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

    《庄子》的挑战

    清儒之得失

    章、胡之戴震论

    对于“汉学”的推崇与超越

    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

    在本世纪的中国学界，章太炎的“提倡国学”与胡适之的“整理国故”，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胡氏并不讳言其对“国故”的理解得益于章氏，顾颉刚更直接点明二者的历史联系。虽说同治国学，章、胡二君其实大有差异——这种差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学术转型期“承上”、“启下”两代学者间的隔阂。这里的“上”、“下”主要指学术训练（传统书院或新式学校），而不包含价值判断。1922年4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做系列“国学讲演”；1923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了由胡适撰写“发刊宣言”的《国学季刊》。可以把这作为两代学者交接的象征：此前谈国学者以章太炎为翘楚，此后则是胡适们的天下。章、胡述学，有同更有异，本文只是借发生在“交接期”的一场小小的争论，窥探两种不同的学术思路。

    1923年11月，正热衷于发通电议国事、并已在报上“通启”暂停专家著述的章太炎，就因为章士钊的“撩拨”，重谈墨学。二章在互相表彰的同时，连带批评任公、适之治墨学之“武断”。胡适年少气盛，出而应战；梁启超则“视而不见”，大概明白自己只是“陪绑”。争论诸文，收入《胡适文存二集》时，被冠以《论墨学》之题。其中太炎先生二书，与《华国月刊》刊出者词句略有出入，不过无关大局。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因《墨经》“辩争佊也”一句的训解不同引起，其实关涉到不同的治学方法以及两代学者间的隔阂，大有深意在，值得认真探究。

    先是章士钊批评胡适将“辩争佊也”中之“佊”断为误字乃失之武断，接着是章太炎给章士钊第一信，称胡适“所失非独武断而已”，最大的毛病是“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敏感的胡适撇开章士钊的具体批评，反而请其代为询问太炎先生，“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胡适自称“浅学的人”，可此问并非没有答案：“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订。”为了证明治经与治子方法上确无区别，胡适抬出高邮王氏父子以及章太炎的两位师长俞樾、孙诒让作为例证。

    正如胡适所强调的，说诸子与说经是否有异，此乃“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章太炎也“不敢轻易放过”。其致章士钊第二书，除了继续墨学之争，主要是答复胡适的提问：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之来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适之虽同意太炎之讥“但做校勘训诂的工夫而不求义理学说的贯通”者为“暂为初步而已耳”，可认定“今之谈墨学者，大抵皆菲薄初步而不为”，故还是必须大谈“暂为初步”的校勘训诂。

    由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胡适之来提倡校勘训诂，而由出身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来批评清学，这本身就有点发人深思。针对章太炎的批评，胡适的辩解也颇有力：讲义理不能不“根据于校勘训诂”，而“欲求训诂之惬意，必先有一点义理上的了解”。认真追究起来，“义理”与“训诂”之辨，很容易陷入诠释的循环；再掺杂一点个人意气，就变成了“古已有之”的汉宋之争。在《菿汉微言》中，章太炎称学者治学当“各从其志”，只要如“四民各勤其业”，“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平视汉宋”之类的说法固然通达，可实行不易；就因为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每个发言者都有其特定的“忧虑”。主张“疏通知远好为玄谈”抑或“文理密察实事求是”，除了学者个人的天性与志向外，更是一种针砭时弊的“对策”。有趣的是，晚年重提这场争论，章太炎竟忘了自己当初的立场：

    曩胡适之与家行严争解《墨经》，未有所决。余尝晓之曰：昔人治诸子多在治经后，盖训诂事实，待之证明，不欲以空言臆决也。今人于文字音义多未昭晰，独喜治诸子为名高，宜其多不安稳矣。

    可见治诸子之学，训诂、义理同样不可偏废。这道理实在太平常了，难怪后人不大在意章氏之区分治经与治子。但在我看来，章太炎此说，既体现他本人的学术追求，也包含他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思考，以及对五四以后学术走向的批评，不能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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