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胆假设”到“小心求证”

    双线文学观念

    历史演进法

    《红楼梦》自传说

    整理国故思潮

    作为学者，胡适的最大贡献无疑是治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后者胡氏喜欢改称“中国思想史”。50年代口述自传，胡适称这两项工作是其“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半部《白话文学史》，既是胡适的名山事业，也是其最大的心病。30年代拒绝从政，理由是“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50年代立“生日决议案”，“决心谢绝一切长期职务来还债”，首先要还的仍是这“有头无尾”的哲学史与文学史。尽管这两部专史最后还是只有卷上没有卷下，可几十年间胡适撰写大量相关论著，略加排列，不难发现其努力方向。如果把《先秦名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说儒》、《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戴东原的哲学》、《颜李学派的程廷祚》以及关于禅宗史若干论著考虑在内，胡适在中哲史研究上花的工夫并不少。文学史的撰写也是如此，胡适在明清小说研究上的突出成就，可补《白话文学史》没能如愿修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胡适的这两部大书都是建立“典范”（paradigm）之作，既开启了新途径，引进了新方法，提供了新观念，又留下了不少待证的新问题。后来者可以继承它，也可以批判它、超越它，但无法漠视它的存在。这种“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大著，有下卷和没下卷其实关系不大；其意义主要不在自身论述的完美无瑕，而在于提供了示范的样板。这点胡适心里其实非常清楚，几次提及，都强调其“开山的作用”，着重在“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上做文章。

    同样是立“典范”之作，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可能比其哲学史研究影响更为深远。尽管留学时期主攻方向是哲学，拿博士学位和获取教职也靠的是哲学，可胡适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借助的却是文学革命的东风。没有《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哲学教授胡适不可能如此声名显赫。而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与这一场改变历史的“文学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有的是这场革命的理论准备，有的是这一场革命的自然延伸，有的本身就是这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3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示范”作用逐渐丧失；陈寅恪和金岳霖为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都明显地扬冯抑胡，可见学界风气的转移。相对来说，胡适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生命要长些，直到今天，胡氏提出的不少理论假设，仍参与文学史家的“对话”。

    胡适治学之所以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讨论胡适的学术贡献而不涉及其终生提倡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可思议的。在介绍治学方法时，胡适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其小说考证的成绩。可能因其“假设”与“求证”的脉络清晰便于叙说；但也不排除包含胡适本人对其学术研究的自我评价。倘若只是进行具体作品的学术定位，《中国哲学史大纲》当然是胡氏的第一大手笔；可研究胡氏的学术思路及方法论，《白话文学史》等或许更为合适。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没有人比胡适更喜欢“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少年得志，万众瞩目，再加上身处社会（知识）转型期，“先知先觉”的胡适之先生，于是再三强调“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这“科学方法”说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者可以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从1919年撰写《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到1952年在台湾大学做题为《治学方法》的连续演讲，胡适几十年金针度人，都是在“假设与求证”上做文章。“一以贯之”的好处是旗帜鲜明，以至今人一提到“科学方法”，似乎便带上“胡记”的痕迹；褒贬暂且不论，单是一般读书人的这一最初印象，便足证胡适的成功。当然，这种高度化简因而便于传播和接受的“科学方法”，从一开始提倡就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正因为如此，半个多世纪关于胡适学术功过的争论，往往围绕其“科学方法”展开。

    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说总数约在百万言以上。这种统计当然是依照胡氏本人再三表白的，将其“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小说考证包括在内。1921年《胡适文存》首版，胡氏首次强调其各式各样的讲学文章，都可做方法论文章读，因“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晚年回首平生，胡氏依然提醒读者注意其著书立说均围绕“方法”打转，故“‘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只是胡适在金针度人时，有时指的是思想原则，有时指的是治学方法，有时又力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胡适自述思想，总是强调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前者的怀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口号，使其得以展开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全面批判；后者的思想五步法，使其提出名扬四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作为一种思想原则的“怀疑”与“评判”（相对于“迷信”与“盲从”），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立场，不一定跟赫胥黎挂得上钩。连胡适论述“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时”，引述的也是尼采的“从新估定一切价值”。所谓摆脱古今中外的偶像，防止被各式各样权威“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撇开具体语境及针对性，这只是新文化人普遍认可的怀疑精神；胡适的特出之处是把“做学问的方法”与“做人处事的态度”结合起来。“把态度和方法连在一起说”，强调“科学心态”（scientific attitude mind）和“思想习惯”（habit of thought）的重要性，这点杜威、胡适师徒一脉相承。不过，胡适之得以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独树一帜，主要还是归功于其将杜威“思维术”与清人考据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弄出一套“对于中国社会简直是‘对症下药’”、因而极其容易推广运用的“科学方法”。专家们尽可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作为这一科学方法的通俗表述，仍然不胫而走，成为20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这里准备探讨的，并非口号本身学理上的得失，而是胡适本人如何运用这一“科学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不把胡适几十年著述作为其宣扬的“科学方法”的注脚或例证；而是借助其“假设与求证”的分析框架，来评判其学术功过。

    讲了一辈子“科学方法”，可根基在1919年——那一年将作为胡适的“方法年”进入史册，此后的无数文章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发挥。年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年底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都涉及一点“科学方法”（比如“评判的态度”或“审定史料之法”）；可正面展开论述的当推《实验主义》、《少年中国之精神》、《论国故学》和《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四文。正是在这四篇文章中，胡适把杜威的思维术和清代的考据学做了成功的“嫁接”，为日后大张旗鼓“整理国故”准备了有效的理论武器。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疑难的境地；指出疑难所在；假设解决方法；决定何者有效；证明。这五步中，关键在第三步，故“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随着胡适的兴奋点逐渐从介绍杜威思想转为提倡科学方法，“假设”与“求证”的位置发生微妙的变化。先是思想五步法被化简为重事实、重假设和重验证的科学方法三要旨，强调的是一切理想学说在未经验证之前，“都只是待证的假设”。这一程序的转换，跟其时注重怀疑反叛权威的“新思潮”相吻合，且便于与胡适别有会心的考据学接榫。果然，在《论国故学》中，胡适表彰清儒的考据“暗合科学的方法”，今后的任务只是如何“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清儒“有‘科学’的精神”，在胡适看来，此乃“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除了赞扬其实证精神外，胡适当然也不会忘了指出汉学家“很能用假设”。于是，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经过一番杜威思维术的洗礼，就成了如下两点：

    （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

    从“最注意假设”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再到后来提出的不二法宝“拿证据来”，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与阐扬，越来越偏向于实证。

    这种误读，与胡适本人的学术根基在文史考据大有关系。早在接受杜威思维术或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之前，胡适就对清人的治学方法感兴趣。《藏晖室札记》中记载早年考据文章的试作以及中外考据学思路的比较，都明显体现乾嘉学术的影响。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使得胡适加深对科学研究基本步骤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得胡适悟出现代科学法则与古老中国的考证学在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东西方治学方法原本一致的发现非同小可，它既使胡适终生服膺的“科学方法”得以广泛传播，也使杜威的思维术和赫胥黎的怀疑说进入中国时几乎毫无阻力。借助于清儒家法来引进杜威和赫胥黎，这种东西合璧的“科学方法”，自然只能以其最小公约数“实证”为根基。

    世人总是假定留学生长于西学而短于中学，归国之初胡适喜谈考据，或许不无策略的考虑。这无疑是一着高棋，没人因此怀疑胡适对西洋哲学是否真的精通，只顾赞赏其“能兼治‘汉学’”。蔡元培序《中国哲学史大纲》，首先指出的正是胡适的“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而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更断言其“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前辈名流的褒扬，使得新秀胡适迅速在学界站稳脚跟，可无形中也为其塑造了新旧兼通少年老成的形象。为了满足这种社会期待，“暴得大名”的胡适不自觉地日渐“汉学化”。别人犯点常识性错误问题不大，他胡适则必须字字言之有据，免得留下千古笑柄。成为学术明星后，胡适治学日趋严谨，不大敢像早年那样，“乱发议论”。30年代还有些“小胆的假设”（如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辨等），40年代后则基本上只从事“小心的求证”。

    自认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愿意为庐山的一座塔费几千字的考据，或者为一部《水经注》的版权花二十年的工夫，这本无可非议。就像胡适致赵元任信中表示的：“我还在玩我的《水经注》。”既然是“玩”，全看个人兴致，旁人实在无权说三道四。只是由于胡适领袖群伦的特殊地位，连“玩考据”也得说成是学界的头等大事，这可就勉为其难了。晚年胡适花许多笔墨为自家研究《水经注》案辩解，可越说越不清楚。这也是名人的悲哀，公众的期待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学界领袖胡适既不敢“大胆假设”，又无权只是“小心求证”。

    20年代著《戴东原的哲学》，胡适明显重“通核”而轻“据守”。承认“清儒治学最重立言有据”乃是其“绝大贡献”，可不忘强调“心知其意，而一时寻不着证据”时，“不妨大胆提出假设，看他能不能解决困难，能不能贯串会通”。这种“通核之学”，必须有一点“高远的想象力”，非只“勤谨和缓”四字诀所能囊括。30年代中期胡适曾批评罗尔纲《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因“我们做新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胡乱作概括论断当然不可取；可坚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只能回避文献考订之外的所有“假设”。六天后胡适再次去信，其中一句话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其心境和思路的理解：

    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这话太像陈寅恪此前几年对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以至于令人怀疑两者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即使这只是巧合，30年代日渐专业化的学术界，对胡适“高远的想象力”造成的压抑，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研究进入常规建设阶段，不像五四时期到处是吓人的“大假设”和“大结论”；加上学界群雄并起，很难再允许谁独领风骚。胡适深知其中利害，治学时不免如履薄冰。

    余英时曾指出兼长考证与义理的戴震，“对来自考证派方面的批评的敏感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高度的紧张”；胡适似乎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深爱义理的戴震，“时时有‘超越的冲动’，不甘心训诂字义自限”；而以哲学为职业的胡适，则逐渐丧失提出“假设”的能力和愿望，陶醉于真能“拿证据来”的考据之学。这一点胡适或许不如他为之辩诬的前辈先贤，也有违早年超越汉宋会通中西的学术初衷。不过，倘因此认定胡氏的学术功过主要在考据，则又言过其实。在我看来，尽管胡适的“历史考据癖”吸引过无数青年学子，其“拿证据来”的口号也曾响彻云天，但胡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仍以早年的“大胆假设”为主。

    胡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思路，或者说其主要假设，不外乎“双线文学观念”、“历史演进法”和“《红楼梦》自传说”；再就是孕育和推广这些“假设”的“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胡适无疑是这两大思潮——尤其是后者——的始作俑者，解读这些“假设”之得以形成的“思潮”，有利于我们对胡适学术功过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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