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中国人有两句话，一句是“生不立传”，即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别忙着给他写传记。为什么？因为好多事都弄不清楚，而且只要人还活着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改变。还有一句话是“盖棺定论”，也就是一般说来，等到这个人死了，棺材盖子往棺材上一盖，就可以给他定论了。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不要说棺材盖子盖上，有的人死了多少年还可能给他翻案。什么道理？因为评论一个人首先要根据史实，但并不是说他生前或者死了以后有些事情马上就能弄清楚。还有，同样一件事会有不同的评价，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变了，评价也可能改变，所以并不是说盖棺就定论了。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人，他就是生活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五代十国在唐朝灭亡以后到北宋建立之前，五十多年间换了五个朝代（梁、唐、晋、汉、周）。除了这五个朝代以外，北方还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同时还存在着十国。如果把所有的分裂割据政权算在里面，还不止十国。除了国内的冲突以外，还有民族的冲突，比如当时契丹人对于汉族来讲就是异族。实际上，建立梁、唐、晋、汉、周的不都是汉人，其中好几个朝代的建立者是沙陀人，也就是突厥人的一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冯道做了几朝的宰相，并且一直活到七十三岁，在五代这样的乱世实属不易。所以，有人称冯道是不倒翁，他也一度自称“长乐老”。在冯道刚去世的时候，包括修《旧五代史》的时候，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他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欧阳修强调读书人要讲气节，而冯道把气节都丧尽了，因为他历仕四个朝代，在六个皇帝手下做过宰相。用现在的话讲，不就是有奶就是娘吗？一点气节都没有。欧阳修把冯道贬得很低，认为这样的人不足挂齿。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赞成这样的说法。但是慢慢地，随着对历史了解的增加，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该怎么来看冯道？首先还是要看基本的史实，冯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事。
冯道生于公元882年，公元954年因病去世，瀛洲景城人，也就是今天河北交河东北这一带。唐朝末年，他先投奔了刘守光，做了参军，也就是秘书。刘守光败了以后，又改投河东的一个监军张承业，在张承业手下当巡官。张承业看他文章写得好，品行端正，就把他推荐给了晋王李克用。李克用是沙陀人，前面已经说过，沙陀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但李克用已经在中原呆了不少时间，而且因为对唐朝有功，被赐姓李，这意味着他和唐朝皇帝是一家人了，所以李克用的后代建立的朝代就还沿用唐的名称，历史上叫做后唐。冯道投奔李克用之后，担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的时候，冯道任户部尚书，这就正式踏上仕途了。到明宗的时候，冯道已经担任宰相，成为文官中最高的一位。之后石敬瑭取代后唐建立后晋，石敬瑭和他儿子在位期间，冯道继续担任宰相。契丹人灭了后晋，他照样担任太傅。刘知远建立后汉，他担任太师。后周取代了后汉，他依然担任太师。冯道一直是文官中最高级别的官员。周世宗柴荣要出兵征北汉，冯道认为没有把握，所以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不让他跟随军队一起出征，让他负责监修周太祖郭威的陵墓。当时冯道已经病了，郭威的葬礼完成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但依然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一个文官被追封为王，说明他当时的声望的确很高。
冯道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五代末年到北宋初，世人对他的评价一直还是很高的，当时修的《旧五代史》中基本上把他看作是正面人物。但之后到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对他的评价就不同了，欧阳修称他无廉耻。但有一点，就是欧阳修对冯道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否认。也就是说，尽管对冯道的评价不同，但《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所记的冯道的行为基本是一致的。他的行为怎么样呢？说他很刻苦，生活方面非常节俭，在军中当秘书的时候住在草棚里，也不用床，就睡在草上。他的俸禄是和自己的随从、仆人一起花的，跟他们吃同样的伙食也毫不在意。在当时那样的乱世，有一次有将士抢到了美女，非要送给冯道，他当然不愿意，实在推不过，就另外找一间屋子把那个美女养着，等找到她的家人以后，再把她送回去。冯道的父亲去世了，根据当时的规矩，他要辞职回乡。回到老家的时候，正好遇到大饥荒，冯道家里多少有一点钱财，他倾尽所有去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他倒也是能文能武，这些活都会干。冯道看到有些人家里农田荒芜是因为饿着肚子或者家里人死了而没有办法耕种，他就夜里悄悄帮人家耕种。主人知道以后登门感谢，他却说这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都是应该的。又因为他当过官，地方官就给他送礼，但他一概不收，可见冯道个人品行的确是很高尚。
冯道当官的时候也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对统治者提建议。后唐天成年间，局势比较稳定，相对风调雨顺，冯道这个时候反而对皇帝讲了一段他的经历。他说自己之前曾出使到中山，经过太行山中间井陉天险的时候，因为害怕马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所以小心翼翼紧紧握着缰绳，倒没有出事；但后来到了平地，没有什么顾虑了，结果突然之间从马上跌下来受了伤。冯道的意思是说，在危险的境地因为考虑周到，反而比较安全；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却因放松警惕而易发生危险。所以他提醒皇上不要因为现在丰收又没有战事就纵情享乐。皇帝听后又问他，现在丰收了，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呢？冯道就说，粮价高了百姓买不起饿肚子，粮价低了农民的粮食不值钱也会受到损伤，历来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临河县向皇帝进献了一个玉杯，上面刻着“国宝万岁杯”。皇帝当然很喜欢，拿来给冯道看。冯道却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珍视的是无形的宝。皇帝就问他，什么叫无形的宝？冯道说，仁义才是皇帝的宝，接下去又讲了一番关于仁义的道理。后唐皇帝唐明宗是一介武夫没什么文化，冯道讲了一番后，他还不太懂，又不好意思多问，只好之后又找了其他文人给他作了一番解释，这才多少明白一点道理。冯道担任宰相以后，凡是有抱负、有知识、没背景的人都尽量提拔重用，而唐朝末年以后留下来的那些世家显贵或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他抑制或者受到冷遇。关于这一点，不同的史书里都是一致肯定的，可见这基本上都是事实。后唐明宗时期，冯道还利用他掌握的实权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把原来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统统雕版印刷，根据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发行。当然，这也是由于当时中国的雕版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在五代这样一个乱世，居然还能完成这么大的文化工程，应该肯定它的历史贡献，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宰相冯道。
大家可能说冯道这个人的人品倒是不错，也做了不少好事，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称他“无耻”呢？连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的时候也骂他是“奸臣之尤”，意即奸臣里最厉害的。即使是对他基本肯定的《旧五代史》，一方面赞扬他的品行如同古时候那些了不起的人，深得大臣之体，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说他一生侍奉了四个朝代，做了六个皇帝的宰相，能称得上忠诚吗？我以前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书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批判冯道，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话单独来看都对，但是要是联系冯道所处的实际环境的话，恐怕还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欧阳修对冯道提出批评时大义凛然，但我们知道欧阳修生活在一个承平之世。宋太祖赵匡胤曾定下规矩，要优待士大夫，所以整个宋朝读书人的待遇都很好。宋朝基本上很少杀官吏，做官的如果犯了罪，最多流放到南方或者海南岛，一般是不判死刑的。对一些犯错误官员的惩罚往往只是降职，调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欧阳修几经沉浮，还能够官居一品，死了以后还被赠予“文忠”的谥号。但问题是如果欧阳修也生活在五代的话，他会怎么办？五代时期的君主、朝代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所以欧阳修对冯道的道德审判恐怕没有放到冯道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中加以考察。与欧阳修相比，冯道是非常不幸的，他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最频繁的时期，他的仕途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还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总共十个皇帝，历时三十一年。也就是说，他差不多平均每隔六年要侍奉一个新的朝代，这些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后唐明宗和后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活在康熙、乾隆年间。三十一年甚至还不到皇帝在位时间的一半，更不用说改朝换代了。而这几个朝代基本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则是趁乱入侵。十个皇帝中除了个别稍微像样些，大都劣迹斑斑，可以说都是暴君、昏君。比如说晋高祖石敬瑭，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的“儿皇帝”，他为了自己能当皇帝，不仅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而且认比他年纪还小的耶律德光做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皇帝都是“乱臣贼子”、“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统治了天下，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把他们列入本纪。本纪就是正史里写皇帝的部分，所以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那十个皇帝虽然大都昏庸无道，但是他们曾经是天下的统治者。所以说，当时的冯道又能怎么办？除非做隐士。诸葛亮有一句话叫“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最终诸葛亮还是没有苟全，他也出仕了。若真是一直苟全下去，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个冯道。所以即使乱世亦出仕，毕竟治理国家的事务总归要有人去做。如果当时有本领、有品德的人都苟全性命到桃花源去了，难道这个天下真的要全部交给那些“乱臣贼子”，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吗？难道就让刽子手来管理天下吗？
欧阳修在批判冯道的时候，对比树立了另一个典型。我当时看了这一段话感到毛骨悚然，为什么？这个典型实在太厉害了。欧阳修说五代的时候，跟冯道同时的一个山东人叫王凝，在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做官，是虢州的司户参军。他在任上死了，因为没有什么积蓄，他的妻子李氏就带着儿子把他的遗骸送回故乡。当李氏带着孩子走到开封的时候，到一家旅馆去投宿。店主看她只身一个女人，又带了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看天色已晚，怕带着一个孩子到外面不方便，所以不肯走。店主人就拉着她的手，要把她拖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够守节，这只手难道可以随便让人拉的吗？这已经玷污了我的身子！”所以马上抢过一把斧头把自己的手砍断了。围观的路人对她都表示赞扬。欧阳修明知道这件事未必是真的，也许只是一篇杜撰的小说，但是却评论道，一个女人尚且这样，冯道难道就不能自爱吗？从李氏这个例子我们不禁会想，虽然欧阳修赞扬她这么做有廉耻之心，但像李氏这样宁可砍断自己的手臂也要守住所谓的“节”，究竟是不是值得？另一方面，如果欧阳修要求冯道以及当官的人都学李氏的话，那么我们算算看，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一直到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五十多年间如果大臣只忠于一个皇帝，或者忠于一个朝代，那么至少要自杀六次，这样恐怕到宋朝开国的时候，文人都死光了。欧阳修如此批判冯道，他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宋史·欧阳修传》里提到，他几次被人诬蔑，他有什么反应呢？最多也只是要求辞职，并没有像他讲的效仿李氏那样断臂，或者以死明志、以死守节。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实一点来看的话就应该明白，冯道处在这样一个乱世中，他如果要负起作为一个官员的责任的话，恐怕没有像欧阳修事后指责的那么简单。
冯道的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人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冯道做过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宰相。石敬瑭为了讨好契丹，派冯道出使契丹，认为只有冯道这样地位声望的人，才能够到契丹完成任务。冯道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知道不去是不行的，所以索性表示心甘情愿。到了契丹，契丹皇帝想让他留在契丹，问他愿意不愿意。冯道话讲得很漂亮，他说：“南朝是子，北朝是老父，对我来讲都是主子，没有什么区别，要留就留吧！”实际上他是不是真想留在契丹呢？冯道把契丹赏赐给他的东西统统都卖了用来买炭、买柴，对别人说北方冬天太冷，老年人受不了，所以多备一点木炭，多打一点柴火，看上去他好像要长期住下去了。契丹皇帝后来同意他返回了，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来，三次都被契丹皇帝拒绝，之后他又拖了一个多月才慢慢上路，路上边走边歇，走了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跟着他的人表示不理解，问他：“得到命令可以离开了，逃之唯恐不及，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冯道说：“走得再快有他们的骑兵快吗？”要说冯道心甘情愿留下为契丹服务这倒未必，这不过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了晋朝后，辽太宗耶律德光到了开封，召见冯道。见面后耶律德光问他：“你为什么会来见我啊？”冯道倒回答得很干脆：“我手里无城，没有根据地，也没有兵，怎么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他：“你是一个什么老东西啊？”冯道就回答：“我无才无德，又蠢又顽固，就是这么一个老东西。”耶律德光听了以后转怒为喜，说：“既然这样你就继续担任太傅吧。”有一次，耶律德光又问他：“怎么才能解救天下老百姓？”冯道说：“现在就是佛祖在世也救不了，只有靠皇上您了。”尽管冯道服从了契丹人，但是应该承认，由于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多少缓解了契丹残暴的举措，使他能够在暗中保护汉族的士人。后来契丹人决定撤退，把冯道和其他汉族大臣一起统统带走。冯道被迁到常山后，发现有不少中原士女被军队掠来，于是就拿出钱，把她们都赎出来暂时寄养在尼姑庵，为她们寻找到家人以后再把她们送回去。不久，耶律德光死了，汉人军队起来反抗辽兵，冯道就到战地去慰问将士，使军心大振。以后失地收复了，汉族军民也渐渐安定了下来。
对上述这些事情怎么分析呢？当然，我们可以批评冯道出使契丹或者为了贪图后晋的爵禄而应辽主之召到开封是与敌为伍的行为，但不能说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当时契丹军队只占领了开封这一带，他自己如果不到开封去，并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以他的身份，如果去投奔其他的割据政权，肯定也会受到欢迎。但他冒着风险从敌人还没有占领的地方到被敌人占领的首都去，直接跟对立政权的将领打交道，这说明什么？当然，当时也有一批文武官员“卖国求荣”，争着当儿皇帝、孙皇帝，对辽国唯命是从，也有人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横财。比较起来的话，冯道虽算不上是大智大勇，但他的作为毕竟对局面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像冯道这样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在乱世到底应该如何处事？这也是长久以来这么多人试图通过冯道来寻找在乱世为人处事道理的原因。
一个人处在乱世，应该怎么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怎么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司马光和欧阳修认为，“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这就是说，皇帝如果有过错，一定要跟他争论，一定要使他有所认识；等到国家即将败亡了，那就要为他效忠，这样才算忠。但是他们也知道，唐朝以后出现了五代的乱世，“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臣子、知识分子一次次为尽忠而死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比较讲道、有道，能够治理，那么就出来做官；当这个国家无道、不讲道理，乱了，那么就应该隐居山林，或者在下面做一个小官。根据这个标准来看冯道，无论邦有道还是邦无道他都不隐，一直在做官，而且不做小官，都是做最大的官，这就不行了。我们想想看，他们这些话有可行性吗？在乱世之中，有几个人可以安逸地做隐士，没有钱、没有势、没人保护，隐得了吗？在专制社会里，皇帝跟统治阶层会让你隐居吗？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创造一条新的法律，说士大夫如果不愿为皇上所用，可杀头、灭族。也就是说，士人连选择不合作的自由都没有了。天地虽大但能躲到哪里、隐居到什么地方去呢？再说，大官跟小官有没有严格的区别、本质的不同呢？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不是失节了吗？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乱世无论大官、小官都不得不服从现实，大官要做的事小官往往更加推辞不掉，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相反，在这样一个时代，百姓要继续生活，社会的秩序还要维持，像冯道这样的人，尽管他不具有道德榜样的力量，但是如果在不脱离当时实际的情况下，我们对他的行为还是应该予以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当然，对冯道这个人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有关他的道德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事实，首先要看他做的是什么事，看他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冯道晚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长乐老自叙》，他在文中说：“我不能为皇帝实现统一、安定八方，有愧于我历来担任的这些官职。”他说这话，可见他对自己也不敢充分肯定。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这样的乱世，冯道这样的人是不是一无是处呢？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不是有更好地消除当时社会矛盾、为百姓服务的办法呢？这也是我举出冯道这个例子来跟大家一起分析探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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