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是在极其困苦的时候与张中行相遇的。她的家庭有着知识阶层的氛围，但人际间的冷漠、父母的恩怨给孩子带来的苦难是深切的。父亲是老北大的毕业生，后来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婚姻并不幸福，与其相伴的却是宿命般的气息。婚后的美好不久就中断了，此后就是与妻子经久不息的冲突。这些给孩子内心带来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最终只能是彼此分手，造成了家庭里的变态氛围。母亲经常打孩子，对子女是刁钻的。这引起了幼小的杨沫的反感。家庭对她是个囚牢，留下的多是痛苦的记忆。直到后来母亲逼迫杨沫嫁给有钱的人，她硬是顶了下来，那结果是逃离，自己靠朋友资助读书存活。我读到这些相关的材料时，就想起王蒙写的《活动变人形》，那时青年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残酷的，出走在他们那代人是必然的选择。不满的发生，有社会的原因，与家庭结构的不合理也有关系。这个不满在张中行那里显现为沉思，己身的超然；在杨沫那里就是生活方式的突变，喜欢放逐自己，不安于固定。她把这些经验后来都写到了《青春之歌》里。小而言之是为己，大而言之呢，是为社会，也就是革命了。
当张中行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彼此的好感是强烈的。张中行性格里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的样子能包容着什么，这恰是杨沫过去没有得到过的。随着交往加深，她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内心的爱欲一下子被激起，很快就结合在一起了。她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里写道：
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学生，却没有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地尊敬，绝不狎昵。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杨沫是个很敏感的人，热情、好胜，内心有某些淡淡的感伤，喜欢读文学作品，对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里的忧郁气氛颇感兴趣。芥川的自杀情结也传染了她，那是一种美的忧愁，还是别的什么呢，她自己也未必知道吧。而她这种敏锐、泼辣的气质，又电光般地打动了张中行。新式的性情，毫无伪态的爱，都是那时少见的。他那时正在读西方的书，神往于个性主义的世界。身边的姑娘的一切，没有旧式女子的气息，和自己的内心是契合的。最初的相处，他们相当地幸福。张中行曾为他写过几篇文字，爱意深深，还从乐府诗里找到心爱的作品，赠给这位年轻的姑娘。
老年的时候，张中行回忆起在沙滩时的吃与住，有着无边的感慨。“我有时步行经过，望望此处彼处，总是想到昔日，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欢笑，某屋内谁住过，曾有泪痕。”美丽的碎片晃动着，照着昔日片刻的温馨，那些美丽的笑声与爱意的暖调，除了他们，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就他们自己来说，平静的读书生活和两人世界，是一种快慰，他们都从中感到了一点满足。但情况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据杨沫的回忆文字，思想发生变化是在1933年的那个除夕。她到妹妹白杨的住所，认识了几个激进的左翼青年。宋之的、许晴、陆万美等和她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的是北平的“左联”成员，有的是报刊编辑。其中陆万美是陆晶清的弟弟，在《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任职，正关注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刊发的作品明显带有左翼的色彩。这几个青年的活泼、有趣，给她的印象很深。她不仅知道了人还可以这样地存活，更重要的是，知道了一些新的名词和著作。像一粒星火，突然落入干柴里，她的精神被燃烧了。此后就是对那些左翼作品的渴求，连马克思的著作也开始关注了。苦难感深切的人，倘有敏锐的眼睛和救赎的冲动，很容易走向左翼。那次除夕的聚会，她下意识地感到一种不满的召唤，自己就这样生活吗？原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啊。
对于她阅读兴趣的倾斜以及人生观的变化，张中行不久就发现了。对杨沫的阅读兴趣，他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流行的口号和教条而已，煽情的理论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他觉得杨沫还小，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容易盲从，有时也劝她不要轻信。老鬼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呀，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
可以想象彼此的差异。杨沫对张中行的观点是不以为然的。她相信书本里的那些是对的，而张中行所喜欢的那些，对其一点也没有意义，几乎不能使自己飞腾起来。许多年后，当她写下那本《青春之歌》时，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她借着文学的笔，将当年的心理形象地描摹出来，直到晚年，对张中行那时的选择还是有微词的。
革命在那时是极其危险的。和李大钊一同被杀害的方伯务，曾在杨沫的母亲家避难，她那时还小，对方氏印象很好。他的死曾给她不小的刺激。妹妹白杨认识的那些左翼青年，也是秘密从事文化活动的。他们的冒险和纯真，在杨沫看来有一种灿烂的美，心灵被燃烧了。人不该囚在家庭的笼子里，重要的是飞出去，那是怎样的痛快和欣慰呀。对革命的理解，她还是相当朦胧的。可是那个未来的召唤性的图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她。对张中行来说，拉回这个活泼的姑娘，是大难的。
无疑，杨沫在内心深处，是有小布尔乔亚的气质的，善于冲动，易被感染，喜欢幻想。女人身上的这一特点，很容易打动书斋里的男人。可是当这一切和政治发生联系时，人性的另一面就可能被焕发出来。丁玲这样，白薇也这样。在文学史里，这一现象给人的话题实在是多。《青春之歌》的感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作者写了小布尔乔亚与革命的关系，人性的与社会政治的因素得到了一次展示。只是把张中行的选择作为否定的原型来利用，就很有问题了。那是时代的原因，我们有时看着这些，只是摇头，也是没有办法的。
无论今人怎样解释两人后来的分离，在张中行这样的当事人看来，自己选择的是疑的路，杨沫则是信的路。疑，就不轻易被情感的冲动所裹挟，在静静的思考里看人看事；信，就卷入时代的大潮里，去殉道于自己的理念的世界。个人的恩怨渐渐沉淀下来后，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与时代的痕迹。两人间的话题，一时是难于说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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