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
后人批评胡适的学问，也多着眼于其能“浅出”而不能“深入”。可作为一代学术大师，胡适治学还是有其根据地的。余英时称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证学”，这话稍为刻薄了点。不过，考据学确实是胡适学问的根基。当年留美考试，“乱谈考据的短文”得了一百分；应聘北京大学，主要是考据文字的功劳；奠定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地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蔡元培首先强调的是其“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即使在此书早被超越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另一位哲学史家冯友兰也仍然认为，此书“既有汉学的长处又有汉学的短处”。
以考据为根基，治学风格必然趋于小心谨慎，不至于肆无忌惮放言空论。胡适治学讲究“小题大作”，目的是力求专精，这自然是“专家之学”的路子。1928年，胡适为提倡“新学风”而立下如下“戒约”：
我们要“小题大作”，切忌“大题小作”。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作。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作，于己于人都无益处。
龚胡适后来屡次以此策略指导青年治学。不过，将“小题大作”解释为缩小题目以便于集中精力作精深研究，似乎未尽其意。之所以称“大作”，主要还不在于例证多且论证严密，更在于题目虽小而内涵丰富，经深入开掘能有重大发现，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有深远意义。也就是说，并非每个“小题”都适合于“大作”，并非每篇严谨的考据文章都能称为“小题大作”。“小题”只是强调了选择的对象，“大作”方才真正道出了治学的策略与方法。同是一个字的精彩考证，可能是“小题小作”，也可能是“小题大作”，这就看研究者学术眼光之高低。胡适在“小题大作”与“大题小作”两种治学策略之间做了明确的选择，可他没考虑还有第三、第四种可能性：“小题小作”与“大题大作”。因回避“大题”而失去从事“大题大作”的尝试固然可惜，因偏爱“小题”而陷入“小题小作”的困境也实在不应该——胡适后期的治学，就有这种令人扼腕的偏颇。学者选择何种治学策略，旁人实在无权说三道四；只不过因胡适占据足以影响一代学风的特殊地位，其相对漠视“义理”与“大题”的治学态度，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攻击。
反对大题目，是因为做大题目易流于空泛。胡适论人衡文，推崇从小题目小事情做起，并有将学问与人品挂钩的倾向。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起，胡适关于社会只能逐步改良的论调迅速为国人所熟知；因此，他治学注重小问题似乎不足为奇。在胡适看来，“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积累造成的”，故“我一生只提出一两个小问题，锲而不舍的做去，不敢好高骛远，不敢轻谈根本改革”；同理，“文化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故“我们只想就各人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无论事功还是学问，胡适都讲功效，“细密”与“锲而不舍”因而也就成了其求学与做人的基本准则。胡适晚年教人治学，总讲“勤谨和缓”四字诀。有时说是“态度”，有时说是“方法”，有时又说是“习惯”；其实是兼而有之，即将为人与治学统一起来。这自然无可非议，即使有时显得有点迂腐，可也固执得可敬可爱。去世前一年，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居然会为了晚报上一篇《美国接吻的学校》的小文章大动肝火，写信表示抗议并要求作者出示“证据”。在他看来，此类“毫无常识的造诳”，不只是对美国教育的侮辱，更重要的是对“读者常识的一种侮辱”，自然也是对终生提倡“拿证据来”的胡适本人的一种侮辱。大人物管小事情，做小学问，而且一点也不难为情，这种境界颇难得。
可如果因为胡适总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就相信他没讲过外行话或没“大题小作”过，那未免太天真了。谁都有讲外行话的时候，更何况身为学界领袖因而也就必须到处作报告写序言的适之先生。晚年因讲了外行话受人嘲笑，胡适告诫自己“切不可轻谈自己本行以外的专门问题”。可综观胡适一生，在学问上讲外行话的时候并不少——尤其是当他“大题小作”纵论中西文化的时候。有趣的是，提倡做学问应“小题大作”的胡适，其实也是“大题小作”的好手。翻开胡适著作目录，一个突出印象是，题目小者小得惊人，题目大者也同样大得惊人。花三两千字谈中国文化特质或国际发展趋势，比他所嘲笑的用二三百字说“统一财政”好不到哪里去；而胡适本人恰好写了不少此类文章。像用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自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极权政治的崛起和无为政治的试行四点来概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像将8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文化分为文艺、哲学、学术三次文艺复兴（《中国传统与将来》），像以新的科学、新的工业和民主自由来描述近三百年世界文化的大趋势（《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这一类文章，姑且不问其到底有多大的“科学性”，单是立论的过于大胆与论证的过于粗疏，都与胡适提倡的“小题大作”大相径庭。有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有的是根据演讲稿改写，读者对象和文章形式决定了只能“大题小作”；可也有出于胡适的自觉选择的。这就不能不涉及胡适治学的另一个特点：博。
尽管留学日记中一再对自己治学务博因而失之浅表示忏悔，可实际上胡适还是倾向于博学而非专精。1936年，胡适给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吴健雄写信，劝她在专业学习之外，“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这样才能“胸襟广大”、“见解高明”。一句话，“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胡适教人治学讲究因材施教，所谓“取精用宏”、“由博返约”，不是每个学人都能通过努力达到的。“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对中人以下讲的，而对有天才者则可以讲融通博学。讲“小题大作”是治学的具体经验，而且中人以下都能采用，功效明显；讲融通博学则知音少且流弊多，非得其人不传。公开演讲与私下交谈之所以说法不一，就因为胡适在具体研究策略上主张精深的“专家之学”，可内心深处还是向往博大的“通人之学”。
胡适作文写诗讲究一个“通”字，晚年评论历代诗文，仍然以“通”与“不通”作为衡量标准。可论学时胡适讲“博”不讲“通”；即使偶尔提及“通人”，也未作认真界定。这跟胡适治学风格大有关系。虽然早年有过用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治神话和《诗经》的设想与尝试，但胡适基本上是传统的文史学者，而且不大注意人文社科各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严格地说，胡适在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也是“博”远胜于“通”。如何借助于“兼通”的知识结构优势来做成“贯通”的大学问，胡适似乎不大考虑。
胡适对自己之知识广博是引以为傲的。国人如此评价不足为奇，连罗素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也称赞胡适“具有广博的学识”，这可就非同寻常了。胡适晚年有一段表面十分谦虚实则相当高傲的“自嘲”：
我到了六十二岁，还不知道我专门学的什么。起初学农；以后弄弄文学，弄弄哲学，弄弄历史；现在搞《水经注》，人家说我改弄地理。
抱怨自己没专业，实则夸耀自己不为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所限制，不至于像他早年所批评的“终身守一物”的专家那样纵有所成亦无生趣。除了农业早被放弃外，文史哲各学科胡适都有许多专业水平甚高的论著。口述自传时，胡适除了突出他在各个不同学科的贡献外，更专门引录了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所拟批判胡适的九个专题（其中涉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楼梦》研究等），然后颇为得意地称：
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一九五八〕，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
几百万字的批胡文章，据说胡适本人还是读的；可不但没把他批倒批臭，反而使他自我感觉更加良好。除了政治观点歧异影响学术判断外，更在于胡适作为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即使具体学术观点过时，也仍有其特殊价值（即“余毒”未清），这场大批判反而帮他从反面做了学术总结。余英时曾经这样描述胡适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
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与胡适地位相称而且学风相近的，大概只有梁启超了。而梁启超对自己的学问有过清醒的估计，其《双涛园读书》诗云：
我生大不幸，弱冠窃时名。
诸学涉其樊，至竟无一成。
诗人吟诗总是“言过其实”，不过梁氏这一自省还是真诚而且深刻的。十余年后，梁启超在《〈墨子学案〉序》中又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若启超者，性虽嗜学，而爱博不专；事事皆仅涉其樊，而无所刻入；何足言著述？
治学中“博”与“专”几乎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就像胡适早年所慨叹的，“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要做到“博大精深”不容易，不过时刻警惕自己的治学风格所先天具有的缺陷，并做些力所能及的补救，那还是不难办到的。可胡适晚年缺少此类自省，反而为“批胡”所反衬出来的自家学问之广博和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所陶醉，这无疑是十分可惜的。
当然，胡适偶尔也会做点自我批评，可那只是抱怨自己没能完成既定的写作计划（如完成《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而不是认真检讨自己的学术路向。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他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时间努力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不是在学术上做某些必要的调整和修正。至于感慨改行太早，科学课程读得太少，以致不懂现代的数理、生物和化学，那更是大言欺世，谈不上真诚的自我反省。后辈学人之所以对胡适有过苛的批评，跟他本人后期学术上长进不大而又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大有关系。1916年6月，青年胡适在日记中表达了他对前辈学人马君武的强烈不满：
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近半个世纪后，轮到胡适的学生辈来“为先生惜”了。只是由于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诤言与政治批判很容易搅和在一起，这一特殊情境促使胡适心安理得地拒绝几乎一切批评。这一点既使得胡适思想前后一致，不至于为顺应潮流而曲学阿世；也使得他某种程度上自我封闭起来，学术上无大进展。孰得孰失，恐怕一时难以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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