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章氏所争不在义理与训诂孰先孰后孰重孰轻，而在治经治子经过校勘训诂这一“最初门径”后必须“各有所主”。在章太炎看来，说经之学，其用在考迹异同，发明历史真相，乃“客观之学”，讲究实事求是，“以比类知原求进步”；诸子之学，其要在寻求义理，陈说人生奥秘，乃“主观之学”，讲究自坚其说，且“以直观自得求进步”。章氏之不满王、俞诸先贤，就因为其以治经的方法来治子，只把先秦诸子作为史学而不是哲学来研究；这正像近人之争《墨辩》局限于辞义辨正，而不及于哲理探求。强调经学与子学不只在目录学上、而且在学术史上有很大区别，进而突出治经与治子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向，这是章太炎的一贯思路。前一年章氏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在沪讲授国学，强调治哲学需“直观自得”，不该如清人讲学之“但从文字上求之”，本就有对新派学人旁敲侧击的意味；这回正好借谈墨学正面表达他对胡适之乱捧清学的不满。

    自留学美国时借嫁接中国的考据学、西洋的版本学（textual criticism）与杜威的思维术来领悟治学方法，胡适就对清学颇多好感。受聘北大得益于一篇考据文章，《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更因“能兼治汉学”受揄扬，胡适似乎对自己的考据功力过于自信，竟接二连三著文谈清学。以1919年为例，先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将清代学术比诸欧洲的文艺复兴，继而又在《论国故学》中表彰清儒的考据“暗合科学的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强调汉学家“有假设的能力，又能处处求证据来证实假设的是非”，故其研究有“科学的价值”。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被梁启超许为能替清学“大张其军”的余杭章炳麟，竟没有公开反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适提倡清儒家法，唯一表彰的当世学人便是此章君。太炎先生自然不会过拂人情，接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后复信，虽有相当严厉的批评，但未循例公开发表。倘若不是现藏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胡适存件”逐渐公开，读者不会想象胡适50年代之忏悔其《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一章乃“年轻人的谬妄议论”，正是接受四十年前章太炎的批评。

    胡适之治中国哲学史，受章太炎影响甚大。《中国哲学史大纲》初版后两个月即重印，胡适兴奋之余，对有功于此书的诸位师友表示感谢：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

    二王给予胡适的帮助主要是校勘与训诂；余下的四人全与章太炎关系密切，要不师长，要不学生。钱、朱不治子学；俞、孙虽以子学名家，仍以校勘训诂为主。既然认定清儒“多不肯做贯通的工夫”，“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这就难怪《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征引国人著述，涉及哲理者仅太炎一家。

    这种征引甚少，既体现了胡适当年确实读书不多，也大致反映了其时诸子学研究的现状。晚清诸子学兴起，乃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转机，这点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梁启超称清儒之研究诸子学，先是惟古是尚，借诸子以校经，而后“校其文必寻其义，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此说大致可信。可也不排除学者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选择诸子作为研究对象，汪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梁启超说墨学既废二千年，清中叶后随考证学而复兴，“汪容甫最初治此学”；侯外庐则称清初墨学便已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顾亭林傅青主都有崇章墨学之嫌，而颜习斋则六经其表而墨学其里者”。前者描述学术发展，后者着眼思想潜流，可互为补充。起码从汪中起，治荀治墨便不仅仅是作为校经的辅助工具，《荀卿子通论》和《墨子序》不正因为如此而被梁、侯视为二千年来“思想蜕变之枢机”？即便纯粹的考据著作，也蕴涵着价值评判。俞樾之所以“治经之暇旁及诸子”，固然有“西汉经师之诸论已可宝贵，况诸子又在其前欤”的考虑，可也因“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意识到诸子义理上的价值，不等于就能把这种价值发掘出来。清儒治学普遍重实证轻玄谈，即便平视经书与子书，将诸子作为“专门学”来研究，也不见得在义理上能钩玄发微。清儒复兴诸子，用力最多成绩最大的当数荀子和墨子，至于老庄则“既非所嗜，益非所长”。胡适和梁启超都强调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之所以“石破天惊”，与其精于佛学和“纯粹哲学”，故长于思辨有关。

    章太炎治诸子，最为世人称道的当属墨学和庄学。前者任公、适之均赞叹不已，后者梁氏以为未必符合《庄子》原意，胡氏则虚晃一枪，而后闭口不提。《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庄子的第九篇最为薄弱，这与胡适的哲学训练无法对付这种“东方神秘主义”有关，也与其过分追求“明白清晰”的学术思路有关。这一章事先曾以《庄子哲学浅释》为题刊于《东方杂志》，另加的小序更显出胡适读庄子确无多少心得：

    从来的人，只因把庄子的哲学看得太神秘玄妙了，所以不能懂得庄子。依我个人看来，庄子的学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十分玄妙神秘之处。所以我这篇述庄子的文字便叫做“浅释”，不但要用浅近的文字去讲庄子的哲学，并且要使人知道庄子的哲学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

    如此说庄子，绝非章太炎所能苟同。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为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及周氏兄弟等讲学，除了《说文》、《尔雅》，还讲《庄子》和《楚辞》。讲《庄子》部分整理为《庄子解诂》，第二年连载于《国粹学报》上，文首的题记云：

    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逍遥》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又况九渊、守仁之流，牵一理以宰万类者哉。

    于诸子百家中独推庄子，这种想法章氏后来有所修正，如《菿汉微言》中便以“文孔老庄”同为“域中四圣”，且等乎“大乘菩萨”。不过佛家“出世之法多而详于内典”，孔、老“世间之法多而详于外王”，兼是二者唯有庄周。而对《齐物论》这一“内外之鸿宝”，章太炎终生喜爱，且下了很大功夫。其《齐物论释》自诩“一字千金”，“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岂是胡适所能望其项背？故章太炎复信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专在庄子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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