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的才女太多了，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但那些文章却没有肉麻的地方，都很朗然。中国的女人在古时没有地位，或为玩物，或是祸水。胡适那代人才开始注意女子文学，关注古代的才女对艺术的贡献。古人远矣，只能与之神游，但在今世倘能与有智慧的人相逢，那也是其乐融融吧。所以他不惜用真诚的笔墨，捕捉自己能捕捉的美的灵光。这和读诗与赏画是相近的快乐。谈张中行的文与人，这是不能绕过的话题，他谈女性，有美人和才女之分，前者是有爱欲的因素，后者乃精神层面的话题。在《关于美人》中，他坦言道：
我见过的人不少，其中，将近一半吧，是女性；女性之中，少数，或极少数，是（我眼中的）美人。到此，已无退路，有的必问：“你是否动心？”翻了翻记忆之账，感到真是“难言也”。概动心有程度之差，轻是喜欢，重是难舍。如果轻的也算，见美人，或进一步，与美人交往，我是一反孟老夫子之道，动过心的，用西方某高人的眼看，是并未辜负上帝。重要的是动心之后，我还有衡量的余裕，衡量“人心惟危”的人心，衡量硬邦邦的社会环境。结果常是连心都推入蜗居，发烧，就念“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退了烧，就念“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样说，我是看开了吗？也不尽然。我还有梦，或梦想，是有那么一天，有美人陪伴，到“而无车马喧”的地方，白日在林间散步，或看古城遗址，夜晚挑灯对坐，话开天旧事。
我看他的这类叙事时，就感到老人的可爱。他同代的那些革命的老人，在晚年就没有几个人说出类似的话。我注意到他经常谈及钱牧斋，在什么地方两人有相近之处，比如都有学问，文字温润而古朴，行文苍凉深切，游刃有余，举重若轻。钱牧斋和柳如是的爱情故事，勾起了他诸多的联想，那里不仅是两性的事情，而是精神与审美的愉悦的标本。天底下的最有学识的人和有美质的女子相遇，在他看来是大的欢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连钱氏的污点也是可以原谅的。
美女的概念因人而异，但才女就是可望而不可遇的。历史上的才女很多，他几乎都留意过，且对一些人有过研究。在瞭望这些历史人物时，他带有曹雪芹似的笔法，对男权话语的语气是采取颠覆的态度的。他在《负暄三话》里也写了许多才女，看法都是有趣的。丁建华、赵丽雅几篇都写得好。有的是匆匆见过一面，欣赏。有的是有过交往，佩服得很。这里很难说爱情，而是审美的愉悦和人格的礼赞。他把这些非凡的女性的善良的东西昭示出来了。
他和赵丽雅的相识是因为《读书》杂志的关系。那时赵在《读书》做编辑，约来了他的文章，彼此就结识了。赵丽雅为人平和，自学成才，写一手好字，古典文化的修养甚高，做人也是低调的。她永远是朴素的妆饰，不修边幅，爱书如命。她关于《诗经》的研究独步学林，对考古学都有见识。比如《诗经别裁》中就卓识闪闪，她不仅谙熟旧典，对新学亦掌握手中。古意解析时本乎原意，而那些会心的阐释则像民国学人的散文一样美丽。她借用考古学的成果对诗经名物的认识，是前无古人的劳作，让人读后会惊叹其刻苦与多才，张中行见之兴奋不已。说那篇《赵丽雅》的文字乃是对民间才女的一种致意也是对的。
《赵丽雅》被他写得十分传神，一个清纯的女子的形象跃然纸面。她对这个学问深的女子的描述，深藏着对学术的尊敬，而这样的人在学院里是殊难看到的。张中行觉得奇怪的是，在文化遭到毁灭的年代后，还有这样的人在，不计名利，非时尚化，心和历史贴得这样近，而且打捞的都是有趣的文化时光。那么丰富的存在被诗意地捕捉着，我们的生活总会有希望吧。这里已不仅是对女性的尊重，还有对文明的期盼。他甚至觉得，学术要有希望，没有这样的痴情于学术的人的参与是不行的。
古人里，女词人李清照是让他大为佩服的。为什么呢？她没有世故的东西，精神没有被杂色所扰，能在高远的地方盘旋着，写出了男人写不出的高妙词句。李清照的词写得哀婉清丽，如游云轻荡，意绪静而广大，直逼人心。但那寂寞又没有死灭的气息，随时是一种爱的跳动，让人心感到温暖的期许。在评价这位女子时，他感到了少有的宽慰，那是男人写不出来的奇句。张中行不喜欢功利的心态，女子的好文章有时是没有这种功利的。奇怪的是，新文化时期的几个女性作家，他关注得不多，或说不太喜欢。冰心、庐隐、萧红都没让他心动，倒是名不见经传的丁宁、赵丽雅人等让他感慨不已。那里有安静的东西，思想和美是交织在一起的。文章有的是看过即扔的，有的可以反复吟咏。他自然倾向于后者，可是这样的文本，在他的时代是太难遇到了。
新文学家里，女子的才华好像不及古典时代的女诗人。他在潜意识里是这样看的。问题是他忽略了张爱玲、丁玲这样的作家。为什么对现代女词人的兴趣高于对女作家的兴趣，也许是看重旧学的修养吧。我隐隐地觉得，他对新文学是失望的，好看的文本在他眼里并不多。另一方面，他对外国文学作品读得有限，自然，域外女性的作品也就接触得不多。这些都限制了他对女性文学的判断。从他的作品集里涉及的女性作品看，他是把智性、学识、古典式的优雅放在首位的。这就限制了许多青年读者对他的接近。我们说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明清士大夫的一面，也不是不对。儒家的审美风范，对他的潜在的辐射还是不能忽视的。
不过晚年他评论杨绛的文章时，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其实那里还是有对钱钟书夫妇的学识敬佩的缘故。杨绛的刻薄和冷寂，穿透了文人的情感之网，是高傲的冷观。他欣赏杨绛，也许是看中了她不与俗世为伍的选择。她拒绝热情，自觉从热闹里退到自己的孤岛，其心和张中行庶几近之。有一些事情，男人不能做到，女性却可以做到，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很多。比较他和“五四”文人对女性的看法，相近的地方很多，只是囿于学界思维，倒不及他的乡野意识那么有趣了。同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作家孙犁的趋向则是乡土式的。与孙犁的欣赏村姑的美学意识比，他更注意闺阁里的才女，差异是大的。
中国的文人喜欢道德话语，讲到女性要么是伪道学气，要么是欣赏玩偶的心态，独没有将她们看作是个体的有价值的人。“五四”之后，此风大变，但后来又扭扭捏捏，不得畅达。有关的话题，很有意思，其实要说清楚，也大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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