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之民:张中行别传-一鸣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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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年到来时,张中行的寂寞感似乎比过去更强烈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社的业务红火起来,他忽地被废物利用,于是有了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他在出版社的工作是编古代文选之类,好在都轻车熟路,并不太难。工作之余,照例摆脱不了内心的凄苦,似乎有忧伤的东西袭来。不知为什么,他竟想起写作来,要吐吐心里的旧情,但没有料到,一开笔,就不能停下来,一发而不可收,量越来越大。他的解释是打破生活的寂寞,是的的确确的。

    在《负暄琐话》问世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那时候的气候比七十年代要好多了,但他动笔的时候,心里还有所顾忌。当下不好说,同代事亦有禁区,那么就动笔写写旧人旧事吧。那时已有了充足的时间,无聊的感受也常常袭来,搅动着他的心。在这本书的《小引》里,他叹道:

    年轻时候读《论语》,看到《子罕》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话,就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的名言。那所得的是知识,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感伤之情还没有机缘闯进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老生常谈,无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年华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火灭的怅惘。

    丝毫没有得意的地方,失败感在他那里是强烈的。就是说,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尤其意识到己身的无所谓价值与无意义时,思想的流动才是纯的,如果他是个思想者的话。

    他的文字很好,静静的,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有些清冷,一切都是暗暗的。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明清的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我第一次读到这本小册子,竟如同与民国的旧人相逢,心想,这并非今人所作,因为无论风格还是情思,都和时代不符,没有热风,至于时调就更看不到了。昔年读柳宗元、张岱、周作人的记人短文,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当代文人,何尝有过这样的文字呢?

    为书写序的是吕冀平,比他小二十余岁的同事。张中行让友人作序,乃友情使然。吕冀平在社会上亦不算名人。张中行却欣欣然,在他心里,也算对过往生活的纪念,心里是得意的。那序文中说张中行的才、学、识、情都是高的,其文可与《世说新语》相比,或说是当下的“世说”吧。品评人事,倘不计较利害,能以诗与史及哲人的眼光为之,当不会远离真的声音。张中行怎样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一部薄薄的小书,对他也难说是大的快慰。一个老人在无奈里写下的无奈的文章,和古人静静地对话,也无所谓幸与不幸。

    古人写所见所闻、记人记事的文章,就有清寂的一面。袁宏道写徐文长,怪而有趣,是录异志怪之类。韩愈记柳宗元,也余音袅袅,诗中含史,不像他的论文,太有道学气。那是文人间的相惜,弥漫着爱欲和感伤,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到了晚清,林纾笔下的小人物,陈独秀眼里的狂士,都气韵生动,写得极好。周作人关于刘半农、钱玄同的悼文,亦挚意深深,令读者如风拂面。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好的因素继承了许多。观其文,可发现它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方哲学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不像流行的时文那么甜腻,有冷涩的心绪在流淌着。

    如果在对象世界里没有己身的恩怨,谈天说地就从容客观了许多。《负暄琐话》里涉及的人与事,与作者忽远忽近,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这就获得了一种静观,史家的因素就自然多了。但他不是木然地回首往事,天底下的许多事情几乎都和自己有关,见水而心澄,望树而目清;又能放远目光,从今人视角打量前人遗迹,真有点“通人物、塞天地、亘古今”的意味。曾读过晚清文人的随笔,言及社会风云与人物命运时,还是孔夫子式的儒态,不外事功、伟业与诗才。到了《负暄琐话》,就有了个体的意识,惊世之语倒看不到多少,而悲凉之气弥漫四周。远去的灵魂,孤独地悬在空漫的上苍,对语成诗,凄婉之态极矣。

    回忆是一种苦味,这是不必说的。有趣的是,他所感兴趣的人与事,在八十年代都是边缘的。那时候的社会思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新康德主义。这些对七十余岁的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引力。他所谈的都是久被湮没的文人,或狂人,或名士,或真人。文章都清秀和平,不事张扬,也看不到宏大的理论,文字背后都是对生命无常的叹惋,对逝者的追悼以及现实的虚幻,有不凡的描写。如果仅仅是思念的短章,也许不会引人注意,旧式文人玩的不过这类玩意。重要的在于,他笔下是智性的爱慕,章太炎的高古、熊十力的玄奥、刘半农的色调、胡适的风雅,还有乡下人的苦乐都是楚楚动人的。集一生的经验,在他眼里,凡能刺激自己向善之心者、悦耳者、脱俗者,都可赏而鉴之,这是美的沐浴。在诸多短章里,张氏呈现的是博物馆式的视角,所列遗迹,多可悦目,有品玩的惬意。这样的时候,过往的痛感就被清幽的爱意代替了。他沉浸其中的时候,怅惘也偶然隐到欣然的笔意之后了。

    在这一册书里,张中行完全是个看客的视角,在孤独里一人瞭望着过往,自己和历史的景深不即不离。看别人起落,心绪也不免荡出微波,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不过既然是看客,那么就不能没有臧否。他的态度是一反常规,与名人远,与凡人近。他自己就是一介凡人,所以让人看不到盛气凌人的语调,大家都在灰暗的世上,都被死亡所拉动着,有什么高低之分呢?因为他一生平平,从未显赫过,所以也不喜欢显赫的巨人,那些失败的或夭折的存在,更让人感慨,比如叶恭绰、刘佛谛、张伯驹等。有趣有才者尚且如此多磨,己身的无常算得了什么呢?

    周汝昌看到此书叹息道:

    他自己素养很高,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绝非平铺直叙,那笔一点也不是漫然苟下的,没有功夫的办不到。他的文,不像老年人,精光内蕴,不同于枯寂沉闷的一般死笔呆文字。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谷林先生读到《负暄琐话》后也在《读书》杂志上刊文,对张氏大加赞佩,说了许多感慨的话。人们在他的书里,嗅到了苦雨斋式的气息,还有野史般的氛围,自然觉得新奇。因为那时的作家与学者们,几乎没有这样看人与写人的,风格是民国的遗绪,给青年人异样的印象,力度与高度都高于当下之人。写这样一本书,本是聊抒胸臆,玩玩而已,而反响大出意外。启功读过此书,遂致信云:

    昨夜拜奉寄赐近著《负暄琐话》,持读回环不能释手,及至终卷已晨四时余矣。中午十二时半起床,不待盥漱,亟具寸笺以申受教之益。昔人云,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此书小中见大,淡中见浓,摸老虎屁股如摸婴儿肌肤,世间苦空无常悉成乐国仙奏。弟子亦因此而悟:所谓雅人深致者,只是不屑理他罢了。

    信写得很长,而且一写就是两封,说了许多好话。启功不愧是老友,对书的评价颇高,可说也是有慧眼的。不久《读书》《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大公报》等报刊上都有介绍,此书在社会上渐渐走红,向他索书约稿者也多了起来。从此,老年式的寂寞竟被打破了。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成了名人。不过,他觉得有点滑稽,如果自已也算是名人的话,那么先他而去的友人,比自己高明者多多,都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他们才是文化的英才。听到诸多的好话,心里高兴是自然的了,可是他也朦胧地觉得,连自己也算闻人,进入走红者的队伍,那是中国文人的整体气象衰败的缘故。在民国那样的时代,他是排不上辈分的,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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