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的生活新的向往

    如今有些青年学子，对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些隔膜，为什么那些最杰出的科学大师（如中国导弹之父），放弃优越的环境，历尽千辛万苦，从海外归来？为什么最杰出的学者诗人（如闻一多），不惜为国为民献出生命？为什么有人受尽冤屈也永远执着于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奉献到底？他们绝不是现在在银屏上习见的某些拖着辫子屈膝称臣的人，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代知识分子，承传着中华几千年文明的薪火，他们饱受弱国弱民的屈辱，追求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的梦想。为了这，他们不惜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新的生活给祖棻带来了新的向往。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珞珈山有两天还是真空地带——国民党军队望风南逃，人民解放军还没来得及接收这郊区的学府。过了两天，一位在30年代因“爱国罪”几乎被武汉大学开除的学生潘琪，才步行到学校，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便条，代表中南军政委员会从他原来的校长手里接收了武大。

    祖棻当时在上海还在为那块遗在腹中的纱布开刀治病，她亲见了上海解放时，陈毅率领的大军秩序井然地进入市区，夜晚就睡在马路两旁的屋檐下，对市民秋毫无犯。在她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数十年的亲身阅历中，她从没听过和见过这样的军队。她虽然是病体衰弱，心情却有极大的改变。所以稍能行动，就回到珞珈山，扶病参加学习，勉力投入妇女工作团号召的各项工作。新的生活在召唤她，她甚至想簪花打扮一下，有时还过汉口去看看新上演的话剧、歌剧。从前千帆咏叹的“风雨闭门君独卧，江湖乞食我长饥”的日子永远过去了。

    1952年，她健康状况稍好，应邀回苏州在苏州师范学院［55］任教，忙着把积累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三年以后，又调到南京师范学院［56］和武汉大学。直至“文化大革命”为止，共主讲中国文学史、古典名着选读、历代韵文选、元明戏曲研究、唐人七绝诗等课程。因她在词的研究上的特长、她又曾为研究生、青年教师讲过宋词、关汉卿研究等课。

    她有求必应，认真负责。在朱丝栏的稿纸上恭笔、正楷写满了她精心撰述的讲义。

    她的弟子门生可以说满天下，从事教学颇着成绩的也大有人在。

    回忆起沈先生的讲授时，都不得不承认这几件事：一是再也没有听见过比她的更完美动人的讲课；二是永难磨灭淡忘她讲课时的音容；三是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她那种境界。

    她资质清秀，服饰素雅，给人想见“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姿容，她的苏州京白，温润清亮，从容中节。特别在诵读古诗的时候，最能使听者领会中国韵文文学声情并茂的音乐美。她的眼波流转，与听众的心灵交流；鼻翼微微翕动，透露精神贯注的激情，有时在讲台略略走动，有时返身板书，一举一动都似与优美的古典诗歌相协调。

    她治学细密谨严，又深味创作的甘苦。她用真挚恳切的心和咳唾成珠的口，将学生导入诗歌的美的殿堂。一首绝句，一首小令，二十几个字，讲两个课时，自始至终牢牢吸引着人的注意力。再到哪里去找得到这样的文学教师呵！

    她热爱教学工作，也无暇创作。她调回武大后，住的是学校汽车站附近的小楼。房子的格局，很像鲁迅先生在上海“且介亭”的故居，只是只有两层，那时就是武大的较好的教师住房了。千帆的父亲、继母、妹妹们都住在一起。女儿丽则活泼可爱，一家八口，生活比往日任何时期都好，一切都有了新的开始！

    千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文系主任。他素有很强的事业心和充沛的精力。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他亲自与教师交换意见，亲自面试学生，到武昌、汉口作通俗文学讲演。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除开了素所教的课程外，还新开文艺学等新课。他用工整优美的书法撰写了一本又一本的文学史讲义。他甚至不忘记过去的学生，托人远远地带了手稿去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

    但是，一个黑色的罗网，造成了成千成万的冤案。这对渴望伸展抱负、报效祖国的夫妇，陷入了他们毫未料及的劫数。

    “春风不度武胜关”，1957年武汉党报的头条新闻标题“揭露”了“右派分子”程千帆的“罪行”。

    千帆虽然明智过人，却仍然书生气十足，响应号召大鸣大放。他的察见渊鱼的目光和辩才无碍的口笔，都招来不祥的大祸。他自信太强，要求太严，不免招人嫉恨……至于这背后还有什么黑名单的数量任务，这不是普通人所知的。他当然被拔为更高的典型。也有人主持正义为他辩解，那当然又无一例外地被打入这“右派元帅”的麾下，在此后二十余年中，和他一样消磨折损自己的雄心壮志与聪明才智。

    有的则在改造地区“就地消化”。

    几十年过去了，不同角度的回顾反思有些也披露于世。谁是政治野心，权谋操作，利益争夺？至少在学院之中，难以指认。这些知识分子，当然有种种局限，甚至于恃才傲物，露才扬己，有学术偏见，宗师派系……但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他们毕生梦想的站立于世界之林的新中国，会给以最向往的“稷下”论坛的百家争鸣盛世。他们有些书呆子气的思维，没有想到“引蛇出洞”“罢黜百家”。

    世事的发展，有时无法控制，人性的负面，自己也难以逆料。

    左、中、右的概念，在1957年，没那么严重。虽有前苏联的布、孟之分，也没认识得那么清晰。可历史的悲剧是一戴上右派帽子，终生划入另册，九族沦为异类。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能重见天日！？

    谁要是寻出“反右”“文革”中的交待材料，当然还会发现“反动思想”证据确凿！这并不是说严刑逼供之类，而是说那些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文人，会自认家世血裔的剥削“原罪”，自由思想有悖于“舆论统一”的罪孽：像卢梭一样，挖掘内心。

    祖棻好似被五雷轰顶。她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蒙受过这样的羞辱。她的大门被白纸写的大字报糊满。素日亲近的同事、学生都“义愤填膺”地对他们反戈一击。那时的批斗虽然比起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来规模和气势都要小得多，但却给了她空前的打击。

    千帆不久便在峭风寒日中，驱往蕲春八里湖劳动，正是“黄尘扑地秋风起，倚杖荒原学喌鸡”（千帆诗中语）。有一次还掉落在长江中差点淹死。祖棻则要开始以“罪人”家属之身，走她的艰难的生活之路了。一走就是二十年。

    第二节 作古人知己 继先贤绝学

    中国人没有上帝。优秀的国学家，在西学传入后，能认清儒学被封建制度利用的现象，同时，也仍然认同孔丘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永恒价值。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书育人。

    祖棻不是“不读四书五经就不是中国人”的持论者。她甚至感到她一生钟爱的古典文学形式“词”，在新的时代表现现代生活和与人民对话的局限性。积弱的中国，要学习的新东西太多了！她自己放弃了“词”写作，也不要求学生写作。但是，中国文化的薪尽火传、形灭而神不灭的神圣责任，她永远也不放弃。

    祖棻仍然将全心全力投入人民教育事业中。她的教学科研成果，当时也未能出版。直至她身后80年代新时期后出版则大受欢迎，一版再版，印行数十万册。其中最主要的为《古诗今选》（与程千帆合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次印刷）；《唐人七绝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3月第1次印刷）；《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古诗今选》的选篇手眼独到和选诗后的案语简洁，科学性强，使人耳目一新诸特点，早已为世称道。现只说说其余两部书的高明之处。

    祖棻讲唐人七绝，真正做到了人所难言、我易言之，人所易言、我难言之。高度精炼而自然的唐人绝句，并不需要用于章句的疏通、节外生枝的添加。它需要坚实的考据、义理、辞章的全面素养，深入浅出地加以表达。一首绝句二十余字，祖棻胸中有生活经历，创作情怀，眼前所见之景，心中所有之事，有人物，有场景，有情节，有语言，所以才能使读者听者受到全诗的气氛、情调、画面，甚至是人物命运的感染，得到既透又活的印象。

    上课成了一种艺术欣赏享受。上课又培养了科学的治学方法。这些，都在书中留下来了。

    祖棻在《唐人七绝浅释》的一书中所体现的治学方法，主要有下列三点：（一）是探本溯源的宏观认识；（二）是触类旁通的比较方法；（三）是对古典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某些规律性的揭示。兹分述如下：

    （一）探本溯源的宏观认识

    祖棻并未加入“大跃进”中对七言四句体讨论的数百万言的大合唱（那时，似是全民都出口成章）。她在《唐人七绝浅释》的“引言”中简明扼要地廓清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比如追溯这种诗歌形式最早见于周代《逸周书》的《周祝》篇，它的起源并不迟于五言诗。下逮《汉书·东方朔传》的射覆辞，曹魏时的《行者歌》……她历举七言四句体在押韵方式和句中平仄安排的变迁，分析了唐代绝句的和声、造句的规律和绝句各种格式的谱例，详尽、准确，使人于数页篇幅之中，对绝句的有关概念，一览无余。她还澄清了明人以来流传至今的以为绝句是“截律诗之半”的错误说法。

    书中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统计，七言绝句共7070首，占唐诗21%强。她从这一文学史现象，探索这种体裁的发达在音乐上和文学的骈偶声律发展上的原因。由于它既有规律，又较自由，回旋动荡，多所变化，所以在它脱离音乐以后依然盛行。它“以最经济的手段来表现最完整的意见或感情见长”。与五言绝句相比，又更“显得委婉曲折，摇曳生姿，声辞俱美，情韵无穷，因而别有其动人之处”。“它所写的就往往是生活中精彩的场景，强烈的感受，灵魂底层的悸动，事物矛盾的高潮，或者一个优美风景的角落，一个人物突出的镜头。”祖棻如数家珍地列出唐人七绝名家：王昌龄、李白、王维、杜甫、王之涣、岑参、高适、贾至、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元稹、白居易、王建、温庭筠……具体分析他们的承传异同，显示了从宏观角度高度概括的识见。

    （二）触类旁通的比较方法

    这书在选诗之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引出别的唐人七绝或后代人七绝作为附录，加以比较、对照、衬托。比如题材相同的宫词，有孟迟、王建、天宝宫人等11首不同写法；立意近似的，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同情劳动者的七绝，有李约的《观祈雨》、杜荀鹤的《蚕妇》、来鹄的《蚕妇》、刘禹锡的《浪淘沙词》、孟宾于的《公子行》、白居易的《代卖薪女赠诸妓》；他们在思想上、写法上有共同点又可见出高低。又如在语言风格上盛唐与晚唐人的气象不同；在写作技巧上后人如何承传、脱化、创新，连类而及，广征博引，开人眼界，发人深思。没有读书万卷，寝馈其中的功夫，何能至此！

    特别是七言绝句可以极简约的字数，包含无穷的意蕴，它的艺术上的诀窍，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讲述，尤有启发性。如下列三首：

    夜雨寄北（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旅次朔方（刘皂）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州桥》（王安石）

    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沈祖棻从文学作品“精确而形象地描摹生活中的空间与时间及其相关变化”的常用手段说起。她说：但在七绝诗中，由于篇幅的限制，往往是就一时而写空间之殊异，就一地而写时间之变迁，来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刻画他的心情。至于将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交织起来，以更其复杂错综的地点时间来布局的，却很少见。

    是的，唐人佳作中“君向潇湘我向秦”“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名句，果然前者还是“就一时写空间之殊异”，后者还是“就一地而写时间之变迁”。本书这里录选的三首，表现手法却有所突破。沈祖棻分析说：李商隐一首是由现在的巴山想到将来的长安，刘皂一首是由现在的桑干想到过去的并州，同时也想到将来的咸阳。

    （王安石）这一首则只是由现在的金陵想到过去的开封……

    李商隐的立脚空间是巴山，时间却从将来的异地夜话，打了一个回环；刘皂的立脚空间是桑干河，时间却向过去的并州，与在并州时的思念的咸阳回溯了两层；王安石以水声月色的相同，让时间空间的相异交替对照，过去汴京踏月，似闻金陵水声，今日金陵水声月色之中，却话汴京当年之事。

    经过她的引导，我们可以理解时空交替回环的思绪。

    现在有些西方汉学家着意研究中国古诗中之时空关系，其实祖棻早着先鞭。

    （三）对古典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某些规律的揭示

    祖棻的书不同于别的唐诗分析书，主要在于她熟谙古典诗词创作规律，自己就是作家里手，所以能揭示奥秘，以“金针”度人，提高读者听者的欣赏水平。如她讲七绝章法的变化，不拘一格的创新，引俞平伯名言“文无定法”“文成法立”，让读者接受，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形成多义、多解，“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诗无达诂”的现象。讲景由心生的主观意象；讲以乐写苦，以静写动的反衬修辞方法……都阐释着真正是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

    这里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如她认为对于诗中的地理方位和距离不必“刻舟求剑”。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有的本子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因为黄河去凉州甚远。在那里，看得见黄河吗？祖棻说：“古人写诗，但求情景融合，构成诗情画意的境界……”有时并不顾及实际情形，她引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说：“……古人诗只取兴会高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

    次则因情敷采，在所多有。古诗词中常写华美的装置、器物、服饰，如果据以考证历史名物，常令人生疑。祖棻在讲王瀚《凉州词》中之“夜光杯”，说是指制作精美的酒杯。她说：大凡诗歌中所用的词和字，常常有基于艺术的要求而加以夸饰的地方，为的是增加声音、颜色之美，……读时不可以词害意，信以为真。

    根据诗歌来考证地理和文物，未免有败雅兴！毛主席诗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到底月球距离有多远？捉鳖用什么工具？

    再则诗文贵曲，亦可柔直成曲。她引袁枚《随园诗话》中语，证明这一规律。

    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孔子曰：“情欲信，词欲巧。”巧即曲之谓也。崔念陵诗云：“有磨皆好事，无曲不文星。”洵知言哉！

    读唐诗名作，往往为其天回地转、浮想联翩而目瞠心折。如果只是程式化、模式化，或观点在胸，求证随后，归结一统成了八股结构，也就不必作诗了。

    还有诗与政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应当正确地理解。

    书中在评连类而及的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和论李商隐《贾生》连类而及王安石的同一主题的七绝时，一再说：诗和政论中间，并没有隔着一座万里长城。有的诗，本身就是政论，但，它却是用诗的语言。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并不曾隔着一座万里长城，要想在创作过程中将两者完全加以区别和隔离，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这都是理论界争论未休的问题，祖棻远在此前已有这样简易豁达的通人之论。因为她不只从深知中国文学传统的三昧来说话，而且是以一个成熟、多产的诗人身份来说话。

    所有这些，只是为大学本科生而作，所以周振甫［57］先生盛赞说：“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确不可及，此书当再三读之。”（引自周振甫致沈祖棻书信）至于其中考定前人佚误，澄清历来的疑难，及细绎赠答体诗的源流种别等科学性的发明，就不胜枚举了。

    祖棻的《宋词赏析》久被专家盛赞。这里只摘录一点关于柳永、晏几道、周邦彦、苏东坡、李清照的词作赏析。

    《宋词赏析》，是1957年春祖棻为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青年讲师吴志达［58］等讲课的讲稿。因此它的分析远不止意思的演绎，而是融入了前人的笺注、考证、词论、轶闻、佳话，加上她独特的深思、想象与描绘。她将宋人名作中的情与景、喜与悲、里与表、显与晦、此与彼、远与近，所谓无端而发、无理而妙、反复缠绵、曲折开宕之处，都阐释无遗。

    尤其可贵的是祖棻具有一种在极“左”思潮泛滥时，坚持独特的文艺见解的秉性。当时对古典诗歌是否定过多的，特别是宋词中的婉约一派，更是讳莫如深。文学史以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人民性、非人民性的标签，将数千年流传的作家作品划定成分、站队、划线，哪里还容得下宰相公子、皇家音乐大师、浅斟低唱的文人学士！在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的统治下，我民族的文化传统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待遇。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当代作品只推崇样板戏，历史人物则只听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武则天，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又何所依据？新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叶嘉莹与四川大学教授缪钺合着《灵谿词说》，详论婉约派各家，使国人大开眼界。反思到对待文学遗产的粗暴处理，带来了多少损失！而祖棻，恰在风雨如磐的“反右”声中，坚持讲晏小山、周美成、柳永及其他婉约派名家的作品，使先贤绝学，不绝如缕。

    讲婉约派词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词中用委曼缠绵的情调写沦落风尘或身居下贱的美女。特别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文学鉴赏中，以现在的道德标准要求古人，而文字的宣传教育作用、人物形象的楷模作用又成了唯一无上的标准。古典作品中的传世佳作，由于种种局限，要通过这个考试是很难的。祖棻根据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论证了在封建社会没有爱情的婚姻制度下所造成的“正当要求的不正当表现”。所以词中“所写的悲欢离合之情往往不是虚伪的而是真挚的”，说明了它为什么超越各种差异而产生了感人的力量。祖棻指出这些是“可供欣赏借鉴的艺术品，而决非一部指导生活的教科书”。这样，也才有了研究这些在文学史上曾有过巨大影响的作家的前提。

    比如对一位最有群众影响的作家柳永来说，造成有井水处就歌柳词的原因，决不止是因为他是风流浪子。他在写“羁旅行役，男欢女爱，别恨离愁”之中，得心应手地发展了词的文学语言。祖棻引刘熙载《艺概》赞柳“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举出他的“语未了便转”的吞吐掩抑的情态，他的从对方设想来移位抒情及铺叙、重叠等种种艺术手法。祖棻遵从鲁迅所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见《题未定草（七）》）她说明柳词的题材、情调，是苏辛以前的词这一体裁的传统。柳永还善为别类文辞，也写别种题材。他仅存的一首诗《煮海歌》，对苦难的盐业工人抒发了深刻的同情，便是证明。

    又如对小晏，祖棻自己最为心折。她曾填词说：“情不尽，愁绪茧抽丝。别有伤心人未会，一生低首小山词，惆怅不同时！”在那时评贾宝玉为流氓的极“左”思潮中，祖棻可以说是第一个给了小晏应有的评价。

    在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妇女永远处于弱势。宋词的社会背景里，礼教的重压，尤其前所未有。某些具有绝顶才智的妇女，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沦落风尘。谁能理解她们，尊重她们？从表象的浮华放荡，窥见那内心深处的孤傲高洁？一个不合时宜的贵公子，一个涉足那时代唯一能与绝代佳人公开交往的场合，这该怎么评价？他不依仗家世去攀附；他不肯照当时的文风赶时髦；他倾其所有，一贫如洗，而毫无怨怼；他对人诚信，近于天真……

    比如小晏的一首《浣溪沙》说：

    日日双眉斗画长，行云飞絮共轻狂。不将心嫁冶游郎。

    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弹泪说凄凉。

    祖棻分析上片写出了富家歌女如行云飞絮的身份和命运，她们不得不争妍比美的酸甜苦辣的心情，又不甘心将真正的爱情献给“冶游郎”的负气；下片写似乎是尽情狂欢的生活，其实是令人无限伤感的被侮辱的生活。上下两片都在第三句陡然转折，“这样，就不仅画出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美丽、善良，并有一定程度反抗性的古代艺妓的肖像，而且激发了我们对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憎恨的心情”。

    公子晏小山“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见黄庭坚《小山词序》）这一个历史人物、抒情诗人，正是通过他的作品充分地表达了他对那些沦落风尘的薄命的艺术家的珍惜与尊重，也鲜明地印出了自己的“痴”的形象。也许，他让我们看见了更为古老的曹雪芹。

    又如对周邦彦，除了对他在音乐上的特殊造诣加以肯定外，着重分析那些慢词的结构布局，使读者听者认识那繁复的辞藻，并非堆砌，而自有它的脉络走向；那反复的嗟叹，并非多余，自有它曲折盘旋的层次。这都是文学语言技巧的精华。

    比如，她分析周的名作《兰陵王·柳》就具体地阐述了前人词论中说得难以捉摸的评点语言。她分析首两句“正面写柳，缴足题面”；然而以后着重的是离情而非柳树，所以似直而实曲。然后词人以送行人的身份出现；然而这送行人又是一个久居异地、屡送别人的“京华倦客”，是欲归不得的客中之客，所以有“一种不是味儿的心理状态”。第二叠，则是词人追想过去经历过的与现在同样的美好时令中的离别；然后“从追想之幻，回到眼前的真来”，转而“代行者设想”行路之快速和回望送行人的遥远。这本是别筵中的观感，祖棻说：“是虚摹而非实事，布局变化莫测，而放笔直写，又极伤离赠别、人我两方之情……这种翻进一层，从想象中着笔的手法，是周邦彦最擅长的。”第三叠是行者竟已离去，于是再由虚摹而转入实写“斜阳冉冉春无极”。祖棻说：“春色无穷，固引起人的惆怅之意，黄昏将近，也触发人的迟暮之悲。这样，自不能不由离别相思之恨，而引申到自己作为一个‘京华倦客’的因情惆怅、惋惜年华上来，所以其含蕴的感情也相当复杂。好在由景生情，情景融成一片。”

    祖棻分析周词，发幽阐微地揭出他“层层脱换、笔笔往复”的特点。特别令人觉得新鲜的，是汉语在时态上并没有显着的标志，即如果将过去式用现在时态来写，在语言形态上是不易发现的，而祖棻从周词的章法布局上寻绎出忽而是追忆过去，忽而是现在怀念，忽而是推测未知，忽而又回到现在伤感，这种互衬、交织、回环、盘旋的时间线索；还有用人称换位彼此对比来写的种种写法。她像一个密码的破译者，又像一位迷宫的引路人，使人窥见古代诗歌千年积累的艺术蕴藏。

    这引人深思：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文学为什么有稀世之珍？教学为什么会启发开掘学生的思维资源？这可不是任何人造的智能机械所能代替！

    再引一点《宋词赏析》中，对豪放派的开拓者苏轼的评价。

    须知在这一时期，正是《光明日报》一再载《驳右派分子程千帆的所谓苏轼反抗精神》等文的时候，祖棻在《宋词赏析》中对苏词的阐释，及附录的两篇专论正显示了她在特殊情况下持正不阿的学者风度。

    祖棻针对苏轼的同时代人陈师道及稍后的李清照，那种极有权威性影响的对苏词的议论而立论。首先，“以诗为词”，不是缺点，正是一种开拓。因为他突破了词只能是剪红刻翠的“艳科”，或旖旎温柔的“情语”的狭窄局限，做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的词，虽不如他的散文、诗，那样高的成就，但也体现了“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苏轼《文说》中的自我评价），那同样的运用语言的本领。他的词体革新的理论纲领，就是：好词就是好诗。

    由于他的词风的多样化及其具有异类之美，使他成为一个新的流派的创始者，一个词的发展史上的新历史阶段的揭幕人，对千年来开豪放一派词风，起了先驱作用。

    关于苏词“不协音律”，祖棻更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审的考证，说明苏轼，能自度曲，能唱曲，能隐括前人名作入乐；他自己的词作也为时人传唱，他也有声律很谨严的作品等。他的“不协音律”，正如陆游所说：“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而且，从词的发展史来看，它在脱离音乐以后，不靠音乐歌词的身份存在于艺苑，而以抒情诗的身份流传于诗坛，更是一种文学革新创举。此苏轼之所以为苏轼！

    热爱祖国大地和神州文化的人，谁都会在母亲河长江之滨，从心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云：“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

    头涌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说不定还会联想起毛主席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什么学院和权威，也无法界定他们的创意！诗歌就是这么神奇！

    汪东先生曾作词赠祖棻说：“问词人南渡，有谁似，李夫人？”

    祖棻在千年之后，与李清照心神相印，灵慧相因，特多知己之言。她论李词说：“古代诗歌中所写女性的相思之情，多由男性代为执笔，虽然有许多也能体贴入微，但总不如她们自己写得那么真挚深刻，亲切动人。”这不但点出了妇女在文学上有杰出文学成就的难能，而且强调了女性爱情诗的特别可贵。

    这里只举祖棻分析李词《声声慢》的开首十四个字为例。前人对此毁誉不一，但说得都比较笼统。她心细如发地寻绎其中的层次、深浅和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难达之情。她说：“寻寻觅觅”四字，劈空而来，似乎难以理解，细加玩索，才知道它们是用来反映心中如有所失的精神状态，环境空寂、心情空虚，无可排遣、无可寄托，就像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一样。这东西，可能是流亡以前的生活，可能是丈夫在世的爱情，还可能是心爱的文物或者什么别的。它们似乎遗失了，又似乎本来就没有存在过……只这一句，就把她由于敌人的侵略、政权的崩溃，流离的经历，索漠的生涯而不得不担承的、感受的，经过长期消磨而仍然留在心底的悲哀，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祖棻接着说“冷冷清清”，是寻觅的结果，仍然只是空虚。“四字既明指环境，也暗指心情。”“凄凄惨惨戚戚”，则“纯属内心感觉的描绘”。她详细指出“凄”一叠的承上启下作用，结论是“这三句十四字，实分三层，由浅入深，文情并茂”。

    1963年，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可是已经过“反右”“拔白旗”等多次运动，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段。祖棻因教学深受学生欢迎，还是被推选参加省召开的李清照学术讨论会。她的清雅的仪表，悦耳的苏白普通话，在观摩教学中，当然使听众（主要是古典文学教师及研究生）耳目一新。当时的中文课堂教学，一般是背景、人物、主题等程序，或着重于起承转合、骈偶音律等章法。可是她却引导了一个脉络清晰的心灵漫游，一个成竹在胸的幻境驰骋。她不但分析得精明细致，还启发你观察表述的能力，提高你感应、演绎的素养，同时又是一种艺术欣赏的享受，使人铭刻于心，历数十年不忘。

    当时的诗歌课堂教学，有的流于模式化，常将生动灵活的佳作，教得人兴趣索然。而且那时也不兴课堂交流、互动，多的是满堂灌，照本宣科。好的教学，好似对听者的心理状态，思维路线都有所理解，有如一场隐形的知己知彼的辩论：没兴趣？不相信？有漏洞？偏离主题？不周延？无余韵？李清照是个什么品味的诗人？那几句词真有那么神奇？论证是否过于煽情？这又能扯上比较联系？总评能那么高吗？……一个个的质疑，竟能在如茧抽丝的循循善诱、发聩振聋的当头棒喝下，无声无息地化解、认同、心醉、沉思、难忘……有学问，还要有方法；自己感应，还要能让别人感应。听君一夕话，终身受用！

    然而，在那荒谬的思潮中，怎么样的良师，也要被赶下讲台。

    那次讨论会、公开课后的总结会上，省文艺领导作了总结。李清照被定性为“一个哭哭啼啼的贵妇人”。那么，不要说文艺成就不值一顾，连忧国忧民之情，也早已预列在“横扫”榜上了。祖棻的命运也可以预卜！

    历史呵！想想古埃及文化的中断，两河流域文化的浩劫，怎样才能挽救和复兴这号称有智能的人类文化积累？

    在高科技发展的时代，还需要费毕生的心力去读书和写作吗？什么过目成诵，什么满腹诗书？搜寻，筛选，归类，编摘……不过举指之劳，何必有这些怀旧思古之情？也许是代沟吧！作为一个人，永远珍惜那蕴积、感悟、演绎生发出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花朵，那，才是有永远、独特的魅力！不都是机器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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