啊？”

    不过第四师团也有风光的时候，由第四师团预备役官兵组成的独立第十五工兵联队，就在马来半岛立下功勋。这个联队在修复盟军炸毁的桥梁涵洞方面作用极大，甚至感动得师团部的高级军官都亲自赶去表达感谢。不过像修桥补路这样的工作似乎与战争还真不是一个档次，无法成为他们炫耀的资本。太平洋战争爆发，第四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参加对一处要塞的最后攻击，第四师团居然罕见地圆满完成任务，俘获了全部菲律宾的美军。这个胜利给第四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第四师团更是逢人自夸：“巴丹敌人只有我们才能对付”，大阪市民张灯结彩庆祝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胜利，后来得知原因的其他部队差点笑掉了大牙，原来菲律宾美军和地方武装被包围已经好几个月了，弹尽粮绝，喝水度日，早已无力再战了，第四师团不过捡了个现成的大便宜。

    然而，自家的孩子自家知，对第四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最清楚，直到二战结束，大本营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整顿，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后方各地不断换防、休整、待机，没有再安排他们参加什么像样的战斗。

    1945年8月，当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很多日军完全不相信自己战败的命运，不少绝望的日军拒不投降，最后选择了自杀。然而，正在泰国曼谷附近休整的第四师团却干净利落地办完了投降手续，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日本。在回国的队伍中，营养不良、形容枯槁的日本伤兵老兵与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第四师团官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让在日本接受投降的美军都百思不得其解，在对第四师团的战史调查过一番后，美军赞扬这个师团是“一支爱好和平的部队"。而第四师团一回国，也马上体现出自己经商的本能天赋，刚回国第二天，昨天还拿着枪的第四师团官兵就跑到美军兵营前，整齐地摆开摊位，兜售起战争纪念品来。多年的战争丝毫没有磨灭他们商人的本性，只有在商业上，大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看来，日本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日本社会也是多元的，对于天皇的崇拜，对于武士道精神的迷恋，在大阪这个商业之都似乎都让位给了经济利益。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可能日本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欠下全世界这么多道义债！第四师团是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仅有的一抹亮色，是我们从血腥的大屠杀中看见的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偶尔闪光。

    5．等级分明，越雷池者杀无赦

    日本历史上的政治形态和中国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导致国民性格的差异。其实，日本民族本身十分简单、国民比较单纯、思想单一，封建等级制度在日本控制着整个社会格局。

    日本的等级制度非常清楚，分为天皇、贵族、士、农、工、商六个阶级，或者叫阶层吧！首先是天皇，在日本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皇虽然基本没有权力，但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看政治业绩。他们觉得从天皇到贱民，每一个等级都有它独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而天皇则是他们精神的寄托和道德的皈依，是他们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

    日本的贵族制度是比中国的官僚制度更为严厉的等级制度，日本的大小贵族领主，在各自的领地内就是一个个土皇帝。不仅对于土地和农民，甚至对其下级领主的人身都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日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等级森严，在家庭和家族生活中依照辈分和性别划分的等级制也非常严格，日本的历史大部分就是等级制的历史。日本按自己的计划来吸收中国文明，最大例子就是他们没有去模仿中国的考试制度，因为日本社会的领主经济和中国的地主经济是不同的，他们没有为平民百姓提供一条向上爬的途径，贵族都是世袭的，终身不变，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各安天命。日本的等级制度由世袭和血统决定，和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法律上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互相流动的，等级制度不认可这种流动，政府也根本不提供这种流动的途径。而中国虽然也存在门阀观念，却并没有那么严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中国农民提出来的；不同阶层的人可以通婚，法律上并没有对于通婚相关的限制，“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往往存在于个人观念中，而不像日本表现在制度上；普通百姓只要努力学习就可以通过科举的途径进入上层社会做官，有时候甚至权势盖过皇帝。

    德川幕府时期，政府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封建等级观念，法律甚至对百姓的日常行为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确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户的家长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衣着、食物、房舍都要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这倒与中国有点相似，在中国这种行为叫逾制，如果一户家庭的建筑使用了龙的图案，那是要灭族的。在皇室和贵族之下有4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农、工、商，四等之外还有一个堪比印度的贱民阶层。贱民是从事各种最低贱职业的人，像什么清洁工、看坟人、制革者等，除了被批准的这些职业他们不被允许干其他事，其实他们在日本基本不算人，顶多就是会说话的动物。

    农、工、商三个等级在日本就是平民阶层，是被统治的对象，武士划归为统治阶级。丰臣秀吉颁布了著名的《刀狩令》，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再不能做农民工匠或商人的工作，即使家境贫寒，也不允许从事武士以外的工作。武士成为统治阶级一分子，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与农民、工匠和商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后三个阶层是老百姓，武士则被划归统治阶层。刀是武士特权和阶层的标志，他们对老百姓有裁决生死的权力，幕府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平民对武士无礼，武士可先斩后奏。”

    时间转眼到了近代，日本社会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等级制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只是形式换了一下而已。在一个家庭里，父亲或兄长要对全体家庭成员负责，关键事务由他决定，恰当与否，也由他来负责。在日本的任何组织或团体里，必然有地位高低之分，地位低者任何时候都要维护上司和团体的名誉，几乎是无条件地服从团体和上司的决定。某知名作家说过：中国和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中国人没有人敢批评国家领导，但如果单位奖金发放不公却敢同顶头上司动家伙；日本人敢站在大街上骂首相，但没有人敢骂自己公司的领导。

    今日的日本法律并不承认等级制度，但传统的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地位低的人肯定要服从地位高的人，对地位高的人讲话一定要使用敬语，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按年龄和地位决定位置和入场顺序。决定升迁要看学历、资历，同样学历和资历的人则看毕业日期的先后，以及进入公司的先后。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托管下，日本埋头于经济建设，成为了高度发达的经济强国。但是日本学到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精髓，却没有学到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等级制度依然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尽管人身依附式的等级制度已经作古，但日本人又找到了等级制度新的表现形式，那就是现代日本人将过去对奴隶主、封建藩主的人身依附转化成了对企业的人身依附，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将对“天皇”的忠诚转变为对企业的忠诚。等级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家庭成员依附于自己的家庭，员工依附于企业，于是企业成为了日本人精神寄托的新目标。家庭依旧讲究高低尊卑，工作上依旧是上下级的严格等级，工作的职位象征着身份、地位。

    在一般的思维里，等级制度往往意味着守旧、落后、封建等消极的因素，喜欢批评日本的人似乎找到了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但当真想以此攻击日本社会时，却发现居然找不出什么论据来。因为在某些方面，日本社会的这种等级制度恰恰是他们强国的保证，闻名世界的日本式企业管理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日本式企业管理在20世纪60年代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日本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式管理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和日本传统文化的等级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日本企业中很多重要的制度都是基于等级制才形成的，其中典型的模式要数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内部晋升制度。这三种制度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等级制度对日本企业的重要影响。

    终身雇佣制被认为是日本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明显的等级制度的体现，终身雇佣制实质上是日本企业模拟血缘家族模式的充分体现。终身雇佣给员工一种生活安定感，对于在等级制度上层的雇主，需要保证整个等级的稳定性。雇主不到万不得己的地步绝不轻易解雇员工，同样，员工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轻易辞职另谋高就。

    对于上层的老板来说，如果企业的基础不稳定、频繁流动，那么对于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企业文化是极为有害的，不利于企业文化的积淀和企业发展方向的延续性；对于员工来说，如果动辄被解雇，无疑会大大加深自己的不安全感，为了生存，当然就没必要有什么忠诚之心，一山望着一山高，利益是永恒的追求。有了终身雇佣制的保证，员工的安定感会极大地增强，并形成对企业的依赖感，从而将自己个人的得失和企业的成败捆绑在一起，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这样不仅增强了企业人事结构的稳定性，也增强了企业内部的家庭气氛，从而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的依附。

    年功序列制的主要特点是员工的工资与年龄、工龄、熟悉程度挂钩。日本企业中员工的工龄工资占六成，职能工资占四成，每年都会有约2％左右幅度的加薪，所以在企业里工作时间越长工资就越高。

    日本企业职工的工资差别不太大，老员工的工资约为新员工的两到三倍，如果是终身雇佣者，工资比临时雇佣工一般要高出一半左右，日本企业最高层管理者与最底层的员工工资差别最多达到五六倍，而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员的工资差别经常能达到几十倍，华尔街就是典型例子。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总裁工资动不动就是几千万，最少的也在七八百万，而普通职员年薪也就七八万到二三十万而已。

    在年功序列制下，如果员工的学历、能力和贡献差不多，那么工龄就是决定职务晋升的最重要根据。这个工龄是指在同一企业内连续工作的年数，不同公司工作的工龄一般不被计算。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如果企业需要从别处挖来优秀人才，那么他以前的工龄是一定要被计算进去的。普通员工如果经常跳槽，他的职务工资就会从零开始计算，所以日本员工没有很特殊的原因不会轻易跳槽。

    年功序列制得以推行的基础离不开终身雇佣制，公司其实就是用终身雇佣的承诺来换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要求雇员终身为本公司工作。在这种日本式等级制度经营体系下，员工与公司能最大程度地达到一体化，公司的命运即是员工的命运。试想一下，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下，如果公司出现了经营问题导致破产关门，不仅公司老板高管受损失，员工的损失也很惨重，因为这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白费了，即使能找到新工作，工龄工资肯定是没戏了，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所以员工无私为公的态度，一方面是为了公司的繁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终身雇佣制的一大好处就是成功地将公司与家庭的重要性画上了等号，将个人对于家庭的热爱转化成了对公司的热爱和忠诚。于是我们看到，日本人普遍都是工作狂，经常能看到日本人下班后也不走，甚至加班到深夜，“过劳死”在全世界都是有一号的。

    在等级制度下，日本式管理实行终身雇佣、强调经营理念、劳资关系融洽、经营信息的共享、弘扬协作精神等多个要素都有利于促进员工对企业产生一体感，形成与企业同甘共苦的高度责任感和忠诚心。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中复苏，经过十年复兴期，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增长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因素，但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等级制度下的日本式管理模式。

    6．没有原则的“耻感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儒家“礼义廉耻”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十诫”般的信条，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相信正义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则模糊，对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对与错，他们很少去想，他们把这些烦恼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他们说是对的，那准没错，那就是标准了！正因如此，知耻精神的树立无疑促使人们自觉接受监督。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轻松松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而从来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恶。

    耻感文化发展到极致，极端主义就出现了。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就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这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二战时的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日本人经常在寻找捐躯的目标，有时候为国家，有时候为公司，有时候为情人。总之，为了避免自己受耻辱，就去选择消灭自我。在日本，由于公司破产，老板自杀的不在少数。在日本的农村，农民一旦在约定的时间内还不了债务，也会选择自杀，以避免失去信用使自己蒙受羞辱。更有男女因为感情纠葛，一时想不开便会选择手拉手跳海。

    耻感文化更是日本人不投降的根源。因为在日本只有战斗到死或者自杀才能保全自己的名誉，被俘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塞班岛之战成了日本人的梦靥，当美国大兵的枪口已经顶到了日本人的脑门时，日本守军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便强迫1万余名平民自杀，甚至还发给他们手榴弹，以便更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集体跳崖的士兵和平民至少在几千人以上。一位英国将领说：“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历史上的日本人已经远去，可是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是勇于自杀的群体，他们选择自杀好像选择下跪一样觉得那么自然，绝少犹豫彷徨。古代就不说了，即使是文明开化的现代，日本人的自杀率仍是世界之最。不久前，一则有关4名日本青年在网上结识，共赴富士山脚下集体自杀的新闻，经我国众多媒体广泛报道，引起了不少国人的惊诧；大阪府八尾市关西线铁道口附近发生一起两男一女一起撞车自杀事件。死亡的是该市一名61岁的男子和他69岁的妻子以及妻子8l岁的哥哥。据调查，妻子因借了高利贷无法还清而痛苦万分，而同情她的丈夫和哥哥决定和她一起自杀。

    日本人的自杀行为形形色色。有父母杀死孩子后自杀的，也有想自杀却下不了手转而向无辜的人动手的。近来，日本国内更是出现了众多类似的以征集自杀“伙伴”为内容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中，居然有各种自杀药品的邮购信息，还有征集自杀“志同道合"者的网页。

    他们常常会在网页上发帖子共同策划自杀方案，一旦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便一起走上那条不归路。甚至竟然还有某些网站专门为自杀者提供咨询，建议自杀者选择何种方式自杀最佳，读来令人震惊与困惑，也为日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感到不可思议。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日本人甘愿抛弃多姿多彩的人世呢？

    导致日本人自杀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因为“耻感文化”而衍生出的与众不同的生死观。多数国家都将自杀视为一种懦弱无能、逃避罪责的行为，人们往往不但不对自杀者表示同情，甚至会认为死者不负责任，而日本人恰恰相反。日本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一旦死亡就清白了，而且人死后都会变成神佛。

    “切腹”自杀正是日本独有的现象，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切腹在日本历史上与“武士道”有着密切关系，一直是武士和近代军人最崇尚的自杀方式。其实切腹并非自杀的理想手段，据日本有关记载，若无别人帮忙，切腹者最快也需6小时以上才能死亡，长的则达72小时才能血尽而死。因此，切腹并非是单纯以实现死亡为目的的自杀，而是一种仪式行为。既表明忠诚与勇敢，昭示生者、震慑敌人，又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超度。

    所以说，这种“耻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本人心中没有一个恒定的道德规范，做一件事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并不是由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决定的，而是由上级或别人的看法决定的。在封建时代，所谓的看法就是贵族阶级的治世准则，他们不希望老百姓做的，老百姓就认为是错的，是不能做的；他们希望老百姓做的老百姓就认为是对的，是应该做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上世纪初，日本人还没有向中国宣战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在中国经商，他们对待中国顾客就像对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中国人走进了日本人的店铺，那种感觉是暖烘烘的。可是，自从日本政府决定武力侵华后，两国就变成了敌对国家，开始刀兵相见。此时的日本商人一下子都变了脸，他们不再与中国人友好往来，而是凶恶地拿刀砍杀中国人。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政府与中国为敌，那么百姓自然也应该与中国为敌，既然天皇和首相说中国人是坏人应该杀掉，那我们就应该杀中国人！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耻感”文化也会处处表露出来。日本长期处于身份社会，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人民之间是很少流动的，各种身份如何生活早就有了清楚的规范，因此他们习惯了模式化的交往，人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但是近代社会日本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交往的对象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这就超越了日本人的交往限度，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和不熟悉的群体打交道，人们普遍茫然无措。尤其是日本人缺乏不同文化交流的传统与习惯，所以日本人做事非常谨慎小心，生怕被人笑话。到外国旅行，尤其是到欧美国家旅行，日本人举手投足很忌露怯，因为露怯就是耻。日本人到了外国，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买一本该国旅游指南，搞清楚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然后严格照此执行。比如日本没有付小费的习惯，日本人到了外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给小费什么时候不该给，于是日本出版的欧美旅游指南就会对此详细介绍：何时何地应付小费多少，如何付费等。再如打高尔夫，中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场就挥杆，管他会不会、好不好，打了再说，而日本人一定要先买本儿高尔夫指南看看，按书指导购买高尔夫球杆，以及其他球装和球鞋之类的装备，才能安心步入高尔夫球场。否则，他担心被人耻笑。

    日本人走路要看地图；吃饭要购买餐馆介绍；恋爱要先买求爱必读；甚至逛妓院、搞自杀，他们也要预读入门指南。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日本书店里就有专门教人如何自杀的书籍出售。日本人连谈恋爱、找对象这么感性和私人的事情也相信书的指导，有本恋爱指南在日本销得特好，这本教人寻找异性朋友的教科书，教男人怎样休整自己的头发、眉毛、鼻毛、胡须、耳毛，怎样戴眼镜，怎样预防口臭，怎样穿着打扮，最佳身体姿态是什么等。这种小儿科的书在中国人看来觉得实在幼稚得可笑，当然也有少男少女在读，但基本看完付之一笑，没有谁太当真，可日本男士却真有不少人在认真阅读并遵照办理。与上述指南相配合的女性指南当然也有很多，有一本妇女杂志竟然介绍大庭广众下男女接吻应该遵从的步骤和礼貌，包括接吻前后应相互鞠躬、互相说对不起等，还配有插图的详细说明，真是让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而日本人却觉得这样的指导很实用、很有必要。

    尽管我们并不认同日本人的这种勇于赴死的耻感文化，但“知耻”意识却使日本人一度创造奇迹，摆脱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知耻”也使日本人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个高素质的美名；但同时也是这样一个极端重视耻辱感和荣誉感的民族，却曾经是残酷的二战发起者。日本人的这种矛盾行为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实在太难以捉摸了，这也是世界尤其是东亚各国始终对日本不放心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的原因所在。

    7．认败容易认错难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从民族特点、社会习俗、发展过程等与日本有一比的话，那这个国家非德国莫属了。而事实上，日本与德国还的确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和交往史。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海外考察团走遍欧洲，考察了绝大部分国家，但真正对日本影响深远的，正是德国。当时还不叫德国，它的前身是普鲁士。之所以那时的德国对日本影响大，是因为明治前日本已经有了开放门户、改革社会的打算，但最核心的一条改革却卡住了日本，那就是国家政体和发展模式的问题。而普鲁士的国情与日本差不多，都是一个小国家，但通过工业化和军事化迅速崛起，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强国。

    日本正是借鉴了普鲁士的发展思路，才快速崛起为现代化工业国。

    后来在二战时期，日本和德国再次走到了一起。一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凡尔赛条约》对它的军事力量作了严格的规定，德国不甘心这些严惩和限制，特别是在1932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以后，开始暗中加紧恢复国力。作为战胜国的意大利，因为没有能得到英法所许诺的领土而耿耿于怀。另一战胜国日本对《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也充满怨恨，在亚太地区与英美展开新的角逐，准备向中国侵略扩张。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和本国利益的驱使，逐渐形成了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德、意、日为了实现重新瓜分世界、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不惜要发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大战。

    在亚洲，日本经过精心策划，于1931年用嫁祸于人的手法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紧接着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北。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成为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由于侵华战争旷日持久却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日本决定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而无暇东顾的时机，来夺取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在欧洲，德国从1933年希特勒获得独裁权力后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河军事区，并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至1939年，德国先后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意大利吞并了埃塞俄比亚，1939年又占领了阿尔巴尼亚。

    1937年，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国家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即三国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期间日本和德国是同盟关系，双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特种兵全部是在德国受训的，德国还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双方还经常互通有无，进行信息与情报共享。在战场上主要依靠潜艇互通有无，这种保密的联系代号为“板条箱行动”。其中有日本潜艇曾经装运著名的日本“零”式战斗机送给希特勒作为生日礼物。日本还曾利用潜艇向德国政府传递机密的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信息，试图获得德国制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这种潜艇联系进行过多次，不过成功率似乎并不高。在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前夕，希特勒命令海军用潜艇把核原料“铀”运送到日本，希望日本能把战争支撑下去，但情报被盟军截获，那艘潜艇也被击沉。

    二战硝烟散去，德国法西斯向世界低下了日耳曼人高贵的头。为了向全世界遭受法西斯伤害的成千上万个家庭赎罪，德国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墓前的一跪，让全世界终于放下了对德国的仇恨。但日本却有些不一样，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肯向当初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认罪，甚至都不愿意提战败投降这个词，而是选择了一个中性的词语“终战”。

    这对二战时的难兄难弟，战前高度一致，战后却反差巨大。引起了许多文化研究者对日本和德国的思考。为什么日本对于强加给他人的战争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拒绝认错呢？有文化专家仔细研究了日本和德国的不同。

    首先是战后对两国法西斯政府和军国主义的清算程度不同。战后初期，德国被美、苏、英、法四国实行分区占领。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四大国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召开纽伦堡审判，对纳粹战犯进行严惩；大规模清洗纳粹分子，取缔纳粹领导机构和秘密警察、党卫队等特务机构；重新划分德国疆界；强制德国偿付巨额战争赔款。受德国侵略的周边国家如英、法、苏、波、比等从实力和声势上对德国形成了巨大威慑，与此同时，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紧盯德国政治动态，组织专门机构长期从事对纳粹罪行的调查取证和起诉活动，不断将纳粹残杀犹太人的罪行公布于众。德国要想生存下去，面对来自强势邻邦的监督和舆论压力，需要深刻反省战争的严重后果。

    而日本则是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的。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虽然主持了对法西斯分子的审判和制裁，但并不彻底，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天皇根本没被起诉，许多重要战犯因“罪证不足”被释放。而受到日本侵略的大都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本身国内问题纷杂，经济实力不强，而且东亚各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故没有形成对日本的强大威慑。这样日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因此负罪感并不强。

    其次，两个国家战后组建的政府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德国战败后，作为发起二战的最大头目希特勒自杀了，纳粹德国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全部解散。战后的德国政府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具有纳粹思想的，甚至不少人就是纳粹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当然愿意积极地清算纳粹罪行。而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没有受到追究，甚至一些重要的高级军官还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首相和大臣。让自己否定自己、批判自己，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当然是不情愿的。

    最后，两国的文化不同。从宗教方面来说，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具有赎罪意识。尽管德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但德国文化还是欧洲文化中的一部分，他们也崇尚自由和理性，这些精神有助于德国认识到前人犯下的严重错误，真诚地忏悔自己的罪行。而日本人大都信奉神道教，没有基督教中的“原罪”一说，因此反思自己的错误就显得格外困难。日本人又大都崇尚武士道精神，相信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他们对于强者敬畏和服从，对他们认为的弱者是不肯服输和认罪的。有句话总结得好，日本人往往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也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和平的前提是双方互相尊重，而尊重的前提则是消除怨恨和隔阂。对比德国，日本应当反省！

    8．和平的短板：岛屿之争

    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高度发达，军事上有和平宪法的约束和美国的监管，日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但日本周边国家却总是用一种警惕的目光紧盯着日本，生怕他做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来。

    因为对于日本来说，还有一种引爆定时炸弹的可能，那就是它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之争。

    日本的领土之争主要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之争、与韩国的独岛之争、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

    首先是北方四岛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5年2月，美、英、苏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并签订“雅尔塔秘密协定”。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了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千岛群岛必须交予苏联。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至9月1日，苏军进攻和占领了原日军占领和控制的中国东三省、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9月2日，斯大林宣布：“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利用沙皇俄国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库页岛）南部，盘踞千岛群岛。今天日本承认已经战败，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1946年2月2日苏联修改了宪法，“把库页岛南部和南北千岛群岛划入俄罗斯共和国领土，并把齿舞和色丹岛囊括到‘千岛’之内，变成了俄国领土。”1946年2月20日，苏联政府向世界发表声明：库页岛、干岛群岛归苏联领有。

    其次是独岛问题。位于日本海中部的独岛由两座小岛和周边几十个岛礁组成，总面积只有O．18平方公里。历史上曾长期无人居住，仅作为海上渔民的临时避风港。韩日两国史籍对该岛均有记录。20世纪初，日本在并吞朝鲜半岛后，将该岛纳入日本版图，并派兵驻守。

    1952年，韩国宣布恢复对该岛主权，并在1953年驱逐了岛上日军，开始常年派驻警察，保持实际控制权。此后韩日围绕该岛的主权归属纠纷不断。近年来，围绕该岛周边海洋专属经济区划分和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等问题，韩日之争逐步升级，并在2006年一度发展为海上对峙。

    独岛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

    再有就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中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约92海里处。钓鱼岛列岛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3个小岛礁组成，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最大，面积4．3平方公里，海拔约362米。东南侧山岩陡峭，呈鱼叉状，东侧岩礁颇似尖塔，岛上长期无人居住。

    早在明朝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关于钓鱼岛的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而且事实上当年独立的琉球国也并不管辖钓鱼诸岛）。在日本1873年开始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是中国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便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1562年明朝编写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可见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防区。

    1873年日本出兵侵占琉球王国（即现在的冲绳），将其合并成为日本的冲绳县。日本认为位于冲绳西边的钓鱼岛也理所当然是日本的领土。不过鉴于当时中国的满清政府还是很有实力的，虎死不倒威嘛，所以日本政府没有公开宣布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胜利，中国政府忙着收拾战败的烂摊子，根本顾不上这个实际上住不了人的荒岛，况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海权意识。

    于是日本政府在1896年作出了拥有钓鱼岛的决议，并划归冲绳县所管辖。二战日本战败，这些岛屿被美国接管，1967年美国决定将这些岛屿交给日本管理，日本顺便接收了钓鱼岛，并且以后就在事实上占有了它。但不管当时的中国台湾政府与大陆政府都从来没有认可钓鱼岛归属日本。

    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建交时曾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政府背信弃义，不仅实际控制钓鱼岛，而且多次组织所谓“考察”活动。近一段时期，日本在与邻国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相继做出动作。日本政府宣布将日本右翼势力设立的钓鱼岛灯塔收归国有并予以保护，这实质上是对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行为，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抗议。

    就在日本政府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两周后，日本岛根县议会2月23日讨论“设立竹岛（韩国称独岛）日条例”。同一天，日本驻韩大使高野纪元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角度讲，竹岛都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文部科学省还宣布在新教科书中首次写入有关竹岛（独岛）是日本领土的内容。

    针对日本政府的言行，韩国政府和民间迅速行动。韩国采取了外交抗议、临时召回驻日大使、追加独岛开发和管理经费、在岛上增设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等措施，并且韩国海岸警备队表示已加强在该岛附近的巡逻警戒。作为独岛的实际控制方，韩国在独岛主权问题上是优势一方。2006年以来，韩国政府不断追加政府投资，通过在岛上建立邮政电信服务设施，登记常住人口，综合开发海岛旅游、生态和海底资源的方式，加紧对独岛的实际控制和开发。由于独岛问题牵涉到领土主权、经济利益和历史纠葛，韩国很难作出让步，日本也不会轻易放弃对该岛的主权要求。岛屿之争将作为一大难题，长期困扰韩日关系的发展。

    在战争阴云逐渐散去，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流的今天，日本政府为何现在频频拿与邻国有争议的岛屿做文章？除了当事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之外，东亚其他国家真正关注和担心的，可能并非岛屿归属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日本在这件事上所体现出来的战略动向，向世界发出了一种危险的信号。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曾经制定“北进”和“南进”战争计划，控制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岛、在与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中抢占到利害攸关的战略要冲，成为日本地缘政治的既定追求。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野心，日本才与德国一起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不管是自己愿意还是在美国的强迫下，毕竟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但近年来日本的这种战略思想似乎又有抬头的趋势。1997年日美新安保条约签订，《日本西南诸岛防御计划》又将钓鱼岛纳入了日美两国联合作战的范围。现在日本政府又决定“接管”钓鱼岛灯塔，这些做法与日本的战略传统几乎如出一辙。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所普遍担心的根本所在。

    总之，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抬头，右翼势力在国内挑起一连串事端，政府又对外采取强硬和冲突的手段，不能不让人担心：日本又要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吗？客观地说，如果日本真要再走老路，恐怕结果只会比二战更惨。日本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岛屿之争将是其发展的隐忧！剔除了这些发展之路上的障碍，日本才能前途无量。

    9．永远的伤痛与隐忧

    1945年秋，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总统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想尽快迫使日本投降，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杜鲁门决定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等四个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早晨8时整，3架B一29美机出现在广岛上空。在此以前，B一29已连续数天飞临日本领空进行训练，所以很多广岛市民并未进入防空洞，而是在仰头观望美机。但这一次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3架飞机中，有一架已经装上了原子弹。9点16分，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空中爆炸，立即发出令人眼花目眩的强烈的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之间，城市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广岛沦为火海。

    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10亿度的高温、放射性的射线、巨大的冲击波造成了史上最恐怖的杀伤力。爆炸前的广岛人口大约为34万多人，爆炸中心的大部分人立即死亡，当天就死亡达8万多人，失踪为5．1万多人（失踪的大部分人结局可想而知），多数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整个广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海，堪称人间地狱。

    但是，广岛的悲剧竟然还是没有敲醒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他们竭力掩盖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这一可怕的事实，他们秘密接触苏联，并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干涉调停上。但8月8日，苏联领导人斩钉截铁地回复：日本不接受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波茨坦公告》，苏联政府决定遵守对联合国的义务，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苏联人并没有食言，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开始了对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的最后大总攻。这天的上午ll点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从而酿成了广岛以来的又一次悲剧。。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这对于日本来说，确实是一个民族的集体伤痛。无论我们对日本抱有多深的怨恨和成见，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毕竟遭受战争伤害最深的还是日本平民。辛弃疾曾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诗句，一个国家通过战争强盛起来了，苦的是老百姓，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都成了炮灰；一个国家亡国了，苦的还是老百姓，因为又要遭受敌国的屠戮。所以毛主席也说过这样的话：“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然而，就在我们正准备放下对昔日敌人的仇恨，同心建设和谐的国家关系时，不和谐的音符再次响起。遭原子弹袭击纪念活动是日本的国策，每年8月6日，日本政府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不过日本政府的重点却放在大力宣传原子弹带给日本的伤害，强调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而对于战争的原因则极少涉及。正是由于类似的宣传，不少日本普通民众对战争责任问题已经失去了基本的判断，甚至很多现代年轻人都不再记得日本曾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回事，更谈不上反思什么责任了。荷兰作家布鲁马曾将日本人对待二战的态度与德国人做过对比，他说：德国人理解二战的关键不是斯大林格勒或柏林之战，而是在发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那一刻；而日本人的理解则不在珍珠港或中途岛之战，而是在广岛的原子弹。在有些人眼里，二战是从原子弹袭击开始的，而不是二战的结束。

    前两年有一名日本右翼分子因破坏广岛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被逮捕，这名右翼分子在广岛原子弹遇难者花岗岩纪念碑上凿了一个洞。

    纪念碑的碑文上写着“愿所有的灵魂安息，我们将永远不会再重复这一错误。”警方称，这名27岁的男子是一右翼组织的成员，他告诉警察，他反对碑文上的“错误”这个词。他声称：“为什么日本人要在他们建造的纪念碑上作出道歉？那是美国人犯的错误，不是日本人。”

    每年日本各地都要举行各种追悼会，但人们追悼的对象却仅仅是日本战死的士兵和遭轰炸遇难的平民，却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亚洲各国几千万的死难者没有反省。这种对战争的认知态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的行动总是由他的思想支配，认识不到战争的残酷和错误的根源，那么同样的错误还会接着发生，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或许就在某个安静的黎明或黄昏，战争就会不期而至。

    这不是我个人无知的妄想，而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促使我不得不思考这样极端的后果。日本右翼的很多行为一再强化着这个印象：当年战争的亲历者还在，日本右翼就开始否认历史，对侵略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罪行闭口不谈。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露骨，从官员偷偷摸摸去靖国神社发展到首相公开参拜；从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到公然篡改历史教科书，这些现象虽还不至于发生严重后果，但都需要热爱和平的人们冷静反思。

    原子弹摧毁的，不仅仅是广岛、长崎这两座城市，还有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对历史应有的尊重。日本人当然不应该忘记那地狱般的景象，那是他们的权力，但更不能忘记广岛和长崎为什么遭到轰炸，那才是反思的真正意义。

    幸运的是，日本人民中右翼势力并不是社会的主流，虽然他们经常能搅起一些风波来，但日本社会显然已经理智了很多，日本人民也早就远离了那个狂热的军国主义的时代。广岛市长就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一起最邪恶的犯罪行为，它伤害了广岛人民和希望世界和平的世界其他地方人们的心灵。我对此感到非常痛恨。”据长期游学日本的朋友讲，日本民间对于右翼势力闹事也是看不惯的，并不支持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日本是一个民主社会，只要还没有闹到违反法律的程度，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们真诚希望中日友好，希望世界和平，让战争和杀戮从此远离人类，友谊之花盛开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日本真的应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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