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史通·杂说下》）
读书当有慧眼卓识，并借论说古今影响世道人心或革新思想文化，这与主张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经世致用”之学仍有很大区别。前者立足于“道问学”，只不过保持学者的人间情怀；并非为政治而学术，也不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的。当然，这里的界线有时很难划清，学界的“通人”也不无“为王者师”的想法。不过，一般而言，划分有学问的政治家与有议政参政意识的学者，还是可以办到的。今人谈论学人中之“通人”者，有强调“既需会通，又求切合时宜”，也有主张“托政治于学术”，将“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都不只限于学问之博大精深。
胡适提倡做学问“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坚决反对治学中“狭义的功利观念”。这一治学态度，很大程度得益于他在美国所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可当他面对中国古老的学术传统，或者考虑他在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不能不修正他的“纯学术”追求。其实，这一矛盾早在留学美国时就已经出现，只不过那时身在“学院”，“专家”的一面自然占上风；一旦回国，形势迅速逆转，“通人之学”更令胡适向往。1915年，胡适为自己治学之“求博而不务精”作了如下辩解：
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这已经不是考虑学问怎么做更深入，而是怎么做更有用，有悖于其“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学准则。当然，日记中胡适对这种“谬想”做了自我批评。可后来的实践证明，青年胡适的这一想法，其实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根本不是一两次自我批评所能清除。为当“国人导师”，胡适不得不“周知博览”，也不得不求学有所用，自然只能倾向于“通人之学”，与他原来“专治哲学”或“为学术而学术”的设想颇有距离。
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有用无用之争，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正如王国维所指出的：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
王国维断然否定“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并以决绝的口气称：
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可像王氏这样旗帜鲜明地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并将其贯穿整个治学生涯，在同辈或晚辈学人中实不多见。更多的好学之士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徘徊，因时势之转移心境之变迁，而从“为学术而学术”跳到“托政治于学术”（或反之）。梁启超如此，胡适也是如此。留学美国时，胡适批评“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并对自己少年时代“不作无关世道之文章”的议论表示忏悔。可一回到国内，目睹诸多黑暗，又忍不住大作有关世道之文章（先是思想文化革新，后更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直接议政参政），对白居易、元稹的文学主张自是刮目相看，将其概括为“文学要为人生而作，不为文学而作”，并称这一自觉的文学革新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当然不只是对某个作家评价的改变，而是对整个文学艺术功能理解的偏移。相对来说，“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学态度，胡适本人一直没公开否定；不过是在具体实践中，逐渐突出学术之“用”。
当胡适要求吴健雄作一个“博学的人”时，举的榜样是丁文江和翁文灏，而这两位科学家当时正是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的重要作者。从办《努力周报》起，胡适就希望他们这批学有所长而又不靠政治吃饭的学者，能站出来“为国人导师”，引导国内政治走上正轨。胡适曾回忆他和丁文江等人办“努力”社时所立的两个标准：“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第一条很平常，第二条有意思。第一流的专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政论家，学者议政，其实并非依靠他本行的知识（如丁文江之地质学）。之所以强调“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除了增加发言的权威性外，更显出这批人的学者本色：博通之中必须有专精在。或许在他们看来，在本行成为第一流专家只是“专精”；出而议政，“为国人导师”，方才算得上“博通”。
这自然与中国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古老传统大有关系，可也更因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相对受重视，颇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世说新语·排调篇》）的自我感觉。当年胡适宣布下海谈政治，理由是“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方面国内人才奇缺，一方面学者自视甚高，两下一凑合，胡适辈也就不会满足于死守书斋了。作几篇精彩的学术论文，与引导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两相比较，“通儒达人”自然选择了后者。1937年4月，《独立评论》复刊，收到许多朋友的贺信；胡适选刊了复堂的来信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就因为其多少表达了他本人的想法：
在北平的环境中，学者们很自然的要流于汉学化。在过去，且有不少自命爱护胡适之的人，每嗟惜适之何不绝对汉学化。记得前年瞿秋白临死时对新闻记者谈话，也有这种口调。这是一种错误。社会上花多少力量，造成一个领导者，难道他的归宿，只在《艺文志》一类典籍中增加几行记述！何况我们的民族国家是什么一个境界呢！
这话说得相当沉痛，国难当头，学者无权闭门读书。可这话还有潜台词，那就是：“专家易得，而通人难求。”这里的“汉学化”并非专指考据训诂（《独立评论》主要作者中也就胡适一人对考据感兴趣），而是指“专家之学”。“专家之学”固然无法在短期内使一个民族起死回生，可难道“通人之学”就有如此神奇的效用？胡适显然被此类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蒙蔽了，以为我辈之出而议政真能左右历史进程。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失败几乎已成定局，胡适在南京拜会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时老泪纵横，俨然要对这场战争的失败负重要责任：
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他没把〔他的〕才能用在这方面（指思想斗争——引者注），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了。
胡适说这话时或许是真诚的；可正因为如此，更显得胡适实在过分夸大了“通人之学”的作用。问题不在于胡适本人能否挽狂澜于既倒，而在于中国书生这种“为王者师”的传统思路在现代社会中是否仍然有效。表面上，30年代后胡适与蒋介石私交不错，胡氏屡进国策（包括送自著《淮南王书》），蒋氏也甚表礼遇。可胡适应该明白，在这场精彩的政治游戏中，最关键的是双方各自的“姿态”。至于治国方略，哪里用得着胡适这样的大学者来插嘴，自有“权力意志”和“集团利益”在。这里不想评判胡适的政治行为，而只是指出胡适将“通人之学”扩大到议政参政，不能不相对忽视了“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大大影响了其治学的实绩。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评价，胡适此举是“得”；而作为学者来要求，胡适此举则是“失”。这就难怪当学者谈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通人”时，宁愿举王国维、陈寅恪等，反而不大谈及有意追求“通人之学”的适之先生。自然，这是两种不同的“通人”观，一重学术发展，一重思想建设。要论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王、陈二位远不及胡适；可要讲论著的学术价值，胡适可就只能退避三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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