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明代著名的反叛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最早的反传统权威、礼教和道学的思想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种种弊病的揭露与针砭，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他批判孔子，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2000多年来，孔子一直被统治者们视为圣人、偶像，并被当作神灵崇拜，而李贽却提出要破除对孔子的迷信，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大胆命题。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祖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非哉？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他还说，那些尊孔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孔子有什么可尊敬的，不过如“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犹如“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只好哑然自然也已”。
李贽不仅敢于针砭圣贤，而且还毫不留情地贬低和否定六经、孔、孟。他认为，这些所谓的儒家经典不过是史官过分褒崇之词，臣子讴歌、赞美之语，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的一些有头无尾的记录，因而不是什么“万世至论”，不值得迷信。
《六经》等一向被统治者看作神圣的经典，而李贽却如此无情、露骨地攻击它，正是在摇撼着帝制统治的理论基石，这也难怪李贽在晚年还要忍受牢狱之灾了。
与此相关，李贽对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这些所谓的道学也给予了痛苦淋漓的揭批。他痛骂这些道学先生们都是些伪君子、两面派，“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如猪狗”，他们心口不一，到处唱仁义、道德的高调，其实恨不得打洞入屋去偷人东西。他又指出，这些人平日里假装正经，摆出一副挽救世风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罪魁祸首。
李贽的批判锋芒不但停留在以上那些方面，而几乎伸触到传统文化和时弊的各个角落。凡他的视角所及，无不闪现着异己的火光，在这方面，他是个尼采式的思想巨人。他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为此，他还就很多具体的人、事，发出了一些独己的辟见。例如他反对帝制礼教，主张男女平等，他说寡妇卓文君投奔司马相如是忍小耻而就大计，是“善择佳偶”。他还充分肯定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说她是具有“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的“聪明主”。
当然，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思想家，李贽是有缺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其它反叛型的思想家一样，是长于批判与破坏，而短于宽容与建树的。他的反叛思想及勇气，为几百年后的西化派和启蒙者所承继和仿效，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味地大加批判、针砭以至否定，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目一团漆黑，使得我国的民族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长时间飘浮在虚无主义的废墟之上，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因此，我们在赞赏李贽犀利的批判思想和巨大的勇气的同时，还应以客观、冷静的眼光来审视它，尽量择优除弊，为我们民族的美好未来，贡献一份灵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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