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史著述，大都酝酿于文学革命运动时，成形于整理国故思潮中。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既是胡适从事著述的学术背景，也是其作为学界领袖的内在思路。在这不大协调的两大思潮之间架桥铺路的，正是这位胡适之先生。单就个人著述而言，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水浒传〉考证》，不算多么突兀的转折；可从文化思潮着眼，从《新青年》到《国学季刊》，确实已经斗换星移。虽然留学时即有“文章革命何疑”的豪言壮语，胡适天性温和，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很大程度是受陈独秀影响。谈白话文学时强调其唐宋以下“一线相承，至今不绝”，论中国哲学时注重“古学昌明”的清代学术，甚至以之比拟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口吻。就在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1919年，胡适连续写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篇很能体现其“历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帜。首先将新思潮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四个密不可分的环节；其次以“人类求知的天性”为出发点，确认“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最后论证“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俨然有提倡用朴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意思。因最后一点引起不少误解和指责，胡适后来改用较为笼统的“科学方法”。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以“输入学理”著称的胡适之先生，一转而“整理国故”去了，让刚被唤醒而从古书堆中冲杀出来的青年学子茫然若失。

    “文学革命”远不只是以白话取代文言，更牵涉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故各方人士纷纷表态。1919年1月，拥护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师生，分别成立《新潮》社和《国故》社。前者主张“学术原无所谓国别”，中国应“渐入世界潮流”；后者则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除了对新文化运动评价决然对立以外，更大的分歧在于对待“国学”或“国故”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大多并非浅学之士，都对西方思想学说有一定的了解，起码没有公开表示拒绝西学。若林纾、严复、胡先骕、梅光迪等，也只是反对“取他人文化以代之”，强调“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就连被鲁迅讥为不值一“衡”的《学衡》杂志，其宗旨不过将“昌明国粹”搁在“融化新知”之前。同样道理，新文化人之推崇西学而贬抑国学，也主要是一种策略考虑：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保持高度警惕。表面上阵垒分明势不两立，突然间新文化主将胡适临阵倒戈，大谈起“整理国故”来，昔日的朋友颇多表示不以为然。鲁迅还只是对那些“所谓‘国学’”嬉笑怒骂，陈独秀则直接指责胡适的研究国学“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态度稍为温和些，不主张笼统地反对国学，只是批评提倡者“欠少科学的素养”，一味“承袭清时的考据家”，且“大锣大鼓四处去宣传”，容易在社会上煽起“乱翻古书”的复古风气。茅盾的《进一步退两步》把新文化人因担心“反动派”“借了整理国故的光”而回潮，故采取决绝态度的心理表现得十分清楚：

    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

    正因为只是策略考虑，鲁迅等人与胡适在整理国故问题上的冲突，其实不像后世想象的那么尖锐。事实上此时的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已开始或即将开始从事专门的中国古代小说、神话、社会研究。

    在新文化人把工作重点从文化批判转为学术研究这一自我调整过程中，胡适的“整理国故”主张起了很大作用。并非所有的新文化人都对此不理解，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其《简章》宣布“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1923年《国学季刊》创刊，“整理国故”颇遭非议，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刊出一组题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文章，“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其中郑振铎论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正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责任；王伯祥强调“‘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实在同样的重要”；顾颉刚则主张分途发展，喜欢文学创作的人尽可不做“历史的研究”，“至于性情宜于整理国故的人，不可不及早努力”。“国故”迟早需要整理，问题是从什么角度用何种方法来整理。郑振铎、顾颉刚等支持者之所以理直气壮，不只是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更因为自认掌握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

    在2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科学方法”几乎成了胡适的“专利”。《论国故学》提出的“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境界、《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的“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以及《〈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的“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比较的研究”，所有这些加起来，大概就成了“新青年”们心目中的“科学方法”。为了使“科学方法”能顺利地在中国传播，胡适借助于清代的考据学传统，且将其简化为“拿证据来”。这么一来，“科学方法”固然满天飞，可胡适所设想的“为中国学术谋解放”的“新史学”，也就不免被世人误解为“新汉学”。胡适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危险，在作为整理国故纲领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重提“高远的想象力”，并对清学重功力而轻理解的学术倾向表示不以为然：

    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

    如此严厉的批评，尽可看做胡适本人“自我救赎”的努力。在此后的《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仍然坚持批评清代“‘襞绩补苴’的汉学风气”，赞赏戴东原“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的学术路向。尽管如此，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仍然抵挡不住“科学”的考证学的诱惑，其治学风格日趋汉学化。而且这不只是胡适的个人兴趣，当年北京学人中颇有不满提倡“直觉”高谈“主义”因而“大有倾向陆王的趋势”的时尚，故意强调实证研究的。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就在胡适大谈“高远的想象力”的《国学季刊》创刊号上，除了胡适、王国维的两篇译文，所刊论文几乎一式考据：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考》、陈垣的《火祆教入中国考》、朱希祖的《萧梁旧史考》、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王国维的《五代监本考》以及沈兼士的《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在同时期的文化学术刊物中，没有比这更“汉学化”的了。由于北京大学以及胡适等人在全国学界举足轻重的影响，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提倡，实际上对相对重理解而轻功力的学者造成一种压迫，以至必须为自己非考证的研究方法辩护。

    至于胡适本人，则为其口号及名声所累，不敢言之无据，也就谈不上“高远的想象力”或“大胆的假设”。这一点对文学史家的胡适影响甚大。研究文学毕竟不同于治经治史，考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胡适在把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同时，也把清儒治经治史的方法引进文学批评。早年也曾嘲笑“强为穿凿附会”的历代注《诗》腐儒，主张“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其实“没有文学的赏鉴力与想象力的人”，何止“不能读《诗》”，也无法从事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是不断出现的新史料让胡适应接不暇，没时间在作品的本文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胡适的文学鉴赏力也确实不高，批评时常有失误之处。不管是《白话文学史》中对律诗的声讨，还是《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的艺术风格分析，都明显地暴露了胡适的缺陷。最令人难堪的是，新红学的开山祖胡适之先生居然对《红楼梦》没有多少好感，认定其“思想见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学技术”则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这种偏差似乎不能用“诗无达诂”来解释，40年代末胡适曾自述其读《水浒传》的感受：

    我正看得起劲，忽然我的历史考据癖打断了我的文章欣赏！

    这并非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对于相信“有证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的胡适之先生来说，阅读中由“文章欣赏”迅速滑向“历史考据”，完全可以理解。过分迷信“科学”，以至将“拿证据来”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中心，使得胡适的文学批评和哲学思考缺乏深刻的体味与阐发，并因此招来许多批评。

    顾颉刚在描述20世纪初中国的学术思潮时称：“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画。”关于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颇受章太炎影响，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多处引述章氏著作并向其致谢意，以及《研究国故的方法》指出“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不难看出其中的蛛丝马迹。但同是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章、胡立足点很不一样。章太炎在《原学》中强调中国文化有其独立价值，反对世人之“以不类远西为耻”，理由是：

    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

    故章太炎之主持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等，目的是“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这无疑与胡适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的想法大相径庭。

    新文学运动的主将转而“整理国故”，胡适当年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为了缓和同人的不满，以免八面受敌，胡适强调自己钻进“烂纸堆”，目的是“捉妖”“打鬼”，证明所谓国故“也不过如此”。抱定“化神奇为腐朽”的宗旨来整理国故，必然难得细心体会中国文化的长处。五四新文化人大都有此倾向，劈头就是“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或者如何“研究这疮痍满体的中国文学”，提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已经决定了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同时代的研究者中，胡适还算对中国文学有较多的理解和同情。但即便如此，套用西洋文学观念来批评中国小说和诗文，仍是胡适此类著述的主要毛病。“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之间，虽非关山万重不可逾越，也不像胡适当初设想的那么“和谐”。对于真地开启了新的学术时代的胡适之先生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第六章 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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