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用冷静的态度对待民主。他既要对法国反对民主的人解释民主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对法国的民主狂热分子客观说明民主的缺憾。他的冷静观察方式,最明白显示在他书中所做的政治制度比较上。他不画抽象的民主美景,而是具体地分析民主的效益,尽可能坦诚地说明:选择民主究竟会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
选择了民主,那么社会上就会少了贵族式的splendor(华丽光彩)。财富、地位带来的炫耀式华丽光彩会变少。在托克维尔看到的美国民主社会里,每一样东西相对于欧洲都很简陋。
两百多年后,这种情况其实都还是没有改变。留学时,我在波士顿住了六年多的时间,接待过来来往往许多同学、客人,一直都有不晓得该怎么带人家去观光的尴尬、困扰。波士顿是个很不适合观光的城市,它没有什么去到当下马上就会“哇!”地发出惊叹的华丽景点。
例如说,一个最明显的景点,是哈佛大学。但每个人到了哈佛,按照观光的习惯,一定是要找到哈佛的大门,在门前拍照留念。问题是,哈佛大学没有大门。没有我们想象的一个上面写着“Harvard University”字样的大拱门或大铁门。哈佛的每一个门都小小的,而且没有一个门上有可辨识的“Harvard University”字样。或者换另一个方式说,台湾任何一所大学的大门,都比哈佛大学的校门气派得多。
最像哈佛大学校门的,是Johnson Gate,哈佛学生习惯约在Johnson Gate 见面,再一起到街上逛书店、吃饭、看电影。而Johnson Gate 前面既没有“Harvard”的字样,也没有Johnson Gate 的名字写在任何地方,就是个简单的铁栅门,顶多就是两边的墙上有两块写了字的壁牌,不过上面写的,是拉丁文。这是一个实用的门,而不是用来标示、更不是用来炫耀的门。
波士顿市内,除了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汉考克大楼(John Hancock Tower)是观光客一眼就看得到、看得出的之外,没有什么好带人家去的了。或者就算带人家去,人家也得不到什么了不起的观光满足,那种期待奇观奇景的满足,还不如带他们回家吃两只一磅半的红色大龙虾算了。
波士顿其实是个好地方,宜于居住,也有丰沛、方便的生活与文化资源,但这里保留了当年英国清教徒的基本价值,低调、实用、不夸张、不炫耀,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特色——没有王公贵族式的华美光彩。
由宗教殖民者创建的新英格兰,却很难找到大教堂。少数规模较宏大的教堂,往往是后来才盖的天主教或英国国教教堂。典型的新英格兰风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联系了一个又一个小镇,每一个小镇都有好几座小小的教堂,那些教堂甚至不叫church,而是更低调一点的chapel,教堂前面会有一棵大树,也许是橡树,也许是枫树。开着车,经过几座这样的小教堂,几分钟时间,一个小镇就走完了。
北美殖民地没有华美光彩,不过,托克维尔提醒:和华美光彩一同在这里消失的,是悲惨的生活。最华美最光彩的法国社会,同时也会有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splendor 和misery 是手携手一同存在的。美国的民主社会和法国曾经有过的贵族社会相比,splendor 少了多少,相对地misery 也就少了多少。没有贵族的荣光,也就没有了贵族荣光映衬、对照着,被贵族们踩在脚下的那些可怜的人可怜的生活。
最辉煌的生活没那么辉煌,最可怜的生活没那么可怜,这是托克维尔给我们的第一组对照。
民主创造中等的好与善良
托克维尔给的第二组对照,是关于pleasure,人在一般生活所需之外可以享有的乐趣,以及comfort,人在一般生活所需中能得到的舒适。
托克维尔说: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效应会减少pleasure,却会增加comfort。也就是说生活本身会变得更舒适,然而生活以外的享乐却不会那么多。民主的社会里,大家变平等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拥有衣食住行基本生活的方便,然而却不会有那么多富裕资源去追求基本生活之外的乐趣。
美国人平均活得比法国人舒服、自在,但是美国人不可能在奢侈品的豪华程度及文化艺术的精美程度上,和法国人相比。托克维尔提出的这组对比,正是长期欧洲人对美国文化水平抱持质疑态度的起源。
托克维尔的第三组对比则是:民主社会里,纯粹的知识追求不会像贵族社会里那么发达,广义的sciences,各种非实用的知识学科,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顶尖的成就。但是对照的是,民主社会里彻底无知的人也会减少许多。大部分的人都能拥有基本的知识。民主社会让人具备一般的知识,却不会提供足够的余裕支持对于顶尖与创新知识的追求。
从“平均智能”的角度来看,民主社会一定高于贵族社会。不过若是要看顶尖的科学、文化、艺术成就,那么民主社会就得向贵族社会甘拜下风了。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是一个有利于平均、集体发展提升,却不利于个别顶尖突出的制度。
托克维尔还提出了第四组对照——相较于贵族社会,民主社会里人的vices(邪恶的想法与行为)会增加,但是crime(明显的犯法行为)却会减少。也就是说,民主社会里,人会有许多小奸小恶,可是相对地,犯下重大罪刑的比例却会降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组对照?这牵涉到托克维尔对于平等的基本看法。这在他描述美洲印第安人时表现得最清楚。他说:过去没人知道,从来未曾和欧洲旧世界接触过的印第安人,他们身上具备一种特质,他们无知、他们贫穷,但他们却同时既诚实又高贵。
欧洲旧世界的社会里,你绝对找不到无知、贫穷却又诚实、高贵的人。因为无知、贫穷的人,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一定会产生自卑感。他们无法不意识到周遭比他们有知识有智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可能不意识到周遭那些比他们有钱的人,在比较下生出自卑情绪来。自卑感进而让他们猥琐,让他们贪婪,让他们邪恶,诱惑他们干下违法侵夺的事情。
人的堕落,不是源自无知与贫穷,而是源自自卑感。北美印第安人无知、贫穷却绝不堕落,因为他们活在平等的社会里,举目看去,周遭都是和他类似的族人,他不需、也无从产生自卑感。
看不到有人比我有钱、有人比我聪明、有人比我懂事、有人比我有知识有学问,我就不会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与无知,就不会为了处理这种自卑感而去钻营、去骗、去偷、去抢。
一个平等的社会,人还是会有欲望,会有仇恨,从中产生vices,然而却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违反规范、法律,做出犯罪行为来,所以crimes 相对就少了。这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另一项认知。
这四组对照主旨在于建立托克维尔对于民主描述的客观性。他在示范他的态度与方法,不是单向地赞美民主或批判民主,而是从这个角度看,也一定从相反角度看,两边平衡。从他的对照对比中,我们看出了托克维尔对民主最核心的评估:民主创造中等的好、中等的善良,取消了最上面的精彩和最下面的邪恶。
这样的评估,源自托克维尔的家族贵族身份与记忆。他是知道、理解贵族华美的人,享受过贵族乐趣,他用这个身份试图说服动荡半世纪的法国社会:即使民主会取消我们曾有过的华美、乐趣,然而相较于民主能够换来的“平等效益”,毕竟还是民主比较正确、比较划算,民主是我们无法拒绝的,是providential fact。
美国经验标示了人类政治的未来
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民主还是件新鲜的人类经验。我们今天看待民主的许多固定意见,例如将民主当作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正面价值,或认为民主是人类发明过的政治制度中缺点最少的一种等等,在当时都还不存在,那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一项重大意义,就是将原本是北美殖民者因应特殊历史、地理而设计出的权力安排方式,用一种普遍性、原理式的语言整理出来。这套方法固然有其理论上的来源,但毕竟有很大一部分必须按照北美殖民地的特殊条件,用trial and error(试误)的方式,不断调整。托克维尔比谁都早,甚至在所有美国人之前,将如此试误累积出来的美国经验,转变成一套普遍原则。
托克维尔没有忽略美国的特殊性,所以书中先介绍、先解释民主为何、如何在美国出现。但他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不是从纯粹的历史好奇心、史学的趣味与意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他更关切的,毋宁是要在书中彰示并提倡:民主是人类政治的未来。
托克维尔要对他的法国读者、欧洲读者表明:美国的民主经验,不是遥远大海另一岸,一群清教徒莫名其妙去搞出来的,和法国和欧洲无关。托克维尔在书中解答了“民主与我何干?”的重要问题。
书名叫做《论美国的民主》,然而托克维尔真正要对读者表白的,是民主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民主很重要,民主跟我们每一个美国以外的国家有什么关系,甚至跟我们每一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从论美国的民主的来龙去脉讲起,但到书写完时,民主已经脱离了美国的特殊历史经验,成为人类共通的政治未来。
美国立国之前,民主已经存在,不过是以思想、理论的形式存在。最重要的,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书中所提出的看法。孟德斯鸠主张要用“监督制衡”的原则来取代绝对、独大的王权。孟德斯鸠也设计了三权分立的架构,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分别开来,让它们三者彼此监督、彼此制衡。这个概念、这个架构,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宪法。不过,孟德斯鸠书中,没有说明如何将政治权力的来源,从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续的动乱变化,让我们明白了: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权力机制,三权分立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或者扩大一点说,民主有很多复杂的环节,环环相扣,少了一环就无法运作。
这么多环节,无法单靠思想、理论来设计。不管思想、理论出于多么聪明的脑袋,都不足以应付民主这种以“众”为基础,管辖众人权力互动的机制。只有在现实里的试验,一点一点暴露出问题,一点一点修正改革,才有机会浮现出可操作、可运作的现实民主制度。法国提供了一组试验,美国提供了另一组。幸运的是,在法国试验明显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试验在进行,试出了和法国很不一样的结果。
民主作为一项历史事实,早于托克维尔的著作,民主成了历史事实,托克维尔才有办法将他的著作建立在美国历史的基础上。不过,民主成为人类的普遍经验、乃至于人类抽象的政治未来,却不得不说是始于托克维尔的论述。托克维尔以大量的资料、仔细的论证告诉大家: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人类最好的政治安排方式,值得每个社会注意、借鉴。
美国总统的权力与国力成正比
或许就是因为随时保持着来回于特殊与普遍、历史事实与抽象理论的清醒眼光,托克维尔当时对美国民主的理解异常精确、犀利。这尤其反映在他对美国政治未来发展的预言上。
1830年代,托克维尔谈到行政权,谈到美国的总统,他就说:在法理安排上,美国总统有很大的权力空间。那个时候,受到各州分权的限制,美国总统现实上的权力其实不大。但托克维尔就敏感地看出了美国总统角色,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落差。
中文里将President 译为“总统”,统理一切,反映了这个字进入中文世界来得较晚。那时美国的President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权力。18世纪革命年代,美国出现联邦的President,从字义上其实就看得出来,那是一个比较接近会议主席的角色,presiding over states,处理、协调州和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权力集中之处。
托克维尔敏感地看出来,美国总统最重要的职务是外交,而也就在外交领域埋藏着美国总统巨大的扩权因素。外交是任何个别的州无法处理的,是联邦存在最明确的功能。如果州有自己的外交,那就不叫州,而是国了。联邦将外交事务统纳起来,统一解决与各州有关的外交问题。
19世纪初,现实上看美国总统好像没什么事做。那是因为美国的外交事务很有限。美国和欧洲隔着海洋,也就隔着当时科技不发达情况下的讯息时间落差。美国北边的加拿大还没有建国,南边的中南美洲情况不明,在地势力和殖民母国西班牙、葡萄牙陷入长期争战中,美国选择了站在一段距离之外观望的态度,要到1830年代之后,才改采将中南美洲视为美国后院的态度。
另外一项限制:当时的美国在土地上是大国,然而在军事力量上却是个小国。美国宪法上规定,总统是联邦军队的最高统帅,19世纪初,这位最高统帅统领多大的军队呢?答案是六千人。差不多是国民党一个陆军师的规模。
美国近邻没有强国,相对安全,没什么威胁,自身的武力又很薄弱,也没有理由去介入、干预其他国家,自然采取一种独善其身的立场,一个独善其身的国家,会有多少外交事务要处理呢?
所以美国总统现实上没什么事干,国内和国际的能见度都很低,在政治上相对边缘。不过托克维尔提醒:美国总统的权力大小,是和美国的国力成正比的。美国有条件不断成长,而且一定可以成长得比欧洲旧国家快。美国愈强大,就愈能介入、干预国际关系,就有愈多外交事务,美国总统也就跟着愈重要。换个方向看,当上了美国总统的人,如果想要让自己能拥有更大的权力,眼前随时都有诱人的选项,他可以选择增进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当美洲的老大哥;他也可以选择介入欧洲事务,或跟随着欧洲国家和亚洲、非洲发生关系。
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美国还是一个心态上极为封闭的国家。美国社会对外界有着强烈的拒斥,甚至恐慌。然而,从那时开始,美国的确如托克维尔预言的,一路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强,相应地,美国总统的权力也就愈形扩张。到20世纪中期,二次大战结束,冷战结构形成后,美国总统,不管选上的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必然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两个人之一,只有苏共总书记拥有跟他同等的全球性影响力,等到苏联瓦解,美国总统更是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最高层权力者。
托克维尔的准确预言,不是单纯建立在对美国的研究、了解上。更关键的是他的比较视野。在他眼中,美国的行政权发展,就和法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外交对美国联邦行政权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外交对法国行政权来说,却是最辛苦的挑战。
法国有太复杂的外交关系。有很多邻国,邻国发生的事,都可能立即影响法国。除此之外,法国曾经是欧洲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也使得它无法和错综复杂的欧洲事务拉开安全距离。法国既有路易十四的光辉,作为王政王权的典范,又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视为市民公民权利的代表。因而,欧洲任何地方牵涉王权与市民权的争执冲突,都宿命般容易扯上法国。
法国政府,不管哪种形态、什么人领导的政府,注定要为外交事务而疲于奔命。想要从外交中得到加分的机会渺茫,因为处理外交引起内外交煎、天怒人怨的可能性却很高。为了维系国家的存在,法国不能不保持在欧洲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可是大国地位带来的外交沉重压力,很容易就可以压垮一个政府、毁掉一个政治领袖。从这个角度看,法国的行政权相对是很难膨胀的,只会在颠颠踬踬中不断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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