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照胡适的说法，“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何止是“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传久远的故事、传说乃至与此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等，都可借重这一方法。“历史演进法”在逻辑与实际上都展开为文学批评中对章回小说的解读和史学研究中对古史传说的考辨这么两种不同的取向，胡适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为中国小说研究开辟新境界。从1920年作《〈水浒传〉考证》，到1925年撰《〈三侠五义〉序》，胡适用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的生长来把握某一类型的中国小说，取得意料不到的成果，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
在明代“四大奇书”中，起码有三种不是作家白手起家一气呵成创作出来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漫长历程，从若干小故事逐渐演变成为长篇的章回小说。考虑到《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独特的生产过程值得关注。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评点派还是考证派），着眼的都是孤立的“文本”；只有胡适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考察此类小说的生产过程，强调解读几百年文学进化造成的《水浒传》等，应该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文学的批评眼光和研究方法。这一思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历史的眼光，其次是主题学方法，最后落实为以版本考据为中心的“剥皮主义”。
胡适治学，不重“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重“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故方法是第一位的。早年谈“方法”，多治学之入门常识；在解释“历史的眼光”时逐渐融进了自己的体会，总算颇具自家面目。1914年初，留学美国的胡适之先生终于发现了新大陆：“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将此起死之神丹运用于古老的中国，果然大见成效。1921年撰《国语文法的研究法》，胡适列“归纳的研究法”、“比较的研究法”和“历史的研究法”为“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到1923年为整理国故发宣言，胡适又提出“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作为同人努力的方向。其中“归纳”乃治学之根基，“比较”则是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学人的共识，而“进化”又被糅进“历史的眼光”中，故最能代表胡适创见的，当属“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提倡文学革命时，胡适以“历史进化之眼光”重读中国文学史，得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的结论。拆开来看，这结论并不新鲜，刘勰已有“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断语（《文心雕龙》），焦循则明言一代文学有一代文学之胜（《易余龠录》），王国维说得更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胡适的结论之所以石破天惊，就在于其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历史的见解”中，掺进了“进化”的价值判断。不只是文学随时代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胡适强调的是两千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不曾停滞也不曾倒退，而是始终在发展进步。文言变为白话是进步，传奇变为话本是进步，“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这种植根于达尔文和斯宾塞理论的文学进化观，在19世纪的西方曾经风行一时；胡适、郑振铎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对此特别青睐，关键在于其足以否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崇古、拟古和复古的文学观念，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
从文学革命转入整理国故，胡适对“历史的眼光”的诠释略有不同。不再强调文学发展一浪高一浪，而是突出文学演进过程中的“遗形物”——借此理解某一文类或某一作品赖以生存的文学时代。讲“遗形物”本是解释文学进化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时代，必然带着此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如戏曲中的脸谱、台步等）。照胡适原先的设想，“这种‘遗形物’不扫除干净，中国戏剧永远没有完全革新的希望”。所谓“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的大胆假设，很快证明行不通。倒是在解读各种“遗形物”时，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充分发挥作用。有感于许多学者品诗论文时不分秦汉混淆古今，胡适提出研究国学的第一步应是“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不管是古来神圣的高文典册，还是今日民间小儿女的歌唱，都有个重新定位的问题。首先是还其本来面目，然后才谈得上评判各家是非。在文学方面则是：
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他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的文学的价值。不认明每一个时代的特殊文学，则多诬古人而多误今人。
每个时代的文学，既有其“特长”，也有其“特短”。史家的任务不只是对其褒贬抑扬，更重要的是理解这种“特殊性”。解读一部流传久远且定本较晚的章回小说，就好像翻阅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同样可以发现“时代的烙印”。拿这种眼光阅读“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水浒传》，胡适得出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这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接下来一大段不懂得宋元明三代的时代背景与文学进化的程度，就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如此发达变化的论述，与30年代以后风行一时的唯物史观，颇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社会变迁对于文学发展的根本制约。只是对于胡适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观念，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策略。胡适对文学与人生（时势）之理解，大体不出传统的诗教说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观，说不上有多少新发明。倒是其从“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引申出来的“历史演变法”，为解读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另辟蹊径，至今仍有其魅力。
据胡适考证，《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都有“五六百年的演化的历史”，其中既有原初的民间传说，又有历代作家的改造，最后再添上写定者的艺术想象，故整部小说缺乏统一性，常有互相矛盾之处。阅读此类积淀着不同时代文学趣味的长篇小说，不妨也来个艺术上的“还原”，先寻得“底本”，然后借同一故事的不同变形来理解作家的艺术创造。胡适“最爱看年谱”，就因为其能显示谱主“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为一部有五六百年演化历史的小说编“年谱”，不也能显示其“变迁沿革的次序”？只是胡适“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并非只是移用年谱的研究思路，而是别有渊源。最能体现胡适理论框架的，是《三侠五义》中关于母题演变的一段话：
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
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前者胡适称为“箭垛式的人物”——此说过于轻巧，用于传说人物（如周公、包龙图）甚妙，用于历史人物（如屈原、曹寅）则易出偏差。胡适的贡献主要在于后者：借母题的生长与扩张，理解中国章回小说的演进。
除小说外，胡适也曾试用“母题演进”来解读《孔雀东南飞》，只是不及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精彩。实际上胡适、顾颉刚师徒二人互相激励互相启迪，借鉴的都是民俗学方法。顾颉刚乃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开山祖，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至今仍有典范意义；胡适虽无专门著述，却屡次表示引民俗学方法入文学批评的愿望。“母题”作为文学批评概念，在德国文学中渊源最为久远，也发展得最为完整，这与格林兄弟收集编辑的童话故事在其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德国学者对民间文学的浓厚兴趣有关。因此，一般将以母题研究为重点的“主题学”，视为在19世纪德国的民俗学热中培育出来的一门学问。很难说胡适、顾颉刚等人对西方的民俗学或主题学研究有多深入的了解，只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已有的文类等级观念，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各种“俗文学”（民谣、童话、民间故事等），如今身价百倍。研究此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或民谣，自然有别于古来的品诗论文，无法强调其“独创性”。引进“母题”这一概念，建立起故事的系谱图，此类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凸现。理论上胡、顾都承认，每一母题在演进过程中，“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而且“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可实际操作中，系谱的残缺与无名诗人的难以确认、探寻“说话者的意念”的努力，往往被“时势和风俗”的精彩描述所掩盖。这一点对于故事或民谣的研究尚非致命的弱点，可对于《水浒传》等文学名著的研究来说，却是难以原谅的缺失。在“因袭”与“创作”之间，研究者明显重前者而轻后者。像胡适那样轻率地断言《三国演义》的写定者为“平凡的陋儒”的固然不多，可此类研究常常精于故事传说的排列而疏于作者心态的探求，不免抹煞了天才作家的贡献。
这一偏差，与胡适本人对母题研究的理解，依附于清代考据学的思路颇有关系。胡适曾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大胆假设，比喻为“剥皮主义”，并称其源于崔述的《考信录》；无独有偶，在论及戴震和阮元的学术贡献时，胡适照样突出其“剥皮主义”：
剥皮的意思，就是拿一个观念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的颜色，如剥芭蕉一样，越剥进去，越到中心……我们对于一切哲学观念也应该常常试用这种剥皮手段。
哲学史家阮元搜罗古今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文学史家胡适则搜罗几百年间有关“水浒故事”或“包公故事”的作品，同样“略依时代的先后，排列比较”，目的则是看出传说的“变迁沿革”。二者研究范围不同，可基本思路却相当接近：都是在返求“古本”的过程中理解时世变迁与文化学术的演进。清儒为了这种学术上的“还原”，发展出一整套考据学理论与方法，这正是胡适所赞叹不已的“科学精神”。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概括汉学家治学的根本观念为：“历史的眼光”与“证据的注重”。到1928年撰《校勘学方法论》，胡适强调校勘学的根本方法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研究者必须先“遍求别本”，然后“实事是正，多闻阙疑”。除此以外，还必须有关于所校书籍的背景知识，因为，“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多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这一切，在胡适看来，“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从留学时读《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条目，悟出“中西校勘学的殊途同归”，到晚年花二十年时间重审《水经注》案，胡适对文献考据始终持有高度热情。正因为有此“历史癖与考据癖”，一旦胡适将小说作为与传统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学术主题，必然以清儒治经史的方法治小说。以本事考异与版本校勘为根基，再贯以历史的眼光与母题研究思路，如此中西合璧的学术视野，使胡适得以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纵横驰骋。或许是三国故事的考辨和水浒版本的比较太有诱惑力了，胡适常常沉醉于此，而相对忽略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故事考辨和版本校勘可以做到言之有据确凿无疑，不像艺术分析那样“诗无达诂”——对于提倡“拿证据来”的适之先生，后者是必须尽量避开的危险的陷阱。“避虚就实”的研究策略，使得胡适的小说史研究功底扎实，可相对缺乏灵气——这一点比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不难明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既是史学又是诗学；了解“板本变迁演革的痕迹”，不等于就“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胡适重“史”轻“诗”，对小说的艺术表现兴趣不大；即便论及，也都不甚精彩。以史学眼光读“诗”说“诗”，有其偏颇，也有其深刻之处。重要的是引进了“历史演进”这一观念，打破了此前诗品、文论、小说评点中常见的随意鉴赏和直觉评论，找到了理解文类发展和作品形成奥秘的关键。至于由此造成的另一种缺失，只能由下一代学者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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