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改革家
中国古代的改革者大多充满悲情色彩，他们的命运似乎总是十分坎坷。有人把中国古代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中国古代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自上而下推行，同样，也是由当权者从上面发命令停止。这种改革，不管老百姓愿不愿意，能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只能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都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之所以失败，往往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者不善谋身，不为自己的安全打好基础。其中的典型是法家派别的改革者，他们常常死得很惨，像吴起、李斯，甚至法家的大思想家韩非。典型中的典型是商鞅，他“作法自毙”，可以说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法家派别的改革者从根本上讲难逃这种死法。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只有秦国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所以他一听到秦国招纳人才，想到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到了秦国，求见秦孝公。商鞅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并不是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和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以集权中央，推行职业官僚制度为宗旨进行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吸引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商鞅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咸阳城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如果谁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一般人就可搬动，而五十金的奖赏却是一大笔钱，很多人围观，但以为有诈，都不敢搬运。后来有一个愣头青见赏金很多，不管三七二十一，扛起木头到了北门放下，商鞅当场把五十金发给他。靠着这个戏剧性场面，商鞅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并且预示这次变法要动真格的。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其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其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其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为官奴。
其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其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其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其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平民战功卓著者可以为官甚至升为贵族，贵族没有军功不得为官，长期没有官位地位不保。这样一来，开了职业官僚制度的先河，直接结果是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人们可以占有开发荒地，荒地上的收获为开发者所有，所以很多荒地得到开发，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百姓在政治上有了出路，所以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就有许多旧贵族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待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只好逃跑，到边关准备住店，店家告诉他，住店要有身份证件，这是商君制定的法律。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他叹气：“我制定的法律原来这么糟糕！”“作法自毙”就是说商鞅的。他只好又跑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也称五马分尸），即把四肢系在马车上，让马车把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
法家学说有个特点，就是极端推崇帝王中央集权，权力自上而下通过官僚机构灌输，各级间如同军队那样服从，放弃了儒家“君仁臣忠”的条件性，没有意识到个人的权利自由在这种集权下如何保障。可能法家在创立学说时是以统治者自居的，没有想到将帝王中央集权的逻辑推到底，是只有一个皇帝才拥有真正的权利和自由。法家自己同样可能是皇权粉碎的对象，真正是作法自毙。
法家改革者迷信权力，不择手段地追求效率成果，制定的法律严酷，手段残忍，不能说不是受那种学说的影响。商鞅性格刻薄（可能刻薄人也容易接受法家学说），做事不留余地。变法初期，太子犯法，商鞅要拿太子开刀，终因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于是就处罚太子傅公子虔，在太子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商君相秦十年，公子虔杜门不出八年。难怪太子一即位就大施报复。
中国传统的政治可谓“外儒内法”，法家赋予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结构，把帝国差异很大的各个部分拉到了一起，相隔五千里的人们分享同一文明，担当同样的政治命运。但是由于学说本身的缺陷，实践者个体的不足，所以他们也只能以自己鲜血献祭他们的理想，而不能在他们开创的社会里快乐幸福地生活。
历史没有留下商鞅死前的想法，我估计会接近李斯。李斯临死前回头对儿子说：“我想和你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猎兔，还可以吗！”重来一次，商鞅还会选择那样改革吗？
篡权者的复古理想
唐代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中两个人物，一生都经历了做圣贤和做篡国贼，只是周公是从篡国贼到圣贤，而王莽呢，是从圣贤到篡国贼。周公在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时，大权独揽，流言说他谋权篡位，他为此很担忧，后来证明了他一心为国，是儒家的圣贤，连孔子做梦都希望梦到他。而王莽倒真的篡了汉家的位，但当初他礼贤下士时大家却公认他为圣贤。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前23年），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至公元23年在位。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同时王莽是一个改革者，登上帝位后想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建立儒家的理想国。可以说在近代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1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王莽提出了很多项改革主张，经济方面的主要有：
其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其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其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除，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被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量继续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其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服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其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之前任何富豪，都可自己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其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若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若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政府则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其七，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问题。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购。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其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很多措施从字面上看都不错。其实很多经济政策正面反面都同样有理。比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可以防止投机，维护群众利益；不计划可以促进货物流通，发展经济（一样可以说维护群众利益）。最重要的是一看改革总的方向，二看具体的实施，特别是当时的情况。
从总体来看，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思路就是复古，三代（夏、商、周）怎么做我就不打折地照着做，一定要建立一个黄金盛世，他的念头不可谓不好，但他实践的结果却是天下大乱，百姓死于沟壑，他自己也被大卸八块。
他的很多措施我们今天习惯经济角度的人是看不懂的，而只能从儒家的经典中找到依据。比如，他屡次改变币制，把贝壳、乌龟壳、鹿皮拿来当做货币，因为儒家经典说远古的黄金时代——三代就是用这些货币的。但国民不愿用这些货币，搞得商品交易无法进行。
他尊王攘夷，这是经典中规定圣王的功绩。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完全破坏了周边关系。
王莽是个书呆子。他照搬经典，按照记载中的三代制度，特别是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按照《周礼》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边界经常发生摩擦，国内动荡，经济萧条，为了军费，赋役繁重，刑政苛暴。最后老天爷也来插了一脚，公元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发生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进攻长安，长安人造反响应，混乱中他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从王莽的发迹我们可以看出，他有着极强的道德磨砺意识，但是缺陷是过于矫情，有些装模作样的嫌疑。每个人都有自然的享受欲望，也都有自己的个性，如果过分的俭朴，做事也完全符合社会的舆论，这种人不是圣贤，就是不可一世的大奸大恶之徒。然而，王莽让人难以评诉。在他身上，圣贤和大奸大恶完全重叠。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虽然出身外戚国亲家族，但是他自己家庭却孤寒，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其实他的发展机会也并不多。
改变王莽命运的是自身的修养，应该说不仅出自道德的关怀，还有政治抱负。他从小就谦逊有礼，孝顺母亲和寡嫂，精心照顾亡兄的孩子。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特别是，王莽对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年老生病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几个月没有宽衣解带好好休息。凡给伯父喂药，王莽必先亲口尝一尝，以免太烫。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好好照顾王莽。
公元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当官后，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登上了西汉政坛的顶峰，时年三十八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让自己的家眷去他府上探望，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结果众人以为那是个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在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后，王莽很快登上帝位。西汉自宣帝以后，连续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无度，腐朽无能。达官贵族穷奢极欲，下层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可以说是危机四伏了。而皇权完全操纵在外戚和后宫手里。此时要靠刘氏皇权扭转败局，只能是望梅止渴。而此时的王莽是手握大权的大司马，经过多年的积蓄，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再加上王莽一向有孝顺之名，为官期间谦逊自重，秉公无私，在朝野上下有较好的人缘。当时的人们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来歌颂。所以当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时，倒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寄希望于王莽出来撑起天下，扭转残局，造福于民。此议提出时，并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刘氏后宫和小皇帝也说不出什么。王莽就比较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皇帝。
我们来看看王莽是怎么登上帝位的。公元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公元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历史上称为“王莽新政”。
我们看看王莽最后的日子，长安百姓已经造反了，进攻皇宫。王莽却仍然抱着符命、威斗（老天爷授权的象征），说：“上天赋予我使命，一定保佑我，汉朝兵拿我没法。”到最后时刻，公卿大夫还有一千多人跟随他，陪他一起死。侍中王睦准备换衣化装逃跑，他父亲王邑拉他回来，父子二人共同守护王莽，全部战死。
王莽的舌头被割掉，造反群众分吃，因为他的舌头骗了所有人。到底是王莽以及他的同志们错误理解了儒家的经典，还是这些经典本身就有问题？到底谁受了骗？
文人变革的突破与失败
人们常常说“富强”，似乎富强是连在一起的。然而，宋代有个根本特点，就是富而不强，宋太祖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想要收回燕云十六州，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仓库，积累亿万钱粮，准备和辽国谈判赎回，这些钱就用作赎金。如果辽国敬酒不吃吃罚酒，赎金就用作战争费用，五金买一个契丹（辽国）人的脑袋，契丹人少，肯定就被灭了。宋太祖武将出身，想问题很实际，五金买一首级的价格也是出自他一辈子打仗的经验。但这次他的算盘没有打响，宋打辽就没有赢过，北边还在对峙之中，西边的西夏又崛起，挑战宋的权威，宋派兵讨伐，也是败多胜少。军事没有进展，军费开支却常年居高不下，本来宋国还可以从“富”自傲，现在连这一优势也没有了，变得又贫又弱。回想汉唐的辉煌，宋代人痛心疾首。
公元1068年正月，年轻的皇太子赵顼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据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高远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和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委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和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九年（公元1076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美梦。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但是这次变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熟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高的，是一种高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贷款”。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私人；还给官府，富了国家。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国家却增加了收入，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之中，等到灾年谷贵时，再以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的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
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
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
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
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
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发放救济金和维持一套全国性的金融组织是两码事。王安石不明白政府和社会，以及个人的界限。比如小额贷款发放，或者救急，以免百姓遭到高利贷的盘剥，最重要的是，发展下去可以为小型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但是要求官员能够有管理金融机构的经验，这比传统高利贷难得多，意大利的商业城市用了三百年时间，解决很多技术难题（比如丁字借贷记账法）才发展起来。而且还需要对当地的经济情况非常了解，需要评估贷款者的信用，建立管理基金，而官员办理贷款还赶不上高利贷者的水平。个别地方可以靠主政官员的勤勉、个人能力推行，但作为制度，结果只能是扰民。
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了同僚的反对。
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王安石生活习惯很怪，非常肮脏，很少洗澡，衣服也不干净，这还是个人小节，他的脾气执拗，苏轼称他“拗相公”，这就非常致命了。
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王安石的主要政敌是司马光，司马光也很执拗，这两人遇到一起，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说王安石、司马光是好人那太简单化，但考虑到他们的私德都不错，学识文章更是顶呱呱的，他们还是能够称得上是好人。但好人不一定做得出好事。他们两人共同揭示了宋代的政治毒瘤：党争。
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此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十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其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再度辞相，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离世。
王安石看到了时代的问题，却找不到办法，但是他努力了，所以我们怀念他。
权臣改革的成功
明朝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万两，而支出达到400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开支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权威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
皇帝长期不理国事，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推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中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张居正联合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张居正得以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所以得到了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了他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首先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好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尊主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尊朝廷和执法合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面对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他还依法惩治了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实现财政收益。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护，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时，那就是捅了马蜂窝，会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的境地，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就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制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而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
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须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而严厉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支流，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导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们所接受。因为自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火，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财政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据此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等等，也有人为之辩解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不像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因而新政较少引起正面冲突，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功效显著。可以这样说，改革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张居正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力，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复苏的新局面。
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身后隐伏的危机，这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张居正家被满门查抄，凡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一腔心血建立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废除新政，首先从放松驰驿的限制开始，恢复权贵乘驿的特权，继而取消考成法，一切皆与新政反其道而行之，“由是，上下恬熙，法纪渐至不振”。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亲自上阵的无奈皇帝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九月中旬，光绪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变法可能遭到太后的镇压，要他设法解决，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九十天前，光绪还意气风发。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行径进行了揭露。从这一时刻起，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光绪在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增强了变法信心，而且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从下达《定国是诏》起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定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中南海的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
从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9月21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角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害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于是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纵于慈禧一人之手。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做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变法就要亡国。于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一次运动。《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官僚体制，实行所谓新政，那就像清风吹泰山一样无济于事。
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康有为又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要亡国。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然而大清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考察康有为，其中翁同■是光绪的老师，主张变法。他把康有为的答词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见解和抱负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纵在慈禧太后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围绕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得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整治光绪。这种做法，比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成功指日可待了。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会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免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虽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却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
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都主持了国家的变法运动，成就显著。俄国、日本都在两代人之内富国强兵，变为近现代国家。同样是皇帝，中国光绪落得被软禁的下场，并一直到死不得自由。皇帝也变不了法，为传统中国变法史打上一个悲怆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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