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方向是愈来愈平等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导论中，托克维尔表白了，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沿着一条方向清楚的道路进行着，那就是：这个世界必然变得愈来愈平等。

    他主张：无论历史上人们抱持着什么样的主观企图，有什么样的想法，尽管他们原本的观念、价值与平等无关，甚至做了许多看来和平等相反的事，然而所有这些作为合起来，却总是增加了平等，让人变得愈来愈平等。

    例如说，国王、贵族们拥有庞大的财产，和平民天差地别。然而，为什么国王、贵族会握有这么多的土地与财富？因为他们有野心，因为他们够贪婪。于是他们的野心、他们的贪婪，驱使他们不断对外打仗，打仗耗费掉许多资源、财富，于是想要更富的国王、贵族，反而变穷了，变得跟一般人没有那么不平等。

    托克维尔提到了在法国所发生的变化。13世纪之前，贵族是纯粹的血统身份，取得贵族身份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对的爸爸。没有生在贵族家庭里，没有一个具备爵位的爸爸，你就绝对不可能成为贵族。然而从13世纪开始，正是因为国王、贵族们要打仗，打仗需要大笔的金钱，为了筹措打仗的费用，他们开放贵族资格，让有钱人捐了钱就可以取得贵族地位。一旦钱可以介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社会就有了阶层流动，原来的平民升上来成为贵族，也就会有贵族穷困、没落掉下去变成了平民。

    再看看宗教。打仗、变动的时代，人对于宗教慰藉的需求就会提高，愈多人需要宗教，宗教就成了在世俗国王、贵族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有一些人就可以进入宗教领域中，得到改变其地位的机会。出身于低贱、贫穷家庭的人，没有钱买地位，却可以进入宗教的神职架构中，循着神职系统往上爬，这里又有一个让人能摆脱不平等、趋向平等的机制。

    还有另一种情况。遇上了最有野心、最贪婪的国王，会欺负贵族、侵犯贵族的财产、权利来造福自己。贵族不甘心被欺负被侵犯，他们就会选择拉拢平民来对抗国王。贵族因此而取得了较大的力量，换作国王备感威胁，于是国王也得去拉拢平民才有办法阻止贵族势力持续坐大。表面上看来，国王与贵族都是为了增进自身权力与财富，纯粹出于自私自利的用心，然而这样搞下来，却让那些原本被压在底下动弹不得的平民，有了上升的机会，平民是中间的受益者，产生了将社会拉平的作用。

    这是托克维尔的历史方向论，他的主要史观。他雄辩地铺陈了他的看法：历史真正的主轴是原来高高在上的人朝下走，原来低低在下的人不断往上走，两边愈来愈接近。

    写给相信进步史观的读者

    《论美国的民主》写作、出版于19世纪初期，当然也就反映了那个时代主流的进步史观。什么是“进步史观”？

    19世纪的欧洲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奇特、突破的人类经验，很大一部分源自这样一个强烈信念：相信人一直在进步。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从愚蠢、野蛮、盲目逐渐打开眼睛来，逐渐走向开化、文明。进步史观在19世纪再重要不过，用英文的说法是can’t be exaggerated，再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夸张、不过分。进步史观也是区别19世纪和20世纪最核心的元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不再能够相信进步史观，开始怀疑历史是否有方向，对于前途未来变得疑沮、没有把握，那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时代气氛。

    托克维尔也相信人会不断进步。从他眼中看来，最明显的进步指标，是平等。相信人会进步这件事，他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然而将进步的焦点放在平等上，却是他的独特之处。

    其实他在这里提出了一项价值观：不平等是不好的，不平等是原始、落伍的；平等才是进步的。因而人类发展会不断地由原始、落伍的不平等状况，往进步的平等状况演进。

    这正是进步史观的力量所在。进步史观一方面是一套史观，整理历史经验，从而推断出历史会朝哪个方向变化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套行动选择纲领，相信历史只会往好的、进步的方向走，于是历史朝哪个方向演变，就证明了哪个方向是好的、是对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进而积极认可、推动的。换句话说，托克维尔运用进步史观，在书一开始之处，就对他的读者表明了：平等是对的、是好的。他没有从哲学或政治学角度分析为什么平等是对的、是好的，而是从历史例证上去推论：不管人类主观意志如何，实质效果上，人类社会就是会愈变愈平等，显见平等是进步的，是人类必然的未来命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换一个不同角度看，托克维尔的说法，会得到很不一样甚至相反的结论。换从国王、贵族等既得利益者的角度看，那么托克维尔所说的变化，是一路的沦丧、堕落。从一个王是王、贵族是贵族、平民是平民的完美平衡、秩序井然的“黄金时代”，随着时间而变坏变糟，僭越、混乱，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不再遵守原有的规范与制度。

    意思是：如果没有当时流行的进步史观，托克维尔的论证是站不住脚，很容易被质疑、推翻的，因而我们也就可以倒过来理解了，托克维尔的书，很明显是以当时接受、相信进步史观的人为对象的。

    平等是上帝的意志

    接下来，托克维尔在书中谈providential fact，照字面，我们只能翻译作“上帝的事实”，或“来自上帝的事实”。不过这样的翻译很容易让我们误会、错失了他的意思。

    托克维尔实际上重新定义了原本属宗教信仰与神学领域的这个概念。他主张：我们要如何认知、理解上帝的事实或来自上帝的事实，不是靠天启，不是等教宗的敕令或由教会来告诉我们，而是应该借几个条件来进行考察，凡是具备这几个条件的，就是高层次的上帝的事实。

    第一项条件，It’s universal，它是普遍的，不受特定地点的限定，不是只影响特定的人群。第二项条件，It’s lasting，它延续非常长的时间，不拘限于特定时代，持续作用。还有第三项条件，那是consistently eludes all human interference，一贯地拒绝、避开人类行为的干扰，不随人类意志与行为而改变，人类做了A行为，它会发生；人类做了完全相反的非A行为，它也还是一样会发生。

    很显然，在托克维尔眼中，平等就符合了这三项条件的要求，普遍、延续、不受人类意志与行为左右，所以平等是providential fact，人类愈变愈平等，是超乎人类控制范围以外，由上帝意志主宰的事实。

    用这种方式，托克维尔对他的读者说：你无法反对、更无法抗拒平等的潮流，反对、抗拒平等是没有用的，平等是providential fact，所以你所做的每一件试图阻止平等、逆反平等的举措，都会反过来让世界变得更平等。

    还有，托克维尔要对他的读者喊话：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你就应该支持平等、支持民主，因为平等不是单纯的人类世俗作为，平等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有上帝的意志在背后。相信上帝的人当然应该服膺上帝的意志。

    为什么美国比法国先享有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的首要目标读者是法国人，和托克维尔同时代的法国人，也就是同样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及大革命后大动荡的法国人。

    关于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过另外一本经典著作，叫《旧体制与大革命》（Old Regime and Revolution ），完整呈现了他的看法。不过《旧体制与大革命》的一项主要历史观点，提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书中就出现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认为那场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口号是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但真正要成就的是民主，是平等，寻找人们如何以平等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重新安排生活。

    半个世纪后，法国仍然在民主平等的路上颠簸困行，对比下，和法国差不多同时间发生了殖民战争的美国，却已经在实质享受民主的成果。这是托克维尔要点出的强烈对比。美国没有经历革命的反复破坏，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制造出一片革命的废墟，却比法国先一步拥有民主平等的成果。光这件事，就够说明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尤其是研究、书写美国的民主。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搞了半天，在法国得不到建立民主平等制度的结果，我们没有的、我们做不到的，人家做到了，那当然值得仔细参考。

    研究美国不只是为了知道美国这个新兴国家，也不是为了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全貌，托克维尔是抱持着将美国视为民主代表的态度来研究的。这一点上，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尤其有利，一切去古未远，记忆与记录都还在，可以供人将民主在美国如何建立、演变的过程，一一重建追索。

    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跟美国相比，都是老牌国家，都有长远历史，换句话说，都已经很难清楚整理、分析国家制度的来龙去脉。老牌国家如何变强大的过程，早已在时间中黯淡模糊，也就很难准确找出其优点与缺点。但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建立与发展，尚历历在眼前。

    托克维尔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美国。他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方法，是回溯到美国历史的源头，从1620年左右清教徒们抵达北美大陆开始，整理两百年左右留下的丰富史料。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除了记忆与记录还在以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年轻到还来不及改写自己的过去。

    美国走了两百年，一直忙着处理现实，来不及回头看。相较于欧洲老牌国家，美国不那么关心自己的过去，没那么在意历史。吊诡的是，正因为美国人不重视历史，不觉得需要去写出自己的历史来，所以托克维尔可以有机会认真、客观地追溯研究美国立国的过程。

    地理与气候决定了殖民社会的形态

    托克维尔笔下，美国的历史有其最高指导原则，那就是前面提到的providential fact，上帝要让人愈变愈平等，因而他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就是将各种不同的因素，甚至是看来完全不相干的因素，都放进来，检视其对于促成美国的平等社会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

    《论美国的民主》书中的次序安排看来中规中矩，和我们熟悉的国别史书很类似，例如说一开头一定先介绍这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哪里有高山、哪里有大河、哪里适合发展农业等等。不过仔细读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托克维尔讲述地理的重点，不太一样。

    他关心的，不是普遍的美国地理，而是地理作为一个影响美国出现平等社会的变量。他的说法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北美大陆最适合人居住、最适合发展国家的地方，是沿着密西西比河，南到加勒比海湾，北到五大湖的这一片大平原。无论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去看，这一大片平原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丰美的优质土地。

    然而，重点在：北美的历史偏偏不是起自这片丰美大平原。来到美国的清教徒，冒险犯难渡过大西洋，在今天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州南方上岸。这不是谁刻意安排、决定的，这是历史的偶然，但历史的偶然注定了美国不会有一个平顺、安逸的起源。

    巨大的阿巴拉契亚山挡在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大平原之间，在新英格兰上岸的清教徒们到不了大平原去，只能在天然条件很不好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其相对困苦、贫穷的生活。北美洲大陆那么大，几乎找不到一块比新英格兰更糟糕更困难的殖民土地。

    1620年，“五月花号”自英国出航时，原本从当时还很粗略的海图上找到的渡海目的地，是哈德逊河的河口。如果他们真的到了哈德逊河河口，在今天的纽约上岸，那么美国的历史会很不一样。纽约的气候条件比新英格兰好，更重要的是，纽约的交通条件比新英格兰好得多。沿着哈德逊河上行，经过今天的上纽约州，就可以抵达五大湖岸，再沿着五大湖岸西行，就是中西部大平原了，那里又有宽广的密西西比河方便顺流南下，到达更温暖的南方。

    然而providential fact 却是：“五月花号”在距离目的地将近五百公里的普利茅斯上岸。而且那是深秋即将入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面临了生存上的严峻考验，无法悠闲地选择要留下来还是去别的地方，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慢慢整备开发新到的地方。

    Providential fact 决定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建立最早的殖民社会，地理与气候因素又决定了他们能够在这里建立什么样的殖民社会，最后，这样的殖民社会决定了他们在这块新大陆上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长养出什么样的子孙来。

    新大陆没有欧洲旧贵族

    理解美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有两个关键词不能不讨论。第一个是“新大陆”。新大陆之“新”，对照欧洲所在，欧洲人早已熟悉的欧亚大陆。欧洲人很早就从陆路上知道了“远东”的存在。却要到大航海时代，15世纪末，才由哥伦布探索前往远东的航海路径时，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

    新大陆是欧洲人没去过的大陆，还有，新大陆没有像欧亚大陆那样已经发达、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后面一项条件，使得新大陆有大块大块未经开发的土地，还有丰富的自然物产。前面一项条件，则是保证了这里没有欧洲式的贵族。

    托克维尔的看法是：贵族基本上是土地稀有竞争情况下产生的土地掌控者。贵族的基础是土地利益。因为土地有限，控制了够多土地的人，就可以借由分租坐享农业成果，也就能够拥有集中的财富，同时拥有以财富换取权力的机会。贵族的权力，追根究底，来自土地，来自土地的匮乏。

    新大陆不会出现这种源自土地的贵族，因为土地太大太多了。你圈划占有了一块土地，叫人家来耕种，你坐在家里抽百分之五十的收成，谁理你啊！愿意耕种的人轻易就可以在别处找到土地，他自己的土地，保留百分之百的收成，完全不必受你的限制，不需乞求你的土地。

    因为新，这块大陆的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固定下来。欧洲之所以变“旧”，依照托克维尔的解释，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建立、固定下来了，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有了主人，没有土地的人只好贡献劳力，将自己劳力所得的一部分，拿去换取土地使用权。于是就分别出了有土地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这两种人之间的绝大差别，也就是贵族与平民的差别。

    新大陆没有贵族，美国是在没有土地贵族的情况下建立的一个国家，而且美国立国一段时间后，到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都还不曾遇到土地稀有、抢夺土地、垄断土地资源的严重问题，也就不太可能在这个国家里出现欧洲式的贵族。

    建立自己的信仰王国

    第二个关键词是“清教徒”（puritans）。

    1620年后陆续抵达新英格兰的这群人，自称为pilgrims，朝圣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

    朝圣（pilgrimage）有着双重意思，一重指的是前往圣地朝拜。圣地可能是耶路撒冷，可能是罗马，也可能是哪个圣人的出生地或埋葬处。不过这群人离开英国，渡海到当时被视为化外之地的北美大陆，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圣者的圣迹，显然他们的朝圣指的不是这个意思。

    朝圣的第二重意思，从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衍生而来的意思，是一段朝向天堂的精神寻索。中文译为《天路历程》的这本书，英文原名就是A Pilgrim’s Progress，直译的话应该是“一个朝圣者的进程”或“一个朝圣者的路途”。这比较接近这群移民者的心情。他们想象自己和班扬笔下的朝圣者一样，离开了邪恶、不义的世间环境，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找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

    托克维尔很重视这件事。他特别强调一项事实：这群人，自认为要去朝圣的清教徒们，不是基于经济上、生活上的原因去到北美洲的。他们并不是因为在故乡生活困苦，缺乏足够资源或足够能力，所以才决心离乡背井的。他们不是流浪者，不是罗汉脚，也不是冒险家。

    如果单纯只是生活上的困难，他们不会走得那么远。只是想换个地方找寻生计，没有理由远渡重洋跑到大西洋的另一岸。对托克维尔来说，这又是一项providential fact，使得来到北美洲的是一群具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清教徒，由他们，而不是一群冒险家、淘金客或征服者，建立了美国。

    清教徒一方面无法见容于当权的英国国教，另一方面也看不惯英国一般的宗教风气，所以决定去寻找、去创造他们自己更纯洁的天地。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内在个人信仰。清教徒主张：信仰是人和上帝，或人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事。人可以借由阅读《圣经》以及其他启悟来理解耶稣基督的慈爱，了解上帝的意旨。这中间不需要教会的介入，教会无权垄断个人和上帝之间的沟通。

    清教徒相信：上帝要人过最俭朴、最严格的生活。任何世间的享受都让我们分心，让我们留恋此世，而减损了对神圣彼世的想望、追求。就连崇伟的教堂、庄严的圣像、华丽的装饰，在清教徒眼中，都是魔的象征，而非神的标记。他们的信仰更全面地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上，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信仰以外的生活，生活与信仰，二而一、一而二。

    清教徒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中场休息。这是他们和传统教会信徒最不同的地方。教会信徒的信仰，有时间性，上教堂望弥撒，那是宗教时间；找神父告解，那是宗教时间；还有人生最大关键时刻，出生、受洗、结婚、死亡，也是重要的宗教时间。但除此之外，人有许多不和宗教发生直接关系，可以感觉不到宗教存在的“正常生活”，或至少是“世俗生活”时间。清教徒强烈反对这种“可以休息的宗教生活”。他们的信念是：人就是为上帝而活着，你的生活就是侍奉上帝的生活，要过一种上帝认可、上帝可以接受、可以证明你是上帝选民而非上帝眼中“不义之人”的生活。

    这样的信仰无法见容于教会。英国国教是个奇怪的东西，从反对罗马教会权威的立场上看，英国国教属于新教。但它的创建者，却不是哪个宗教先知、神学领袖，而是再世俗不过的英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为了自己的婚姻问题，和不准他离婚的罗马教宗决裂，愤而要英国国民改信国教。英国国教并没有自己的特殊教义信仰，也没有太多异于旧教的仪式，基本上就是承袭罗马教会的那套信仰与仪式，只是将教会的至高领袖换成英国国王。因而英国国教的教会没有什么个人自主信仰空间，其中也充满了形式主义，和清教徒形成强烈对比。

    清教徒们就是要离开英国国教，去找到一个清净的所在，建立自己的信仰王国，这是他们勇气与毅力的来源。

    哈佛本来不是大学

    “五月花号”1620年登陆的地方，今天属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在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校，叫做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里有一座著名的铜像，被学校里的师生昵称为The Statue of Three Lies（三个谎言的铜像）。你们可以到哈佛大学去参观，顺便看看这座铜像。知道这座铜像被称为“三个谎言”，你可能预期会看到铜像底下有一些铭文，像我们的“二二八纪念碑”的碑文那样，以为是铭文的内容有什么样的错误。

    那你会很意外发现，在你眼前的铜像，再简单不过。一个坐像在上面，底下的石面总共就只有最基本的几个词——“John Harvard，Founder，1636”，说明这个人是约翰·哈佛，他是这所学校的创办人，这所学校创于1636年，就这样。简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三个谎言？

    第一个谎言，约翰·哈佛，你所看到的铜像，不是约翰·哈佛。铜像铸造时，离约翰·哈佛活着的时代已经超过两百年了，约翰·哈佛没有留下任何画像，谁都不晓得他长什么样子，要怎么帮他塑像？找一个学校里长得特别帅的男学生来当模特儿，就用他的模样糊弄过去。

    第二个谎言，约翰·哈佛不是哈佛大学的创办人。虽然今天这个学校挂他的名字，但创办学校的其实另有其人，是在学校创办两年后，约翰·哈佛慷慨地捐了一笔钱和一批书给学校，学校才改名称“哈佛”。

    第三个谎言是连着第二个谎言来的，约翰·哈佛捐钱捐书，学校改名称“哈佛”的时间，也不是1636年，而是1638年。1636年是学校最早创立的年份，那时候学校不叫哈佛，也和约翰·哈佛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容易吧！到哪里再去找如此厉害的铜像，那么短的三行字，每一行都是一个谎言。

    “三个谎言的铜像”有助于我们认清几件重要的历史事实。最早的殖民者是1620年上岸，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费尽千辛万苦在这里重建生活，不过才十几年后，1636年，他们就成立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最早的名字，是Cambridge Seminar（剑桥神学院）。1638年，得到了约翰·哈佛的大力赞助，这所最早的学校，才改名为——不是哈佛大学，是哈佛神学院。

    这具体反映了托克维尔强调的事实：来到北美的，不是一群单纯逃难避难、仓皇求生的人。若是出于讨生活的动机，像最早来到台湾的海盗与罗汉脚，你觉得他们会还来不及站稳脚步，就急急忙忙要成立学校吗？

    而且最先成立的，不是教授任何实用知识、技术的学校，是神学院。来到北美殖民地的人，带着他们的家庭，带着他们的宗教，也带来了对于宗教与教育的严肃态度。这几项条件加在一起，大有助于铺设一个宜于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

    清教徒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教育态度，是紧密扣连的。他们要教给孩子的，不只是正确的行为，让他们表面守规矩、背得出“教义问答”、做礼拜时知道该做什么就好。他们的宗教看重的是内心真实的信仰，因而对于外表行为、制式仪式的虚伪格外敏感，他们的教育必须要透入人的内心，真正去影响孩子在想什么，决定孩子的根本价值观。

    所以一开始他们就办神学院。并不是为了训练传教士所以办神学院，而是认定人要追求更高的知识，通过神学是唯一的路，神学也是唯一值得吸收、学习的知识。欧洲早在公元12世纪就有大学了，然而来到北美的清教徒没有兴趣办大学，他们需要的是帮助人认识上帝、坚定信仰的地方，那就是seminary 最主要的功能。

    如果来到北美大陆的不是清教徒，而是其他抱持生活、经济动机而来的人，像是来到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首先，他们不会抱定要在新大陆留居的决心；第二，他们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动机一定要维持自己的社群，维持自我群体的高度自主性。

    为什么民主的起源在新英格兰？

    进而，托克维尔整理了英国人对外殖民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接受国王命令委派去开发殖民地，带一群人去开拓、经营，重点在于土地扩张占有。第二种，对于有确定特殊利益的地方，例如说银矿金矿区，开发者主动向国王请求特许状，取得这个地区的垄断权利，阻止别人进来争夺利益。

    还有第三种，是一群人去到新的地区，先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社会，然后才向国王报告，请求特许状，承认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利权。这第三种模式，只出现在北美洲。北美洲的清教徒有着强烈的自主性，自己决定离开故土远赴他方，自己找出在新土地上生存的方式，过程中不需要、也不寻求英王的协助，只有在站稳了脚步后，他们才想到国王，才需要国王。他们需要国王的特许状，阻挡外人进入，这正是源自他们维持自我群体完整性的价值。

    北美清教徒眼中，英王的特许状不是代表要让英国王廷来管理他们，而是给予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不受其他人进入、干扰的权力。而他们排除英国王廷介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在自我群体的范围内，将事物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任何需要诉诸外来权威协调、决策的部分。

    美国南方，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区域，在17世纪发展了和新英格兰不一样的殖民社会。南方的殖民地比较接近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模式。去到那里的殖民者发现了当地的风土适合生产甘蔗、棉花，为了阻挡竞争者，所以去争取英王特许，试图垄断土地利益。

    既然是以追求土地利益为其主要目标，南方殖民地不久之后就引进了黑奴，建构了一个双层社会，白人一层、黑人一层。这种社会，不会出现在北方的新英格兰区，新英格兰区相对贫瘠的环境，进一步强化了清教徒忽视现实利益、强调精神追求的一面，他们没有那样的冲动去极大化开发土地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清教徒是一种信念式的结合，带着很强的排外性，也绝对不会愿意让彻底异质的黑人奴隶进入自己的社群。

    所以，美国民主的起源，是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区建立的殖民地，不是南方种植甘蔗、棉花的大庄园。在新英格兰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其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小城小镇，每个城镇有其共同讨论决策的town meeting（城镇会议），然后再由众多自主的城镇与城镇会议组构起“州”来，各州联合在一起，才有美国联邦政府。

    小城小镇成为基本单位，一大部分也是由新英格兰区的地理来决定的。相对破碎的地形限制了每个居住区的大小，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聚落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土地就不足以支持那么多张嘴，于是一部分的人就离开原来的聚落，到附近成立新的聚落。一个一个聚落扩展，但每个聚落的规模都不大，一直保持在所有的人可以聚拢过来一起开会的程度。如此形成了城镇会议的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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