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幼时家境贫困，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当时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19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从军舰实习，周游南洋、黄海等地。1876年，被派赴英国留学。在留学期间，他除了学习海军技术外，还对西方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探求富国强兵的道路，并得到了当时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赏识。1879年归国后，开始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受聘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历时20年。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各国划分势力范围，要求“瓜分中国”。当时中国首次面临帝国主义各国大规模入侵宰割的危亡局面。那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积极寻求救国的真理。但是清王朝及腐朽封建势力甘当帝国主义走狗，他们依然故我，不肯改革，顶着“天朝上国”的纸帽子不放。封建知识界的士大夫们也仍然追求功名利禄，抱残守缺。当时“洋务运动”虽在事实上已告失败，但在思想上却仍有许多人顽固地抱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严复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四篇政治论文，积极介绍西方，批判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旧学，即“考据学”、“辞章之学”、“宋学”，抨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为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写了上清朝皇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法维新的具体纲领，但未呈送上去。这时是他思想最进步的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思想逐渐趋向保守。此后曾任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总监等职务。严复的著作，有《严几道文钞》、《严几道先生遗著》（新加坡版）。
严复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在他所处的时代，西欧自然科学家发现了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严复向西方学习，尽力吸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及社会学、哲学的新知识，并积极地把它们介绍进来。从1896年到1908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他所译名著，后来编为《严译名著丛刊》。
在译著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影响大的主要原因是：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严复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有按语、有改造。赫胥黎原书的名字是《进化论与伦理学》，此书最先把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到社会。它认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人类社会则不同，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由于这种人性，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不同于自然，伦理学不能等同于进化论。它又认为，人不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与自然斗争，奋力图强。严复赞成它这种主张，却不同意它所讲的人性本善，社会伦理不同于自然进化的观点。因此，翻译时，书名只用了原书名的一半，即进化论。天演论就是进化论的意思。
严复在译《天演论》时，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了当时中国人民以发聩震聋的启蒙影响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大开眼界，并立即被作为当时正涌现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派的重要的精神食粮和改良变法的理论基础，煽起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对他们走向革命道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严复对中国近代哲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这种社会效果正是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所表述的译《天演论》的目的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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