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鲜卑汉化，发生在公元5世纪末，也就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从东汉时候开始，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就大规模向内地迁移。到了后来，从辽东一直到陇西的北方地区，到处都有鲜卑人在那里活动。鲜卑人以后又建立了政权。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鲜卑政权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尽管他们已经成了中原的主人，但鲜卑人还是固守着他们的习俗和传统。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的第六位国君，是献文帝的长子。孝文帝年幼的时候，是由他的祖母冯太后抚养的。冯太后还摄政了相当长时间，一直到公元490年，二十四岁的拓跋宏才开始亲政，他亲政不久就施行了一个大胆的改革——使鲜卑族汉化。
孝文帝为什么要汉化？因为鲜卑族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习俗，跟当时整个国家的文化格格不入。鲜卑族在保持自己习俗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顽固。公元277年的时候，鲜卑族首领力微的儿子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也就是人质，因为他做了人质，所以在晋朝生活期间有的习惯就受到了汉族人的影响。他回去以后，当着部下与酋长的面拿弹弓打天上的飞鸟，这引起了那些酋长的恐慌，他们认为这不是鲜卑的习俗，鲜卑人从来不用弹弓打鸟的。他们还认为太子的服装、神态已经跟南方人差不多了，又学了这个奇怪的玩意儿，如果让太子来继承王位，肯定会改变鲜卑的习俗，那他们这些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不如废了太子，然后选择留在部族中的其他人当首领，于是他们就把太子杀了。在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的时候，他们又把一个汉族大臣崔浩杀了。崔浩在编国史的时候，把一些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记在上面，并且刻在了石头上展示出来。鲜卑贵族认为这是“暴扬国恶”，就是把国家的一些不好的方面公开宣传。孝文帝时的北魏，一方面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南朝只能固守，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北方其他政权都被消灭了；另一方面，鲜卑族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没有办法融人中原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因此，孝文帝准备改革，也就是要推进汉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公开实现他的主张，而是采取了一些手段。什么手段？就是借口要出兵进攻南朝。孝文帝为了得到朝臣的支持，还是要制造舆论。
孝文帝知道，如果直截了当地提出汉化政策的话，在大臣中特别是鲜卑族的大臣中肯定通不过，所以他准备以南征为借口出动军队，然后相应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当时北魏的首都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这个地方比起北魏以前的首都即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来讲已经往南了，但是就北魏的全部统治区域来讲，还是太偏北了。当时的北魏已经基本上把领土稳定在黄河地区，有的时候甚至已达到淮河以北。跟北魏相对应的南朝，最强大的时候也只勉强到达黄河边上，一般只能守住淮河。南朝其实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孝文帝做出南征的决定，多少有点出乎大臣的意料。
孝文帝为了找到理由，首先在明堂举行斋戒，召集群臣举行一个占卜仪式。我们知道，古人往往很迷信，做重大事情之前都要打卦算命，早期经常拿一些龟板即乌龟的壳在火上烤，然后根据上面的裂纹来判断，当然也有其他方法。总而言之，是要通过这样的占卜来决定是凶还是吉。凶的就不能做，吉的当然就能做。当时是专门有入主持占卜仪式的，太常卿王谌就负责此事。王谌看了以后，说这是一个革卦。孝文帝一听，马上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所以这是再吉利不过了。大臣们知道，孝文帝打定主意要南征，当然没有人敢反对了。但偏偏任职尚书而且是宗室的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您继承了先皇的遗业，已经统治中原，这次出兵不过是征伐还没有归服的小邦，可是您得到的卦却是商汤、周武王的革命。这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一听，马上厉声说：“明明是‘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拓跋澄又说：“陛下登位已经好多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是虎变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啊。”孝文帝沉下脸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你这样做不是要动摇人心吗？”任城王也不买他的账，说：“社稷虽然是陛下您的，但我是社稷之臣，我岂能明知道有危险又不说话呢？”孝文帝只好忍住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来很隆重的仪式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其实孝文帝心里明白，任城王已经看破了自己的心思并不是真的要南征。
任城王是宗室，又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孝文帝赶快悄悄地把他召到宫里，对他说：“刚才在明堂上人多嘴杂，你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我只好假装发怒，让其他人不要再多说。你大概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现在我们就认真讨论一下。”孝文帝屏退左右，把自己准备利用南征迫使大臣同意迁都洛阳的计划和盘托出。孝文帝说：“这次行动的确很难，但平城不是统治全国的合适地方。平城周围都是我们鲜卑人，也没有办法移风易俗，所以我想趁机迁都中原。”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我们知道，历史上周公建了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汉光武帝取得成功后也没有继续在西汉的首都长安建都，而是迁都洛阳。所以拓跋澄赞扬孝文帝，这是好的计划。但孝文帝还有顾虑，他说：“现在我们鲜卑人死抱着旧习惯，留恋故乡，所以迁都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该怎么办？”拓跋澄就说：“非常的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只要陛下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得到了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又去找汉族大臣商议。这位汉族大臣就是尚书李冲，他也是很有计谋、很有实力的。孝文帝和他作了秘密部署，并让军队进行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经过充分准备，到了七月初十，北魏全国戒严，军队实行总动员，正式宣布南征。同时，孝文帝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和徐州一带征发民夫、招募士兵，做好战斗准备。
十天以后，孝文帝在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率领三十万大军从平城出发，浩浩荡荡南下。当时的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与南朝大致上是以淮河秦岭划界的，已经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双方都不想打破这一格局。所以孝文帝大张旗鼓实施这个军事行动，当然就引起了满朝文武的疑惑，也引发了大家的不满。从平城出发的时候，少数人就传出流言，说这一次实际上不是南征，可能要迁都。鲜卑的贵族们觉得从此要离开自己的故乡了，心里当然都不愿意。但是孝文帝下的命令是南征，而鲜卑族又习惯于东征西讨，而且将士们只能服从命令，所以也不好反对。
军队离开平城不久就遇到绵绵阴雨，经过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孝文帝率领的大军到达洛阳。当时阴雨不止，道路泥泞，到了二十八日，孝文帝又下令大军继续南下。第二天早晨，他一身戎装，跃马扬鞭，出了行营，早就等在那里的群臣一下子全部跪在马前，大家一边磕头一边请求停止南伐。汉族大臣李冲说：“现在天气不好，一直下雨，不适合南伐。”孝文帝批驳了他，但李冲还是接着说：“这次南伐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意孤行，如果一定要南伐，我只能死在您的面前。”孝文帝大怒：“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儒生，老是立场不坚定，我的刀斧是不会饶人的，你就不要说了！”孝文帝继续骑马往前。这个时候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和任城王拓跋澄这些宗室一起跪下来痛哭、劝阻。孝文帝对群臣说：“这一次我做了大规模的动员，总不能一点成果都没有吧！否则我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就这么回去了，将来历史该怎么写呢？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方荒漠之中，难道他们就不想南迁来中原享受这无穷无尽的幸福吗？难道只有今天的人才动了这个脑筋吗？只是因为当时条件还没有完全齐备罢了。现在我要是不南伐，就应该把首都从平城迁到这里，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就这么定下来了，不要再拖延时间。你们赞成迁都的人统统往左站，不赞成的人往右站。”
孝文帝满以为他说了这番道理，又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群臣都会赞成。不料安定王拓跋休带头向右边走去，还有几个人跟着往右边走。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南安王拓跋桢站了出来。拓跋桢在此之前因为被查出贪污，所以临时把他爵位取消了，现在他一看立功的机会到了，赶快站出来大声疾呼说：“做大事的人，不要跟一般人商量，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成非常之事，迁都一事对于我们绵延王业、选择中心地带是必然的措施。以前周公就是这么做的，现在陛下这么做了，再合适不过，天下还有什么比首都更重要的，人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我请求立即停止南伐，迁都中原，上使陛下安居，下使百姓放心。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百姓的幸福啊！”如此一来，早有准备的一批大臣高呼万岁，大家都往左边走去。孝文帝趁机宣布，既然大家都支持，现在就下令迁都洛阳。在拓跋澄、李冲这些人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孝文帝打赢了第一仗。公元494年10月，孝文帝正式迁离平城。为了鼓励百姓南迁，孝文帝又颁布了南迁百姓免除三年租税的法令。
到了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九月，皇族和文武百官已经全部迁入洛阳，历时两年的迁都基本完成。迁都的过程中是不是一直就那么太平呢？这中间还有几个小故事。
就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他的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死了。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那些宗室重臣趁机联合上书，要求孝文帝回到平城去参加冯熙的丧礼。孝文帝当然明白，刚刚迁都洛阳，如果这时候又回到故都，那不是明白传递给大家一个信号吗？所以他就说：“你们出了这个主意，是要‘陷君不义’，让我上当。”于是下令给这些人革职处分，同时他下令派特使到平城，把冯熙的灵柩迎到洛阳安葬。
在迁都已成定局的时候，孝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彻底的汉化措施。首先，他在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初二，下令禁止士民再穿“胡服”，也就是鲜卑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而都必须穿汉服。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赵武灵王要求改穿胡服。为什么这时鲜卑人要改穿汉服、不许穿胡服呢？其实孝文帝这个时候面临的形势和赵武灵王根本不同。赵武灵王那个时候正在学胡人的骑射，要实行改革。孝文帝希望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习汉人的文化，所以下令不许再穿胡服。鲜卑人当然不愿意接受，但一般人也只好服从，而那些势力强大的宗室、名分高的长辈就公然对抗。比如说东阳王拓跋丕就公然穿一身胡服，拒绝更换汉服。到了来年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在朝堂召集群臣，他问：“你们是希望我超过商朝、周朝呢，还是希望赶不上汉朝、晋朝？”咸阳王拓跋禧赶快回答：“我们当然希望您超过以往所有的帝王。”孝文帝又问：“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呢？”大臣回答：“当然应使圣朝的治理日新月异。”孝文帝再问：“是只顾自己一代呢，还是要传之子孙呢？”大家回答：“当然要传至百世。”于是孝文帝说：“那么好，那就得改革，你们不能违抗。”大臣又说：“上令下从，谁又敢违抗呢？”
既然如此，孝文帝正式宣布了又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从即刻开始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正音。用今天话说，就是要讲“汉语普通话”，其他的鲜卑话一律不许再讲。这项命令实行起来确实比较麻烦。大家知道，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你叫他不讲，马上学汉话，不是那么容易的，还要讲中原的正音，那就更不容易了。孝文帝也提出了缓冲的措施：三十岁以上的人，可以慢慢改；三十岁以下的，又是朝廷现职官员的，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果故意不改的就要撤职查办。这就逐渐从年轻人影响到年纪大的，在正式场合大家就通用汉话了。
这时候有一位广川王病死了，因为他的夫人在他之前已经死了，并且葬在平城，所以有关部门就广川王应该葬在什么地方提出请示。夫人已经葬在平城了，广川王又是平城过来的，根据原有的习惯，也要葬到平城去。趁这个机会，孝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已经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今后全部葬在洛阳的邙山。丈夫以前死了葬在平城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但是如果丈夫是死在洛阳的，那就不准再回到老家去跟妻子合葬了。孝文帝又在六月十九日下诏：“凡是迁到洛阳的百姓，死了以后也统统葬在河南，不得再葬到北方。”从这时候开始，南迁移民的籍贯都改了，改成河南洛阳，所以在中国南方的人中祖籍是河南洛阳的特别多，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也许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鲜卑人，只是因为鲜卑人迁到河南以后把籍贯统统改掉了。
孝文帝觉得这样的汉化速度仍然太慢，又下令自己的宗族要和汉人通婚。他下令把北方汉族中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女儿统统送进后宫。李冲是陇西的大族，即陇西李氏，与几个鲜卑的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又特意把李冲的女儿纳为妃子，同时下诏自己的六个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汉族的大家如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在这以前，鲜卑族其实已经开始跟汉族通婚了，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是像这样大规模普遍通婚还是从孝文帝时候开始的。鲜卑族皇帝家里的宗族经过这样通婚以后，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当然也不再有纯粹的鲜卑血统了。
到了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采取了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宣布将他本家拓跋氏改姓为元，连姓都改掉了，而且命令所有的大臣，包括鲜卑族和其他北方的一些民族，统统改姓。拓跋也有改姓为长孙的，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等等。后来有的姓刘的都以为自己是刘邦的后代，但事实上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鲜卑人改过来的。鲜卑人的姓氏改了以后，再加上通婚，又穿上汉人的服装、说汉话，慢慢地，民族之间的界限就消除了。今天鲜卑族还有没有呢？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大家已经只知道姓元的出了一些名人，但是没有人再把他们看作另外一个民族了。
今天我们讲这段历史，好像是顺理成章，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如何学习文化先进的民族，看似这个过程很平静，但实际上在当时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相当困难的。他需要超常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也需要巨大的勇气，甚至准备付出代价。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暗流在秘密地酝酿，企图阻挡这一潮流。阻挡他的人中间有他的宗室重臣，甚至有他的儿子。
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可谓大刀阔斧，剧烈的改革政策推行下去，自然不可能完全顺利，但是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然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孝文帝的这个儿子不喜欢念书，身体倒是长得高大肥壮，他到了洛阳就嫌那里的夏天太热，想回到平城去。孝文帝赐给他的汉服，他也不穿，经常偷偷穿上胡服。他的老师高道悦多次规劝，他非但不听，反而恨得要命。有一次孝文帝到嵩山去了，元恂就和左右密谋，在宫中把老师高道悦杀了，又从牧场调来了马匹，准备奔回平城。
洛阳附近怎么会有牧场呢？原来当初迁移的时候，很多鲜卑人反对，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首都迁到洛阳了，但洛阳这一带没有马。作为游牧民族的鲜卑人不能养马怎么办？孝文帝就采取了一个措施，把洛阳附近的大片农田变为牧场，就地养马。当然，这些马后来还是养得不大好，毕竟换了一个地方，洛阳附近的气候条件跟北方不同，但孝文帝还是做了努力。
孝文帝的儿子就从这牧场偷来了马匹，准备奔回北方，但是领军元俨发现了他的这一举动，就严守宫门将他堵住。孝文帝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马上赶回洛阳。回宫以后孝文帝亲自询问，还和咸阳王元禧两个人一起动手打了他儿子一百多板子，然后把儿子关了起来。到了当年闰十一月，孝文帝决定“大义灭亲”，他发布命令说：“这个孩子今天如果不处置的话，将来就会成为国家的大祸患。我死了以后，恐怕就会像西晋末年那样造成‘永嘉之乱’。”于是下令把太子废为庶人，并且加以监禁。其实在迁都之初，反对派就想把太子挟持到平城，然后起兵封锁恒山一带的关隘，割据雁北，废除太子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孝文帝南迁以后，更加重用中原的士大夫。
当时鲜卑的重臣穆泰奉命担任定州刺史，管理今天河北定州这一带。他以自己一直生病、天气太暖的地方会加重病情为理由，向孝文帝提出要改做恒州刺史。恒州刺史办公的地方，就是原来的都城平城。孝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原来的恒州刺史陆睿跟他调换。穆泰到了平城，而陆睿又没有离开，他们一起策划准备发动叛乱。他们还秘密串联了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的镇将元业还有骁骑将军元超，都是元氏，其实就是原来拓跋家族的那些族人。他们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盟主。当时陆睿还有一点顾虑，说洛阳方面没有什么机会可乘，所以劝穆泰慢慢行动。而元颐假装跟穆泰等人结盟，实际上秘密派人到洛阳告密去了。孝文帝就请任城王元澄抱病北行，相机行事。穆泰他们只顾率军队跟阳平王汇合，却没有守住雁门，所以元澄带了骑兵日夜兼程赶到平城，迅速瓦解了穆泰的党羽，把穆泰、陆睿等一百多人抓了起来。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二月，孝文帝亲自赶到平城，将穆泰等人判处死刑，让陆睿在牢中自杀，还将实际上支持叛乱的新兴公元丕削爵为民，迁往太原。
为了使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和他们的质子初步适应南方的气侯，孝文帝也做出了让步，同意他们秋天在洛阳生活，夏天则返回北方的部落。毕竟洛阳这一带是黄河下游地区，跟北方草原的差别比较大，所以孝文帝也同意那些少数民族的酋长有一个过渡。
到了三月，孝文帝从平城返回洛阳，中尉李彪派人送来密表，控告废太子元恂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就下诏让元恂服毒酒自杀。其实，那个时候的元恂只有十五岁，事后也证明他在被废以后已经相当悔悟，经常一个人读佛经寻求解脱，这件事显然是李彪等人要陷害他。为什么呢？因为李彪等人害怕元恂不死，万一将来太子恢复了地位或者掌了权以后，对他们这些人没有好处，所以元恂不过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杀老师、准备逃回平城的时候只有十四岁，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可能行为很率性，不会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
作为孝文帝，他没有办法，为了防止反对派利用他的儿子，为了坚持他的改革，只能付出赐死亲生儿子这样的代价。
孝文帝的迁都以及他的汉化改革取得的直接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使上百万鲜卑人和北方非汉族的移民迁到了洛阳，迁到了黄河流域，使洛阳真正成为了北方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由于北魏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时的洛阳实际上是亚洲的一个中心。鲜卑人这种改革的精神，这种新兴民族的朝气，加上华夏诸族积累起来的悠久文明，共同促成了非常强盛的北魏文明，这也为以后盛唐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鲜卑文化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其精华也已经成为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人这样主动汉化，一定程度上也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者说胡化了，其实这个结果是互相的，并不仅仅是鲜卑人受到了汉族的影响。
这个阶段留下来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现在我们看到的洛阳龙门石窟这样辉煌的艺术，就是在原来北魏首都平城附近云冈石窟的基础上的巨大发展。北魏文明不仅在当时远远超过了南方的文明，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融合了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艺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所以，北魏后期去过北方的南方人无不惊叹北方文明的程度。
永安二年也就是公元529年，南朝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鲜卑贵族元颢回洛阳，当时本来希望把元颢作为代理人送回去争夺政权，但是失败了，陈庆之只身逃回南方。其实这个时候北魏的国力已经过了巅峰期，比较衰弱了，而且洛阳经过前不久的“河阴之变”，已经远远不能与全盛时候相比了，尽管这样，陈庆之回去以后，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大意是：“自从东晋宋朝以来，大家都说洛阳一带已经荒芜了，都以为长江以北已经被夷狄这些少数民族占据了，但是我最近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士族、礼仪文明都还在中原，洛阳的富盛，人物的杰出，我真是眼睛没有办法分辨，口头没有办法传达。古人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就是指今天的洛阳。这就像登上了泰山然后再看那些小山，渡过了江海再看湘水、沅水。对北方人实在必须重视啊！”南方这样一个有地位有文化的人，到了北方看到已经不是最繁盛时候的洛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所以可以这样说，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洛阳的文化以及鲜卑族所形成的文化已经大大领先于南朝。
那么鲜卑本身呢？应该讲也是改革的受益者。拓跋氏改姓元，元氏家族尽管经历了后来的尔朱荣之乱，又经过东魏、西魏的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魏以及西魏屡次的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是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元氏有不少杰出的人物。唐朝那些姓元的人，都是拓跋氏的后代。比如唐朝就有一位神童叫元希声，北门学士中有元万顷，名人中有元德秀、元集虚，学者中有元行冲，还有著名诗人元结、元稹。元稹是与白居易齐名的，二人并称为“元白”。一直到金朝末年的时候，北方还有一位大诗人叫元好问。这些人都是拓跋鲜卑族的后代。
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后来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成了汉族的一部分。正是由于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断加入为汉族持续注入新鲜的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今天汉族能够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应该讲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从鲜卑族本身来说，尽管它从此不再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存在了，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我们中华民族固然应该纪念华夏诸族的祖先，但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的先人在内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记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就是后来改称元宏的这样一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英雄。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的、积极的、主动的。孝文帝并没有遇到什么风险，也没有面临南方或者华夏诸族的太大压力。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中的君主也不乏汉化层次很深的。比如建立汉政权（后改称赵，史称前赵）的刘聪、刘曜，建立前燕的慕容魔、慕容皝，建立前秦的苻坚，建立后燕的慕容垂，这些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力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的界限，他们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孝文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得不杀掉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果。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孝文帝或许会被有些人当成千古罪人，为什么呢？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的语言、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就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是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了。尽管今天的专家学者可能还能复原出鲜卑文化的某些片断，但是毕竟没有办法再见到它的全貌了。所以，要是孝文帝不实行改革，不主动改变鲜卑的血统、姓氏、文化、服饰，或者他们宁可放弃中原的物质文明，率领部族重回沙漠、草原，也许到了近代，我们还能够在蒙古高原或者大兴安岭中发现一个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
或许有人会认为，鲜卑族的灭亡应该归咎于孝文帝。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两难的问题，落后的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究竟应该做出什么选择？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诸族一直是一个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对于其他民族来讲，要想“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学习华夏、学习汉族，就是所谓的汉化。当然，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历史传统的不同，有一些民族想汉化也未必能汉化得了。但是，除了学习先进以外，恐怕对其他民族来讲，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不要说在今天中国境内的民族，就是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一方面“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持本民族的习俗而不完全汉化。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可惜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我们知道，除了像孝文帝这样个别的君主以外，其他大多数的非汉族君主都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民族的习俗，或者对汉族文明有所选择地吸收，但是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不妨举几个例子。比如辽朝，契丹人在立国初期曾经坚持实行“捺钵”制度，就是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皇帝在不同的地方搭帐篷生活或者办公，以保留游牧民族的习俗。同时，另外设立固定的首都来管理汉族和农业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辽的首都从上京搬到了中京。上京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已经到了内蒙古宁城县西的大明城。到了后来，实际上辽的王公贵族更喜欢住在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契丹人还想保持原来的制度，但贵族们不断南迁的步伐已经挡不住了。
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是这样。迁入黄河流域以后，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至于皇帝多次下诏禁止太子、诸王学习汉人的风俗，让他们一定要学习女真文字。因为皇帝看到自己的子孙连女真文字都不懂，气得骂他们忘本，但还是无可奈何。到后来，金朝皇帝本人也都一个个学习诗画。
满族入关以后，为了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也是煞费苦心，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将东北边外设为“龙兴之地”，立为禁区，在那里设置猎场，皇帝每年要带部下到那里去打猎。同时，禁止满汉通婚，坚持使用满族的文字、姓氏。但是我们看，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已经不愿意回到关外去了。有的在关外有田庄，但已经雇了人到那里帮他管理，自己就不去了。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够骑马射虎，还经常去围猎，以后的只是去避暑也不再打猎了。到了后来，八旗兵操练的时候有的都上不了马，得让别人扶上去，拉不开弓，想要拉开也要别人帮忙。满族的姓虽然还保持着，名字却早已汉化了，大家只记住了他们的名。等到清朝江河日下，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也开禁了，到最后剪辫子也合法了，还有多少传统保持得住？等到清朝灭亡，大多数满族人纷纷改用汉姓。
可以这样说，两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当然，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都已经知道，要尊重不同的民族，要保持民族之间的平等。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孝文帝的时代形势是完全不同的。融合的代价，经常是生命财产的损失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应该说走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我想，他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同样也是拓跋鲜卑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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