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虽出生在官宦之家，但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毕业即参加民主运动，加入了由汪精卫、李石曾领导的京津同盟会，但辛亥革命的成功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局。面对现实，梁漱溟颇感失望，觉得理想与自己渐行渐远，并因此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这种失落感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对现实心灰意冷。由此，梁漱溟接受了佛教“人生是苦”的思想，转而研究佛学，并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一文。梁也因此文章而见赏于蔡元培。蔡力邀梁到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其在北大的7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响彻云霄。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又不赞成消极保守，主张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之真精神，在吸收西方文化精粹的同时，走孔家路，过孔家生活。1920年，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在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后由其学生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其成名之作，标志着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成形。
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遭到了空前的怀疑。许多人把国家、民族的落后归因于传统文化的不足，这种疑古思潮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其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不可避免有走极端的危险，并因此而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一股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用东方文化救国的思潮也逐渐兴起。持东方文化救国论的这一部分人统称为东方文化派。
主张东方文化救世的人很多，比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明确提出，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现在正是用东方文明调剂西方文明的时候，章士钊认为工业的弊端太多，主张农业立国，反对西方的民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哲学论证，明确主张走孔家路，过孔家生活。
梁漱溟的成名思想就是有关中西文化的比较问题。在此之前，人们往往把中西文化对立起来，认为中国文化是旧的，西方文化是新的，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化是先进的，从而把文化的比较上升到价值上的判断。梁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以及这种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因此，意欲才是文化的根本，不同的意欲取向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比较应该从意欲着手进行比较。
从意欲上看，“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因此对自然持征服、对立的态度，并由此产生了物质文明、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强调天人合一，与自然融洽相处，不提倡物质享受，因此不产生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追求对现实的解脱，因此宗教兴盛。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首先面临的问题，中国文化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是人类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而要解决的问题；印度文化解决的是人与自身的问题，是在前两个问题解决之后而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在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而转向了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是一种文化上的早熟。
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带来了精神上的不宁静，而印度文化又太超前。因此，我们要排斥印度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粹，重新复兴中国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即将走到尽头，下一步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正反合”的发展。梁漱溟提出了一个文化发展的途径：排斥印度文化，拒绝过佛家生活；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但要改变其一味征服的态度；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从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
在梁漱溟那里，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即儒学的复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孔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其他诸子之学只是作为辅助之学而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数千年间，鲜有采用孔子意思的，也少有人能真正得着孔子的真精神，即使是韩愈、宋明诸子也没有得其要旨，更不用说康有为妄谈托古改制了。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根本精神就在于调和、平衡，“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单的、极端的，一偏的、不调和的事物，调和折衷是宇宙的法则”，孔学就是建立在调和之上的人生哲学，孔子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调和而相济的一种生活之乐，尽管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不如西洋人，但“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
梁漱溟在众人对孔子口诛笔伐的时候，独树一帜，勇敢地承担起儒学复兴的重担，走孔家路，过孔家生活，从而开创了儒学发展之新局面。
粱漱溟的观点一提出，便引起了各方的争论。胡适，吴稚晖等西化派批评梁氏的观点，瞿秋白，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赞成梁氏的观点。
胡适认为，梁漱溟用意欲划分中、西、印三种文化并不恰当。他认为人类文化不是有三条路向，而是只有二条路向。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这样，中西文化的不同，不是路向的不同，而是今古的不同，中国迟早也同西方一样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了中西文化大同小异论。他认为，“人类的生理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中西文化在“有限可能”的条件下也是“大同小异”的。
进化论的坚定拥护者吴稚辉，反对把中西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统一的。西方物质发达，精神亦进步。同样，中国物质落后，精神上亦不能与西方相比。他甚至过激地表示线装书只配丢在茅厕里。
当时，在反对东方文化派问题上与西化派组成联合战线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到这一争论之中。瞿秋白、陈独秀都认为，文化的差异，不是空间的差异，而是时间的差异。在西方文化已进入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阶段，而东方文化派仍在维护其宗法社会的文化，这简直是“祸国殃民的亡国灭种的议论”，其害处比曹锟、吴佩孚更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无他，只有进行革命，“等到私产绝对废除，阶级消灭时，科学愈发明，则体力劳苦的工作愈可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愈可增进；物质文明愈发达，经济生活愈集中，则精神文明愈舒畅，文化生活愈自由……那时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不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要达到此种伟大的目的，非世界革命不可，——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结论”。
当然，文化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至今仍未很好地解决。尽管受到各种批驳，梁漱溟却不改初衷。
基于其新儒学，梁认为中国问题实质上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甚至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在中国都行不通。只有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狠抓教育，才能根除中国的战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梁漱溟积极筹建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梁搞了很多试点，但由于政局不稳，再加上其思想的理想化成分太浓，都没有取得成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奔走于国共之间，为全民族共同抗日进行积极斡旋。梁深感国统区行事之艰难，为了同国民党抗争，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并只身前往香港创办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抨击国民党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号召各党派团结起来，枪口对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周恩米的力邀，梁漱溟任政协委员。在此后的政治岁月中，梁工作认真，为人耿直，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犯颜进言，并多次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这既体现了其铮铮铁骨，但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梁成了“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在“文革”中，他更是受到了围攻，但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政治上的批判，任人评说，但对其思想上的批判，他却据理力争，坚守其学术立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漱溟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虽已至耄耋之年，但其为国担忧、为民请命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参加政协活动，进行学术演讲，为儒家复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不知疲倦地奔波着。1987年12月，梁带病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全国首届学术讨论会，并作了发言。1988年6月23日，这位儒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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