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会通之义大矣哉”，可“能极古今之变”（郑樵《通志总序》）者不必一定撰写通史。胡适之所以醉心于通史的写作，并订下计划由专题研究和资料长编做起，大概以为不如此不能体现其“通人之学”的治学趋向。50年代口述自传时，胡适称自己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工作有两大目标：一是中国文学史，一是中国哲学史。两大课题也都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却总是无法贯通古今成一家之言。胡适历来称“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文学史没写完还情有可原，哲学史续集一直难产可就说不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很想撰写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胡适更喜欢称为“中国思想史”）的适之先生半途而废呢？这或许也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尊崇胡适的人归因于他治学严谨，晚年不愿轻易著文；批评胡适的人则嘲笑他江郎才尽，只好学乖藏拙。或许问题稍为复杂，论者不应该意气用事。最简单的托辞，当然是议政参政忙，故没时间治学。这样既显得忧国忧民，又不会有人怀疑其学术潜力。20年代胡适曾批评“但苦没时间”这一“今日中国学者的通病”，轮到自己大概也就不大好意思如此辩解了。虽也偶尔抱怨社交活动太多，可实际上四五十年代胡适有的是时间埋头研究《水经注》，就是不理会那半部中国哲学史。除了若干禅宗史料考辨和大而化之的思想史性质演讲外，胡适从抗战起就基本没再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只不过每当旧书重印或记者追问时，胡适都不忘虚晃一枪，表示仍在继续奋斗。在去世前尚未完稿的《〈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中，胡适追述他原来的研究计划：
我在民国十八年到十九年之间，妄想我一个人去做几十篇“中古思想史”里的专题研究，当然是太大胆的野心，当然是不容易成功的。
可毕竟在六七年间，胡适完成了《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14万字，还撰写了《说儒》、《荷泽大师神会传》、《楞伽宗考》、《颜李学派的程廷祚》等一批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照此方向努力，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我看来，胡适之所以没能写完《中国哲学史》，主要并非缺少研究时间或工程过于浩大，而是胡适自身有点“怯阵”。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界，非五四时期可比。不算专题研究著作，综论性质的就有蒋维乔的《中国哲学纲要》、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等；而最具挑战性的当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陈寅恪、金岳霖分别为冯著写《审查报告》，不约而同地将其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比较，并明显地扬冯抑胡。胡适对此不会毫无感触，可除了就老子年代与冯友兰等人争论外，不曾有其他表示。倘若意识到冯著实际上已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代之，身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将有何感想？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后来居上，谁也不会否认胡适开创之功；可作为被超越者，胡适难道不想重新领袖群伦？一直到1958年，胡适已是68岁高龄，在为台北版《中国古代哲学史》作《自记》时，除照样强调这部著作“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外，还表示“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自然，这些愿望最终都没能实现；不过于其中也不难见出胡适的学术抱负。
这种学术抱负以及20年代以后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地位，反而成为其没能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重要心理因素。当年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正是少年气盛，又“当此初次尝试的时代”，胡适虽借《导言》纵论哲学史写作方法和宗旨，并悬出“理想中的《中国哲学史》”，即便未能达此目的，也有开天辟地的殊勋。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而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具体结论之对错也就可以略而不计了，胡适本人对此有充分自信。只是当时没能完成，十年二十年后再写续编，学界风气已成，后来者已经赶上甚至超越，真不知胡适该如何落笔。要说“开风气”，只有“卷上”和写完“卷中”、“卷下”，意义是一样的；要说另辟蹊径，超越时贤和超越自己，则又谈何容易。胡适后来之所以不想修订《中国哲学史大纲》，准备另写中国思想史，显然是想走第二条路。1919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古哲学史”课程，并编有七章讲义；十年后改为撰写《中古思想史长编》，整个研究角度和计划都做了调整。这一调整，使得完成全书的希望更加渺茫。胡适是有学术眼光和学术抱负的，知道该如何超越自己，可就是力不从心。勉强出手，贻笑大方，那还不如深藏不露，让人莫测高深。成名后过分注重自己在学界的名声和形象，使得他不可能像早年那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
胡适晚年曾慨叹：“一生受了暴得大名之累。”这话怎么理解都行，胡适本人似乎倾向于指外界压力，我则以为还必须添上“自我形象”这一沉重的精神负担。20年代，胡适曾就浙江一师毒案发表文章，专论大名之累：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句话是很有理的。名誉是社会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期望的表示……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大更多。所以古人说，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的事。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很可能融进了自己的心理体验。其时，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已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名满天下，谤随之至”。可惜胡适没意识到“暴得大名”者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困境：为了不让社会（公众）失望而曲学阿世或为了防止跌倒而畏缩不前。公众（包括专家同行）对享有大名者的期待以及近乎苛刻的挑剔，很容易使其相信：要不不出手，出手就必须气概不凡，方能博得满堂彩。胡适后来提倡“勤谨和缓”四字诀，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去世后留下一大批未刊文稿，固然如一般研究者指出的，体现了胡氏治学的认真严谨，可似乎也显示出其治学时巨大的精神压力。别人可以随便写，他胡适就不能随便写；别人满足于“抛砖引玉”，他胡适则必须“一锤定音”。悬的过高，以致成为精神负担，自然不利于开拓性的学术研究。40年代以后，胡适之所以不再贸然全力以赴撰写中国思想史，或许症结就在这里。
当然，这也跟胡适选择的治学路向有关。胡适平生治学，希望既博通又专精，始终在“专家之学”与“通人之学”之间徘徊。早年胡适“暴得大名”，靠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等博通之作，那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的年代，粗疏一点无所谓；五四退潮后，学界转入常规建设，追求扎实严谨，专精之作更受推崇。常能得风气之先的适之先生，放下开山大斧，拿起绣花针，撰写了不少专题论文。1922年，在完成《章实斋先生年谱》后，胡适解释了他的学术转向，也表达了某种忧虑：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不幸而言中，胡适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不过并非如胡适所慨叹的野心太大时间不足，而是绣花针与开山斧本就难以同时并举。挥得动开山斧的人，很可能捏不稳绣花针；反之亦然。这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路数，学者很难兼备而又不互相牵制。胡适由于其实验主义哲学和汉学根底，顺利地实现了由“开山斧”到“绣花针”的转向。可捏稳了绣花针后，回头再看那些“开山辟地”之作，但见纰漏和空疏，而不见其气魄和雄才。40年代以后，胡适玩考据上瘾，学术趣味不允许他再写《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开风气”但“多纰漏”的著作。
胡适终生提倡“拿证据来”，而且称其为“不单是研究史学的精神，更是伦理、道德乃至于宗教家的精神”。早年靠这一口号“截断众流”，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时石破天惊；成名后也因这一口号“作茧自缚”，不敢再挥开山斧。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36年，他的学生罗尔纲撰《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批评“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因为没法“拿证据来”。“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胡乱”自是不妥，可“概括论断”却不能不做。过分追求“准确无误”，力图避免“概括论断”，使得胡适不敢“大题大作”，“开山辟地”的工作也就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至于晚年泛论东西文化异同及世界文化发展趋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可以存而不论。
当然，这里还牵涉到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以及其对清学的继承与扬弃，这只能留待另文论述了。
§§第五章 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