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书房
书房、书室、书斋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文人学者读书、创作的工作室，也是藏书的库房。爱书的人没有一个书斋，要比未必爱书却拥有很大书斋的人多得多。承认自己没有书斋，也用不着难为情。没有书房，书还得读。遥想元明之际，王冕牧牛读书，陶宗仪耕田写作，不但书房，连书桌都没有。不过，茅檐瓮牖之下历来都有才士颖出，以验证不公平的世道仍有公平在。
但是只要有条件，文人最想拥有的就是建立一个书房，实现坐拥书城的梦想。
时在古代，文人无不重视书房的设置，尽管各自经济状况迥异，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营造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在这个小天地里，可读书、可吟诗、可作画、可弹琴、可对弈……唐代刘禹锡虽只有一间简陋的书房，但“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陋室铭》）。还有明代的归有光，在青少年时代曾厮守于一间极窄小的书斋，名曰项脊轩，“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作者却“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项脊轩志》）。
对于书房墙壁如何进行装饰，清代的李渔颇多高见：“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上策是“石灰垩壁，磨使极光”，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楹共为一色”，而“壁间书画自不可少”。在书房内的装饰上，往往采用碧纱橱、屏风、竹帘、帷幕等物，以增加其美感、静趣、雅风。
书房书斋书室从来都带着布尔乔亚高档的情味，万一再起一个典丽的斋名，就算是建在一枚古旧的寿山青田石章上，那是华美的颓废了。文人们大都会为本来普通的书斋起个“典丽的斋名”，有了斋名似乎什么都雅致起来了。为书斋取名之风气，可上溯到曹魏时期。最早见于记载的大约是曹操之子曹衮的“遂志堂”。唐宋以后，文人和士大夫的这种风气逐渐盛行。古今文人为书斋取名犹如为自己的子女取名般看重，他们认为，一个好的书斋名，不但可以表露自己的风雅气派，而且可以把自己的爱好、追求、寄托、希望倾注其间，以表明志向，寄托情怀，或自警自勉。
文人的书房，讲究题名，或以书房周围的山石花木为题：如苏州网师园的殿春，是因周围多芍药花（殿春为其别名），故有此名；以翠竹命名的曲园中的小竹里馆；以梅香命名的沧浪亭的闻纱香室；以梧桐命名的畅园的桐花书屋……
当然，仅仅为书搭建一个爱巢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为自己心爱的书斋起个好听的名字，有些人一生只取一个斋名，有些人则会取数十甚至上百个斋名，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斋名中既能够看出书斋主人的个人志向，同时也能够窥见其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诸如陶渊明的“归去来馆”，显示出的是一种归隐田园、淡泊名利的个人志向；刘禹锡的“陋室”，则透露出一种志行高洁的个人节操和安贫乐道的精神意趣。政治家的书斋常常隐含着政坛的玄机，文学家的书斋则时时充溢着浪漫的情调甚或香艳的气息。前者像翁同■的“瓶庐”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即分别蕴含着守口如瓶与“朝受命而夕饮冰”之寓意，表达了政治的险恶与书斋主人对时局惶惑忧虑的痛苦心情。后者如钱谦益的“绛云楼”和徐志摩的“眉轩”，二人均将书斋当做了金屋藏娇之所——钱谦益将自己新娶的夫人柳如是看做“绛云仙子”降世，徐志摩则将爱妻陆小曼的另外一个名字嵌入书斋名中，既暗含“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诗意，又预示举案齐眉、夫妻恩爱的幸福前景，简短的书斋名中散发着浓郁的脂粉气，倒是与他的为人颇像。
有的书房命名，凸显着主人的人生态度，充满着哲理。苏州留园中一书房名曰“汲古得绠处”，典出《荀子·荣辱》中的“短绠不可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圣人之言”。意思是钻研古人学问，必须有恒心，要下苦工夫找到一根线索，方能登堂入室，有如汲深井之水必须用长绳一样。留园中还有一书斋叫“还我读书处”，取意于陶渊明的《读山海经》中的“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表现一种归隐后的人生真趣。苏州留园西花园书房名曰“织帘老屋”，“织帘”典出《南齐书·沉士传》，说沉士家贫如洗，却刻苦向学，在陋室中，一边织帘一边诵读诗书，口手不息，园主借用此典以铭其志。
古代文人的书房，在建筑上也往往风格独树，留园中的揖峰轩即是。这是一个园中之园，庭院为半封闭。轩西月洞门有一座静中观，外形似亭，二面借廊，只伸一角。轩前小院周围有曲廊，轩南庭有挺立石笋，青藤蔓绕，古木翠竹衬以名花。再看轩内，东头一张红木藤面贵妃榻，壁悬大理石挂屏；正中八仙桌，左右太师椅，桌上置棋盘；西端靠墙的红木琴桌上搁古琴一架；两侧墙上挂名人所书对联；北墙嵌三个花窗，有如三幅图画，幽静、秀美、典雅，在此间读书，与友人唱和，堪称一种全身心的享受。
有些书房的对联，都出自主人的手笔，文采飞扬，启人心智。清人郑石如的书房联为：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清人陈元龙的书房联为：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
从古至今，文人的生活都是自成一体的，他们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与书不断相逢的过程，他们与常人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身上都有着极浓的书斋情结。对于文人而言，书斋首先是一个安顿灵魂的场所，当他们事业有成、春风得意的时候，书斋见证了他们曾经付出过的所有努力；当他们的事业落入低谷，铩羽而归，同样是书斋安抚他们躁动的灵魂、抚慰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一般书斋又大致可分为藏书家的书斋和爱书人的书斋两种。其中藏书家的书斋分门别类，尤其注重版本的优劣与收藏的价值，以全取胜；爱书人的书斋杂乱无章，藏书只是根据个人的口味随兴而为，以趣为先。清代诗人袁枚在《所好轩记》中这样写道：“色宜少年，食宜饥，友宜同志，游宜晴朗，宫室花石古玩宜初购，过是欲少味矣。书之为物，少壮、老病、饥寒、风雨，无勿宜也。而其事又无尽，故宜也。”袁枚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所好轩”，并为之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显然，按照我的标准，袁枚的书斋即应该划归到后者的范围之内，因为这里不仅是袁枚的精神皈依，同时也囊括了一位爱书人平生所有的声色犬马与快乐忧愁，所以，与藏书家的书斋相比，我个人更为欣赏的正是袁枚这般的书斋。
今天随着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拥有一间书房的物质条件对很多人来说已尽具备，但是我们还有古人的雅兴吗？
读书的诱惑
人在求学问的途径上虽然也主张“行万里路”，但更多的还是要“读万卷书”，所以，在古代，求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求学。
古人读书，首先求一“苦”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路苦作舟。”这两句对联只要是中国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是从时间上对苦读提出的要求。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是从精神状态和心境上提出要求。
家境贫寒，完全依靠毅力学习的穷书生。流传下来的如“凿壁偷光”“映雪囊萤”等故事。
读书的代价极为高昂。需要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比如十年寒窗，这里讲一个温馨的故事。过桥米线的传说。云南蒙自一书生为了避开人世喧闹，在一个湖心岛上读书。每天妻子为他送饭，家到岛上书舍有一段距离，送饭过去饭菜常常凉了。妻子关心丈夫，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她用肥鸡熬成鸡汤，装在厚瓦罐中，因为汤有一层油脂能保温，所以送到的时候还是热的。再把配的菜肴、米线加进去，就成为鲜美可口的米线。妻子每天送饭都要经过桥，为了纪念就取名“过桥米线”。这种米线口感极佳，所以很快传开。
“头悬梁，锥刺股”是从方法上进行启发并提供榜样。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是为苦读者指出美好前景，提供精神动力。于是，书生们“十年不窥园”，独自享受“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凄苦与孤寂。此时，“红袖添香”就成了青年学子们最美好的幻想和最惬意的读书状态，于是，蒲先生笔下那美貌如花、温柔似水的狐仙便于静夜里翩然而至。
苦读数十年，有人“一朝成名天下知”，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享受荣华富贵。也有人由于种种原因，总不得第，成“落魄书生”。可怜他们只能感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宋代有个叫晁冲之的，一生读书也没有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晚年他在一次黎明时分的旅途中，看见一户人家亮着的灯光，联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感慨颇多：“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虽有千年时空隔绝，但读罢，我们仍能触摸到诗人心灵深处的酸楚。
不是每个人都能苦读。有人拿起书本就瞌睡，就无意学，一年四季都打不起精神：“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初长正好眠，秋又凄凉冬又冷，收书又待过新年。”这种情形在今天或许会得到我们的谅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读书，这个世界上的行业有很多，用不着千军万马争着过独木桥。但在当时，肯定是作为不学无术之徒、胸无大志之辈被加以批判的。而且这种批判会延续千年，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书圣的雅趣
王羲之（公元321年—公元379年，或公元307年—公元365年）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后南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他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的故事来激励自己。
字品如同人品，王羲之成为书圣和他雍容恬淡的天性息息相关。二十岁时，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吃烧饼，肚皮都露在外面。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好一个字的结构，就马上写到纸上。王羲之在练习写毛笔字时，常常入了迷。他写啊，写啊，一天又一天，坚持不懈，忘了疲劳，忘了饥渴。有一次，他照例一拿起笔来，就忘了周围的一切，兴致越写越高。从早上写到晚上，又从晚上写到深夜，夫人端来了饭食，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也顾不上吃。有一个字，他写了不知多少遍了，始终不满意，于是再写。他就这么个脾气。任何一个字，甚至一笔一画，不练到自己满意的地步是不会罢休的。这样，不知不觉，迎来了雄鸡的第一声啼鸣，他这才感到，是该歇歇了，肚子的确饿了。他随手抓起一个馒头，蘸着一碟豆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因为这种吃法简便，可节省不少时间。吃着吃着，他忽然皱起了眉头。原来，他对刚才落笔的一个字不满意，觉得需要改一改，于是一边用馒头蘸着“豆酱”咀嚼着，一边继续练字。这时，夫人又走进来劝他休息，一看，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咯咯”地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羲之聚精会神地练习毛笔字，一只手抓着馒头不知不觉伸到了砚池里，蘸着墨汁吃起来，显然，他是错把墨汁当成豆酱了。王夫人笑着拿来铜镜，王羲之一看，只见满嘴是乌黑的墨汁，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
王羲之早就认识到仿生学，他喜欢观察鹅，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当然，鹅是一种美丽的家禽，养鹅也可以陶冶情操。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们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王羲之非常注重笔力，“入木三分”就来自他。传说有这么一件事：过去做生意的店家一般是有招牌的，总要将自家的店号起个吉利的名字，例如什么“同仁堂”啦，“茂源记”啦，“康泰记”啦等等，名目繁多。有一家商店生意不错，扩大了门面，增添了货物，招牌也想换个新的。可别小看这招牌，它对生意的好坏还挺有影响呢。因此，招牌一般是用好的木板做的。有人给找来了一块曾经用来祭神的木板，木板上写满了祭祝的文字。开始，人们并不在意，商店老板叫人把木板上的毛笔字洗去，好写新的内容，哪知擦洗了半天，木板上的毛笔字不仅没有擦掉，反而更清晰了。洗不掉，就刨，木板刨了一层，笔迹依稀可见，木板刨了两层，笔迹还能看见。人们惊讶了：这是谁写的字，这样深刻有力，一位懂得书法的老先生来了一看，立即惊叹得叫起来，看着他一个劲儿地拍案叫绝的样子，在场的人都很奇怪，纷纷围拢来看。老先生说：“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笔迹啊！这字如此深刻有力，真是入木三分啊！”王羲之的书法怎么这样深刻有力呢？这与他平常坚持不懈地锻炼有关。作为一个书法家，王羲之不仅自己注意锻炼腕力，增强书写时的笔力，也严格要求后人。他的儿子王献之，很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有一次为了检查献之的笔力，王羲之悄悄地站在他背后，趁献之集中精力写字时，猛地用手指夹住儿子手中的毛笔往上拉，谁知献之握笔很紧，毛笔没有被夺下来。王羲之对此很满意，他高兴地说：“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书法家。”并当场写了一幅字赠给献之。这件事说明，书法家的笔力是下苦工夫练出来的。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在浙江绍兴，离城二十五里有个地方叫兰亭，这里群山环抱，绿水绕亭，风景格外秀丽。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禊”。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兰亭十分热闹，原来是王羲之邀了一些朋友，共四十一位，在这儿聚会修禊，饮酒作诗。这个盛会是很有趣的，朋友们不是坐在酒席桌前，而是坐在清清的溪水边，浓浓的树荫下。曲水绕亭，鸟语花香，春风拂面，使人神清气爽。当清澈的泉水载着盛满美酒的酒杯流到谁的面前，谁就端起来喝一口，可惬意了。几杯酒下肚，人们就陶醉在酒香美景之中，接着就饱蘸墨笔，吟诗作文，互相传看，朋友们免不了评点一番，边吟边唱。真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收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王羲之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高兴。乘着酒兴，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记载当时文人雅集盛况的文章，题目就叫《兰亭集序》。朋友们看后，一致认为无论从文章的角度，还是从书法的角度看，都是一篇绝妙的艺术品。对于大家的称赞，王羲之并不觉得怎么样，到了第二天，王羲之酒醒之后，再把手书的《兰亭集序》拿来仔细一看，果然比以前的书法要精彩得多，心中十分得意。他顺手抽出笔来，照样又写了几幅，可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第一幅写得那么好了，只得把它们都撕掉。
以上所说的故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曲水流觞”（觞，是古代喝酒用的器物）的一段佳话。王羲之即兴所书写的《兰亭集序》，共有三百二十四字。其中“之”字就有二十个，形态都不相同，各有其妙。整篇书法，酣畅淋漓，使人可以想象出作者当时心潮逐浪、天马行空的豪情。这帧字帖，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自此成为公论。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集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今人所见，皆为《兰亭集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集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蛇”。
翻白眼的画僧
中国有个很奇特的传统，即历代都有知名的画僧和诗僧。从唐代寒山、拾得一直到近代的李叔同（弘一法师），诗僧的传统源远流长。画僧相对少些，影响也不那么大。但八大山人是个例外，他是清初画坛“四僧”之一，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花鸟画造型。
这种画用首短诗来形容如下：
那个老和尚蹲在池塘边已经很久了，
像一只孤独而丑陋的鸟，一句话也不说。
他那双冰冷的白眼，瞪着上天，
难道世界不在他眼中？
他随意捡起一些残枝败叶、黑石瘦果，
扔进这苍凉寥落的画里，
震撼着几百年后同样孤独而丑陋的我。
八大山人并不是八个人，这是个名号。他原名朱耷（公元1626年—公元1705年），据说出生时两耳特大，所以取乳名为耷子，朱耷一名，也从这里来。至于“八大山人”，则取自《八大人圆觉经》，意思是“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
朱耷本来是明室王孙，为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权（封为宁王，封地南昌）的九世孙。明代诸王严禁参政，身为帝裔也不用生产劳动，只能在艺术活动中打发时间。所以他的祖父、父亲皆长于书画，在当世很有名。生于王孙之家的朱耷自小聪颖敏慧，个性孤介，颖异绝伦。八岁就能写诗，善书法，工篆刻，尤精绘事，善诙谐，喜议论，娓娓不倦，曾经倾倒四座。总之，是个天才儿童。一切都很完美，这位王孙子弟，即使日后不能成为“八大山人”名噪中外，至少也能生活得优裕畅性。
然而，李自成造反攻入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明王朝就此覆灭。不久，朱耷的父亲去世。此时，朱耷十九岁。弋阳王孙的世界天翻地覆，从此成为明朝遗民，经济上穷困潦倒，政治上遭受迫害。不久，妻子和儿子都去世，他从此抑郁愤懑，孤寂终生。明朝覆灭是山人命运的转折。这种转折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残酷的，山人开始了他“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郑板桥语）的艺术人生。如果他没有遇到家国之变，没有悲剧身世，就不会产生个人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他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也就很难有别于明末的一般文人士大夫。不过，朱耷自己是希望做一个多才多艺的弋阳王孙（艺术修养只是一般般的），还是做那个哭不得也笑不得的八大山人（艺术修养绝高）呢？
公元1645年，清兵入南昌，朱耷栖隐奉新山，装聋作哑，遇事只点头、摇头或打手势，离弃一切凡尘俗事。当时他并未出家，公元1648年他才弃家为僧，法名传綮，字雪个。“雪个”意为冰天雪地里的一棵孤竹。用意如此，山人命运之飘零辄然使人伤之。一年后，山人患癫狂之疾，趴在地上呜咽，过一会仰天大笑，笑完了，又突然乱跑乱跳，号叫痛哭，有时鼓腹高歌，有时混舞于市，一日之间，癫态百出。市人厌恶他捣乱，给他喝酒，醉了就不发疯了。病好后，取名“个山”。公元1653年，朱耷二十八岁，在耕庵老人处竖佛称宗师，又取名“刃庵”，意为“割断一切尘缘，承传佛理肯綮”。山人虽逃于禅（其所入者为曹洞宗），但生性聪颖，易入佛理，且渐久渐深，故能称宗竖佛。
朱耷装聋作哑，栖隐奉新山，以及最后落发为僧，都是为了躲避清廷的迫害。康熙初，国家政策有所宽松，朱耷把老母亲接回南昌，并和友人在城南梅仙祠旧址创修道院，名曰“青云谱”。山人此时已由佛转道，道名朱道朗，号良月。但山人似乎一生都在禅与道之间辗转。入道后的山人后来又经常回佛门居住，山人有的时候是和尚，有时又穿着道袍。
山人五十四岁时，为临川县令胡亦堂羁留，县令要求山人帮忙修撰《临川县志》。山人自不肯为清朝效力，所以在临川一年多，抑郁苦闷而又不得出，只得又用老办法，装疯，得以脱身。山人性情之耿介可见一般。
山人非常喜爱喝酒，除此没有别的爱好，人们喜爱他的书画，多置酒请他喝，他喝得要醉不醉的时候，求字画他肯定答应，奉上笔墨纸砚后山人一挥而就，但酒醒时，想要求他片纸只字都不可得，就算放百锭银子在他的面前，他看都不看一眼。
五十六岁前后，山人常住青云谱道观，并被尊为“住持”，与同道阐发“明净”教义。六十二岁时，山人又还俗。此后近二十年，山人周游远近，居无定所。
七十六岁时，山人在南昌城东筑一陋室，名曰“寤歌草堂”，就在那里安身至死，享年八十。
山人的一生，寂苦无依，漂泊无定；入佛出佛，入道出道，并于俗、教之间辗转纠葛再三；喑哑癫狂，几次佯装，逃于禅、道，却终难平息失国破家之痛；寄情书画，亦多愤懑而剑拔弩张，怪兀逼人；行年八十，仅一女为后。
山人一生充满苦闷，这和今天我们常说的郁闷非常接近。这种苦闷有艺术家的层面，是一种曲高和寡难觅知音的苦闷；一种出世与入世之内心争论的苦闷；一种位卑而不敢忘国的苦闷；但也有属于常人的一种不得不为斗米折腰的苦闷；更重要的是一种不能痛快淋漓吐露心中苦楚的极大苦闷，而这是属于人类共通的。这种种苦闷并不是只找山人，而是日日夜夜缠绕在书斋中的读书人心中，或将他们折磨至死，或消磨他们的斗志。只有少数的卓越的人在心中与苦闷争斗，将苦闷熔炼成诗歌小说、绘画书法等艺术的结晶，吐心中块垒，成艺术精品。八大山人的艺术就是这种苦闷艺术的代表。
从悲和喜这两种人类基本心理状况来寻找归属，苦闷无疑是一种可悲的心理状况，它在世界上导演过多少幕催人泪下的悲剧。用西方的美学原理来分析，悲剧的美是一种崇高的美。但是中国式的苦闷却往往够不上一部悲剧，它不会像西方的苦闷那样轰轰烈烈，它不够产生崇高的美感。中国式的苦闷就像沸腾的热水渗进冰冷的凉水，成了一种温吞水式的苦闷。这种苦恼是两种极端情绪的调和，它使中国人的心灵更苦更涩，而外表却那样平和，那样安详。全世界都称赞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好像“苦”和“劳”是中国的土特产，这实在不是中国人的荣耀，而是中国人极大的不幸，极大的可悲。
八大山人的艺术似他画上的签字，既像个“哭”字，又像个“笑”字。笑是那种淡淡的惨惨的笑，哭也是那种轻轻的凄凄的哭。其实更多是啼笑皆非，即不哭不笑，是一种严峻的冷漠，内心沸腾的火山被皑皑冰雪覆盖，满腔怒火而强压着不得发泄。不能淋漓地哭，不能痛快地笑，极大的压抑就是极大的苦闷，这种苦闷压抑的最后出路，对社会来说就是爆发民众激烈的反抗，引起社会的动乱；对个人来说就是骤然精神失常，导致身心的疯癫。这就是非哭非笑的悲剧，这种悲剧是八大山人个人的悲剧，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面对山人的画，不能不感觉到孤寂。山人之画，多一鸟、一石、一鱼，其意皆在寂寞孤凄之感。此“寂”中又包含了一种“不为所化”的倔犟冥顽对抗的姿态。如奇石之冥顽不化。此种对抗自然是对清朝的对抗，这种冥顽不化的、与清朝对抗的姿势是山人从始至终的情感倾向，而这种倾向为早期的画作所明显地透示。在山人漫长的一生中，这种对抗向内沉潜为生命的一种基本态度，即它已不仅仅是对清朝的对抗，它同时更是与自身凄凉的身世、丑恶现实的对抗，又形而上学地与宇宙的寂寥、洪荒、无生气对抗。如作于公元1659年的《玲珑石》，此石向上斜立，粗拙怪异突兀，仿似洪荒混沌之初一寂寥冥顽之石。
孤寂的人仍然在坚守。《荷花小鸟图》，一枝枯荷杆头，独立一小鸟，其嘴尖、眼凶疾而执，直盯盯地望着对面那三两枝茎细叶茂的荷叶、荷花。此种姿势，固然不脱国仇家恨的遗民情怀，但亦非仅如此。此姿态乃更是化做了生命的一种本色，一种执念及气质情操，一种九死不屈、瘦骨铮铮、拙而劣的自我固守，与自己的凄凉身世、与现实乃至宇宙洪荒相对抗的姿态。然一颗尘埃何以对抗？人见及此，多怜其单、伤其悲。山人晚年，此姿态既孤傲而冷，又老成从容而逸。此境界不仅是其艺术亦是其人生所达到的境界。
孤寂的坚守，那是一种冷清清的无奈。山人多一鸟、一石、一鱼之画，其意境又皆在冷凄荒寂，尤其是花鸟画，更显冷瑟之意。山人花鸟鱼石之画，多用枯墨颓笔：一枯柳，一粗石，一枝荷茎，就连荷叶荷花亦多枯墨，这就给人一种荒冷之感。而满幅只一枝花独出，一瘦鸟独立，一怪石突兀，一倦猫匍匐，此在构图布局上既已给人一种孤零零、冷清清的荒冷萧瑟之感。
无奈只能靠从容来克服。山人之古，亦人生境界之老成、无惧、冷逸之态。山人那永远桀骜、毫不妥协的对抗姿势向来是雷打不动。这种姿势年深日久后，便已老到成一种从容、无惧、恬寂对世的姿态。如《荷鸭图》，其水鸟之眼疾、直而执，但伏于石上缩项而牺，故虽与天地之荒寂对抗，与现实人生之凄、丑对抗而无惧，冷寂凄清而老成从容有逸态。若《枯柳孤鸟图》也莫不尽显冷逸从容无惧之态。
人们能够克服一切困苦，那是因为生生不息的生命，这带给山人荒寒的画面一点亮色。山人艺术之秀，指清奇冷艳而有生气。寂而不死，还蕴涵生命的韵律。在山人的画作中，纤秀乃是与枯古相对应的。如荷花之细茎，怪石之下的三两灵动小鱼，危石之旁的秀兰，枯枝上的瘦鸟，或一丛青竹，一棵水仙，一枝独出的蜡梅。凡此种种，皆于荒古枯淡中见清奇纤秀，于寂寥玄漠的宇宙中出生气、见精神。秀代表的是一点宇宙中精真、飞动、不息的精气，是一种对生命精神的追求与固执，它既是一种对抗宇宙人世的脱俗超逸之姿态，又是一种清奇高洁的个性、节操与品质。
艺术家必须证明自己的生命，直接的办法就是在纸上跳动的生长的画笔。
山人之画，若花、鸟、鱼、石者，多夸张怪兀，越到晚年越是笔线粗简浑拙，笔势恣纵，其中有一股强烈的个人意绪充斥彰显着，又有一股浑蒙沉厚的造化之生气运行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气势奔放着。
生命力的终点是超越，超越痛苦，达到永恒。山人之画，荒古枯寒冷寂，故虽元气流行，意力张弛，却又静极。然山人之画则不独如此，山人之精神、意志亦驰骋于静寂之中。故静亦是贯穿于山人艺术之一基本意境。通观其画，几乎每幅皆静。而在其艺术中，静与驰对举。任意张情骋，生气流贯，外表只一冷寂静逸之态。若鱼石对立之静姿，若栖于枯树瘦枝上鸟之倦寂，若一荷角之细嫩、独行，一枝梅花之横空独出。凡此皆冷寂而静，皆静而有个人意志、宇宙生命元气在张弛间流行，而这亘古不变的宇宙洪荒、永世不息的生命运行，又凝聚成一定姿态，凝聚成刹那即永恒的禅静。
达到超越，始得山人艺术之真精神。这也是山人消解并升华苦闷的方法。不然，人如何可以活下去？如今，江西省南昌市现有八大山人纪念馆，即八大山人曾隐居的青云谱道院。八大山人有多幅画作在里面展览。青云谱道院是山人出家后待得最久的地方，可以算是他的书斋。
书斋是读书修炼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战场。那些画，就是八大山人和绝望争战的遗迹。
耕读结合的巧妙
说起中国传统生活的大背景，概括得最彻底的是“渔樵耕读”。其实渔樵可以和耕合并，一起构成一个农夫的日常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了生存而努力。传统文化并不以做一个解决饱暖的农夫为人生理想，所以还有“读”，劳动之余读书，增长知识，颐养心性，体会人生的精神层面。有见识的人并不以大富大贵为傲，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已经把“富贵不长久”说得非常清楚，他们重视耕读传家，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这样保证家族血脉不断。
清朝末年中兴元勋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他的家庭既不是土地主，也不是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教育家人读书着文、咏诗作赋。这种家庭模式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结合得很好，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家庭一般都有个“从实起步，实上加虚”的过程。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私塾先生。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总算祖宗积德，一路科考顺利。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进入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所做的事功包括：组建湘军，中兴大清。简单说来，就是满清八旗兵不中用了，他回老家招收农民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艰难无比，曾国藩自己就说“屡败屡战”，就是一再战败但还是坚持下去再战。他的成绩有目共睹，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掌握了天下的精兵，整个中国南部差不多都在曾氏的影响之下。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救世。的确，曾国藩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很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
曾国藩还亲自实践他的理论。他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重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工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写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许。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所以才官运亨通。
在曾国藩的晚年，甚至在军旅之中，也未曾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和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许多告诫子弟的话，都被家人保存了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中端坐休息，继而无疾而终。他留给了人们以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二程、朱熹可以当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会去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下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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