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离开四中，但到哪里去呢？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行来到了贝满女子中学。这是个教会学校，校风和四中不同，没有党义教育，没有国民党的政客，环境略好一些。在这所学校，他待了四年，心情还算愉快。他的中学教书生涯，从来没有这样顺利过，也结识了许多好朋友。

    我读过他在这所学校教过的学生王德静写下的《传道与解惑》一文，其中介绍了他在中学教课的神采。他上课时不摆老师的架子，和学生是平等的交流；课余喜欢与学生讨论问题，不用教条的语言，活泼，多是追问语，而非肯定式，让孩子们颇为高兴。有趣的是，他在课堂上的抨击时弊的话，也无检举者。校方是宽容的。许多年后他还感叹道，这样宽容的学校，后来不幸都绝迹了。

    那是个巨变的时代，不久国共间的战争蔓延四野，北京街头布满了血腥。

    在动乱的时候，他依然过着平静的生活，对各种党派毫无兴趣。当时的读书人不关心政治的很少，民主党派的观点林立，爱国、反战、寻找新生活，在那时是报刊上的主要声音。人们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贵族与显要们纷纷逃出旧京，底层民众在欢呼。他这样一个独立的逍遥派，只能无动于衷。

    1949年的到来，对他是个无法预测的梦。他在《流年碎影·迎新》中谈到了那时的心情：

    仍是在贝满女中任课时期的1949年，随着学校师生活动，参加两次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集会：一是二月三日的迎接解放军入城，二是十月一日庆祝建国大典。“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这样的亲历的机会不容易，除非生在五代。至于心情如何就一言难尽。单说老百姓，孟子有如意的想法，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想法，明清之际的扬州人和嘉定人就不能同意。上升到士大夫，甲申之变，闯王入城，洪承畴、龚鼎孽之流，推想也会同于陈子龙和顾亭林，先疾首而后痛心的。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如人所希望，不转或转向某方的，所以对于变，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真能够痛苦减少、快乐增加而已。

    他一生经历了几个时代的更替：从晚清到民国，一变也；北伐进京，军阀倒台，二变也；日寇入境，三变也；抗战胜利，四变也；蒋家王朝覆灭，五变也。在整个变动里，他发觉自己一直处在无能为力的苦楚中，江山易色，换掉的是旗帜，小民照例要衣食住行，四季依然轮换周转。身外的一切能不顾及就不顾及吧。可是历史的镜子在照着流动的人生，他从六朝以来的历史，似乎看到了什么。元曲不是说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他内心里都是这样的诗句。

    但解放军初进北平时，给他的印象的确是好的：纪律严明，动作有秩序，废妓院，铲流氓，分财物，都比国民党好。他自己也觉出某种新的气象。可是一些齐一的社会运动，统一步调的旋风，就让他不太舒服。整个环境都在狂热里，被一种梦想裹挟着。先前的空间越来越小，能选择的平台也越来越有限。比如发表作品，几乎不行了，因为自己的那一套，与世风相距太远；研究学问，不能碰思想类的东西，只好玩玩古汉语吧；古董铺也越来越少，可去淘书的地方仅限几个场所。另一个问题，是老家的土改，亲属遭遇风险，他的负担开始加重，越来越清贫，没有丰裕的空间。他几乎丧失了热情，悲观的心境一直缠绕着他。

    不久是杨沫的进城，革命胜利了，凯旋的风采，只能使张中行有莫名的感慨。好在他没有沈从文与丁玲那样的反差，自己并未去找显赫的前友求助什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谁能说独木桥上的人生就不是真的人生？不过他对时局的估计是错误的，环境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独木桥最后都没有了，只能落入水中了。他回忆说：

    新的政局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不幸是身心都不由己，一时想一鼓作气，紧接着就泄了气。正如许多人所断定，我自己也承认，这是思想问题。于是我在思想方面找原因。由远及近，兼由轻到重，找到不只一种。其一就是来于“天命之为性”，我喜欢平静，惯于平静，因而就不欣赏狂热，难于趋向狂热。其二是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要求头脑中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其三就更为严重，如前面讲自己的所学时所说，是而立之年前后，为求深知，读了不少西方谈思想的。所得呢，单说与这里有密切关系的，可勉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论性质的，如何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应该遵从的规律不少，但也可以总而统之，是信任“自己”的理性，或用康德的术语，纯粹理性。另一方面是道德学性质的，限于知的领域，应该怎样活动。这包括的信条很复杂，如疑多于信，无征不信；不管如何有权威的道理，可信不可信，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不同，可以坚持自己的，但应该尊重别人的，等等都是。并进一步相信，只有这样，知才可以近真，行才可以少错误。至少我觉得，新潮的要求不是这样，而是有什么信条和措施，要不经过自己的理性评断而信，不许疑。我也曾试着这样做，可是旧习总是闯进来捣乱。

    大约1951年初，他有了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需要编辑，校长陈哲文向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推荐了他，于是他从校园里摆脱出来。他的心情也因之发生了一点变化。走入出版社，在他是个偶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去就留在那里，直到退休之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带有旧文人的某些气息，加之人才济济，他的感觉还是好的。既来之则安之，价钱是不讲究的。张中行开始在出版社里埋头工作，以此麻醉自己的灵魂。编书给他带来的是某种安慰，毕竟能在一个平台里展示自己的学识。业余时间，他还在佛教协会编辑《现代佛学》月刊，延续着四十年代的那些爱好。和外面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比，他躲到了安静的天地里。

    所有的都在变化。人与人不再称先生、兄弟，大家都成了同志。街上流行的是苏联的书籍。革命歌曲在四处流响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三反五反”，每个人都隶属于组织，声音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那些左翼队伍来的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他不行，业余时间还是往寺庙里跑，和佛学界为伍。批胡适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不再能被社会接受了，索性搞千年前的学术吧。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也不能不在此列。连郭沫若都说自己要不断改造，像他这样一直落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有的人一直是红的，那就远远离开他们；有的和自己一样是边缘人，彼此就有了点亲切感。那时他就认识了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脸上没有战斗气，见了面亲切。他自叹是个不幸中万幸的人，在那样的时候，竟结识了一批有学识的人物。他们都曾显赫过，闪耀过，后来渐渐沉寂起来。人都要沉寂的，不过早与晚。张中行暗暗地感到：进行中的社会，能留下的东西殊少，学识与艺术才是真的存在。许多老人身上的遗存，比流行色更美。比如叶恭绰，才华和见识都不俗，是个有趣的人。这个孙中山的追随者，生命深处是文化的脉息，有许多深切的东西。张中行后来回忆说：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1950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就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明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学有关的人士，筹画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都巨细不遗，如数家珍。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些闲聊，对他的暗示是巨大的。他似乎也看到了如今进行的时代，必将流失到历史里的东西。一些在世人眼里重要的东西，在他那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傅山等人持节山林，不为世风所动，恪守旧俗，凛凛然有名节之风。辛亥后王国维跳入湖中，以死了之，任他江河流变，得以清白。遗民的传统，有生活上的，有思想上的，各朝的初期都有此类现象，可以异地皆然。张中行从来没有效忠过哪一个朝代，对易代之苦只能淡然处之。没有可“遗”的台阁，只有可“念”的思想，所以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顺生而行吧。较之那些被批判、被剥夺财产的人，他似乎没有什么精神之累，比顾炎武、傅山要随意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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