潦倒山东七品官，几年不听夜江湍。

    昨来话到瓜洲渡，梦绕金山晓日寒。

    ——《和学使者子殿元枉赠之作》

    以上这首诗是郑板桥在潍县任时与山东学政于敏中的唱和。“潦倒山东七品官”可以说是他为官十年的精粹总结。

    于敏中（1714—1779），字叔子，号耐圃，江苏金坛人。他是乾隆年间和坤之前有名的大贪官。他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他在军机处近二十年，交通内侍，广收地方官员贿赂。后事败露，免职并受到批判，死后数年，又被撤出贤良祠，剥夺子孙世职。他曾两次出任山东学政，板桥与他唱和是在第一次。板桥与他共和了四首诗，除了为官艰难的感慨外，还有一种结交、通好的意思，如在最后一首说：

    山东锁院启清凉，湖水瑚云入槛长。

    剪取吾象书带草，为君结束锦诗囊。

    这后两句关系拉得近乎“媚”态。“书带草”即沿阶草，叶茎坚而韧，相传汉代大学者郑玄以此束书，故名。板桥与郑玄同姓，故在这里称“吾家”。另外，兴化郑家祠堂也名之“书带草堂”。“剪取吾家书带草”云云，既无形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又抬高和拉近了二人的距离，看来板桥为官，并不是一味的刚正，有时也很圆滑。

    还是看看板桥到范县的情形吧。

    板桥离北京前，慎郡王允禧又赠他《十咏诗·新范邑宰板桥郑燮》：

    一匹缠头一曲新，风流不省自家贫。

    无端腰系银鱼佩，闲杀雷塘花柳春。

    允禧为板桥得意，更为自己的安排而得意。板桥从此步入官场，尽管职位不高，但毕竟不一样了。他头上戴着金顶官帽，身穿五蟒四爪袍，外置鸟形罩衫，扎圆板腰带，挂银鱼佩饰，先到曹州府交验了公文，然后来到了范县。

    范县在山东西部（今属河南）、黄河北岸，北邻阻谷，南望梁山。这里交通闭塞，物产匮乏，但却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这里是古帝颛顼氏之墟。春秋时是晋士大夫会的食邑。战国时属齐国，西汉时正式建县。发展到靖代，范县仍是山东最穷困的一个县。

    这里虽不富裕，但却僻静、单纯、质朴。透过那阒寂而简陋的外表，板桥感到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作为一个父母官，在接手知县工作时，他感到了窘迫。堂堂县衙，还是瓦草相间。县丞捧上各种簿册，请板桥阅览。全县有丁口18868人，土地7000余顷，每年上缴国库15583两8钱8分白银。但国家对这些钱并不全部拿走，管理人员的官俸，役食钱，治河、救灾等款项均从这里出。全县的管理人员开支，包括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及门子、马快、皂隶、监卒、民壮等官俸役食银共1052两4钱2分7厘9毫飞丝1忽1微1纤。管理费用可谓节俭，而进入国库的仍属大头。

    板桥作为知县，月俸银为29两2钱5分9厘。靠这点俸银要养活两个老婆、三个女儿（郭氏生一女）、两位岳母，当然远远不够。但是，板桥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养廉银。养廉银是地方官从“耗羡”（征税时而加收的损耗部分）银中提留的。明白点说就是国家拿出向老百姓增收耗羡的一部分收买各级官吏，要他们银子够花，从而保持廉洁。板桥在范县的养廉银每年1000两上下，养家自然不成问题了。

    安排好了一切，趁着春耕季节，板桥着布衫、草鞋，拖着一条细溜溜的辫子，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田野里，在布谷鸟有节奏的叫声中，到乡间去巡视。

    雨水、收成、娶妇、嫁女，奔走异乡佣工的岁月。纯朴的农民们，遇到这位亲近随和的知县，往往敬上豆汤一碗或白水一杯，一边喝着，一边谈着。板桥走在这春色迷离的土地上，望着农舍、炊烟和错落的疏篱以及那犁前犁后起落飞旋啄来啄去的乌鸦，似乎有许多说不出的感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一切原应就是这样单纯、宁静，也原本就是这样美好。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他分明又感到了农民的凄苦和农村生活的阴暗，以及做官的和劳动人民的隔阂。沉思之余，他作了一首《喝道》诗：

    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

    一杯白水荒涂进，惭愧村愚百姓心。

    他对那种县官坐轿出行吆五喝六的威风很是看不惯，对前任县官的种种弊政更是气愤。巡视归来，他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将县衙的墙壁打上百个孔，通到街上。别人疑惑不解，问这是干什么。板桥回道：“出前官恶习俗气耳！”这种县官，人们能不说其“怪”？

    板桥走马上任，就是以一个充满激情、充满憧憬的进取者的姿态出现的，他要超乎时俗、异于常流。这么多年了，他有过矛盾、徘徊，但最终他还是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别人不理解他，说他狂、说他怪，其实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从早年的“自负太过，谩骂无择”，到中年的“放言高谈，臧否人物”，被他骂过的，不仅有和尚、秀才、教谕，还有历史名人。于骂人之外他还要骂世。在当时文字狱大兴的形势下，他不能无所顾忌，但仍然难以忍耐。他在《历览三首》中说：

    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

    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

    忌讳本来无笔削，乞求何得有褒诛？

    惟余适口文堪读，惆怅新添者也乎。

    这能说是单指“前朝”吗？实际上痛骂的正是当朝的专制统治和文字狱。郑板桥后来有幸没有被凌迟或者鞭尸，那是因为没有人举报。

    如今，他掌管一县之权，自然要实现他的主张，甚至产生了对儒学文化本身的反叛与背离。且看他的《偶然作》：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

    这是一种超乎时俗，自我心态扩张的最强烈的外化：宣言。笔墨之外有主张，且看他是怎样“主张”的。

    清人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范县崇仁寺的小和尚与对门大悲庵的小尼姑私通，被邻居发现，捆缚到县衙，要知县判罪。一时，县衙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都想看一看这位知县怎样处理这件风流案。

    本来僧尼私通，于礼法、佛法都是不能容忍的，但这件事又不是这般简单。首先，板桥要求个性解放，对别人也更理解；另外，他审明情由，心中更为有数。原来，僧尼二人自小为青梅竹马，长大后碍于父母之命，不能结合，遂为情削发。但强烈的爱恋又难以抑制，只好私下幽会，不幸被人发现。问明原委，板桥对这二人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他们年纪轻轻，互相爱慕，岂不是人之本性使然？怎能判他们的罪？他们是出家人，私通有违佛法，如是在家俗人，岂不就是有情人可成眷属吗？于是，板桥令他二人还俗，然后正式结为夫妻，就此结案。二人遂千恩万谢，范县百姓也称赞这个案子判得巧，判得妙，功德无量，并作诗记之：

    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

    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

    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

    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一般人可能只觉得这案判得好，其实，它的社会意义远非这么一般，这其中蕴含的超越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对人性与个性的尊重，显然是属于未来的。

    在范县这个近似于荒凉的小县城里，每到静下来的时候，板桥自然觉得有一种冷清感袭上心头。每每这时候，他更加思念兴化板桥旁的娇妻爱女。自己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子嗣，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在幸福恬静的生活之外，是仅有的萦绕在板桥心中的憾事。自从他的儿子死后，显然他将一切希望都放到了堂弟身上，宗祧的接续，志业的继承，感情的寄托，这大概也是他寄给墨弟那么多家书的原因之一。他想要郭氏来陪他，但孤僻的郭氏不愿离开家门，无奈，只得让饶五娘来到范县。他端详着五娘那青春未尽的脸庞，多希望她能够为自己生一个儿子。但是，她那与生俱来的快乐性格，又使他不忍在她的心中抹上任何一丝忧郁，更不忍让她分担那潜在的焦虑。

    然而，当五娘那样怔怔忡忡地望着扁豆花，望着豆架上飞起落下的秋虫的时候，板桥就直觉到这个无忧无虑的少妇，正经验到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而板桥行将止息了的希望，也就复燃起来。他那种听天由命的慨叹，正佐证着那么不可测度的天意。

    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乾隆九年（1744），二十六岁的饶五娘为板桥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此时，板桥已五十二岁。

    有了儿子，心情颇好。他写信给墨弟说：“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秕糠，啜麦粥，搴取荇叶、蕴头、蒋角煮之，旁贴荞麦锅饼，便是美食，幼儿女争吵。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他关照墨弟，将他送回家的俸银“挨家比户，逐一散给”。他在思想深处，忘不了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农村，熟悉和同情农民，重视农业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痛恨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是儒家仁义、道德和佛家普度众生思想的影响，很有些博爱的意味。从这种观念出发，板桥主张以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及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划分等级。《春秋谷梁传》曾将民分为四等，以士为“士农工商”之首。板桥虽然也重视读经，但在这方面却有些离经叛道，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对墨弟说：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吾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

    这一大段话，可看作是郑板桥民本思想的具体表现，他给弟弟写信不会说官话，这实在是他的肺腑之言。他认为士本高人一等，但“于民大不便”，只能居四民之末，而农夫辛勤劳动，耕种收获，养活天下人，应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正是因为这样，他画兰竹的出发点也是“用以慰劳天下之劳人，非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以致后来在潍县审理讼事，人们都说他偏袒窭（贫穷）子。对捐钱纳粟假充斯文的监生更是深恶痛绝，甚至在公堂上大骂监生为“驮钱驴”，命皂卒脱下监生的帽子用脚踏，拽监生的头发，往监生脸上涂墨，然后赶出大堂。这些事情都是出于一种思想基础：对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尊重。

    板桥的勤政为官，终于不负苍天之意，他在范县任上连年丰收，他也分外高兴，作《丰年》诗以志：

    槐影鸦声昼漏稀，了除案牍吏人归。

    拈来旧稿花前改，种褥新蔬雨后肥。

    小院乌童调骏马，画楼纤手叠朝衣。

    冈陵未足酬恩造，大有书年报紫微。

    一种得意而知足之情充溢诗中。

    板桥任范县知县不久，又兼署朝城知县。朝城在范县北五十里处，因此县面积较小，故朝廷不专设知县，而由范县兼署。他在朝城县公务不多，有时间来挥笔作画。他画了三幅石头，一幅寄给高凤翰。高凤翰的性格就像一块石头，挺立着，任凭风雨的吹打，命运的冲击，高官不能使他卑屈，狱刑更难让他服输。他病废右臂，就用左手作画。一幅寄给北京的图清格，图氏的字和画也像他的人一样，古朴淡泊，寂静萧瑟，其人其画似荒山断碑，又似水边坚石，无论何时，都给人一种自然之状。另一幅寄给李鱓，这位板桥的同乡，此时已被罢去藤县任，重回扬州，仍旧过着闲居卖画的生活。这位比板桥大七岁的兄长看来很随和，无可无不可，像一块圆石，但石头的圆并不改变石质的坚，李鱓有着李鱓不破的原则。这三人都擅长画石，板桥称之为“石友”，三幅石画作毕，板桥又乘兴在县衙的墙壁上画卧石一块，并在画上题道：

    昔人谓石可转而心不可转，试问画中之石尚可转乎？千里寄画，吾之心与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县，画毕尚有余墨，遂涂于县壁，作卧石一块。朝城讼简刑轻，有卧而理之之妙，故写此以示意。三君子闻之，亦知吾为吏之乐不苦也。

    “卧而理之”，可见他做县官的游刃有余和无为而治。板桥署范县期间，他的直接上司曹州知府是姚兴滇，安徽桐城人，也是位书画爱好者。板桥同他关系处理得很好，有一次，姚知府来范县视察，县衙里找不到板桥知县，却在田垄上碰见了他，只见这位县太爷正躺在垄上观看农民耕田，悠悠然欣赏田家之乐，阳光之下，野芬之中，他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知府大人到来，才将他惊醒。过后他还将此事作成诗，呈给姚兴滇，诗题为《范县呈姚太守》：

    落落漠漠何所营，萧萧澹澹自为情。

    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无聊挂姓名。

    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

    几回大府来相问，垄上闲眠看耦耕。

    这位知府大人家藏名画，还请板桥前去鉴赏。有“清初六家”之一恽南田的梅菊图，明代沈周沈石田和仇英仇十洲的真迹。板桥还为此作诗《题姚太守家藏恽南田梅菊二轴》：

    今日方知恽寿平，石田笔墨十洲情。

    廿年赝本相疑信，徒使前贤笑后生。

    板桥在范县“卧而理之”，说明他后来并未看重这个七品官，内心深处大概是有一种满腹才学无处施展、大材小用之感。

    范县任上，板桥有时间和条件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刻写后合订一册刊行，这些作品就是后来《板桥诗钞》的第一卷。又整理了第二卷《诗钞·范县作》，却未来得及在范县刊刻，到潍县任上才正式刊刻。板桥在范县的诗作大都是描写鲁西田园风光和农民的辛酸苦辣，像《范县诗》《恶姑》《孤儿行》等。

    范县任上，板桥的书画作品更具清新洒脱，名气日增。在今天能见到的《三希堂画宝》中，收有板桥于乾隆八年（1743）画的《樱笋图》。画面右侧是两支鲜笋，一立一斜，中下是一簇折枝樱桃。画的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印。这是今天世人能见到的“扬州八怪”十五位画家中唯一钤有皇帝御览之印的作品，这不仅证明郑板桥在当时的绘画地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板桥在范县任上还同朝中的达官显贵保持着热线联系。这幅《樱笋图》很可能就是慎郡王呈献给乾隆，最终得以进入“三希堂”的。

    板桥在范县任上四年。乾隆十年（1745），任期已满，吏部准假，板桥携五娘、爱子回到了兴化老家，家中一妻一妾一子三女大聚会，郑家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

    乾隆十一年（1746）春，板桥调署潍县，这一去就是连署七年。如果说他在范县四年还算“晴和得意”，潍县七年就不一样了。

    潍县属于山东莱州府，在山东的东部、渤海之滨。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上古时属古寒国，春秋时属齐国，汉代建为北海郡，称此地为北海，大名鼎鼎的孔融曾任北海相，人称“孔北海”。隋时置潍州，明初改为县。这里北临渤海，南接胶州，东出蓬莱，西近青州，交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城市逐渐繁荣起来，到乾隆初年人口已增至十五万余人。西方的文明从胶州、从海上进入，财富在这里集中，翠袖、湘裙和夺目的首饰；妓院、赌馆与豪华的酒家，使潍县博得了一个“小苏州”的盛名。板桥后来在《潍县竹枝词》的第一首中曾这样写潍县的繁华：

    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市楼。

    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

    看来潍县确有那么些不同凡俗之处。

    板桥从一个贫穷的小县调到这样一个富庶的大县，虽然官职没变，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为时人称羡的“升调”。并且薪水增加，在范县是每月俸银29两2钱5分9厘，在这里是45两；范县的养廉银是每年1000两左右，在这里是1400两，确实是一次“升调”。

    然而，板桥所面临的却是一个烂摊子。他到任时，正值潍县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五年灾害的第二年。这五年灾害是指乾隆十年（1745）至乾隆十四年（1749）交替出现的疫灾、旱灾、涝灾。

    板桥还未进入潍县境内，灾荒所带来的哀鸿遍野的惨象已让他不寒而栗。潍县是重灾区，各种灾害交织着、践踏着、蹂躏着，像漫天野火般播散着。人们背井离乡，大小路上到处是逃荒的人流。板桥无法不为之心动，他到潍县写的第一首诗就是乐府体《逃荒行》：“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天荒虎不饥，肝人伺岩阻。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

    灾害在加剧，然而板桥到了潍县城，在满街都是乞讨的声音中，又感到了另一种压力。一边是穷苦百姓行乞无门、饿死街头，一边却是富贵者花天酒地、一掷千金，胶州的名花、诸城的西施舌、江南的艳姬……大灾之年，富人们没有丝毫感觉。醇酒美人赌场，依然在轻歌曼舞声中任意挥霍、醉生梦死。这种鲜明的对比，后来被他写进《潍县竹枝词》中：

    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

    骨肉分离只一墙，听他笞骂由他辱。

    了解了灾害的程度和潍县的现状，板桥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灾，并果断地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是“捐廉代输”，即将自己的养廉银捐献出来，代替输纳，接济灾民。数目虽不多，却带了一个好头。

    二是“开仓赈贷”，即不待向上级申报，即开仓放粮。对此事，曾有人劝阻他，说这会违反规定，要受处分的。而板桥却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三是“积粟之家，谕其平粜”，即积有大量粮食的富户，拿出米来接济灾民。

    这三条措施，确实为潍县解了燃眉之急，对此，《清史列传·郑燮传》曾这样书写：

    官潍县时，岁歉，人相食。燮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户，令开厂煮粥轮饲之。有积粟责其平，粜，活者无算。耐有循吏，之日。

    正史的评价那是后来的事。当时板桥采取的三条措施，第一条无疑成为美谈。第二条却得罪了上司，后来周板桥具实向州府汇报灾情，还被记大过一次。第三条自然惹恼了本地富户。看来板桥在潍县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灾年的困苦，官场的腐败，使板桥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在《潍县竹枝词》最后一首写道：

    奢靡只爱学南邦，学得南邦未算强。

    留取三分淳朴意，与君携手入陶唐。

    他是想亲手将潍县带入一个理想的境地，同时，也更表现出他对贫苦百姓的关心。他还在给同科进士，曾任山东布政使、署理巡抚包括的画竹中题写道：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卧听竹林风声，联想到百姓大灾之年的呻吟，感觉眼前的一枝一叶，也如同苦难中的人民一样。全诗语言恳切，意境深远。最为难得的是这首诗不是他简单的个人抒怀，而是写出来呈给山东地方最高长官的，这已是他为民请命和一种心迹的剖白。

    在板桥的全力领导下，潍县的灾情终于得到了缓解。乾隆十三年（1748）春，乾隆皇帝东巡、祭祀泰山，板桥得以参加这一隆重的活动，被封为书画史，在泰山顶上住了四十余天，主要是为乾隆登泰山做环境布置。然而乾隆只在泰山待了一小会儿。但这片刻的荣耀，已使板桥感到了无限的自豪。他曾在《板桥自叙》中说：

    乾隆十三年，大驾东巡，燮为书画史，治顿所，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亦足豪矣。

    这位县太爷兴致未尽，还特章请人刻了一枚印章：“乾隆东封书画史”，不知是做纪念，还是为了炫耀。不管怎么看，板桥这一举动或多或少难免有些庸俗之嫌。远不如他在泰山期间写的那幅条山有余味：“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意味长。”

    其实这也难怪，板桥此种心态正是当时世俗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他可以狂，他可以怪，他可以援古骂今，但他不能彻底地免俗。例如他原也曾想“十年不肯由科甲”，但也未能坚持住，尤其是在“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的情况下，他的信念动摇了。一个人不管怎样坚定或达观，最终都很难敌过贫穷和冷落的滋扰，郑板桥还是走上了科举之路。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十四岁中秀才到乾隆元年（1736）四十四岁中进士，他整整奋斗了三朝二十个寒暑。兴奋之余，他请人刻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酌印章，还刻了“丙辰进士”等，后来这几枚印章经常钤在他的书画上，标迹着他光彩的仕途生涯。不仅如此，当朝廷任命了他一个七品官时，他也感激不尽，盛赞清朝皇帝是“我朝开国于今烈，文武成康四圣人”。另外他还在《真州八首届和纷纷皆可喜，不辞老丑，再叠前韵》一诗中说：“衣冠礼乐吾朝盛，除却蒐苗未点兵。”这番赞美词让人很难相信是出自郑板桥之口，倒很像是盛唐诗人王维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口吻。

    板桥在县令任上，还有几枚涉及官职的印章，如“潍夷长”、“爽鸠氏之官”、“七品官耳”、“十年县令”等。那些年，对于自己的仕途生涯，他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爽鸠氏之官”：这枚看上去怪怪的印章，其实内含了一个古老的典故。“爽鸠”为鸟名，属鹰类。据文献载，上古之时黄帝以云为官名，炎帝以火为官名，共工氏以水为官名，少昊氏以鸟为官名。如少昊氏凤鸟氏任掌管天文历法的历正，祝鸠氏任掌管土地人民的司徒，爽鸠氏为司寇，掌刑狱之官。孔子就曾任过大司寇之职。七品县官从来就是集行政、司法于一身的，板桥在此用这枚印也就启比为上古的掌刑狱之官，显然流露出一种自豪之感和启赏心态。但“七品官耳”又不无官卑职小的委屈之情，可见板桥对当官是很看重的。

    板桥尽管很看重自己的官位，但他在官场上却又能保持自我，不失本色，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内向性的自我肯定。

    板桥同许多文人一样，在自我修养上有着独特的自负，在学识和志趣上又有一种明显的自信和优越感。因此，他在生活和为文为人的道路上始终追求着一种无古无今、毫不依傍的独创精神。从他的“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之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的主张里和“乱石铺街体”的六分半书中，都可窥见他自负与自信的影子。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他高度肯定自我，以自我占领外物的表现。

    为了进一步救灾，板桥在三条措施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先是修厨公柯，再是修城墙，这样使大批灾民获得食粮，而且还留住了大批逃荒的劳动力，为大灾之后恢复生产打下了基础。

    乾隆十四年（1749）秋，连续的自然灾害终于过去。逃荒离去的潍县百姓陆续返回家园，板桥为此作了《还家行》，不久又作《思归行》，同刚来潍县时作的《逃荒行》被人合称为板桥“三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和官场黑暗，是杜甫“三吏”、“三别”之后的遗响，在文学史上历来为人重视。这一年，板桥已经五十七岁，又作《潍县竹枝词》四十首，真实具体地刻画了当地的风俗民情，特别是贫苦人的惨痛生活，是板桥的重要诗作。

    这一年，他将诗文等作品进行了整理，重订了他的《诗钞》《词钞》《家书》《小唱》，以后社会上流传的即是这个本子。在这个集子中，他作《后刻诗序》说：

    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颜色，嗟困穷，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耳。何与于社稷生民计，三百篇之旨哉！屡欲烧去，平生吟弄，不忍弃之。况一行作吏，此事又束之高阁。姑更定前稿，复刻数十首于后，此后更不作矣，板桥又题。

    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这篇有些“怪味”的诗序，历来被人以对自己作品持严肃态度而称道。此外，大约还有畏惧文字狱的因素。

    这一年，板桥的老友、“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去世了。高凤翰是山东胶州城西南三里河人。早在八年前，他就因年老多病，不能继续在扬州卖画而回到了老家。那一年，板桥刚到潍县，高凤翰还特意来看望过板桥。二人友谊深厚，引为知交，板桥有一次曾在《高凤翰寒林鸦阵图》上题写道：“人但羡其末年老笔，不知规矩准绳自然秀异绝俗，于少时已压倒一切矣。”纯为知己之言。记得那次高凤翰临行时，板桥见他生活困窘，特送他两个银锭。他问板桥，此银从何而来。板桥说：“此乃俸银，绝非贪污而来。”走到白狼河边，高凤翰说：“此银虽非你贪污，但毕竟是身外之物，我洁身出胶州，还是让我洁身回去吧。兄弟的情谊我领了。”说完，一扬手，将两个银锭扔到了白狼河中，然后两人一齐大哭。高凤翰晚年居住在他三弟为他修的亭园里，自挖墓穴、自撰《生圹志》，是八怪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也是著述最为宏富的画家。板桥挥泪为他题写了墓碑：“高南阜先生墓”，下署：“知潍县事文林郎郑燮题”。

    这一年，对板桥还有一件打击很大的事，就是他与五娘生的儿子入学没多久就夭亡了。五十七岁再度丧子，很长一段时间，他处于悲观失望之中。

    然而，天道有常，事情还是要做的。他以“爽鸠官”的身份判案，尽量为劳苦大众着想，有时还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装糊涂中，袒护穷苦之人，因此留下了许多板桥判案、穷人受益的传说。

    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十九日，他写下了一条著名的横额：“难得糊涂。”四个大字之下又写下了数行小字：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乾隆辛未秋九月十有九日，板桥。

    这是一种大智慧之后的“糊涂”，大聪明之上的“笨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板桥虽然是“八怪”之一，在这里却以不怪之态来阐述“糊涂”的含义，所以愈说愈清楚，愈说愈不糊涂，真是个清醒人的糊涂语，清醒人的智慧语。

    关于糊涂的总结不是他一时的狂语，而是他做人为官近六十年的亲身体悟。板桥的为人，一向正直，处事是非分明，性格上落拓不羁，狂放率真。他为官也是抱持“立功天地，字养父母”，为民谋福，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雄心的，所以他在县官任上能为老百姓说话、做事。但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吃不开，甚至会受到恶势力的刁难、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以嬉笑怒骂来抗争，同时，也彷徨悲观、苦闷压抑、孤独厌世，“难得糊涂”正是这种心态的流露。它有积极的一面，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表现了坚定的立场和傲然的骨气；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看破红尘，悲观出世。这种积极和消极因素的处世态度，在一般人身上都有体现，但只有板桥用“聪明”和“糊涂”这两个极容易意会却又颇为模糊，格外通俗却又不便言传的词语概括出来了。他用“聪明”代表那些积极成分，用“糊涂”代表那些消极成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板桥“难得糊涂”中的“糊涂”不是一个庸人的“糊涂”，一个糊涂者的糊涂，而是一个直士，一个聪明人悲观彷徨时的“糊涂”。因此，板桥的“糊涂”，虽说有消极成分，但却是能让人理解的。

    在这个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他题款的含义了：“聪明难”——要进取，要扶正祛邪，要治国安民，就会遇到种种困难，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众人皆醉我独醒”很难被睿于世，可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聪明”该是多么的困难。“糊涂难”——以酒麻醉自己，凡事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本也做得过去，但那样一愧上苍，二愧朝廷，三愧百姓，四愧良心，所以想来想去，闭上眼睛装“糊涂”也很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本来是一位勤政为民的清官，但对许多事看不惯，想去斗，但又斗不过，只好昧着良心去“糊涂”，到头来内心更是痛苦，所以说这种转变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是“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知进知退，有进有退，不冒失，不惹祸，只求心里安宁，不求后世福报。这是实践“难得糊涂”的具体步骤。

    “难得糊涂”，五十九岁的郑板桥已涉足官场十年，他深感自己很累，是到该“退休”的年纪了。这一年，他最向往的事就是回老家，这从这一年他的创作中即可见出。他在《思归行》的最后写道：

    破书犹在架，破毡犹在床。

    待罪已十年，素餐何久长。

    秋云雁为伴，春雨鹤谋梁。

    去去好藏拙，满湖莼菜香。

    他将这十年为县令的生活喻为“待罪”，可见对官场的厌倦。

    乾隆十七年（1752）初，板桥主持修建潍县城隍庙，这是他在潍县任上所主持兴建的最后一项工程。城隍庙是用来求雨、祈晴、禳灾的庙宇。乾隆十四年（1749）大雨冲坏两廊，板桥发动地方绅士赞助维修，至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修完，还在庙门外新建了一座戏楼。板桥为戏楼题了一块匾：“神之听之”，为城隍庙大门题了一块匾：“唯德是辅”，还写了一篇颇为有名的《城隍庙碑记》。这篇记写鬼写神，写修庙的经过，但精义里却不是真的信神信鬼，只不过是想借修庙来顺应当时的习俗，安抚民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抒发了对封建统治和神权的愤懑之情。城隍庙碑通高190厘米，宽80厘米，由板桥撰文并书写，其门人司徒文膏刻。其碑文诙谐风趣，含义深邃；书法为正楷而略带隶意，骨坚肌丰，爽朗清绝，为板桥书法精品；雕刻刀法流畅，逼真而不失体。因此碑文佳字美刻工精，故人们常称此碑为“三绝碑”。板桥自己也非常重视此碑，在后来的《刘柳村册子》中曾说：“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

    如此现实，做官不如归去，因此，板桥行为、语言更是随便，甚至有时在顶头上司面前也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之态。据曾衍东《小豆棚》卷十六记载，板桥在卸任前曾有一次到省城济南公干，会宴趵突泉，上司说他这个七品官文采斐然，请他作诗，他吟道：“原原本要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识清泉。”这是当面揭短，直骂贪官污吏。据说“诗成，满座怫然，佥谓郑讪诽上台”。“讪诽上台”，郑板桥自然不会有好的下场。

    这一年的秋末，同榜状元金德瑛来潍县看望板桥。金德瑛是杭州人，自从二人京城分手后，就天各一方，难得相见。德瑛为官“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他这次来看板桥是从太常侍卿调任山东学政，因公到莱州府，顺便到潍县的。

    老友相见，自然畅快，二人谈诗论画，茶酒相伴。其间板桥画了幅墨竹，金德瑛题诗一首，其中说：“胸中事即对人言，与弟家书刊共看。吟颠字怪剧游戏，叵耐折腰屈下县。”对板桥怀才不遇，折腰而屈就的处境给予了无限同情。金德瑛临行前，板桥又赠给他一面范县任上收藏的小古镜，并赋诗《小古镜为同年金殿元作》：

    土花剥蚀蛟龙缺，秋水澄泓海月残。

    料得君心如此镜，玉堂高挂古清寒。

    金德瑛对板桥寄予的高洁之情，答诗一首，这首诗后被收入《金桧门诗存》，诗后有小注曰：“板桥顷以事干部议，有去志矣。”可见对这个“叵耐折腰”的小县官，板桥说什么也不想再当下去了。

    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二十五日，是板桥的六十岁生日。他归心已定，自然心中坦然而无负担，因此，作自寿联一副：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叶赏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这副对联充分表达了天地为万物逆旅、光阴是百代过客的见解，有李白、苏轼的豁达，突出了他的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傲岸性格。这副对联对仗字字工整，非大手笔而不能为，可谓中国楹联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板桥有了辞官之心，因此做起事来自然少了许多顾忌，上司及同僚对他也很看不惯。一次，他处罚某富户，罚金手续有些欠妥，这终于让一些人找到了借口，他们告到吏部，说板桥贪污。这年年底，吏部来文，板桥被免去知县职务。

    板桥的仕途终于走到了尽头，三头毛驴驮着他和他的全部家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板桥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板桥要走了，潍县的父老乡亲听说后纷纷涌上街头为板桥送行，一壶热茶，一杯清酒，几只熟鸡蛋，还有从心底涌上的泪花，跟在板桥身后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五十里外的昌乐县境，甚至还有的百姓遮拦归路，号哭相阻。板桥一再拱手，他深知，这纷纷泪雨和牵衣顿足的送别即使不是一种最高的荣誉，也比晋升的调令以及上司的赏识之类更权威，也更值得珍惜。七年知县，七年患难，不管自己蒙受多大冤屈，有这样的民众也足堪慰藉和释然了。

    面对潍县送行的百姓，板桥让小童取出文房四宝，就着驴背画了一幅墨竹图，然后又题诗一首：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这不是悲歌，这是真正的潇洒，是他留给潍县民众最高洁的情怀。

    蹇驴人影，远山如梦，路旁的柳丛已绽出茸茸的柳眼，即将冬去春回，板桥心中很是想念妻子、女儿，还有那古板桥和古扬州。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