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哲学的“中心观念”是“道德自我”。这一自我观念的确立，并不像传统儒家那样从人的善性、人生价值等正面切入，而是从反面，从宇宙悲凉、人生虚幻中得出。唐君毅认为，人生活的宇宙是虚幻，似梦境，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无常，直至走向死亡。他说“一切存在者必须消灭，时间送一切万物向消灭路上走。一切的花，一切的光，一切的爱，一切的人间事业，一切我们所喜欢之事物，均化为空无。”天有好生之德，亦有好杀之职，而众生相残亦不过是代“司杀者”杀之而已。整个宇宙所呈现出的不过是生而又杀，杀而又生，生生杀杀无限循环的过程。人生活在这样的宇宙中，尽管做出各种努力，最后还是走向死亡，就像大海中的小舟，拼命躲避风波的侵袭，而驶向的却是死亡之礁石。
很明显，唐君毅的理路是佛家“一切皆空”的路子，但他并没有像佛家那样因为空而走向无，而是因虚而要求实。正因为对虚幻宇宙的不满，而要求一真的完满的宇宙。“我要求故我在”，“我感通故我在”。我的要求是真实的。因我真实的要求而善的、完满的宇宙也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一真实、完满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道德世界，就是我心。我心是真实永恒的，超越时空界限，清明广大，无生无灭。由真实永恒之心来观照宇宙中的生灭变化，你会顿然醒悟，这世间万象的一切生灭变化又算得了什么呢，物质生活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本质，现实宇宙的虚幻不正好说明我之本心的真实吗？
由虚而寻实，在虚幻的现实宇宙中，反求诸已，得到真实、完满的我之本心。可见，人的本质不是体现在外在物质生活中，而是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唐君毅把人的活动分为求生存、求爱情、求名位、求真、求善、求美、求神圣，他把这些活动都看成是人的精神活动，但这些活动仍有高低之分。其中，求生存是人的最低级的活动，因为它所含的物质成分最多；最高级的活动是纯粹的爱的活动。爱是人的天性，“人人均有爱人以德之心”。把这种本心无限扩大，人便是理想的人，社会也因此成为理想的社会。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不再作为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而存在，而是人人相忘于德之中，人作为一道德主体而存在。
现实宇宙是虚幻的，道德自我是真实永恒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精神活动，人的文化活动也属于精神活动，是道德自我分殊的表现。道德自我是一切文化活动的内在根基，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地，或超自觉地表现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涵盖一切文化理想，是本，是一；文化活动则是成就现实的文明，是末，是多。这是就分别而言。就统一言之，二者应是本末一贯，一多相融。现实中的文明虽千差万别，但自有其贯通之道；社会人生虽超越个人，但亦内在于个人之道德自我。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成就理想与现实的完美互动。本强而末弱，则道德自我不能充分地成就自身；逐末而忘本，则人文世界将趋于分离，人格精神亦难免外在世俗化。
就东西文化而言，在唐君毅看来，西方文化是逐末而忘本，人文世界日趋分裂离散；中国文化是本强而末弱，人文世界开显不足。如唐君毅所言，中国文化如天之高远，地之广厚，自有其高明处，但在这覆天盖地之下，却少一由地达天之金字塔；在个人精神之间，亦少一经纬人与人精神的十字架。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境界甚高，然内容不足，人文世界并未全幅彰显。中国文化本强末弱，缺少由地达天之金字塔和横向铺展之十字架。为此，唐君毅提出了“纳方于圆”的观点。
中国文化是“圆而神”的智慧，西方文化是“方以智”的学问。然而中国文化“圆而无方，神而无智”，须将西方文化多殊发展所形成的科学知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等客观成果吸纳消融，以期开出民主与科学，“以充实陶养此人格精神之生命者”。
唐君毅被牟宗三称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唐君毅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同时代的新儒家一样，也是站在儒家本位上，用中国文化去涵摄西方文化。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新儒家的思想格局仍然是“中体西用”。就其主观倾向来说，几乎所有的新儒家都站在儒学本位、中国文化本位上，因为这是他们思想的根本。但就其继往开新的意义上来讲，他们所作的探讨和尝试绝不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简单拼凑，而是对时代主题的积极回应，以及由此积极回应而阐发的理想文化形态。这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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