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中行晚年的文字里，关于老北大的回忆文字，颇可玩味。

    关于北大红楼的描写，知堂的回忆录影响最大，张中行次之。后来邓云乡等人的文字似乎都没有像他们两人那样形成规模。知堂看人看物，是亲历者的眼光，似乎没有圣物。张中行就不同了，他对自己的母校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前辈的一切也被高贵化了。我一直认为后人对北大的描写有点圣化了，那原因实在是后来的大学教育出现了问题，对比之下，老北大就让人不胜神往。《负暄琐话》中有专门的文章讨论红楼的风气，其实是对作者写作时社会教育不满的表达，意思是民国的教育还有可留恋的地方，而当下却没有什么意思了。浏览老北大人对胡适、蔡元培、知堂的回忆文章，可谓一往情深。有关的回忆文献成了现代文化史上有趣的资料。我们看张中行关于北大的描述，他自己的生命就在那里寄托着，似乎那是他精神的家。其实他不是不知道那是教育的问题，可是一旦美好的东西失去，人们还是追思不已的。旧文人喜欢述圣，新文人愿意誉师。胡适这样，徐志摩这样，梁实秋也这样。北大弟子也多少染有这样的风气。

    红楼的好处自然是精神层面上的。西方重要的教育理念，都呈现在这个地方。至于张中行的看法，是有多方面的。师资的精良，视野的开阔，学风的朗劲，在近百年的中国可谓最好的。不仅外国的流派在此有所表现，旧学的研究也进入高的层面。张中行每每不忘的是学术背后的精神，比如讲到宽容，他就多少有遗民式的眷恋。因为那时的学风不被单一的色调所占。张中行举例说，师生之间是有民主精神的，比如：

    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么？”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适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北大。”（《负暄琐话·红楼点滴二》）

    在诸多回忆北大生活的文字里，他最佩服的人是有学问的，北大的教员水平之高，是一般学校所不及的；其次是怪人，有学识又怪，那就好玩了。学问可以益智，那是不错的，但有个性，独立文坛，就会滋长出幽情。如果两者合二为一，就更让人心生敬意。他似乎快意于这样的人物，从中可以领略到什么吧。大凡怪的人，思想也异于常人，因为不从世俗的路走，境界也不同于别人。比如《刘叔雅》一文中写道：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的大名，我早有所知。这少半是来自读他的著作，其中有翻译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中文的是他的权威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听说他骈文写得很好，没有见过。大名的多半是来自他的不畏权势。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老蒋。蒋召见他，说了既无理又无礼的话，据说他不改旧习，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幸而有蔡元培等先生全力为他辩护，说他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才以立即免职了事。不论什么时代，像这样常人会视为疯子的总是稀有的，这使我不禁想到三国的祢衡。而这位祢衡就在课堂上，一周见一次，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理注视他的举止言谈。

    《负暄琐话》中讲了不少有智性而又有趣味的人物。从读人的角度看一所学校，意味是深长的。关于大学的叙述，现在已有诸多理论了。张中行谈北大，都是经验性的，感受的成分湮没了理性的教条。一般人谈北大，有学术北大和政治北大之分。张氏自然属于前者。他的文字里恋的是学识与精神，尤不忘怀的是学识里的大境界。他几乎不喜欢“师道”这样的话题，因为在高的境界和精神的力量里，这样的话题就没有意义了。师的价值是和学生一起疑，而不是主奴的关系。母校感染他的地方也在这里。他在意的是老师思想的纯粹的意义，是精神高度带来的愉悦，而对社会层面的东西就不甚了然了。在我看来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盲区，他没有看到大学的力量之一是还有对时代的批判功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在那时是不得已的选择。北大的存在，一直纠缠着政治与学术的话题，但有相当长的时间，人们把这个话题狭窄化了。张中行厌恶政治里的仇杀、暗算。在知识的海洋里，阶级的斗争显得多么渺小啊。他知道这只是历史的一个过程，而不是思想的全部。而思想的永恒的那个存在，则是我们要久久纠缠的。有什么比知识的攀援更有意义呢？在事功与纯粹之间，后者给他的诱惑是显然的。

    知堂在纪念北大成立三十二周年时，有篇文章叫《北大的支路》，大意是大学有读书不忘救国的传统，也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其实他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但在战乱频仍的时代，也只好把为学术而学术看成支路，那是无可奈何的缘故吧。社会流行的东西，北大倒不必去顾及，要研究一些深层的东西，提供一点精神的资源才是真的。照知堂的意见，大学的任务是做别人不做而不做人家所做的事，即可以远离热闹，静心地在学问里。倒是鲁迅看重精神的力量，以为大学要有精神的闪光，不为迂腐的存在所扰。《我观北大》的文章里说：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对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来看，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逐年地有些改变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

    鲁迅的意思是，北大不能没有思想的喷射。知识如果到了自恋的程度，是与改良人生的路很远的。不喜欢大学里政治化的倾向，是一般学者的态度。但在政治出现问题，人生沦入黑暗的时候，大学里的声音显得多么重要。张中行在那个时代，对政治是不敏感的，思想似乎被什么挡住了。今天看来，并无什么大节问题。可是，问题的复杂性是，你要摆脱政治，可政治偏偏纠缠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后来坎坷的路，不就是政治的原因吗？

    不管人们怎样解读北大的历史，张中行坚守的是另外一个北大。那渐渐消失的、不复存在的北大，那个被蔡元培激活了的自由而多样化的北大。他沉醉在无数智者的灵魂里，在曾闪现过的精神的波光中打捞逝去的遗存。那些超功利的狂士之迹，那些无私的精神游走者的声音，对他都是一个遗梦。他甚至觉得在这个梦里比别样的存在更好，自己也确实成了那个时代的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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