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三反五反”运动，联想起过去的土改风暴以及城市的结构变动，张中行才意识到，一个严酷的时代到来了。先前，他对生活还有一点愿望，慢慢地连一点加入社会活动的热情也没有了。在出版社的日子，除了好好工作，别的什么也不能多想，做顺民才会安全吧。他有时想，四个孩子，还有老母、妻子，都要活命，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出事，就全部完了。虽生于此世，也只能苟活，思想只好暗自流动，不能有一点外露。虽活而心死，乃大的悲苦，但有什么办法呢？

    庆幸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有的文化风暴都和他没有关系。反胡适、反胡风、反右，他都在边缘。人教社那时的语文教材分文学与汉语两部分。他在汉语组，负责人是张志公先生。汉语乃语言工具，离意识形态远些，也保证了他可以不卷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浪潮里。语法结构、古文的活用、诗词格律，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不被别人注意。他在外围看社会的文化之争，心里的感受极其复杂。比如胡风案件，他就所知甚少。老实说，对胡风、周扬的对立，他是不感兴趣的。在他眼里，是荒谬的两面，根本点是相同的。他曾疑惑，胡适被批可以理解，但胡风也被整，左翼文化的路向就更狭窄了吧。在思想的深处，他认为周扬也好，胡风也罢，那种理念是大同小异的，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人们总是相信用一种方式一下子解决问题，试图在党派和意识形态中安放自觉的灵魂，这不过还是外在的东西，离人性的存在反而越来越远了。在那样的时代，他认为庄子、康德的传统，依然有不朽的价值，尽管这一切已被遮蔽了。

    于是他甘愿地沉迷于古代，回到过去，读点古书，看看字画，学学哲学。外面的风雨再大，他也置之度外。此外常去走访老人，周作人、叶公綽、魏建功、俞平伯，都成了他造访的对象。那时候这些老人都闲置在时代的边上，被主流社会遗忘了。可在他眼里，最有价值的还是这些沉默的人。在街市的出版物里，除了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外，几乎没有令他感兴趣的。但那些从旧时代过来的老人，身上还残留着思考的魅力。比如魏建功的文字学根底，就神秘而弥高，其谈吐里的气象包含着文化的浑厚力量。叶公绰的书法鉴赏和读书趣味，也迥别流俗，气象是高远的。熊十力、周叔迦的佛学观很深刻，他们都是寂寞地与精神天幕对谈的思考者。这些人都不是左翼人士，没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是在他们那里却会有一种安详的感觉，不必顾及什么，就那么恬淡地对视着，有美的灵光闪来。北京城太单调了，唯有和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他才像回到了老北大的时期，回到思考的乐趣里。

    他交往的前辈，给他快意的地方多，像读一本书一样有趣。比如林宰平先生，是懂西学的人物，对中国古代的诗画、哲学亦有不凡的造诣。林先生是北大的哲学系教授，张中行上学时没有听过他的课，毕业后偶读他的书，不禁佩服起来。精湛、广博、深切，都非一般人可比，阅之心清气爽，似乎多了一只眼睛，看世看人，清楚了许多。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四十年代，原因是办那份佛学杂志吧。林先生应邀写了文章，还为杂志捐过钱。几次交往，遂有快意，张中行暗生敬意。五十年代初，他们又恢复了来往。张中行常常独自去他家拜访，所谈甚欢。在张中行眼里，林氏是个难得的儒雅之人。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严谨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还能从老先生那里得到精神的滋润，内心有大的抚慰，该是一种幸福吧。他比许多无奈而绝望的人多了几分曙色。这支撑着他，使他觉出了人间还有眷恋的地方。

    一般的读书人在那样的年代里，不受世风的影响是大难的。相信斯大林，相信苏联，在读书人是普遍的现象。翻阅那时的文人的资料，连胡风、巴金都没能逃出俄苏文化的巨影，阿垅在最美丽的文字里反抗了形式主义与僵硬的思想，可是也还在左翼范围的圈子里转着，不能不带有苏联文化的痕迹。那时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精神的逻辑里，并不知道真实的苏联。他们靠着一些简单的资料幻想着社会，总想在天幕上还有迷人的星星闪烁着。主流文化的翻云覆雨，都在那个逻辑里。张中行对这些有隔膜，也少了胡风、阿垅式的焦虑。

    置身于风暴的外面，也并非容易的事。这里也有活命哲学。有一次他和张铁铮去周作人家里，不知为什么讲起了世风。周作人对郭沫若、老舍很有微词，以为他们是趋时的一类人。话题转到自己的弟弟周建人的时候，也谈到了其间的世故。六十年代初，周建人在浙江省做省长。老家来人说，下面饿死人了，你要向主席汇报才是。周建人答道，万万不可以的。消息怎样传到周作人耳里，不得而知，对自己弟弟的韬略，周作人是批评还是赞扬呢，他们一听就明白了。那天他们聊到历史上做官者的窍门。周作人举清朝一个笔记的例子说，官员上朝一般多磕头少说话，还有的干脆只磕头不说话。讲到此，师生们彼此会心地一笑。那一天的聚会，心情很好。张中行后来在文章里也多次引用这个例子，把它也作为自己这样的小民的座右铭。沉默，比张扬好。在那个时期，他自己不得不也有着这样的世故。

    因了这个缘故，他对那些远离尘世的修炼者和独行者就格外关注，也羡慕在山林精舍里自通天语的人，于是也愿意与那些清寂的人来往。庙宇、书铺就成了他常去之地。他和邓念观的交往，就是这样的。

    邓念观早年在上海和陈寅恪在一起，读书颇多，学过医，懂多门外语，对佛学尤通，后来独居在离张中行家不远的庙里。张中行认识他是在熊十力的寓所，此后来往就多了。对于他的身世，张中行和家人都觉得有些神秘。有时邓先生来寓所吃饭聊天，彼此颇为愉快。至于他为什么抛开妻女到庙里过，张中行是理解的，可一般人就未必如此。邓先生喜欢旧学，亦通西学，还翻译过许多外国著作。为什么离开社会而独自过活，也许是为免去烦恼的缘故吧。在张中行看来，邓念观的选择，有不得已的地方，因为人生太苦，就以一种方式减去痛苦，以淡然的方式面对一切。这大概就是常人没有的魄力。想想自己，张中行觉得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邓先生来往，心是静的。他喜欢这样的静。因为在这里，世俗的东西哪里看得到呢？

    妻子也渐渐习惯了他与这样孤独的人的往来，慢慢也发觉出他的奇怪：为什么总和非常之人来往呢？张中行很少和家人谈出世与入世的事情，生活在那样的年月，没有思想比有思想的人要快活。他那时觉得，在这样的世上，大凡失意又能自得其乐的人，才可以看到人性中弥足珍贵的闪光。那光给寒冷和寂寞的他些微的暖意。也因为这暖意，他有了活下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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